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朗峰环线:第三章 黄河黄土——真实的河南人

　　河南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致，除了黄河，除了黄土。

　　虽然五岳之中的嵩山名声在外，但实际上它也只拥有一个古迹名分，和其他风光迥异的四岳相比就显得很不起眼。

　　人有时候的确像他所处地域的山水。

　　笔者所了解的普通的河南人大都十分朴实，就像平原上那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花草树木，远的称不上是什么风景，近的也不会弓；来你太多的目光。他们不爱表现自己，那种在公众场合刻意“招风惹刹出风头”的事大都和他们无关。

　　假使全国各省区都派出一个代表集合在一起演一出三国戏，那大概北京人会去演刘备，上海人会去演周瑜，'山东人可以饰关羽、张飞，东北人可以扮马超、魏延，湖北人、四川人可以来演诸葛亮，江浙人可以演黄忠或姜维——河南人比较难办，如果有人非要把鲁肃的角色抢了去，那他们适合扮演的就只能是满台奔走却没有一句台词的士兵了。因为无论外表举止还是内在秉性，他们都是人堆里最不引人注意的。

　　河南人为人平和，他们一般都知道“口不臧否人物”的古训，自省的时候多，对别人的评价少。因为任何时候他们都不想为自己树立太多的敌人。

　　但是，不评价别人的人不一定不被别人来评价。

　　好事者所作的那篇《中国南北诸省区人印象》在网络上广泛流行，它的多个版本被大约几十家同站所转载。其他途径无论大道新闻，还是小道消息，针对河南人的文字也不在少数。有些话虽然刺耳，却还算得上直率，但有些就已经近乎在路边捧着脚骂大街了。

　　大家可以再次回顾一下本章以前相关内容的关键词：“粗野俭啬”，“奸诈滑头”，“刁滑”，“无赖”，“凶悍”，“肮脏”，“欺下瞒上”，“讲大话、说空话”，“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粗暴冷漠、不负责任”，“河南佬”，“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等。

　　真可谓林林总总、洋洋洒洒——包含这些词语的文章从寥寥数语到长篇大论，从“理论短评”到“文学作品”，河南人就这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以上种种用词之刻薄、态度之武断、偏见之深远，读之使人惊诧。这些充满了鄙视意味的语言让人想到了什么呢？难道我们从中没有看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侮辱、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暴乱中印尼社会对华人生死的漠然么？看到这些文字真有如芒刺在背，笔者竟然一时间搞不清楚——诸如“河南佬”这样的语言和“中国佬”、“支那猪”，甚至30年代上海租界里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牌子有什么天壤之别。

　　实在不愿意这么想，但我又不得不这么想。

　　而且笔者以为——这种敏感的联想并没有错。

　　“众口铄金，销毁其骨”，舆论造成的偏见是可以杀人的——笔者相信它有这个本领。

　　河南人是温良谦和的，假如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德行”，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笔者感觉自己必须站出来说话了。为此感到愤怒的当然不仅仅是本人，还有许多我们这个公平自由社会里的许多正直善良的人。

　　身材单薄的部队作家周大新写了一部畅销小说《21大厦》。读者和评论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作者的真正意旨，仅仅认为这是一部同情下层劳动者、反映他们对京城生活的向往以及农家子弟到大城市后复杂心绪的书。而周大新亲口对记者说，主角实际就是河南人。有什么能比一个河南农村人与北京的白领世界对比更强烈？更戏剧性？

　　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这位性情温和的作家是悲愤的，他说：中原很穷，很落后，河南人已经受了那么多苦了。三年困难时期，河南人死得最多。大家不要笑话他们了！河南人是最中国的，河南人身上的毛病中国人都有，他们不过是更集中更典型罢了，你们笑他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周大新说他的这种愤怒已经积存多年。过去之所以没写，是因为他还不了解大城市人的内心、北京人的内心。对于国人对河南人的无情嘲讽与歧视，他的愤怒一经点拨便喷薄而出。因为他记得作家张宇说过的话：“河南人是中国人的娘。”

　　有一位记者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发出了“河南人到底招谁惹谁了”的疑问，他从三门峡进入河南，经渑池、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他眼中的河南从里到外、从社会生活到言谈举止，相差的不过是方言及汽车车牌上打头的第一个汉字而已。他连连质问：“朔州假酒夺去多少人的性命，但你听过有人拿山西人说事儿吗？”

　　“克拉玛依大火中遇难人数多过洛阳，你挖苦别人时又会提新疆人吗？”

　　当然，这不是简单比多少的数学题。

　　在《妖魔化河南人应该缓行》这篇网络文学里，作者这样说：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谁去了也揽不着什么好听的。

　　他的北京同事毫不客气地对他指出，北京之乱，就是你们外地人弄的，你们外地人为什么不好好在自己的地盘上呆着啊？他哑然了，原来在北京人眼里，外省人就是捣乱鬼。并且这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他讲的话，竟然有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于是，作者在《漂泊北京》里面反戈一击，把北京人很很地涮了一通。

　　作者还提到有一位北京青年女性在北京电视台做谈话节目时当场喊出“我坚决不嫁给外地人！”作者在内心深深被刺疼的同时这样问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在妖魔化别人的时候，你的灵魂是坦然和宁静的吗？

　　和“妖魔化河南人”的声音相比，这些微弱的呼喊还没有使我们完全清醒。我们中的很多人也许还没有明白“妖魔化”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阴影。

　　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许多事例都已经证明——地域文化歧视正是种族歧视的前兆。

　　而种族歧视即有可能使一个统一的强大种群面临被分割的危险。

　　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人被按照身份证上的籍贯划分为三六九等，于是我们觉得有必要站出来为“河南人”公开正名不是遮盖真相，不是要用一个偏见打倒另一个偏见，而是要客观地去了解河南人，了解他们平静外表下真实的人格精神。

　　河南登封城外有一座古观星台。

　　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笔者站在那座用青砖垒砌的高台旁边，仰头看着积雪的台顶良久。台顶上是苍苍茫茫的天空，并看不到星星。但据说，这里是中国最古老的观星台，解梦的周公和大科学家郭守敬都在这里对星象进行过很长时间的观测。

　　笔者当然知道区分雪花和星星的不同。来到这里的原因自然也不是为天上的星宿，而是为了地上这座既不雄伟也不玲珑的高台。

　　现在，这里看上去不太适合进行天象观测活动。古人在这里建台观天的原因是他们曾经把这里当成了土地的中心，至少是我们所处的这块土地的中心。所以，河南才被称作中州、中原，我们的国家才叫“中国”。

　　站在中国的“源点”上四处眺望——远处雪野苍茫，一片萧条。

　　天下之大，有谁知道这里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呢？可我们就是这样从那里走到了今天。河南这个东方古老文明的发祥地，现今中国人口第一、农业第一的大省——认识她，是应该具有透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底层社会之标本性意义的。

　　在先前中国人的意识里，中国是世界之“中”，中州又是中国之“中”，那些生于“中”长于“中”的河南人还将“可以”、“行”、“同意”这些话，一律下意识地归结为一个“中”字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以“中”为核心，头脑里充满大一统观念的河南人把这种思想带到了自己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中”是他们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如果我们把地处中原的河南称作“中国之中的中国”，那么，河南人实在就应该被称作“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

　　除了上述地理的原因，还因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依然把农业作为自己国民经济的坚实后盾，中国也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像河南一样和土地仍旧联系那样紧密。实际的逻辑似乎应该是这样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

　　所以，河南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农民。

　　“农民”——既然是河南人特点的概括，就也应该是中国人特点的概括，但它在今天好像又是很陌生的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由概念构成的时代。

　　从“流行”、“时尚”、“前卫”到“摇滚”、“快餐”和“奔腾4”，从“韩流”、“美眉”、“新新人类”到“减肥”、“伟哥”和“F－117A”，我们已经陷入到概念的重重包围之中了。但我们听到太多的是诸如：“网络经济”、“营销策略”、“WTO”、“MBA”，而“农民”这样一个在当今商业社会中几乎被人遗忘的词汇在现今中国人的口中不仅出现的概率很低，而且还包含了太多的贬义——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的昏聩以及文化上的愚昧。“你可真农民广这是在首都大街上可以随便听到的玩笑话。

　　“小农经济”、“农民心态”、“农民意识”——笔者敢说，在和“农民”有关的词汇里甚至找不出几个中性意味的。

　　一次笔者应朋友之邀和几个场面上的人一起吃饭。席间大家谈得兴奋，百无聊赖的我竟下意识地将掉落在桌面上的一块儿青菜夹起来放进了嘴里。聚会散后走出酒店很远，朋友突然扯住我的袖子指责我刚才的行为：“你呀，也就是一个河南农民！”

　　自知理亏的我当然知道他话的意思不是赞美，但也由此明白了“河南农民”一词在现阶段已经从农业社会过渡到了商业社会的中国所包含的更多的含义。历史上养育过中华民族无数儿女的河南衰落了，衰落到了甚至连其名字都成了人们在相互侮辱时使用的泛指名词的地步。河南衰落和现在农民阶层的衰落是同步的，河南人人格精神特征的逐渐淡化所代表的似乎也正是整个东方农业文明的逐渐消失。

　　河南作家张宇曾经这样说：“从形象上看，由于我们河南人向四处输血，就像一个最初的怀春少女，先变成一个多情博爱的少妇，再变成一个无私奉献的老妈妈一样，等到她养育过无数的儿女们成人，也就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最后只留一口气微笑着桔坐在家门前，永远地等待着儿女们来看望她。但是，儿女们自有儿女们的生活，慢慢地就把她忘却了。这难道不是我们河南人的形象的变化过程吗？”

　　他还把河南地位的变化比喻为“就像鸡蛋孵出了小鸡，就像小鸡离开巢穴以后只把鸡蛋变成了一只空空的蛋壳”。

　　蛋壳也许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可我觉得它大概还不应该被诅咒，尤其是那些被它哺育过的人或者鸟兽。

　　在河南的乡间，一年四季你都会看到有农民在辛勤地劳作。假使我们把时间回溯到几百年、几千年以前，你还能看到——站在田间劳作的依然还是他们。只是现在他们老了，面对飞驰而来的高科技时代，他们古铜色的脸上平添了几分失落。

　　“河南农民”创造了一个文明，但当这个文明被后继的文明代替了之后，他们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散了自己结实的影子。这个名词词义的变化使他们这个群体的命运就像为了种子降生而最后凋谢成泥土的鲜花的命运一样——生命的轮回，不愿意接受也必须接受。

　　可是，“落红”尚且有情，种子怎么就会那样的无情呢？

　　现在你再到大城市里的幼儿园去向小朋友们作调查：粮食是哪里来的呀？那么，有一多半的孩子会这样回答你：在商店里！

　　孩子的幼稚可以原谅，但问题是教育孩子的那些大人。

　 每当这个时候笔者都忍不住想慨叹一句——中国人，上查三辈儿差不多都是农民的中国人啊！

　　站在观星台脚下远眺，如果没有飞雪的阻挡就可以望见挺拔的嵩山，这里应该还有一所闻名世界的建筑——嵩阳书院。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很有名的大人物在这里讲学，他们一个叫程颖，一个叫程颐。

　　南方出才子，北方出圣人。

　　与南方灵秀的山水相比，北方单调旷远的景观的确更容易让人参透人生的意义。

　　“一览众山小”之后的山东人孔丘孔夫子创建了儒教。战国春秋风雨稠——历尽磨难的他虽然已经大致理顺了天地人伦的条理，但时间已不再给他任何施展本领的余地、程颖、程颐，这两个宋代的河南人经过精心研究，对孔子的理论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使它和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相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进入人们的具体生活行为和思想意识。

　　从此，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和思想意识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中国人终于进入到了一个大一统的生活秩序。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它几乎融合了所有东方式的智慧，目的是把散乱的棋子收进经纬分明的棋盘，把四处汪溢的水收进中规中矩的容器。

　　河南人将儒教发扬光大，并且推广给了所有的中国人。

　　儒学不是假货，它带给纷乱的时代一个崭新的秩序。

　　存在就是合理。

　　没错。即使现在来看，我们也应该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和巨大贡献。

　　两个河南人就这样在嵩阳书院并不豪华的房舍里，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讲述着社会人生的真理，以一种异常简单的方式把一盘散沙一样的中国人的心灵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把中国辽阔的疆土归拢到了一起。

　　“仁、义、理、智、信”的思想就此在东方扎下了根，在中国扎下了根，在河南扎下了根，在几乎所有黄皮肤黑眼睛的人的内心扎下了根，从过去一直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河南人的一个伟大的创举。

　　由于历史积淀的原因，也由于在中原衰落之后而长时间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底层，和大部分的北方人相比，河南人对儒学的尊崇显得特别的固执。他们坚持着从古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中庸”思想的同时，大一统的社会观念使他们也敢于融合并修改一切外来的东西为自己服务，就仿佛他们敢于在餐桌上将所有外来的菜肴改为适合自己口味的河南菜。

　　至今，你随便走进几个河南人的家庭都可以发现——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他们也有着几乎相同的社会行为和生活习惯。不论是寻常待人接物还是和外地人、外国人进行谈判，他们也都明显地带着自己的地域文化特点。

　　如果你有幸在河南乘坐县城与县城区间的公共汽车的话，你一定会听到车上农民对中国时政发表的最朴实的议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人讲述自己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言谈话语中往往流露出对“国家兴亡”的责任。他们表述的方式既直接又委婉，表述的内容既正统又略带叛逆，言谈之间你不由得也会加入进来。

　　记得80年代末曾经有一位国内知名的大学教授到河南作报告，讲话中他不无幽默地调侃河南人——“常香玉是你们的精神食粮，面条儿是你们的物质食粮。”

　　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来到河南看看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国粹不止有京剧一种，还有一种，那就是豫剧。二者所不同的是：京剧是贵族式的国粹，而豫剧则完全属于平民。

　　在河南乡村的露天舞台上今天还在上演的依然是《包青天》、《花木兰》和《穆桂英挂帅》，“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仅可以换来台下雷鸣般的掌声，还能够赚取热血乡民的眼泪。不大被关注的河南卫视有一个在河南观众中很叫得响的栏目——《梨园春》，看看里面那些农民抑或农民子弟们情真意切的表演，你当真会发现：这里才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深、最茁壮的根。

　　各类讥讽河南人的段子，包括专门针对河南人的新闻报道，听罢看罢便会让人想起隐藏在“农民”后面的另一个更加恶毒的词：“刁民”。

　　是的。

　　河南的所谓“刁民”是会在领导视察的时候拦道喊冤的，因为《包青天》里就是那样演的；河南的所谓“刁民”是会在亲人处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因为花木兰就是这么做的；河南的“刁民”是会在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外国老板面前下跪的时候挺直身子站着的，因为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也是这样的个性。

　　每每想到这些的时候笔者都会激动得落泪，因为受着最“中国化”的教育而有着最“中国化”身份的河南人应该同样是我们民族危难到来时最坚实的中流抵柱之一，那个时候，他们当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明——自己也是这块黄土地上优秀的种群。

　　在19世纪中叶，美国人对中国移民的偏见、暴行和负面的刻板印象随着经济竞争的变化而大起大落。例如，当中国人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寻找金矿时，他们被描绘成“邪恶和堕落，全是贪婪之徒——嗜血而野蛮”。然而，10年后，当中国人愿意接受横贯美洲大陆铁路的危险而艰苦的工作——白种美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时，中国人就被描绘成朴实、勤劳、奉公守法的人。的确，参与修建西部铁路的大财阀之一的查尔斯。克洛克写道：“他们和白人一样的优秀——他们令人信赖，富有聪明才智，信守合同。”

　　凡歧视和偏见就一定是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

　　农业文明可以被工业文明所取代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那么，不同地域人们的文化根基呢？我们的儒家文化是不是还能够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

　　笔者以为——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就好像是地球漫长的历史演化：蕨类植物可以代替地衣苔藓占领主导，人类可以代替恐龙成为世界的主人。但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却好比地球上同一时期动植物的分布：我们绝对不可以因为喜欢大树就将所有的青草拔光，也不可以因为需要粮食而砍掉世界上所有的森林。

　　真正茂盛的文化一定是多元共生的文化。

　　如果这样，西方文化有什么理由看不起东方文化呢？中国人又有什么理由来歧视文化上同根同种的“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

　　我们可以喝“可口可乐”，可以看“东芝”彩电，可以吃“麦当劳”、坐“林肯车”、用“摩托罗拉”、品“麦思维尔”。抽“万宝路”、抹“丹芭碧”、穿“皮尔卡丹”、欣赏“泰塔尼克”，但你还是你——一个骨子里带着农民血统、眼睛含着儒家平和的黄皮肤的中国人。“拿来主义”已经不需要再宣传了，但“拿来主义”之后的“丢掉主义”恐怕我们还必须慎重对待，因为弄不好文化这东西也会翻船！
　　APEC的唐装是不是很刺眼啊？
　　黑头发的颜色是不是很难看啊？
　　戏曲是不是很落后啊？
　　中药是不是很荒诞啊？
　　过春节是不是很老土啊？
　　吃狗肉是不是很野蛮啊？
　　“中庸”是不是很可耻啊？
　　“贫穷”是不是很可怜啊？
　　中国人是不是很愚昧啊？
　　河南人是不是很讨厌啊？

　　笔者实在不愿意再说下去了，因为我实在见不得那些为了出国定居移民签证而恨不得将自己DNA都改掉的中国人。

　　观星台的所在地登封距离河南省省会郑州不远，在它的两侧有两个中国乃至于世界闻名的古都——西边的是洛阳，东边的是开封。　

　 洛阳的牡丹依旧开放，不过它不再是那个“春来开在帝王家”的牡丹了；开封的龙庭仍然屹立，不过它也不再代表那个多年以前的繁华汴梁。历史上几经沉浮的河南人活得还算是坦然，最起码他们在遇到洪水灾荒的时候没有撒泼骂娘。这些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有足够的耐性等待机会，尽管他们已经等待了很久；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走出泥坛，尽管他们走得如此艰难、如此痛苦，尽管以后的路还很长很长。

　　离开观星台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四周一片寂静。雪还在下着，而且越来越大。

　　没走出多远，并不巍峨的观星台就消失在我们回顾的视野中了。

　　白茫茫的大雪把观星台给埋了，埋在了我们民族久远的记忆里。

　　前面苍茫一片——一切都仿佛在有形和无形之间。

　　对当今地域文化特征的概念，笔者一向不认为就是那些地底下挖出来的坛坛罐罐。历史是形成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它决不能代表地域文化本身。笔者所理解的地域文化特征应该是以人——现代人为核心的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思维和情感方式，它应该是活生生的。如果留心，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比如：山东人的“耿直”，北京人的“神通”，东北人的“仗义”，上海人的“精明”等，这些各个地域的人们可能没有上过一天的正规学校，不读书也不识字，但在他们的骨子里，从一生下来就从他们的父辈祖辈那里开始了耳儒目染的继承。那些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下意识的生活习惯，往往最可以代表他们所处的地域的文化特征。

　　在中国任何一个上规模的图书馆内，关于华夏各地域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图书可谓汗牛充栋，用不着尽行浏览你就觉得它们的作者一半是由考古专业中途改行的社会学“专家”，另一半则是缩手缩脚、语焉不详的“好好先生”。书上凡是涉及地城人格精神的字眼，不论民族地域，不论历史现状，几乎到处充斥着诸如“勤劳、善良、勇敢、无私”等外交礼节性的辞令，让人感到乏味的同时也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遍地都是雷锋。

　　图书上关于河南人的记述也是礼节性的。从三皇五帝到当代愚公，无论人情人性总是一派“大好春光”。作为一个河南人，笔者不想护短，可也并不想听那些连篇累牍的奉承。说实话，笔者自己都觉得它们描述的那些形象既不像河南人，也不大像现在的中国人。

　　感谢时代的进步把网络这把双刃剑交给了我们，拿着它你可以以“黑客”的身份“黑”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尽可以凭着良心来发表自己对世界的真诚——真诚的理性，真实的感情。

　　还是前面所提到的《中国南北诸省区人印象》一文，它不光针对河南人，而是把各省人逐一画像，有些段落倒也颇有意思，现列举二三：北京：老派北京人重礼数，善待人，颇有尊贤礼让之风。但此地衙门众多，官气颇盛，八旗子弟余风犹存，市民身居京畿之地，见多识广，既熏染官场的“霸”气，市井的“赖”气，又兼有旗人闲散，嘴贫善侃，故侃爷辈出，有“京油子”之名。在“地方上”的人面前，常有高人一等的自负，说起话来盛气凌人。

　　上海：上海人是好公民，坏邻居。其敬业态度无人可及，公共意识也比较强，总是衣冠整洁，修饰得体。但上海人的地域认同感很强，骨子里十分自傲，内心轻视外地人（外国人除外），尤为排斥苏北人。外地人在上海被一概视为乡下人，故难以融入上海人的圈子。在私人交往中，上海人总是与人保持着一点距离，善于权衡利弊，为小事斤斤计较，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出了不少银行家和商人，却难出一个诗人。上海女人举止得体，雅致，有女人味，但不可能出现那种为爱不顾一切的“烈女”，上海男人在媒体中往往有小男人的坏名声，但懂得尊重女士，体贴妻子，把西方的绅士遗风中国化了，也别有可爱之处。

　　四川：群山环抱的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物产丰饶，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四川多神仙类的人物，精明能干而散漫悠闲，能享受吃喝玩乐，也喜欢谈玄探幽。川妹子既辣且媚，骂起人来“嘴巴狡”，尤其是在公共场所与人吵架的时候，往往“辣”劲十足，使对方只好落荒而逃，发起嗲来也无人能抵挡。但川人偏居一隅，见识不免狭窄，有，夜郎自大的遗风，虽藏龙卧虎，但若不走出荧门，也只能成为一些歪才怪才。

　　山东：山东古为齐鲁之地。为人忠厚直爽，外粗内秀，讲义气，重教育；但也爱赶时髦，喜欢在全国制造声势和影响，讲究人际关系，会走上层路线。“山东出响马”，山东人既有豪放之名，也就愿意炫耀豪放，表现出来的却往往是粗鲁，例如，说起话来大声武气，嗓门粗放，喜欢酗酒比酒量，然后动粗。山东女孩其实温柔多情，有教养，重仪表，尤其在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美女也不少见。只是山东话忒土，女子撒起娇来让人头皮发麻。山东人乡土意识特重，自以为山东天下第一。中国有两个地方喜欢吹嘘自己的家乡，山西人唱“人说山西好风光”，山东人则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如果你说山东不好，山东人准跟你急。

　　广东：广州人从蛇到鼠，从猴到虫，几乎什么都敢吃。这种野性，使广东人与在正统文化束缚下失去创造力的中原诸省人相比，更显得敢作敢为，血性充沛。内地人讲“关系”，最重要的是会打通各种关节；广东人讲“本事”，关键在个人能否抓得住机会施展才能。广东人不喜欢管别人的闲事，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冷漠，但也因为如此，也才很少像内地人那样在人际纷争中浪费时间。广州本地女孩大多身材纤细，但容貌却令人难以恭维，如果你在广州街头看到靓女，那大半来自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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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的作者看来是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喜欢云游四方的“文化行者”，他对中国各地域文化特性的把握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特点的，最起码他的描述方式得到了笔者的认可，虽然这种“指认”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片面性，虽然笔者也并不赞同把诸如“女人腰身”之类的东西归人到地域文化的范畴。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人与人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地域人格精神的差异是肯定存在的。在这里，让我们姑且抛开学究和官员们对地域人文个性和事佬式的论断，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加鲜活地去了解、去探究他们丰富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山西人喜欢食醋，而山东人喜欢吃葱，湖南人喜欢吃辣，江浙人则喜欢吃甜一一从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细微之处我们也有可能打开他们各自族群的精神之门。

　　因为灵魂只有一个，而它外化的形式却有许多种。

　　这种地域文化差异的存在不仅体现在各地域人“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生活态度方面，还往往会通过各自地域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反映出来。

　　比如：东北人有“赵本山”，北京人有“张大民”，湖南人有“宋祖英”，山东人有“孔繁森”，广东人有“李嘉诚”（笔者姑且以眼下名人明星做比，如此种种）。似乎惟独河南人难以选个形象代表出来，那还倒不是河南人中间没有英雄，而是和周边地域比较起来河南人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个性特点。

　　是啊，河南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给河南人画像很难——这几乎是公认的，无论是社会学者还是河南人自己。

　　河南作家张宇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从地域文明这个角度出发，把地处中原的河市人抽样出来，进行对照和分析，你马上会发现，这将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你可以把这一块土地划出来叫什么中原或者叫河南省，但是在文化精神和地域人格这个层面上，你简直无法把河南人的个性从中华民族中区分出来。河南人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形象与人格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已经达到无法分割和区别的程度。

　　这么说吧，如果把我们的中华民族比拟成一棵大树，那么河南人不是哪一根树枝，也不是哪一段树干，可能就是根系的一部分，如今露出地面的仅仅是个小脸面了，大部分被埋在历史的地层深处，只能够去感受、去联想、去意会、去领悟，而很难从表层上看到庐山的真面目。

　　忽然想起来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会，外地作家就问过我们河南作家这个问题：你们说说你们河南人和别处人有什么不同？我和老作家乔典运在场，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竟久久答不上话来。我一下子才发现，自已身为河南人，竟然从来没有想过河南人的特点和性格是什么。人家追着问，你们就说说啥叫河南人？这时候乔典运开口了，他说话有一点结巴，但是并不妨碍他出语惊人，他说：这么说吧，一句话，河南人就是咱中国人的妈。

　　虽然是一句笑话，但是多年之后，我仍然觉得老乔的这个比方确实形象。不幸的是老乔已经作古，我一直觉得老乔是最了解我们河南人的。

　　我们河南人早已经没有了自我，我们河南人的自我早已经丢了，丢在了磋跎岁月的深处，迷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话说的意味苍凉。

　　是的，假如没有性格也可以算做一种性格的话，河南人的性格应该大抵如此了。这不仅因为笔者本人也是河南人，更因为在寻找河南地域文化及河南人人格精神特征的过程中笔者和张宇先生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感受。

　　河南平原辽阔。

　　乘坐京广线的列车南去，从豫北到豫南，你看到的几乎都是绵延不尽的单调的大平原。随着季节的不同，这里出现的只是无边无际的绿色和土黄色的更替，长此以往，年复一年。沿黄河而下，从豫西到豫东，你身旁的黄河水平坦、结实，仿佛凝成了一大块凹陷在河槽里的黄土，如果不是太阳的反光，你甚至都会怀疑上面是否已经播种了秋后收割的庄稼。

　　没有突起的峰峦，突显的转弯，突然的惊喜；有的只是平和、开阔和毫无戏剧性的舒缓。

　　这当然是河南人性格的一部分。

　　河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

　　大概东方民族自从有历史以来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开垦。收获、繁衍、征战。她地处九州之中，西边的来杀，东边的来挡，南来的要过，北来的也要占，每一个盛世和乱世的轮回都布满了多文化融合的光点。儒释道并存，巫医侠纵横，南风北俗汇聚中原——于是，河南就兼有了东西南北四方的特点。

　　没有特色鲜明的秧歌舞、龙船调、信天游，有的只是朴实的坠子曲和田野里兴奋的干声吆喝；没有土生土长的尖利极至的思维方式，有的只是功成时的“中庸”和残败时的“老庄”。这似乎也是河南人性格的一部分。

　　当然，还有——他们见过太多太多的人——从王侯到阶下囚，经过太多太多的事——从官逼民反到无端兵变。他们扮演过太多太多的角色了，在每一幕都事关宗族生死、王朝兴衰的戏剧中河南人早就感到了厌倦，他们看着脚下的黄土脚前的黄河不得已归拢了纷乱的思绪，压抑了张扬的感情，把自己变成了一块没有形状的泥巴，可以塑造成天神也可以捏做吃饭用的陶碗。

　　他们是从黄土黄河的身上获得灵感的。

　　他们也在旷远天地和自然中间发现了自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从此，他们的精神就和厚厚的黄土粘合在了一起，和漫卷的河水交织在了一起。从此，这个能扛起一切苦难的“中国人的母亲”的脸上就挂上了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表情。

　　豫菜什么味道呀？不像粤菜，不像鲁菜，不像川菜，不像东北菜的就是豫菜。豫剧什么调子呀？不像秦腔，不像越剧，不像二人转，不像采茶戏的戏曲就是豫剧。河南在哪儿呀？不东，不西，不南，不北，正中间的就是河南。同样，那个哪里人都不像但却吃豫某听豫剧一身土味并夹杂黄河水腥的人就肯定是河南人。

　　河南人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在水和土中间，消失在泥巴千变万化的形态当中。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能够永远地生存。

　　泥巴有什么个性呢？

　　要想将自己塑造成一种有用的物品，个性是它最大的敌人。
但，看似没有形状的泥巴——是水性和土性的混合，完好时是便利家常的器皿，摔碎了就是可以和刀剑争锋的瓷片。

　　前些天，一个进京打工的河南小伙子和笔者聊天时讲述了他因为明白告诉人家自己是河南人而被某单位拒绝聘用的经历。说到激动处，他的眼圈微微有些发红。在询问他以后怎么办的时候，他赶忙掩饰着自己的情绪说：没事儿，大不了咱再从耍地摊开始，不偷不抢凭本事吃饭，老天爷还能饿得着咱！

　　他有点紧张似地使劲搓着自己一双粗糙的大手，就坐在笔者的对面。

                                              三、卑贱与穷困

　　黄河流了几千年，一转弯没了水。

　　笔者想说：这也并不都是河南人干的。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有“段子”已经把河南人编排到外星上去了一一说某外星文明在地球即将崩溃之际跑来“采种”，各色人种采完，最后才把河南人弄上来，外星人惊其难逮，故问其家世，一听到“河南人”三字随又将其扔回地球：“就知道你是假的，河南人没那么好逮广河南人已经被人糟蹋到路人不齿的地步了，但你似乎没有听到多少来自他们的怨言。

　　关于河南人如何如何的流言不是没有异议，但尽管有怀着正义感的外省人站出来帮腔，河南人的还击依然是非常无力。

　　笔者清楚：绝大多数的河南人听到这些“段子”的时候心里并不舒服，他们可能脸色微微发红，继而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玩笑，做人做事断不能因为一个笑话和旁人翻脸；他们也可能会认为大家在一起都是兄弟，老二调皮，老大还不至于为此伤了彼此感情。其实，河南人是乡土观念很重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沉默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最大限度的忍耐、最大限度的宽容。

　　当然，河南人也有腿根子发软的时候。

　　听到人家骂河南人这个那个，我们细想想似乎都可以找到诸多的旁证来说明他们是偏见甚至是诬陷，但惟有一点确实是怎样也不能回避的事实：河南很穷。

　　历史上的中原富庶是不需回顾的，“兵家必争”当然有它足够的理由。但到现代，河南却在不知不觉中衰落了。流民四散，饿殍遍野，战乱饥荒如同决堤的黄河水一样倒灌进每一位河南人的记忆，再也无法收拾。噩梦醒来的时候，文明的火光已经在蓝色的大海边点燃了，直到今天依然背负着沉重历史的辽阔中原有的只是一声叹息。

    河南和中国一样：人口多，底子薄。

　　古人云：衣食足，知荣辱；仓库实，知礼节。

　　因为河南很穷，所以河南人就很土——至今无论在南下打工的列车上还是在中央电视台某类大赛的演播现场内都还可以听到那味道浓重的中州话；因为河南很穷，所以河南人就很滑——至今无论是在大小农产品交易市场还是在京城高楼林立的建筑工地都还能看到那种狡黠的眼神；因为河南很穷，所以河南人就很粗俗——有不少证据表明他们绝对敢于在五星级酒店的餐厅里吆喝着猜拳行令、敢于在天安门广场那样的地方只是背转身就可以小解；又因为河南很穷，所以河南人就很会作假——在“厦门远华案”动辄多少亿的腐败、“电白舞弊案”公然破坏了一个国家的造血功能的时候，他们却只拿出些假货就足以听到全国一片愤怒的指责之声。

　　全国其他地方假酒喝坏了人、啤酒炸伤了人、假药吃死了人等一切，在街头巷尾的议论中仿佛也都归罪于河南人——不是河南人干的，也是河南人教的，要不他们祖上就是河南人！仿佛河南人是扰乱国家经济秩序的罪魁，是破坏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祸首。

　　河南人真是好欺负。

　　没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穷！

　　笔者在外多年，旅居各地。有一次曾在某大城市见到一个奇异殴斗的场面：一个青年竟奋力将一六旬老汉掀翻在地，并且讲了句本人至今都铭记在心的“至理名言”：——“我为什么打你？告诉你记住，因为我打得过你！”

　　斗殴的结局是被打倒的老汉独自灰溜溜地离开。现在的河南人和他大概有着相似的心境：是啊，打不过人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背负着“假、大、空，坑、骗、蒙”的恶名的河南人艰难地生活着，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现在依旧秉承着先民遗留下来的那种被骂惨了的性格，在别人鄙视的目光下四处谋生。

　　贫穷本身不是过错，但它却可以成为别人发现你“过错”的动机。

　　贫穷本身也不代表卑贱，但它却可以成为别人视你为“卑贱”的理由。

　　笔者非常理解现在国人中流行的“物质化”的价值趋向，也明白地见到了“富裕改变命运”的事实：为款姐抛弃发妻叫“识时务”，傍了大贪污犯、走私犯的歌星又复出叫“眼力活”，而穷光蛋拣垃圾时顺手偷了人家的内衣被打得鼻青脸肿就成了“活该倒霉、命该如此”。和富裕一样，贫穷也改变了河南人的命运。

　　贫穷带来的愚昧遮盖了他们的憨厚，贫穷带来的粗俗遮盖了他们的直率。于是在人们专门用于河南人的词典里：好斗代替了勇敢，无能代替了老成，狼琐代替了谦卑，奸猾代替了聪明，软弱代替了温良，逃避代替了无争。

　　要知道：美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往往就会变成败坏的品性。

　　但无论如何笔者都坚信：现代中国社会不仅会是一个法制的社会，还将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一个贫富共生、多元地域文化并存的社会。在那里应该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贫穷说到底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社会现象，况且河南人在历史上也并非一直都是“有眼不识金镶玉”的潦倒白丁。走遍河南你马上会发现：几乎每个地方都可能留存有中国历史上最富足王朝的身影。

　　虽然河南现在面临着经济发展的窘境，可是有一点要记住：——贫穷绝对不是人的秉性。

　　所以，当你遇见了一个河南骗子，请不要以为所有的河南人都是骗子；当你感受到一个河南人的粗俗，请不要以为所有的河南人都很粗俗。你在痛快地谩骂着中国人（以河南人为代表）的劣根性时请注意不要再掉进另一个中国人劣根性的酱缸。

　　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笔者知道，肯定知道——你不仅高估了自己，也并不了解真正的河南人！

                                         四、黄河黄土的“德行”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从遥远的古代一直走到今天，传统给了他们强健的体魄，也在他们肩上勒下一道道伤痕；未来给了他们无穷的希望，也在他们眼中涂上了迷惑和失落的光晕。

　　他们似乎永远都在艰难地跋涉着，在身边的同伴们轻装向前并朝他们投来鄙夷目光的时候，他们还在跋涉。就像是被深埋在黄土下面的一粒蕴涵着无尽能量的种子，他们始终为着自己的梦想，拼命地、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向上钻。

　　因为，只有向上才能享受到阳光、水、空气和自由的风。

　　我们仿佛看见：河南人的灵魂正匍匐在黄土黄河所织出的巨大经纬上挣扎向前，他们身下是几千年的历史，体内是澎湃热血的熬煎。他们身上那百折不回、愈挫弥坚的不屈意志，包容海川、有势无形的宽厚品德，天人合一、灵悟通脱的博大智慧——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河南人当代人格的具体体现。

　　伟大的人格必然由伟大的生活塑造。

　　河南人经历过并且现在还在经历着这样的生活。

　　所以，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担当得起“河南人”这个名称的。

　　外国内方的个性

　　鲁迅先生的小说《眉间尺》是我们在中学时就读过的作品，其中他对天下名剑“莫邪”的精彩描绘使人至今难忘。那柄看似无形的宝剑外表有着温润的光泽，几乎连剑刃都看不到，但在危急关头却可削铁如泥，切金断玉。

　　和剑一样——黄土外表舒松，但内里却坚实如铁；黄河外观舒缓，但内里却激情涌动。

　　和铸剑一样——历史上成熟的农业文明所带来的辛劳的耕作方式，清贫的生活习惯，严密的家族管理和数不尽的天灾人祸也铸就了他们的性格：外表普普通通，内心善恶分明；外表平平淡淡，内心却惊涛骇浪。

　　形式上的“外圆内方”是传统中国人个性的结构特点，尤其是河南人个性结构的特点。

　　郑州的《大河报》报道了河南泌阳县这样一个叫高旭的女孩。她利用课余时间靠捡破烂供自己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并考上了大学。她的事迹一见报便被数百家知名媒体网站转载，高旭立即被炒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紧接着，北京。香港、广州、深圳等地的众多甚至是巨额捐款蜂拥而至，但她—一退回了捐款。她说：“我有两只手，靠自己的手挣钱上学最光荣。”

　　在去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全国数十家新闻媒体的记者来到报到处欲再“炒”一把这位令人钦佩的女孩，也有多人提出了捐助，一家知名电视台邀请她做一期节目并将在现场赠送她两万元人民币，她都回绝了。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及应用力学系新生后，学校尊重她的选择：以学业为重，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学生，不在学校、系里和班里担任任何职务，静下心来读书，靠自己的实绩获取应有的名分。

　　这就是河南人的性格。

　　所谓“外圆内方”，讲求的是：在外至忍至韧，在内则至刚至坚。内外交合如水滴穿石，刚柔相继而愈挫弥坚。

　　至忍至韧

　　我在许多河南人的家里都曾见到过大写“忍”字的中堂，一般都是隶书，那是一种极有规矩的挥洒、极有理性的浪漫。极具通俗的温雅。

　　河南人一向都把“忍”作为自己的美德。

　　在处理家庭关系时河南人素怀“家和万事兴”的观念，对外交往中他们也往往本着“和为贵，忍为高”的准则。对于他们，“忍”是知礼，是通情，是善的前提，是修养，是品性，是与人相处时必须具备的德行。能忍即知退让、知义利之轻重，不能忍则不宽容、与人与己便没有余地。能忍常人之不能忍，才可为常人之不可为，才可以当大事、议兴亡——这是他们检验一个人是否可以交往的重要条件，他们也常常以此来衡量对方到底是小人还是君子。

　　生活中，你极少见到河南人因为磕磕碰碰这样的小事而大动干戈的，在河南各地的公共汽车上你也绝少见到有当地人会因为不留神踩了脚、挤了手而发生喋喋不休的争执。假如工作中你请河南人替你加班或者有别的代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即使在面临功利的时候，河南人往往也会主动地让步，给别人留出相对宽余的进退空间。

　　这种“忍让”的品性是长期以来在家族式的人际关系中培养出来的。

　　黄河流域地势平坦，村村相连，人与人之间从古至今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在这个社会性极强的家族体系内，他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懂得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存大家的利益。忍则“一荣俱荣”；不忍则“一损俱损”，两败俱伤不说，如果名誉扫地甚至有被逐出家族圈子的可能。

　　关于“忍让”的例子在河南绝不鲜见，甚至每到一地你都可以听到许多退避三舍、宽厚待人的故事。

　　河南安阳老城区内有一条“仁义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

　　据说当年郭家邻居建房造屋挤占了郭家一墙之地，郭家人气不过便和那家论理，一来二去闹得不可开交直至上了公堂。地方官畏惧双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审理，于是两家继续争执。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将此事回禀郭朴，郭朴即刻回书一封。但当郭家人满怀希望地打开书信时，不想上面竟然是这样几行诗句：“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郭家人明白道理后立刻停止了诉讼并且甘愿让地三尺。而邻家得知此事后也十分懊悔自己当初的行为，他们也立即将院墙后移。就这样你退我让，原先院墙所在的地方竟然变成了一条宽可行人的巷子。

　　笔者曾经到过那条巷子——长约百米，不仅可以行人，还可以通车。

　　现在，两旁陈旧的围墙内古时候的亭台院落早已经不见了，但历史却把宽容的微笑留在了那些在大树下玩耍闲坐的孩子和大妈的脸上。那是一种坦然开朗的表情，不虚假，不做作，大度得仿佛他们每个人都是心怀天下的朝臣、腹内撑船的宰相。

　　不光是对人。这样宽厚的表情在他们面临饥荒的时候有过，面临洪水的时候有过，面临一切突如其来的苦难的时候也有过。即使把天下所有的痛苦一起拿来加在头上也不能让他们把这样的表情换成恐惧和惊慌。

　　居住在黄河河道附近的河南农民一生辛劳，不管来年黄河的水大水小，他们都坚持把种子播撒在河道里河水可能俺不及的地方，并且坚持为种子施肥除草。虽然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少见了，但农民们依然相信，汗水多流一颗，庄稼就多收一些。因为决定他们这年收获多少的是黄河的涨落，是天意，所以他们很少去核计自己劳动付出的成本和产值。这时候，“忍耐”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习惯，收获多少粮食已经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只要还有一点希望，你就要继续这样干下去，“忍”下去。

　　一时忍叫“忍”，百时忍就成了“韧”。

　　“忍性和韧性”在河南文人身上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的作家很少有一夜成名的，都是多年的劳苦，方才“忍”成正果。

　　大家熟知的——“比如写《故乡面和花朵》的刘震云，写《突出重围》的柳建伟，写《羊的门》的李佩甫，写《李自成》的姚雪垠，写《第十二幕》的周大新……这你该明白，河南人是软弱了外表。不赶热闹，但实在是丰富了内心。小说不是谁都能玩的。它讲体验，讲耐心，河南人都占了。”

　　这些人都是“十年辛苦，铁砚磨穿”的典范，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人格一样，经久散发着坚韧质朴的芬芳。

　　前些日子我到河南开封出差，那是一个亟待振兴的城市，去之前就听说那里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样——下岗工人不少，城市的整体发展也一般。晚上出去随便看看，从宋街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一条小街的两旁竟全都是卖小吃和杂货的摊位。我从街中间走过，四面满是“再就业”人们热情的招呼。寒风中，每盏摊位上的小灯把每个摊位后面那张带着微笑的面孔都照得异常光彩而鲜亮。

　　直到现在，我依然为他们感动——他们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老百姓，在国家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当口的时候，他们没有等待，更没有伸手去要去拿，而是毅然选择了“自谋职业”的道路。生活也许艰难，但他们“忍”了，“忍”得那样自然、那样平静、那样朴实而简单。

　　为了中国这个“大家”的利益，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快乐地承受着——不，是“享受着”生活的艰难，仿佛忘记了黄河边寒风的凛冽。

　　河南人的“忍”中往往包含着异乎寻常的毅力和非凡的理想。

　　“忍”字头上一把刀，能忍不容易，要求人们必须有面对刀丛的勇气；但“忍”字下面还有一颗心，那是思想，是灵魂，是坚韧的信念，是“忍”的目的。河南人不是为“忍”而忍，不是逆来顺受，不是用“忍”来代替遗忘；他们一般都有明确的目标，是为了有朝一日“不忍”而忍，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爆发之前的韬光养晦。在他们“忍”的背后充满了“韧”的意志，在他们“忍”的前面是“和”与“兴”的希冀。当然，你只有走进他们的生活才会相信——只有那些顽强、坚定、有着强烈的自信心并对未来永远都怀着梦想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思维逻辑，即所谓“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不是吗？

　　就在河南人被人谩骂、侮辱、歧视的今天，他们也还在坚持奉行这样的美德。

　　不管是网络还是其他媒体，你都很少看见他们因为被歧视而怒目相向的文章；不管是在列车上还是在外地骄傲的都市，你也很少看到他们因为被轻蔑而自信尽丧、慌张失态。

　 近来，笔者在外地某些招聘单位的大门上或者履历表里多次见到过“不要河南人”的字样。即便如此，那些从河南来的小伙子还是会如实地在籍贯一栏内填上“河南”二字，他们不愿意撒谎，他们大都憋着一口气——希望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对方是错误的，希望自己能用实际行动为家乡增光添彩。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渴望单位能把表扬信送到自己的家里了，但这确实是河南人的梦想。

　　写作此书的过程中笔者曾采访过一些普普通通的河南人，在他们身上这种“忍”的品性、“韧”的意志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小刘是河南商丘人，在北京某小区做保安已经将近一年。他告诉我，自己从进京到现在不知道因为是河南人受到了多少不公正的待遇，工作得来不易，所以总是尽力干好，别人花一份功夫，自己就一定要花十二分的力气。别人不愿意干的他干，别人不愿意去的他去，多干活，少说话，努力和大家搞好关系，可同事的白眼、领导的呵斥依然如故。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能用突出的表现来证明自己。谈话中他甚至天真地说：有时候真想能遇见一个歹徒，有枪的也不怕，就是拼了命也要逮个坏蛋来出出心里这口恶气！

　　笔者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过渴望以这种“英雄”的方式来获得大家的理解和好感，以便融进自己身边的圈子。

　　他只有19岁。

　　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已经挂在他的脸上。除了语言的幼稚，在他的身上你能感受到的还有“忍耐”留下的种种痕迹。

　　河南人能“忍”、会“忍”，他们从不怕吃苦，也从不怕被歧视，他们从“忍”中获取日后勃发的信心和勇气。对朋友他们用“忍”的方式取得“和”的后果。对于对手，他们则是以“韧”的行为来达到“胜”的结局。

　　如果留心，那些河南人家中大书“忍”字的中堂上还往往有这样的题字：“当遇人坑你、害你、藐视你、嫉妒你时，你可以容之、纵之、听之、任之、以礼敬之、以厚待之，然后再冷眼观之、开口笑之。”

　　能在身处危难时对人冷眼旁观，又能在身处逆境时对人开口一笑，河南人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胸怀！他们可以用“至忍至韧”将生活中的痛苦转化为“博大、开阔、厚朴、内敛、大度量、大无畏”，这一切都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大境界。尽管有不少人指责他们这种内向、克制的性格不合时宜，但如果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已经习惯了在别人鄙视的目光下生活的河南人大抵也只能如此。

　　可随遇而安，像黄土一样连绵不断；可随波逐流，像黄河一样滔滔不绝。

　　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样在拱起脊背顽强地生活着，等待着奋起的时机。

　　“是可忍，孰不可忍”——河南人的忍耐当然是有限度。有原则的，在他们“坚韧”的背后埋藏着的不仅有执著的追求，还有那“至刚至坚”的英雄血性和豪侠胆色。

　　至刚至坚

　　略微有些地理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华北平原的黄土是从哪里来的，那是千万年的季风从黄土高原吹来的细沙一点点堆积而成的。黄河是世界闻名的“悬河”，你翻阅一下资料便会得知，她的成因也是来自于奔腾的河水对泥沙日积月累的携带。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至忍至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凝聚成为“至刚至坚”的足以充塞篆字、吞并乾坤的浩然之气，就会转化成为改造山河及人类命运的无穷无尽的威力。

　　你到了河南，了解了河南人才会知道像“愚公移山”这样的寓言为什么会发生在这里。

　　面对“智叟”的嘲弄，愚公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毅然的选择是和大自然较量到底的险途。智叟之智在于“识时务”，愚公之愚在于他从不考虑放弃——因为他热爱自己脚下的这块多情的土地。

　　如果万里长城可以让你对我们民族的坚强产生不尽崇敬的话，那河南有一处地方也一定会令你对河南人的刚毅产生无穷的敬畏，那就是婉蜒于河南林州千里太行之上的闻名于世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这条横跨了60年代的名渠用去了林州人民整整十年的时间，为了给干旱的家乡迎来“甘霖”，几百名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但对幸福的渴望还是引导着他们凭着赢弱的身躯和坚硬的石头、亘古的太行展开了殊死的拼杀。在“神工铺”，在“鹰嘴崖”，在“青年洞”，在苍茫太行的崇山峻岭间到处都飘舞着血色的红旗。不论春夏秋冬，哪管寒来暑往，没有任何重型机械的林州人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和绳索。钢钎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奔流着血泪的水渠。

　　如今的红旗渠掩映在漫山遍野的浓绿中，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区。

　　假使你有机会到这里参观游览，在渠边随便拦住一个40岁以上的当地人询问，他都会告诉你——他修过红旗渠。谈话时那种坦然而自豪的神情和他远去时那沉稳坚毅的背影不用说就会深深埋进你的记忆。

　　笔者曾多次到林州采访，结识了许多当年修建过红旗渠的老英雄，任羊成就是其中一位。

　　最近一次见到任羊成是前年在河南与山西交界处的漳河边，他向我们介绍说，那里在当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全渠线最大的塌方——那次塌方来得十分突然，一块房子大小的山岩猛地崩落四散，炮弹一样向着山坡下面密集的人群砸去，声音就像是天边滚来的闪雷。待烟尘散尽，女人和孩子默默地跑来捡拾起亲人散乱在碎石中间的肢体，没有人哭泣，连丝毫的呜咽都听不到，四周一片静谧。第二天，身披重孝的女人和孩子们又来了，他们含着泪咬着牙继续在这里劈山凿石。

　　站在漳河边上，我顺着任羊成老英雄的手朝对面的山坡望去：碎石累累中是无数盛开的花朵，白色的花瓣、红色的茎枝，当地人都叫它“血凝花”。

　　任羊成，这位当年被大家戏称作“阎王殿里报了名”的除险队队长此时神情黯然地看着远方，脸上刀劈斧刻一样的皱纹里满是岁月留下的坚毅。

　　他是河南人，讲的也是河南人的故事。

　　与天斗，河南人永不言败；与人斗，河南人同样能够“舍生取义”。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河南人英雄气概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开创辉煌业绩、展现豪迈气概的原动力。他们这种伟大的人格是苦难历史的给予，也是皇天后土对苦心砾志者的最好恩赐。

　　“士不可以不弘毅。”

　　不错，河南人有的是捍卫真理的血性，有的是不惜生命的豪气。

　　领导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陈胜、吴广就诞生在黄土之上、黄河岸边。沧海桑田，世事变换，昔日的大泽乡早已经改变了模样，但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慨叹，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似乎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河南省会郑州有一座标志性建筑——“二七”纪念塔，当年铁路工人为反对军阀统治而举行的“二七大罢工”就发生在这里。面对敌人的屠刀和皮鞭，成千上万的河南勇士举身向前，任枪林弹雨，任严刑拷打，个个视死如归。

　　由于河南历史上灾祸不断，河南人长久地处在生活的底层，所以，一旦看透了社会的畸形和人生的不公，他们就会义无返顾地把自己投人进去。他们爆发得热烈、凶猛、淋漓尽致，拼杀得顽强、勇敢、没有顾忌。这个时候他们的内心是没有余地的，除了那一腔渴望喷洒的英雄血。历史上敢于以死抗暴的河南人的事迹不可胜数，可只要看看近现代河南人反对列强的作为，你就应该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的血性。

　　吉鸿昌——这个标准的河南农民的儿子，这个抗日战场上威名远扬的将军，戎马一生为救黎民于水火、拯国家于危难，而自己却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临刑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山河在，我何惜此头。

　　“时穷节乃见”，“板荡识忠臣”。可以说，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时候，哪里有反抗的号角吹响，哪里就有河南人伟岸的身影。
岛国日本的花冈在几十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华人劳工暴动，暴动的领袖就是一位河南人，他的名字叫耿淳。

　　当时在日本花冈的中国劳工整日整夜地工作，大都被折磨得气息奄奄、生命垂危，身边不断有人饿死、累死，要想活命就只有一条路一一起来与敌人死拼。就在许多同胞于敌人淫威之下不敢轻举的时候，耿淳毅然站了出来，这位曾任中国军队上尉连长的河南人冒着必死的危险，组织大家秘密集会，突然举行暴动并同日本军警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虽然暴动受到了血腥的镇压，可他们还是用生命换来了中国人的尊严。

　　类似的例子还有——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

　　在一家资金雄厚的外资工厂内，由于中国工人不熟悉外资企业的规章制度而被严厉的外国老板喝令：全体下跪！迫于外商淫威，一个中国人跪下了，又一个中国人跪下了，十个中国人跪下了，一百个中国人跪下了——在一片黑压压灵魂和肉体同样低矮的人中间只有一位河南小伙子岿然站立着。

　　下跪有什么呢？那不过是人体一个简单而又简单的动作，屈膝、低头，一秒钟就可以了，何况这还牵扯着每个人的经济利益。但在河南人的意识里，下跪是至高无上的礼节：人生在世，上可以跪天，下可以跪地，中间可以跪父母，除此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双膝弯曲。“男儿膝下有黄金”啊！跪下去，你可就拣了金子忘了天地父母；站起来，你可就丢了金子守住了道德良心。在此，笔者丝毫也没有指责那些下跪者及其家乡父老的意思，尽管他们应该被指责；而只是想把这个一身傲骨的河南人指给大家看看，你们看看，看看我们河南人的子弟！事情的结局是所有下跪者都回到了岗位，而这个河南小伙却昂着头走出了那个工厂的厂区。他远在河南的家里有年迈的父亲和多病的母亲，家里很穷，很需要钱，他也很需要这份工作，但他不须思考就把这些放弃了，惟独留住了骨气。

　　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人指责河南人的人格不健全的话，那笔者就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东西是健全的了一一假使这个世界上还有公平、真理和正义。

　　河南著名诗人王怀让先生得知此事以后感慨万千，他饱蘸激情地为这个普普通通的河南人赋长诗一首：《中国人，不跪的人！》——语句慷慨，可谓中气涤荡四野；诗情激越，堪称文采掩蔽八荒。

　　回首华夏史册，中原大地不知上演了多少“官逼民反”的戏剧，中州儿女不知演绎了多少慷慨悲歌的乐曲。

　　无论是情赋《满江红》的岳飞，还是“精钢不做钩”的包拯；无论是舞台上不畏强暴的《七品芝麻官》，还是确有其人其事的洛阳强项令；无论是朴实无华的乡野村民，还是“以暴抗暴”的少林武僧。河南世世代代涌现出一辈又一辈的忠臣志士。

　 黄河黄土哺育了中原人，他们也以自己的英雄行为而名在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稽侍中血，为张淮阳髯，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情操后冰雪；或为出师表，神鬼泣壮烈；或为渡江揖，慷慨吞羌揭；或为击贼匆，逆竖头破裂。

　　——这是黄河儿女的群像，高大、威猛、粗旷、结实。

　　在外人眼里，冬日的黄河没什么好看的。

　　枯水浅流，平淡无奇，干涸的黄河河床几乎与那苍苍茫茫的黄土平原连在了一起。

　　但在河南人的心中，此时的黄河才最像她自己。

　　假如有雪的话，黄河黄土就会无边际地向远处延伸，天与地胶合在一起，人与土胶合在一起，不辨你我，浑然一体。

　　中国人的传说里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

　　“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外圆内方”的河南人就这样把天放在头上：他们于是知道了敬畏；把地放在心里：他们由此懂得了仁爱。

　　小时候在读鲁迅先生《眉间尺》小说的时候，一直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那杯“莫邪”宝剑如果真是天下无坚不摧的兵器，那该拿什么东西来盛放它呢？

　　现在我明白了。
　　——对邪恶它是最致命的利器，对美好的事物它只是一块碧玉。
　　如此而已。

　　规矩一统的人伦

　　治理水患，既要疏导也要截流；治理沙化，既要引水也要造林。所以，笔者从不认为“治国齐家平天下”就只有一个标准。

　　社会当然是需要法制的，从古至今莫不如此。但对于法制所无法达到的死角，就必须有伦理来约束。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伦理的社会会拥有多么健全的法制制度，它的法律从何而来呢？我们也无法想像一个完全没有伦理观念的人会将法制作为自己行为的惟一规范，他的法制意识到底建立在什么上面？

　　“法治”也好，“人治”也罢，其实它们的对象都是人。

　　人的行为当然是由人心来指使的。

　　因此——法制是人行为的标准；伦理则是人内心的规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对长期生活在农耕时代、宗法关系中的河南人来讲，“规矩”既包含法理，也包括人伦。二者比较起来，他们更看重的还是根本：人的内心。

　　道德带来的责任和义务控制着我们的行为，它让我们的外部世界变得和谐平静，也让我们的内部世界变得纲常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以宗族关系为纽带展开的人伦阶梯是河南人以及中国人所特有的，它既可以使国家稳定，也可以使家庭安享天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河南人秉持着这样的道德观念在无数目征战厮杀中屹立不倒，中国人也秉持着这种道德观念在历史的风云里一次次一统江山。

　　这真是一种伟大而奇异的现象。

　　忠孝双全

　　某种程度上，道德就是责任。

　　和少小漂泊、习惯越洋跨海的粤、闽、浙一带的人们相比，自幼接受传统伦理熏陶的河南人大都比较恋家。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在河南外出民工的行囊里你时常会发现他们女人的头发或者家里孩子寄来的书信，这是他们缓解寂寞心绪的灵丹妙药，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就是跑到天边也不怕，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可就完全没有了在外闯荡的动力和信心。

　　我看到过不少外地人对河南人的描述，大多是一幅心事重重的样子。有责任的人才会有心事。他们和那些没有责任因此也没有压力的人相比，当然不够潇洒。

　　大多数河南人外出发展不是出于喜欢经历冒险的“天性”，他们外出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回去，更自在更舒适地享受自己的家庭生活。如果我们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去看一看，你会发现：那里的风景一定还是他们偏僻的村落，那里的人一定还是他们家乡的挚友亲朋。

　　家庭是传统农业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河南人的道德观念也必然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这个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系统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内部结构上都无一例外地感染了家族秩序的气息。“君为臣纲”源于“父为子纲”，“朋友有信”同于“举案齐眉”，“文以载道”来自“非礼勿听”——“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家庭、从个人来透视整个社会的欲望理想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河南人不短视，他们在家庭里不仅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国家和社会。

　 “父慈、子孝、见爱、弟梯、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在这个严密的道德网络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河南人道德延展的过程：从对小家的“孝”，到对国家的“忠”。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忠孝两全”至今仍是河南人道德伦理的基本轮廓，并且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为自己提供了丰富的证明。

　　孝道历来是中原人所最看重的人的美德，田野乡间你总能听到百姓口中流传的与此相关的事件，父子之间、婆媳之间的许多故事都已经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美谈。比如：谁家的媳妇为行动不便的公婆洗了澡，谁家的孩子从外地为父母带了什么“稀罕”。如果哪家有儿子或者媳妇不孝也是会激起大家公愤的，大家会集体起来和他们论理，甚至会一同把“不孝子孙”直接带到当地的法院要求法庭给予公正的评判。

　　笔者有一位好友在省会文化部门工作，在他们家乡是有名的“孝子”，在单位同事中间也有十分好的人缘。一次我们谈到地域文化中关于“孝”的话题，他一脸正色地告诉我：他从不和“不孝”的人交往。待我询问原因时，他直直地说：“他连父母都不能善待，会善待朋友？扯淡！”

　　他说的没错，这就是河南人的逻辑——你不爱自己的父母，必不会爱别人。

　　河南人孝顺得很实在：给亲娘老子来虚的，坏良心！
　　河南人孝顺得很霸道：没有老婆孩子的，也得给老人！
　　河南人孝顺得很固执：吵架别骂娘啊，骂了可就真要翻脸！
　　河南人孝顺得很宽泛：朋友的娘也是咱的娘啊，有事没事就到家看看。
　　河南人的孝顺是一种文化，不只讲究表面的礼节，还要认真彻底、完全发自内心。

　　想起鲁迅先生对“愚孝”的批判，便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外婆家见到过的《二十四孝图》。那是画在很大一块白布上的24幅图画，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外公讲述时看着我的意味深长的眼神。

　　我当然不主张用“割肉”的方法来疗疾，也不主张用“肉麻”的形式来娱亲，但如果有人以为先生反对“封建礼教的迫害”就是反对“孝敬老人”，那可就令人哭笑不得了；如果再有人认为河南人的这种行为很“老土”，那我也只能建议他先在自己家里实验所谓的新理论。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似乎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更新，但有些东西是不应该变的，比如“孝顺”的德行。孝顺不是时尚，它是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骨子里的东西，就像我们黄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

　　河南内黄县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孝顺儿媳，她的丈夫在外务工，婆婆卧病在床，孩子年幼，家境十分拮据。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她起早贪黑地劳作，给婆婆洗澡擦身、端水逢迎，一晃就是十年的艰辛。丈夫每到过年回家都会拉着媳妇的手哭一场，新年刚过，他又会满怀勇气继续登上外出打工的路程——有她在，他放心。

　　她后来被当地评为“十大杰出青年”。

　　笔者是在会议下榻的宾馆见到她的，很普通的农村人，羞怯、不爱说话，后来得知会没有开完她就回家去了，因为她担心所托付的人照顾不好母亲。

　　我想，她远在外乡的丈夫也许正忍受着别人对河南人“死不开化”的嘲笑，默默地做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黄河黄土的开阔使得河南人能够以更抽象的思维和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家庭伦理。他们很自然地就把家庭延伸为国家，把孝道来比做忠诚——人生在世，于家要“尽孝”，于国则要“尽忠”。

　　对于小家和大家的利益关系，他们有着自己十分明晰的判断。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出现冲突、“忠孝”难以两全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为国尽忠”的选择。

　　忠于国、忠于君、忠于民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即使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八十老农也同样和热血沸腾的青年一样怀着这样的思想。来到他们的身边，听听他们说话，你就知道河南人“每个都是哲学家”；看看他们的过去，你就知道河南人个个都是国难当头不惜命的英雄。

　　笔者认识的一位普普通通的河南农民，叫马士英，七十多岁了，黑乎乎的面容，佝楼的身子，先前只晓得他受过伤，因为当兵。

　　他那满身的伤疤在我的童年是万分恐怖的记忆，后来才知道：他在解放战争中曾中弹三次，在抗美援朝中又曾多次死里逃生。弟兄四个都是军人，除他之外都已经牺牲了，其中只知道老二阵亡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他复员后回家，在农村几十年，每月只有些微不足道的抚恤金。他特别喜欢听戏，河南豫剧——每当余太君唱到“哪一阵不伤俺这杨家将，哪一阵不折俺这杨家兵”的时候，他那深凹的眼眶里都有泪花在闪动。

　　他的几个子女也都曾是军人，他亲自送他们当的兵。生活里，每天当电视机打开的时候，他也最关心国家的时政。日本人修改教科书的消息传来，老人气得竟然得了一场大病。

　　河南的土地上决不缺少马士英这样对国家忠心耿耿的百姓，也不缺少焦裕禄、吴金印那样为国分忧的栋梁。这里层出不穷的英烈事迹还需要多讲吗？要讲，我们就不得不讲一讲岳飞——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大英雄。和今天的河南老乡一样，这位南北宋之交的抗金名将现在仍然被人背后指点，至今还背负着一个“愚忠”的名分。

　　“风波亭”早就不见了，“黄龙府”也已经消失了，几百年前的悲喜冤仇现在已经无影无踪。岳飞留给后人的除了男女老少熟知的传说故事，再就是两处装载着他灵魂的庙宇，一处在他就义的杭州西湖，一处在他的老家河南汤阴。

　　岳飞故里的庙堂不太大，三进庭院，几棵古松。

　　一切大概都和英雄在世的时候差不多，没有豪华祭器的摆设，没有如云随从的附庸，只有家人和旧将的塑像陪伴。后堂内，洋洋洒洒的《满江红》还在，斑驳的石碑前尚有铿锵的英雄气，只是时光已经把院落打扫得有些冷清。

　　难怪，他是那个年代的英雄。

　　可今天，那催命的十二道金牌依然压在他的肩上，扛着“愚忠”的名分应该决不比“莫须有”的罪名更轻松。

　　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个河南人忠诚的品质呢？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他这样身份和智慧的人当然知道兀自打下去可以救回二圣，可二圣回来现在的“圣'怎么办呢？不打就要回兵，回兵就等于自蹈死地——就是死地又如何啊？英雄在世上走一遭，为的本来就不是偷生！

　　任何时候忠诚都不应该是错的，更何况他效忠的还包括黄河黄土、黎民百姓，这就像你一厢情愿地爱上了一个人结果却被欺骗了一样，到底是因为你“愚爱”呢？还是因为对方无情？历史上的河南人中间，岳飞是个典范。这不仅因为他“忠孝双全”，还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开始斜着眼睛看中原了。

　　话又说回来，河南人还是老实。
　　——秦桧害了岳飞，金陵人害了河南人，历史上却只有人骂秦桧，却少见有人骂他的家乡、他的祖宗。

　　义利轻重

　　在河南，假如一家人家兄弟两个都已经成家，正要从父母那里分出去，如果他们之间有矛盾，父母长辈可以从中调停，但要是有外人插来干涉，那这一家人便会合在一起一致对外。家里如此，村里如此，乡里、县里也都大抵如此。

　　中国人的伦理确是一个很完备的体系。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道理一样，在人们的道德观念中——“忠奸”是对国家而言，“孝逆”是对家人而言，“义利”则是对朋友而言的。其轻重不同，有主有次，有缓有急，秩序井然不乱。

　　“仁、义、礼、智、信”之中，“仁、义”是基础：“仁、义”之中，“义”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概念，它既是“仁”的升华和总结，也给“礼、智、信”的执行提供一个相对严格的标准。同时，它也是引导河南人德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

　　“义，人之正路也。”
　　“路”是道的意思，“正路”即正道、正义。

　　长时间被中庸思想教化的河南人甚至将“义”的普适性扩大到了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挚友间可以称“义兄、义弟”，忘年交可以称“义父、义子”，为民锄奸被赞为“义侠”，仗义执言被尊为“义士”。当然，别人所有的缺德行为也可以一律概括为“不义”二字。和“义”相对应的是“利”，即个人利益。

　　农耕经济和宗法制度下的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单位来推广其行为规范和心灵准则的，所以，河南人的世界当然也就有了内外之别。忠孝事关“家国”可以不讲条件，但谈到朋友之间的“义”和“利”可就必须要讲清楚了，二者兼得的时候也有，但某些情况下你必须选择其一。换句话讲：虽然都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但有些时候你只能“喻于义”或者“喻于利”，以便大家来分辨你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
　　——此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黄河水是浑浊的，但静下来以后——半碗水，半碗泥，一清二楚。假如你说一个河南人是“重色轻友”，他可能会红着脸和你辩解半天；但如果你再说他是“见利忘义”，那他多半要跟你急。为了挽回你这种印象，他甚至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举动来证明你对他的判断是错误的。

　　北京的一些菜市场是笔者常去的地方，那儿的很多买卖人都来自河南。

　　老陈（事后只知道他姓陈，不知道名字）家在漯河，四十多岁，进京已经五年了，他做的是松花蛋的生意。老陈告诉我：一次，有一个买菜的妇女不知怎么非说他的松花蛋有假，是土豆做的。笨嘴拙舌的老陈分辩了很长时间却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工商所的管理员都来了。情急之下，他拿起筐子里的松花蛋一个个摔在地上，直到新进的三百个松花蛋全部摔碎。

　　那一次他损失不小。

　　“没啥，我不为挣那几个小钱，主要是为争这口气！”能看出来，他至今还忿忿地——不是为那几个松花蛋，而是为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

　　河南人既然可以为了一句话就破财，当然也会为了大义而舍命。君死社稷，民死国难。为了正义公理，他们可以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甘心忍辱负重。他们追求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壮举，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的惊天伟业。

　　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为成就三分天下的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篇《隆中对》心怀天下，一纸《出师表》义感天地。

　　南阳武侯祠内，这位为国事忧心忡忡的蜀国丞相现在依然紧锁双眉。距此不远，就站着“刘、关、张”那三位义薄云天的生死兄弟。据说，当年岳飞被十二道金牌招回临安的途中曾在此停留。看到武侯塑像，他奋笔书写诸葛《出师表》，同为“义士”的悲凉感慨使那挥扬的墨迹都带着无限的遗憾。

　　像他们这样舍生取义的忠臣良将在河南真是不可胜数。

　 河南人把“义”看得比生命还宝贵，英雄如此，百姓也是如此。

　　作为大家一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义”是高尚的，就仿佛摆在神龛里的红脸关云长的塑像，每一个人都要向他朝拜。“义”当然也是不容亵读的，一旦有人胆敢违背了大家相互间的同盟正道，即刻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回击。

　　这就是所谓“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现在，好像没有人不熟悉这句话了。本来是对“不义”之人进行惩罚的理由，今天却成了人格缺损的施虐者对不拘小节人们眼毗必报的幌子。

　　抓住一点，波及其余，不打则已，打则打死。

　　素来“义”字当头、把关公当圣人的河南人对这一点感受恐怕最深——因为你是农民出身，所以不懂现代人的“规矩”，所以就被一路追打得无处躲藏，直至打残打死。还在做着“天下一家”梦的河南人怎么也闹不明白，好好的，“义士”怎么就成了“不义”呢？

　　河南人不知道的是：打杀者其实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以德报怨”的词语。河南人当然知道，他们自己的家乡从来就不缺少这个东西的。河南籍老作家姚雪垠的巨著《李自成》早已被国人所熟知，其书中的很多情节都来源于作者少年时代的一次冒险经历，这些内容大都可以从他早年作品《长夜》中找到痕迹的（《长夜》记录了姚老少年时代被迫跟从一支豫南的土匪队伍转战流散的全部过程）。

　　那是一个血腥和狂乱的年代，期间发生在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杆子”（意即土匪）身上的故事，桩桩件件都充满了人性的真美和“义”的壮丽——一群“杆子”被官军围困了，其中有人想要拉队伍偷偷溜掉，结果被发现后带到了“大当家”面前。看着先前一起打杀的兄弟关键时刻背信弃义，“大当家”却向他赠枪赠马并送他远去。这是《李自成》中闯王送别郝摇旗的一幕，但它确实就发生在几十年前的豫南某地。

　　以德报怨是“义”的极致，你也许觉得其中有自残的意味，但实际上以德报怨的人享受的是心灵上最大的快慰。

　　如果有人觉得上述事实离我们的生活较远的话，那么看这则报道：昨天，因出差河南而遭遇车祸、受到河南人倾心相助的北京客人黄晓鸣夫妇在即将离开河南之际，深情地道出心声：“两位救命的好心青年，你们在哪儿？该走了，再让我们对你们说声谢谢吧！”

　　在北京石油大学工作的黄晓鸣于3月20日到河南出差，在郑许高速公路上，黄所乘的轿车与另一辆轿车严重相撞。身体多处受伤的他爬出车外呼救，有辆路过的轿车立刻停下了，两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关切地快步跑到他的身边，小心地把他抬到他们的车上，又马不停蹄地送到郑州市骨科医院。当知道黄晓鸣是北京人、而出差的单位一时又联系不上时，两位年轻人为他挂号、办理住院手续、取药等，忙前跑后，一直等到他的一位朋友赶来才离开。黄和朋友再三询问他们的地址和姓名，都被婉拒了。

　　13天过去了，黄晓鸣和当天深夜赶到的妻子一直感念两位青年的救命之恩，四处打听却无结果。要走了，黄的妻子拨通记者的电话，深情地说：“以前，我们对河南人是有些偏见。但这次遭遇却让我们感动万分，谢谢河南人！”

　　《大河报》的报道极其简单，但好人好事中似乎还夹杂着别的意思。

　　从“黄的妻子”的话中我们不难听出她原先对河南人的偏见之深，似乎先前这里那些“见利忘义”的“不义之人”只会动则取“不义之财”，而此时“良心发现”的举手之劳竟然就让他们“感动”了起来。想起最近网络上流行的雪村的《东北人各个都是活雷峰》，才觉得“雷峰”当真都跑到东北去了，河南的形象倒应了苏三那句“洪洞县里没好人”的老话——河南省内无君子！

　　时代变了，经济大潮之中大家都看见了“利好消息”，“义”这个东西跌得比较惨。虽然中国是个重义的国家，但河南穷得很——没有“利”的支持，“义”的问题和他们应该不沾边。

　　河南人的道德是汪道德，即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几乎都渗透着道德意味。

　　即便真是这样，那位在外国老板面前拒不下跪的河南小伙子还是可能有别的心思——他是嫌给的钱少吧？要不他就是早就有了跳槽的念头，不然他为什么不跪呢？现在好了，名也出了，利大概也有了——河南人还是会算计！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我越来越怀疑古人这话了，因为在小人的心目中大家都是在“喻于利”；在君子的心目中大家都是在“喻于义”，只不过有大小前后之分罢了。

　　君子和小人本来就不可比。

　　有时候我真的会这样想：以后的世界大概已经不需要道德了吧？
因为，已经流淌了千百年的黄河虽然在河道里流淌，但有时也会有洪水溢出；

　　已经耕作了千百年的黄土地依然平坦肥沃，可有时也会面临一些沙化和盐碱。

　　河南籍作家周大新的小说《ZI大厦》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位河南人，这个退伍兵在京城ZI大厦里当保安——“那个河南保安在这里见识了各色人等后，对他们很失望，对人生也很失望，最后他被ZI大厦里一个久经沙场的北京姑娘千方百计地勾引，他慢慢觉得生活有了亮色。他喜欢她，以为她也喜欢他。有了肉体关系就要结婚，这是他河南农村的观念，但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当他发觉她把另外的生意伙伴也勾引到床上时，愤怒已极。她却没有一点愧色地说：'我想和谁就和谁！你以为我和你睡了就是爱你？呸！自作多惰！你以为你是什么？你是一件供我使用的东西！’这个保安的支柱垮了，他踉踉跄跄跑到小屋里，把自己全部的物品——仅有的几件衣物收拾起，冲出那个女人的大门，'砰’地关上，表示与这个女人彻底断绝，也表示他与这个欺负人的世界彻底断绝。他从他工作的这一层，也就是43层跳了下去。一个毫不足道的农家小伙的生命结束了。”

　　“周大新承认写这一段时他哭了。这一哭是他对在北京生活六七年的总结。”

　　——《河南保安困在（21大厦）》沙林

　　如果你能问出“河南保安为什么自杀”这样的问题，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你就是那种红头发、宽裤腿、鼻子上戴着耳坠子的“新新人类”，不管你是哪里人。显然，很多人也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会“哭”，因为那段“一夜情”既不新鲜、也不怎么浪漫。

　　我明白周大新在“哭”什么——那是淳朴感情被亵读之后的悲伤，是传统价值观被消灭之后的绞痛，是金子一样的道德被抽空之后的无依无靠和孤苦伶仃。在“投机”成了钻营者招牌、“偷生”成了势利者谎言的功利主义年代里，已经没有多少人懂得用“悲壮”一词来形容那位河南保安的死了，但他死得的确很悲壮。他是一个地道的殉道者，为了破灭了的信任和污染了的人伦。

　　河南保安的死是一个寓言，意在昭示人的心灵在失去道德依托之后出现的癫狂。

　　无论怎样，未来的道德也是不能够用“无道德”来定义的。在这一点上，河南人大可不必跟着别人学“洋”。

　　孝顺、忠诚没有错，舍生取义也没有错。

　　把这些东西好好留着，等到有人想从更高的楼层往下跳的时候给他看看，像那两个在郑许高速公路上热心助人的青年一样，救他们一命。

　　“感”和“悟”的智慧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河图洛书”中的“河图”出土于河南的孟津，“洛书”出土于河南的洛宁。根据专家考证，它们和同样诞生在河南的《易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河图洛书”和《易经》都是由极抽象的图文所组成的，内容纷繁浩大，包含着天地人文之间的诸多信息，至今人们尚不能完全破译。它们是东方式智慧的渊数，是人类思维从具象过渡到抽象的证明，是记录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集大成者。从“金、木、水、火、土”相克相生的五行说，到“乾、坤、震、巽、坎、离、良、兑”变换无穷的八卦图，都能让我们感觉到祖先那智慧灵光的照耀。

　　河南人的智慧是朴实而简单的，但越是这样，他们的思考也就越接近世界的本质。

　经历过无数的磨难之后，河南人懂得了如何调整自己使之与外界保持和谐。他们从对世界最真切的感觉出发，体味着自己和黄河黄土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并且最终抵达了“开悟”的空灵境界。于是，雾非雾、花非花，就好像佛教里那首很有名的偈子：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

　　世间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感”是因，是表面，是过程：“悟”是缘，是本质，是结局。单是看到这些声音意象都十分鲜明的汉字还不足以让你领略到“感”和“悟”的绝妙吗？这些从殷墟甲骨上留下来的文字哪一个不是感悟的结果呢？

　　你写“天”，就会感到自己摸到了白云；你写“人”，就会感到自己走进了人心。

　　人与天

　　“天人合一”即天道与人心的相通。

　　《周易》讲：“立天之道，曰阴日阳；立地之道，曰柔日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在这里，天、地。人都是由对立统一的两方面组成的，所以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要在“知天命”之后才可“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老子说：世界统于“天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庄子才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看来，在中国古代人们的智慧里，人生在世，要想生活得自在就必须“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佛违，后天而奉天时”。这种将主体知、情、意和客观世界一体化的直党思维方式，是东方特有的，也是经历了多次动荡之后的民族对周边世界的本能反应。

　　老子是河南人，庄子也是河南人，这两个智慧绝顶的人物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伟人合力把中国人智慧从“感”推到了“悟”的极致。

　　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从象形汉字的雏形中我们不难看出“天”与“人”结合得多么紧密：这两个“天”字，都被用来表示人的头顶，引申开来就是高大、天空的意思。将“天”用“人”来表达，本身就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和汉字一样，汉语中间的性、数、时态都没有严格一致的要求，而是强调整体的意会，即“感悟”。笔者在北京有很多外国朋友，其中有不少是为学汉语来到中国的，问起他们的感受，你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很难，很难”。

　　曾经有这样一则故事：一次，有一位外国留学生问老师——在汉语内，“上”和“下”有什么分别？待老师反复讲解后他又突然冒出一句：老师，那么在中国话里面把东西“放在地上'和”放在地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老师竟一时语塞。

　　河南话在这方面应该是汉语的代表，它的简洁、明快及含义丰富几乎成了汉语内所有“意会”和“感悟”内容的典范。

　　台湾作家余光中在河南走一趟得出的结论是：那里，老农都是哲学家。

　　“语言是思想的衣裳”，但这“衣裳”还只是河南人智慧的一部分。

　　“天人合一”之后的河南人懂得顺应天理，做事情讲究中规中矩，不张牙舞爪；凡事三思而后行，不急躁蛮干。他们自古以来便起居有常，耕息有时，安居乐业，总是能在最平凡的过程中体会最深切的道理。在河南，与田间地头的农民谈话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他们乐观、风趣、富含哲理的朴实话语总能让你感到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以不变应万变的大智慧。

　　史书上记载，当年周游列国的孔老夫子带着随行弟子们走到现在河南濮阳一带时，已经饿的饥肠辘辘，举步艰难。由于推广学说不利，他已经变得有些万念俱灰。学生见老师面色阴沉便上前去给当地农人要吃的，而一位农人见状便捡起地上一块黄土朝孔子递过去。学生气愤之极，几乎拔剑伤人，可被孔子阻拦住了。孔子含泪接过黄土，急忙下车叩拜。

　　一位是儒学先哲，一位是乡野村夫，两个人没有一句话但却达成了灵魂上的默契。

　　圣人和农人心里具体想的什么，我们其实完全不必知道。我们只需知道，他们头上都有同一块天空，脚下都有同一块土地，是天空和土地拉近了他们心灵之间的距离。

　　“天人合一”是要我们顺应自然，但顺应自然并不是被动地百依百顺。

　　“先天而天佛违，后天而奉天时”——面对自然，河南人没有坐等，更没有放弃信心，而是主动地、积极地去配合自然，努力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机会。

　　“愚公移山”的传说不需再多讲了，直到今天，河南仍然还有愚公这样的人。

　　如今的太行山上又传说着另一位“当代愚公”的故事，他叫杨皂，河南林州人。这位年逾古稀的老汉从十几岁起就开始为家乡修桥铺路，几十年如一日。时光水一样地流，老人风一样地干，大山沟里通往山外的路也不断地延伸。汽车进村来了，山货运出去了，家乡变了，老人笑了，可谁又知道那大大小小几十座桥梁涵洞花费了老人多少心血、多少汗水。

　　前些年，看到电视上有记者采访这位老人：问：“您为什么修这么多桥啊？”
　　答：“小时候出门难得很，修了桥多好啊，山前山后一马虎就到了。”
　　问：“那您在修桥的时候都想到什么了？”（记者在诱导）
　　答：“没想什么，就是干呗。”
　　问：“您真是一个征服大山的英雄！”（只好亲自点题了）
　　答：“不，不是哩。恁大个太行谁征服得了啊？不过就是想借它条路走走。”
　　问：“那，您是喜欢大山了？”（有些纳闷）
　　答：“可不是哩。天天出门就看见，能不喜欢？”
　　老人讲的都是实在话。

　　在河南人的意识当中，自然是和人同等、甚至比人还要伟大的，人不能把自己放在“天”的对立面。更何况“天”和人一样，还有着同样的结构和意志、情感。

　　河南人对世界的“感悟”不需要学习，那是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东西。看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目标自然而然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完全用不着训练。这种看似愚笨的大智慧被河南人用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他们就可以以此来坦然面对一切苦难。

　　“天人合一”，一通百通。

　　所以，你会发现生活中的河南人大都是乐观的、积极的。超脱的，既实在又浪漫。他们可以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自嘲，可以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忍耐，他们可以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哼起家乡的小调，也可以在四周一片鄙视目光的时候放声大笑起来。

　　是啊，天就是我，我就是天，有什么好怕呢？

　　就是到了需要真正用智慧应付自然的时候，河南人也不含糊——东汉年间，张衡就制造出了精妙绝伦的流水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等来应对自然之变。还提出了“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落石出，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的地心说。

　　对于他，天地不过是一个鸡蛋。

　　人与人

　　人与人关系上的智慧其实是个很大的命题。

　　因为，人类自有智能以来就把绝大部分的智慧用在了对待同类上面，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河南人也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自身态度和方式方法的千差万别。

　　人是复杂的，你有多复杂，他就有多复杂。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不好解决。

　　河南人的性格、道德和智慧是生长在一起的，他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候的感觉也大都比较细腻——不偏执，少怨尤，情理兼顾，人我照应，能够求同存异（这是从他们性格和道德中来的，也是从他们历史中来的）。这还不同于我们惯常所讲的“和稀泥”，“和稀泥”是没有原则的调和主义，而河南人的“中庸”则是另一种在原则下面的情与理的均衡处置。崇尚“和为贵”的河南人在生活里往往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他们不是没有立场，只是觉得不应该为了“鸡毛蒜皮”而疏忽了“军国大事”，不要为了“芝麻”而丢掉了“西瓜”。家里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有些磕磕绊绊的不愉快，一般都不会闹到市面上去。“家丑不可外扬”——他们知道闹出去对于事情的解决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倒不如叫它慢慢消化，自生自灭。

　　小时候看到父母偶尔因小事拌嘴，母亲被气得掉眼泪，可一旦等到奶奶推门进屋，母亲便会马上悄悄地抹去泪花，坐下来与奶奶安静地谈话。

　　母亲和父亲的感情很好，是很懂得事理的人，她是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而去借故大闹的。能在家庭生活中找到平衡，这是河南女性的美德，也是她们的智慧。

　　凡事讲究“悟性”的河南人个个都可以“举一反三”：看到家庭失和，他们会想到国家安危；看到黄河水患，他们会想到要“防微杜渐”；山雨欲来，他们会联想料事先机；清水如许，他们会联想君子之交。深厚的传统让他们看上去多少有些“少年老成”的样子——从小就接受了责任感教育的河南人总是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到人际关系中进退两难的境地，要想进退自如就必须想办法，不“老成”才怪呢！

　　林语堂曾经把中国人最突出的特点概括为：超脱、老滑。

　　同为中国人，中原人与其他地域人在这方面又大不相同南方人的超脱是假超脱，自己不干了还盯着别人看；北方人的超脱是真超脱，谁说也没有用，不干就是不干；河南人的超脱是大超脱，忘了别人也忘了自己，不叫干不干，叫干接着干。南方人的老滑是精明外露，典型的绍兴师爷；而北方人的老滑看起来比较生猛，实际上却是暗中使劲；而河南人的老滑从表到里则是浑然一体的，软的时候像棉花，结实的时候像墙壁。你不犯我，我对你就好像不存在；你打我一拳，你的手准疼。

　　“九头鸟”你起码知道他头在什么地方，“京油子”你起码知道他油在哪里，河南人就不一样了——浑圆无骨却又坚硬如石，就是想咬也叫你无处下嘴。河南人有话：“能人自带三分傻”（我想这大概是“大智若愚”的通俗叫法吧）。在这里，“能”和“傻”、“智”和“愚”、棉花和墙壁同样都是智慧，不分表里，相互融合，它们在河南人身上是有机的统一，就像翅膀上有着异样花纹的蝴蝶似的。

　　河南人重感情，讲交情，凡事内外有别。你进入了他们的情感圈子，他们就都是不设防的城市，你进不了他们内心的圈子，那你就只能做一位看客。

　　他们喜欢结群、抱团，还不光因为是在河南的商业领域多有家族式的企业，也包括那些外地工作的人（各个层次的都有），凡是有河南人的地方，他们之间就是兄弟。在北京几乎各个高校都有河南的同乡会，同乡会中又分出好些个分支，如：河南开封同乡会、河南许昌同乡会等。这是黄河黄土留给他们的习惯，但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不自信的意思。

　　河南人该直的时候直，该曲的时候曲，直起来八匹马拉不回头，曲起来拿着放大镜也叫你找不到弯在哪里。经历了无数风雨的黄河黄上把河南人的智慧培养成了这种“中庸”式的智慧，他们顽强地生存，信奉“润物细无声”和“滴水穿石”。

　　河南人永远都有自己的主意，他们这样的行为决不等同于“见风使舵”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理使然。

　　没有在河南喝过酒是你的遗憾。

　　河南人好客是有名的。他们给你敬酒的时候总是很尊敬地端起杯子，请你饮下第一杯，这叫“们盅”，然后再倒上第二杯和第三杯。但是别以为这就完了，三杯之后他们还能想出各种理由让客人多喝，结果常常是醇香的美酒让客人招架不住。河南人的这种习惯常常让外地人误解，以为河南人不厚道，是想让别人出丑，看别人的笑话。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

　　在河南人心目中，能在一起喝酒的不一定是朋友，能够“酒后吐真言”的才是至交。我敢向你保证——他们只是希望在一起的时候气氛能好一些，大家喝点酒之后都放下架子、去掉面具，更适合谈谈知心话而已。

　　河南人在利益面前很少有张牙舞爪的，总是“温、良。恭、俭、让”的时候多，长工资、分房子、评先进的关键时刻他们有的是涵养，大家从来都是谦逊地等待。谁若以为先下手为强，谁就会成为众之矢的。

　　在整体评价河南人智慧的时候，有人曾这样说：他们深知天时、地利都不如人和，于是人与人之间和和气气，既不阿谀奉承，也不轻视傲慢，保持一种友善与诚挚；处事之道，既不粗鲁、浪费，也不怯懦、吝啬，强调勇敢与慷慨。他们把自己始终放置在群体之中，既不张放也不驰紧，而以深厚的节制，健全的心理修养面对周围的一切。他们在“过”与“不及”之间坚守中道，“执两用中”，在“狂”与“引”之间，兼具之长又无其弊，把做人的智慧尽情随欲地发挥出来了。道德的力量和意志的力量，在其间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但中庸理想倡导的不偏不倚，多少有些难以企及。实际生活的复杂和显示的困难，也常常使他们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提倡以德报怨，却又总不能平息怨气；他们敬畏天命，供奉鬼神，却多有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之时；追求雍容、和气、温良，却往往遭到一次次的嘲弄。因而他们除发挥其性格中至刚至大的一面外，也具有种种游戏人生的智慧。他们在忠厚中潜藏着有用的狡黠，木呐下掩盖着必要的精明。谦和别服时无妨机锋闪烁，以自嘲示警、以自遏解嘲。他们捉弄鬼神时的真真假假，在善意中含有恶意，也在恶意中寓着恐惧；他们面对王公大人，在敬重中也有蔑视，在屈膝时也有傲骨。在指责人间黑暗时，更嬉笑怒骂，借成文章。

　　——《黄河人》将“天地人”归为一统的河南人的智慧是大智慧，但大智慧未必都招人待见。

　　河南人其实也有沉重的时候，就像今天——在大家一片谩骂声里生活毕竟不是河南人所愿意的，“和为贵”的日子好像已经比较遥远了。

　　河南人不全是圣人，即使他们现在还生活在圣人们生活过的土地上。他们有缺点甚至缺陷，他们在追随时代的过程中有时候也会步伐踉跄，他们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有时候也会受到历史和传统的羁绊。

　　可是，我还是认为大家不应该丢掉他们。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从河南人的智慧里走出来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走得如此之远，就是有他们用沉重的身影给我们作了一个参照。

　　在西方，“感悟”是个很玄的概念。

　　但我们是应该知道的：“感悟”这东西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从“感”到“悟”说近也近，说远也远。

　　前些年的时候，电脑刚刚开始普及，大家看到使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跑步进入了信息时代，都急得不得了。很多人都在想办法，希望使用形声结合汉字的我们也跑步赶上去。最后，是一个叫王永民的河南人想出了办法，他发明了震惊世界的“王码输人法”。

　 现在，我们已经真的和外国人一样进入到信息时代了。

　　从“五笔字型”到“智能狂拼”，如今的汉字输人法不知道有多少种类。在我们手下敲击着键盘的时候，心里怕是早已经忘记了那个为把我们送到信息社会而付出了艰苦劳动的河南人。

　　不是要大家报恩。只是想提醒大家：河南人的智慧也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既然能创造“河图洛书”和《周易》，就一定能把今天的事情办好。

　　如果不信你可以用手摸摸自己额头上那块骨头——中国人把那里叫做“天灵盖”，每个人都是这么叫的。

　　所以，河南人也这么叫。

　　事实不容回避。

　　河南人已经在众人沸腾的叫骂声里被煮熟了——还好，他们的嘴还是硬的。否则，他们就真的成了扒猪脸！他们不易怒是因为有修养，不是因为没脾气。倘若真有人把他们的沉默看成无能，那就肯定会有人跳出来跟你讲清楚。

　　看来，现在就是必须“跳出来”的时候。

　　河南历来就有“不争讼”的传统，乡里乡亲的，彼此由于口舌相犯闹上了公堂，搞得大家都不怎么好看。但是假如对方完全是一副“恃强凌弱”的姿态，就免不了打官司。这是个法制和道德的社会，河南人当然有这个权利。

　　先报案，后申诉——被侮辱、被伤害了的河南人不是不懂道理，即使被告尚没有到庭，即使被告的人数很多、层面也很广泛。

　　反正河南人这回是铁了心要当面质问诽谤者的心灵了：“粗野俭啬，奸诈滑头”——这是用来介绍同胞兄弟个性的词汇吗？

　　“刁滑无赖，凶悍肮脏”——这些侮辱性的语言难道也可以用来形容我们的姊妹？

　　“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这种文风是不是让我们联想到了“文革”中那种“充满革命热情”的战斗语言？

　　河南人不是大家的敌人，他们也并不想把自己放到大家的对立面。他们当然有缺点，也希望大家帮助指出来，可为什么大家话一出口就变味了呢？为什么“治病救人”变成了恶意嘲弄，“言之不尽”变成了添油加醋，“一帮一、一对红”变成了棍打一大片？

　　如果“儿不嫌母丑”，就请你们不要再嘲笑河南的贫穷和落后了。

　　如果“狗不嫌家贫”，就请你们相信河南人没有几个愿意改掉自己的籍贯。

　　将心比心，你是否真的愿意看到：以坚实的传统把中国扛到了今天的河南人满怀失落地在四处流浪呢了？你是否真的愿意看到：把东方文明之火高举了几千年的河南人神情抑郁地在时代门前蹒跚？

　　你可以不说话，请让我相信你的善良。

　　就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几乎所有媒体都报道了在河南的那个著名的“艾滋病村”——文楼村。报道都是善意的，他们对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群投入了应有的关心，可是，这是不是又会被成了人演绎成攻击河南人的新“段子”呢？我实在已经有些惊弓之鸟了，我也很忐忑地责备自己不该怀疑人们关注背后的善良。

　　但我仍然不想掩饰我的担心。

　　看看那些出现在电视上的“艾滋病患者”吧，这些不幸的河南人不是因为“乱交”、不是因为“包二奶”、不是因为出国“潇洒”而身处不治的，他们是因为卖血——用400C血浆来换孩子上学急需的40块钱。

　　看到这些，难道你还忍心用你的“智慧”再去糟蹋他们么？

　　平和的河南人是很容易相处的，在他们之间你会交到很真诚的朋友。请你去握握他们的手，一亿河南人不都是艾滋病人。

　　报案不过是为了警示，申诉不过是不愿意沉冤。

　　为此，我当然还要多提醒大家几句：在你见到有河南人在五星级酒店的大堂里高声谈笑的时候，最好能向他们解释清楚你们这里的规定，而不要像赶狗一样地把他们赶走。

　　在你听到酒席上有人在大谈侮辱河南人笑话或者“段子”的时候，最好能保持住自己的“中立”，而不要像那些人一样为吸引别人的注意就如此“健谈”。

　　在你以老板的身份去劳务市场招收民工并遇见河南人的时候，你即使不聘用他，也不要到处都举着那块写有“不要河南人”的伤人自尊的牌子。

　在你被一个河南人欺骗而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的时候，你可以迅速向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案，请你不要简单地断定所有的河南人非偷即骗。

　　在你遇见了一个被称作“东方吉普赛”的河南乞丐向你乞讨的时候，你即使不往他面前的铁罐里施舍，也请不要往他的脸上吐痰！

　　好吗？

　　这样你就可以做一个朋友了，同时你也维护了你自己的。社会的道德以及法律的尊严。

　　不久前，笔者在网上又看到这样一封针对河南人的帖子：朋友，你去过河南吗？

　　如果你来过，奉劝你不要再来；如果你没有来过，告诉你最好不来。我是做市场销售工作的，因此有机会去全国各地走走看看。最近我来了几趟河南，由此发出以上感慨……

　　作为一个河南人我首先对这位大概在河南受尽了不公平待遇的营销商表示歉意，但之后我仍然要对他在网络上如此不负责任的散布此类消息而提出批评。

　　本人曾经被北京人骗过，是那种彻头彻尾的骗，可我觉得即使如此也没有必要去指责我们的首都；本人也曾经被广州人宰过，是那种痛快淋漓的宰，可我依然觉得没有理由把自己的愤懑完全迁怒于羊城。这位先生的家乡假如不是在桃园仙境，就应该知道在他的家乡是也会有一些不太守法的公民的。这位先生（我是不大相信女士会干这种事的）至今也不是外星人，况且河南人毕竟是你的同胞，为什么竟然会下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决断？姑且不说这封帖子在无遮拦的网络上将要造成的后果，单是这位先生武断的态度就已经让人不能接受。

　　看到这封帖子的人有的或许认为只是一个玩笑，有的也许真的不愿意再到河南来了。但你不来又怎么可以了解真正的河南、真正的河南人？

　　如果你有机会踏上河南的土地，我劝你最好选在秋末冬初的时节，因为那个时候庄稼已经收割，绿叶已经褪尽，你眼里的河南才是裸露的真实的河南。

　　在你看到河南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黄土的时候，不管你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是移民新疆还是迁徙福建，你都应该想到——你的先祖曾经用这块黄土上收获的粮食养育过你们这些儿孙，你的祖辈曾经用这里成片的森林燃起篝火来铸犁铸剑，你的父辈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为了你的今天拼死一战。

　　在你看到那浊浪翻卷的黄河滚滚东去的时候，不管你年轻还是年老，是嫁做了异乡的儿媳还是客居中原，你也应该想想——那浑浊的河水里是否还有你母亲逃离战乱时淌下的泪水？那单薄的渡船里是否还有你父亲北上讨生时留下的风尘？那碗现在你连看都不愿看一眼的黄河水——半碗是你身上的筋骨，半碗是中原身上的血汗。

　　几乎人人都走过，人人都跨过，人人都从她这里得到过最大限度的实惠和方便，但她却没有留给别人什么深刻的印象。“她只是站在门前笑着看着儿孙们远去，盼着他们回来却又实在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这才是真实的河南。

　　于是，笔者在那封帖子之后又加发了一封这样的帖子：“朋友，你去过河南吗？你了解河南人吗？如果你来过，河南人欢迎你再来；如果你没有来过，告诉你最好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