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上一个皇帝是谁:脱胎换骨纪实（一）

      呜!“北京——兰州”的列车慢悠悠地启动,拖着沉重的尾巴,呼哧,呼哧,沿着京广线向南行进。

　　车厢里,一群刚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脸贴着烟雾弥漫的车窗,望着向后驰去的红墙、绿瓦、高楼、庭院、树木、行人……没有送别的人,一个也没有!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痛苦?悲伤?凄凉?惘然?惆怅……想到这一去,不知哪年哪月能再回到这从前魂萦梦绕的地方,不由自主地都在心里反复低吟:“……再见吧北京……再见吧母校……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不知不觉地,低吟变成了低唱,低唱又变成了放声歌唱;开始是一人,接着是两人、三人、四人……不一会儿,便成了全车厢几十人的合唱。徐美英主动站到列车中央,挥臂指挥;L君也拉起了那从南洋到北京形影跟随的手风琴。这是我们曾十分自豪地歌唱的《青年团员之歌》,然而,现在失去些进行曲的豪迈,多了些失落的忧伤,有人甚至流着眼泪。唱到第二段时,都异口同声地作了相同的改动。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啊!

　　…………
　　我们自幼向往的一切,
　　宁死也不能让给敌人。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捍卫真理。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北京,
　　请你吻别你的儿女吧!
　　再见吧,母校!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母校,
　　胜利的我们定要回来!
　　再见吧,北京!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我们曾经魂萦梦绕的首都啊,北京!我们亲爱的母校啊,母亲!你们听到了吗?祝福了吗?

　　那是1957年11 月初,北京师范大学多数入了“另册”的应届毕业生,在“没有问题”的同学离校三四个月后,终于结束了四五个月的学习、劳动和交代,拿着学校统一买好的车票,上了这趟列车。说是“毕业生”,却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说我们是不合格的,是“废品”;说是“学习、劳动和交代”,其实是要我们承认“罪行”,做到“口服心服,永不翻案”;更重要的是等待给我们做结论——作判决,也许是需要做的“判决”太多太复杂的缘故吧,我们离校前看到的并不是公安局铅印的、最次也应该是油印的“判决书”,而是一张可能是由党支部审议通过的(据说,没有党支部的班级,便由团支部执行这一任务),手抄的《X X X问题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或者干脆是《结论和处理意见》,要我们过目并在其上签字之后,便立即被收了回去。当时,谁都认为,那只是象每年都做的“鉴定”之类的东西,没有多大用处的,谁会想到,它竟是决定我们此生的命运和遭遇的“判决书”啊!所以都没有想到向“组织”要一份,以备后用。鬼使神差地,我看了之后却模模糊糊地觉得,那上面写的不是真实的我,现在不允许我问,总有一天我得问个清楚。恰好衣袋里有笔和一片纸头,我便偷偷摸摸地把它抄了下来(见我的另一篇文章《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但是,下款的“审查人”等我竟没有写!当时我认为不会发生背着牛头不认帐的事,书本告诉我们,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之后,我们便走上了征途。尽管我们无法抑制内心的忧伤和惘然,却仍然固执地认为,这只是孩子学步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已。对这样的孩子,哪个母亲不是说“不要紧,爬起来再走”的呢?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吗,“……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我们绝不认为,自己从内心相信和热爱的党、从内心尊崇的伟大领袖,会鞭笞我们这些怀着满腔真诚,说出内心真实想法的孩子。

　　列车到了南行的终点站——郑州。一路上下去了不少同学,半夜里来到这个南来北去、东来西往的枢纽站,又下去了一批。原来挤了差不多一个硬席车厢的同学,现在更少了。当列车又呼哧、呼哧地启动的时候,在那黑暗的一角,传来了一男一女哀伤的二重唱:

　　　 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
　　　 让我们回忆少年的时光,
　　　 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飞到遥远的地方。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我们并不惋惜。
　　　 嗨……嗨……
　　　 我们深厚的战地友谊,
　　　 就在那行军路上温暖我们的心,
　　　 道路引导我们奔向前方
　　　 …………

　　顺着歌声望去,女的是和我同系不同班的S 君,男的该是她的朋友吧?没有见过。为什么两人都上了这趟车?在党号召青年团员帮助党整风的日子,聪明的女同学都弃党的号召于不顾,而忙于找个户口在北京或上海的男朋友,以便填写毕业志愿时,能借男朋友之名,名正言顺地永远留在北京或上海。只有单纯幼稚而又以天下为己任的傻瓜,才会为了使党更加伟大、光荣、正确而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并且在填写毕业志愿时,大义凛然地填上:青海、新疆、甘肃、宁夏、黑龙江;甚至什么也不填,只写一句活:祖国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那年西藏没有名额,不然也会填上“西藏”。就在这时候,同学中悄悄地流传着一个消息,说S君有个在总政歌舞团的男朋友,一个劲地追她,而她却全心全意地选择了在政治教育系的中学同学,并以为他献出她的第一次的行动,来回绝了那总政歌舞团的朋友。填写毕业志愿时,两人都填了甘肃。大概那便是她那学习政治教育的男朋友了。可谓郎才女貌,十分般配……为什么?他也上了这趟车?

      过了郑州,列车沿着黄河西行。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列车旁边时隐时现。从车厢里往外望,偶然能看到奔流的浑黄河水,有时能看到陡峭的悬崖和垂挂在崖上的枯枝,多数时候却只能看到布满黄土、碎石的宽阔河床中,一条细细的黄水,似流非流地喘息,完全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汹涌澎湃气势。一种情绪又油然而生,痛苦?悲伤?凄凉?惘然?惆怅?……我也说不清。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
　　　　　　 你的光荣历史,永远记在心上,
　　　　　　 旱季来临,你轻轻流淌,
　　　　　　 雨季时波涛滚滚,你流向远方。
　　　　　　 你的源泉是来自梭罗,
　　　　　　 万丛山送你一路前往,
　　　　　　 滚滚的波涛流向远方,
　　　　　　 一直流入海洋……

　　这歌声像是应和我的情绪,沙哑,缓慢,低沉,是L君拉着手风琴在自弹自唱。莫非这母亲河激起他对远方的母亲河的思念,想到慈爱的母亲,为未能回去孝敬妈妈而深深忧伤?一个华侨,怀抱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舍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告别白发苍苍的爹娘,来到这一穷二白的大地,竟落了个戴上帽子有家归不得的下场!

      列车员报告,西安到了。许多人从行李架上拿下大包小包,下了车。L君下去了,S君也下去了,列车呼哧、呼哧启动之后,她的男朋友仍然孤零零一人站在车门前招手,久久地。看来,这对情侣分手了。为什么?自愿的?不可能。若是自愿的,早就可以分,还可以留在北京。那么,是强行拆开的?可能,但是不叫“强行”,是“爱护”,你划不清界线吗?组织帮你划清。这样的例子,我们班还有……
车窗外,白雪纷飞的天底下,广漠的黄土荒原之中,时不时出现一片片古旧的房屋,墙壁、瓦片都是土黄色。有时还能看到房檐下一串串金黄的包谷,火红的辣椒……终点渐渐近了,北京、母校、父母越来越远了。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路,有多长?怎么个走法……
　　
　　只剩我们三个,肖敦煌、徐美英和我,背着还不算太重的背包,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上。还没有到达终点,眼前的兰州火车站被包裹在工棚之中,我们往哪儿去?背着背包在附近转悠了半天,总算找到一间一面用竹蓆挡风的尚未盖好的旅馆,住了进去。还好,有徐美英作伴,否则真会吓得半死——凡有人的地方便不会没有色狼。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们都还一直在“不知天高地厚”的空中楼阁里做梦,那么现在是脚踏黄土地,开始“生活”了。

      次日,好不容易地在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找到长途汽车站,买了到西宁的汽车票。随便地吃了两顿饭,每顿都是一大碗又麻又辣的羊杂碎汤泡大饼,倒是辣得冲跑了浑身的哆嗦。晚上又回到那一面是竹蓆的房中过了一夜。第三天,一早就起床(这“起床”只是个惯用语。其实既无需穿衣着裤,也找不到水可以洗漱),高兴地伸展四肢,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快到家了!

      我们从火车站取出行李,一个从南到北紧跟着我们的铺盖卷,一点衣服,及用装衣服的箱子装的沉甸甸的一大箱书籍和讲义:我们始终认为,书本便是知识,知识便是力量,是我们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不可须臾无的工具,宁可把别的东西丢了,也不能把它们丢弃。顾了辆架子车,从火车站拉到汽车站。
汽车是一辆新出产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头后面是个大车厢,顶上盖了个两头透风的帆布篷。车厢里没有座位,更没有行李架。行李全得交给车站的工作人员,然后,由他们不由分说地扔到车厢里,不管里面装的是破衣服、臭书本、还是珍珠宝贝。再由他们把这些软的硬的、方的圆的、长的短的行李,从前到后,排成三排。两边两排靠着车厢两边的栏杆,中间两排则紧紧挨着。这便是座位。

　　乘客按车票的顺序上车。既没有踏板,也没有梯子。车厢里已经挤满了行李,车屁股的挡板也不能打开。唯一的方法是,跳起来双手抓住车栏杆的高头,再引体向上翻越栏杆,跳入车厢。这对于没有在军训中练过翻越障碍,在劳卫制锻炼中引体向上又从未及格的我们,是一大考验……

      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之下,乘客分四排坐在三排行李上。两边两排背靠车厢栏杆,脸向中间;中间两排则背靠着背,脸几乎碰到对面人的脸上,膝盖犬牙交错地紧紧相挨。

      “嘀!嘀!”汽车开动了。多么高兴!我们快到家了。多么自豪!我们坐着我国自己出产的大卡车进藏了,就像当年文成公主一样!

      朱总司令说,青海是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号召有志青年去贡献青春,去把她建设得更美丽。当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上发布这消息的同时,发表了许多有关青海的报道,还发表了画家董希文的好多油画,如《春到西藏》,《长征路线写生集》等。报道中、尤其是画中的西藏、青海美极了,犹如人间天堂。看了这些宣传报道之后,我们决心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这十分可爱的地方。我们三人不同班,可毕业志愿的第一志愿都是青海。现在,来到这十分可爱的地方了,我们睁大眼睛,要捕捉出现在眼前的美丽景色。然而,呼呼的刺骨寒风挟着粒粒泥砂,藉着汽车行驶的高速,从车头至车尾穿堂而过,刺得我们睁不开眼睛。而且,双手渐渐不听使唤了——冻僵了;不久,双脚也冻得不能动弹了。更糟的是,肚子也开始咕噜咕噜叫了,似乎在向我们示威:再不加油,就断了你们的卡路里。这才想起,一早起来,在兴奋和急忙中竟忘了吃饭。看看周围的乘客,头戴皮帽,还耷拉下帽檐;身穿翻羊皮大衣,还竖起宽大的领子,把整个身子缩在大衣里,几乎每人都拿着个黑糊糊的馒头还是饼子在啃。我们呢,身上不过是一件薄薄的棉衣,还是从家乡带到北京,穿了四年,现在又穿在身上的。衣箱别说不知坐在谁的屁股底下,就算能取出来,也没有比身上这身更能御寒的衣物了,除非拿出棉被……

      “嘎吱!”一声,汽车停了,同时一声吆喝:“都下车!吃、喝、拉、撒。只是千万别睡,还要赶路。”
这一声喊可真及时,除了我们仨,所有人都“呼”地站了起来,翻过栏杆,跳下车去。我们仨,则互相帮助着,这里捶捶,那儿捏捏,好不容易手脚可以活动了,才僵硬地站了起来…

      待我们脚踏大地,定睛一看,好家伙!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里俨然是一片荒原,没有民居,连一棵树也没有,只有一些枯草的断茎在凛冽的西北风中抖动。傍着把我们带到此地的公路,是一条细细而又湍急的水流。它们仿佛两根平行线,从这空旷而又昏暗的荒原中间流过,越远越细,一直延伸到灰蒙蒙的远山跟前,山脚下才依稀有些房屋。这里,有一点儿生活气息的,便是站在荒原中央大路旁边的,一间孤零零的四四方方的小屋,土黄的墙壁,土黄的屋顶,窗框门扇也都是土黄色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吃喝拉撒呢?

      走到那孤零零的小屋门口,看到有人正端着大碗蹲在条桌前的条凳上呼噜、呼噜地吃,才知道这不是厕所。向小屋后面走去,转过拐角,便差点儿撞到一个正敞开老羊皮大衣撒尿的男士身上。我们的出现并没有使他心慌脸红,倒是我们心慌脸红了,赶紧转过身……远远地,看到与我们同车的除了我和徐美英之外唯一的一个女乘客,正在大衣的掩护下方便。于是我俩急不可耐地跑了过去,边跑边想:真是“天当房,地当床,大衣变茅房”了。可是,我们没有大衣!……入乡随俗,一切都会适应的,一切都会习惯的,一切都会有办法的。这便是现实,是改造我们知识分子的臭架子的客观现实。这客观现实并不难适应,在几十年的改造生涯中,我蹲过许多离奇又离奇的厕所,我们都适应了,难适应的倒是我们自己,一个自然的创造物的“我”,不断地要与要求进步的“我”抗衡。一双瘦弱的手,“娇生惯养”惯了,经不住酷寒的考验,张不开动不了啦,竟解不开里三层外三层的衣裤。“徐美英,帮帮忙!”我喊。“我也一样……这样吧,你帮我,我帮你……对了,这样看得清楚些……快!憋不住了!……” “憋住!千万憋住!不然,裤子和大腿就冻成一块了。……”下面的话我憋住了没有说出来:幸好你我都不在经期,否则……只是说:“我们要品尝冻掉耳朵的滋味了。” “别废话了。快给我挡一挡。” “挡什么?” “ 风和人。” “风,挡得住吗?人嘛……还是我们改掉这羞羞答答的资产阶级感情吧!劳动人民已经给我们做出榜样了。” “这,也是资产阶级感情啊?”……

      解决了吃喝拉撒问题,用九牛二虎之力翻上汽车。在开车前的片刻,才有闲情来观察四周。我们极目远眺,想要看到那油画中曾经梦幻般地吸引我们的墨绿的远山、翠绿的草地、青绿的树木、粉红的、蜡黄的、天蓝的花朵、穿红戴绿的藏族同胞。然而,无论怎么看,眼前还是只有看不出颜色的枯草,一间似厕所实为饭馆的土黄色的小屋,一条细细的水流,一条灰白色的漫漫长路,及隐隐约约的远山。天上没有云,也不是清洁鲜明的蔚蓝,而是灰黄的、昏暗的,混沌而且沉滞,看不到太阳。那看不到也抓不着的西北风,却在肆虐,它叫着,吼着,飞舞着,忽而勇猛地直驰,铺天盖地地疾走;忽而慌乱地乱卷,掀起泥沙的云烟;忽而肆无忌弹地横扫,荡涤着地面上的一切……那种不知道是痛苦、悲伤、还是惘然、惆怅的情绪又涌上心头……

      下午四点钟左右,到了青海首府西宁。按规定,我们必须到省政府的教育厅报到。没有地图,不知道有多远,路怎么走;加上这堆不多也不少的行李,我们只好顾车。车站内外,供初来乍到的外来人雇用的,只有脚踏三轮。我们问:“到省教育厅吗?”回答很干脆:“到。XＸ元。”我们一听,吓了一跳,这差不多是我们所带的人民币的一半了。我们以为一定很远,别无他法,只好上车。车夫踩着三轮车,在尘土飞扬的黄土路上慢悠悠地行走,穿过并不宏伟的黑洞洞的城门,不知是出了还是进了西宁古城,七拐八拐地,转悠了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到了目的地。后来的后来之后,我们才知道,从汽车站到省教育厅,步行只需10分钟。这便是劳动人民给我们的第一课。

　　与兰州火车站一样,青海省政府也在一片工棚包围之中。这使我们十分兴奋,一出校门便能投入祖国经济建设第一线,这有多幸福!十几年的苦读,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我们早忘了自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生产出来的‘废品’”,等待着‘废品’的命运,只能是往垃圾桶里扔。

　　进了省政府,在门房放下行李,找到教育厅,找到专管人事工作的干部,交出我们的介绍信。他看了介绍信,眼睛从近视镜片上方,把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地打量了半天之后,什么也不说,转身过去,叫来一个年轻人,耳语了几句,便出去了。年轻人倒是蛮热情的,叫来一辆架子车,把我们和我们的行李领到目的地后,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和徐美英的“家”是一溜三间平房中的一间。从外面看,都是一门一窗,墙是黄泥土坯砌的,屋顶上面抹了一层黄泥,没有瓦。“吱呀”一声推开房门,走进几乎碰着头的门洞,一股寒冷的焦糊味扑鼻而来。房里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看清楚,这是一间横走、直走都只有六步的房间。上面可以看到房梁,没有天花板;下面是凹凸不平的黄土地,没有铺砖或水泥。四周是抹了一层黄泥的四堵墙,能看到黄泥中混合的麦秆。其中一面墙的墙壁上开了一个门、一个窗。窗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扇,只有窗框子和木条交错而成的方形小格,上面糊了一层白里透黄的薄纸,有的地方已经破裂,在寒风中忽闪忽闪地扇动。窗边是一扇没有油漆过的木板门,固定门扇的不是铁活页,而是古老的木制的“户枢”。门扇背面也有一个古老的木“门闩”。窗户前面摆了两张像是学生用的单人课桌,还有两张无法站稳的木头椅子。在与此墙相对的内墙前放的应当是床了,可是怎么这么怪 ?没有床头,也不见床板和床脚,一个不很高的四四方方的六面体,似乎十分沉重。用手一摸,才发现是用黄泥土坯砌成、上面抹了一层黄泥的热炕。不过,没有热气。房子中间一个铁皮炉子,前面堆着些方的、园的、不方也不园的黑块块,应当是煤了。

      把行李拿进来,解开,面对着抹了一层黄泥的炕发愁。拆了吧,没有工具,也没有时间,再说也没有可以代替它的床。想来想去,决定我们两条被子统筹安排,一条做褥子,一条做被子。这样,两人挤在一条被子里也暖和,反正不会在这里久住的。铺好床之后,在床沿坐下。才舒了口气,又为下一步该做的事发愁。想洗个脸,不知水在何处;想吃饭,刚才是给了我们一些饭票,但食堂在哪里?想开电灯,可是房内不见电线,抬头不见吊灯。模糊中看到桌子上有个墨水瓶,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盏墨水瓶做成的油灯。没有火柴,无法点着。

      屋内完全没有热气,光线也愈来愈少。空气似乎冻结了,凝固了,却仍然威力无比,把我们呼出的气立即变成了烟雾。炉子是冰冷的,里面塞满了煤灰。地面上的煤,块大而邦硬,似乎都裂着大口嘲笑我们的无能。刺骨的寒冷,从赤裸的黄土地,穿透我们脚上的解放鞋,从脚趾到脚跟,到小腿,到大腿……向我们袭来。

      “不能呆坐着了。得生着炉子!得填饱肚子!”炉子和煤都有了,但是没有火柴和木柴。怎么办?
刚才我们注意到,那守门房的,是一位六十左右的老头儿,看起来还和气,没有用另眼看我们。于是我们找到门房。那老头儿正坐在一个与我们“家”里的炉子一样的炉子前烤火看报。我们表明来意之后,他在桌上的报纸堆中翻腾了一阵子,递给我们半盒火柴:“呐,给你们。”我们问:“这几根火柴,能把那大煤块引着吗?”“没有木柴?”“没有啊!”“你们要到市场去买……呐,这么吧,”他边说边从床底下拉出一堆报纸,“把这些拿去吧!”我们莫名其妙,说:“我们……房里又黑又冷,没法看报。”“不是要你们看报,是要你们用它点火。”我们还是莫名其妙:“点火?怎么点?”“呐……”他拿起几张报纸,卷成筒状,放到炉火上点着。再打开下面的炉门,把着火的报纸丢进去,“看清楚了吗?就这样。在没有木柴的时候,就用纸,什么纸都行。先把媒砖砸成小块,放到炉子里。再用洋火把纸引着,丢到煤块下面。几张纸就能把煤引着了……没有砸煤砖的家伙吧?”他躬下腰,从床底下——这床底下似乎是个百宝箱——拿出一把似斧非斧的东西,“呐,把这拿去吧。过几天,你们找到砸煤的家伙,再还给我……去吧。得仔细检查检查,烟筒是不是漏气,炉盖是不是盖严,可别让煤气给打了。这种炉子,每年都要打死些人的……”当我们走出这并非密不透风的门房时,还听到他在喃喃:“……孩子,什么都不懂,可怜……”我们很想告诉他:“老爷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但是我们已经自食“祸从口出”的苦果,现在必须学会三缄其口。使我们疑惑的是,这是不是劳动人民给我们的又一课?

      我们很快便学会了生煤炉子,都是跟这和气的老头儿学会,或者从他那儿得到启发后,琢磨出来的。此地,老百姓一般都是烧麦秆或野草做饭和取暖,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才能享受用木柴或麦草引燃煤的“福气”。树木在青海是稀罕的东西,而且受到法律的保护,木柴是有钱也难买到的。于是,人们学会了偷。偷那些仍然在树上的枯枝或者活的树枝,是不算偷的;是偷树木的制成品,如看起来破烂的甚至是完好的桌椅板凳之类。入乡随俗,我们也有样学样啦,为了活着,为了脱胎换骨!在木柴或“类木柴”也无法弄到时,只有用废纸;在一点废纸也找不到时,我们千里迢迢从北京带来的“知识宝库”便成了燃料。我们也想开了,想通了,正如俗话所说:没有了脑袋,还要头发干什么?决定一切的是“客观存在”。
这样的炉子,这种生火的方法,我们整整用了30 年,直到离开青海。既用它炒菜煮饭,也用它取暖,有时还用它烧点水偷偷地洗个屁股、擦个身子。有个顺口溜:青海好,青海好,青海的山上不长草;青海的房上能赛跑;青海的姑娘不洗澡……我们什么都能适应,什么都可以改造,唯独不能的仍然是我们自身,这造物主创造出来的“我”。

　　过了几天,教育厅那专管人事的负责干部把我们叫去,在近视眼镜后把我们瞅了一通之后,对我们说了一大堆第二个五年计划多么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贡献青春之类的话,然后话题一转,说:“在没有改造好之前,你们不能带着反动思想留在教育岗位。一穷二白的农村,极需要有志青年去建设,你们也需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需要到农村去改变你们的世界观。开春之后,你们就带着户口和行李到农村去。现在这段时间,你们都到西宁二中去,参加西宁中学老师的反右运动。北京的反右运动已经结束,这里的反右运动刚刚开始。对你们正好,可以再次接受阶级斗争教育……不了解情况,不要紧,你们不用发言,只要用心听,并且联系思想实际检查自己,结束之后必须交出自己的收获体会。然后,你们就可以到农村安家落户了。”

      他还告诉我们:“你们不是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不发给工资,只发生活费,每月30 元。从现在开始,到财务处去领。这是组织对你们的关怀照顾,应当感谢组织,感谢党。”

      回到我们的“家”,徐美英和我一头栽到“床”上,无话可讲,望着房顶发愣,脑海里却在倒海翻江……。在给我们的《结论》中明明写的是“分配工作,考查一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是“工作”吗?在校时,中文系那临时担任系主任职务的某老师一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要我们走坦白从宽的路。还说,拒绝坦白者得不到“分配工作”的权利。我们这些老实坦白的、“罪行”轻的,都享受了“分配工作”的权利,而且考查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结果却是“带着户口到农村安家落户”,名义上是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改造,实际是开除我们的城市籍,要我们世世代代当农民。都说贫下中农和工人一样,是领导阶级。可是,这些年来,除了需要“工人、农民说话了!”的时候,何时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户籍制度(保甲制度),至今仍然紧紧地束缚着他们。他们只有无条件地为城市为工业化提供物质资料和原始积累、为国家提供税收的义务,却享受不到城市人享有的住房、就业、劳保、教育、养老、医疗等的权利,而且是世世代代!在大鸣大放时不是有人提出过这些问题吗?而且把它上升到是要消灭三大差别,还是要扩大三大差别;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要实行封建法西斯的高度。尽管,话不是我们说的,苦果却要我们品尝了吗……不错,有志青年是应当到农村去为消灭三大差别而奋斗,但是,有志青年应当是那些留在北京、上海的“左派”!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戴着这顶帽子,我们在农村能有所作为吗……

      “……妈妈,你在盼着我去赡养;阿弟,你在等着我去扶持。……妈,你好可怜!……女儿不能为你尽义务了。……”徐美英在呜咽。她,来自上海 ,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早年去世,留下疾病缠身的母亲、她和年幼的弟弟。听说,她母亲病得不轻,十二三岁的弟弟靠拾破烂、卖香烟为生。……以她的学习成绩,满可以上北大、清华。但北师大吃饭不要钱,每月还有几块零用钱,她便爽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动员,报了北师大,上了中文系。在学校,她是青年团员,三好学生,系学生会主席,还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和舞蹈队队员。每个学年开始,她都领着一伙同学,举着横幅到车站去迎接新生,因此师弟师妹差不多都认得她。她还以北师大学生代表的身份,在一次晚会中和周总理跳过舞。……是什么原因使她成了右派的呢?不太清楚,可能是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签了个名,跟我一样,“对人家的右派言论加以同意和赞赏”; 另外,还是和我一样,沾了“国门党”的光了吧!……我们班的P君和她一样:四岁时父亲出国谋生,九岁时母亲病逝。在老家浙江,只有爷爷、奶奶和他相依为命,因此感情特别深厚。同样的原因使他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却在毕业鉴定小组会上被扣上“右派”帽子。有泪不轻弹的男子,当场号啕大哭起来:……我再不能孝敬我奶奶了!奶奶啊,奶奶 !你们好不容易把我拉扯成人,让我上了大学,可现在我不能报答你们的恩情了。奶奶, 我有罪!奶奶,你好可怜!奶奶,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

      为了脱胎换骨,我们必须抛弃这种“温情脉脉”的感情。然而……马克思也是人之父,当他的爱子爱女接二连三病馁而逝时,他也是悲痛的啊!能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感情吗?这是造物主造人时特别赋予人的感情。如果连这种感情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靠什么来维系?
次日,我们便到西宁二中参加老师们的反右运动。时间并不长,只两个来月。收获倒是蛮结合我们实际的:我们亲眼看到一个大概是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此地的女教师,被划成右派后,便别无选择地立即带着户口和行李到农村安家落户去了。据说,她来到此地后,教学上别具一格,颇受学生欢迎,但不受其他教师及家长赏识,说这是摆花弄样,讨好学生,目的是与党争夺接班人;再说,夏天她别出心裁地穿着一条花裙子招摇过市,仿佛过街老鼠;更奇怪的是,她竟可以弃置此地人祖祖辈辈使用的热炕不用,自己花钱买了一张床摆在炕上,把炕变成了放鞋和杂物的地方……在我们写的收获体会中当然写着“要以她为鉴,认认真真地接受工农的教育,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的字样。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她曾经为把她下放到农村的事做过抗争,但毫无效果。

      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给我们的下一个通知的日子里,一天,那个把我们带到“家”的年轻人来告诉我们:“把你们的行李带上,搬到湟水边的干部招待所去,等待下一步的通知。”

　　这干部招待所,比起原来的“家”各方面都好多了,终究是招待干部的。干部者,有身份之人也。不久我们发现,这里已经住了好几个来自北大、清华、华东师院等院校的右派学生,正在等候分配。这不禁使我们想入非非,莫非不必到农村安家落户了?

      一天,那主管人事的负责干部又把我们召去。首先大谈了一通大好形势,接着说:工人农民给你们吃的穿的,供你们上完大学。你们却做出损害工农利益的事,忘了恩,负了义,今后可再不能这样了。你们必须认真改造,努力工作,来弥补你们造成的损害。……你们这一阶段的学习收获体会,我们都看了,收获很大嘛,我们相信你们说到做到。因此,组织上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暂时不到农村去了,就留在西宁,分配工作。可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人民对你们的期望……

      他接着说:“语言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语文课是一门阶级斗争的学科。在你们思想改造好之前,你们会利用神圣的讲台向年幼无知的革命接班人放毒的,因此你们不能教语文。肖敦煌、雷一宁,你们两个这一阶段表现比较好,都到西宁高中去报到,这是现在西宁的最高学府了。学中文的肖敦煌,俄语很不错,能翻译俄文著作,你就教俄语。雷一宁图画画得好,就教图画。图画课并不多,你同时管理图书。除了这些规定的工作以外,需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不得违抗。徐美英这一阶段表现不够好,你就留在西宁二中,到教务处去,摇铃、排课表、刻钢板、印材料等等。你在师大是校篮球队和校舞蹈队队员,因此,你负责训练西宁二中的学生女子篮球队和舞蹈队,要把她们训练成全西宁甚至全青海最好的队……听明白了吗?……有什么意见?……好,那就这样。拿着你们的户口和铺盖卷到单位报到去吧。”

      尽管结尾这句话他说得就像“……扛起铺盖卷滚吧”, 我们还是高兴之极,相约次日同登北山。——每当我们站在招待所前面的湟水边,低头看到的是冰凌涌动的滔滔湟水,抬头看到的是灰黄光秃的北山,山顶上孤零零地屹立着一棵树。好生奇怪!早想去看个究竟。

      次日,我们信心满满地开始登山,以为很快便会到达目的地。我们对着目标——树,迎着寒风,抬头挺胸,脚踏实地,前进!不管有没有路,只管向前!我们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向前!向前!!很快上了一个山头,可是, 树还在前面的山头上!走过一段小小的下坡,又开始上坡。坡越来越陡,我们只得躬下身子,佝偻前行。然而,寒风好像故意要阻止我们向前似的,卷起砂石,锤打到我们头上、身上。一不小心,脚下的石子儿被我们的脚蹬掉,毫无阻挡地滚落山下。随着石头“哧溜溜”的滚落,我们也“扑哧”一声趴倒在地,连忙张开四肢,紧贴地面,才避免了象石子儿一样滚落山脚的命运。只得手脚并用,名副其实地爬。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又一个山头,抬头一看,树还在前面……如是者三,才爬到那棵树下。发现并不是一棵,而是三棵,也只有三棵。不知叫什么名字?红褐色捎带些许绿的树枝上挂着几片细小枯干的树叶;树枝不能折断,还是活的,上面挂着些红的、黄的、蓝的、白的布条或毛线,迎着凛冽的寒风摇曳。看来,它们是被作为神来崇拜的。可不是神麽!周围都是干硬的黄土,寸草不生,它们长得虽不怎么高大,树叶在寒风摧残下,几乎飘零殆尽,粗壮的躯干,繁密的枝条,却顽强地傲然挺立,展现出不屈不挠的气节。
极目远望,尽是连绵起伏的土黄色山峦,山连山,山迭山,就像一大群羊。这便是所谓的“脑山地区”麽?这时,诗人肖敦煌的顺口溜已经溜了出来:

　　　　 脑山,脑山,
　　　　 山上有山,
　　　　 山中有山,
　　　　 山外有山,
　　　　 不闻鸟儿叫,
　　　　 但闻寒风啸;
　　　　 不见住人家,
　　　　 但见一群羊;
　　　　 天上不见云彩,
　　　　 只有一个昏黄的太阳;
　　　　 地上不见草长,
　　　　 只有尘土飞扬……

　　“咦!水呢?万物生长不能没有水……”

　　“呐!看背后。”

　　我们转过身来,西宁立即呈现在眼前。它坐落在一个狭长盆地之中,东西长,南北短,四周环山,都是光秃秃的,真的“山上不长草”,也看不到树木。湟水,这条黄河的支流,不像绸缎飘带,倒像此地俯拾皆是的毛绳,从盆地中间白白流过,无法流到山上。那星罗棋布的一块块积木,便是民居。清一色的土黄,房顶都平展展的,的确“房上能赛跑”。肆无忌弹的寒风挟着黄土掠过盆地,在尘土的烟雾中,西宁古城时隐时现,似梦幻,似现实。那“十分可爱的地方”,那“色彩绚丽的油画”,和这风沙掩映的民居,这白白流淌的湟水的强烈对比,使我们又产生了那种情绪,痛苦?悲伤?凄凉?惘然?惆怅?……

　　我们又转过身去,对着神树思索它之所以能够茁壮生长的原因……

　　“啊!祖国——母亲!”一定是产生了诗的灵感,肖敦煌忽然伸展双臂,大喊。

　　“……祖国,母亲……母亲……母亲……”神了!仿佛千万头羊一下子都活了,在应答他的呼唤。
　　“来,让我们各自对着这神树许个愿吧,大声地。”徐美英一边用手掸着落在头上脸上身上的黄土,一边建议。这是个好主意。于是由她开始:

　　“啊,祖国——妈妈!女儿很快就会回到人民内部,回到你的身边!”

　　“……回到你的身边……你的身边……你的身边……”

　　“啊,祖国——母亲!你的儿女要让琅琅书声响彻大地,你必须成为具有现代文明的国家!”

　　“……文明的国家……文明的国家……文明的国家……”

　　“啊,祖国——母亲!你的儿女一定要黄河水在你的心田流淌,让你披上绿色新装!”

　　“……披上绿色新装……绿色新装……绿色新装……”

　　接着,三个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放声歌唱: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
      嘹亮的歌声在山峦上空飘荡,萦回,仿佛是千万人的大合唱;歌声中,三个年轻人仿佛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那最高的山顶上,迎风招展。

　　祖国啊,母亲!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