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感觉手机在线观看:转发王若水＜谈谈异化问题＞（中）

转发王若水：《谈谈异化问题》（中）（内容提要：第二部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异化。）那么这个问题发展到现在，为什么又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兴趣呢？我想这个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实践提出来的，现在有它的新的意义。就是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异化？社会主义应该是消灭异化，但究竟是不是已经消灭了异化，没有了异化了呢？我想我们应该承认，实践证明还是有异化。不仅有思想上的异化，而且有政治上的异化，甚至经济上的异化。
首先，个人迷信，现代迷信，是思想上的异化。教条主义发展到顶点，就成了个人迷信。本来领袖是人民当中产生的，是人民抚育的。就象周总理讲的，人民是土地，是土壤嘛！在土壤当中把他培养大的。离开人民这块土地，领袖就没有什么力量，不会有什么作为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应当是这样嘛！宣传个人迷信的结果，领袖脱离了人民。倒过来了，好象人民的一切都要依靠领袖。这不是跟上帝一样了吗？文化大革命中宣传的四句话是最典型的了：“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义，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毛主席为谁呀？应该是毛主席为人民，一切为人民，这是基本的道理，结果倒过来了。人民为着领袖，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毛主席要不要服从谁呢？毛主席是一个党员，他得服从党呀！他得服从人民的意志。他并不是至高无上的，高于一切的，如果这样，那把人民放在什么地位？宣传“一切服从毛主席”，不就是宣传一言堂吗？不是颠倒了领袖和党、领袖和人民的关系吗？这就是异化。这种异化跟我们国家封建思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文化大革命中跳“忠”字舞，走“忠”字路，“最忠，最忠，最忠”，“三忠于”，“四无限”，要人民忠于领袖，却不说领袖要忠于人民。首先领袖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并且卓有成效，这样人民才会拥护你。因此最主要的首先是领袖忠于人民。我们强调的“忠”，是个封建的东西。外国人讲领袖，喜欢说谁谁谁是人民的儿子；中国就不行，一说谁谁谁是谁的儿子，这是骂人，一定要说是父亲。万物生长靠太阳，毛主席是太阳了，人民离不开领袖，就象万物生长离不开太阳一样。领袖是有他的作用，但是人民不是绝对不能离开领袖的，而领袖是绝对不能离开人民的，应该说人民是母亲。当然现在说党是母亲，但归根结底应该说人民是母亲。毛主席呢？他是党的缔造者之一，但是，没有党也就没有后来的毛主席，没有人民也就没有毛主席。毛主席在共产党里面，在人民当中，经过斗争锻炼成长起来的，成熟起来的。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宣传个人迷信，把这种关系颠倒了，把领袖当成了异己的力量，异化了。革命的胜利，推翻三座大山，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些主要的功劳是人民的。愚公移山，怎么移的？是感动了上帝。上帝是谁？毛主席说上帝就是人民。亿万人民一块挖山，把三座大山挖掉了，这是人民的功劳。可是后来是一切荣誉归于领袖，不管干了什么事，别人一表扬，就说：“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毛主席。”毛主席怎么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呀！这样，在抬高领袖的同时，贬低了人民。智慧的泉源，力量的泉源，一切一切的来自高于一切的领袖，而不是来自人民，这还不是颠倒了吗？结果自己吃苦头了。这个事情也不能完全推给林彪、“四人帮”。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那个时候是出于热爱，的的确确是出于热爱，也宣传了迷信。讲这一套当时不觉得会吃苦头，现在倒过来吃苦头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个人迷信造成以后，你要破掉它，就得付出代价，惨重的代价。异化了，不由自己支配。异化就是这样意思，本来是自己创造的东西，或者自己做的事情，但是它发展的后果，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超出了人们的控制，结果反过来支配自己，压制了自己。现在批判个人迷信，是为了重新肯定人民群众的价值，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的泉源是人民群众。毛主席首先是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是人民的先生。文化大革命不宣传这个，宣传四个伟大。毛主席是伟大的导师，但是他同时也应该是人民的学生。首先应该向人民学习，然后才能做导师；不向人民学习，怎么做导师呢？
是否光有思想上的异化？我看政治上恐怕也有。这个问题在《法兰西内战》里面，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已经提出来了。当时他们没有用异化这个字，实际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提出要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其实就是防止异化。阶级也是这样产生的。由于生产的发展，有了分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家了，需要有少数人摆脱劳动，来管一个公社，或者一个集团的公共事务。他们应该是为大家服务的，但是后来他们掌握了权力，同时由于生产的发展，也可以剥削，逐渐就把这个权力用来为自己服务。这样就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国家。权力应该是用来保护公共利益的，但如果把权力去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那么就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这就是异化。这种危险，甚至于到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存在。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说过一段话，他讲到巴黎公社的时候，说：“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３３４页）请注意，恩格斯讲的是工人阶级要“防范”自己的官吏，而不是什么“无限忠于”、“无限信任”。我们的干部，我们的领导，他们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人民给的。毛主席也讲了：“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是人民给了领导以权力，给这个权力干什么？是要为人民服务。但这个权力一旦给出去以后，就有这种危险，可能有一部分人把这种权力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自己服务，结果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转过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好比母亲辛辛苦苦生了个儿子，指望他长大以后养老，结果成了个逆子。政府变成了老爷，不受人民控制了，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异化，政治上的异化。怎么解决这个异化问题？当时提出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普选制；一条是低薪制。我们现在取它的精神，一个是普选，随时可以撤换，人民还是有一定权力的，不是把什么都交出去。除了言论自由外，还有选举权和罢免权。谁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就把他撤换。另外一个低薪水制。当然现在要象巴黎公社那样，领导干部拿普通干部的工资，也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取它的精神，要反对特殊化。差别允许，搞特殊化特权不行。这样就使得那些投机分子感到当领导没有什么意思，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到头来没有什么好处，他就不奔这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