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逃生攻略:翁文灏与抗战期间的钢迁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04:24:25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政坛,曾经出现过一个“学者从政派”,翁文灏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出生于浙江宁波绅商之家,14岁考中秀才, 23岁成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留学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清华大学代理校长,与章鸿钊、丁文江、李四光一起被公认为我国地质科学的四大奠基人。1932年,翁文灏应邀到庐山牯岭为蒋介石讲学3天,由此逐渐步入仕途,历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经济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职,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学问做到院士,当官做到总理”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被毛泽东称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抗战期间,翁文灏是中国战时工业生产及经济建设的最高主管。钢铁厂迁建委员会(重钢前身)也是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翁文灏已被今人所淡忘,但透过翁氏存世不多的档案、日记、题词以及其师友弟子的追忆,我们仍然可以窥见他对钢迁会这个抗战后方最大钢铁基地的拳拳关爱之情。

力促汉阳铁厂西迁

翁文灏对于钢铁工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钢铁工业“实为全国经济之根本,亦为工业化必须之基础,如不确为建立,则中国经济不易独立自存。”资源委员会成立后,翁文灏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钢铁厂建设。他原本计划和德国克虏伯钢铁厂合作,在湖南湘潭筹建中央钢铁厂,但终因战争的影响未能如愿。国难当头,翁文灏将视线转向已停产多年的汉阳铁厂,积极与盛升颐(盛宣怀之子)等人商讨汉阳铁厂租办和重开事宜。1937年底南京陷落前夕,忧心如焚的翁文灏约同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到武昌胭脂井招待所向蒋介石当面进言,要求将汉阳钢铁厂迁移到大后方重建以供军需。随后他还就钢铁厂设立地点等事项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具体建议,最终使蒋介石下定决心,于1938年2月7日颁发了“汉阳钢铁厂应择要迁移,并限三月底迁移完毕为要”的手令。

扶持钢铁厂迁建工作

蒋介石“二七”手令下达后,翁文灏于2月12日紧急约见兵工署制造司司长杨继曾、上海炼钢厂厂长张连科、资源委员会矿业处处长杨公兆和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恽震等技术专家,听取他们对于汉阳钢铁厂拆迁的意见。两天后,他与俞大维向蒋介石递交签呈,呈请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来负责该项工作,提名杨继曾、张连科、杨公兆、恽震、程义法、严恩棫、胡霨等人担任委员。蒋介石复电准予照办。

除为汉阳铁厂迁建配备精英团队外,翁文灏还对钢迁会工作从经费方面大力扶持。当时,钢迁会估算汉阳铁厂拆运设备2.5万吨,需费300万元;安装建设补充需200万元;铁矿需150万元;煤矿需150万元;水道松坎河、蒲河需100万元;周转资金需100万元。如此一来,汉阳铁厂迁川费用最少也需1000万元,这在战时来说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开支,在提交行政院审查时自然引起了诸多非议。在翁文灏的不懈努力下,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75会议最终落实了汉阳铁厂首批迁建费800万元,而同时讨论的黄河筑堤等费用被否决。此外,为了方便钢迁会开展工作,翁文灏允许“所有费用之开支由该会实报实销”。

亲临现场督导工作

翁文灏在抗战期间共多少次来钢迁会检视工作没有确切的数字,但其日记和钢迁会大事记直接记录的就有七八次之多,择要记述如下:

1938年9月12日,翁文灏在严恩棫陪同下乘坐“民殷”船经过50里水路在杨家码头登岸。他在钢迁会设在这里的临时办事处短暂逗留后,步行至大渡口,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参观了炼铁、炼钢、轧钢筹建现场,并详细询问了各专业的负责人姓名。检查过程中,他看到杨家码头下有块空地还未使用,便向随行人员询问原因。于是,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就留下这样的细节记录:“杨家码头下有落钟子,其间有地,为电力厂保留。”

1940年1月18日,翁文灏带着杨继曾等人驱车赶到綦江。午饭后,他参观了钢迁会在蒲河设立的大智、大仁、大勇3个船闸。然后又不顾舟车劳顿,赶到南桐车站,步行5华里来到南桐煤矿。他向南桐煤矿负责人侯德均详细询问了南桐煤的煤层厚度、硫份和每日产煤量,并参观了洗煤和炼焦工作现场。钢迁会煤铁开采和运输的艰苦情况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还仔细了解了从南桐煤矿到蒲河场全长18公里的土路修筑过程和费用情况,在自己的本子上一一作了记录。次日,他早早起床,又赶到綦江检查了大信、大严两个在建船闸的工程进度,并在大严闸所在的羊蹄洞与工作人员共进午餐。

1940年3月1日,钢迁会20吨炉建成投产。3月8日,翁文灏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钢迁会主任委员杨继曾等人陪同下乘坐“裕繁”号小轮船专程前来了解相关情况。他对20吨炉投产日期、出铁量等工作细节详加询问。当了解到20吨炉自开炉出铁以来,大概每天可出10吨铁,每5小时可出一次时,他十分高兴并勉励钢迁会加紧建设让百吨炉尽快发挥作用。

1942年,钢迁会平炉、电炉相继开始炼钢,钢条轧制、钢轨轧制、硅砖试制也陆续成功。这一年8月和12月,翁文灏两次来钢迁会检视工作。特别是后一次,他在陈公侠和杨继曾陪同下饶有兴致地查看了钢迁会炼钢和轧钢现场,并为钢迁会题写了“国之桢干,厥在钢铁”的寄语。

反对停办钢迁会

翁文灏对钢迁会的发展寄予厚望,对孔祥熙提出“停办大渡口钢铁厂”的无理要求进行了公开抵制和反对。1939年,由孔祥熙等军政界、金融界重要人物入股控制的中国兴业公司(三钢前身)在重庆成立,它是抗战时期官商合办的最大钢铁联合企业,生产规模仅次于钢迁会。尽管在其筹建之初,翁文灏就预见到两厂可能存在的竞争关系,提出了“二厂所出钢品,拟商定种类,俾各有所专”的解决办法。为了避免纠纷,他进一步提出:钢迁会是政府所办,应专重于兵工需要,中国兴业公司应主要生产工业及交通所需产品。即便如此,两厂之间还是冲突不断。孔祥熙在国家总动员会议第25次常委会上当着蒋介石的面率先发难,要求停办大渡口钢铁厂。翁文灏从国家发展需要出发予以驳斥,钢迁会停办之说就此作罢。

高山仰止无愧后人

翁文灏是一位正直无私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战期间,他的次子翁心翰请缨长空,年仅27岁就牺牲在对日空战战场;新中国成立之初,翁文灏无视台湾方面的威逼利诱,拒绝了美国科研机构的高薪聘请,顶着“头等战犯”的帽子回归祖国;文革期间,他最疼爱的长子翁心源(著名石油工程师)被迫害自杀;在人生的弥留之际,翁文灏遗嘱将全部遗产捐献给国家。回顾翁文灏的一生,尽管他在政治上跌宕起伏,一度站错了队,但其抗战期间主持厂矿内迁功不可没,对钢迁会的历史作用更是值得重钢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