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父亲和母亲

第一节 父亲简历

父亲士瓒字企超，学名共安，1887年（光绪十三年）正月26 日（农历）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淳化镇花桥冲。

1907年在花桥冲与张夫人完婚成家。

1912年冬毕业于湖南公立第一法政学校银行科，时值辛亥革命后，湖南省政府创办湖南实业银行，法政学校教师曹训农任该行总经理。父亲被邀参加该行工作至1919年秋，因患重病休养年余。1920年冬病愈，湖南总金库成立，曹师复任总经理，又邀家父入行，任岁出科科长职务。

1921年秋曹师应北京农商银行总行之聘任高管，邀父亲同往，随即被派到上海分行工作，之后又调北京总行管理处任会计科副科长。

1924年家眷迁居北平。

1927年冬兼任北京坨清高线铁路债权银行团总稽核兼会计科长（农商银行为该团八家债权银行之一），至1930年辞职。应大陆银行总行之邀，担任天津分行下属庆丰面粉公司副总经理兼厂长，历时一年多，“918”事变后不久，该厂停办。父亲离开大陆银行后，应友人介绍加入中央银行总行，顷赴海州开办板浦（现张家港地区）办事处任经理职。板处开幕后，总行即调派父亲赴石家莊开办石家庄分行任经理。1935年初又调任徐州创办徐州分行任分行经理，同年四月复调任扬州分行经理。

1937年抗战初期，镇江沦陷，扬州危急，总行电令扬行全部撤退武汉待命，父亲率领扬行职工於扬州沦陷前夕撤退，绕道徐州和郑州，于1938年初到达武汉，总行令赴湘西开办常德分行，同时兼办辰溪办事处经理。

1940年因中央银行为支持抗战收购民间黄金事，父亲被奸商和贪官诬告，终与总行意见不合而辞职。其后，资源委员会拟邀父亲任辰溪煤矿矿长，父亲以不懂行为由推辞，同意就任煤矿总务科长，便将全家从辰溪城里迁居至沅江南岸桐湾溪，直至日寇投降。

抗战胜利次年（1946年）春，举家返长沙，先暂居新怡园旅社，下半年迁往营盘街听橘园新居。1946年夏，复兴银行开办武汉分行邀聘先父任经理，至1948年秋。

1948年11月湖南省银行改组，父亲被邀聘为副总经理，回长沙工作。当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圆券急剧贬值，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湖南省主席程潜决定发行地方流通货币（湖南省银圆券），父亲负责省券发行工作。当时，湖南省黄金储备有限，父亲采取物资资源为货币基准，使省银行银圆券得以顺利发行，稳定了湖南省的经济。

湖南和平解放后，总经理离职，父亲乃代总经理职，并负责办理移交。适逢建业银行总行经理龚饮冰自上海电邀父亲任武汉分行经理，1950年2月就职。1952年各原商业银行合并为武汉公私合营银行后，组织为了照顾年过花甲的父亲，派任房产科副科长，后调任金融研究室研究员，保留待遇不变。

1957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以特别邀请人士名义邀父亲为省政协委员，并聘为省政协参事室参事。1964年省政协换届为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父亲连任省政协委员。

父亲于1968年5月13日逝世，享年81岁。

第二节 少年时代

父亲金贡安，原名叫金共安，字企超，后来因故改名，此段故事后面叙述。

他小时候先住乡下，读过私塾，念”子曰学而时习之”一类，教书先生拿戒尺严厉管教，倒是学到孔孟之道的真传，文章、辞赋、书法都在上等水平。他最欣赏孔子天下大同的思想，我们小时候常常听他背诵：“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偶尔，他也说童年趣事，一日先生临时有事，把学童锁在楼上室内背书，一个小孩屎急，于是伸手取对面房瓦盛便，解毕，仍将带屎的瓦片放回原处，盖好。过几日，下面厨房发现菜中带活蛆，不得其解。当时卫生条件很差，夏天傍晚，小孩拿着扑虫网对着蚊群挥舞，扑到成群蚊虫，可以挤出水来。那时小孩都早熟，读完私塾，后随全家搬迁到长沙城里。父亲便继续在湖南公立第一法政学校（湖南大学的前身）会计科学习深造，毕业后到湖南实业银行工作，任办事员，他向经理提出最先实行新式会计账，当时他才二十多岁，已经接受了一些新思想，确立了爱国爱民的志向。

第三节 入世初期

父亲1910年考入湖南公立第一法政学校银行科，时值中国大动荡时期，辛亥革命之后，各种思潮涌入三湘，他的思想也受到影响，认为国人只有齐心协力，奋起抗争，才能救国救民。

父亲入学时已经22岁，算得上是最年长的学生，其学习刻苦努力，遇到不明白的知识，勤于向老师请教释惑，深得老师的宠爱，尤其曹训农老师特别欣赏父亲的诚恳好学与聪慧谦和。时值辛亥革命后，湖南省政府创办湖南实业银行，曹训农被聘为该行总经理。父亲还在学时，训农老师就让父亲和另外两位同学到该行实习。1912年冬毕业，父亲毕业后径直进入湖南实业银行。入行不久，父亲向曹师建议，改旧式簿记账为新式会计账，曹师采纳了这一建议。这在当时确是一项创新。由此可见父亲好学习、重实践、勇革新的治学态度。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发行的内国公债数年未发过息，公债价格大落，当时仅值原始值的四成。父亲时为湖南实业银行放款科主任。按照本行规定，有价证券可作抵押，故经营公债交易的唐星三、张某、谭某常以公债向本行作短期抵押。他们都是以小额交易做临时周转。当时，湖南实业银行营业部分内柜和外柜两部分：内柜按照银行组织，设存款、放款、汇兑、财计和庶务五个部门；外柜完全是钱庄的老一套，设出纳、兑换、跑外等部门。内柜由总经理直接指挥，外柜在总经理之下设一经理专管钱庄如拆放等运作业务，故本行对钱庄的放款业务列为同行拆放，不在内柜放款科业务范围之内。总经理曹顺农先生是日本留学生，也是第一法政学校银行科的兼职教师，其实他对银行业务从未入过门，遂聘请饶树荣以经理名义主持同行拆放业务。饶是江西人，老钱店学徒出生。当时，长沙钱庄以江西帮势力最大，本省人开的本帮錢店都要听西帮指挥。饶原先为长沙西帮最老、最有实力的达顺钱庄的经理。因辛亥革命后已成为大富翁的达顺钱庄财东将钱庄关张，归老回江西故乡，饶得到实业银行这个新职位正好安置他的下属，抵押放款这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交给了他的亲信王希之。王利用手中放款权力勒索借款人，同人也多知其事而无人敢言。曹公嘱咐父亲关注这个公开的秘密。

小钱店向钱庄拆用，钱庄向银行拆用。实业银行因得到政府批准有纸币发行权，寸头比较活动。但因纸币天天贬值，钱庄则利用这个机会，不仅将自己的所有流动资金囤积货物，还向银行拆用资金，购囤实物，待优而沽，钱庄借此大发横财，银行放出之款则随波逐流日益贬值。父亲鉴于这种银行日日亏损的情形，便向总经理建议：“内国公债为中央政府所发行，虽久未发息而贬值，现在四折即可购得，我行何不将放出的资金陆续收回购进公债。一次不要购进过多，以免使公债价格上涨。”曹总不同意，认为：内国公债连息也不发，更谈不上还本。银行现在放款还有息可收，若购进公债岂不连息也得不到吗。父亲认为，本行发行的票币数量已经不少，以一部分买公债存库可作发行准备。内国公债的贬值纯因未能发息所致，照中央政府财政情形非借债不能维持，近闻政府正在计划整理旧公债另发新公债，如果此传闻属实，则公债必将涨价，如果实业银行手中有公债，所获利益将比放款利息大得多。若公债不涨价，则以公债作发行准备也名正言顺。曹公表示赞同，并要父亲主持其事。父亲便嘱唐星三等照市价稍加利润代本行收购，他们可得一成。但大肆活动零星收购数竟不多。一笔可观的收购因饶树荣经理的干预而落空。

饶的儿女亲家傅兰轩为当时长沙最有实力的第一家西帮谦和钱庄经理，因与饶的关系，除以同业资格照市场习惯向实业银行拆用相当大数额资金外，还以内国公债五万元押借三万元。三个月到期转期一月又已届满，他仍无款清还。父亲照章派员催款，他随后派人来行和父亲商量。父亲提出将公债按时价抵还款。来人系傅兰轩的兄弟，表示同意，并约定次日上午来行交割。次日晨父亲到行，饶经理问父亲，是否有此事？并说这个事不能做。他说，不论银行也好钱庄也好，唯一的做法总离不了吸收存款运用放款，从中争取利润，以周转灵活为好。你把已经到期的放款买进公债，岂不利息都得不到。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他说得振振有词，作为晚辈的父亲不便同他争辩，但已约定傅兰轩前来交割，可作不了主，实在不好意思。只得托同人说金先生有事外出，交割事再定。待父亲中午回行时才知傅兰轩并未来行。父亲恍然大悟，原来傅兰轩托饶经理出面加以阻扰，饶允其再续借一月。果然，一个月不到，政府发行新公债，内国公债价格大涨，傅兰轩以涨价后的公债作抵押，返还银行拆借资金还多余不少。时隔多年同曹师谈起此事时，两人均感遗憾，曹师后悔用人不当。

父亲初入银行金融业，竟有如此犀利眼光和深远谋略，实具金融天赋。

1919年秋，因为邻居家失火，父亲从地处南门的实业银行赶回家中，受到暑寒蒸腾，患伤寒重症，十分凶险，高烧多日不退，父亲的同学友好十分关心，请来专治伤寒症的朋友为父亲治疗，经过扶正祛邪才退烧，父亲头发掉光，骨瘦如柴。郎中告诫，虽然见好，但是危险期并未渡过，这时特别要注意饮食，只能够吃流食，绝对不许吃硬东西。据父亲回忆：正如大夫所言，当他自己能够下床活动时，特别想吃东西，嘴馋得不行，张妈妈看得很紧，让他挨着饿，慢慢恢复。一天父亲看到邻居孩子吃蚕豆，便要了几粒，偷偷吃下，不一会，肚子剧痛，人在床上打滚。张妈妈马上再请来大夫，大夫一看便说，你吃了什么啦，父亲支吾了一会，只得说出真相。大夫说，真危险，伤寒病刚刚退烧，人的小肠像纸一样薄，很容易被硬食撑破，那就没得救啦，幸亏你只吃了几粒豆，不然，我也没有回天之力啦。父亲休养年余，直到1920年冬才痊愈，此后转到湖南总金库工作。父亲在后来特别注意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也是由于这场重病的缘故和后来家庭不幸的遭遇。他时常告诫我们“健康第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十年之后，父亲怀着对朋友真诚相救的感恩之心开始日记，这是他写日记的主要起因。

大约1921年秋，法政学校教师曹训农应北京农商银行总行之聘，邀父亲同往。大约1921年，他别了家小（当时大哥、大姐已经几岁）与曹师一道北上，后来被派到上海分行工作，后又调北京总管理处任会计科副科长。他辗转于京、津、沪、汉、石家庄一带，民国十三年，把张妈妈和几个小孩接去北京一起生活。几年之后已经达到中产阶级水平，在京津地区实业界小有名气。

第四节 婚姻和家庭

1920年父亲取乡绅张老爷的闺女张小姐为妻，生有五男三女，惜一男二女夭折于襁褓。四男：先伊、先佶、先健、先侃，女先倜。次男先佶1922年死于疟疾，张母倍受打击，于1930年辞世。张母去世后的两年时间里，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先伊在北方交通大学上学，先倜在北京燕京大学上学，身边留下先健和先侃。读中学的先健经常给先侃讲牛顿、爱迪生等科学家的故事和一些有趣现象的物理化学原理。两兄弟情同手足，情谊深切，一天先健深情地对父亲说，要是弟弟有什么不测，我也不会长久的。先侃聪敏过人，6、7岁时，便纠正邻居哥哥京剧唱腔的走板误唱、在叔伯面前大谈飞机原理、大赞国父孙中山先生，立志要学爱迪生，长大为国出力，···。父亲的朋友背地里对父亲说：这孩子太过聪明，只怕命不长。果不其然，先侃8岁死于霍乱，弥留之际听说日机在中国领空猖獗，怒不可竭地说：我国也有飞机为什么不还击？低声痛斥日寇的侵略行径。身体原本虚弱的先健思弟忘我，先侃去世后的第二年先健也随弟西归，去世时不到18岁。

大哥先伊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铁路经营管理科，解放前先后任职于粤汉铁路局、东北满南铁路局，正太铁路局，解放后任职于广州铁路局客运段。原配夫人李沛儒生育了四女三男，大女泽豫，二女泽南，三女泽琪，四男泽宸，五男泽益，六女泽宜，七男泽泰。李夫人于1950年患伤寒症去世。续弦何夫人生育二女一男，八女泽芬，九男泽衡，十女泽琳。

大姐先倜与原配丈夫高崇智生育一男一女，大女湘田，二男皖田，高崇智去世后，两人后随母姓金。大姐于1945年在重庆与我党地下工作者周竹安再婚。解放后，周竹安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保加利亚大使，大姐随同前往，届满回国后仍然在外交部工作，后离休。

张母辞世之后，父亲念念不忘，两年不谈续弦之事，很多友人为其介绍对象，有几位也是名门闺秀，父亲都一一婉绝。1932年，父亲于回乡祭祖、修坟，留居长沙月余，经亲友介绍，认识了28岁的老姑娘——母亲周慧芳女士，一见钟情，于9月13日举行盛大民俗婚礼。父母返京后，体质虚弱的先健和先侃兄弟才又获得母爱的抚慰，可惜天伦时光短暂，先健和先侃两年左右后因病相继离世。

母亲生育一女三男。姐姐先傥，其后为先伋、先仲和先俨。先傥16岁参军，从事血液研究；先伋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献生高等教育事业；先仲毕业于西北工大一生为国防事业服务；先俨毕业于湖南大学投身机械制造业。各人为国都小有贡献。先傥嫁李国旺育三子；先伋娶高湘生、先仲娶盖丽英、先俨娶刘容秀，均育一男一女。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子孙有成。母亲周慧芳于1988年仙逝。

第五节 张妈妈

回忆我们的家必然要追忆我们的两位母亲---张妈妈和我们的生母周慧芳，父亲在日记中多篇称道她们的贤淑慈爱。

爷爷替父亲较早操办婚事，在二十岁结婚，第一位母亲姓张，其娘家是当地名门望族，其父张老先生和祖父也是世交，这庄联姻可谓之门当户对，张妈妈十分贤惠，专心家务，她先后生育八胎，留下四个子女，先伊、先倜、先健和先侃。大哥金先伊和大姐金先倜长大成人，三哥金先健和四哥金先侃先后夭折。1930年，张妈妈病逝于北京病，享年四十二岁。父亲十分悲痛，遭此人祸打击，头发全白了。但是，仍然以坚强毅力，克服困难，去大陆银行投资的天津庆丰面粉厂任职。

父亲在日记中有详细记录。

【父亲日记，1929年，北京】

1929年8月12日，关于张妈妈病情的记载。

“内子近年来时常多病，盖以生育过多体气虚弱，加以十一年佶儿病故，伤感过深，我以贫乏无力多雇人，家务无钜细，必躬自操作，积劳愈盛，病乃盖深，自前年夏间起至去夏而益重，腹胀不消，中医无效，嗣由德医狄博尔诊治，谓腹内有痞，非割治不为功，乃于去年六月由狄医开刀，于腹部并无块物，乃用电气治疗，今已年余，杂病皆癒，惟创口不平复，近因天热，乃益盛，余心乃益揣揣焉。”

1929年8月27日， 回忆张妈妈病情。

“内子自去年六月在德国医院经狄博尔施手术于腹部，并未割出何物，迄今年余，创口尚未复原，用电器治疗八关月，腹部仍胀，惟腹内不痛及气喘头晕，手指拘挛等疾痊愈，已觉收效不少，近由徐君仲辅告之用洋虫粪敷创口颇见效。”

1929年12月22日，记录张妈妈生日。

“今日为内子四十二岁生辰，因家中人丁清吉，内子病体日益健全，颇觉高兴，团聚小饮，殊饶兴味。”

1930年7月1日，关于张妈妈病危。

 “今日至医院，内子病势转剧，十时，克礼诊视颇精细，旋告余云：汝太太病系肠痨，视初时想用爱克司光杀死病菌，乃仅能稍癒数日，复又繁殖，且较前加甚，无法可治，现在肠已溃烂，各部均伤，危险已极，须预备后事。余闻此言，悲从中而来，而不敢泣，恐内子知也，归来恸哭一场。下午在公司办事，忽接鼎儿由医院来电，知内子要回家，乃雇汽车接归。”

1930年7月3日，关于张妈妈病逝。

 “内子于昨日午前十一时弃余及儿女而长逝，余回忆其于归我家二十四年之经过，及其待余之恩爱与体贴入微之爱情，近来所受之病苦，与抚育儿女之操持，节约勤俭，事扇姑之孝顺，待人以宽厚诚笃，？？（笔迹不清楚）余以后当陆续随笔书出，以志余哀，因其实为贤妻良母，其感余者极深，并非余不能作达观，徒作妇人女子之态，欸余将其事迹书出，览者自当知余有万不得已之伤心耶。”

1930年7月4日，父亲书拟挽联。

“余拟挽联一首，今日书悬内子灵堂前，联云：‘刀圭罔效，耆术何灵，一病苦三秋，可怜行同膒偻，坐类侏儒，卧尤偃骞，早知痛楚如斯，深悔要求速癒，赢得几年磨折，万种辛酸，两孔驉漏。   翁姑曰贤，妯娌称睦，阖家无异辞，谓是待人宽厚，教子谨严，持己勤俭，对我柔嘉维则，况复体贴入微，而今后儔问寒暖，谁规过失，孰慰穷愁’。”

1930年7月7日，关于吊唁的情况。

“今日为开吊日期，来弔者虽不足百人，但以余所处之地位及平日不能应酬，且系客中能得如此尚算不错，内子娘家无近亲在此，午生、公毅、仲？均属疏远。余在此并非得意不敢妄攀亲戚，致滔謟附之闲。”

1930年7月8日，出殡情况。

“今日为内子出殡日期，昨夜起雨时缓时急，若助人哀思者。早六时抬夫头目前来问，是否改期，音乐队亦派人前来，谓天雨不能出行。余亦以大雨滂沱诸事不便，拟改下二日。嗣仲辅、梦九来谓，改期原无不可，不过费用既多，现正雨期，所改之期能否见晴，尚不敢必，倘再遇雨又将如何。余以其理盛充，且自一日晚起，余及儿女均未正式安寝，若停柩在堂，晚间睡则不能安心，再有两晚不睡，恐精神不济，再四思量，仍以今日出殡为妥。不过雨况甚大，一切仪仗均不能用，音乐队又不能出，亲友送殡者当然不能去，途中未免太冷静耳。侯至十一时，雨仍时大时小，不得已乃抬行，途遇大雨数次，十二时余抵法源寺，厝（cuo）于后门南院十七号，房虽不大，尚能供漆匠工作，安灵后稍休憩（xiuqi），归时已近三时矣，雨终日未息，天公或亦知余处境之苦，而为余致哀耶。内子于归二十四年，聚多离少，从此生离死别永无相伴之日，偕老归田之愿望成泡影，回首前尘柔肠寸断矣。”

1930年7月9日，怀念伤感之情。

“今日检点家中一切，力谋恢复原状，惟物在人亡，触目无非悲悼，园中花木除植于地上者，概于搭棚时净尽铲除，以便工作外，其植于盆中者，亦尽成焦粹之色，余植荷二盆，花叶颇茂，数日间顿形黄萎，因叹花如此，人何以堪。内子贤能，与余爱情甚挚，二十四年之久，毫无间言。余性躁，有时不能忍，每因家务细故，过于嚣张，内子始终柔顺，阅数日再行解释，其对儿女亦复如此，儿女有何错误，从无疾言厉色，总以婉言劝慰，使之感服，其有较重过失，不能不使余知者，必于无人时告我，并嘱余作为不知，免致使之难受。此种教法极为得体，余愧不如也，希望儿女成立之心较余尤切，常谓男婚女嫁诸事办完后，即偕余归故乡，享田园之乐，此话距题尚远，彼乃中道捎弃，致使余此种希望永无实现之日，盖余即归田无我老妻为伴，亦觉无趣，呜呼，可悲也已。”

1930年7月14日，回忆内子病情。

“内子此次病情转剧，系自阴历端节后起，盖端节日彼当甚高兴，自动欲游三海公园，余乃从其意，在迎薰亭茗谈甚久，并带儿女雇一小舟，荡漾于碧荷中，余视其有倦容，乃赶速扶归，次日即微觉不适，后乃日甚一日，于国历六月二十一日进德国医院，居二十日而出，不一日而不救，呜呼，人称德医神妙，果安在耶，盖克礼始终谓病稍见减，至一日上午始谓无办法也。”

“昨日为鼎儿二十晋三生辰，又于今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内子常谓今年六月十八日余当高兴过一日，并为鼎儿治馔数簋（gui），令其召集交好者数人欢乐一日，且于是日集合全家，照一全家福相片留为纪念，及其已入医院，尚谓如至六月十八日尚不痊愈，当见减轻，余必于是日归家一行，呜呼，言犹在耳，能不悲乎。”

1930年7月16日，感谢诸友。

“今日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酬谢帮忙诸君，内子丧事，余因事出仓卒，且心绪纷乱，人地生疏，不知应办何事，天气溽暑，诸友人冒暑奔走，情深可感，故今日特酬之，籍表感谢之意耳。”

1930年7月23日，追思。

“内子体气素强，向无疾病，虽生育儿女多人，亦毫不感衰弱，自民国八年秋，余大病半年，服侍汤药，衣不解带者数阅月，加以智女初生，莆三日余即病发，发即甚剧，贫无药资，索债者时至，余妻之心力交瘁可知矣，余病九年春始癒，休养一年，贫苦已甚，冬季进省金库办事，薪入仅偿宿逋（bu），生活仍不宽裕。”

1930年7月28日至29日，追忆。

“内子有兄三，与余结婚时，其四兄已先一年卒，余及见者为其大二两兄，大兄是时赋闲家居，盖由宝庆古丈坪釐差卸职不久，次年即病卒，少南其二兄也，以佐杂听鼓，宁恒反正前归家，为人谨慎有余，才具不足，时运乖，而家累重，故内子每以父母老境太苦为忧，余以余妻勤俭逾常，辛劳备至，饮水思源，不能不感激其父母教导有方，为安慰余妻计，乃于民国五年起每月由收入人力车租项下致送铜圆六串，聊作余妻为其父母添馐之资，后因铜圆价落，乃送银元二元，至去年岳母去世方始停止，十余年之久积数亦不为少，此事为余对余妻稍算尽心者。”

1930年8月10日，.感想及贫俭之情况。

“余妻一病数年，医药费用为数不赀，耆术无灵，刀圭罔效，受尽痛苦，续命无方，余以微薄薪资一家八口，尚有儿女数人教育费，捉襟见肘，窘困可知，幸余向来俭朴，余妻尤勤俭，佩、净两兄深知余状况，故特厚赙（fu）。”

1930年8月14日，先伊离家去天津报到。

“鼎儿本定于今早五点五十五分附平津寻常快车赴天津到总局报到后，再由津赴皇姑屯，余因心绪不适，三时以前即不能眠，儿女起床均甚早，因彼兄弟姊妹均极友爱，颇有依依之意，余与鼎儿谈话教以在外立身行事之道。因鼎儿虽已长成至二十余岁，从未离开家庭，此系初次出外服务，不能不加以教戒勉励。”

1930年8月19日，思念亡妻。

“今日为内子末七日期，日月如流，忽忽已五十日矣，余与内子结缡二十余年，除求学期间别离数年，初至上海及北京时别离二年，其余省居京居，总是形影不离，相依为命，伉俪之情，素称笃厚，不料德薄时乖，致伊不寿已别之，五十日中，固使余时刻不能相忘，来日方长，使余思念之日正未有艾，其余多情耶，其伊之温柔敦厚实有使余不能忘者在也。”

1930年8月24日，家中困难。

“今日至王宅，铁生之夫人及其太夫人均出见。至徐宅，仲辅邀至内室见其夫人，俱极诚恳，但均不以新儿休学为然，余对此极难处置。新儿休学固非善策，惟京儿年太幼稚，若新儿上学，京儿一人留家，如何放得心下，日夜焦思，苦无良策，以善其后，呜呼，此余亡妻之所以不能瞑目也。”

页眉---“余妻于危笃时，谓对于余云：‘我死之后家务无人主持，不易处置，对于日常生活，可雇一厨师包开伙食，较为便利，至于京儿之照料，我亦无善策云。’余妻为余主持家政抚育儿女操劳二十余年，命在垂危犹念念不忘此两事，今彼所虑者余亦无法解决，友人多以续娶之说进者。噫，不仅难得贤能如余妻者，值此万分伤感之际，余岂有心谈及此事耶。”

1930年11月15日，家庭之困难。

“余到此后（天津）一来日间忙于工作，晚间又苦寂寞，而贤妻去世，儿女分离，万种愁肠有时潮涌，接得儿女信来，乃可慰情万万，侃儿念余甚切，余乃甚想回家一往，伊儿想回家，余又盼其过津一晤，牵肠挂肚自己亦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谓儿女情长，倘亦人情也欤。有时念及亡妻之贤能，感自身之孤寂，不免洒几滴伤心泪，勉欲自抑而不能，呜呼，余妻其有知耶，徒余之痴情已耳，天长地久，此怀绵绵。”

1930年11月20日，儿女情况及思念内子。

“今日接先伊信，旋又接仲弟及先倜信，伊儿有日内因公回平，先在津住一二日之意，余甚盼之，仲弟及倜儿报告家事甚详，余心颇慰，并慰健儿近日甚用功，与徐氏昆仲甚相得互相研究，择邻而处，古训昭垂，余亡妻对此非常注意，儿女数人均极循规蹈矩，余亡妻之贤能，诚有不可及者，能不使余忆念耶。余妻病中犹谓仲辅兄家风甚好，其儿女必贤，其实，她与徐宅并未曾往来，即仲辅兄亦不过偶见一面，即能看人如此之准，知人如此之深，非余所及也，余德薄，不能得此贤妻为终身伴侣，而中年分手，能不使余働心耶，呜呼。”

第五节 母亲---周慧芳

张妈妈去世之后，父亲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由于大陆银行的要求，调动至地处天津的庆丰面粉厂任副总经理兼厂长，工作压力很大，家中最小孩子先侃仅五岁，寄托在朋友家一段时日，实在不是办法，于是去北京把先侃带到天津，暂时解决无人照看的问题。很多朋友为父亲多次介绍对象，而且女方长相、人品、家庭都不错，但是父亲认为：一是亡妻的丧事还没有办妥，决心将灵柩运回故乡安葬之后再说；二是再婚也是后半生的大事，不得不慎重，臆想之中觉得还是找个家乡的对象续弦为妥。

1932年父亲利用到上海出差的机会，辞去天津的工作，趁机回到长沙，办理亡妻灵柩安葬之事。通过亲戚、侄女的牵线介绍，找到长沙周家的、已经二十八岁的老姑娘，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周慧芳。

周家在长沙是有名的望族大户，外公在世时，开了好几家中药店，居家大院有三道门，佣人多达四、五人，晚上关门之前要在三个院子清查有没有外人，防止“挨门贼。”有一次，佣人向外公报告，丢了一把“锡壶”，外公没有听清，反问道，哪个媳妇丢了？因为湖南话说“壶”与“妇”不分，外婆一直作为笑话，讲给我们听。外婆是贵州人，人称周何氏，没有名字，由于家境贫寒，不认识字，被卖到长沙当丫环，后来成为姥爷的小姨太，她只生了母亲一个女儿。在旧社会，妇女地位十分低下，是男人的附属品，而且想出各种各样的损招来折腾妇女，以脚小为美是其一。外婆从小没有包脚，是一双大脚，所以只能穿比较长的裙子，坐时，不敢把脚伸出来，害怕别人看见笑话。母亲小时候也被裹脚，因为怕疼拼命哭，外公心疼说，“算了，嫁不出去我们养着”，因此作罢。母亲毕业于培德女子中学，学习刺绣缝纫专业，再加上良好的家庭环境，不但阅读书写没有什么困难，而且擅长绣工、烹调、音乐，这对于孩子们接受启蒙教育影响很大。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军阀何健秉承蒋介石之意，“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网一个”，实行白色恐怖，抓了大批有识之士和学生，母亲也被关了三天，外公急忙找关系，花钱将母亲保出来。

作为大家闺秀也带来一个大问题，到了婚嫁年龄，家里一直为这个小女儿物色对象，可能是因为太疼爱的缘故，外公听从女儿的主意，绝不勉强，多次相亲，总是高不成，低不就，故此终生大事一直被耽误下来，眼看快三十岁了，仍然找不到合适的夫婿，成为外公和外婆的心病，后来外公病逝，家道中落，择婿更加困难，虽然当时已经是民国，老姑娘也还是很难嫁出去的，最终可能变为“剩女。”

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为父亲和母亲联姻的契机。胡静云女士是母亲的挚友，胡又与父亲的外甥女先恒相识，于是她们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

【父亲日记，1932年8月，长沙】

1932年8月4日，天心阁相亲。

 “上午石友来商余妻墓志铭问题，谓不必称元配因继配必称标出，如无继配字，自知为元配也，此说待商酌。下午至青年会理发，地点极清洁凉爽，为本市理发店中第一，惟技师技术尚未一致耳。六时率同左甥女及先恒、仪恩诸侄女游天心阁，天气阴晴颇觉凉爽，因胡君春溪介绍余与周女士见面，令其女筠偕周游天心阁，余亦有意择侣，对于胡君盛意乃偕同诸侄女前往。周女士端庄娴静，闻并无一切嗜好，确系世家闺秀，惟瘦骨嶙峋，体质颇弱，余之决意续娶，第一家事无人照料，稚子太幼，尚须招抚，倘娶一体弱女子，时常多病，恐反增累赘，此余不得不十分慎重也，周女士一切均合余意，惟体弱为一缺点，但不知日后如何。”

父亲担心周女士是否能够承受未来繁重之家务负担。对其父亲的担心，侄女们解释，周小姐只是体弱，却健康无病，父亲只得半信半疑。

1932年8月16日，纳彩礼情况。

“早书寄仲辅信，附范农先生函，为展性婚约事，余无重游津沽之意思与机会，无法履行，如展性催订婚，请其代为婉辞云云。上午十时同先恒侄赴胡宅邀胡大小姐同赴周宅，因约定今日行纳彩礼，且约定本人同往亲看礼品，长沙近来风俗大概如此，半旧半新，宜雅宜俗，此社会习惯较有进步者。周小姐名慧芳貌中资性情似颇和平，同赴李文玉金店购金饰四件，余意取其较重者，慧芳则必取其较轻者，处处暗示顺从余意，并甚觉高兴，此均使余认为满意者，褆(zhi）同赴徐长兴午餐，餐毕余偕先恒侄返家，慧芳则同胡小姐行，此余与慧芳缔结婚姻之第一日彼此均觉满意。”

可见母亲有意不让父亲过多”破费”，乃是节俭美德之体现。

1932年8月17日，去周家议定婚期情况。

“与之商量结婚日期，彼无成意，大约在八月初十（农历）内外，彼此商定一切均从简单，互信互谅，周岳母态度极为诚恳，招待尤为殷勤，慧芳言语举动亦极和顺而庄重，且绝无打牌、喫烟、游逛诸嗜好，余观此情形，预料将来必能与余合作，颇为欣慰，因今日女子无上列诸嗜好者甚少。”

听母亲讲父亲去周家登门拜见岳母的故事，挺有意思。父亲特意打扮一番，将一头白发染黑，穿着新衣，到周家客厅坐定，自我介绍，外婆问这问那，母亲与父亲是第二次见面，仍然不敢多说话，外婆看到父亲一表人才，十分满意，送客之后，家里人问外婆对于未来女婿印象如何，答曰，“都好，就是头发有点儿像锅铲子。”介绍人问父亲对于周女士印象如何，答曰，“都好，就是头发有点儿黄。”夏天纳凉时，父母闲谈回忆此段情景，使孩子们捧腹大笑。

可见，父亲通过几次接触，对于母亲的印象很是满意，也印衬出当时中国城市的社会风气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妇女地位有明显提高。

此后，十余日，父亲忙于前妻灵柩的安葬，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葬礼相当复杂，除把灵柩运回长沙，还包括看风水、择地、开山、做坟、碑文、祭文、石碑、葬礼等繁缛手续，最后还因为坟地面积大小还与十哥争执一番。到了下葬的日期，父亲赶到花桥，因为天气很热，确定清晨赶路，从长沙营盘街到花桥冲七十华里，父亲于半夜两点趁轿子，上午九点多到达，两个轿夫之辛苦，可想而知。而灵柩则走水路一天半，再加旱路半日才到达，十分费力。办完这件大事，已经到了八月底。

九月初，父亲再去周宅商量婚事的准备事宜。尽管事先约定婚事从简，经不住亲戚朋友的推波助澜，既不能逾越“礼数”，也不能显得寒酸，双方层层加码，规模越搞越大，大大超过父亲原来预计。

经过十多天准备，九月十三日，婚礼在长沙大吉祥饭店隆重举行，父亲日记有详细记载

1932年9月13日，结婚礼仪。

 “晨赴青年会理发，微雨纷纷，使人减兴不少。九时来宾陆续至，曹训师到最早，原定十时发兴迎亲，因雨阻，仪仗行延缓，盖恐损坏服装也，十一时始克发兴，一时半进亲，仪仗系我方用生花八人抬肩舆一乘，百子宫灯四十盏，西乐一班（七人），国乐一班（八人），女家亦备百子灯二十盏，国乐一班，我方跳舞女生四人，女家亦四人，我方并备自用人力车十余辆，分乘舞生傧相等，傧相为先恒侄及李伯珊女士二人，正午遇天气雨霁清光、微露日影，颇觉难得，途中甚形热闹，柳君、叔平对余言谓，经过数街途中均极拥挤，观者如堵云，余因光除酬应并未发帖请客，初料不过三、五十人可到不料竟到男女来宾达百余人，几至预备之酒席不敷应用，率于晚餐再备正席二桌始勉强对付。”

在婚礼席间，外婆还问介绍人，女婿贵姓呀？引起满堂宾客哈哈大笑。这样的婚礼可谓之是中西合璧的形式，周家对于这样周全的安排十分满意，父亲也感到自豪，认为这是为人处事和影响力的表现。

1932 年9月14日， 婚后感想。

“余数年来，无家可归，东漂西泊，精神上异常痛苦，而家庭方面尤感支持困难，照顾无方，儿女要求恢复家庭之函常呈余眼帘，余以淑女难求，不敢冒昧从事，自前月经先恒侄及胡静云小姐介绍慧芳与余相识，慧芳曾因择婿过苛无所成就，自见余后，颇甚属意，天心阁一会，为我等昨日结婚之最初一幕远因，初不料结合如此之易，此亦所谓前缘耶。慧芳性情和顺，人极诚笃，无虚骄浮夸习气，系守旧道德而略具新知识之女子，预料将来必能与余合作，因其恶绝牌赌、纸烟、游逛诸嗜好，在今日长沙之社会之女子颇不易得也。晚因其慧芳偶感时症，头痛作热，至营盘街喻义堂索药末数包服之甚效。”

1932年9月15日，回门情况。

“今为结婚之第三日，照社会习俗，母家必迎婿女回门，照例必各备糕点数事，女家送男家者谓之三朝茶，男家送女家者谓之回门茶，习俗难移，余今日亦未能免俗，于十一时至周宅，正值雨歇，微露晴光，得免雨湿衣履，幸也。平日回门必于本日返寓，余以故乡作客无家可归，遂暂居周宅，赁楼房一间，此不过照习俗具一佃约，并非计较佃租，余拟于月内启行赴沪，慧芳暂时不能偕行，侨居母家得有所托，余既可以安心，慧芳事母甚孝，能体母心，亦不至即离膝下，因母亲爱少女，当然不忍其遽（ju）偕余行也。慧芳性情和顺，家人固均爱之，即邻居亦赞美之。邻居石姓即曾与蒋君悦簧同居者。”

由此可见，当时很讲究礼仪，尽管有繁文缛节之嫌。这件事若是到现在似乎不可理喻：女婿还要租赁岳母的房子？也可见当时的社会注重契约，以此保持和维系人际关系的诚信，父亲对此是身体力行的，同时也表明母亲已经出嫁成为金家的人了。

1932年9月 17日，婚礼之开支。

“晨，结算婚事用费共计八百余元，除收入贺仪百四十元，实七百元有奇，此为余家所有喜事用费最多者。但金饰衣服约计洋二百余元，用诸耗费者五百元内外，计酒席餐膳费约一百七十元，旅馆用费三十余元，彩敬四十元，门敬二十元，轿行及租凤冠并鼓乐约六十元，打发来宾、什物、糕饼共约六十元，伴妈工资、喜资及杂项帮忙工资、并使力约共洋六十元，茶烟、杂用、车力等项约共七、八十元，因在旅馆用费较多，余亦不愿过于吝刻，处处总要下得去，免人訾笑（zixiao），上午至营盘街取零物，因岳母今日生辰，预备午餐，随即回寓，并晚将衣箱携归，岳母以余与慧芳结婚后感情融洽，颇觉高兴，晚间又备一席，婿女罗列，谓为近年第一次。”

父亲对于每笔开支作准确统计，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他认为这次婚礼是“此为余家所有喜事费用最多者”，在当时的确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按照当时城市一般工薪家庭收入每年180~200块银元计算，这次比较排场的婚礼花费相当于普通人家四、五年的全部收入。之后，父亲即将去上海继续公务，而母亲不能够同行。

【父亲日记，1932年10月，上海，板浦】

1932年10月14日，十月中旬赴上海途中，轮船快到九江时的日记。

“上月昨日余与慧芳结婚，习俗重蜜月，人多谓余必过今日始成行者，余以返乡过久，不愿久留，倘非六嫂检点未清，则早已启行，决不延至今日。然在余固无所谓，而在慧芳则不无恋之耳，但愿余此行不虚，早日得一枝栖，再一面迎接慧芳，一面召集儿女，恢复家庭，则半生幸福，未始不基于此。盖慧芳性情和平，心地坦白，毫无诡橘欺诈之心，富有烂漫天真之态，且决无时下恶习，于缝纫、烹调、音乐、歌唱均略窥门径，果能生活无问题，则恢复家庭后，可期圆满愉快，余近年来忧虑辛劳，备尝滋味，天不厄我，当应使我安享欤年，然究竟能否如愿，须视余到沪后所谋如何，余自毕业迄今二十年矣，除民九（年）在家养病闲居近一年外，余则无日不在外工作，春辞出大陆，实因欲安葬亡室，并非人不我用，实我去志坚决，人且挽留而不可得耳。此次出山机会如何，虽不可必，但当为时间问题，想不至毫无希望也。”

可见父亲对于这桩婚事很满意，对于恢复圆满的家庭颇具信心，同时也期待辞去大陆银行职务后，能够谋得更好的出路，他试图转向中央银行。

1932年10月26日，与母亲联系之情况。

“今日接慧妹来信，此为余别后之第一函，居然语气通顺，字甚秀洁，可爱之至，信中谓他学问浅薄，甚为抱歉，请求原谅此则未免过于客气，然可见其极力要好之志向，余在家时，她即深以未学文科为耻，甚想再进学校专学文科，余颇赞成，但以附近无处可学而止，今接来信，谓已在附近郑老先生处求学，每月学费二元，与其四嫂同伴，每日读三句钟的古文，热心求学决不伦安，其勤勉尤为可嘉，来书并谓对我所说的话无不从命，余察其情意对于我颇能尊重，此尤为女子之旧道德，而为现在一般人所不注意者也。”

1932年11月6日，儿女书信及安家地点考虑。

“上午书寄先伊信，并附谢函挂号邮递，下午接先伊、先健信，内附先倜致其继母信，措辞恭谨，慧妹见之必然欣慰，此亦余恢复家庭之好现象也，晚与安生谈及家事，安兄力主余将家眷召集来沪，谓上海仅房价稍贵，若居闸北或稍偏远之区，则与租界繁盛地域又大不相同，其余物价并不十分昂贵，若自己能加以照料，与北平长沙并所贵无几，且现在三处分居，更不上算，既是拟在上海活动，不如即在此间侨居，因北平长沙亦无产业可资留恋也。其谈甚是，余尚续斟酌一番，倘所谋一时不易成功，则家眷在此不免受累，若谢君会计事务所可以暂时栖止，欸至阳历年终，或可决定此计划云。”

1932年11月8日，迁移之打算。

“晨书家信，寄先伊兄弟，嘱其准备将平寓无用之物徐图减少，免至万一迁沪时弃之可惜。”

1932年11月9日，有感于母亲之诚恳。

“晚接慧妹第三次来信，言辞异常诚恳，且她在家事事必询余意见而后行，此尤为难得者，日前荷汀函，余谓慧芳为其族妹，故深知其贤能，兄何修而得此贤能者集于一门也云云，盖谓余前室既贤，续娶复类，此语诚然此事，余心滋慰矣。”

1932年11月11日，谋事及分离情况。

“上月今日离长，不觉尝别离滋味者又忽忽一月，独留慧妹一人在长，实属万不获已，幸慧妹常有书来，使余安慰不少，至于离开北平与儿女不见者已近半年，每忆及之不胜慨叹，衣食驱大，无可为计，但盼所谋早日确定，速谋恢复家庭，则余当较愉快矣。”

1932年11月父亲去板浦开办分行，待该分行正式营业两个月，总行又命父亲去石家庄开办分行，于是又匆忙北上到石家庄，前后忙碌四十天，石家庄分行顺利开幕。1933年5月父亲安排姨夫李筱芝来石行工作，故母亲也由李姨夫陪同到北京。

刚刚出嫁，便出远门，这些举动，在当时的长沙，也算是比较新潮了。总之，对于外婆而言，了却一桩心事，把老姑娘嫁出去啦，而且女婿挺有出息，也完成了外公的遗愿。

在旧时代，后妈难当。当时大哥已经在外工作，大姐在外求学，只有二哥、三哥在当地上学。母亲到北京，当担家庭主妇的责任，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二哥常常说，这位后妈跟亲妈一样亲。所以，父亲特别看重母亲，是她重新支撑了濒于破碎的家。

父亲和母亲异地分离时，经常书信来往，父亲把母亲的信函编号记录，并在日记中记述母亲所述情况，自己复函的大意，足见重视与细心程度。

小时候，我们把散发着樟木香味的书柜打开，偷看父亲的日记，线装本，毛笔字，十分工整，每天一页，近乎文言。大约是1933年的某一页，夹着两朵兰花，大意是：近来，一直在外公干，与慧芳书信来往，今日收信，寄来兰花，散发清香，见花如见其人。可见，当时父母新婚燕尔，情深意切。我们的记忆中，父母之间没有红过脸、拌过嘴，濡沫相伴近四十年。

第六节 辞旧迎新

1932年11月，父亲由上海去南京数日，托朋友关系进行游说，希望能够进入中央银行，虽然此事难度比较大，在多位挚友帮助之下，总行终于获准，并被派到板浦县城筹建办事处，不到两月，旋即被派到石家庄开办分行。

【父亲日记，1932年11月，板浦，石家庄】

1932年11月24日，央行派定职务，开办板浦办事处，任主任。

“晚霖浦来电话为中央银行事已发表，须往面谈，余乃于晚七时至其事务所，据云已派定海州所属之板浦收税专员，月薪百五十元，大约不久可望海州办事处主任云云，余初以地方情形不熟不甚愿往，嗣与诸友商酌，均谓以允去为宜，谢君并约定明日上午至中央银行碣见陈副总裁，表示决去云。”

1932年12月31日，父亲单身一人在板浦，渡过除夕之夜，回忆往事，不胜感慨，对于前半生做了总结：

“今日为今年最后一天，今晚即为除夕民国二十一年即此终了，余书至此有很重要的感想分述如下：余于民国元年毕业，次年遂进湖南实业银行，开始服务社会，此为余个人历史最重要之一页，固自此一脚踏进社会，遂于奠余数十年服务社会之基础，但此中因循自误，耽误了好多机会，而民国八年之大病，其致病原因则为办理协和煤矿公司及经营湘汉公司之失败，倘协和及湘汉公司经营得法，则余在社会上早已有相当地位，然而天下事未有若斯之易于成功者，如果协和不失败，余以年龄关系不免志得意满，如今日娇聆自恣，求如今者而不可得，然余大病虽癒，而其中伏有余后来最伤心之一事，即余亡妻因余病而劳于伺疾，遂伏十年之病根，卒因此而不起，此余最痛心之一事也。民国十一年阴历正月初四日，余即束装赴沪，应农商银行之招，此为余离开家乡外出谋生之一段重要事实，于本年七月调总处，遂到北平，开余侨寓北平十年之新纪元，十三年春将先君丧葬料理完毕，遂携眷属赴平，余乃服务农商，而加入高线铁路债权银行团，因高线而加入大陆，因大陆而加入庆丰，此十年中余有比较快慰之事，即因加入高线及大陆庆丰等，自己地位比较增高，因此，多与社会接近机会也。但此十年中亦有余极伤心之两大事件，一为十二年冬慈父见背，余以供职农商远在北平未能与慈父作最后之诀别遂抱终天之恨。一为十九年夏余贤淑之张夫人籧然盍逝，余亡妻对于余之多情及抚育儿女之辛劳，及操持家政之勤俭，诚有使余终身不能忘怀者，余在农商薪入甚微，数口之家侨寓北平薪桂米珠之地，余尚足以自给，而交际、教育等费毫无捉襟见肘之状，则均贤淑之张夫人勤俭持家之力也，乃一病三年，痛苦备受，卒以不起，遗下儿女四人无人照料，尤以四龄漂泊无依之幼儿为最可怜，此亦余极痛心之事，此十年中，余一生历史乐少悲多，何洵有不堪回首之概。

今年为余创造新生命之年，第一件事即结束庆丰公司，虽大费厥力，然结果颇圆满，交代极清楚，五年未南归，居然得以闲散之身，逶游平、津、沪、汉，有极濒于危险者数事，而竟免于危。余游大连携带日记册中，多切痛倭奴语，且箱筪中带有国民党证，日人上轮检查居然未曾发觉，倘一发觉，则危险立至，余初不知大连情形，故未注意，事后思维始知有立酿巨祸之可能，然竟能平安过去，此濒危者一也。先伊儿服务北宁路，充皇姑屯副站长，日与倭奴为伍，且当军事之冲，而义勇军出没无常，倭奴极为恐惧，稍有可疑，即以屠杀我同胞快意。平顶山屠杀男妇老幼三千余人，即因疑有义勇军关系，而殃及无辜。我长儿在倭奴势力范围任此要务，辞则不准，逃又不能，一有坚决表示则杀身之祸立至。余因关山阻隔无计可施，乃于冬季竟能平安归来，谈及曾被仇陷害，因与日本宪兵队长相识，得免于祸其不罹，杀身之祸者几希，此濒危者二也，以上二事乃能临危而免于祸，此余今日念及，所极快意之事，其或为天佑欤。又有数年未能了结之事，今年无意中而即迅速结束者，如亡妻张夫人逝世两年，灵柩久欲运归安葬，自苦无人照料，今春忽有张士达君运其尊人，仲卤（lu）先生灵柩回长之举，余乃毫不费事，而托其运归，居然安抵里门，且沿途照料异常周密，张夫人灵柩虽然回长，但并无葬地，余乃回里觅购，不料居然在花桥本屋后山，且系余私有山内发现可葬之坟地，初料不到即以一月余之功夫将觅地、安葬、做坟诸事均即办理齐全，而使数年不能解决之事一次即完全解决，使我贤淑之张夫人遗骸得归依先人墓侧，此余最快意之事也。余因与张夫人伉俪情笃，立志非将她一切差后事宜办妥，不谈续娶。今年七月，张夫人葬事完毕，兄嫂均以家庭情形非从速续娶不可，而亲友作伐者几于应接不暇，余以性情家世难悉底蕴，不敢轻于允诺，乃先恒侄介绍慧芳与余见面，见面之后，余觉其性情娴静，确具大家闺秀风范，乃从各方探听均称其贤且能，余是时虽不能深知，比较可以知悉，遂与订婚，且于九月十三日结婚，结婚之后，见其言语举动均极端庄厚重，且处处能体谅余意，余心大慰，伉俪之情甚笃，此亦余今年极快意之事也，余服务银行界已二十年于兹矣，实业、农商均无好结果，令人槪叹，加入大陆银行得则为办理副业，余亦不能认为满意，乃今冬由长返沪，居然以诸好友之力，而获加入中央银行之机会，此为余多年所祈望者，居然能于此时实现，虽前途如何未可知，然此时不能不认为快意事，故余综上各端，可见余之年运不坏，有可以发生危险之事而得平安渡过，多年未能解决之事，而于短期间内解决之，且得贤淑多情之慧芳为终身伴侣，又获久所期望之国家银行中上位置，今年恰为民国二十一年，实可为余个人生活史上开一新纪元，余于今日结束今年过去事项，觉得今年诸事实有可记载之价值，乃拉杂书于此，希望明年今日更有光荣史一页以为明年终日记之殿，则余当然默祝上帝加余以特别恩惠，然自求多福，孟子所谓”无不自己求之者”，尤当以圣人之言，时刻铭记诸心旌也。”【贡安印】

此段为父亲对于前面二十年投身社会之总结，一书而就，准确精炼，字体苍劲，文采飞扬，文中引用了“上帝恩惠”和“圣人之言”，可见父亲著文时刻的虞诚心态，为表示慎重，文章末尾还加盖红色印章，该文实为近几代金氏家族存留于世的难得之华章。

1933年1月1日，对于过去一年的回顾。

“七时半起床，日光照耀，因今日元旦，情绪甚浓，作复常鹤仙书，附入昨晚写给慧妹函内。上午以第十九号号次付邮。上午独自斟饮，一面写我去年日记表后，余认为，去年为余个人历史上创以新生命，将余自毕业后而服务社会以迄现在分为三个时期，以去年为余第三个时期开始之第一年，然其中颇有可记之事实，大约又分三项，一为有危险性之事，如余游大连而未为日人搜获反日文字之日记及国民党党证，与先伊能脱离东北危地而平安入关，此一项也。二为数年未能解决之事，而以极短时间解决之，且甚满意，如前妻张夫人灵柩运归，且即能安葬妥帖，此又一项也。三为创造新生命之主要事实，一为与贤淑而多情的慧妹结合为终身伴侣，使余精神上获到安慰不少，将来恢复家庭而可安乐，一为数年欲加入中央银行工作，今年居然达到目的，将来尚有希望云云，下午二时方书完。”

1933年1月14日，记先倜与高崇智订婚事。 

“先倜来信谓已与高崇智订婚，自称极为圆满，果如所说，余自然极为快慰，余正为女儿婚事时刻在心，现在倜儿能自己解决自己终身问题，余亦了却一桩心事，不过倜儿人极老实，究竟高氏子如何，余仍有点放心不下，亦只好听命而已，高为安徽贵池人，现年二十七岁云。”

1933年1月20日，论中共主张抗日。

“因事至稽核分所税警处晤杨维新，杨谈及近来局势，谓中国联俄固为抗日，将因此而招致共党使之为收复东北之先锋队，固共党昨日有愿以全部于条件之下开赴东北，此说不为无线索，共党固属劲旅，日人迫我太甚，如以共党抗日，则以共党反帝国主义精神与之抵抗，俄将与日正面冲突，而我可乘为收复东北之机，英法之袒日即逼我不得不出此一途，此说亦殊近理，然必因此而引起世界大战，各国均将不免。”

1933年1月27日，记先伊到焦作任职之情况。

“今日接先伊由焦作道清路局来信，谓道清路线虽短，但设备极周，有路员俱乐部、消费合作社、路员住所等等，且对交大学生极为重视，尤其对于部派者更有不同，观伊儿之语气似甚满意，且特赁住所一栋，每月房租九元，有住房三间，客房一间，下房四间，完全西式，此系丙种，若甲乙种更大无疑，且有公园和医院之设备，并办有储蓄会，此可谓对于路员体贴周至，伊儿想于布置后即接弟妹前往，离开北平，不过侃儿招抚事实上恐不易办到耳，然亦可见兄弟之友爱也，余当即复一函，表示嘉慰意。”

1933年2月8日，总行发布新的调令，命父亲赴石家庄开办新行，准备立即北上。

“中央银行近来新订待遇行员规则多种，甚为优厚，年金、恤金服务愈久则给予愈多，如此则行员自必勤慎从公，安心服务矣。晚餐时忽接总行来电，译出前数字，系给余者，下乃中密，而此间无中密电本，须至新浦方能译知，正在踌躇，并拟明日赴新，餐毕，新浦来电话，报告同接来电，谓，奉总裁示派余赴石家庄筹设办事处，并嘱先赴沪接洽，此事果然实现，不能不感谢谢公照拂之情，但石家庄情形如何，余尚无从探悉，只好即日启行赴沪再说，此间职务新处明日派一飞前来暂代，随即缮三函，一告慧妹，一告先伊，一告仲弟及先倜、健，嘱各处在此时期内不必来信也，如果石家庄办事处能顺利进行，则不久即可将行成立，北平家庭既可从速解决，即慧妹亦不久可以接来团聚，或由沪北上时迳由北平一行，将家事办理一番也。”

1933年2月12日，父亲回忆这一年的行程应验了算命先生“驿马劳顿”的预言。

“余自去年五月二十六日由津启行返平，六月二日又到津住数日乃附同成公司之船赴大连，复由大连到沪，住沪一月，乃赴汉，复由汉回长，在长则乡城奔走至数次之多，将亡妻张夫人葬事办好，乃进城小住，因与慧妹结婚未久，复来沪，到沪后旋即晋京（南京），又由京来沪，不久乃有板浦之行，到板浦未满二月复又来沪，此为半年来之第三次到沪矣。此后，将由沪而京、而津、而平、而石家庄，或将由石家庄而郑、而汉，亦未可知。去年正月同张洪齐至某处算命，谓余驿马动必当他适，余初乃将信将疑，继乃以余即将启行南归，则彼所谓必交夏节至阴历四月方能动身者，未免不验，已而请假未邀准，竟延至夏历四月底始将庆丰事结束而南归，其言果言亦奇矣，驿马仛动，一年未停，迷信之说要未可一概抹杀也。”

1933年2月13日， 央行总行情况。

“中央银行总行部分甚多，概括为五大部份加一检查专员室，五大部分盖即秘书处、稽核处、业务局、发行局、汇兑局也，秘书处与总副裁最接近，所以人事问题概由秘书处办理。而总秘书则时刻与副总裁见面，余因为与谢公关系，故与各部系接洽均先由谢公或范鹤年秘书通知某处，然后再往比较顺利，各处亦以余与谢公接近待遇亦自不用谢公，云，朝里无人莫做官，以大喻小，诚然诚然。余自去年六月至今，此为第三次到沪，第一次居农商即刘净因兄家，因当时农商与刘并无分别。第二次虽寓农商，然实为寓佩兄家，因农商是时已缩小范围，并无伙食，一切均由佩兄供应。此次仍寓佩兄处，盖倘居别处，佩兄必不愿意或尚疑余有何意思，既属契好，故不妨迳主其家，毫不客气，惟佩兄供应太优，每餐必酒肴罗列，所以余觉过于客气，积心甚不安耳。”

1933年2月20日，记录在沪度过生日之情况。

“今日为余生日，唐佩兄备席相贺，并约净因、孝曾等相陪，余数年以来无家可归，且客中作客，对于生辰从来无人提及，自己亦并未论及，乃今年则不然，前日慧妹来信谓家中将预备二桌，恐侄儿、侄女必前往致贺，今年乃有人如此关切，较之往年之无人知者又自不同，此慧妹在长之故也。”

1933年2月21日，在上海友人唐佩衡家暂住及离别情况。

“准备晋京（南京），由京再北上赴平津转石家庄。上午出外购零物预备明日启行，余此次到沪忽忽又十余日矣，光阴多半消磨于中央总行接洽中。净因兄约定今晚在古益轩聚餐，六时前往，同座陈卓莆、金采生、洪之生诸公，推余首座，盖为余贺生及饯别也，未免过于客气矣，余每次到沪，佩衡、净因、安生诸兄必设宴洗尘与饯别，而且异常客气，使余感觉不安。餐毕，至大陆商场晤霖莆谈行务甚久，并承临时缮函多件，或介绍接洽，或介绍用人，设想极为周到，此殊不易得者，可感，可感。归寓检点行装，唐、程两家各送程仪多件，唐老伯母且亲至余室送行，以七十余岁之长辈，而由三层楼上下楼送别，此诚不敢当之至，而唐伯母情意殷拳，异常客气，此情殊太隆重也。寓佩兄处多日，其小儿女均与余有好感，而其龄余之沪子尤为可爱，且聪慧异常，教此字一遍即能不忘，且到处可识，可爱可爱。”

1933年2月22日，记赴石家庄上任路过南京情况。

“早上七点半赴上海北站乘京沪车晋京（南京），九时车启行。……余于十六年经过南京，时曾在下关小住一日，是时未若今日之繁荣，而旅馆野鸡甚多，时来兜揽生意，遇余木头人，望之而生畏，饷以闭门羹。现在无该项恶习，大约因厉禁之故，一国首都，中外观瞻所系，因不能不加以整饬（chi）也。晚在马路上参观，非若当年之寐寐也。”

1933年3月12日，纪念总理（孙中山）逝世八周年。

“总理逝世八周年纪念日，外侮欺凌，望灵默佑。---岁月不居，光阴如驶，总理逝世于北平不觉已八年矣，此八年中，国事变迁，洵为我国历史上重要之一页，日人占我东北四省，尚有席卷鲸吞之野心。总理眼光远大，必早洞灼（zhuo），盖今日之倭祸早种因于数十年前，复以东北主政非人，不战而失地数万方里，总理有灵能不痛恨？现在总理信徒蒋介石氏以全国之力，主抗日之谋，此中国转弱为强之会，存亡继绝之交，尚望蒋氏竭忠贞而卫国，去猜忌以待人，民气军心大有可用，区区倭寇何足畏兮。”

1933年3月19日，记与慧芳团聚之设想。

“晚书寄慧妹第三十六号家信，慧妹闻余将接其前来，极为高兴，常鹤仙可以护送，因慧妹久慕北方风景，甚想一游，惜乎边关烽火，令我惊心，故余极欲其前来团聚，而又不能不加以忧重，余与慧妹新婚不满一月而离别乃近半年，宜其亟欲前来，以图良晤，余已拟定如能自己到汉即亲自接其同来，否则时局稍安或请鹤仙送来，或请仲弟往接。”

1933年2月23日，记南京励志社情况。

“到中央银行晤李润生经理，邀至励志社午餐，励志社为军人俱乐部，屋宇堂皇，设备完美，此为蒋委员长所发起者，社员籍贯比例表标明在役军人而加入该社为社员者以湖南人为最多，居第一位，可见湖南人之从军热，但以现在全国陆军之势力派别而论，恐湖南人不仅够不上第一位之资格，恐第三位亦不能及，是可知湖南人数虽多，均属位置不高，替人拼命争光荣者也，如十九路军淞沪之役，国内外仅知为广东军队为国效劳，殊不知内部十分之八为三湘健儿，死伤者多我湖南人也。”

1933年3月24日，记石家庄分行人事策划以及先伊婚事。

“......因恐田（荫松）不能来，即以李筱芝补其缺，如此事能成则慧妹前来途中有人照顾矣，余请谕决之，此时未能空也。......先伊来信谓去年因避乱进关前经人介绍之李女士，家长要求结婚，当时因邮电不通，未及禀告，入关后又以失业更不敢提，现已偕来焦作，望不咎既往，免于责备云云，只好作痴聋以应潮流也。”

1933年4月20日，记石家庄办事处开幕。

“本行今日开幕，清晨即起，亲自指挥布置客厅，由正太饭店派来茶役四人照料点心茶水，公安局派来警士二人照拂门岗。九时行开幕，由总行派来指导员章竞民君授门匙，余乃率同行员开办公室门，入室办公，是为成立典礼，来宾陆续来去，驻军七十二师自师长李生达以及各处处长并田旅长等均到，公安局刘云路及各科科长，并商会与同行外行各业到者百余人。拔云，此为本地各银行开幕最热闹者。午餐备有三席，留各招待员便酌，下午四时始渐渐散去，同人摄影本应开幕时举行，因当时来宾太多，又光线不佳，所以改至下午拍照，照好后须寄总行以及津行，总行需要数张之多，盖各局、处均须寄送一张。余于三月八日到此，本以时局严重，稍缓成立，籍观是否需要，乃总行迭次电催，四十日而布置完妥，亦可谓神速矣。”

然而，这一年也很不幸，三哥得了霍乱（另一说法是患脑瘤）夭亡，二哥几次到弟弟的坟头哭泣昏倒。不久二哥染上肺结核住院，母亲每天出入医院，送去可口饭菜、熬好鸡汤喂他吃，当时没有特效药，又悲伤过度，不到半年，二哥也不治身亡。父亲十分悲痛，特地为两个爱子修建了很讲究的坟墓，立了石碑。此段是我们小时候听父母说起这段伤心家事根据回忆整理的，仔细查阅父亲日记，是年仅有小段文字提及。

1933年8月27日，记幼子的病亡的伤痛之情。

“接慧妹家信极力慰我，使人欣然。同时接倜夫来信，深以余爱子（先侃）殇亡致唁慰意，提及在津时同游八里台情况，回首当年，如同梦里令人慼然，力自排遣，终难自已，呜呼，非余瞑目何可念怀。”

1933年日记合订本之跋。

“本册日记因是年行务过忙，奔走各处，途次无法记载，故多阙如。尤其半载之间两遭丧明之痛，心绪恶劣，提笔即觉伤感，故下半年缺记尤多，今将空白原页任其保存，裨存真相。”

父亲不忍心在日记中叙述两个幼子的病亡过程以及流露心灵伤痛之情，日记多页都是空白，惟1933年日记合订本之跋表明是年之不幸遭遇。直到晚年，他还常常提起三哥小时候聪慧过人，听到隔壁唱戏，很快学会了，七岁写的文章居然在报上刊登。邻居和朋友称他为神童。二哥在中学时代文才扬溢，成绩优秀，他们两人若能活到现在，肯定能够成为栋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