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食人列车看不了:娱乐时代的红歌新景

　　与此同时，以革命歌曲和励志歌曲为主体的红歌，其概念正在发生着变化，无论是在有着6年历史的选秀节目《中国红歌会》，还是在重庆市官方确认的红歌名单中，《同一首歌》、《万水千山总是情》，乃至周杰伦的《千山万水》等歌曲入选，都在改写着红歌的边界。流行歌手如莫文蔚、胡彦斌等，也都推出红歌专辑，在传统旋律中加入电子等现代元素……种种迹象表明，是到了重新认识红歌的时候了。

　　当新的流行音乐无法做到真正的大众流行的时候，红歌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就越发得到凸显。在商业体制下的华语流行音乐正陷入一潭死水，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红歌的重新崛起以足够的空间。借助商业化的运作方式，江西卫视自2006年开始举办的《中国红歌会》，就吸引了一大批喜爱红歌的民众，“红歌会”从俊男靓女的选秀节目中异军突起，源于它提倡全民参与，报名人群中既有年轻人、中年人、更有老年人乃至稚气未脱的孩子。同时，得益于其根正苗红，“中国红歌会”也是迄今为止广电总局特批的，唯一可以突破大型电视选秀节目“不得上黄金时段”、“不得直播”等限制的节目。

　　从“注册商标”到全民活动

　　“红歌”其实是近年来的新词汇，以前人们将这类音乐叫革命歌曲或者主旋律歌曲，但根据《中国红歌会》的说法，这个词的其实是源于他们。总导演廖苏斌认为，现在流行全国的“红歌”一词，是由该节目最先规范使用，并注册了“红歌会”商标，还曾告湖南卫视快乐男声的一场“红歌会”侵权，2010年，重庆“红歌会”克隆侵权事件更被炒得沸沸扬扬。而到了今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许多城市纷纷发起“百万群众唱红歌”的“红歌会”，“红歌会”从注册商标变成受到官方肯定并组织开展的全民活动。

　　“过去人们只吃一种菜，现在社会多元化了，大家都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你在合唱的时候唱红歌，回到家里唱自己喜欢的歌曲，这都不矛盾。”曾经担任《中国红歌会》音乐总监的广州本地资深音乐人吴颂今曾如是说。而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专访时，他进一步解释，虽然革命歌曲是红歌的主体，但还应该包括健康向上的主旋律歌曲和励志歌曲，“红歌的红应该是万紫千红的红，而不应该只是一种红，粉红、朱红、紫红都是红嘛。”

　　2007年“临危受命”担任《中国红歌会》音乐总监时，吴颂今发现很多参赛的年轻人对红歌并不了解，许多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都不会唱，同时很多参赛歌手都很业余，其中有些还是来自贫困家庭。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帮助选手练好歌，吴颂今只好一对一个别辅导。曾经成功带出过杨钰莹、陈思思等明星歌手的他，有着一套成熟的包装模式，他给“白马人组合”定位为”载歌载舞的多声部演唱组合“，推荐了《洗衣歌》、《毛主席派人来》等歌，现场效果极好，他们最终获得2008年“中国红歌会”全国银奖；他给泽仁曲措重新编排了《远飞的大雁》等原本不是太知名的藏歌名曲，使这位藏族女孩成了观众心目中的“小才旦卓玛”；他让本来并不太出众的刘洋一个人分饰男女两角唱《白毛女》唱段《北风那个吹》和《扎红头绳》，惊艳全场。“红歌会”后，虽然很多歌手们没能进入流行唱片业，但不少都进入了部队文工团，也是改变了命运。

　　“什么时代唱什么样的歌”

　　与共和国同岁的吴颂今，有着五十年不变的“红歌情结”。他透露孩提时记住的第一支歌就是《解放区的天》，当年报考中国音乐学院时写的论文就是《苏区红色歌曲简论》，1973年他写出红色歌曲《井冈山下种南瓜》一举成名。虽然创作过不少红色歌曲，但吴颂今更广为人知的还是他在广州流行音乐最红火的年代成功打造出杨钰莹。红色歌曲和流行音乐都能驾驭的吴颂今看来，“红歌”应该是那些“红色的歌与走红的歌”，“必须是旋律优美动听、感情真挚动人，好听好唱。”

　　根据吴颂今的分类，大概有三种“红歌”：第一种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主要是配合政治斗争，起到鼓舞人民、激发斗志的作用；第二种就是建国后的，主要是歌唱新中国建设热情，比如《我们走在大路上》、《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红歌”歌颂爱情，比如《九九艳阳天》；第三种是改革开放后，“红歌”的题材更加广泛了，比如《在希望的田野上》、《祝你平安》，充满着人性化的祝福。到了今天，一首好的红歌，必须是非常人性化的自然流露。在吴颂今编纂的《中国红歌汇》里，还有《纤夫的爱》等爱情歌曲，他解释说，这些都是正面的质朴的劳动人民的爱情，所以也都算是红歌。

　　随着时代的演进，红歌的表现手法也已经有所改变，一些年轻的流行明星也开始翻唱“红歌”，一般都会进行重新编曲，融入了当下流行的现代电子、摇滚元素。胡彦斌在2009年推出的《红歌》EP，收录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4首经典歌曲；莫文蔚的《回蔚》专辑翻唱了《打起鼓来唱起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经典老歌；韩红更是连续推出过《红》、《红歌汇》、《红2》等红色歌曲翻唱合辑……流行歌手们都在努力地拥抱红歌，这其中有怀旧的需求，也有市场的导引。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最早和红歌联系起来的非主旋律歌手，当数一群摇滚音乐人。崔健翻唱过《南泥湾》，张楚用摇滚演绎过《社会主义好》，郑钧吟唱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而唐朝乐队重金属版的《国际歌》更是受到无数“摇滚铁托”的朝拜。其中崔健更是创作过《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一块红布》、《红先生》等一系列红色题材的歌曲，成为时代注脚和安魂曲，王朔就曾评价《一块红布》用一首歌写出了用几本书都写不出的心灵感受，乐评人金兆钧先生则说：“崔健的某些歌也应该算‘红歌’，他的歌曲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金兆钧认为，除了崔健，包括高晓松、张亚东等新世代音乐人，骨子里仍然有红歌血液和长辈的影子。“《同桌的你》、《白桦林》这些歌曲的旋律明显带有1950年代苏联、东欧歌曲的痕迹。”再后来一些，高枫的《大中国》就已经不那么严肃，而是一种轻松痛快的方式唱主旋律，孙楠的《红旗飘飘》由写过《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的词作家乔羽的儿子乔方创作，“老红歌”的影子已经不多了，歌词已经开始朦胧化，“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虹，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两代人创作的红歌的变化， 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流行红歌的形式主义

　　到了现在，流行歌手对红歌的演绎，则更多只是形式上的噱头。天娱传媒旗下艺人翻唱的红歌合辑《红星闪闪》，是为国庆60周年献礼的应景之作，许飞《再见吧，妈妈》、至上励合《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苏醒《南泥湾》、魏晨《雪绒花》等以新的形式诠释的经典之作红歌新唱。2009年“快乐女声”选秀中，唱着《映山红》的黄英，更是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季军。李宇春、许飞、张杰等歌手还曾经在“闪闪红星唱响红歌会”上现场演唱众多耳熟能详的经典红歌，这场演唱会的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表示，邀请这些年轻的偶像歌手，就是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让更多青少年爱上红歌，激发爱国热情，让红歌持续“红”下去。

　　的确，与流行音乐相融合后的红歌，更加适应当代人思维的节奏和情感表达方式。王力宏的《龙的传人》，就是翻唱其表舅李建复（《龙的传人》原唱者）的作品，因为加入了很多R&B的元素，受到年轻人的认可和喜欢。所以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王力宏用美式普通话显得油腔滑调的弹起龙型吉他，那英风度非凡很Blues地唱《珊瑚颂》，韩红摇晃着麦张开怀抱很 Rock地唱《北京的金山上》，莫文蔚的短裙美腿很Pop地唱着《打起手鼓唱起歌》……

　　王力宏、莫文蔚等人也用作品证明，红歌也不再是内地歌手的专利。吴颂今透露，早年在香港回归之前，他曾经写了一首歌《拥抱九七，拥抱香港》，想请一位香港歌手和周亮（《女孩的心思你别猜》演唱者）一起合唱。但当时除了某位大牌歌手开出天价，还有几位歌手却不敢接，因为怕唱红歌会被香港歌坛抛弃，现在看来是比较没有政治远见。时过境迁，现在成龙、刘德华等都来唱主旋律歌曲，在奥运会、亚运会时都有港台歌手蜂拥而至，唯恐把自己落下。在吴先生看来，莫文蔚等港台歌手演唱红色歌曲，这和周润发等巨星出演《建党伟业》一样，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都是时代环境改变使然，当然唱红歌和唱流行音乐本身并无冲突，并且内地庞大市场的诱惑，所以这些并非偶然。

　　公园红歌：属于市民的“红歌社交”

　　除了遍地开花的“红歌会”以及流行歌手纷纷献唱主旋律歌曲，唱红歌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广州，唱红歌的政治需求并不像重庆那样高亢，而更多是作为社交需要和文化休闲，甚至是红色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诞生过《我爱你，中国》等家喻户晓的主旋律经典，同时广东音像城，更是全国红色歌曲和红色唱片的根据地。此外根据2009年的统计数字，广州有近3000支群众合唱团，有近15万市民经常性、自发地参与各种广场红歌歌唱活动，群众性歌咏活动在广州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自发组织唱遍广州

　　一直以来，广州市依托500多个社区文化广场和白云山、流花湖、越秀山等各大公园，通过建立歌台、提供免费专业指导和必要的设备支持等方式，鼓励群众自发组织合唱、舞蹈团队，这些团队成为广州最具特色、历久不衰的社区文化项目，“红歌大汇演”和“爱国歌曲大家唱”等群众性的歌咏比赛活动，也都在提升红歌的传唱范围。

　　信息时报记者走访越秀公园“小天使歌舞场”，这里多年来活跃着一支群众性自发组织的业余歌舞文艺团队——同乐歌舞团。这个团已经有8年历史，有自己的乐队和舞蹈队，有着70多人的团队成员，近5000人的歌友群体，每周四、周日上午的歌舞同乐活动，都吸引着近千人参加。核心组织者余先生和马先生透露，他们做过知青，大部分是离退休职工，年长的已有七十岁，固定成员有统一着装，印有自己的歌词本，演唱的都是红歌。

　　2004年到现在，同乐歌舞团与广大歌友，一路欢歌一路欢笑，挥洒衣袖舞蹈翩翩呼朋引伴，他们时而奏一曲《春江花月夜》，让人们尽情享受羊城四季常春的迷人意景；时而跳一支红秧歌，让人们回到革命战争年代的陕甘宁边区；时而与歌友唱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让人们在铿锵有力的韵律中体味石油工人的艰辛和无尚光荣。信息时报记者目击所见，当日即便是下着零星小雨，还是有很多歌友自愿加入进来，载歌载舞近3个小时。

　　组织者余先生透露，同乐歌舞团一直都是自筹经费，自己找老师指导，有别于一些老干组织是官方行为，完全是自发创立，而老年人在一起唱歌，唱红歌，也的确可以做到心情舒畅，有益身心健康。而类似同乐歌舞团的自发性歌友会，遍及广州大小公园，有固定的大型或小型的演出，有固定歌友或者散户，几乎每天都在唱，唱的都是红歌。

　　“红歌经济”低调热闹

　　在广州，红歌的“热”还表现在市场方面，广东音像城是国内最完整的红色音像制品集散地，信息时报记者从音像城了解到，红歌广泛的群众基础，让红色音像制品也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销量，但乘着建党90周年的契机，红色唱片的销售也愈发火爆。

　　今年广东音像城联合多家唱片公司，举办了红歌音像制品展，制作发行了《百歌颂中华》、《歌声飘过30年》等一系列音像制品。广东音像城邓小姐和唱片公司胡先生透露，这些红歌音像制品经常接到几千套的大单，大多是企业和机关行为，尤其是央企和新华书店系统的订单，其中《百歌颂中华》短期内轻松售出5万张，销售成绩堪比不少大牌歌星。

　　随着7月1日建党90周年即将到来，广州不少公司企业、学校、街道纷纷开始组织员工唱红歌，无形中又推动了“红歌经济”的发展。根据《广州日报》报道，6月底红歌比赛扎堆，“红军服”等演出服装租赁生意火爆，比往年增三成。因为大家在晚会上不约而同选择《十送红军》、《红军不怕远征难》等长征题材的革命歌曲，一场晚会“红军服”至少要50多套。据悉，6月20日以后，“红军服”都比较紧张，特别是27日以后，基本上没有“红军服”出租了。

　　据服装租赁公司介绍，“（红军服）开发票每套租金是38元，不开发票每套35元，定金200元”。红歌扎堆唱，不但火了各种演出服装出租生意，也让一些音乐指导老师忙个不停。广东省青年联合会的一位负责人介绍，她认识一些90后大学生，还将这些红歌改编为嘻哈说唱和爵士乐风格，“我觉得不是一种油腔滑调，而是让更多年轻人也去喜欢不同味道的红歌。”

　　《北国之春》

　　已经成为各地红歌会的常规曲目。这首歌曲原本是日本民歌，创作于1977年，本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歌曲。1980年，作曲家吕远将这首歌曲译成中文，交由蒋大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唱，尔后火遍全国。这首歌也一度作为中日两国往来的友谊歌曲，大凡在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中，都爱重唱这首歌。

　　《国际歌》

　　1994年，香港的摇滚中青年们被摇滚版的《国际歌》震撼，那就是著名的“魔岩三杰”与唐朝乐队的红馆演唱会，作为压轴出现的这支曲目，足以令台下不少作张学友装扮的白领窒息。老五的吉他一路摧枯拉朽的狂奔，丁武凄厉的长啸逆流而上，真正应了毛泽东的“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南泥湾》

　　原作是由鲁艺戏剧系的贺敬之作词，音乐系的马可作曲的歌舞剧《花篮的花儿香》，后经修改，整理而成，歌曲歌颂了为根据地大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南泥湾》同时也是一首开创内地摇滚时代的先驱性歌曲，内地摇滚教父崔健于1986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次以摇滚乐队的形式演唱了这首革命经典歌曲《南泥湾》，引起了整个音乐界的震动，内地乐坛的摇滚时代也从崔健的这一次演唱正式宣告开启。此外，香港一代歌后徐小凤也曾将它重新填词，用粤语演唱。

　　《龙的传人》

　　诞生在1978年的台湾，由候德建词曲，李建复首唱。这首台湾歌曲与大陆的红歌原来并非一路，但却有着红歌的核心诉求——集体的事业、共同的目的、民族自豪感，歌曲因而传遍全国。多年以后经过王力宏的翻唱，更是深受年轻歌迷喜欢。

　　《东方之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