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献计历险记电影 知乎:讲述：红色高棉的大锅饭大清洗大逮捕

亲历者讲述：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大锅饭、大清洗、大逮捕
在3年8个月零20天的执政期间，红色高棉推行的“大撤民、大锅饭、大生产”的政策导致很多人饿死、病死、累死。红色高棉执行的“先群众，后党内”的大肃反、大清洗，使一大批干部被秘密逮捕和处决。华侨阿潘随160万金边人被赶到农村，艰难地度过了这段时期。
阿潘是我们在金边的导游。四十来岁，瘦小黧黑，酷似土生土长的高棉人，但眉头眼额一望可知是华人----广东人。阿潘说自己祖籍汕头，是第二代华侨，讲得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普通话也可以。
他有一头供游人租骑的跛象。阿潘说，象腿是给赤柬砍伤的。阿潘管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的执政党叫“赤柬”。
“1975年4月17日，赤柬打进金边城，没几天就把人通通赶出城去，说是美国人要来轰炸。离城的时候，象要跟着主人走，他们嫌象浪费粮食，就砍它的腿。你想啊，象身子重，腿伤了走不动，自然就饿死了。不料这象命真大，竟活了下来。几年后，赤柬倒台，主人返城，它自己居然找回家来了！”
说起“赤柬”，他总有一肚子故事。
阿潘觉得，郎诺政变前，他们一家在金边生活还算安乐。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身处美苏对垒夹缝中的柬埔寨，到底被裹挟到冷战的大国倾轧中去。1970年，郎诺趁西哈努克亲王出访之际，发动了政变。
“政变后，生活一天天难过，父亲决定全家逃到越南去。我爸说，一个地方政变过，就一定会乱的，一定不好的。他会说越南话，打算迁到越南去。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也不知怎么想的，就是不愿跟着他们一起去。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柬埔寨的人善，不像越南人排外----那时柬埔寨的越侨很凶的，欺负当地人，也欺负华人----我愿意留在柬埔寨生活。爸妈犟不过我，可能觉得到越南也是前途未卜，在柬埔寨留条后路未尝不好，最后也随我了。只是他们离开前一再叮嘱我：‘今后千万不要说中国话，不要说自己是华侨，如果别人问起你父母家人，就说自己是孤儿。多做事，少说话……”
“当时我还不理解阿爸的一番苦心。他老华侨了，知道一个地方一乱，总是无依无靠的外地人先倒霉的。提到父母家人，话就多了，话多了，就容易露出破绽……”
“不久，我爸就趁着柬埔寨遣返越侨的机会带着家人离开了。我留了下来，白天，到一家车行当学徒工，挣钱养活自己，晚上寄居在金边一个亲戚家里。这样不知不觉就到了1975年。那几年老是打仗打仗，人们都打苦打烦了！4月份，赤柬打败朗诺政府，大家开始还很高兴，以为这下仗终于打完了，总算能过些太平日子了----所以，我们是敲锣打鼓地欢迎柬共进入金边的。那阵我也记事了，还记得他们开着卡车坦克，扛着枪炮，举着红旗，一队队进城，浑身上下黑衣黑裤……我跟着他们的车子在人群里窜来窜去，觉得比过节还热闹。”
“谁知道，嘿！他们进城才三天就端着枪把我们通通赶出城去，稍微走慢一点都不行，有些人就这样给打死了。”
“亲戚自身都难保，也顾不上我了。我反而不怕，离开父母这些年，我早习惯自己照顾自己了。再说，农村食堂虽吃不饱，但林大地多，池塘湖泊也多，总能想些办法疗饥，我光身一个人倒也能对付过下去。”
吃的记忆
“真苦啊！去的路上，自己找吃的----找不到，饿死渴死活该！到了农村就集中起来，男女分开住，集体劳动，吃大食堂----吃食堂还不如让各人自己找食呢！喝粥水、菜汤、稀糊糊，碗里照不见半点油花的。除了干部，谁都吃不饱。绝对禁止私自开伙，寻摸到些能吃的，不小心让人看见，就有可能给告发，打你个半死算轻的，真有为偷嘴被处死的。所以，找食得一个人秘密地找，秘密地吃，像做贼，不，要比做贼更小心、更隐秘才行！”
在钟屋大屠杀纪念馆，他指着玻璃橱窗里陈列的两套黑衣裤----柬共的制服，介绍道：“这就是当年赤柬的制服，男女装的差别仅在上衣口袋的位置----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穿黑衣服？那时候，柬埔寨农村不通电的，晚上连灯火都不多，一身黑衣，方便潜到人们身边监听。因为狗吠累事，后来村村都杀狗，严禁私养……”
“在农村，一堆人挤在茅屋里睡。谁给你蚊帐啊，也不允许点蚊烟驱蚊子，说是怕有人趁机放火搞破坏。这样，很多人就得了疟疾。我也染上了。还是当地人教我，剥些苦树、木棉树的树皮熬水喝。不能生火烧水，只能用生水泡。居然慢慢好了，捡回一条命。”
“有一天，我又偷偷到一块收割过的水田里捡漏下的稻子，远远看见那边有个女孩子向我求救，她腿上黑麻麻地爬了一腿的蚂蟥，都吸饱了血，看着确实吓人。蚂蟥不能硬拉的，只能用烟熏或用火烫。我赶紧找了些干树枝点火去烫，蚂蟥一条条掉下来了。女孩子这才缓过气来，感激得，这样，抱了我一下……”
“柬埔寨传统，男女之防很严，赤柬就更严！我俩虽是半大的孩子，这个样子给人看见不打死也要挨斗，我赶紧安慰她一下，推开她……”
“两天后，这村的村长叫我去，细细地问我，我是什么人，从哪来，家里情况等等。我记着阿爸教我的话，只说自己是孤儿，也不知道老家何处。看得出，村长并不相信，分明有点怀疑我是华侨----华侨都隐瞒自己的身世。村长没再问，只分配我当村里的牧童。尽管年纪小，我也明白他是存心给我一条活路。”
“我离开村长屋子的时候，无意中看见那个姑娘站在屋后摘菜，原来，她是村长的女儿。因为我帮她赶蚂蟥，她阿爸就帮回我一把？”
“每天一个人到村外林地放牛，可是份难得的好差事！方便找食啊！我真是饿怕了！找到什么，只要能塞进嘴的，我都吃过，生吃----不能生火，给柬共的人看见发现你偷吃，好，你就是死罪！”
“我什么都往嘴里塞：野草树根、山果昆虫，连鱼蛙蛇、蜥蜴、老鼠我都敢生吞，我还生吃过一只小鸡，毛茸茸的，扎嗓子，直恶心……反正，饱死总比饿死强！老这样生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肚子开始顶不住了。肚子痛，呕酸水，后来就腹泻，拉红色的粘液……拉得我整个人都是软的。我很清楚，这样下去非死不可。我问当地人，这怎么治。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就教我用艾叶团上木棉絮炙肚子----哎呀，真舒服。这么烧炙了好几次，腹泻竟果真慢慢止住了。”
“开会”
“缺吃少药，不算什么，更凶险的在后头呢！一天，组长通知我----那时集体劳动，都是几个人编成一个劳动小组，几个小组归一个小队----三天后，傍晚收工集中开会，还有谁谁谁。听到这个通知，真是从头冷到脚趾尾。我知道所谓‘开会’不过就是集中秘密处死的意思----我为啥知道？这样的‘会’先前开得多了，所有给通知前去‘开会’的人，从来没有见回头的----人都到哪去了？没人敢问，没人敢提，可人人心知肚明。”
“这是一个死关！我不要去开这种‘会’！我只想逃，逃进森林，就是给毒蛇咬死，给老虎吃了，我也要逃！”
“……可是不行！你逃到哪里去？哪里都是柬共的人，哪个村子的人都是登记了的，一个人没有通行证，落到他们手里也是个死……”
“想啊想啊，半天，我跟组长说，我肚子痛得厉害，又拉又吐，不去医院怕不行了。组长看了我一眼，他会不明白吗！恐怕见我一个孩子，有心放我一条生路----居然真的批准我住院了！”
“入院也未必就能逃出命，还要看医生接不接收。来了个女医生，后头还跟着两个周身黑的赤柬份子。我一眼认出那个医生是华人，原先也在金边的。我险些用中国话和她说话，她举手这么一摆，以示制止----我顿时领会，只用柬语诉说病情。那会儿，身为华侨处境很凶险：一来，柬埔寨的华侨经济地位普遍比当地人高，读书识字的人多----知识分子是赤柬重点消灭对象；在他们眼中，华侨毕竟是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位女医生如果给识破是华侨，估计没什么好下场。”
“柬共清洗不分血统、敌我，主要看你的语言、生活习惯，尤其看你有无文化。凡在红色高棉政权以前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思想都受过旧社会污染，都在清洗之列----教师、学生、僧侣、商人、医生、工程师……反正识字的，杀杀杀，华侨、外国人，杀杀杀……那个女医生能活下来，可能因为出身好吧，也可能因为他们也免不了伤病，不能把医生都杀光。谁知道？反正，我没说穿女医生的身份，女医生也让我入院了！”
“医院一点药都没有，伙食比外头更差更少。真有病，进去也是等死。我这样在医院里呆了两星期，无聊，又饿得不行，偷偷又溜回村里去找吃的。不料，碰上组长了，他见了我，吓一跳，要我赶紧回去，说他们见开会少一人，正找呢，我要给发现了，他跟我都有大麻烦。我只得又回医院去。”
“死等赖熬地，在医院又呆了一两个月，实在挨不下去，我又跑回去。这次顺利，没碰见组长，组里也没几个熟人，别人也不理会我。后来碰上村长。村长见到我，大吃一惊：‘你怎么没死？！’我说我生病入院了，现在好了，出院了。村长听着直摇头叹气。我顺口问，怎么不见组长呢？村长说，两月前，他接到通知‘开会’去了。
“私底下我自己细想，看来那天碰见组长后不久，他就‘开会’去了……是不是给拉去填补我空出来的那个名额呢？如果真这样，组长就是为了救我死的，亏欠了他，心里很难过。可是又想，最初他一定也料不到放我去医院会有这种下场吧，再说，杀了我，他就真的不用死了？怕不见得，因为后来，连村长也‘开会’去了，连同他女儿……”
“村长在旧政权时期当的村长，这种人往往全家都要清洗掉。组长呢，新政权的干部，但那时候，干部很容易犯‘错误’的，谁知道他犯什么‘死罪’了？
“后来，这种分批参加‘开会’的少了。但有一回，干部传达上面的通知说，谁懂外语的，不论华语、英语、法语、越南语……都报上名来，国家需要翻译，外语人才不必参加田间劳动；过一阵子，又传达，谁是外国侨民，或国外有亲人的，报上名来，国家可统一安排送返……这两次通知，我听了都有些心动。我会说中国话，有父母亲人在越南，不过终究不敢轻易报名----我假装什么都不懂，问队里的大人，他们木着脸，只摆摆手，意思是‘没这样的好事’----但还是有人信以为真，报了名，就给带走了，消失了……”
“……你见过篦虱子吗？一篦下去，先篦去大虱子，又篦，中虱子、小虱子，再篦，虱子卵、头皮屑……再不干净，剃头，好，虱子除净了。赤柬是恨不得连皮带血从根子上把头发薅干净！
余生
“没人通知我去‘开会’，没人‘送’我返国，我还放我的牛，挨饿。后来有一天，平常监督我们劳动的那些干部忽然不见了，逃了。来了一队队穿绿军装的人----越南人，他们把柬共打跑了。街上又开来了一辆辆卡车、坦克车，又是红旗、彩带，敲锣打鼓，只是受欢迎的人服装、语言变了……
“柬共一倒，人们又纷纷回城。等我也乍着胆子回到金边，我家的房子早给先回城的人占了。那时有个规定，城市房子谁占了就算谁的，反正红色高棉这么一整，原先的屋主‘失踪’的也太多呢……但我终归回乡下去了。一来，我吓怕了，怕什么时候越南兵也象赤柬那样又赶人去农村；二来，城里一切都破败了，百业没落，也实在找不到活路，回村种地吧。”
“现在也好，当导游。我也成家了，一子一女，一个7岁，一个5岁。我一定要他们上学，说中国话，学英文。在柬埔寨，你只懂高棉语没用，找不到好工作。这些年，来柬埔寨旅行、经商的华人也越来越多，我就指望两儿女好好读书，以后能有出息----中国人的老话，读书明理，才是正道。赤柬野蛮，终究垮台了不是……”41
红色高棉大屠杀：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组图)  

 

红色高棉的罪证

杀人场(Killing Field)的高塔:头骨堆砌的内塔层层叠叠

杀人场(Killing Field)的高塔:头骨堆砌的内塔层层叠叠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１９７５-７８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４０万到有所夸大的３００万。一般认为，１００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７００万到８００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１００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 genocide）。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２万越南裔全部死亡，４３万华裔死了２１.５万，１万老挝裔死了４,０００，２万泰裔死了８,０００，２５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９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於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

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１９７６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Paul Sweezy）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１９７３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３万到２５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１９７３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一、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１９７５-７９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
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１９７５年４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１９７７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１９７８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２１，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萨利（Ieng Sary）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 Pot）５０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１９７０和１９７１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１９７３年５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１９７３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１９７７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当１９７５年９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
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而且是进入□□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 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７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１９７７年９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０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Heng Samrin，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１９７９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Nuon Chea，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７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２%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１４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１９７５年４月到１９７８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４月１７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幸存的“４月１７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群众专政，至於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著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其他□□□□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１９７６年８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个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责任编辑：杨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