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视贝a699k遥控器说明书:最早反对祖宗之法的青年学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2:57:15
看过有关宋朝、明朝或清朝政治题材的历史剧，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一句话，叫：“祖宗之法不可改！”这往往是守旧派为了反对改革者进行变法时，提出的最强论调，这与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有关。
“祖宗之法”，也叫“祖宗家法”、“祖宗法”、“祖宗之制”、“祖宗法度”、“祖宗典制”、“祖宗故事”等等。后世帝王对其开国祖宗，一般都持有祗畏敬奉的心态，也力图总结并继承他们的治道家法。在家国同构的封建政体下，家法族规作为“准法律规范”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形成家法补充国法、国法混同家法的独有的历史现象。
我国从原始氏族社会开始，就流行“祖先崇拜”，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思想留下了许多足迹：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开始，他提出“克己复礼”，恢复的就是“周礼”，而孔子崇拜的，是著名的周公旦；到后来历史上的不少变法，打得旗号就是“托古改制”，其实也是“祖先崇拜”的一种模式。
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就成了“祖宗之法”，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为了使自己制定的制度能够长久维持下去，不让子孙后代胡搞，就定下了一个大原则，叫“祖宗之法不可改”，把话先说绝，认为这样他所建立的帝国就能长治久安了。
可是，“祖宗”已经作古，他制定的“成法”也经不住时间的打磨，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当初的“良法”过了几十年说不定会变成“恶法”。但是“祖宗们”不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非议“祖宗之法”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即使有“祖宗之法不可改”的禁令，但也挡不住智者对于真理的追求。有一位年轻的学者，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汉朝初期，就提出了一种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可谓是反对“祖宗之法”的第一人。
闪耀一时的政坛新星
这个人，我们在课本上曾学习过他的文章，文章名为《过秦论》，他就是贾谊。
贾谊，汉族，洛阳人，也就是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法学家。
贾谊从小就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少年时，就跟着荀况的弟子、
后来，由他的老师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年轻的他一时成为政坛上最闪耀的明星，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深得汉文帝的赏识。
但是这些改革措施触动了大批老臣们的利益，同时年轻就得据高位更是招致许多人的嫉妒，尤其是得罪了汉文帝的宠臣邓通。于是，外有大臣攻击，内有邓通进谗，内外夹攻，使贾谊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连在西汉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没有了。其结果，是贾谊被贬出京师，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
长沙国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当时交通不发达，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更使贾谊难受的，是心中的悲愤。他有满肚子的学问，心中有远大的抱负，本想辅佐文帝干一番大事业。如今受谗被贬，受到这样的挫折，使他深感孤独和失望。
居安思危的“盛世”明白人
虽然贾谊所处的时代，正是后来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的辉煌时代。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各种新的社会矛盾也正逐渐暴露出来并日益突出。
汉文帝时，诸侯王割据势力同汉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刘邦在世时，封了九个同姓王，这九个王封地面积的总和，超过了汉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域，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这些诸侯王都有征集军队、征收赋税、铸造钱币、任免官吏的特权。他们是地方军阀势力在汉初政权中的代表，他们大都和高层贵族相勾结。他们利用封国的“合法” 身份，招降纳叛，培植党羽，网罗孔孟之徒，无视中央权威，妄图篡位夺权，严重地威胁着汉初的中央集权制。
贾谊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指出汉中央和诸侯王的关系，就象一个人得了手足肿胀病一样，小腿肿得象腰粗，手指肿得象大腿，平坐着不能伸屈，一二个指头抽搐， 全身则跟着疼痛，若不抓紧解决，必为难治之症。
可惜的是，西汉当时一般的臣吏只是颂扬文帝的顺治功德，忽视或有意忽略当时已出现的以上社会矛盾，最后贾谊只能抱着遗憾离开人世了。
与时俱进，才能开拓创新
贾谊面对当时貌似“和谐”的政治形势，进行强烈的抨击。首先就是反对由汉朝建国以来确立的“祖宗之法”——黄老之学。
他认为正是黄老之学长期过于放松的治国理念，导致地方权力做大，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汉初统治者所采取的黄老“无为而治”思想进行的统治，此时已不能适应这种紧迫形势。
为了论证他的思想，他提出了“变法因时”的思想。在总结秦王朝二世灭亡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关于秦亡的重要结论：“仁义不施， 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认为，夺天下是攻，需要暴力；治天下是守，需要非暴力。君主夺取天下以后，“进取之时去矣，并兼之势过矣”，但秦王朝仍袭旧制，守着“祖宗之法”，没有与时俱进，也就是说，秦王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它用打天下的方法来治天下。因此，秦不可能不走向倾覆。
贾谊在当时总结秦亡的教训， 其目的在于为西汉的统治者提供施政借鉴， 不要再犯秦王朝曾犯过的悲剧性错误。
他认为:：“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法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贾谊清楚地认识到法律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适应时势的变迁。黄老之学铸就了汉帝国“文景之治”的辉煌，却也埋下了地方割据的祸根，贾谊认为，不应该抱着“黄老之学”不放，创造出适合时代需要的法律制度。
虽然贾谊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个法学家，但是我认为它却贯彻了法家思想最精华的一部分。
法家思想的精髓是什么呢？它不是“法治”，也不是“术势”，而是商鞅的“不法古，不循今”，韩非的“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说明白一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五蠹》还有一句话：“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无论是上古施行仁义，还是中古追逐谋略，还是当今注重强力，这都是不错的，因为这些措施都是适应了各自时代特点，都是符合当时时代的要求的。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人过程中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建国初期，仍然坚持采用一些弱民、防民的严刑峻法措施也是必须的，但是毕竟“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而此时秦始皇仍然奉行严酷残暴的统治，还死抱着自以为是的法家思想，而不知他已完全背离了法家思想的核心而变得顽固守旧了。
汉朝的情况同样也是如此，长期自由放松的经济政策的背后，是地方军阀的崛起，时局的发展印证了贾谊的预言，后来汉武帝的诸多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或多或少地运用了贾谊的思想，贾谊虽然活着没有见到自己的思想成为治国方略，但我相信他九泉之下也是可以瞑目的。
礼法合流的先行者
虽然秦朝灭亡了，但它依法治国的思想依然深深镌刻在这篇曾经统治的土地中。但是，法律毕竟是种刚性的统治秩序，许多领域法律无法涉足，比如道德，等等。只靠法律来治理国家，会产生很多问题，
贾谊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来自道德的力量，具体的形式，就是奉行儒家的学说。
贾谊曾说过：大凡人的智慧，能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难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礼这个东西，目的是要禁止人们行为于将要发生之前，而法这个东西却只能禁止人们行为于已经发生之后。
因此，法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容易被人们看见，而礼对人们的好处却很难认识到。如果说以厚赏功勋来激励向善，以严罚过错来惩治邪恶，三皇五帝推行这样制度，是象铜铁、石头样的坚实存在，推行这样的政令，象四季变换一样形成了规律；遵守这样的传统，大公无私如天地自然运行一样啊，哪能弃置一边而不沿用？
但是，我们不断在说的礼啊礼啊什么的，最可贵的是杜绝邪恶于还没有萌生，从而推行教化于细微之处，让民众不知不觉就日日趋近良善、远离罪恶。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说：“听讼断案，吾跟人家一样也能做到啊，但我却一定要争取没有争讼嘛！”
可见，贾谊认为礼是治国之本，“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召，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
意即君君臣臣、尊卑大小、上下有位，这些都是“礼”的内容，做到了这些，国家社稷就可安定，民心就可归附。所以贾谊讲“礼”，实际上是企图依靠“礼”来建立和维护一种君臣、官民的上下秩序，从而维护汉王朝的统治。当然，在贾谊的“礼”中也含有“仁义”的内容。他的“仁义”主要是指一种“爱”，所谓“爱”就是“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贾谊认为德教化民，具有很多优势，首先是民众容易接受，不像刑罚那样自然受到民众的抵制、抵抗。
其次是可以在行为形成前就积极预防，实施治理的时空环境宽裕、工作可以全面设计、系统实施，不像刑罚那样只能在行为形成、产生之后才开始运行，因而管控方很难主动、全面、系统实施因而十分被动。
然后，由于德教化民是实施与行为发生之前，因此，行为者个人、管控方、社会都不会受到这些不应当发生的行为的拖累、纠缠和耗费，比滞后实施的刑罚给个人、管控方、社会造成的危害要小得多。
除了行之以礼之外，贾谊也注重法，他认为礼与法各有不同的作用，“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意即“礼”的作用是在行为发生之前，把罪恶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就是阻止人们犯罪，“法”是在行为发生后给予惩罚，从而使人们畏法而不敢再犯。
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法制权势比礼义更为重要，“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只有掌握了“权势法制”，才能谈行仁义的问题。这就是说，权力是实行政策的前提，没有权势，仁义只能流于空谈。
可见，贾谊很看重“法”的作用。贾谊的主张是，治国不是不要刑罚，但应约法省刑；刑法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要以礼义为主，即把“礼义”作为治国安民的主要手段，“礼”制约不住时再制之以“法”。
贾谊同时也说明了德教化民的缺陷，德治的作用不具体、不直接、不及时，因此，往往在个人、管控方、社会三个方面都不容易得到承认，更难于高度重视，因而会有操作不到位因而效果更差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德教化民的同时，也必须要坚持刑罚惩戒的功能，必须实现两者有主有辅却相互相成。
贾谊的这些思想主张将“礼”与“法”相结合，礼法并用，可谓传承了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后来汉武帝正是遵循了他的思想，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依然没有放弃法家的主张，实行一种“儒皮法骨”的治国方略，到东汉形成了“霸道”与“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
反对国防政策“疲软”的愤青
西汉初年内部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割据，外部最大的问题就是匈奴寇边了。
匈奴原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但在当时却处在以单于为首的贵族统治之下，所以贾谊认为匈奴对汉朝的“馒侮侵掠”，是最大的祸害，是最不能容忍的无礼行为。
在对待匈奴和汉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的看法上，贾谊的态度十分地强硬。他不满当时的汉中央政府对匈奴所采取的“和亲” 政策，认为这种“妇女金银”换和平的政策，完全是一种弱者向强者的谄媚。匈奴下征令，汉朝送财物，是典型的头足倒悬，双方的地位完全颠了个“个”。
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汉朝”这个头足倒悬的人，既害了脚病，又患了风湿症， 一部分痛起来，另一部分也跟着不舒服，即边界不得安宁，国内也跟着受累。
他毫无顾忌地指责汉文帝说，你这个堂堂的大皇帝，怎么甘愿做匈奴奴隶主手下的一个小小的诸侯呢？这样做，既降低了汉朝的威信，丢了汉朝的脸，又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长此下去，怎么得了？
他非常鄙视那些认为除了“和亲” 再无他法的儒者，把他们说成是最缺少治国才能的人。他替那些主管国防事务的大臣感到羞耻。他强烈要求汉文帝派他到边疆去做汉属国的官吏，为整个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年青的贾谊，面对着凶蛮的入侵之敌，表现出这样大无畏的民族气节，真不愧是一位值得称颂的爱国主义者。
短暂却璀璨的人生轨迹
公元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了，当年他才三十三岁。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的公卿们所不能比拟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说的：“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谊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如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的分析的正确性；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后，汉王朝就乘机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力量，使他们仅得租税，而失去了直接治理王国的权力。
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其封地分为若干块，分给自己的子弟，从而实际上分散和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这更是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贾谊关于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汉武帝时也实行了。汉武帝还地进行了对匈奴的战争，抛弃了贾谊引为耻辱的和亲政策，收到打击的匈奴从此一蹶不振。贾谊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如此杰出的贡献，使汉武帝十分感念，为了纪念他，就提拔了他的两个孙子为郡守。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著有《新书》十卷。赋的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这位反对“祖宗之法”的学者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打倒了盛行一时的“黄老之学”，为汉帝国迎来了新生。由此可见，权力的强制力并不能阻挡人对真理的追求，直到今天，历史的车轮依然在滚滚向前。（文/刘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