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最后一个人800字:我眼中的传统文化

 
                                                                                 汪维成
  　2007年8月25日,《理想有情》（www.lxyq.org ）网络期刊编辑段无痕先生，给我发来电子信函,说“（07年9月刊）的[理想家园]话题讨论栏目推出以“当代青年眼中的传统文化（思想）”为主题的专辑，”并说“有幸读到您的四篇文章：《儒学话题之“中庸”》、《反思鲁迅——中国人保守》、《反思鲁迅——劝青年不读中国书》、《反思鲁迅——为俄国歌剧团作》，被您的反思精神所警醒。在这权力话语到处作祟的环境下，在强大的潮流意思的驱使中，我们所一直保持的一些思维习惯、观念定势，正需要一种反思的精神来做必要的矫正，而这矫正又不只是感性的或者情绪化的反省，更多的应该是理性的批判的剖析（如先生您所做的），以见其经络纹理，以期获得一些良性的发展。特别是现在人们对我国一些古代经典著作的误读，以及对一些传统优秀思想的误解，是需要做一些澄清的，应还优秀的思想理论以本来面目。正如您在《儒学话题之“中庸”》一文的结尾时所说：“‘中庸’思想被‘五四’以来的激进派所歪曲，在文革中受到批判。使人们把‘反中庸’‘乡愿’当成了‘中庸’，所以我在此高呼为‘中庸’正名。”说这是给我写这封邮件的主要原因，他还说“我知道您是一位书法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研究，所以就想到请您来写这篇文章，给当代的青年中的传承、发展及变异。给他们一些引导，一些警醒”。对于段先生的过奖，我甚感惭愧。我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还是在文革期间上的，在学校除了学了几百个汉字，什么都没有学到。走上社会后虽然读了很多书，但都是杂乱无章的博览，即没有专业老师的指导，也没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聪颖。比起现在动辄“硕士”“博士”的年青人，实在差距很大。又加上那段时间俗事烦忙，就一直没有动笔，今年春节期间稍有空闲，便想起段先生信函，虽然早已过期了，但是还是想写一写“我眼中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综合了道.法.墨.名.阴阳.纵横.杂.农等各家学说而成的。东汉．魏．晋以后又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断融合新的元素,而不断变化的,《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诗词的变化来作一个比较，《楚辞》对于《诗经》是新的，五言诗对于《楚辞》又是新的，七言诗对于五言诗还是新的，律诗．绝句在唐代被称为近体诗，近体诗之名一直延用到现在，研究诗词的人一提到近体诗就知道指的是律诗．绝句，在宋代宋词和唐诗相比，宋词是新的，可是到了明清时期它又成为了传统文化。现代的新诗．白话文［新诗．白话文对于中国是新的，对于欧洲它却是旧的，它不过是欧州的传统文化而矣］在“五四”时期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当时是新的，但是五百年以后它还能是新的吗？不是！五百年以后它又会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王羲之云“后之视今，亦若今之视莫昔”仍何新文化终究都会成为传统文化的。
　　在古代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是不相同的，士大夫阶层的读书人尊崇的是儒家学说。而普通百姓却偏重于信仰佛教和道教。而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则是阳儒而阴法，表面上提倡儒教治国，而实质上是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下面就分别谈谈它们各自的不同。
　　儒家思想的经典文献首推《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诗》全称《诗经》是上古时期的诗歌选集。上古时期的诗歌都是由人们口口相传的，未能形成文字，后来经过孔子的削删编辑，留下了三百多篇，被称为《诗三百》，孔子在《论语》里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也就是孔子当时编辑《诗经》的主题思想。孔子说诗可以言志，可以“兴．观．群．怨”，说诗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上这些都是后人遵守的诗学思想。
　　《书》就是《尚书》为古代的记言体历史。书中记载了虞．夏．商．周几个朝代的誓．诰等文字。平时君王下的号令叫作“诰”，有关军事的叫作誓，也有少量臣子写给君主的文字，叫作“谟”。这些辞是当时的史官所记，也有一些是后世史官根据先前史官的记录整理而形成的。经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尚书》大多散轶。只有济南的儒士伏生把它藏在墙壁之中，躲过了秦火，等到汉代平定了天下，伏生回到了老家，从墙壁中把书取出时已经损失掉了数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了。伏生就用这二十九篇教授学生，流传开来，后来被称为《今文尚书》。汉景帝时，鲁恭王扩建自己的宫殿，拆孔子的旧宅，在墙壁中发现古文经传数十篇。当时鲁恭王见到这些书，不敢再拆房屋，便把这些书交给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孔安国经过整理，发现其中《尚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些书被称为《古文尚书》汉武帝时孔安国把这些书献给朝廷，因为是用古文所写，所以当时没有人能看得懂。直到汉成帝时刘歆.刘向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尚书》引起了古今文《尚书》之争。晋武帝时，王肃根据《今文尚书》通过分割篇章，伪造了《古文尚书》，当时北方学者称它为《伪古文尚书》。《伪古文尚书》因通俗易懂而逐渐流传开来，而真的《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便慢慢地失传了，流传于现代的就是王肃伪造的《尚书》。
  《礼》是《礼记》，古时候有《仪礼》《周礼》《礼古经》三种，现代都已经失传了。汉代有戴德编辑的《大戴记》和戴圣编辑的《小戴记》，《大戴记》现在也已经失传了。流传于现在的只有戴圣的《小戴记》了。什么是礼？礼就是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宗教礼仪.社会风俗习惯等等，都是人们平时应该遵守的。儒家认为原始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欲望，当自己的欲望得不致满足时，大家就起了纷争，纷争多了，天下就乱了起来，这时有圣人出来，制定了礼仪，大家都按照礼仪规定的行为规范做事，天下就太平了。孔子曰“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不符合社会上的行为规范的事不要去做。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也就是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私心和欲望，按照社会的行为规范做事，每个人都能遵守行为规范，天下就能太平了。孔子为了强调行为规范的重要性，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现代人说得换位思考，就是说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会给自己带来伤害，所以就不要强加于别人身上。特别是现代的法制社会，我们更需要遵纪守法，遵守社会上的行为规范，只有遵守法律和行为规范的公民，才是一个好公民。
    《易》是《易经》又叫《周易》传说是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被殷纣王囚于羑里，而演《周易》。《周易》中的八卦由：
　
   
乾：乾三连　　坤：坤六断　　震：震仰盂　　艮：艮覆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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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离中虚　　坎：坎中满　　兑：兑上缺　　巽：巽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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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种符号组成，相互组合形成了八八六十四卦，。《易经》应该说是上古时期的占卜书，后来被儒家加以利用，作了《彖》《象》《系辞》。《系辞》的重要部分是《易传》，儒生们在这里发挥了儒家的哲学观点和观象制器的故事。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善之家，必有余庆；为恶之家，必有余殃”等都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而《易经》的二进位制，给现代的科学家以创新灵感，发明了电子计算机。
　　《春秋》原为鲁国的史书，后经孔子削删教授而成为五经之一。为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记载的历史，自鲁隐公元年起至鲁哀公十四年止［公元前７２２－－前４１８年］，历时２４２年，世称这２４２年为春秋时期。由于《春秋》过于简略，又有《左传》《谷梁》《公羊》三传来解说《春秋》。三传中以《左传》影响最大，作为编年历史，《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谷梁》则以阐述《春秋》大义为主。什么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尚德．尊天．敬神．爱民”他起着：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失败中见教训和夸扬霸业．推崇周室．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春秋》中记天灾，表示上天的惩罚；记鬼神，表示恩仇，还是劝善惩恶的意思。这就是《春秋》的寓褒贬，明善恶，这就是《春秋》的微言大义。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五经》而外，真正称得起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是记录孔子和众弟子言行的《论语》一书。《论语》一书没有刻板的说教，有的是孔子和众弟子关于“政治．文化．生活．艺术”等等问题的讨论。书中娓娓道来，读之使人如坐春风，常读常新。宋代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虽是夸大其辞，却也显示了《论语》的重要性。儒家思想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最有影响的是“仁．义．礼．智．信”“仁”现代的说法有“仁义．仁政．仁慈．仁爱”都有博爱的意思。对于仁，孔子要求是以生命捍卫的，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至于“义”现代有“义气．仁义．义士．义勇．见义勇为”等等说法。“见义勇为”出自《论语》“子曰‘见义而不为，无勇也’”孟子则把它看成和仁一样重要。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也”杀生成仁，舍生取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历史上涌现了像董狐．太史简．苏武．嵇绍．颜杲卿．张睢阳．文天祥．陆秀夫．左光斗．夏完淳．赵登禹．佟麟阁等等一大批英雄人物，面对强暴，视死如归，他们在维护“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信仰，承担了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辍的重负。
　　至于“礼”在上面介绍《礼记》时已经谈过了，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下面说一说智：儒家的智有智慧和知识二义。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前面两个“知”是作知识解，最后一个“知”就作为智慧解。也就是说“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就是做人的智慧，不要不懂装懂，不懂装懂只会害人害己。对于知识《大学》开篇就说“欲平天下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说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还是致知格物。宋代的理学家又把致知格物发展为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并在知和行孰先孰后的问题上进行了在辩论。
  　再来说说“信”“信”在孔子眼里是和“仁”一样重要的，有人问孔子：军队．饮食和守信这三样不得已去掉一样，您先去那个？孔子回答说：去军。那人又问：饮食和守信必须去掉一样，您先去那个？孔子回答说：去食，并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所以孔子把“信”和“仁义”都看得一样重要，都是须要用生命来捍卫的。吴国的季札在出使齐国的时候,路过徐国,受到徐国国君的热情招待。徐国的国君非常喜欢季札的佩剑，季札也想把佩剑送给徐国国君，只是在出使期间不能没有好的佩剑。当季札出使回来再经过徐国时，徐国的国君却已经去世了，季札便来到徐国国君的墓前，把佩剑挂在的墓前的树上，随从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季札回答：当时已经在心里答应把剑送给他，只是出使不能没有佩剑，没有给他。打算回来时给他的，没想到人却不在了，我只有把剑挂在墓前以表示没有失信于他人。过去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叫尾生的人，与人在桥下约会，这时约的人还没有来，洪水却先到了，尾生不愿失信，便抱着柱子不肯离开，他就被洪水淹死了。尾生虽然显得过于愚腐，但是说明他把信看的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非常守信的，过去的中国人相互借钱，是不要打借条的，都是口头协定，没有人会赖账。现代社会由于经过文革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出现了诚信危机，三角债．欠账不还．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等债务纠纷。甚至有债主给欠债人送礼，还出现了债权人给欠债人下跪，求欠债人还钱的事。这些都是文革期间对儒家的批判和电影《白毛女》抨击黄思仁索债逼死杨伯劳造成的负面作用，现在债权人一向欠债人讨债，欠债人就以杨伯劳自居，而说对方是黄思仁。真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所以我说电影《白毛女》对中国的诚信危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最近从报上看到:被前些年称为红色经典的南街村，欠债金额高达16亿元人民币，一个只有二千多人的村子，却欠贷款16亿元人民币，他们拿什么来还债，可以说他们是只借债而从来不还债，他们的眼中根本不知道诚信是何物，钱是别人的，他们不心痛，所以他们可以随意挥霍，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他们能欺骗银行一时，却不能永远欺骗下去，他们终究会破产的，会被扫进社会的垃圾堆。
　　在孔子以前，中国［包括世界各地］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力，平民是没资格学习知识的。自从孔子开始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平民不能受教育状况得到了改变,他广收门徒,像颜回穷到“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的程度，他不仅不歧视,还是他重点培养的对像,对于颜回的生活状况是“人不堪其忧”而颜回的精神状况是“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安贫乐道精神，是深得孔子器重的。在颜回死后，孔子悲恸的说“天丧予，天丧予”即使是颜回死了多年以后，有人问孔子的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说“昔有颜回，不幸短命死矣，今也亡，未闻好学也矣”。孔子之后，平民知识分子大量涌现，使中国的文化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稍迟于孔子的释迦摩尼在印度提出了众生平等的口号，他不仅认为人是平等的，就是动物也和人一样都是平等的思想。释迦摩尼收了很多信徒，打破了印度的种姓制度，使印度的平民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因而形成了一种宗教“佛教”，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对汉魏以后的中国文化起了非常大的影响。
    孔子之后的大儒首推孟子，孟子发扬了孔子的“仁义”学说。他说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不违农时”然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这样老百姓就可以“养生丧死无憾”了，那么老百姓都能“养生丧死无憾”的话，百姓就会像百川归海一样归附于您，谁也无法阻挡，对于施行王道应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说法，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劝告统治者，对于残暴之君，人民有理由推翻他。他还提出了“性善说”他认为人一生下来，本性都是善良的，天性也都差不多，但是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他们的习性形成了巨大的差异，所以人们要不断的提高修养，以保持人的“初心”“本性”。他要求士大夫界层的人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心里要时刻装着百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别人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别人的子女当成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以期实现天下大同。
　　孟子而后有荀子，荀子异于孟子所说，他提出了“性恶说”，他认为人一生下来本性就是恶的，长大成人以后的善都是伪装的。人有“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的本性。只有经过圣王的治理，礼仪的教化，法律的约束，才能改恶向善。如果没有君王的权势，没有礼仪的教化，法令的约束，强有力的刑罚，就会出现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混乱局面，用不了多久，天下就会大乱。所以治理天下，必须用强有力的权势．法令和刑罚。荀子的思想与其说是儒家，更多像是法家，他的两个弟子：李斯和韩非子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法家。
   汉代的文化思想是以孝为中心。当时朝庭取仕，是由地方官员向中央政府推举“孝廉”。被推举的“孝廉”在被朝庭考核后，就可以直接授以重任。在举“孝廉”的风气影响下，人们争先恐后的表现孝道，最明显的例子是守三年之丧。在汉代有钱人家的父母死后，都要在墓地守孝三年，也就是在坟墓旁搭一间茅屋，三年之间不能吃荤腥之物，只能穿孝服，而不能穿其它颜色的衣服，不能回家，不能远游，不能参加任何宴会和社会活动，不能睡在床上，只能睡在铺有茅草和席子的地下。很多人三年下来，弄的是“哀毁骨立”回家后要请医生医治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后来还出现了王祥“卧冰求鲤”和“郭巨埋儿”等二十四孝的故事。魏晋时期，由于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批清谈之士，他们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嵇康为了打破礼法的约束，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孔周”的口号。而阮籍则在守孝期间吃肉喝酒，不理采前来吊孝的宾客。嵇康终因锋芒太露，得罪了权贵，而被冠以不孝的同党而被杀，起因是吕安的哥哥诬陷吕安不孝，嵇康站出来为吕安辩护，最终的结局是嵇康连戴吕安一同被杀。阮籍虽然在居孝之时吃肉喝酒，但是阮籍为人还是比较厚道的，没有得罪过权贵，所以也就没有被追宄。嵇康被杀之后，阮籍也就收敛了很多。
   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文化比较兴盛，相对于儒家文化较为沉寂，那里的儒家文化多以训诂经典名物为重，至解释文句，推阐义理而止。至昌黎韩愈一出，儒家文化才得以振兴。由于当时的佛教寺庙拥有大量的土地，而且享受免税的特权，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加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负担。基于这种社会状况，韩愈提出了排佛的主张。在当时唐宪宗欲迎佛骨入宫，引起了一场佛教狂热，王公大人奔走施舍，小民百姓破产供养。在这时韩愈挺身而出，写下了激烈慷慨的排佛文章《论佛骨表》。他说：“夫佛本夷狄被之人，与中国语言不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身不服先王之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要求皇帝把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对佛教徒应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此表一上，韩愈立刻受到贬官的处分。但他虽然被贬，却以弘扬儒家精神为己任，提出了的道统传递方法。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死不得其传也”的精神传承方法。他显然以自己是孟子以后的传承者自居，由自己把中断一千多年的儒家道统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继韩愈之后是他的弟子李翱，他补充了韩愈的道统传承，他认为在孔子至孟子中间还有颜回．曾子．子思。他认为是子思把圣人相传的性命之道写成《中庸》以传孟子。他在《复性书》中提高了《中庸》的地位。后来的理学家由此接受了韩李的看法，并把《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另外李翱还提出了“性情说”，他认为“性无不善”不善者乃情所为，他说“情者妄也，邪也”只有“忘情灭息”才能“本性清明”正如把泥浆澄清，水才能恢复清澈；人能灭息邪妄之情，人性就可以恢复，这就是复性，他的“复性说”开创了理学讨论理性的先声。
　　北宋初期，范仲淹．欧阳修继承了韩愈“文以载道”的思想。反对骈文文辞艳丽的虚华风气，崇尚儒家经典朴实无华的文风，强调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在兴起古文运动的同时，带动了儒家道学的兴起。受范仲淹．欧阳修影响的人有：胡瑗．孙复．石介，他们成为宋代理学的源头，史称“三先生”胡瑗认为当时的文章是“尚声律浮华之辞，是以风俗偷薄”他说圣人之道包涵了文．体．用三个方面。体是价值原则，文是经典体系，用是把文．体用于社会，明体达用就是社会活动。石介则把文章．佛．老并称三怪，他首先抨击诗词中的“西昆体”，强烈批评虚华浮夸的文风，要求崇儒家之道，去无用之文。孙复抨击佛．老之徒“以死生虚无报应为事”“去君臣之义，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是扰乱社会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只有崇扬儒学，才能抵制佛．老之学，使社会走向正规。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以上几位先生的共同写照。
　　宋代理学的建立，首推廉溪周敦颐，他在道学修行上提出了“寻孔颜乐处”的命题，他们一直在探讨孔子．颜回在贫穷困厄的环境下，是如何取得快乐的．周敦颐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超过富贵的东西，这东西就是道。道是大道，与道相比富贵利禄就是小，所以孔子．颜回虽然贫穷，但他们有信仰，所以他们快乐。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人格力量。周敦颐提出的另一话题是探讨宇宙动静的《太极图说》。他认为宇宙的本初是太极元气，太极元气分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会变化而成五行，五行进一步化合变化而生成万物。他认为宇宙万物生生不穷，本质上都是一气演化，四时运行，宇宙永远都处在永恒的生成与变动中。
　　继周敦颐探讨宇宙本体的是张载，他认为宇宙即不是道家所说的无，也不是佛教所说的空。而是能聚散变化的气。“太虚之气聚而为气，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为气，气散而为太虚”宇宙是由这两个相反运动而形成的，这两个相反运动就是物质变化的永恒循环。这相当于现代科学家发现的“宇宙守恒定律”，基于上面的宇宙观，张载提出了“民胞吾与”观点，他把人看作是宇宙之气的一部分，“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自己和宇宙是息息相能整体。在宇宙变化面前，个人的生死．贫富．贵贱都是微不足道的，人应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圣贤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业中来。
　　在历史上被称为理学创始人是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是他们二人把孟子以后中断了一千四百年之久的儒学道统真正的传承了下来。他们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强调道德对社会的意义，注重人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程颢提出了“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他认为天理是贯通自然与社会的普遍原理。并说“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理便是天道也，且如皇天振怒，终不是有人在上振怒，只是理如是”。这个“天理”支配着宇宙．社会．人生，决定人与宇宙之本性。谈到人性之善恶，程颢认为:性之善恶是禀先天之气造成的,气禀善则性善,气禀恶则性恶。虽然气是先天的，但是可以通过后天的修行来改变，就像浊水是不，清水也是水，浊水可以通过澄清来变成清水，坏人可以通过教化使其变成好人。这就要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方法来用功。如何用功，程颢的弟弟程颐提出了“主敬”，他认为“敬者自生虚静”，“主敬”可以带来内心的平静，他说“敬”是心中之主，心中有主则实，如果心中无主，心就像是一个空的器具，杂念.恶念就会像水一样涌入这无主的心中。如果心中有主，就像器具中盛满了水，其它的水就无法进入，心中有了主，杂念欲望就不会产生，这个心中之主就是“敬”。
    与二程同时的邵雍，在生活上刻苦自励，居住在“蓬筚环堵，不蔽风雨”的茅屋内，他在此“寒不炉.暑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者数年”，但是他坦然自乐，平时出行，和气待人，笑语连日。曾几次被荐授官，他反复辞谢，以自己有病为理由而不赴命。他称自己是“平生不做皱眉事”所居称作“安乐窝”号“安乐先生”，他优游其中，在此思考人与宇宙的哲学命题。对于宇宙生成的探讨中，他提出了有别于他人的宇宙观，“数学”他认为宇宙有一个大年，就是：12时为一天，30日为一月，12月为一年，30年为一广世，12广世为一广运，30广运为一会，12会为一元的12--30进位法，一元也就是一个宇宙年，一个宇宙年相当于129600个自然年。他又说：12元之世为一元之运，30元之运为广元之会，12广元之会为广元之元，一个元之元就是129600元。他认为每一元之数尽，旧的天地就会毁灭，新的天地就会诞生。而每一元之元满，旧的宇宙也会毁灭，新的宇宙同样会诞生。他的认为宇宙永远是循环无穷，生生不息的，而数就是宇宙演化的最高法则。
　　在二程的弟子中首推谢良佐和杨时，谢良佐作为程颢的弟子，他继承二程的致知格物说，他主张“学者且须穷是理”，但是穷理必先致其知：“只如黄金，天下至宝，先须辨认他体性始得。不然，将俞石唤作黄金，辨认不过，便生疑惑，便执不定”。他认为“格物”“穷理”的目的，是要认识天理。而“天理”的对立面就是“人欲”。他说“有一分人欲即灭却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胜却一分人欲”。他还打了个比方：当看到一个小孩子快要掉进井里的时候，你没有任何想法就去救孩子，这就是天理。如果你去救孩子的同时，想到博得人们的赞美，或由此来结交孩子的父母，这就是人欲。穷理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自然而然的为善，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与理合一，与天合一的境界。
　　作为程颐的弟子杨时，发展了程颐的“主敬”思想。杨时到洛中向程颐问学时，已经是过了不惑之年的人了，但他对程颐却是非常恭敬。一日程颐静坐，杨时侍立于傍，及程颐醒来，发现杨时在一旁一动不动的站着，及出门，门外的雪已经下了一尺深了。“程门立雪”这个典故一直作为尊敬老师的典范而千古流传。对于至知格物，谢良佐认为“必穷其大者，理一而矣，一处理穷，触处皆通”。杨时则认为“形色具于吾身”那么我的身体任何部位都是物，每种物有每种物的物理，如“耳目鼻舌”有“耳目鼻舌”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规律就是理。“格物”“穷理”就是要明白万物的规律，如何求得万物之规律，必先从自己身上求起，求得自身之理，也就是天下之理，了解了自身“耳目鼻舌”的自然规律，也就是了解了天下万物的自然规律。他还认为：儒家的“天性”和佛家的“色空”与道家的“行其无事”都是相通的，佛家的“作止任灭”道家的“无入不自得”与孟子“勿忘勿助”在人的精神境界方面都是一致的。
　　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朱熹早年曾泛滥辞章，出入佛老，对于各种学问都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十九岁中进士，任泉州同安县主薄，同安即归之后，从学于杨时的再传弟子李侗，从此走上了研究理学的道路。朱熹的政治思想是：正君心．立纲纪．亲忠贤．远小人．移风易俗，改变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他认为这是富国安民的根本。有一次他被招入京，路上有人对他说：皇帝不喜欢什么“正心诚意”的话，您见了皇帝千万不要说什么“正心诚意”。朱熹严肃的回答“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可见“正心诚意”是朱熹的治学根本。他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成“四书”使“四书”成为高于《五经》的经典体系。他一生致力于对“四书”的诠释，具有很高的造诣。对于“穷理”朱熹认为：一切事物尚未产生之时，这些事物的规律．原理就已经存在了，一切事．物．器都是由理和气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而理是构成一切事物的规律。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气也，生物之具也”也就是说宇宙和万物都是由理和气共同构成的。对于人的本性，他说天地间有理有气，人和物都是禀受天地之气以为形体，禀受天地之理以为本性，也就是《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他认为恶的品质同样来源于先天，因为在人禀受的气质中，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所禀气质的昏浊偏塞是造成人的恶的品质的根源。气禀不善能成为恶的根源主要是由气禀的昏浊造成了对人的本性的隔蔽。也就是说：道德品质的差异，取决于气质的清浊是否隔蔽了理性。如何才能消除昏浊之性对理的隔蔽，朱喜主张的修养方法是“主敬涵养”。“主敬涵养”。就是要保持一种收敛．敬畏和警觉的思想状态，最大程度作到内心的平静，使之达到有所警省而无思虑，心境清明而无昏乱，注意力集中而不外驰的宁静状态。这种“主敬涵养”不仅可以修养德性，还可以为穷理致知作准备。人只有在心思清明不散乱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了解事物之理，才能通过学习最终把人性中的善彰显出来。古代的哲学讨论的知行关系，其中主要指的是致知和力行的关系。朱喜说：“致知力行，二者不可偏废。但只要分先后轻重。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种观点就是认为，人必须先了解什么是理，才能在行为上作出合符理的行动。也只有履行了合符理的事情，才是真正的知。如果没有知，就像走路时没有眼睛，便不可辩明方向；如果没有行，就是空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到了前方的目标，没有脚就无法到达。“格物致知”是知，那么“修身治国平天下”就是行。没有“穷理”的知，人的道德实践就是一种盲目的行为，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行，人的知也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朱喜说“知与行须是齐头做，方能相互发”。
　　朱喜不仅是一位理学家，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是一位颇有研究的科学家。他曾提出过类似康德式的“星云说”，他认为宇宙是由一种气团在不断运动中演化而来，原始气团不停的旋转运动，而大地是由气团在旋转运动中凝结成块形成的，在大地的外围便是天，天不停的运动，地不停的转动，大地才能居于宇宙的中心。他还注意到螺蚌化石和岩石地貌水流冲击的痕迹，断定地质有一个变迁过程。朱喜不仅是一位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高峰。
　　与朱喜同时期的陆九渊，创立了理学中的另一派“心学”，他曾在十几岁时就说过“宇宙既是吾心，吾心既是宇宙”。陆九渊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先天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心，这就是人的本心。人的一切恶行都源于“失其本心”，所以人的一切修养功夫都应该力求保持本心，而不让其丧失。因为“本心”就是理，“本心”之理也就是宇宙之理。他过说“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足如此”，在他眼中“本心”即存在于人心，又充塞在宇宙之中。什么是人的“本心”，有两个关于陆九渊以禅宗机锋的方法来说明什么是“本心”的故事。一个是：陆九渊坐在那里，他的学生詹阜民陪着他坐着，陆九渊突然站了起来，詹阜民也跟着站了起来，陆九渊对詹阜民说“还用按排否”。另一个故事是：陆九渊到富阳的弟子杨简家中。杨简问陆九渊“如何是本心？”陆九渊回答说：孟子讲得四端就是“本心”杨简又问：我早已知道四端，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四端就是本心？这时候有一桩纠纷告到县衙，由杨简负责审理这个案子，杨简当庭断其是非曲直。陆九渊说：您刚才断案就是您的本心。杨简听到这句话，便豁然开朗，当下大悟。以上二个故事说明陆九渊说得本心是无须加以思考，自然而然的按照自己的良心办事。每个成熟的人都有自己稳定的良心，他是和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一致的。在１１７５年，吕祖谦曾邀请朱喜和陆九渊以及其它一些学者在信州鹅湖寺举行了一场辩论会，史称“鹅湖之会”，陆九渊和朱喜就“格物致知”方面进行大辩论。陆九渊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大的简易功夫，而说朱喜的学说是支离破碎的。陆九渊当时还作诗一首“墟墓兴衰宗庙亲，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简易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鹅湖之会”是我国哲学史上的一场盛会。
　　　明朝初期的理学，是以朱学为主的。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曹端．薛碹．胡居仁，他们继承了朱喜的思想，为学主于力行，以读儒书．明儒理劝人．曹端认为：太极就是理，理就是太极。他说：“太极理之别名也耳，天道之立，实理所为，理学之源，实天所出”他在讨论“孔颜乐处”时说：孔颜之乐是仁者之乐，不是乐这个仁字，而是仁中只有乐趣，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子不违仁而不改其乐。因为“仁者不忧”，所以说不忧就是乐。他把乐理解为具有很高精神境界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心理状态。
　　薛碹是一个实践之儒，他立身行事，公私分明，为了不枉公徇私，不惜得罪权贵。因为不附从太监王振，被诬陷下狱论死，后被流放，最后被放回家中。他大力提倡程颐的“主敬”学说，他对于每日坐立的方向，器物的摆放，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他说“稍有不正，即不乐，必正而后矣”他每天早晚都要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每日必呼“主人翁在室否”，到晚上要检查一遍问自己“一日所为之事合理否”他主张“居敬以立本，穷理以达用”，就是敬和理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必须用在实践上。他甚至说睡着时都要下居敬的工夫，“且如就枕时手足不敢妄动，心不敢乱想，这便是睡时工夫”他还说“千古圣贤之学，惟欲存天理，遏人欲而已”可见他的“主敬”工夫比起程颐还要严格。
　　胡居仁和曹端．薛碹一样，也是以力行为主。他居家极孝，“父病，尝粪以试其深浅，兄出则迎候于门”他家世代为农，生活贫困，他却怡然自乐，努力追求精神上的充实，他在持敬中实践着“严毅清苦，左绳右矩，每日必立课程，详书得失以自考”每天用书中得失来对比自己的行为，看看有没有做到圣人所要求的境界。胡居仁认为：孔颜之乐，是严肃切己的实践结果，不是靠乐本身所能得到的。不去克己，先去求乐，其结果不是流于佛道，便是流于猖狂，这些都是异端。他的一生得力处惟有“主敬”二字
　　明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王阳明，他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是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在青年时期受到朱喜格物穷理说的影响，他想到朱喜说过一草一木都有理，都应该格。便与一个朋友对着庭前的竹子，冥思苦想的格了七天，结果没有穷到理，反而俩个人都累倒了。从此,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问题是:理究竟在那里?后来他被贬到一个叫做“龙场”的地方，在那艰难困苦的地方，有一日他在静坐中，思考如果是圣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将会怎么办，这时他忽然悟到了格物致知的道理。他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也就是说：理不存在于外部的事物之中，而是完全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之中。他开始提出了心外无理的思想，史称“龙场悟道”王阳明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他把格理解为正，格物就是纠正人心之不正，使人心回到正心诚意上去，所以格物就是格心。对于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如果知而不行，就不是真知，真知必包括行在内。他说：“晓得孝弟而不能孝弟”的人不是知而不行，而他根本就是未知。对于恶念他认为“一念发动即是行”就是你有一个为恶的念头就说明你已经在为恶了。但是为善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是真善。王阳明在晚年提出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法》。他认为上根之人能当下顿悟心体无善无恶，一通百通；下根之人需要在意念上训善去恶，循序渐进。上根之人用顿悟的方法，下根之人用渐修的功夫。
    在王阳明的弟子中首推王畿和王艮，王畿发展了王阳明的顿悟学说，他认为人的意识本来状态就像鸟飞过空中的痕迹一样是空灵无滞的，一切意识活动都不会留积不化或妨碍未来的意识活动。他说“良知知是知非，良知无是无非，知是知非是所谓规矩，忘是忘非而得其巧，即所谓悟也”他把顿悟之法称为先天之学，把渐修之法称做后天之学。顿悟之法是悟得心之本体，心之本体是先验的，所以说顿悟之法是先天心体上的学问，他还认为《大学》说得“正心”是在本心上用功，而“诚意”是在功意上用功，是后天之学。
    王艮出身灶户，家境贫苦，但是他始终把任道成圣作为自己的理想。王艮认为：人的良知是先天具有的，只要认识到良知的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常存不失，这就是圣学的功夫了。他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就像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童子捧茶，农夫用饭一样不假思索，而又不逆于理的行为都是道，他说的道不是什么神密的东西，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状态。他还说人的本性是乐，不乐的原因是私欲蒙蔽了乐的本体，才会有忧思烦恼。当私欲萌发时，只要良知能自觉出现，私欲就会消除，人心就可以恢复到本然之乐，所以为学，就是要学到用良知去消灭私欲，达到良知之乐，因为不是良知之乐就不是真乐。王艮虽然要救世，但他并不参与政治活动，他的信条是“以道济天下”通过讲明道学，让统治阶级来取法，以期达到天下大治。
   儒家思想从春秋到宋明也是一直在不停的变化着，但他的变化只是修行方法的变化，其主题思想仍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历代的统治者虽然表面上提倡儒家思想，到处修建黉学，考试以儒家学说为题，但是在治理百姓时用的却是法家的那一套。法家讲的是“力．权．术．势．法”商鞅说“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力就是国家暴力和军事力量的综合体现，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可以“以强胜弱．以众暴寡”，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可以镇压人民。如何能保证“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商鞅又提出了“权”：“权者，君之所独制，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就是说：权力必须掌握在君主手中，如果大权傍落的话，君主的地位也就危险了，君主只有独裁专制才能树立威信。如何保持权力，须用术，韩非子曰“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术”就是保持权力的种种阴谋诡计，它只能藏在统治者自己的胸中，而不可公布于世的统治方法。有了术，必须用术造成“势”才能更好的掌握群臣，《功名》曰：“夫有才而无势，虽贤而不能治不屑”“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是说你就是有才有德，但你造不成势，你就治理不了他人，只有掌握了权和势的人才能发号施令，万民臣伏。而“法”则是用文字来制定君主权威和天下的规矩，“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功，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法律应该是任何人都不得违背的准则，治理国家的标准。
　　历史上大力宣扬法家思想，并把法家的“力．权．术．势”发挥到极致的是毛则东，他在对“力．权．术．势”的运用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天入地，惟吾独尊。他用了军事力量［力］推翻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专制政权，他用“权”来维护这个政权的运行。用“术”来消灭党内的竞争者，前期有王明．张国涛，后期有刘少奇．林彪等人。为了达到清除异己，把个人崇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造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势”如日中天，无所不为，数千万人在这场运动中丧身。他对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进行了批判［当时叫做打倒孔老二］他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善恶观念，他混淆了黑白，扰乱了是非，使中国进入了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让人学《毛选》，背《语录》，跳忠字舞，早请求，晚回报。甚至于买东西也要像对暗号一样背一段《语录》才能说买什么东西。当广播播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时,人们不管是在吃饭还是在屙屎,都必须站起来毕恭毕敬的把最高指示听完才能重新吃饭或者屙屎,你若不这样，别人一举报，你立刻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你和你的家人就会遭到无休止批斗和折磨，即使是自杀了，也要被冠以自绝于人民的罪状。他让你欲生不能，欲死不能，生不如死。他把人分成很多等级，干部有20多级，干部以下国营企业分为五级工，国营企业以下又有集体企业职工和底于集体企业职工的零时工，当时最底层的是农民，在“五风”中饿死最多的也是农民。在此之外又划出一批地.富.反.坏.右.封.资.修.臭老九为专政对象,让这些人成为众人泄愤的靶子,可以任意被批斗.打骂.游街,甚至处死。他们过着生不如死.猪狗不如的生活。在当时权力高度集中的时期，物质采取的是计划供给制，也就是根据你的级别来决定你的购买权。他不以个人的技术.能力和做出的贡献为标准，而是根据你是那一级别的人，才能购买到那一级别规定能买到的东西。当时的情况是：粮食要粮票.布要布票.油要油票.肉要肉票.还有烟票.酒票.盐票.蔬菜票.肥皂票......等等.等等.他们控制世上所有物质,在这个国度里你只有像行尸走肉一样受到上一级别的人控制,成为毛泽东一人的玩偶.他为所欲为,把法家的“力.权.术.势”发挥的淋漓尽致，唯独把法家正面的“法”放置在一边，他自己称自己是“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直至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上台，中国的法律才逐渐恢复并慢慢完善。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把人民从毛的淫威下解放出来，他为地.富.反.坏.右.封.资.修.臭老九平了反,恢复了私有经济。改就是改正.改变，他修正了错误的等级制度[不是取消等级，而是不以等级来决定你的生老病死，使你的才能可以自由发挥]革就是革故鼎新，也就是儒家说得“日日新，又日新”开放就是放开国门，放开市场，让所有的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发家致富。只有让所有的人都能处在法律的保护之下，才是真正的法律精神。
　　最后谈一谈普通老百姓的信仰：普通百姓是希望最高统治者施仁政的，可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施仁政的却是很少的。像汉文帝．唐太宗这样的好皇帝更是非常的少。这么百姓就盼望能多出几个清官，所以像包公这样的清官就被神话了，他不仅可以打龙袍，铡陈世美；甚至于还可以探阴山，入地府，为百姓伸冤报仇。但是清官也实在是太少，宋代出了一个包公，明代出了一个海瑞。以后就不再听到有其它有名的清官了。求皇上施仁政，求不到，求出现清官出不来。老百姓只有听信庄子的劝告“当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素”。没办法，但是日子还要过下去，只好忍加认命。《庄子》一书说得至人，大都是身有残疾而道德高尚又能自食其力的人。像支离疏，背驼到面颊和下巴低于肚脐之下，双肩高过头顶，大腿与两肋一般齐。靠帮别人缝洗衣服来糊口度日，他虽然身有残疾，他却自得其乐。这样的人都能自得其乐，还有什么不能过的日子呢。列子的寓言故事说“有一个富人，天天锦衣玉食，妻妾成群，他却天天梦见自己是一个穷人，下地干活累得要命，醒来后全身酸痛，异常疲劳。又有一个穷人天天劳作，睡觉时却梦见自己成为富翁，也是花天酒地，美女环绕。列子说：不知道他们二人醒得时候是真正的自己，还是睡着的时候是真正的自己。这些都能给受压迫的穷人一点精神上的安慰。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轮回之说更是深入人心。佛教认为当世之果，是前世之因造成的，当世之因也会成为后世之果。说你现在所受得苦难是因为你前世做了坏事所受得报应，现在享受得荣华富贵，是前世做善事所得的福报。你现在作恶，后世就会托生为牛为马为畜生；现在行善积德，后世肯定会得到好报。所以佛教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拥护，其影响远远大于儒家和道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更是中国过去普通老百姓的口头禅。后来佛道合一，又编出天堂．地狱等等传说，如：西天如来．玉皇大帝．十殿阎罗。特别是五殿阎王专管鬼魂，他的手下判官专管人的生死薄，以定人的生死和记录人们在阳间所做得善事和恶事。还有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小鬼夜叉等等下属。其中黑白无常专管拘魂，然后由阎王进行根据判官所记你在阳间所做之事进行审判，作恶者有被下油锅的，有被用碓窝捣的，有被用磨磨的，最后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或托生为畜生。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在活着的时候的无奈，而想到死后的报应来作一点点安慰。明代的冯梦龙说过一个故事：说一个秀才过阴到地府，零时作一次阎王，帮阎王审一个阎王无法审理的案子。故事说：汉代的三个最大的功臣韩信．彭越．英布状告刘邦，说汉代天下是他三人打下来的，刘邦最后把他三人都给杀了，求阎王为其主持公道。阎王一时不知如何判才好，便请这位秀才帮忙审理，秀才便判刘邦托生为汉献帝，韩信托生为曹操，彭越为刘备，英布为孙权。汉献帝受制于曹操而倍受凌辱，最后三家把刘家江山给瓜分了。所谓报应之事不虚，皇帝都可以受报应，小民那更加有报应了。这些都是小民百姓在无可奈何之下的一点点愿望。
　　至于禅宗的顿悟，早期有迦叶的“拈花微笑”，达摩的面壁十年，惠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和道明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这些语言人们还能勉强看懂一点。到了后来如赵州禅师的“庭前柏子树”善暹禅师的“后园驴吃草”，智通禅师的半夜大叫“我大悟也”第二天智常问他悟到什么，他回答“师姑原是女人作”投子感温禅师见蝉脱而学知了叫等等机锋，甚至于大喊一声和举棒就打，丹霞天然禅师取佛像作木柴烤火，以及香山蕴良禅师的“金刚背上烂如泥”这些都是平常人无法磋磨透的玄机。
　　至于《心经》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和《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虽然也常有人诵读，却没有几个人去深究他的意义。就是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四大皆空”“万法皆空”也只是顺口说说，心里皆不是这么想的。老百姓相信的是多念“阿弥陀佛”死后可以前往西天，和地府鬼神报应之事。以求为恶的死后受到下油锅或下十八层地狱的惩罚，托生到人间成为畜生。为善者死后可以托生富贵之家，可以成为人上人。
　　鲁迅在《阿Ｑ正传》里抨击中国人都有阿Ｑ精神，认为阿Ｑ精神是造成我们这个民族落后愚昧的根源。但是在中国这个缺少民主的国度里，在只有“当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素”的环境下，你没有阿Ｑ精神是无法活下去的，至少阿Ｑ还能在背地里骂一声“儿子打老子”要是在文革时期，就是阿Ｑ精神也是不能有的，不信问一问在文革时期若有人骂一句“儿子打老子”试试，这里骂过，那里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听到，你马上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文革时期只能有“老黄牛精神”像老黄牛一样不声不响地干活，没有思想，没有要求，绝对服从，还要感谢主人的恩情，这就是中国的百姓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文化。
　　以上是我认为的传统文化在不同人群的不同影响，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律令，而是根据你的要求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传统文化是不断的变化和与时俱进，常用常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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