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正美：人民的忠诚战士

发布: 2011-11-07 17:44 | 作者: 闲人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574 | 回复: 0

人民的忠诚战士
——读李德顺著《毛岸青在克山》
范正美∕2011-11-7

毛岸青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次子。关于他的整个生涯，国人知道的比较少。李德顺老人所著《毛岸青在克山》一书，弥补了中共党史、毛泽东家史、毛岸青史研究的空白，向世人展示了毛岸青在克山鲜为人知的一段革命生涯，从而再现了毛岸青完整的人生之旅，勾勒出这位巨人之子一生的崇高形象，同时也看到了老一辈革命领导人对待毛泽东子女以及毛泽东对待子女的一个侧面。本书作者李德顺，生于1933年，出生拜泉县，毕业于齐齐哈尔师范中专。从1964年起，一直在克山县政府工作，长期担任部门的领导工作，业余爱好集邮、收藏、写作和地方史研究。本书就是这位老者，热爱毛泽东主席、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热爱客乡克山人民，怀著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经过辛苦调查、悉心研究，以近80的高龄整理出来的一部人物评传。本书尊重历史，注重政治，忠于事实，叙述口语化，朴实无华，一片弘扬红色历史之心，跃然纸上，读来感到很亲切，也很受感染。读《毛岸青在克山》，毛岸青是毛泽东的好儿子，也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民的忠诚战士，昂然在我心中升起。

勇担责任的儿童
毛岸青生于1923年11月23日，湖南长沙东乡板仓的外婆家中。到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害，已经是一个很懂事的七岁男孩了。
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健残酷杀害后，敌人千方百计，想对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继续下毒手，并欲诱捕毛泽东。在杨开慧组织并训练出来的板仓农会，“很严密、很有战斗力”的精心保护下，他们三人分别藏在三个舅妈家。当他们得知地下党组织要护送他们逃离虎口的时候，三个孩子，惦记母亲的激情燃烧，于一天午饭后，径自给妈妈拜坟去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傍晚，不见他们的踪影，急坏了外婆一家和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当他们回家得知亲人找他们好苦好害怕之时，岸英即率岸青、岸龙给外婆下跪，声声说这是自己的过错。因为我是哥哥，一切事情我都应该管。我要想好以后，再和大人商量才能去做，今后我再也不会干这样的傻事了。这时，岸青在一旁力挽责任，坦言说道：这事不能全怪我哥哥，我也想去看看妈妈，我也有份。此情此景，令人落泪而起敬。

       惊险逃离虎口
在党的地下组织的精心策划下，经过艰险的努力，极为周折地，毛氏三兄弟分别更名换姓，改叫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由外婆、舅妈领着他们扮作走亲戚，由农会纠察队成员冒死推着两辆土车送出板仓，在离白水火车站还有二里路的时候，遇上了土匪，处境十分危险，然而，富有经验的纠察队员，巧妙地周旋，花了8块大洋，才化险为夷，然后，北上火车，绕道汉口，改乘轮船至上海，一路说不尽的迂回曲折、几多险情，终于逃离虎口。

       流浪儿的两次抗命
早在1929年底，主持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中国互济会负责人之一的王弼一，由党中央上海地下机关特工董健吾，利用上海圣彼得教堂作掩护，让董以主持牧师身份主办上海大同幼稚园，专门收养散落在上海的革命烈士的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当时，毛泽民和夫人钱希钧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亲自将岸英三兄弟安排在这里，接受教育与保护。1931年4月，因上海地下党的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该园惨淡经营；“九·一八”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严峻。正当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在周恩来精心组织下，准备提前抢救毛家和其他革命后代的时候，敌人提前下手了。现在尚未查明，具体是如何策划与组织的。一夜之间，这些孩子和他们的老师，突然失散，不知所向。早在这以前，毛岸龙，因患痢疾送去医院，不知下落（直到30年后，才查明岸龙已于1931年5月，在上海广慈医院，因细菌性痢疾夭折）。后来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努力，毛岸英、毛岸青，再次由董健吾妥善安排。几经转移，董健吾不得已，将毛岸英、毛岸青安排他前妻黄慧光照顾，行前作了严格的交代，要黄善待两个孩子。

可能资料有限，书中此处语焉不详。只是说，兄弟俩“来到黄家后什么活都干，洗衣服、扎纸花、洗碗、点煤炉、刷马桶……”，不久又随着黄家在“一个夜里搬走”。“黄大娘”对他们不善，两兄弟因“忍受不住黄大娘的虐待”（第12-13页），愤然地离开了黄家，以为到一家小烧饼店当个小“使唤人”，情况可能要好一些。

不料，这是从狼窝挪到虎窝。这家烧饼店的老板很刁钻、刻薄，叫他们他们兄弟俩住在一间窄窄的破屋子里，里面塞满了破烂，黑暗潮湿，气味熏人。“头一天睡到半夜，岸青的脚指头被老鼠咬了一口，鲜血直流。（平常）还经常遭到（老板）的打骂。（不甘受辱和被欺压）他（们）便愤怒地离开了烧饼店，住在马路上。”（第13页）。

为了生活下去，他们白天帮助推人力车，学着卖报、捡破烂、卖油条。漫漫长夜，他们蜷缩街头，睡过水泥管子、地洞子和其他难以描述的街角巷尾、房头屋后，说不尽的苦难，道不尽的辛酸。“过起三毛一样地生活，什么苦都吃过。”（第13页）

幼小逃命却不忘读书写字
书中表述：岸英带着岸青，在苦难中，忘情读书写字。凭着一本旧字典，跟着报刊学字、写字。岸青跟哥哥岸英一样，聪明好学，而且有着惊人的意志力，记忆力和悟性极强。这种学习习惯和获得的文化知识，为以后岸青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抗暴遭打，落下终身病
两兄弟流落街头，相依为命，过着非人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哥俩见到了在大同幼稚园住过的“东北逃难的小朋友”，把他俩带到一个破庙里。一年四季，他们这些孩子，晚间铺稻草、盖稻草，白天靠帮助推人力车、捡破烂卖度日，大家结成了好朋友。此时的国民党，极力叫嚷攘外必须安内，因而搜寻毛泽东之后成为他们的特别兴奋点。孩子们小心翼翼，不敢有任何纰漏。“流浪儿的生活，时常受到侮辱和打骂。”岸英他们“尝尽了人间苦难，也学会了与敌人斗争的办法”。

烈士后代无俗子。鲜血播下的革命火种，一遇时机，便发芽生长。根据书中报导：岸青抗暴被打受残有两个重要的引爆线。一是哥俩在报摊上，曾亲耳听见报童，叫卖叔叔毛泽覃牺牲的消息，哥俩如闻晴天霹雳，难伸震怒，跑到黄浦江边，向着苍天江海大哭，并誓死报国报仇。回到庙里，岸青就病倒了。病体未愈，还支着病体出来挣营生。二是一天，岸青从破庙里出来不多远，正碰见法租界巡捕抓走一个用铁链子捆绑着的中国人，被打得浑身是血。岸青见状，新仇激旧恨，怒从心中来。“从衣袋里摸出半截学习用的粉笔”，在电线杆上奋笔疾书“打倒帝国主义”。方落笔，“还没等他回过身来，就重重地被大皮靴给踢个跟头，拳脚相加打个不停”。等岸英闻讯中国小孩被打，跑到近前得知是自己兄弟遭难，正在岸英奋不顾身上前阻拦也要被打之时，附近一些工人们出面厉斥法国巡捕，这才阻止了这场危险。就是这样，“岸青被外国巡捕打伤，因脑震荡坐下了重病，耳朵的听力也受到了伤害。幼小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从此留下神经和精神的双重病根，造成一生的伤痛。”（第14-16页）

在苏联受教育，快步成长

1936年红军北上抗日，党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继续寻找毛氏三兄弟。经过地下党组织千辛万苦的努力，还是那位董健吾，终于在破庙里发现并找到了毛岸英、毛岸青。董健吾根据党中央的安排，通过找张学良及其部属李杜将军，将兄弟俩辗转送到苏联。1937年初，岸英、岸青住进了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之后转入伊万诺夫城的国际第一儿童院。毛岸青取俄文名“郭良”。1939年3月、8月，他们两次收到父亲的来信，哥俩受到莫大的鼓舞。

在苏联十年制学习期间，毛岸青俄文成绩突出，连续跳级。1943年加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苏德战争期间，他和其他在苏的中国青少年，积极参加支前活动，挖战壕、砍木材、运物资、运送照顾伤病员，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1945年9月考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在苏期间，毛岸青胸怀大志，时刻不忘祖国，表现出要报效祖国和人民的高贵品质。

在克山八个月的土改生活，
给人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故事

1947年9月，毛岸青随贺子珍、李敏回国。在哈尔滨由李富春、蔡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苏联回来，毛泽东要他上农业大学，到克山参加土改，了解中国革命，熟悉中国实际，在基层阶级斗争中得到锻炼。同年10月至1948年5月，毛岸青被派往黑龙江省克山县参加土改试点。使用杨永寿这个名字。在短短八个月的日子里，杨永寿给人们留下了一串串美好的回忆，传为历史佳话。

和大家一样吃苦  
解放之初，克山农村荒野，几十里地，难见一个村屯。有时，响晴飘雪，就像沙粒子打在脸上，阵阵作痛。有时，北风刮得天昏地暗。地上积雪被刮起的大烟泡雪，搅得周天寒彻，叫人分不出上下和东西南北。路上只有野鸡、沙半鸡子、狍子、兔子行走的足迹，或者野狼、狐狸出没的脚印。在这样极为严寒的天气下，由县城去河北区的交通工具就是马爬犁，而且也只有从县城一段才能坐上马爬犁。到了村屯，工作队员全是自背行李，去访贫问苦。几十里的路，人在爬犁上坐时间久了，脚就会被冻得发缰而疼得像猫咬一样。这时，人就得从马爬犁上，下来跟随爬犁跑上一段路，走到腿脚感到热呼了再坐上去。可是，有时马不用人吆喝自己就小跑起来了。为了跟上爬犁，就得小跑。在零下30 多度的严寒行进中，杨永寿也像其他队员一样，一跑一身汗，头部和肩上都挂满了白霜，连眉毛也变成了白色。他不叫苦也不说累，跟队员们有说有笑。操着湖南口音说：“这样能锻炼革命意志。”他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县委领导金浪白，发现杨永寿走路一拐一拐地，原来是脚上打起了一个大血炮，痛的不敢走路。金浪白就告诉他治血泡，用头发丝穿进缝衣针里，然后把针扎进泡中，穿透就把血放出来了。当时痛的杨永寿双眉紧锁，可一声不吭。有一次，金浪白考虑他不懂方言土语，生活习俗也不适应，给他选择一家相对条件好一点的房子去住，杨永寿却坚持要住在一家苦大仇深雇农的“马架子”里。

在克山病区搞调研  
河北区这里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尤其是吃水困难。村屯分散，有的屯 10 户或 8 户，没有吃水井。人烟稠密的村子水井也只有几丈深，吃的是地表水。有的户要到几里地外去挑水吃，水腥恶臭。这里是“克山病”的发现地之一。

“克山病”的由来是在 1933 年秋，克山县张云圃屯（今西城镇光荣村）发生了一批原因不明的急死病人，称为“吐黄水病”、“羊毛丁”、“攻心翻”等。由于当时医学水平有限，查不出病因，便以地域名命之为“克山病”。

在这种病肆虐的日子里，妇女儿童发病急，死亡率高。有的妇女在烧火做饭时，忽喊一声头痛，倒地就死去了。许多农民在“克山病”的威胁下，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杨永寿把百姓的疾苦，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心头。在访贫问苦中，极为注重收集资料的他，根据群众中的流传，记下一首首民谣：
“一到月亮泡，两眼泪汪汪。来时大车拉，走时一担挑。”
“进了王显屯，挑了灶火门。妻死女儿散，落个单身汉。”
他把这些民谣写信求助蔡畅。蔡畅亲自去克山考察之后，找当时黑龙江省会在北安的省委书记王鹤寿，共同研究制服这种恶性病的方策。攻克克山病，便成为以后历届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克山县委、县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1981年以后，克山境内未发现克山病例。1995年克山县摘掉了“克山病”帽子。毛岸青的一份功绩，永远记在黑龙江和克山人民心中。

农民的朋友和贴心人
1947年12 月，克山县委根据过去工作基础和群众觉悟程度，把古北区作为土改试点工作重点。1947年12 月25日至1948年4月2日，毛岸青在这里，同县委组织部长韩玉在一起，参加了清算财产、平分土地，史称著名的“四十天运动”。这是根据上级要求把杨永寿派到斗争形势严峻、条件艰苦地方工作的精神安排的。在工作中，杨永寿十分掌握政策。见到出了问题后，提出分浮财，首先要照顾阶级，重点是照顾贫雇农，其次是照顾人口。分浮财，应该由群众讨论并决定，工作队不要包办代替。分成果要注意团结中农，但不能和贫雇农一样平分。在丈量土地时，杨永寿根据贫雇农讨论的要求，向工作队提出分工分组的意见，结果大大加快了工作进度。在此工作期间，杨永寿帮助古北区建立了多个农民文化学校，亲自当教员，还为农民讲授苏联农民走合作化办集体农庄、搞机械化的经验。

组织大生产运动  
1948年2月28日，县委领导韩玉率领杨永寿深入古城区，迅速打开了局面。当时，省委、省政府联合发文，提出保护地权、发展生产的要求。杨永寿深入群众，发现贫雇农有影响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思想障碍，主要是对地权归己的政策不托底。同时向韩玉反映，由于土改中侵犯部分中农利益，群众中引起了“贫富拉平”的误解，产生了怕“涨肚”的思想。县委根据杨永寿的意见，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加强了政策宣传，使群众心理托底，很快局面一新。

在工作中，了解到克山县三万多农户，各自为战。其中仅有11%的农户有耕畜和农具，而多数农民缺劳力、少耕畜、无农具。杨永寿想到苏联走集体合作化发展道路，为了启发农民走互助合作之路，他创作了《土改民谣》，向农民宣传：
穷人翻了身，不能把地扔∕翻身扔了地，地主笑嘻嘻∕合伙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庄稼侍弄好，再翻一个身。

他又进一步创作了《互助组民谣》：
合作铲地人不困，懒汉干活也有劲∕一人铲地一条线，人多铲地一大片∕人多力量就是大，干啥事情都不怕∕大家拧成一股绳，天王老子没咱大。

在大生产运动中，岸青和群众打成一片，帮助群众组织互助组，换工插犋，制定生产计划。在春播期间，穿着靰鞡鞋，一边“踩格子”（把种子埋土），一边跟大家讲苏联的集体化经验。

由于杨永寿的推动，经县工作队与区、乡干部的工作和广大贫雇农的努力。到1950年，全县13个农村区、176个村有88个自然屯、组织互助组6785个，其中，临时组605个、季节组2095个、常年组4085个。

对于克山县的工作，当时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给予了高度评价。《新黑龙江报》还做了专题报道。

纠正克山土改“左”的错误  
在工作中，杨永寿表现出一种内在的比较成熟的政治见解。因为他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县委没有分配他具体任务。只是让他做一些宣传土地政策，发动群众工作和调查研究活动。他不以毛泽东的儿子而自居，朴实低调，默默奉献，勤于干事，不尚张扬。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他十分关注政策，肯于动脑思考。对于运动中政策上出现的某些“左”的偏向和过激做法，从不在背后发议论，乱讲话。由于他十分珍重自己的身份，曾经与几位区委书记进行过争论，表示不同意一些过激行为。但是，一些错误做法并没有引起县委领导的重视，他就把情况反映给省委。1948 年 1月，黑龙江省委给克山县委写信指出错误。克山县委认真纠错，后来东北局指示在东北推广克山的做法。殊不知，这是毛岸青的一大奉献。

酷爱学习，多才多艺，走后方知伟人之子   
杨永寿在苏联长期学习，习惯于讲俄语，有时跟群众接触，不知不觉就冒出一句俄语。为此，他特别注意练习讲汉语，叫别人纠正他的发音，向别人学习写汉字。他学得认真，能模仿几个人的字体。他在运动中，看到珠算的用处很大，就刻苦学习，终于打得一手好算盘，后来参赛竟名列前茅。毛岸青还经常帮助文化低的同志学文化，给韩玉的警卫员写了“多学一些知识”的赠语。毛岸青活泼开朗，幽默多趣，多才多艺，善于讲故事。他是工作队文艺宣传队的成员，能歌善舞，会多种乐器，能吹奏一手好长箫。在演出中，他是最受欢迎的演员。

毛岸青穿一身蓝棉布制服，戴一顶八路军帽子，同人谈话，总是面带笑容。1948年5月的一天，时任省委书记的王鹤寿来克山检查工作，见到杨永寿说：“你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可以回去了。”第二天，县委领导张同舟、韩玉、金浪白以及工作队同志去克山车站送行，王鹤寿对杨永寿说：“回去替我问好。”走后，人们觉得奇怪，赶忙问其故，才知道这位杨永寿原来是毛泽东、杨开慧的次子。

          不懈奋斗、忠于人民的一生
毛岸青结束土改，先到沈阳。1949年7月，毛岸青回到北京。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从事俄文翻译工作。1953年因病赴苏联治疗，1959年回大连疗养。1961年回北京。2007年3月23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

长期以来，毛岸青牢记父亲毛泽东的嘱托，牢记母亲杨开慧的教导，始终保持革命乐观向上的追求，并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他无比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父母亲，孜孜不倦地在文坛耕耘。同邵华一道，先后编著了《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纪念文集）、《少年毛泽东》、27卷本大型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诗人毛泽东》等书籍，撰写了《重读＜远望＞志更坚》《爸爸希望我们壮健和进步》、《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滚烫的回忆》、《站在妈妈的塑像前》、《秋思》、《又是秋风秋雨时》、《彩云长在有新天》等文章。其中，《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被编人中学语文课本。他还参加筹划摄制了革命史题材影视作品《杨开慧》、《寻觅骄杨》、《毛岸英在抗美援朝》和音乐电视《最美的霞光》，创作并组织录制了歌曲专集《永远的怀念》。他生前共编著出版文学作品和学术专著80余部、2500余万字，许多作品获得国家重要奖项，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