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流量计hqllj:从曹操墓被确认到建安三名医

　　魏武不再挥鞭只因瘟疫

　　【byb.cn  管理员】 编者按：自曹操墓被发现后，引起强烈关注，舆论说什么的都有。走进中关村网站的主编大鸟，对此事也颇有兴趣。大鸟的史学知识非常丰富，几天前撰文“阴阳五行学说和明朝那些事儿”http://www.byb.cn/doc_1294.aspx就受到了本站网友的广泛好评，今天，他再次撰文，就曹操及那个时代的名医阐述自己的观点，读来很有那么点味儿，下面是大鸟的文章。

曹操墓与建安三名医

 　　从12月27日晚开始，网上就流传了一则消息，三国时代著名的枭雄，曹操的墓地被确认而且有关部门开始发掘。此消息一出，立刻吸引了很多人关注，包括百家讲坛两位著名的历史学者，易中天和王立群都发表了比较谨慎的观点。其中，易中天的一句话相当具有深意，“魏武不再挥鞭！”

　　易中天到底想说什么呢？是反对发掘曹操墓，尽量按照原始状态保护古代文物？还是感叹一代枭雄，且曾经专门成立盗墓军队的魏武帝最终也没能逃脱陵寝不安的命运？这些问题，恐怕不是笔者所能回答的。

　　抛开热血杀伐的快感与指点江山的激昂，王立群先生的观点则要贴近普通百姓一些。他的愿望是，能否通过研究曹操的头骨，找到这位枭雄的真正死因。

　　其实王先生这个愿望还是有一个潜台词的，民间传闻，曹操一直患有头风的毛病，本来想找名医华佗治疗，但华佗说要作开颅手术，多疑的曹操顿时杀心大作，把华佗投入监狱，逼死了这位名医。到后来，曹操头疼病再犯的时候，已经无人能治了。一代豪杰，志在千里的老骥就此撒手人寰。

　　我们知道，民间传闻往往都寄托着老百姓的好恶，大家受到戏剧的影响，对曹操一直冠以白脸奸臣的形象，希望他死于非命，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愿望。另外，对于那些名医，百姓们当然要寄予无尽的思念和崇拜。这则民间传闻，其实暗含着古希腊戏剧中常见的悲剧美。

　　好了，民间故事就此打住。我们接下来要谈谈历史，尤其是中医的历史。生在东汉末年，作为中国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不可能回避医学。这里，笔者大胆提出一个观点，魏武不再挥鞭只因瘟疫。而且，不仅曹操，他的后人，还有中国的老百姓，在建安朝及其后几百年中，都被瘟疫所困扰。由此引发的影响，不仅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甚至还有印度、朝鲜、日本、越南、东南亚诸国。

　　在解释这个观点前，我们还要看看曹操本人究竟和同时代哪些名医打过直接交道。华佗，大家肯定首先这么说，其实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学术上还存在争议。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地肯定曹操杀死了华佗。根据历史记载，有明确证据死于曹操之手的医生叫吉平，是当时东汉皇帝的太医。

　　至于曹操杀人的动机，却和医学无关，他还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喜欢用政治来压科学。这件事的真正原因是吉平受当时外戚董承指使，企图趁曹操头风病发作下毒药谋害他，曹操得到密报，诱捕吉平，酷刑拷打，追究主使。吉平抵死不承，触阶而亡。因此，这只能算是政治因素。如果华佗的死亡和曹操也无关的话，那么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曹操打击了中医的发展。

　　在中医的历史上，有一个名词，就是建安三名医，他们是张仲景、董奉、华佗（在本文的后面，还将有专门的篇幅来谈及他们）。不说华佗，前两位显然都是善终的，而且为中国的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张仲景甚至官居高位，若不是他本人的志向不在政治，说不定他很有可能成为建安年很多军阀中的一个。

　　话说到此，又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何建安年间，会突然产生这么多的名医？答案回到了我们前文所说的瘟疫，因为人有病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医生的好处，大瘟疫往往造就了一个医学发达的时代。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东汉末年为何会有大瘟疫流行，疫病又给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

　　东汉末年大瘟疫的起源

　　根据现代医学，瘟疫就是恶性传染病，其起因无非是微生物，比如细菌、病毒。但是在古代，是没有任何检测仪器来探知微生物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医完全不能解释瘟疫的起源。

　　明代时，一位名叫吴有性的医生，写成名著《瘟疫论》，指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便是“疠气”。其实这已经很接近现代医学的微生物致病的理论了，虽然还有点粗糙。

　　当然，在东汉末年，尚未有“疠气”的说法。当时的医生认为，瘟疫的产生和阴阳失调有关系。对于阴阳的概念，这里笔者不想过多解释，因为这话题太庞杂。估计说上几天几夜也没完。但是，阴阳失调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气候的巨变，这很好理解，天为阳，地为阴。气候的剧烈变化，自然可以称为阴阳失调。直到现代，这种古朴的理论依然有效，比如说萨斯的流行，有一种解释就是当年广东的气候异常，和厄尔尼诺、拉尼娜等气候现象还有全球气候变暖是有关的。很不幸，东汉末年恰恰就是一个气候剧烈动荡的年代，一个小冰河期的到来，阴阳算是彻底失调了。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在战国、秦与西汉时代，气候一直暖和，到了东汉逐渐趋冷，等到了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气候真正地冷了下来，在公元四世纪上半冷到极点，渤海湾连续冰冻三年，冰上可行车马军队。比如说，六世纪中期北朝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提到，河南山东一带石榴树从十月中开始就要用干草裹起来，否则会冻死，可是今天在这些地方石榴可以在室外安全生长，无需裹扎。

　　其实真正冷下来，或者一直很暖和，这问题并不大，可怕的是气候处于变化的阶段。所谓阴阳失调，是说气候正在变化的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人、动植物、微生物都需要重新适应。举个生活常识的例子，一个人在有暖气的房子里面呆了很久，突然衣衫单薄的到了寒冷的户外，是很容易感冒的。中医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但温度的巨变，恰恰造成了人体免疫系统效能低下，也就没有所谓的正气了。另外，在气候巨变的时候，可能造成细菌和病毒的突然变异，由此也可以产生一些对宿主杀伤力很大的恶性病毒和细菌。

　　在历史上，对上述说法有很多明确的记载，例如《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的十次大瘟疫，既119年会稽大疫、125年京都大疫、151年京都大疫、九江庐江大疫、161年大疫、171年大疫、173年大疫、179年大疫、182年大疫、185年大疫、217年大疫。十次瘟疫，最集中的是灵帝在位15年间，共达5次，也正是黄巾叛乱前夕，民不聊生的时候，由此中原地区陷入极恐怖的状态。

　　还有，随着气候的变化，阴阳失调。一个农耕民族的老敌人，游牧民族也成为了瘟疫的帮凶，尤其是冰河期初始阶段，更是如此。因为气候寒冷，游牧民族脆弱的生产力更受重创。蒙古草原有一种说法，就是黑灾和白灾。黑灾说的是不下雪，白灾说的是雪太多。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导致牛羊牲畜大批死亡，游牧民族在丧失了食物和日常用品的时候，唯一可干的就是南下劫掠。刀兵一起，杀人无数，大批死亡的人、牲畜都成为微生物的载体。而且农耕民族在全国范围内的征兵，又会造成人口大量流动，给瘟疫的传播带来便利。

　　更加可怕的是，有历史记载表明，游牧民族在很早的时候，就懂得了生物战的原理。他们惯用的方法就是把一些腐烂的动物尸体放在水源地，污染河流。据说汉族的战神，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在20多岁正当壮年的时候病逝，就是因为吃了一些不洁的食物和饮水。另外，消灭掉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就是因为蒙古士兵在西征的时候，用抛石机将鼠疫患者的尸体抛入黑海边上的卡发要塞，这才导致这种烈性瘟疫大范围传播。

　　在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东汉魏晋接下来就是五胡乱华，南宋后面是元朝一统华夏，明末清军入关。小冰河期阴阳失调的灾难，直接导致了中国屡遭游牧民族大范围入侵。甚至可以说，在每一次农耕民族丧国之痛的背后，都有气候巨变、阴阳失调、瘟疫流行的重要因素。

　　有趣的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两大巅峰，都处在这种刀兵四起，瘟疫流行的状态下，东汉就不用说了，南宋时期，北方有金元四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一定是在不屈不挠的和瘟疫和战乱作斗争。

　　好，说完了建安年瘟疫的起源，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说曹操以及他的魏政权所受的影响，并且解释下为何说“魏武不再挥鞭只因瘟疫”。

　　瘟疫困扰着的魏武大帝

　　公平点说，曹操起家多少也得益于瘟疫，尽管这肯定不是他本来的愿望。

　　曹操是靠镇压黄巾军叛乱步步高升，并且建立私人武装的，比如说青州兵和兖州兵，都是由黄巾军战俘的精锐壮年所组成的。而说到黄巾军，就不可能不提到张角。黄巾叛乱的领头人张角最初是依靠太平道来宣传自己的，而太平道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就是给人治病。能否帮人治好病，这个不好说，但作为政治笼络手段很有效。黄巾军一度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以上会众的组织，甚至在黄巾军叛乱结束后，张角的传人张鲁还在汉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一直持续到建安末年，才在曹操和刘备的双重夹击下灭亡。

　　所以，从历史实际情况来看，曹魏政权在创始之初，瘟疫多少帮了他一点忙。但是，这个帮忙的成本未免太高了一点。曹操有首著名的诗《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大瘟疫使得中国北方人口骤减，生产力受到了严重打击和摧残，对于曹魏政权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来说，这样的人口损失，导致曹魏政权缺乏足够的兵力和财力来统一全国。

　　需要注意的是，瘟疫不光夺取了普通百姓的生命，一些社会精英分子同样不能幸免。曹操的儿子曹丕还未称帝时，写了一封信给吴质，其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起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 徐、陈、应、刘就是徐干、陈琳、应疗、刘桢，不但这四个人，那时连有名的王粲、阮痨都在一场大瘟疫中死去的，可知是一场弥漫上下阶层的大恐怖。

　　在政治、经济受到瘟疫的打击过后，曹魏政权因为同样的理由，在军事上受到了重挫。比如说决定全国命运的赤壁之战，现在的观点多数认为是曹操军事上的失策。但实际上，根据《三国志》记载，当时曹操军中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事后曹操在答孙权的信中，又说“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之固然是自我解嘲。但若不是真的瘟疫流行，他也无从作为借口的。而曹操败军以后，回到谯县又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在建安二十三年时候，曹操又宣布说：“去冬天降疫病，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

　　另外，从这些史料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当时中国南方受瘟疫的影响不是很大。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气候剧烈变动，由于纬度的关系，黄河中下游地区受影响最大。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南宋时代，金元四大家这些名医往往也是出现在瘟疫比较流行的地区。

　　不光是曹操受到了瘟疫的惩罚，实际上，他的子孙和后续政权，也被瘟疫所困扰。从晋朝开始，经历了看起来是无休止的瘟疫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出现了集体癫狂。比如说“穷途末路”的典故，就深刻的反映出当时人们普遍的迷茫状态。

　　为了抵抗瘟疫，魏晋时许多上层人士，迷信经常服用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会功效百倍。结果，由于经常服用这种有毒性的药物，这些上层人士的日常行为也显得独具特色。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又由于服药时需要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的士人大多有纵情饮酒的怪诞表现。

　　这种瘟疫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退化，不仅对中华文明有着极大杀伤力，另外一方面，导致佛教迅速传入中国，并由此引发中国历史上一次大的文化变动。佛教的轮回和万物虚空理论，能够让人们在精神的极度萎靡中找到安慰。当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势必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文化体系的变化。朝鲜、日本、越南，这些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都加入到了这个阵营。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多少道出了当年魏武大帝惆惘，一代豪杰，却无奈何小小微生物。当然，曹操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前面我们就说过，建安年是一个医学大家辈出的年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说东汉末年到底是什么瘟疫如此猖獗？另外，有关建安三名医到底是怎么回事？请记住他们，因为他们的努力和成就，不仅仅是促进了医学这么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试图拯救整个中华文明。

　　探寻东汉末的瘟疫类型

　　由于技术的局限性，尽管中国古代历史典籍浩如烟海，而且记录也比较严谨，但对于那场大瘟疫的类型始终是一个谜。当年这场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从这些描述来看，和今天的伤寒病显然不是一回事。

　　现代意义上的伤寒病，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大家如果看过鲁迅的小说《祥林嫂》，应该会有印象。祥林嫂的老公因为吃了冷饭，染上了伤寒死去。吃冷饭之所以感染，估计是之前有苍蝇、蟑螂等昆虫光顾过这碗冷饭，因此带有伤寒杆菌。从伤寒的症状来看，其主要临床表现是持续高热、腹痛、腹泻或便秘、白细胞减少、肝脾肿大，部分病人会出现玫瑰疹、相对缓脉等。肠出血、肠穿孔是伤寒的主要并发症。

　　而东汉时期的“伤寒”可能是是指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包括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等急性传染病。也有人怀疑，当时的伤寒也可能是鼠疫或者流行性出血热。

　　前面就说过当时“伤寒”的症状，就和流行性出血热非常类似。流行性出血热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种由动物性虫媒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它以高热、出血(即身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可达40%—50%。而这些特征，都与东汉末年瘟疫患者的症状很相似。

　　当然，不管流行性出血热是不是元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大瘟疫，极有可能是多种致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流行病学的原理，任何对宿主致死率较高的病原体，很可能是基因突然变异的产物，其中病毒因为没有细胞结构，DNA比较简单，所以特别容易变异。但是烈性病毒并不是一种成功的生物种类，因为杀死了宿主后，它自身的传播和繁衍效率也比较低。因此，根据生物进化原理，成功的病原体往往是温和的，对宿主伤害不大。

　　从东汉末年烈性传染病反复出现的情况来看，不大像是同一种病因。原理前面已经说了，烈性微生物很容易杀死宿主，并且导致幸存者产生抗体，基本上流行一段时间后，这种微生物就不再可怕了。因此旷日持久的，频繁流行的瘟疫，很有可能是多种微生物共同作用，这才导致疫情很难解除。

　　尽管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因为瘟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不可否认，中国古代中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表现确实很不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还没有技术手段去找到并且分离毒株，更遑论生产疫苗了。所谓对抗瘟疫，对于当时西方医学来说，简直无从谈起。中医则不然，它虽然不能进行定量分析，但却有另外一套解决思路。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种方法来判断病症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虽然听着好像有点玄学，但实际上，这种思路成功避开了当时的技术局限，通过调动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达到了抵抗瘟疫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的治疗方法更类似广谱抗菌、抗病毒的药物。这也是为什么同样都是黑死病（鼠疫），横扫整个欧洲。但在中国，这种病却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浪，至少没有造成那么高的死亡率。

　　在东汉末年对抗瘟疫的过程中，所谓的建安三名医发挥了很大作用，下面我们就说说他们的事迹和理念。

　　各有所长的建安三名医

　　建安三名医分别是张仲景、华佗和董奉。其中，张仲景在对抗瘟疫中起的作用最大，医学成就也最高。

　　一、张仲景

　　名机，史称医圣。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县穰东镇张寨村，另说河南南阳市）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死于建安最后几年（约公元215～219年）

　　张仲景总结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张所提倡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直到今天，依然是很多中医所必须学习的内容。另外，他对于方剂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他的传世之作《伤寒杂病论》，里面搜集和创造了很多剂型。比如说白虎汤，根据曲黎敏的讲稿，在本世纪50年代，河北石家庄地区瘟疫流行的时候，这个方剂依然在发挥着重大作用。这本《伤寒杂病论》也是中医经典著述之一，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顶尖的医学水平。

　　到了后世，大家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另外，有关张的传说还有不少，比如说到了现代，还有很多中医老字号叫“xx堂”，同仁堂就是一个例子，管比较有名气的大夫叫坐堂医生。相传这种说法自张仲景开始，因为他本人曾经担当过比较高级的官吏，长沙太守。在中国古代，官员办公的场所往往称为堂，张仲景在行政办公之余，经常利用办公场所来给百姓治疗。所以，后世很多中医诊所，也就习惯性的称为XX堂。

　　要想理解这些内容，唐宋八大家的范仲淹有两句话很重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庙堂就是指中央行政部门。还有一句话，“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说明了两点，首先古代医生和行政官员往往是一个人的两个身份，医生本来就是读书人，这样不仅能熟读古代政治方面的典籍，对于医学著作，也不会感到陌生。这样无论从政还是从医，都有便利条件。另外，中医的指导思路是把人看做是一个整体，行政管理手段和治病手法，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总之，张仲景不愧医圣的称号，他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内科。而且由于本身水平相当高，且有政治地位，张仲景在对抗瘟疫方面的贡献，要远超后面两位。

　　二、华佗

　　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他的生平事迹虽然传闻很多，但大多不是很可靠。从一些资料来看，华佗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外科（当然，中医对于科室的分类并不是很严，因为这门学科本来就强调的是整体治疗）。尤其是华佗发明了麻沸散等麻醉药，而且传说还要给曹操作开颅手术，这充分说明，他在外科手术方面成就颇高。

　　华佗的主攻方向实际上肯定和当时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东汉末年，刀兵四起，战场上伤病号非常多，迫切需要医生来解决各种外力损伤的痛苦。由于大量接触军队，华佗和当时的军阀关系很密切。不仅有给曹操治疗脑风的传闻，还有给关羽刮骨疗毒的事迹。

　　也正是因为和军阀上层接触很多，所以有关华佗的民间故事极为丰富。但他在对抗瘟疫方面的成就，显然比不上张仲景。不过，他发明了五禽戏等健身手段，提高了百姓的体质。另外，治愈大批伤兵，从客观有助于减少瘟疫的传播和杀伤力。

　　三、董奉

　　关于董奉，他的身世和华佗一样，略带神秘色彩。他生卒的年份大概是公元200～280，又名董平，字君异（一说字君平），号拔墘，侯官县董墘（一说董厝）村（今福建省长乐市古槐镇青山村）人。少年学医，信奉道教。年青时，曾任侯官县（今天福建省福州市）小吏，不久归隐，在其家村后山中，一面练功，一面行医。董奉医术高明，治病不取钱物，只要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5株，轻病愈者栽杏1株。数年之后，有杏万株，郁然成林。春天杏子熟时，董奉便在树下建一草仓储杏。需要杏子的人，可用谷子自行交换。再将所得之谷赈济贫民，供给行旅。后世称颂医家“杏林春暖”之语，就是起源于此。

　　不过，笔者对这段传说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因为杏树原产于新疆，后虽然被引入中原，但多见于北方。董奉基本上在长江以南活动，按说是不会有大片杏林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董奉治愈了很多病人，百姓想纪念他，所以加上了各种有趣的传说。一个名医，在建安朝这种瘟疫流行，战乱不断的年代，一定是很多百姓心目当中的神。

　　董的学术地位确实不是很清楚，似乎也没有什么流传很广的医学专著。但在建安朝，作为一代名医，他一定不能回避瘟疫，也应该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写这些文字，绝不仅仅是因为曹操墓地被确认而引发的感慨。大家想想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还有目前正在肆虐的H1N1流感。地球可能进入了一个气候剧烈变动的时期，病毒变异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单独依靠疫苗对抗，越来越力不从心，那么传统的经验和方法是否能帮我们开启另外一种广谱对抗思路呢？这就是笔者所希望的，相信也是全世界人民都希望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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