崩塌防治工程勘查规范:中 国 园 林 史(1)

第一章 园林的形成与发展

前  言

    我国的园林艺术，如果从殷、周时代囿的出现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园林艺术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世界园林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并具有及其高超的艺术水平和独特的民族风格。

    在世界各个历史文化交流的阶段中，我国“妙极自然，宛自天开”的自然式山水园林的理论，以及创作实践的影响所及，不仅对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而且对欧洲一些国家的园林艺术创作也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为此，我国园林被誉为世界造园史上的渊源之一。

    自唐、宋始，我国的造园技术传入日本、朝鲜等国。明末计成的造园理论专著—《园冶》流入日本，抄本题名为《夺天工》，至今日本许多园林建筑的题名都还沿用古典汉语。特别是在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把杭州西湖的园林称誉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从而使杭州的园林艺术名扬海外。今天，它更是世界旅游者友心中向往的游览胜地。

    在18世纪，中国自然式山水园林由英国著名造园家威廉·康伯介绍到英国，使当时的英国一度出现了“自然热”。清初英国传教士李明所著《中国现势新志》一书，对我国园林艺术也有所介绍。后来英国人钱伯斯到广州，看了我国的园林艺术，回英国后著《东方园林论述》。

    由于人们对中国园林艺术的逐步了解，英国造园家开始对规则式园林布局原则感到单调无变化。从而，东方园林艺术的设计手法随之发展。如1730年在伦敦郊外所建的植物园，即今天的英国皇家植物园，其设计意境除模仿中国园林的自然式布局外，还大量采用了中国式的宝塔和桥等园林建筑的艺术形式。

    在法国不仅出现“英华园庭”一词，而且仅巴黎一地，就建有中国式风景园林约二十处。从此以后，中国的园林艺术在欧洲广为传播。

    我国的自然式山水园林艺术，为我们民族所特有的优秀建筑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造园理论和创作实践经验。

    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古典园林艺术成就，特别是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建设势必要充分反映劳动人民物质与精神的需求为使人们有优美的休养、休息以及文化娱乐的活动场所，就必然要进行园林建设。

    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风景园林的开发与建设也将随之兴旺发达起来，自然风景资源的开发也必将加快步伐。如何借鉴我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经驮造就要进行总线吸取其精电为我们今天的新型园林建设服务。

一、概述

    我国古典园林建造的历史始于何时，至今尚无明确的定论。但从园林建筑的使用性质来分析，园林主要是供游憩、文化娱乐、起居的要求而兴建，而使用者则必须占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和劳动力，才有可能建造供他们游憩享乐的园林。

    在人类的生产能力很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弱时，即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获得生活资料的原始社会，是谈不到造园活动的。《礼记·札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即便是到了久、新石器时代的繁荣时期，有了典型的村落，如西安半坡村，锄耕农业和家畜饲养已出现，用手制的形态和花纹都很精致的彩陶，有些陶器上还刻有类似文字的符号。但该时期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十分低下，也只能提供极其微小的多余东西。

    只有当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后，由于生产的增长，交换的扩大，奴隶主的财富不断增加，从而他们的思想和趣味也随之起了变化。这时，既有奴隶经济基础的剩余生活资料可供奴隶主使用，又有可供他们驱使的劳动力，这就为满足他们要过奢侈享乐生活所需的园林的建造活动提供了条件。如在我国古代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农业和手工业都有相当的发展，那时已有青铜器，有锛、凿、刀、锥、戈等工具，为营造活动提供了技术上的条件。因此，在夏朝已经出现了宫殿建筑。

    商朝的甲骨文是商代文化的巨大成就，文字构造以象形为主，现已认识的字约有两千个。商代已有立法，有相当的天文知识，雕刻艺术也很发达。从商朝的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情况看，已具备了造园活动的基础。而甲骨文中又有园、圃、囿等字的出现，也就引起了园林的营造活动和最初形式到底是开始于商朝还是周朝，以及最初形式是园、圃，还是囿的讨论。

    从有关记载，如《周礼》的：“园圃树果瓜，时敛而收之”；《说文》的：“囿，养禽兽也”；《周礼地官》的：“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等等中，说明囿的作用主要是放牧百兽，以供狩猎游乐。在园、圃、囿三种形式中，囿具备了园林活动的内容，特别是从商到了周代，就有周文王的“灵囿”。据《孟子》记载：“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中养有兽、鱼、鸟等，不仅供狩猎，同时也是周文王欣赏自然之美，满足他的审美享受的场所。可以说，囿是我国古典园林的一种最初形式。

    到了封建社会的秦代，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在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统一的大国后，连续不断的营建宫、苑，大小不下三百处，其中最为有名的应推上林苑中的阿房宫，周围三百里，内有离宫七十所，“离宫别馆，弥山跨谷”。可以想见，规模是多么宏伟。

    在终南山顶上建阙，在当时来说已算是一种高大的建筑物了。山本静，水流则动。当时人们已经懂得了这其中的道理，把樊川的水引来作池，苑中还有涌泉、瀑布，以及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规模相当壮观。

    汉代，所建宫苑以未央宫、建章宫、长乐宫规模为最大。汉武帝在秦上林宛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苑中有宫，宫中有苑，在苑中分区养动物，栽培各地的名果奇树多达三千余种，不论是其内容和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

    从三国到隋朝统一中国的四百六十多年中，由于战乱较多，在没落、无为、循世和追求享乐的思想影响之下，宫苑建筑之风盛行，又因当时建筑技术与材料已相当发达，建筑装饰中色彩丰富以及优美的纹样图案等，都为造园活动提供了技术与艺术的条件。

    这一时期有影响的苑室，如三国时代曹操所建的铜雀台，台是建在南北五里，东西七里的郓城(今河南临漳)，规模虽不算太大，规划却相当合理，说明当时的城市规划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台本身来说，已经不是一般的建筑，出现了五层楼阁，可以说它是当时的高层建筑了。在台与台之间设有可以放置或卸下的阁道(类似浮桥)，而且是用机械设备开动，足以说明当时工程技术的进步。

    在三国魏晋时期，产生了许多擅长山水画的名手。他们善于画山峰、泉、丘、壑、岩等。为此，在山水画的出现和发展的基础上，由画家所提供的构图、色彩、层次和美好的意境往往成为造园艺术的借鉴。

    这时文人士大夫更是以玄谈隐世，寄情山水，以隐退为其高尚，更有的文人画家以风雅自居。因此，该时期的造园活动将所谓“诗情画意”，也运用到园林艺术之中来了，为隋唐的山水园林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国时，魏文帝还“以五色石起景阳山于芳林苑，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吴国的孙皓在建业(今南京)“大开苑圃，起土山楼观，功役之费以万计”。晋武帝司马炎重修“香林苑”，并改名为“华林苑”。

    在以园林优美闻名于世的苏州，据记载在春秋、秦汉和三国时代，统治者已开始利用这里明山秀水的自然条件，兴建花园，寻欢作乐。东晋顾辟疆在苏州所建辟疆国，应当是这个时期江南最早的私家园林了。

    南朝，梁武帝的“芳林苑”，“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他广建佛寺，自己三次舍身同泰寺，以麻痹人民。北朝，在盛乐(今蒙古和林格尔县)建“鹿苑”，引附近武川之水拄入苑内，广九十里，成为历史上结合蒙古自然条件所建的重要的园林。

    隋杨帝时更是大造宫苑，所建离宫别馆四十余所。杨广所建的宫苑以洛阳最宏伟的西苑而著称，据《隋书》记载：“西苑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海北有渠，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穷极华丽”，为供游玩的龙舟及其它船只数万艘，由此可以看出游园活动的规模之大。苑内有周长十余里的人工海，海中有百余尺高的三座海上神山造景，山水之胜和极多的殿堂楼观、动植物等。这种极尽豪华的园林艺术，在开池筑山，模仿自然，聚石引水，植林开涧等有若自然的造园手法，为以后的自然式造园活动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唐代，这是继秦汉以后我国历史上的极盛时期。此时期的造园活动和所建宫苑的壮丽，比以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在长安建有宫苑结合的“南内苑”、“东内苑”、“芙蓉苑”及骊山的“华清宫”等。著名的“华清宫”至今仍保留有唐代园林艺术风格，是极为珍贵的了。

    在宋代，有著名的汴京“寿山艮岳”(今开封)，周围十余里，规模大、景点多，其造园手法也比过去大有提高。

    明朝，在北京建有“西苑”等。清代更有占地8400多亩的热河“避暑山庄”，以及与世界文化历史上著名的古迹、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相比拟的“圆明园”等。

    如今，若把我国园林艺术约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划分阶段的话，大致可分为：商朝产生了园林的雏形—囿；秦汉由囿发展到苑；唐宋由苑到园；明清则为我国古典园林的极盛时期。

二、园林的最初形式——商朝的囿

    在古代，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一个脱离生产劳动的特殊阶层出现以后，经济基础以及技术、材料达到一定的水平，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艺术等开始达到比较发达的阶段，这时才有可能兴建和从事于以游乐休息为主的园林建筑。

    大约在公元前16～11世纪，在商朝奴隶社会里，以商王为首的贵族都是大奴隶主，从事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广大劳动者，都是奴隶(农业奴隶叫“众”或“众人”，家内奴隶叫妾、奚、仆等)；在战争今俘虏来的异族人也都留作奴隶。

    当时商朝国势强大，经济也发展较快。文化上不仅发明了有以象形为主的文字，还有会意、形声、假借等字。在商朝的甲骨文中有了园、圃、囿等字，而从它们的活动内容可以看出囿最具有园林的性质。

    在商朝末年和周朝初期，不但“帝王”有囿，等而下之的奴隶主也有囿，只不过在规模大小上有所区别。在商朝奴隶社会里，奴隶主盛行狩猎取乐，如殷朝的“帝王”为了游猎和牧畜，专门种植刍秣和圈养动物，并有专人经营管理。《史记》中就记载了殷纣王“原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奇物……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乐戏于沙丘”。

    从各种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商朝的囿，多是借助于天然景色，让自然环境中的草木鸟兽及猎取来的各种动物滋生繁育，加以人工挖池筑台，掘沼养鱼。范围宽广，工程浩大，一般都是方圆几十里，或上百里，供仅隶主在其中游憨、礼仪等活动，已成为奴隶主娱乐和欣赏的一种精神享受。在囿的娱乐活动中不只是供狩猎，同时也是欣赏自然界动物活动的一种审美场所。

    商朝社会已有了奴隶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并以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狩猎已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为了重温过去的生活方式，为了得到再经历一次的享受，转而成为专门供脱离生产活动的奴隶主娱乐和享受。

    所以说，我国园林的兴建是从殷周开始的，囿是园林的最初形式，而且这种园林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即使到了清朝也还未脱离开。如避暑山庄，从康熙到乾隆，都还经常在避暑山庄内举行骑马射箭等礼仪、游憩活动。

三、春秋战国的囿苑与文化

    春秋、战国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社会等万事万物做出解释，并提出各自的主张，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史称参加争鸣的各派为“诸子百家”，其中主要的有儒、道、墨、法、杂家等。

    孔丘是儒家的创始人，相传曾删定六经(诗、书、易、礼、春秋、乐)为儒家的教材，他的主要言论汇集在《论语》一书中。儒家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为孟轲，一为荀况。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李悝、商鞅、韩非。

    春秋、战国时期的绘画也有相当发展，有壁画、帛画、版画等，主要绘人物、鸟、兽、云、龙和神仙等等。

    由于春秋、战国文化、艺术比较发达，表现在建筑上也有很大的进步，如宫室建筑下有台基、梁柱上面都有装饰，墙壁上也有了壁画，砖瓦的表面有精美的图案花纹和浮雕图画。如《诗经》中对当时宫殿形式的描述是“如翚斯飞”，这说明我国古典建筑屋顶造型上出檐伸张和屋角起翘，在春秋战国，甚至是周期已经有了。

    据《述异记》上记载：“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豆五里，祟馆土木，弹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宵宫作长夜之饮”。“吴王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构玉槛，宫楹槛，珠玉饰之”，可以看出当时的宫室不仅规模宏大，而且也非常华丽。

    另据记栽，吴王夫差曾造梧桐园(今江苏吴县)，会景园(在嘉兴)。记载中说：“穿沿凿池，构亭营桥，所植花木，类多茶与海棠”，这说明当时造园活动用人工池沼，构置园林建筑和配置花木等手法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上古朴素的囿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章 秦汉宫苑

一、秦统一中国和大规模的宫苑建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物质、经济、思想制度等方面做了不少统一的工作。为了防范旧贵族的反抗，迁徒六国贵族和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及南阳、巴蜀等地，削弱他们的政治、经济势力。秦始皇在咸阳营造宅地，“写放”(即照样画下)六国宫室，照式建筑在北阪上，可说是集中国建筑之大成，使建筑技术和艺术有了进一步发展。

    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即皇帝行车的路)，以咸阳为中心，东至河北、山东，南至江苏、浙江等省。又修“直道”，自咸阳，经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上郡，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驰道宽五十步(按秦制六尺为步，十尺为丈，每尺合今制27.65厘米)，路边高出地面，路中央宽三丈，是天子行车的道。每隔三丈种植青松，标明路线。

    始皇灭六国后，拆除六国战时的城廓决通川防。于公元前215年(始皇三十二年)，派将军蒙恬率士卒二十万人，北击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置四十四县。又修缮旧秦、赵、燕长城，连接起来，这就是有名的万里长城。

    始皇在较短的时间里，修宫殿，造坟墓，伐南越，筑长城，修驰道。每年至少有二百万丁男在征发之中，这个数字约占当时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仅宫殿这一建筑类型，大小不下三百余处，比较著名的宫室有信宫和阿房宫。这期间，囿也得到了进—步发展，除游乐狩猎的活动内容外，囿中开始建“宫”设“馆”，增加了帝王在其中寝居，以及静观活动的内容。

    《史记·始皇本记》记载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后更名信宫为极庙。自极庙道骊山，作甘泉前殿，筑南道，自咸阳属之。《三辅黄图》载：“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信宫亦称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咸阳“北至九峻、甘泉(山名)，南至鄠、杜(地名鄠县和杜顺)，东至河，西至汧、渭(水名)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从这种描写和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的规模，可见信宫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秦始皇还建造了历史上著名的朝官—阿房宫。《史记·始皇本记》载“始皇帝三十五年，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乃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阿房为朝宫先作之前殿，庭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

    据《三辅黄图》记载：“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末成而亡。姑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作阿房前殿，东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建五丈旗。以木兰为梁，以磁石为门，怀刃者止之”。“周驰为复道，度渭属之咸阳，以象太极阁道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基旁，故天下谓之阿房宫”。

    从“以磁石为门，怀刃者止之”的记述可以看出，当时冶炼技术相当发达。另一方面，秦始皇先后荡平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他自知积怨甚多，会有许多人想要暗算他，因此他的阿房宫大殿北门用巨大的磁铁做成，为防备刺客，要有穿铁甲或暗藏兵器潜至殿门的话，就会被磁铁大门牢牢吸住，使你动弹不得。这也说明了园林建筑被少数人所占有的性质。

    从信宫和阿房宫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秦朝的宫苑建筑大抵因势而筑(随着自然形势来筑造)，规模宏伟壮丽，来表示帝王的尊严和极权。但正是由于秦朝徭役赋税繁重，因而激起秦末农民大起义，促成秦的灭亡，前后只有十五年。

二、汉代的文化和宫苑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4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在政治、经济方面基本上承袭了秦王朝的制度。西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时期之一，主要原因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政治情况有所改善，地主经济得到大发展。

    在哲学与宗教方面，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家的经典几乎无存，通经的儒生也很少。西汉前有些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上传授了一些经书，以隶书记录下来，叫做今文经。此后，又相继在孔子的旧宅或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用战国文字写的经典，这些经典多数归国家。西汉末年，刘向等人整理旧的经典，叫做古文经。从此开始，一直到东汉末年，今、古文经两派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两汉时期的主要宗教有道教和佛教。道教是由黄老学说与巫术结合而产生的，大约形成于东汉(公元25～220年)中期。最早的经典是《太平清领书》，共一百七十卷，今存的《太平经》残本基本上保存了这部经典的面貌。佛教是西汉之际由西域传来的，东汉明帝时，蔡惜至印度研究佛学归来，在京师洛阳建寺译经，中国开始有汉译本佛经。东汉末，西域僧人安世高来洛阳译经一百七十五部，百余万言。从此，佛教教义在中国流传。

    儒教学说的发展，道教产生，佛教的传入，对汉以后寺院丛林的产生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汉代的文学家许多有作赋的特长，如贾谊、司马相如、张衡等。两汉时期的绘画、雕塑、舞蹈、杂技等都很发展，张衡等人的作品可以说是当时的代表。

    在汉代也是我国建筑业发展较快的时期，如砖瓦在汉代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格。除一般的筒板瓦、长砖、方砖外，从汉代的石阙、砖瓦、明器、画像等图案来看，说明框架结构在汉代已经达到完善的地步。

    框架结构的形成，对建筑形式的变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屋顶形式如悬山、硬山、歇山、四角攒尖、卷棚等，在汉代已经出现。屋顶上的直搏脊、正脊，正脊上有各种装饰，用斗拱组成的构架也出现，而且斗拱本身不但有普通简便的式样，还有曲拱柱头等。已经有柱形、柱础、门窗、拱卷、栏杆、台基等多变的形式。在汉代，建筑艺术的形成、发展、变化，为我国木结构建筑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形成我中华民族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而这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也直接为园林建筑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汉武帝刘彻在国力强盛之时，政治、经济、军事都很强大，并且在此时大造宫苑。把秦的旧苑上林苑，加以扩建形成为苑中有宛，苑中有宫，苑中有观。其规模之大，可以从《汉旧仪》所载看出：“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其中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另《关中记》载：“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三十五”。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我国古典园林汉代的皇家禁苑上林苑，正证明“古谓之囿汉谓之苑”的历史发展事实。一方面苑中养百兽供帝王狩猎，这完全继承了古代囿的传统，而汉代的苑中又有宫与观(供登高远望的建筑)等园林建筑，并作为苑的主题，在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人工内容逐渐成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林苑，宛中又有三十六苑，如宜春苑、御宿苑、思贤苑、博望苑等，从各个不同的苑又可以看出上林苑的活动与使用内容是比较多的。如思贤苑是专为招宾客的，实际上是搜罗人才的地方。御宿苑则是汉武帝的禁苑，是他在上林苑中的离宫别馆：“游观止宿其中，故曰御宿”。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造园者在总体布局与空间处理上，把全园划分成若干景区和空间，使各个景区都有景观主题和特点。后来我国历代皇帝所造园林都师承了汉代宛的活动内容，并有所发展。

    据《汉旧仪》记载，“上林苑中有六池、市郭、宫殿、鱼台、犬台、兽圈”，仅建筑而言，据陈宜的《三辅黄图校证》中记载，就有“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建章宫、承光宫、储元宫、包阳宫、尸阳官、望远宫、犬台宫、宣曲宫、昭台宫、蒲陶宫；茧观、平乐观、博望观、益乐观、便门观、众鹿观、榴木观、三爵观、阳禄观、阴德观、鼎郊观、椒唐观、当路观、则阳观、走马观、虎困观、上兰观、昆池观、豫章观、朗池观、华光观”。可以看出，各种不同功能的建筑数量相当多。

    上林苑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景区，昆明池、如祀池、郎池、东陂池、池镐池、蒯池等池沼水景，在建章宫有太液池等。据《三辅故事》记载：“昆明池盖三百二十顷，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鱼，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风盖，建华旗，作棹歌，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昆明池也用以载欲载舞，皇亲贵族乘舟听萧妓，真可以说是游乐临观，其乐无穷了。

    上林苑中的植物配置也相当丰富，特别是远近群臣各献奇树异果，单是朝臣所献就有二千多种。建军官是上林苑中最重要的宫城，而建章宫北太液池是组景很好的园林景区，池中有蓬莱、瀛洲、方丈，像海中神山。《两京杂记》中还记载：“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树池，池中有洲，洲上杉树一株，六十余围，望之重重如彩盖，故取为名”。又有彩蛾池“武帝凿池以玩月，其旁起望鹊台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宫人乘舟弄月影，名影娥池，亦曰眺蟾台”。这都说明太液池水景区的水面划分与空间处理，以及水面的意境都是很有奇趣的。

    在汉代的宫室建筑中，长乐宫和未央宫规模都较大，另外还有长杨宫，甘泉宫等。但在汉代众多的宫殿建筑中，上林苑应该是汉代皇家禁苑的代表作。

    从以上对上林宛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园林布局中，栽树移花、凿池引泉不仅已普遍运用，并且也非常注意到如何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而且也开始注重石构的艺术，进行叠石造山，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造园手法，自然山水，人工为之。苑内除动植物景色外，还充分注意了以动为主的水景处理，学习了自然山水的形式，以期达到坐观静赏、动中有静的景观目的。

    这种人为的园林山水造景的出现，为以后的山水园林艺术设计与发展开创了先例。而园林艺术的基本组成，无非是由山、水、建筑等要素来表达造园的意境，或者说主题。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我国的造园家们就已经注意和探索这一问题，不能不说明我国园林艺术的历史是多么悠久了。当时的园林，尽管其艺术水平相当的高，但只是为帝王贵族所独享，为少数人所占有。

    汉初商业发达，富商大贾的奢侈生活不下王侯。地主、大商为此也经营园囿，来满足他们寻欢作乐的需要。据《酉京杂记》记载：“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童八九百人。于北氓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等奇兽珍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彀，延馒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培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移扉，行之移晷不能偏也。

    袁广汉的私家园今天虽已不复存在，因此也无从考证，但从记载的情况来看，早在汉朝，我国不仅已有相当规模的帝王宫苑，而且有了私人园林建筑。其造园的规模与皇家禁苑有大小的差别，但造园的手法以及园的形式、内容等，都极其相似。

    总之，从汉朝上林苑的内容与形式，我们可以看出，上林宛基本是继承了古代囿的传统发展而来的。古代的囿，虽然已经初具园林艺术的某些特征，但它基本上是以自然环境为主，一般只是稍加人工的成分，造园的意境与构思还是极为初级的。而秦汉的宫苑是在圈定的一个广大地区中的囿和宫室的综合体。苑中有苑、有宫城、有宫观，所谓离宫别馆相望，周阁复道相属、宫室建筑群成为苑的主体，无论从内容、形式、构思立意，以及造园手法、技术、材料等各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应该说是真正具有了我国园林艺术的性质。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与园林艺术

一、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长期的混乱时代。这时期的哲学主要有两大派，一是以“玄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一是以“无君论”和“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这一时期的宗教相当发展，也主要有两种，一为佛教，一为道教。

    东晋统治阶级提倡信仰佛教，西域的许多僧侣东来，中国人西去求教的也不少。名僧法显曾到古印度求法，带回大量经典。他所著的《佛国记》，汉名《法显传》一书，是极重要的历史文献。当时的名僧还有佛图澄、释道安、慧远等。随着佛教勃兴，佛寺建筑大为发展，木塔、砖塔也就在南北朝时代兴建。

    伴随佛教而来的信奉宗教的绘画艺术、人物肖像画出现了繁荣的新面目，雕刻艺术就是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北魏开始开凿的敦煌千佛洞、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等，都被称为中国艺术的大宝库。东晋顾恺之等人的绘画及绘画理论都有极高的成就，现有顾恺之的摹本《女史箴》，是我国文化的珍品。王羲之父子的书法以及当时的音乐、戏剧等都有很大的成就。

二、魏晋南北朝的园林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对我国园林艺术创作中的布局、构图、手法等，都有较大的影响。他的六法其一是“气韵生动”，“气韵”是一幅画的总的艺术效果和它的艺术感染力。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一幅绘画作品有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

    其二是“骨法用笔”，即绘画的造型技巧。“骨法”一般指事物的形象特征；“用笔”指技法，用墨“分其阴阳”，更好地表现大自然的阴阳明晦、远近疏密、朝幕阴晴，以及山石的体积感、质量感等。下笔之前要充分“立意”，作到“意在笔先”，下笔后“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一气呵成，画完后又能作到“画尽意在”。

    其三是“应物象形”，即物体所占有的空间、形象、颜色等。

    其四是“随类赋彩”，即画家用不同的色彩来表观不同的对象。我国古代画家把用色得当和表现出的美好境界，称为“浑化”，在画面上看不到人为色彩的涂痕，看到的是“秾纤得中”，“灵气惝恍”的形象。我国山水画家在色彩运用上的这种“浑化”的境界，与我国园林艺术中的建筑、绿化、山水等色彩处理上的清淡雅致等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但自然中的景色入画，画的色彩是不变的，而园林艺术的色彩却可以随着一年四季，或一天内早中晚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园林与绘画的不同特点，也是绘画达不到的。

    其五是“经营位置”，即考虑整个结构和布局，使结构恰当，主次分明，远近得体，变化中求得统一。我国历代绘画理论中谈的构图规律，疏密、参羡、藏露、虚实、呼应、简繁、明暗、曲直、层次以及宾主关系等，既是画论，更是造园的理论根据。如画家画远山则无脚，远树无根，远舟见帆而不见船身，这种简繁的方法，既是画理，也是造园之理。园林中的每个景点，犹如一幅连续而不同的画面深远而有层次，“常倚曲阑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这都是藏露、虚实、呼应等在园林建筑中的应用，宜掩则掩，宜屏则屏，宜敞则敞，宜隔则隔，抓住精华，俗者屏之，使得咫尺空间，颇能得深意。

    其六是“传移模写”，即向传统学习。

    从魏晋开始，南北朝的园林艺术向自然山水园发展，由宫、殿、楼阁建筑为主，充以禽兽。其中的宫苑形式被扬弃，而古代苑囿中山水的处理手法被继承，以山水为骨干是园林的基础。构山要重岩覆岭、深溪洞壑，崎岖山路，涧道盘纡，合乎山的自然形势。山上要有高林巨树、悬葛垂萝，使山林生色。叠石构山要有石洞，能潜行数百步，好似进入天然的石灰岩洞一般。同时又经构楼馆，列于上下，半山有亭，便于憩息；山顶有楼，远近皆见，跨水为阁，流水成景。这样的园林创作方能达到妙极自然的意境。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文人雅士厌烦战争，玄谈玩世，寄情山水，风雅自居。豪富们纷纷建造私家园林，把自然式风景山水缩写于自己私家园林中。如西晋石祟的“金谷园”，是当时著名的私家园林。石祟，晋武帝时任荆州刺史，他聚敛了大量财富广造宅园，晚年辞官后，退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据他自著《金谷诗》：“余有别庐在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田四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晋代著名文学家潘岳有诗咏金谷园之景物，说明石祟经营的金谷国，是为老年退休之后安享山林之乐趣，并作为吟咏作乐的场所。地形既有起伏，又是临河而建，把金谷涧的水引来，形成园中水系，河洞可行游船，人坐岸边又可垂钓，岸边杨柳依依，又有繁多的树木配置，养鸡鸭等，真是游玩、吃喝皆具了。

    北魏自武帝迁都洛阳后，大量的私家园林也随之经营起来。据《洛阳伽兰记》记载：“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争，祟门丰室、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芸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入其后园，见沟读赛产，石蹬碓尧。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洛阳造园之风极盛。在平面的布局中，宅居与园也有分工，“后园”是专供游憩的地方。石蹬碓尧，说明有了叠假山。朱荷出池，绿萍浮水。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绿化布置，不仅说明绿化的树木品种多，而且多讲究造园的意境，也即是注意写意了。

    私家园林在魏晋南北朝已经从写实到写意。例如北齐庚信的《小园赋》，说明了当时私家园林受到山水诗文绘画意境的影响，而宗炳所提倡的山水画理之所谓“坚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回”，这成为造园空间艺术处理中极好的借鉴。

    自然山水园的出现，为后来唐、宋、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三、佛教与佛寺丛林

    随着佛教的传入，佛寺建筑兴起，佛寺特多。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的佛寺多达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较大的寺院都拥有大量田地和其他财产，奴役一般为“僧尼”、“白徒”、“养女”或贫苦农民，为他们耕种田地。他们还经营商业，放高利贷，这就是寺院经济。东晋释道恒曰：“憎尼或垦植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聚蓄委积，颐养有余，或指空谈，坐食百姓。”(《弘明集》第六释道桓《释驳沦》)。

    自从北魏奉佛教为国教，更是大建佛寺。《洛阳伽兰记》记载，从汉末到西晋时只有佛寺四十二座，到北魏时，洛阳城内外就有一千多座，其他州县也建佛寺。到了北齐时全国佛寺约有三万多所，可见当时佛寺的盛况。

    在佛教兴盛时代，因为魏朝提倡和宣传与信仰的关系，帝王贵族豪华宫殿建筑也大量地用在佛寺建筑上，因此佛寺建筑都装饰得华丽和金碧辉煌，与帝王的宫城一样豪华和大气派。

    佛教建筑在总的布局上，有供奉佛像的殿宇和附属的园林部分，这和私家园林居住与园林部分类似，因此构成佛寺园林。

    佛寺园林的建造，都需要选择山林水畔作为参禅修炼的洁净场所。因此，他们选址的原则是：一是近水源，以便于获取生活用水；二是要靠树林，既是景观的需要，又可就地获得木材；三是地势凉爽、背风向阳和良好的小气候。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的往往都是风景幽美的地方，“深山藏古寺”就是寺院园林惯用的艺术处理手法。

    这种佛寺园林建筑即使在城市中心地段，也多采用树木绿化来点缀，创造幽静的环境，而在近郊的佛寺建筑总是丛林培植，花木取胜。如今保存完好的佛寺建筑，如泉州的开元寺，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千年古刹，它是由佛教建筑与塔组成的寺院丛林。当时最大的寺院，应推建康(今南京)的同泰寺(今鸡鸣寺)，杭州的灵隐寺和苏州的虎丘云岩寺、苏州北寺塔等，皆在此时陆续兴建。

    佛寺园林不同于一般帝王贵族的苑囿。寺院丛林已经有了公共园林的性质。帝王臣贵各造范囿宅园，独享其乐，而穷苦的庶民百姓，只有到寺院园林中去进香游览。由于游人多，求神拜佛者都愿施合，这又从经济上大大促进了我国不少名山大川，如庐山、九华山、雁荡山、泰山、杭州的西湖等的开发。

四、皇家园林

    洛阳是东汉、魏、西晋、北朝历代的首都，城址在今洛阳市区东面约十五公里。东汉末年，在洛阳已有皇家园林十余所之多，魏、晋时期在汉旧有的基础上又加以扩建，如芸林苑就是其中之一，它是魏明帝时加以扩建的。

    芸林苑在洛阳城内北偏东，汉之旧苑：“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帝愈增祟宫殿，雕饰楼阁，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大石子太行谷城之山，起景阳山于芸林之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于是百役繁兴，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居力”(《魏春秋》)。扩建芸林苑时皇帝也亲自率百官参加，可见芸林苑是重要的一座皇家园林了。

    “青龙三年(235年)……于芸林苑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技歌者各有数千。通引水过九龙殿前为玉片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水，使博士马均作司市东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景初元年起土山于芸林宛西阪，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以禽兽置其中”。(《魏略》)

    芸林苑可以说是仿写自然，人工为主的一个皇家园林，园内的西北面以各色文石堆筑为土石山，东南面开凿水池，名为“天渊池”，引来谷水绕过主要殿堂前，形成园内完整的水系。沿水系有雕刻精致的小品，形成很好的景况。又有各种动物充其中和种树木花草，还有供演出活动的场所。从布局和使用内容来看，既继承了汉代苑囿的某些特点，而又有了新的发展，并为以后的皇家园林所模仿。

    北魏洛阳的皇家园林，在《洛阳伽兰记》记载中还有“千秋门内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那是魏文帝(苔五)所筑者，台上有八角井。高视于井北造凉风观，登之远望，目极洛川。……”

    从记载中可以略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家园林的简单情况。比起当时的私家园林来看，它已具有规模大、华丽、建筑量大，但却没有私家园林富有曲折幽致、空间多变的特点。

第四章 隋唐苑园

    魏晋南北朝以前的苑囿，其主要特点是气派宏大、豪华富有，在内容方面尽量包罗万象。而艺术性还处于初期阶级，既不可能富有诗情画意，更不可能考虑韵味和含蓄，也没有悬念。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没有过多的政治束缚，当时的文化思想领域也比较自由开放，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加之文学绘画等方面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美从直观、机械、形式的认识中有所突破，不再是单纯地追求巨大的花园、崇尚富贵、铺张罗列，而是追求自然恬静、情景交融，这为以后的园林艺术创作是一个崭新的开拓。

隋朝的宫苑(公元58l～618年)

    隋炀帝杨广是我国历史上以荒唐著名的皇帝，隋朝虽短，但在我国建筑史上却留下了许多令后人眩目的建筑作品。如大运河，今天仍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兴建大兴城(即唐长安)，以空前的规模与布局独步世界城市；河北赵县的安济桥，无论是从工程结构还是艺术造型，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杰作；敦煌、龙门等石窟，表现出佛教艺术民族化的新趋向。

    隋朝极盛时期的版图，“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目末(今新疆目末县)，北至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隋书》卷29《地理志》)。

    隋朝也大造宫苑，隋炀帝所修的显仁宫，“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隋书》卷24《食货志》)，“五年，西巡河右。……帝乃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夜服车马不鲜者，州县督课，以夸示之”(同上)，“登极之处，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筑长城东西千余里，皆征百万余人，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

    隋炀帝大业元年(606年)在洛阳兴建的西苑，是继汉武帝上林苑后最豪华壮丽的一座皇家园林。据《隋书》记载：“西宛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百余尺，台观殿阁，罗塔山上。海北有渠，萦纡注海，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穷极华丽”。《大业杂记》载：“苑内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十丈，上有通真观、习灵台、总仙宫，分在诸山。风亭月观，皆以机成，或起或灭，若有神变，海北有龙鳞渠，屈曲周绕十六院入海”。

    关于西苑十六院，《大业杂记》中记有延光院、明彩院、合香院、承华院、凝辉院、丽景院、飞英院、流芳院、耀仪院、结骑院、百福院、资善院、长春院、永乐院、清暑院、明德院，每院开东、西、南三门，门开临龙鳞渠，渠宽二十步，上跨飞桥，过桥百步即杨柳修竹，四面郁茂，名花异草，隐映轩陛(台阶)。另有逍遥亭，结构之丽，冠于古今。十六院相互仿效，每院置一屯，每院置四品夫人一人，有宫人管理，养猪、牛、羊等，穿池养鱼，为园种蔬菜瓜果等无所不有。另外筑游观数十、或泛轻舟画舸，习采菱之歌，或升飞桥阁道，奏游春之曲。

    从西苑总的布局内容不难看出，是以人工叠造山水，并以山水为园的主要脉络，特别是龙鳞渠为全园的一条主要水系，贯通十六个苑中之园，使每个庭院三面临水，因水而活，并跨飞桥，建逍遥亭，丰富了园景。绿化布置不仅注意品种，而且隐映园林建筑，隐露结合，是非常注意造园的意境，形成了环境优美的园林建筑。每个庭院虽是供妃嫔居住，但与皇帝禁宫有着明显的不同，对以后的唐代宫苑带来较大的影响。

唐代宫苑(公元618～907年)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国富民强，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达到高峰的体现，仅据《全唐诗》所收录，诗人达2200余人，诗歌近五万首。李白、杜甫、白居易是唐代最著名的三大诗人。唐诗的内容涉及到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艺术方面，有位于河南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寺艺术，龙门山从北魏开凿迄于唐，现存石窟1852个，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莫高窟(敦煌石窟、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东南，现尚存四至十四世纪壁画和雕塑的洞窟492个，其中尤以隋唐时期为最多。它不仅是瑰丽的艺术宝库，也是当时某些社会风貌的写照。

    在绘画方面，阎立本、阎立德兄弟为隋唐间著名的艺术家，绘有反映汉藏友好关系的《步辇图》等。擅长绘山水画的李思训、画佛道人物的吴道子等。书法方面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柳公权，笔画清劲遒美，人称“柳体”。

    这一时期的园林也大为发展。北宋时期的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提到，唐贞观开元年间，公卿贵戚在东都洛阳建造的邸园，总数就有一千多处，足见当时园林发展的盛况。唐朝文人画家以风雅高洁自居，多自建园林，并将诗情画意融贯于园林之中，追求抒情的园林趣味。说园林是待，但它是立体的诗；说园林是画，但它是流动的画。

    中国园林从仿写自然美，到掌握自然美，由掌握到提炼，进而把它典型化，使我国古典园林发展形成为写意山水园阶段。如白居易、王维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人物。后因五代十国的战乱，池塘竹树被兵车蹂躏，皆废而为丘壑，高亭大榭也都为烟火焚燎化为灰烬，唐代洛阳的园林艺术可以说是“与唐共灭而俱亡”了。

    王维(公元700～760年)知音律，善绘画，爱佛理，以诗和山水画方面的成就最大。他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和画家，晚年在陕西蓝田县南终南山下作辋川别业。据《唐书》载：“维别墅在辋川，地奇胜，有华子冈、歌湖，竹里馆，茱萸汴，辛夷坞”。《山中与裴迪书》中有：北泺玄霸，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网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水，明灭林外。深苍寒犬，吠声如豹。……步厌经，临清流也。当待春中，草木蔓发，卷山可望。轻倏出水，白鸥骄翼。这种入画的描绘再从《辋川集》的诗句中，更可体会到王维别业的诗情画意了。

    华子冈有：“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等诗句，说明园林建筑建在山岭起伏，树木葱郁的冈峦环抱中的惘川山谷，隐露相合，是王维很得意的好居处了。在文杏馆一景有“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用文杏木作栋梁，香茅草铺屋顶的文杏馆是山野茅庐的构筑，更富山野趣味了。

    另外还有以树木绿化题名的辛夷坞、漆园、椒园等。虽然惘川别业今已不复存，但但从题名和诗情来看，辋川别业是有湖水之胜的天然山地园，别业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未必胜过南方，但由于在造园中吸取了诗情画意的意境，精心的布置，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构成湖光山色与园林相结合的园林胜景。再加上有诗人的着力描绘，使得辋川别业处处引人入胜，流连忘返，犹如一幅长长的山水画卷，淡雅超逸，耐人寻味，既有自然情趣，又有诗情画意。

    一代诗人白居易也像王维一样，游庐山时被自然景观所吸引，营建了庐山草堂。堂前有平地广十丈，中为平台，台前有方池，广二十丈，环弛多山竹野卉，池中种植有白莲，亦养殖白鱼。由台往南行，可抵达石门涧，夹涧有古松老林，林下多灌丛萝。草堂北五丈，依原来的层崖，堆叠山石嵌空，上有杂木异草，四时一色。草堂东有瀑布，草堂西依北崖用剖竹架空、引崖上泉水，自檐下注，犹如飞泉。草堂附近四季景色，春有杜鹃花，夏有潺潺门前溪水和蓝天白云，秋有月，冬有雪。阴暗、显晦、晨昏，千变万化各有异景，犹如多变的水墨画了。

    唐朝所建著名园林之一是华清官，至今保存比较完整。它位于陕西临潼县，离西安东约王十公里的骊山之麓，以骊山脚下涌出的温泉得天独厚，和以杨贵妃赐华清池的艳事而闻名于世。华清官的最大特点是体现了我国早期出现的自然山水园林的艺术特色，随地势高下曲折而筑，是因地制宜的造园佳例。这里青松翠柏遍岩满谷，风光十分秀丽。绿荫丛中，隐现着亭、台、轩、榭、楼、阁，高低错落有致，浑然一体。登上望京楼，还可远眺近览，远望山形，犹如骊马，故名“骊山”。造园家利用骊山起伏多变的地形布置园林建筑，大殿小阁鳞次栉比，楼台亭谢相连，奇树异花点缀其间，风光十分秀丽。尤其当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犹如给青秀山岭抹上一片金色，更加神奇绚丽。所谓“骊山晚照”，被誉为“关中八景”之一。

    华清宫苑中的华清温泉，发现于三千年前的西周。从周幽王在此修建骊宫起，成为秦、汉、唐代帝王游乐沐浴的离宫别苑，其中尤以盛唐时修建的华清宫建筑群规模最大。当年唐太宗利用温泉水建温泉宫，至唐玄宗时改为华清宫，并利用泉水建成华清池。水面有分有聚，以聚为主，则给人以池水漫漫，清澈开朗，深邃莫测之感；以分为主，则产生虚实对比，萦徊曲折，无限幽深之意境。

    这里春天山花烂漫，重峦叠翠。入夏，一池湖水，凝碧浓绿，凉爽宜人；秋日，枫松相映，灿若明霞；隆冬时节，白雪银妆，娇娆迷人。一年四季景色不同，一天四时景色各异。

    华清官本身是一宫城，占地二千平方米，其形方整，由宫殿、亭阁、回廊组成。宫殿座北面南，为高台建筑。进华清宫西门，就是九龙汤，堤上排列着九条精雕细刻、栩栩如生的石龙。出九龙汤南小门，东行百余米，有著名阿房宫遗址和贵妃池。在贵妃池南面不远处，山势陡峻，攀缓而上，可见平地一片。据说，这里曾是唐代长生殿遗址，“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也即是诗人白居易在著名的长诗《长恨歌》里所写的唐玄宗和杨贵把卿卿我我山盟海誓的地方。园林与传说，文化历史相结合、而使得华清宫这一园林艺术而著名，人游其中，叫人顿生怀古之幽思。

    除华清宫、长生殿外，还有朝元阁、集灵台、宜春亭、芙蓉园、斗鸡殿等组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官苑，专供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等宫室权贵们奢侈享乐，悠游林泉。

    华清池仅是华清宫城中的一部分，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沧桑，唐代宫室虽然多已废弃，而天然的温泉依然长流。

第五章 宋元苑园

一、宋代园林

    唐诗宋词，这在我国历史上是诗词文学的极盛时期，绘画也甚流行，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山水诗、山水画。而文人画家陶醉于山水风光，企图将生活诗意化。借景抒情，融汇交织，把缠绵的情思从一角红楼、小桥流水、树木绿化中泄露出来，形成文人构思的写意山水园林艺术。

    这些文人画家本人也亲自参加造园，所造之园多以山水画为蓝本，诗词为主题，以画设景，以景入画，寓情于景，寓意于形，以情立意，以形传神。楹联、诗对与园林建筑相结合，富于诗情画意，耐人寻味。因此，由文人画家参与园林设计，使三度空间的园林艺术比一纸平面上的创作更有特色，对造园活动带来深刻影响，所以，经文人画家着意经营的园林艺术达到了妙极山水的意境。

    郭熹在《林泉高致》中表达的看法，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况。他说“……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月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荡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

    他又说：“山本有可行者，有可观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

    这种对山水画的看法也深刻反映了造园的观点。可行可望只是一般的欣尝，可居可游才能“得其欲”，绘画也不过是纸上的，而营造园林则更可以“快人意，实获我心哉”。因此，宋代的造园活动由单纯的山居别业转而在城市中营造城市山林，由因山就涧转而人造丘壑。因此大量的人工理水，叠造假山，再构筑园林建筑成为宋代造园活动的重要特点。

    唐、宋的写意山水园以汴京(今开封)西北角的著名园林“寿山艮岳”为代表。“寿山艮岳”是北宋有名的皇家园林，它具有很多园林艺术的特点。

    寿山艮岳是先构图立意，然后根据画意施工建造的，园的设计者就是以书画著称的赵佶本人。喜好游山玩水的宋徽宗，更喜欢造园，达到玩物丧志的地步。他在位时，命平江人朱缅专搜集江浙一带奇花异石进贡，号称“花石纲”，并专门在平江设应奉局狩花石。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运送汴京，营造艮岳。

    全园以山石奇秀、洞空幽深的艮岳为国内各景的构图中心。“山周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艮岳的缀山，雄壮敦厚，是整个山岭中高而大的主岳，而万松岭和寿山是宾是辅，形成主从关系，这就是我国造园艺术中“山贵有脉”、“岗阜拱状”、“主山始尊”的造园手法。

    介亭建于艮岳的最高峰，成为群峰之主，是全园的主要景观。这在山水画的创作中叫做“先立宾主之位，次定远近之形”。有了这种总的原则，再加上恰到好处的叠石理水，使得山无止境，水无尽意，“左山而右水，后溪而旁陇”，山因水活，绵延不尽，山水生动。

    艮岳的叠石理水，也为以后的造园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寿山两峰并峙，列峰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澈涟漪，凫雁浮泳水面，栖息石间，不可胜数”。池水出为溪，自南向北行岗脊两石间，往北流入景龙江，往西与方沼、风池相通，形成了谷深林茂，曲径两旁完好的水系。合理的水系，形成艮岳极好的布局，所谓“穿凿景物，摆布高低”。艮岳的东麓，植梅万株，以梅取胜，之西是药用植物配置。西庄是农家村舍，帝王贵族往往齐“放怀适情，游心玩思”的别苑中，欣尝田野风味。

    根据不同的景区要求，布置艮岳中的建筑。亭、台、轩、榭等，疏密错落，有的追求清淡脱俗、典雅宁静，有的可供坐观静尝，而在峰峦之势，则构筑可以远眺近览的建筑，如介亭等。

    艮岳是以山、池作为园林的骨干，但欣赏景点的位置常设在建筑物内，因此这些建筑不仅是休息的地方，而且也是风景的观赏点，具有了使用与观赏的双重作用。艮岳中也有宫殿，但它已不是成群或成组为主的布置，而是因势因景点的需要而建，这与唐以前的宫苑有了很大的不同。

    因地制宜的造园原则，使艮岳构园得体，精而合宜。如依山势建楼，有依翠楼，降雪楼等。沼池有洲，洲中植梅或植芦，亭、榭隐于花树之间，形成隐露的庭园景色。这种见树当荫，园中有院，依山就势的园林布置手法，使得造园意境更富有情趣。所谓“宜亭斯亭，宜榭斯榭”。这种因地制宜的造园原则的运用，使得艮岳如“天造地设”，“自然生成”。

    艮岳中养禽兽较多，但其功能作用有了根本的变化，已不再供狩猎之用，而是起增加自然情趣的作用，是园林景观的组成部分之一。

    艮岳的营建，是我国园林史上的一大创举，它不仅有艮岳这座全用太湖石叠砌而成的园林假山之最，更有众多反映我国山水特色的景点；它既有山水之妙，又有众多的亭、台、楼、阁的园林建筑，它是一个典型的山水宫苑，成为宋以后元、明、清官苑的重要借鉴，而元、明、清的宫苑也是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山水宫苑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北宋洛阳园林实例与《洛阳名园记》

    在唐代洛阳是陪都，因此贵族官僚在洛阳兴建了许多园林。在北宋初年，李格非所作《洛阳名园记》中，介绍了洛阳名园十九个，多数是在唐朝庄园别墅园林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但在布局上已有了变化。它与以前园林的不同特点是：园景与住宅分开，园林单独存在，专供官僚富豪休息、游赏或宴会娱乐之用。这种小康式的私家园林，只是私家游尝。

    在十九个名园中，既有花园也有游憩和宅园，每个园都各具特色。

    (一)、属于花园类型的有：

    1、天王院花园子，园中既无池也无亭，独有牡丹十万株，牡丹花开时，花园子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这种而专供赏花而建的园林在我国古典园林中还是少见的；

    2、归仁园，原为唐丞相朱僧孺所有，宋时属中书李侍郎(李清臣)，该园所在地是洛阳城市中一个花簇锦绣、植物配置种类繁多，以花木取胜的园子。但它与天王花园子不同，天王花园子是单一的牡丹园，花过即游园结束，而归仁园则是一年四季花期不断，真可以说是百花园了；

    3、李氏仁丰园是名符其实的花园类型的园林，不仅洛阳的名花在李氏仁丰园中应有尽有，远方移植来的花卉等也种植，总计在千种以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从该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断定，至少是在宋代，已用嫁接的技术来创造新的花木品种了，这在我国造园史上是了不起的成就。李氏仁丰园也不单单养花木，也有以四并、迎翠、灌缨、观德、超然五亭等园林建筑，供人们在花期游园时赏花和休息之用；

    (二)、属于游憩园类型

    4、董氏西园的特点是“亭台花木，不为行列”，也就是说它的布局方式是模仿自然，又取山林之胜。入园门之后的起景点是三堂相望，一进门的正堂和稍西一堂划为一个景区，过小桥流水有一高台。这里在地形处理上注意了起伏变化，不使人进园后，有一览无余之感，又可以说是障景和引人入胜的设计手法。

    如登高台而望，则可略观全园之胜。从台往西，竹丛之中又有一堂，在树木浓郁，竹林深处有石芙蓉(荷花)，更有“水自花间涌出”。在幽深的竹林之中，有令人清心的涌泉，使人“开轩窗四面甚敞，盛夏懊暑，不见畏日，清风忽来，留而不去”。这里确实是盛夏纳凉的好去处，更是有“幽禽静鸣，各夸得意”，使人流连忘返了。

    循林中小路穿行，可达清水荡漾的湖池区，这种先收后放的设计方法，创造出豁然开朗的境界，湖池之南有堂与沏池之北的高亭遥相呼应，形成对景。登亭又可总览全园之胜，但又不是一览无余，“堂虽不宏大，而屈曲甚茁，游音至此，往往相失，岂前世所谓述楼者类也”。小小的西园，意境幽深，空间变化有致，不愧“城市园林”。

    5、董氏东园是专供载歌载舞游乐的园林。园中宴饮后醉不可归，便在此坐下，“有堂可居”。记载说明当时园中有的部分已经荒芜，而流杯亭、寸碧亭尚完好，其它的景观与建筑内容本多，而比较有特色的是除了有大可十围的古树外，西有大池，四周有水喷泻池中而阴出，故朝夕如飞瀑而池水不溢出，说明此园的水景有其高人一等的地方。名园记中说，洛阳人盛醉的到了这里就清醒，故俗称醒酒池，恐怕主要是清意幽新的水面和喷泻的水，凉爽宜人，使人头脑清新，这真是水景的妙用了。

    6、刘氏园以园林建筑取胜，最为突出的是凉堂建筑高低比例构筑非常适合人意。又有台一区，在不大的建筑空间中，楼横堂列，廊庑相接，组成完整的建筑空间，又有花木的合理配置，使得该园的园林建筑更为优美。说明宋代的园林中，不仅重视绿化的配置，而且也相当成熟了。

    7、丛春园的树木皆成行排列种植，这种西方园林布置绿化的方式宋以前还不多见，在洛阳各园中恐怕也只此一园。不过由于唐宋时期对外交流已相当多，因此西方园林绿化配置方法被应用于我国古典园林艺术中，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丛存园的另一特点是借景与闻声，名园记中写道：其大亭有丛春亭、先春亭，丛春亭出茶园架上，北可望洛水，益洛水自西汹涌奔激而东，天津桥者，垒石为之，直力搐其怒而纳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与水争，喷薄成霜雪，声闻数十里。予尝穷冬月夜登是亭，听洛水声，久之觉清冽侵入肌骨，不可留，乃去”。

    丛春院的设计手法有其独特之处，别出心裁的辟地建亭得景，借景园外，景、声俱备，为我所用的借景手法是极为成功的。

    8、古朴幽雅的松岛，在唐朝时为袁象先园，宋为李文(李迪)公园，后为吴氏园。园中多古松，数百年的古松参天，苍劲古老的松树，形成本园的一大特色，松岛园也就此得名。特别是在园的东南隅，双松尤奇。从记载中看，园中还有茅草搭建的亭榭，植竹其旁，又可以说是竹篱茅舍了。这种古雅幽静、野趣自然的园林建筑，也多为现代园所借鉴，实为我们今日造园者样板。

    9、东园坐落在土地贫瘠的城东，那里有一片浩淼弥漫的大水，舟游湖上，如江湖间。以水景为主，形成动观的园林布局，又有渊映、摄水二堂建筑，到映水中，成为水景中的主要建筑，而在湘肤、药圃二堂间列水石，这说明叠石理水的处理手法是有创新的，建筑之间以水石过渡自然，又丰富了园景。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地形，形成景色优美的水景园。

    该园的另一特点是，将原来的药铺圃改建为园，与水景结合，使得园林内容更为丰富。

    10、紫金台张氏园是借景湖水，并引水于园中，又设置四亭，供游园者远眺近览，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憩类的园林。

    11、水北、胡氏二园是相距只十多步的两个园子，它们的主要特点是依就地势，沿渭水河岸掘窑室，开窗临水，远眺“林木荟蔚，烟云掩映，高楼曲谢，时隐时见，使画工极思不可图……”。近览花草树木荟萃，远眺近览皆有景可借，由于“相地合宜”，方达到“天授地设”的境界，当然无须人为施巧，而能“构图得体”，成为洛阳城中胜景。

    12、独乐园的面积比较小，但由于司马光有咏诸亭台诗，诗情画意，使得园林因诗而传诵于世。另外钓鱼庵、采药圃等因是竹林蕃蔓显得很有野趣。园不在大，自然有趣，诗情描写，使得园以文传，园以文存了。

    13、吕文穆园利用自然水系于我用，因地制宜，这是该园的一大特点。木茂竹盛，清澈的流水，直可谓是“水木清华”了。

    另一特点是三亭一桥的园林建筑艺术设计手法，成为宋以后的园林艺术中的楷模，是造园中经常采用的亭桥的手法之一，亭桥结合往往成为园林中很重要的景观建筑。

    （三）属于宅园类型

    14、富郑公园的布置是：从宅向东，先经“探春亭，登四景堂，则一园之景胜，可顾览而得。南渡通津桥，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还。右旋花木中，有百余步，走(经)荫樾亭、赏幽台，抵重波轩而止”，这是水景之南的景区。从重波轩往北走，入大竹林中，这里有“土筠”、“水筠”、“石筠”、“谢筠”四洞，所谓洞者，“皆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从四洞往北，有“丛玉”、“披凤”、“漪岚”、“夹竹”、“兼山”五亭错列竹中，稍南有梅台、天光台，“洞之南而东还，有卧云堂，堂与四景堂并南北，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凡坐此，则一园之胜可拥而有也。”

    该园的艺术特点在于以景分区，在景区中注意起景、高潮和结束的安排。各个景区各具特色，或为幽深的景，半路半含于花木竹林中，翠竹摇空，曲径通幽；或为开朗之景，如四景堂等；或以梅台取胜。景区的不同处理，犹如园中园的园林空间艺术效果，使空间多层次多变化，从而达到岩壑幽胜，峰峦隐映，松桧荫郁，秀若天成的意境。

    15、环溪，王开府宅园。环溪的造园手法是以水景取胜，临水建亭、台、轩、榭等园林建筑，采取收而为溪，放而为池，既有溪水潺潺，又有湖水荡漾。全园以溪流和池水组成的水景为主题，临水除构置园林建筑外，绿化配置以松梅为主调，花木丛中辟出空地搭帐幕供人们赏花，足以看出在园林布局中匠心独运的妙处。

    借景的手法在环溪中也运用得体，南望层峦叠障，远景天然造就，北望有隋唐宫阙楼殿，千门万户，延亘十余里，山水、建筑真可以说是全收眼底，巧于因借了。园内又有宏大壮丽的凉谢、锦厅，其下可坐数百人，正是“洛中无可逾者”。环溪的园林建筑成为洛阳名园中之最。

    16、苗帅园，原为唐朝天宝年间宰相王溥的宅园，“……园既古，景物皆苍老”。园中本来有七叶树二棵，“对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园中有“竹万众杆，皆大满二、三围，园的东部有水，自伊水分行而来，可行大舟，在溪旁建亭，有大松七棵，引水绕之。有池，池中宜种植莲荷荇菜，建水轩，跨于水上。“对轩有桥亭，制度甚雄侈”。

    此园的特点是，在总体布局中，水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布置自然得体，轩榭桥亭因池、溪流，就势而成，更有景物苍老，古木大松，为该园大为增色。

    17、赵韩王园，名园记中关于该园的记载甚简。

    18、大字寺园是唐代白乐天之宅园，这一建于唐代的宅与园相结合的园林，是以水竹茂盛为其主要的特点，有一池水，并翠竹千竿，这在洛阳来说，是以水竹组成的园标正是甲洛阳之名园了。而宅与园相结合的布局手法，在明清时期更为多见了。

    19、湖园为唐代裴晋公(装度)宅园，从总体布局来看是一个水景园，湖池是全园的构图中心，湖中有岛洲，洲中有堂，湖北面有四并堂，与洲中之堂遥相吁应；湖之右者(西岸)建有迎晖亭，这种从湖岸望湖中，或从湖中望湖岸，都有景可对应，而又在构图上取得平衡。

    过横地，披林莽，这种林中穿路，曲折变化到达梅台知止庵，再从竹林小径可达环翠亭，是曲径通幽的处理手法，与开朗的湖水景区成鲜明的对比。而在翠樾轩周围则以花木取胜，更妙的是池、亭、花木，形成波光倒影，相映成趣的园林建筑艺术气氛，更加浓郁引人。

    另一重要特色是注意了园林艺术的动观与静观的效果，这是极高的一着，这种设计手法，在今日造园手法中也仍算高明的。青草动、林荫合，水静而鱼鸣，都说明动与静的园林艺术意境。

    造园者也注意了因时而变的造园艺术效果，木落而群峰出，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不仅注意了一天中时间的变化，也注意了一年四季的景物变化，真是不可殚记也，妙处难言，也怪不得名园记的作者李格非对该园推祟备至了。

南宋园林

    以艮岳为代表的写意山水园，因地制宜地建造在城市之中，称为城市园林，这是唐、宋时期园林的一种类型。

    这一时期园林艺术的另一种类型是在自然胜区，以原来自然风景为基础，加以人工规划、布置，创造出各种意境的自然风景园。此种园林又受文人画家的影响，也具有写意园林艺术的特色。所不同的是，建于城市中的写意山水国往往都是人工为主，兼有写意的艺术特色，显得更完美。而自然风景园则以原来的自然风景为基本条件，经人为加工组织。

    在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西湖及近郊一带，皇戚官僚及富商们的园林数以百计，众多的诗人画家更以西湖为题吟诗作画。“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照珠……”，“水光澈滟晴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白居易、苏东坡这些描写西湖的名诗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他们写园，也参加造园，这都直接促进了我国园林艺术的发展。加上民间流行的许多传说故事，西湖的丰姿倩影使人们一见倾心。

    在山水秀丽，绿荫丛中，到处隐现着数不清的楼台亭榭和岚影波光、丰姿绰约，确实使人有“古今难画亦难诗”的园林艺术好景。最富诗情画意的“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曲景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雷峰夕照、南屏晚钟、双峰插云、三潭印月等闻名中外的景点，从南宋流传至今，在七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使西湖形成具有诗情画意，自然山水园林美的传统风格。

    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原是南宋聚景园。南宋高宗、孝宗曾在西湖景区内造御花园多处，而以聚景园最为宏丽。传说和记载中，该园是会芳、瀛春、瑶萍、寒碧等亭台轩榭楼阁组成，这里循湖岸行，铺岸如茵，泉池碧澄，小桥流水，更有那时时传来清脆悦耳的莺啼，这莺啼点出了静中闻声的绝好意境。又有万树柳丝倒挂轻垂，犹如一道绿色的帐幔，再加上“晴波淡淡树冥冥，乱掷金梭万缕青”的点景之作，取名“柳浪闻莺”真是十分得体了。

    “天上月一轮，湖中影成三”的“三潭印月”素有“小瀛州”之称，这种用古仙岛名比作“蓬莱仙境”的造园意境，在我国园林艺术的布局中常有之。当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曾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加以改造，用疏浚的湖泥堆成水上园林，构成“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园林美景。

    风光旖旎的“三潭印月”，运用亭、榭、桥、石、廊等园林建筑，组成重重层次，构成富有变化的景区。虽然湖中有湖，但不感觉水多，陆地虽狭，却处处引人入胜，特别是当游人踏着那九转三回三十个弯的九曲桥，来到碑亭和“我心相印”亭时，景色变化其妙无穷。

    从曲桥的湖面望去，那亭亭玉立的三塔正好在“心心相印”亭的两旁和中间圆洞门的框景之中，如是在中秋赏月，那皓月中天，塔内灯光、月色、湖波、塔影，相映成趣，诗情画意，尽蕴育其中。景色奇丽的“三潭印月”，历来成为人们赏月的胜地。

    横贯两湖南北的苏堤，全长2.8公里，“四湖景致六条桥，一枝杨柳一枝桃”。风光迤逦的“苏堤春晓”用桃、柳点出春意，人们沿着柳影波光，绿色的长廊而行，视野深远，动观之中景色多变。如果在这里临水小坐，远眺近览西湖的美景，心旷神怡。1071年，苏东坡在这里组织修建了长堤，后人为纪念他，定命为苏堤。用一条长堤，既把西湖湖水起到划分空间的作用，增加西湖水面空间的层次，丰富了西湖水面景色，而且苏堤本身又是非常重要的一景。这种大范围巾的设计构思，可以说是我国最早期城市园林的极好实例之一。

    另外的“断桥残雪”、“平湖秋月”、“双峰插云”等，都打破了封闭性园林的性质，成为自然美人工为之的美好园林艺术佳例。

    在杭州，南宋皇家宫苑虽然已基本上都荒芜，但却留下了人们号称为“人间天堂”的自然山水园林，成为古今人们游园的胜地。

    从唐、宋众多的园林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园林的基本形式有以艮岳为代表的皇家宫苑，以杭州等地为代表的自然式城市风景园，或以洛阳等地为代表的私家园林。这些不仅在形式，而且在造园手法等方面，进一步开创了我国园林艺术的一代新风，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公共园林性质的寺院丛林在唐宋也有所发展，如在我国的一些名山胜景庐山、黄山、嵩山、终南山等地，修建了许多寺院，有的既是贵族官僚的别庄，往往又作为避暑消夏的去处。

    这一时期园林艺术总的特点是，效法自然而又高于自然。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极富诗情画意，形成人们所说的写意山水园。在杭州等这种本来就具备丰富的风景资源的城市，到了唐、宋，特别是宋朝，极注意开发，利用原有的自然美景，逢石留景，见树当荫，依山就势，按坡筑庭等因地制宜的造园，逐步发展成为更为美丽的风景园林城市。

    在具体造园的手法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如为了创造美好的园林意境，造园中很注意引注泉流，或为池沼，或为挂天飞瀑。临水又置以亭、榭等，注意划分景区和空间，在大范围内组织小庭院，并力求建筑的造型、大小、层次、虚实、色彩并与石态、山形、树种、水体等配合默契，融为一体，具有曲折、得宜、描景、变化等特点，构成园林空间犹如立体画的艺术效果。以上手法，在小小的私家园林中，用得比较普遍。

    到了宋代，造园中已非常注意利用绚丽多彩、千姿百态的植物，并注意四季的不同观赏效果。乔木以松、柏、杉、桧等为主；花果树以梅、李、桃、杏等为主；花卉以牡丹、山茶、琼花、茉莉等为主。临水植柳，水面植荷渠，竹林密丛等植物配置，不仅起绿化的作用，更多的是注意观赏和造园的艺术效果。

    宋代不仅有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这种评论性的专著，而且还有李诚(字明仲)编著的《营造法式》。这本书总结了宋及宋以前造园的实际经验，从简单地测量方法、圆周率等释名开始，介绍了基础、石作、大小木作、竹瓦泥砖作、彩雕等具体的法制及功限、材料制度等，并附有各种构件的详细图样，这本集前人及宋代造园经验的著作成为后代园林建筑技术上的典则。

    园林建筑的造型到了宋代，几乎可以说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木构建筑那种相互之间的恰当比例关系，并用预先制好的构件成品，采用安装的方法，这在宋代是了不起的成就，形成了木构建筑的顶峰时期。而在宋不仅有了这种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还有了专门造假山的“山匠”。这些能“堆垛峰峦，构置涧壑，绝有天巧……”的能工巧匠，为我国园林艺术的营造和发展，都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他们才是园林的真正创造者。

    由于唐、宋打下了非常厚实的造园艺术基础，才使我国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元代的宫苑

    元代的(1271～1368年)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为蒙古某部落的贵族。原居于黑龙江上游东南一带，七世纪西迁瓦鲁伦河流域。他在1189年被推为蒙古部落首领，到1205年，先后征服了各兄弟部落，1206年蒙古各部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尊称成吉思汗，结束了草原上的纷争，建立了奴隶制国家。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以中统为年号。1271年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号为大元，次年以大都(今北京)为都城。

    蒙古军在灭金攻宋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企图以其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取代汉族地区的农业经济，这给生产带来严重破坏，也遭到人民的坚决反时。

    1276年元军入临安，俘宋恭宗。南宋灭亡之后，元朝统一中国，结束了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元朝把民族划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日人，第三等汉人，第四等南人。

    元朝在蒙古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摧残下，落后的宗教、喇嘛者、道教的哲学，消极的循世思想，以及复古主义观念得到发展。表现在艺术上，如绘画的倾向是师法古人。元代画家认为山水画到了宋朝已登峰造极，只要以董源、李成、范宽三大家为师作画即可以了。

    当时号称元代四大画家的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在画法上都以董源、巨然为师，但他们也并没有完全被古人的形式所束缚。如黄公望提出“画不过意思而已”，倪瓒(字云林)说“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又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简，枝之斜与直哉”。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超然物外，抒发自己胸中逸气，多用水墨淡彩和山水画的方法，表现和抒发自己的意趣和达到所谓的高超意境。

    元朝在园林建设方面不象宋朝，没有多大的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元大都和太液池。

    元大都早在战国时代，燕的都城叫“蓟”，(指今北京城区的西城部分)。秦、汉、唐时期，蓟城既是商业中心，又是军事上的重镇。金灭辽之后，迁都到蓟城，改名为“中都”。元在金中都的基础上建宫城，以金离宫为中心，东建宫城，西建太后官，外以城墙回绕，两宫和琼华岛御苑为王城，并在外廓建土城，称为“大都”。

    元大都周围六十里，南北稍长，内有宫城(父又大内)，宫城居中，左庙右社，前朝后市，形同周制。

    在今北海地方，辽建燕京时曾在此建瑶屿行宫，金又在此修离宫，名为大宁宫。完颜雍迁部燕京后，公元1163年称金海(即大液池)，垒土成山(即琼华岛)，栽植花木，营建宫殿。当时琼华岛上有瑶光殿，又把北宋京城(汴梁)里寿山艮岳的方石运来堆叠假山。忽必烈建大都时，这里作为新城的核心部分，把琼华岛易名万岁山，他就住在这里，把金海易名为大液池。太液池东为大内，西为兴圣官(今北京图书馆旧馆)，隆福宫，三宫鼎立。万岁山南有仪天殿(今日团城)。

    元代太液池万岁山的总体布局设计是：正中山顶是广寒殿，是元世祖忽必烈时的主要宫殿，元代不少盛典是在这里举行的。广寒殿左有金露亭，右有玉虹亭，广寒殿前有三殿并列，中为仁智，左为介福，右为延和。方壶、瀛洲两亭一左一右对称相望。

    到了明朝这里又曾重新修治。琼华岛和太液池沿岸部分有的增加园林建筑，有的加以修缮、扩建后易名为西苑(包括中、南海部分)。清代，这里增加和修缮的内容则更多，形成为中、南、北三海，简称三海。

    元代私家园林也有所建，如苏州的狮子林等。但与宋朝时期所建园林不能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