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机器人2百度网盘:毛泽东的智慧与“四书五经”

江河不择细流。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位前无古人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和大军事家，其关键就在于他首先是一位大学问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除了得益于当时已经译成中文的部分马列原著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和方式方法大部分均可在中国优秀文化典籍中找到出处。他评《三国》、批《水浒》、熟读《资治通鉴》、精研《红楼梦》、圈阅《二十五史》、翻检“诸子百家”。特别是对于被称为儒家经典的“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即《诗经》、《周易》、《尚书》、《礼记》、《春秋》）的学习和研究、运用与继承，无疑对他领袖思想的最终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作用。

“实践论”与《礼记·学记》

毛泽东一生著作颇丰，真正列入思想范畴的经典之作不外乎《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几篇哲学论著。综而观之，实践的观点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最基本的哲学观点之一。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已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并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源头活水到底在哪里？翻开“五经”之中的《礼记·学记》一章，其一脉相承、剪割不断的历史渊源关系便可不言自明。“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在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意思是说，虽然有美味的菜肴，不吃，就不知道它的味道如何鲜美。虽然有很好的理论，不去学习掌握它就不明白它如何美好。由此可以看出，三千多年前儒家这一“佳肴”理论对后来毛泽东“变革梨子”的实践观念的形成所具有的影响是勿容置疑的。

不要以为毛泽东提出“孔子名高实秕糠”以及后来对孔孟之道的激烈批判就能够真正否定和彻底清除儒家文化对其自身的影响。实际上，这只是他“反规范心态”和运用政治手段的一种表现。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对儒家经典的学习、理解、掌握和继承比任何人都认真，系统并卓有成效。毛泽东1964年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座谈时就曾说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在同其亲家孔从洲等人谈话时，他还说：“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毛泽东对孔孟之道有很高的评价,在1915年写给萧子升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仆读《中庸》，曰博学之。……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毛泽东不但对做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推崇倍至、厚爱有加。爱乌及屋，他对孔孟的陵庙和故居也曾专程前往拜访。在同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谈话时，他曾说到：“（1920年4月）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言谈话语之间，充满着倾慕与敬意。如果你再认真注意一下，你就会发现，毛泽东这次从北京南下曲阜距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发生后还不到一年时间，我相信，毛泽东对孔、孟本人和儒家文化的情感和认识由此可见一斑。正因如此，我们对后来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对全党发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这一谆谆告诫，也就不难理解了。

“群众路线”与孟子的“国人说”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思想的最终形成同“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关系密切。《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一段关于孟子同齐宣王讨论如何选拔人才问题的对话，对毛泽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现摘录如下：齐宣王问，我应该怎样去识别和弃用那些缺乏才能的人，孟子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的意思说的非常明白，你左右的亲信怎么说，你周围的官员怎么说，你都不要直接相信，最好听听国内大部分老百姓怎么说，然后再亲自派人考察，这样才能决定最后的任免。毛泽东则认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同孟子的“国人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毫无疑问，不可能是毛泽东思想影响了孟子，而只能是孟子的理论影响了毛泽东的结果。

“为人民服务”源出《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任何时代的巨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上，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善于活学活用，把“经典”现代化，使人耳目一新。但明眼人当然知道，这依然是承继“遗产”的结果。如《论语》一书中。“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子说：君子团结大多数人而不单单和少数人亲近，小人则只和少数人亲近而不能团结大多数人）。毛泽东则说：“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拉帮结派”。《尚书·兑命》一文中提出：“念终始典于学”（从始至终都想着学习）。毛泽东则叫做：“活到老，学到老”。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就连毛泽东最著名的口号“为人民服务”也和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以及蒋介石的“为党国效劳”一样，其基本理念均源于“五经”之一的《礼记》一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当然，毛泽东却显得机动灵活而且更具号召力。由此可见，“四书五经”等儒家文化在毛泽东身上早已是“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他不但汲取其思想精髓，有时还直接引用其间的名言名句，来阐述自已的观点。如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走走，学习孔夫子的“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他甚至将《论语》中的句子直接入诗。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水调歌头·游泳》。就连他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的名字，也出自《论语·里仁》篇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思 考 ：毛泽东对“四书五经”的学习、掌握和运用可以说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在他笔下，经典充满了“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尽管他后来出于种种政治因素对孔孟之道和儒家文化大加挞伐，但如果把“四书五经”等优秀典籍的影响抽取出来，毛泽东思想肯定是不完整的。毛泽东尚且如此，是到了我们抛弃迷信和盲从，用自己的头脑去反思孕育了数千年华夏文明的中国文化经典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