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混凝土路面切缝处开裂:李世民--行书刻碑首创∕与王字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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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行书刻碑首创∕与王字风行
2010年11月12日 宏文馆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李世民书法欣赏
李世民《温泉铭》拓本 巴黎国立图书馆 伯4508
《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临死前一年。原石早佚，从记载上看，唐代《温泉铭》原拓不下几十部，尾题“永徽四年（653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下缺）”墨书一行，证知确为唐初物。后来原拓失传，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于甘肃莫高窟第一十六窟发现藏经洞（今编号为第一十七窟），里头就有三件唐拓本藏敦煌石室，其一为唐太宗行书《温泉铭》，残存五十行，另两件为欧阳询《化度寺碑》和柳公权《金刚经》，也是残本。可惜这三件东西现在都不在国内，《温泉铭》、《金刚经》及《化度寺》之前两页，早被伯希和劫往法国，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化度寺》的后十页被斯坦因先于伯希和劫往英国，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温泉铭》书风激越跌宕，字势多奇拗。俞复在帖后跋云：“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对其评价极高。此碑书风不同于初唐四家的平稳和顺，而有王献之的欹侧奔放。有人认为太宗书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间，但从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于王献之。然而，出于帝王的威严，他对王献之却极为不恭，曾云：“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他讥讽小王之动机，后被宋米芾窥破，米芾《书史》中说得很清楚：“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故大骂子敬”。唐太宗扬大王抑小王，曾影响了初唐的书坛，直至孙过庭《书谱》亦据此论。这一过错，一方面因抑制使激厉、奔放一路的书风暂时隐匿，另一方面也使志气平和的大王书风逐渐抹上了宫庭色彩，而渐失光辉。
《晋祠铭》全称《晋祠之铭并序》，唐太宗撰文并书。碑高195厘米，宽120厘米。碑额高106厘米，上刻“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飞白书九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八月刻，碑现存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亭内。此碑行书28行，行44字至50字不等。
杨宾《大瓢偶笔》云：“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清钱大昕云：“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矣。”清人王佑作诗赞曰：“平生书法王右军，鸾翔凤翥龙蛇绕，一时学士满瀛州，虞褚欧柳都拜倒。”此碑书法浑然天成，笔画结实爽利，无做作之态，实开八大山人之行楷书先河。
李世民说过：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这反映了唐太宗的书法观，亦是相当开放的。后钟意于羲之，朝夕临摹，尤笃爱右军《兰亭稧帖》，置之枕边，常于半夜直把烛临之，书遂大进。太宗于日理万机之暇，酷好翰墨，尤爱王羲之之书，曾自撰《王羲之传》，并下诏内府金帛，征求羲之遗墨，于是物聚于所好，不数年间，各方进献，得正书五卷，草书五十八卷，其中真伪杂陈，更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甄别，又命韩道政、冯承素等精工摹拓，王字遂风行于天下。
李世民以书取仕，使书法广为普及，所以客观上，他对我国书法艺术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世民每得二王帖，就叫诸王子临摹数百遍，对《兰亭序》更是着了魔似的朝夕揣摩，甚至携归昭陵。唐太宋的崇王，虽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由于他的喜好，使初唐书风无不纳入王羲之的翼下。
李世民书初师承于隋之书家史陵，据金石录谓：陵善正书，笔法精妙不减欧、虞。又经常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切磋书艺。李世民善行、草及飞白，尤善临古，殆于逼真，《山谷题跋》谓：太宗英睿不群所学辄便过人，末年诏敕，有魏晋之风。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不仅把我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而且身体力行倡导书法，促使唐代书法成为我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是高祖要渊次子，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书法史上，以行书刻碑的首创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传世书法作品有《晋祠铭》、《温泉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