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芜湖火车站周边酒店:红歌为什么这样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5:25:44
红歌为什么这样红
一些中国人或许还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歌最红时的情景。从2006年开始，江西电视台的“中国红歌会”似乎又把人们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红歌，即‘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各历史时期的革命歌曲，如红军歌曲、抗日歌曲、解放歌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类健康励志歌曲。此外，还包括世界各国的革命经典歌曲。”江西电视台“中国红歌会”的招商资料这样下了个定义。
红歌也能热起来
“2006年初，电视文艺节目不断改革与变化，我们也在考虑，大型电视文艺活动究竟怎么弄，才既有特色又有收视率，还能打造品牌。”江西电视台台长杨玲玲这样追溯“中国红歌会”的策划起因。
经过考察，江西电视台决定立足于本地优势资源，办出江西特色。受广西的“民歌节”以及“印象?刘三姐”的启发，几番斟酌，最终定名为“中国红歌会”。
江西电视台主管节目的副台长李建国告诉记者，决定做“中国红歌会”是基于以下三点；其一，江西独有的红色资源；其二，受近年一些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成功的启示；其三，红色旅游不断升温。
面对电视选秀节目竞争的惨烈，李建国认为，眼睛只盯着对手，再进行简单的复制，只会使自己走入死胡同，“与其研究对手，不如研究消费者”。
杨玲玲告诉记者，“中国红歌会”最初是小型推广，比如“社区红歌手”的选拔。初尝胜利后，2006年，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契机，第一届“中国红歌会”推出。
杨玲玲说，节目推出后，获得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赞誉。“领导满意、百姓参与度高，业界也叫好，认为无论是主题、创意还是效果都相当突出。”
分析成功的原因，杨玲玲认为主要有三点：“其一，主流文化在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占据着主要位置；其二，‘正面报道’并非不受欢迎，关键是要找到媒体供给和观众需求之间的契合点；其三，老百姓心底有一种对美好的呼唤。呼唤今天的美好或者曾经的美好。”
“真正把电视当作生活一部分的观众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尤其是女性。”杨玲玲向记者介绍说，“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受众定位是非常准确的。”
中国红歌会的评委之一、歌唱家牟玄甫也告诉记者，电视媒体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唱着红歌成长起来的那一批人的爱好，而“红歌会”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白。
央视索福瑞收视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红歌会”海选阶段播出时，受众构成中45岁以上的群体占将近70%。
“红歌突围战”
在8月22日、23 日的“红歌突围战”中，评委席上几位老艺术家李双江、阎肃，腾矢初等被年轻歌手常宽、林依轮、谢雨欣取代，舞台上的老年和儿童选手被淘汰……这些调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杨玲玲告诉记者，年轻评委取代老评委等调整，主要是“想改善一下受众群，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这些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经营压力和收视率的考虑。
2007年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整体收视率为2.46％，2006年上海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的收视率为1.49％，业界标竿“超级女声””2005年总决赛期间整体收视率则高达6.22％。而“中国红歌会”从8月10日到21日连续播出的海选实况，收视率仅为0.36％。
“红歌突围战”虽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晚的收视率却跃升到0.7％。随后的9月2日晚，“红歌英雄汇”第一场，也就是总决赛12进10的比赛，虽然江西卫视“顺应民意”，又请回了老艺术家评委，并在选手选歌方面更注重红歌的“纯粹性”，但收视率却回落到0.34％。
经由“红歌突围战”进入全国12强的选手中，有11名是“80后”，“中国红歌会”由此“年轻化”了。随后每周连续进行的专场晚会，以及PK环节设置及短信投票支持，也基本吻合选秀的常规套路。
市民社会的精神怀旧
南昌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王秀荣认为，大量的流行歌曲批量生产，艺术价值显得欠缺；物质很丰富，思想追求反而显得空洞。红歌突然受追捧，“和肉吃多了想吃野菜是一个道理”
“一切时髦的东西很快就会变得不时髦。”“中国红歌会”评委、国家一级指挥家腾矢初引用德国音乐家舒曼的名言，解释何以一些媚俗的电视娱乐节目日渐式微而红歌受到欢迎。
1993年毛泽东100周年诞辰前夕，也出现过一次红色经典革命歌曲的热潮，当时《红太阳》、《北京的金山上》、《东方红》等歌曲在翻唱后重新风靡。15年后，“中国红歌会”又掀起了一次唱红歌听红歌的热潮。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这两次红歌热的背后都有着特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前者来源于群体性的对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感和焦虑，后者则源于市场经济下普遍的个人化焦虑。”
张颐武认为，“中国红歌会”所带来的红歌热大致反映了两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一是对安全感的需求，二是对浪漫激情的渴望。“观众通过听唱红歌重温那个逝去的时代，好像能给人一种回到了母体的安全感，一种精神的依旧。”他说。
文艺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亦有同感：“许多中老年观众现在唱红歌是缅怀过去。”但他又指出，除了“怀旧”，中国改革在取得众多成就的同时，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也引人关注，使一部分民众希望借助红歌抒发心中的情绪。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曾遂今教授在其所著《中国大众音乐》一书中对红歌的历史作过梳理：在革命激情奔放的年代里，红色经典歌曲是至高无上的。这种艺术上的排他性在“文革”期间发展到极至，除了“语录歌”、“战地新唱”和“红色样板戏”外，几乎没有其他音乐类型的生存空间。
如果说音乐是联系记忆的桥梁，这种用“排他性”音乐有时会唤起一些受害者们难以忘怀的伤痛。巴金曾在《随想录》中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红歌会的出现和红火恰恰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标志。”张颐武说。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42期《瞭望东方周刊》）
刘兆明
一些中国人或许还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歌最红时的情景。从2006年开始，江西电视台的“中国红歌会”似乎又把人们带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红歌，即‘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各历史时期的革命歌曲，如红军歌曲、抗日歌曲、解放歌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类健康励志歌曲。此外，还包括世界各国的革命经典歌曲。”江西电视台“中国红歌会”的招商资料这样下了个定义。
红歌也能热起来
“2006年初，电视文艺节目不断改革与变化，我们也在考虑，大型电视文艺活动究竟怎么弄，才既有特色又有收视率，还能打造品牌。”江西电视台台长杨玲玲这样追溯“中国红歌会”的策划起因。
经过考察，江西电视台决定立足于本地优势资源，办出江西特色。受广西的“民歌节”以及“印象?刘三姐”的启发，几番斟酌，最终定名为“中国红歌会”。
江西电视台主管节目的副台长李建国告诉记者，决定做“中国红歌会”是基于以下三点；其一，江西独有的红色资源；其二，受近年一些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成功的启示；其三，红色旅游不断升温。
面对电视选秀节目竞争的惨烈，李建国认为，眼睛只盯着对手，再进行简单的复制，只会使自己走入死胡同，“与其研究对手，不如研究消费者”。
杨玲玲告诉记者，“中国红歌会”最初是小型推广，比如“社区红歌手”的选拔。初尝胜利后，2006年，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契机，第一届“中国红歌会”推出。
杨玲玲说，节目推出后，获得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赞誉。“领导满意、百姓参与度高，业界也叫好，认为无论是主题、创意还是效果都相当突出。”
分析成功的原因，杨玲玲认为主要有三点：“其一，主流文化在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占据着主要位置；其二，‘正面报道’并非不受欢迎，关键是要找到媒体供给和观众需求之间的契合点；其三，老百姓心底有一种对美好的呼唤。呼唤今天的美好或者曾经的美好。”
“真正把电视当作生活一部分的观众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尤其是女性。”杨玲玲向记者介绍说，“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受众定位是非常准确的。”
中国红歌会的评委之一、歌唱家牟玄甫也告诉记者，电视媒体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唱着红歌成长起来的那一批人的爱好，而“红歌会”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白。
央视索福瑞收视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红歌会”海选阶段播出时，受众构成中45岁以上的群体占将近70%。
“红歌突围战”
在8月22日、23 日的“红歌突围战”中，评委席上几位老艺术家李双江、阎肃，腾矢初等被年轻歌手常宽、林依轮、谢雨欣取代，舞台上的老年和儿童选手被淘汰……这些调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杨玲玲告诉记者，年轻评委取代老评委等调整，主要是“想改善一下受众群，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这些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经营压力和收视率的考虑。
2007年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整体收视率为2.46％，2006年上海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的收视率为1.49％，业界标竿“超级女声””2005年总决赛期间整体收视率则高达6.22％。而“中国红歌会”从8月10日到21日连续播出的海选实况，收视率仅为0.36％。
“红歌突围战”虽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晚的收视率却跃升到0.7％。随后的9月2日晚，“红歌英雄汇”第一场，也就是总决赛12进10的比赛，虽然江西卫视“顺应民意”，又请回了老艺术家评委，并在选手选歌方面更注重红歌的“纯粹性”，但收视率却回落到0.34％。
经由“红歌突围战”进入全国12强的选手中，有11名是“80后”，“中国红歌会”由此“年轻化”了。随后每周连续进行的专场晚会，以及PK环节设置及短信投票支持，也基本吻合选秀的常规套路。
市民社会的精神怀旧
南昌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王秀荣认为，大量的流行歌曲批量生产，艺术价值显得欠缺；物质很丰富，思想追求反而显得空洞。红歌突然受追捧，“和肉吃多了想吃野菜是一个道理”
“一切时髦的东西很快就会变得不时髦。”“中国红歌会”评委、国家一级指挥家腾矢初引用德国音乐家舒曼的名言，解释何以一些媚俗的电视娱乐节目日渐式微而红歌受到欢迎。
1993年毛泽东100周年诞辰前夕，也出现过一次红色经典革命歌曲的热潮，当时《红太阳》、《北京的金山上》、《东方红》等歌曲在翻唱后重新风靡。15年后，“中国红歌会”又掀起了一次唱红歌听红歌的热潮。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这两次红歌热的背后都有着特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前者来源于群体性的对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感和焦虑，后者则源于市场经济下普遍的个人化焦虑。”
张颐武认为，“中国红歌会”所带来的红歌热大致反映了两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一是对安全感的需求，二是对浪漫激情的渴望。“观众通过听唱红歌重温那个逝去的时代，好像能给人一种回到了母体的安全感，一种精神的依旧。”他说。
文艺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亦有同感：“许多中老年观众现在唱红歌是缅怀过去。”但他又指出，除了“怀旧”，中国改革在取得众多成就的同时，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也引人关注，使一部分民众希望借助红歌抒发心中的情绪。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曾遂今教授在其所著《中国大众音乐》一书中对红歌的历史作过梳理：在革命激情奔放的年代里，红色经典歌曲是至高无上的。这种艺术上的排他性在“文革”期间发展到极至，除了“语录歌”、“战地新唱”和“红色样板戏”外，几乎没有其他音乐类型的生存空间。
如果说音乐是联系记忆的桥梁，这种用“排他性”音乐有时会唤起一些受害者们难以忘怀的伤痛。巴金曾在《随想录》中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红歌会的出现和红火恰恰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标志。”张颐武说。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42期《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