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税率是多少:夏代纪年考

    摘要：《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年471年是自大禹任夏伯之年始，而《世经》记载的夏年432年是自大禹即帝位之年算起，《世经》的记载是正确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末期文化和二里头一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二里头一期大体包括启、太康时期和后羿代夏时期，二里头二至四期文化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代中晚期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代中晚期都城。
    关键词：夏代纪年；夏文化；大禹；后羿代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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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代纪年对于研究夏代历史与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古代文献有夏代纪年的记载，但是，对于夏代积年和各王在位年数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是我们研究夏代纪年的较为全面的成果，分为三个部分：夏代纪年的资料来源、体系及可靠性分析；夏代纪年索隐；夏文化与夏代纪年之间的对应关系。
    一、关于夏代纪年的资料来源、体系及可靠性分析
    关于夏代纪年资料主要有东周时期的史料、汉晋学者整理的资料、西晋初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以及宋代学者整理的资料等。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关于夏代纪年的数据主要有三个体系：（表一）
   （一）儒家体系
    儒家文献及其征引儒家观点的文献记载的关于夏代纪年的数据，皆以儒家体系之名统之。关于记载夏代纪年的儒家文献及其征引儒家观点的文献很多，《孟子》、《史记》、《易纬 稽览图》、《世经》（《汉书 律历志》引）、《帝王世纪》、《古今刀剑录》、《册府元龟》、《皇极经世书》、《资治通鉴外纪》、《通志》、《资治通鉴前编》和《文献通考》等记载的数据，或较为原始，或有代表性，或成系统。因此，成为本文重点探讨的对象。至于唐代一行《日度议》（《新唐书 历志》引）、司马光《稽古录》等征引夏代纪年少量数据的文献也有不少，而且这些数据都见于时代较早的文献。
    《孟子 万章上》有大禹在帝位7年崩，3年丧毕，而启即帝位的记载。《史记 夏本纪》有相同的记载，但是《史记》作大禹10年崩，3年丧毕。由于《史记》的记载是遵循《孟子》的，我们可以判断：大禹在帝位当作7年。“三年丧毕”是儒家的见解，《孟子》中多见，尧舜崩后都是行“三年丧毕”，《史记》也遵循此说。
    汉代的《易纬 稽览图》和《世经》（《汉书 律历志》引）仅有夏年431年或432年的记载，缺少夏代各王在位年数。《帝王世纪》是三国和西晋初皇甫谧整理文献的成果，它继承了《世经》的体系，而且有夏代各王在位年数。《帝王世纪》实际上反映了汉代学者的认识，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帝王世纪》亡佚，学者作的辑佚本中的数据不全，不足以反映全貌。北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实际上是继承《帝王世纪》的（《资治通鉴外纪》不仅夏代积年从《帝王世纪》，而且《帝王世纪》辑佚本中保留的8个夏王在位年数，皆同于《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资治通鉴外纪》记载的夏代纪年数据可以视为《帝王世纪》的成果。南宋郑樵《通志》基本上采纳了《资治通鉴外纪》的观点。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记载的夏代纪年数据大体同于《帝王世纪》和《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但是个别数据不同于《帝王世纪》和《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皇极经世书》以大禹摄政之年作为夏代的开始，记载的夏年为459年。按：《史记 夏本纪》记载，大禹先后命皋陶、益摄政，皆不表示皋陶、益践天子之位，故《皇极经世书》以大禹摄政之年作为夏代的开始之说不可取。南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基本上从《皇极经世书》之说。
    南宋金屡祥《资治通鉴前编》，采《吴越春秋》、《帝王世纪》、《资治通鉴外纪》和《皇极经世书》等文献的记载，编定夏年为440年。《资治通鉴前编》记载的各王在位年数除了大禹的采《吴越春秋》8年说之外，其余皆同于《皇极经世书》的记载。
    总之，关于夏代纪年数据的儒家体系，以《世经》（《汉书 律历志》引》、《帝王世纪》和《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为代表，而现存文献以《资治通鉴外纪》保存的数据最为全面。《皇极经世书》等记载的夏代纪年数据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竹书纪年》体系
    《古本竹书纪年》在西晋初出土时基本完好，《晋书 束皙传》有“夏年多殷”一语，《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年471年，而殷年496年，“夏年多殷”之语，必是来自对夏代各王在位年数的统计。这足以说明了《古本竹书纪年》出土时的完整性。《古本竹书纪年》至两宋之际亡佚，仅散见于它书的征引，而后世学者尤视为珍惜。见于《真诰》、《太平御览》和《路史》等征引的《古本竹书纪年》多有分歧，学者也以意推之，难以确定，故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提出了许多疑问之处。南宋以后编辑的《今本竹书纪年》经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考证，绝大多数可以找到出处，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王国维也指出它的多数拼凑之处，并且总年与古本不合。但是，它毕竟是附属于《古本竹书纪年》的，一些数据与《古本竹书纪年》相同。
    （三）《路史》体系
    南宋罗泌《路史 后纪十二》和《路史 后纪十三》记载了夏代纪年，而罗苹的注释又征引了《古本竹书纪年》、《年代历》等文献记载的一些夏代纪年数据，这些数据多不同于《路史》，罗苹认为它们多为错误。其实，《路史 后纪十三》：“夏氏凡四百八十有三岁。”按：《路史 后纪十二》记述夏史起自大禹，并曰“（禹）立一十有五岁”。罗苹注：“《纪年》禹立四十五年，宜赘四字。”而统计《路史》所记载的夏王在位的年数，自大禹即帝位至于夏桀之灭共490岁，故《路史》之错误自见。《路史》记载夏代各王在位年数的数据，不仅只有6个同于《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而且，对于《路史》注征引的《古本竹书纪年》的数据皆不采用。可见，《路史》记载的数据是区别于儒家体系和《竹书纪年》体系的一套体系。因此，《路史》的记载是不可信的，它是罗泌整理先秦史料的成果，但是在引文与考证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错误。
    另外，《路史 后纪十二》和《路史 后纪十三》罗苹的注释又提到《帝王本纪》《按：《隋书 经籍志二》曰：“《帝王本纪》十卷来奥撰”）、《年代历》（按：《新唐书 艺文志二》曰：“贾钦文《古今年代历》一卷大中时人”）和《绍运图》（按：《宋史 艺文志二》曰：“诸葛深《绍运图》一卷）等文献记载夏代纪年的一些数据。由于记载的数据不全，难以反映《帝王本纪》、《年代历》和《绍运图》等记录夏代纪年的全貌。本文将之作为备注列于表一，以供参考。
    总之，关于夏代纪年的数据主要有三个系统：儒家体系、《竹书纪年》体系和《路史》体系。其中，前两个体系价值大些，《路史》体系由于明显的错误，个别数据仅能够作为参考。儒家体系以《世经》、《帝王世纪》和《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为代表，我们认为《资治通鉴外纪》实际上缘自《帝王世纪》，而《帝王世纪》又采纳了《世经》的体系。儒家体系本于上古传世之经典，而整理证明于汉晋之大儒，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一些数据与《资治通鉴外纪》、《帝王世纪》的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别，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西周年数仅257年的情况，可以证明《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存在错误之处①，可能缘于竹简残没或简文存在书写错误，也可能是出自不同的记载。学者以《古本竹书纪年》校正《史记 六国年表》尚有可靠之处，而夏、商、西周既远，《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存在错误之处，因此，对于《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数据应当谨慎对待。
   表一　夏代纪年的三个体系

       第三段：扃至于夏桀时期。《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这一时期夏王在位总年，较之《资治通鉴外纪》等文献记载的少60余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代积年，减去上举大禹至于帝杼在帝位总年以及《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帝槐至帝不降在位总年，所剩余的年数，与《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帝扃以下的夏王在位总年，基本相合。因此，《今本竹书纪年》推断的帝扃以下的夏王在位总年，实际应为《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帝扃以下的夏王在位总年。〔这只能是目前保存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芬、芒、泄、不降四世的年数不存在传抄错误（如不降在位的年数《古本竹书纪年》作69或19，可能原文应为59）和错误理解（如58当为后芒崩时的年龄，而非在位的年数）的前提下。〕《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扃至癸五世在位总年为85年（岁名始戊戌，终壬戌），平均每世在位约17年，明显数字过低，难于与事实符合，《帝王世纪》、《资治通鉴外纪》记载扃至癸五世在位总年为145年，平均每世在位约29年，比较符合实际。
    由此可见，可能由于传抄之误（可能简文存在书写错误》，《古本竹书纪年》的数据除了夏代积年以及大禹、启在位年数外，其余如芬、芒、泄、不降、后皋在位年数多不可靠，而《今本竹书纪年》属后人拼凑，更难与事实相符。
    依据夏代历史，夏年可以分为三段（表三）：大禹至帝相（包括寒浞）；少康至帝扃；孔甲至夏桀。以上是夏代历史的三个重大历史阶段。大禹至帝相（包括寒浞）是夏代早期，历四世五王；少康至帝扃是夏代中期，历七世八王；孔甲至夏桀是夏代晚期，历四世四王。合十四世十七王。以“三十年为一世”核之，则当为420年左右。
    　　表三　夏年阶段分析
  

     夏代早期由于大禹、帝启在帝位年数少，而后羿代夏漫长，夏代早期的年数与世系接近。夏代中期，少康至帝廑（帝廑与孔甲共一世）共七世八王，计197年。该阶段自少康中兴以后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年数与世系基本相合。夏代晚期，孔甲至夏桀共四世四王，合106年，年数与世系也基本相合。所以，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确定的夏王纪年与世系上是一致的。
    总之，由于纪年方法的不同，夏代总年存在《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471年和《世经》记载的432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年是自大禹任夏伯之年始，而《世经》记载的夏年是自大禹即帝位之年算起。晚世的《皇极经世书》以大禹摄政之年作为夏代的开始。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夏代自大禹即帝位之年算起合理。按照《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先后命皋陶、益摄政，皆不表示皋陶、益践天子之位。故《皇极经世书》以大禹摄政之年作为夏代的开始之说不足取。《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年自大禹任夏伯之年始（前文所引《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武公纪年也采用这种方法，由于晋武公后来作了晋侯，纪年自晋武公作大夫时开始记载，称为元年），这只是一种纪年方法，并不表明夏代有471年的历史。所以，我们认为《世经》关于夏代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它真实而清楚地记录了历史。夏代自大禹即天子之位至夏桀之灭432年，我们分析文献证明了记载的正确性。关于夏代各王在帝位年数，大禹7年、“三年丧毕”、启9年乃事实，帝相、寒浞在帝位年数也有事实可考，而太康、仲康在帝位年数也与事实无明显矛盾之处，也较为可信。少康中兴以后的夏王在位年数，《帝王世纪》、《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比较符合实际。
    三、夏文化与夏代纪年之间的对应关系
    目前，考古学界多数学者赞成二里头一至四期文化是夏文化，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时为夏代都邑。在《关于早期夏文化问题》一文中，我们已经论证大禹处于河南龙山文化末期，启以来的时代不同于大禹③。时代的变革引起文化的变迁，这是二里头文化形成的的直接动力。因此，二里头文化一期应是始于启、太康时期。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四百余年，平均每期百年左右。二里头文化一期为百年左右，而启在帝位9年、太康在帝位29年、后羿代夏的年数为81年，合119年，则启、太康时期和后羿代夏的时代大体在二里头文化一期的范围之内。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大体300年左右，与少康中兴以后的夏代中晚期年数304年相合。因此，我们认为二里头二至四期文化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代中晚期文化，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晚期的都城。
    李伯谦先生根据14C数据，认为二里头一期的14C年代（公元前1900年左右），比依据文献推算的夏年晚几十年至一百年多年，夏代初期文化应包括在王湾三期文化的范围之内。李伯谦先生提出：“夏朝是由启或禹开始的，据古本《竹书纪年》、《路史·后纪十三》等记载，启、太康在位58年，禹、启、太康共计103年。从推算的夏代开国之年，减去以上年数，应即‘后羿代夏’开始之年，而这个时间与二里头类型一期的测定年代基本符合。”④ 从而，提出二里头型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兴”以后的文化。1979年，赵芝荃先生提出了二里头文化新砦期⑤。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发掘了密县新砦遗址，获取了丰富的资料，有些学者提出存在由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晚期文化向二里头早期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二期文化⑥，有些学者认为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晚期文化和新砦二期文化是早期夏文化，而二里头文化是中晚期夏文化⑦。依据本文考订的夏年，若二里头一期文化为“后羿代夏”以后的文化，则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年数为384年，平均每期百年左右，新砦二期的年代亦以此计算。又大禹处于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末期，则大禹之年、新砦二期、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总计480年以上。实际上，后羿代夏以前，大禹即帝位至于太康末年为48年，此与推断的新砦二期大约百年的时代并不符合。并且，夏代仅432年，而非480年以上。因此，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晚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并不存在由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晚期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早期过渡的新砦二期。我们在《关于早期夏文化问题》一文已经指出，后羿代夏是“因夏民以代夏政”，夏民文化无所变革。因此，后羿代夏引起夏文化变革之说在考古学上得不到支持⑧。二里头一期包括启、太康时期和后羿代夏时期，而二里头一期文化内部不存在所谓的重大变迁。
    有的学者认为二里头二期文化是后羿代夏以后的文化⑨。按照本文考订的夏年，若二里头二期文化为后羿代夏以后的文化，则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的年代共计387年，每期平均约130年左右，若以二里头一期也以130年计算，则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约520年。实际上，大禹处于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末期。因此，这些数据明显偏高，与实际相差甚大，也与考古学文化分期相矛盾。
    总之，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末期文化（登封王城岗龙山五期⑩ 最晚阶段文化，包括大禹在帝位七年和“三年丧毕”的时间）和二里头一期文化属于早期夏文化，二里头二至四期文化是中晚期夏文化。
    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末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与夏代纪年之间的对应关系（表四），大体如下：
    大禹处于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末期，在帝位7年，崩后，行“三年丧毕”。
    二里头文化一期大体包括启、太康时期以及后羿代夏时期。启和太康时期（启9年，太康29年）处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偏早阶段；后羿代夏时期（81年）大体处于二里头一期晚段；
    二里头文化二期大体包括少康21年、帝杼17年、帝芬26、帝芒18年、帝泄16年；
    二里头文化三期大体包括帝不降59年、帝扃21年、帝虞20年；
    二里头文化四期大体包括帝孔甲31年、帝皋11年、帝发13年、夏桀51年。
    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中晚期都城，只能是少康中兴以后的都邑，二里头二至四期文化是少康中兴以后至夏桀时期的文化。二里头文化可以分为四期，平均每期100年左右，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应该300年左右，实际上少康中兴至夏桀之灭共计304年，少康中兴至夏桀的纪年正与考古学文化的年数相符合。自大禹即帝位至寒浞之灭共计129年，二里头文化一期100年左右，而大禹处于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末期，启、太康时期则必然处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之时。可见，考古学文化同夏代的纪年之间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
    　表四　夏文化和夏代纪年的对应关系（附夏（伯）国时期参考）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索引出许多历史之真实，也可以得出许多有价值的史实：
    1.由于纪年方法的不同，夏代总年存在《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471年和《世经》记载的432年的不同数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年是自大禹任夏伯之年始，而《世经》记载的夏年是自大禹即帝位之年算起。《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年自大禹任夏伯之年始，这只是一种纪年方法，并不表明夏代有471年的历史。所以，我们认为《世经》关于夏代纪年432年的记载是正确的，它真实而清楚地记录了历史。关于夏代各王在帝位年数，大禹7年、“三年丧毕”、启九年乃事实，帝相、寒浞在帝位年数也有事实可考，而太康、仲康在帝位年数与事实无明显矛盾之处，也较为可信。少康中兴以后的夏王在位年数，《帝王世纪》、《资治通鉴外纪》的记载比较符合实际。总之，不仅少康以前各王在帝位的年数有了比较可靠的数据，而且夏代文化的分期有了较为可靠的年代学支持，有助于夏文化的深入研究。
    2.后羿代夏的时期为81年，包括仲康在位13年，帝相在位28年，寒浞灭帝相以后的“无王时期”41年。启、太康时期和后羿代夏的时代大体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之内。二里头文化是由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晚期文化发展而来，后羿代夏并未引起夏民文化的变革。河南龙山王湾类型末期文化和二里头一期文化属于早期夏文化。
    3.二里头二至四期文化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代中晚期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代中晚期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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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唐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新建设》1955年3月号。
③⑧ 程平山：《关于早期夏文化问题》，《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24日。
④   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⑤    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年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⑥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
⑦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⑨ 郑杰祥：《二里头二期文化与后羿代夏问题》，《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
⑩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原载：《中原文物》2004年 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