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宁二中孟凡忠图片:关于吃的回忆（一个当年小学生记忆中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此文大概写于三年前，最早发表于《中国报道周刊》电子网络杂志上，是看到一位署名晓明的网友写的文章后写的，既然猫眼现在有有心人希望记录那个时代的历史，我再次将我的亲身经历统贴出：


关于吃的回忆



　　收到11月22日的《中国报道周刊》，看到了晓明先生的《中国人为什么好吃？
》一文，觉得非常好，晓明先生实际上从中国的吃文化出发，透彻地分析了中国
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对人很有启发，尤其是最后，晓明先生引用了鲁迅先
生的话作结语，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读了晓明先生的文章，也不由勾起了
我对吃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晓明先生虽然对吃文化的分析很透彻，但在饥饿的
感觉上，他却远远不如我。从他的文章中得知，他的家庭当年的总收入120 元，
每人平均生活费30元，应该说，这在当年的城里，应该属于高水准的生活水平了。
因为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全家五口人（父母，我及一弟一妹），
仅靠父亲一人工作的工资47.50 元生活（父亲在机关工作，行政23级），平均摊
在每个人的头上，每人十元都不到，所以，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对饥饿的感觉应
该比晓明先生深刻的多。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三年自然灾害”，
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席卷了神州大地，当年具体的死亡人数至今仍被一些专家学者
争论不休，我当年年龄虽然还小，一九六O 年正读小学三年级，已经到了记事的
年龄，我不但在印象中，而且在实际的生活中，都对饥饿有着极深的印象。我最
深的印象是，在那几年，我的家中一天三顿都是喝稀粥，因为当年的城市居民都
按计划配给粮食，按人头供应粮食，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在机关工作的父亲每
月口粮28斤，妈妈是家庭妇女，好像是25斤，小学生好像也是25斤，没有上学的
弟弟妹妹，具体的口粮计划是多少就不太清楚了，大概十五、六斤。那时的粮食
由国家统购统销，居民买粮食都要凭粮证和粮票，多买一两的可能性都没有，哪
里像现在城里满大街都有卖大米的个体小商店，在小区门口，还经常能看到农民
拖来的一袋袋粮食，向居民兜售。

　　在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变化，但因为
席卷全国的饥荒，肉类、蛋类等食品基本看不到，大家的肚子里普遍没有油水，
所以那时的人普遍非常能吃，肚子总感到空空的，填不饱。记得当年我的家中，
有一搪瓷缸用猪的肥膘熬制的猪油，大人很珍惜地将它放在高高的大橱顶上，小
孩子看不到、够不着的地方，当我发现了这个秘密后，趁大人不在家，摞上两张
凳子，终于爬上橱顶，将搪瓷缸拿了下来，用手指刮里面的荤油吃（熬制出来的
猪油是白色凝固状态的），居然吃得津津有味，而且，由于大人不知道，仅用了
一个星期的时间，一大搪瓷缸猪油已被我吃得干干净净，当然，父母后来还是知
道了，也仅仅把我骂一顿了事。

　　那时候，东西特别难买到，尤其是食品方面，几乎样样东西都要排队才能买
到，在我的印象中，小小年纪的我，经常会在夜里三点钟就会被父母喊醒，让我
挎一个破菜篮子，到离家不算太远的菜场去排队买菜，当然，夜里三点钟菜场的
工人还没有上班，排队的人主要是排在菜场的门口，安静地等待，因为去迟了只
能排在后面，而菜场的菜数量太少，很快就会卖完，还有，排一个队只能买一次
菜，数量也有限制，只有排队的人越多，才能买到更多数量的菜，大人因为要排
别的队，所以把小小的我也喊起来，共同排队，这样就可以多买一份菜。在我的
印象中，那个年头的菜也很怪，总是长不好，马铃薯、西红柿等等，个头都非常
小，哪像现在的一个个都非常大，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卷心菜，南京人称之为包菜，
那个年头，卷心菜却不知什么原因，叶子都向外伸展，一点也不卷心，被我们称
之为“飞机包菜”，吃到嘴里也是木喳喳的，味同嚼蜡。虽然如此，这也是抢手
货，去迟了就买不到了，因为菜叶子也可充点饥。

　　因为总是吃不饱，总是有饥饿的感觉，所以，那时的我，除了上课时肚子经
常咕咕叫外，放学回家，就总是想找点什么吃的，可惜那时候家里也没有吃的，
早就坚壁清野了，我那时能找到一罐猪油，将其偷偷吃掉，实在是一种偶然，更
多的时候，只有等到一日三餐的吃饭时间，捧起碗来喝稀饭。即使是吃稀饭，也
并不能放开肚皮吃，父亲都提我们规定好了，每人一碗，这是因为只有那么一点
粮食，要把它平均成一个月的份额，每天每顿只能吃这么一点。为了将这一碗仅
有的营养吸收，父亲还教了我们几个孩子的舔碗技巧，即稀饭喝完之后，因为碗
里面还有一点残留，为了不至于被洗掉，我们每个人都要将碗举起靠近嘴边，用
自己的舌头将碗里余下的一点残留舔掉。

　　为了填饱饥饿的肚子，为了给饥饿的孩子多一点吃的；当时的大人一定是想
方设法的，不管怎么说，城里面总归比农村好的多，如果有钱的话，城里面的饭
店还是开门的，虽然里面的饭菜价格奇贵，有钱人仍可以时不时到这种饭店里打
打牙祭。我们家里穷，父亲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可能带我们去饭店。但父亲依然在
自己可能的范围内，想方设法为我们搞吃的。在我的记忆中，每年秋天父亲总有
几次，要去很远很远的农村，买回一大麻袋红薯回来，那几天就像过节一样，肚
子终于能填饱了。但好日子没有几天，因为为了备荒，红薯也不可能让我们尽量
吃，父母会把红薯切成片，晒干，收藏起来，细水常流地放在稀饭里，这样可以
使我们的肚子感觉饱一点。此外，父亲也会直接买回一些山芋干给我们充饥，虽
然这些山芋干上粘着泥土、灰尘，我们也嚼得津津有味，好像也没有因不卫生而
生病。

　　在我的印象中，还有过几次吃昆虫的经历，那是跟着邻居家的大孩子，到城
郊去捉树上鸣叫的知了( 蝉），我们带着一支长竹竿，竹竿梢上粘着面筋（有粘
性），然后爬到有知了鸣叫的树上，把竹竿伸过去粘它的翅膀，往往能粘住，就
成功了。当然，那时候的知了也不多，出去一趟最多只能逮着七八只，回来后，
就用铁丝穿上知了的身子，用煤炉火把它们烤熟吃。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是知了
脊背处的瘦肉最好吃。

　　此外，还有一些我所听说的真事，比如像邻居王大妈到街上买了一块烧饼，
拿在手上才咬了一口，就被一个讨饭的一把从手上抢去，吐了一大口唾沫到烧饼
上，跑都不跑，立即狼吞虎咽起来，三下五除二就没有了，王大妈也只能目瞪口
呆看着他。还有一次，邻居张大伯在街上掏出一根烟抽，也是被人抢去，追都追
不上。总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全中国都处在饥馑中，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
印象深刻的年代。而且，因为我们住在城里，有城市户口，有国家配给的每月粮
食计划，其生活条件无疑要比农村优越得多，所以可想而知，当年的没有粮食计
划，没有工资可拿的农村农民所面临的饥馑一定是非常严峻和残酷的。

　　果然，我最近看到了一些当年生活在农村的作家对当年大饥荒的回忆，如陕
西作家高建群的《西地平线》一书中的一篇《我为什么比别人聪明》中，就讲到
生活在农村的他当年吃过观音土，吃过糠，他的奶奶因为将一只装有一点玉米粥
的瓦罐打碎了，遭到他爷爷的一顿暴打，他的爷爷并且随后蹲下身子，在田埂上
搜寻瓦罐碎片，捡起来舔食上面残留的玉米粥……。写《红高粱》出名山东作家
莫言也对当年的大饥荒有着自己的回忆，他在《吃事三篇》中回忆说：“一九六
０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几乎都吃光，草
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亲人还
呜呜哇哇地哭着到村头土地庙里去注销户口，后来就哭不动了，抬到野外去，挖
个坑埋掉了事。很多红眼睛的狗在旁边等待着，人一走，就扒开坑吃尸。据说马
四从他死去的老婆腿上割肉烧着吃，没有确凿证据，因为很快马四也死了。粮食，
粮食都哪里去了呢？粮食都被谁吃了呢？村里人也老实，饿死也不会出去闯荡。
后来盛传南洼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来吃。吃了扛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
于是不敢吃土了。那时我已经上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块，亮晶晶，是
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杜姓同学对我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
吃，果然越嚼越香……”莫言还在文中回忆了他的母亲因为饥饿难忍，偷生产队
的马料吃，被保管员吊起来打的事……等等（此文被收入《莫言散文选》，欲知
详细内容可看该书）。由此可见，当年席卷全国的大饥荒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今天我写下这些，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看到网上一些“新左”，不知出于
何种目的，至今否认当年大饥荒的事实，在为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唱赞歌，招魂。
别人与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却依然振振有辞地说：“历史的记忆因人而异，
可以有不同的版本。”那么，今天，我就把自己的历史记忆如实地写下来（那种
饥饿的感觉是刻骨铭心的）；我也希望现今五十岁左右，或者五十岁以上的人，
能够回忆一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生活，尤其是关于吃的回忆，为中国人保存
一份真实的资料，也让我们的下一代——这些从来不知饥饿是何的感觉的年轻人，
知道他们的父辈，当年是如何生活过来的。当年那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
代，绝对不是人间天堂，而是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