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 高院:曾国藩的两张面孔

 

曾国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个官精。他步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跳十级，37岁就当上了二品京官，可谓一帆风顺。但是，综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着两副面具，是个典型的伪君子。
　　曾国藩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时常把“仁义礼智信”和“诚”挂在嘴边上。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孔子的观点，礼是仁的外部表现，仁是礼的归宿；如果人不仁，那么礼又为何呢?仁，就是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规范复于礼，合于礼。
　　曾国藩根据孔子“仁者，爱人”的训条，声称“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他在《劝诫州县》中说：“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所以，必须“重农以厚生”。
　　曾国藩又在《劝诫营官》中说：“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没有区别了。”所以，必须“禁骚扰以安民”。在咸丰八年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他在建昌前线作了《爱民歌》，给湘军规定了许多不准扰民害民的事。咸丰十一年，他又在安徽大营中作《解散歌》，正确地规定了对待太平军俘虏的“八不杀”政策。
　　可见，“仁”是曾国藩政治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的确是开明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这种愿望当然是应该肯定的。
　　然而，曾国藩在他一生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却总是以两副面孔交替出现。一时候，他“备陈民问疾苦”，满纸仁义道德，到处示恩示德，一腔爱民热血；另一时候呢，他又磨牙吮血，狰狞狠毒，执刑唯恐不严，杀人唯恐不多。他认为，用刑以逞威，用仁以示惠，是实行礼治的两个相反而相成的方面。他说：“除莠去草，所以爱苗；打蛇杀虎，所以爱人；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曾国藩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杀人与爱人统一了起来。有时候，他为了掩盖自己的杀人行为，就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为自己开脱。他说：“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几乎留心田以赡养子孙”。他似乎有一种“良心”被发现，在杀人屠城时要存一点“爱民之念”，于冥冥之中生怕子孙后代得到报应，所以要“留心田以饭子孙”。这种矛盾心态，使曾国藩极易接受孑L子的“不教而杀谓之虐”的思想。
　　但是，实际的情况又是什么呢?从长达十二年的镇压太平天国，到攻剿捻军，到滥杀天津的无辜，都说明了曾国藩是以刑杀为主的，“德政”倒是表现得很少。虽然他在京做官时有过“平银价、清冤狱”等主张，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有过“重农事”、“禁扰民”等劝诫，但前者因他当时不是有实权的官员而无法实施，后者则因为战事频繁，“常常顾不上”而没有任何实际的表现，都是他嘴边上说说罢了。晚年，他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虽然有过赈救灾民、清理狱讼等举措，但也不过是别有用心而收效甚微。有人把他在攻陷安庆、金陵后恢复县学府学，赶修江南贡院等算作他的“德政”，其实呢，曾国藩本人说得很清楚，他只不过是想要获得扶持名教的美誉，争取江南士子的拥护罢了。也就是说，他的一生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副狰狞无比的刽子手面目，而丝毫没有留下任何仁爱慈善的形象，这是不能怪任何人的，要怪只能怪他自己了，因为历史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曾国藩的“仁”和“刑”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他强调要“分别良莠”，把民分为“良民”、“莠民”或“奸民”两大类，认为“民可爱，奸民不可爱”。但是，他分别良莠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礼”。言行符合“礼”的是“良民”，否则便是“莠民”。说得再白一点，遵循封建的道德标准，言行有利于巩固封建等级制度的人，是“良民”，否则便是“莠民”。他对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讲其“仁”，而对劳苦大众，即他认为的所谓“莠民”或“奸民”是从来不讲“仁”的，讲的是什么呢?是刑罚，是刀枪。他把刑罚和刀枪对准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的参加者，对他们举起了白花花的大刀，结果是堆起了血淋淋的尸体。
　　曾国藩的口是心非最明显的体现在攻破天京后纵兵掠劫和处死李秀成这两件事上。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发难，奏请朝廷命曾国藩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报部备拨，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着，使他们几乎没有招架的办法。当时，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是不可能全部带走的。湘军入城后，对这些积存已抢劫一空，不可能再“报部备拨”了，就是少有劫余，曾氏兄弟也不愿意上缴。但是，面对朝廷的命令，该怎么办呢?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你看，曾国藩说得多好!朝廷当然是不相信他的话的，但是，这时的朝廷并不愿意与曾氏兄弟的关系闹得太僵，于是在给他的廷寄中说，根据你的奏折，城中(指天京)并没有贼库，这是事实。这样，朝廷算是给了曾氏兄弟一个体面的台阶。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在俘获李秀成后，没有解京献俘，而是在十七天之后匆匆地将李秀成杀了。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大哗，都说曾氏兄弟专横跋扈，杀人灭口，使曾氏兄弟又陷入难以招架的地步。
　　本来，曾国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报捷折中还向朝廷请示，李秀成、洪仁达“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按理，曾国藩应在朝廷“定夺”之后行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饮宴了一番之后，便将李凌迟处死了。把李秀成槛送京师，是当时各方面的共同意见，就是曾国藩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又为什么不等朝廷的命令而将李秀成匆匆处死了呢?他给朝廷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除了洪秀全之外，其余的都没有必要解送到京师，陈玉成和石达开就是现成的例子。再者说，李秀成自知罪重，到哪里也是死，微臣担心他在途中绝食，或者逃跑，留下祸患，就与弟弟曾国荃再三商量，统一了意见，就地正法了。
　　曾国藩生怕这样的解释交代不了朝廷，于是在另一奏折中进一步解释说，李秀成很得民心，党羽很多，威信很高，号召力很强，如果不迅速杀掉，则贻害无穷，所以就把他杀了。
　　在前一个奏折中，曾国藩抛出了陈玉成、石达开没有解送京师的例子，这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陈玉成和石达开被俘是在战争期间，情况紧急，不可能在战乱的情况下解送京师，而李秀成被俘是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形势大不一样了，完全有解送京师的条件。至于曾国藩害怕李秀成中途“不食而死”，更是无稽之谈。李秀成在被俘后，连日写了数万言的供词，并且向曾氏兄弟提出十条建议，明明白白表示，只要曾氏兄弟留他活命，他就招引部下全部投降，为朝廷效力。如果办成这件事后再变了心，那么，朝廷就把我处死；办不成，朝廷就杀了我。可见，李秀成求生的欲望是十分强烈的，决不可能在中途“不食而死”。曾国藩的这条理由，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真实的情况是曾国藩害怕一旦把李秀成解送京师，李秀成的供词与自己连日来的奏折不符，这样他就犯了欺君之罪，吃不了也得兜着走了。比如，曾国藩报捷说，破了金陵当日，杀“贼”十万，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也不过三万多人，怎么来的十万?又比如，他奏报说幼天王已死，而真实的情况是幼天王已由李秀成保护逃出了城外。至于天京的“金库”，李秀成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所有这些问题，只要李秀成有一条被证实，曾国藩就会由所谓的“中兴功臣”而沦为阶下囚。想到这些情况，精明的曾国藩自然是不会把李秀成解送京师的了。
　　曾国藩为了保护自己，什么谎话都敢编造。本来，朝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谕旨中明确命令他“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曾国藩于七月初六收到了谕旨，而他就在当天把李秀成杀害了。过了半个月，他才慢腾腾地于七月二十日复奏说，微臣在初十日才收到谕旨，仔细算一下，臣应该在初六日就收到谕旨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竟迟了四日。谕旨是由安庆转递江宁的，不知道是何处驿站出了差错。朝廷应该立即发文，挨站查办。曾国藩就是这样，把责任完全推给了别人。试想，对于皇帝的谕旨，哪个驿站敢延误投递日期?朝廷对于曾国藩的谎话自然是清楚的，因为这样的谎话太有点小儿科了。但是，朝廷为了利用曾国藩，虽然也下令挨站严查，最终却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曾国藩有“中兴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相”、“近代史之父”等美誉，透过这些美丽的光环，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