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三四集观后感:旧上海妓女行为规范(二)

    到了民国后期，特别是1949年后，妓院老鸨已有固定的形象：残忍，剥削成性，是性劳动领域里的资本家。然而，在历史资料中出现的老鸨却不能归结为如此单一的形象。②警察的注册簿即使存留下来，顶多只能告诉我们几个妓院老板的名字。③指南书和俗语切口词典不讲老鸨个人的故事，而喜欢列出类别，给出专门的名称和所司之职。与此适成对照的是黑幕小说和通俗小报，它们常写老鸨如何贪婪、有手段、会卖弄风情等，细节十分有趣，有时也令人厌恶。从如此混杂的材料中拼凑出连贯的“老鸨肖像”只会模糊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及各自的历史衍化过程。还有一点也很重要：71这样的拼合也会遮掩20世纪晚期的历史学者感兴趣的问题，即文字体裁对创造“事实”的影响，用更具煽动性的话来说，就是作为文类之效应的事实。

    在回忆录、指南书和报纸的报道中，指称老鸨的用语从直截了当的贬称到带嘲讽意味的尊称，什么都有。最常见的一组名称用的是一种捕猎鸟的名字“鸨”：如“老鸨”、“鸨母”、“鸨妇”等。最近有评论者解释说，“鸨”是一种放肆的、无法无天的禽类，用这个词就是要让人看到妓院女老板的“贪婪和无情”④。但是如此刻画可能只是后来人的回溯性联想，中国的史料中并没有作如此明确的联系。还有一些经常用来指称妓院女业主的说法听上去比较客气一点。“铺房间者”作为一种类别指任何一个新立艳帜的妓女或老鸨。⑤在其他情形中指家庭或氏族成员的“本家”这个词则比较中性。⑥“主政”一词看来很像舞文弄墨的恩客给起的名字，称开妓院的为“主政”可以解释为对业主的美化，或是一种挖苦：在与官僚机构完全无涉的领域中借用这样一个官场的称呼，既取笑了老鸨，也嘲弄了政府。⑦管理妓院确实需要一定的行政才干和政治技巧。老鸨要挑选风水好的营业地点，租房子、家具，搞室内装修，雇用(有时也买下)妓女、娘姨和佣仆，(在实施有照经营的地方和时期)要取得执照，挂招牌，满足对生意的各种要求。⑧到了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老鸨还必须有结交权势的本事，以应付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晶报》解释说，地痞流氓查到哪家妓院有赢利，便会上那里滋事。几天后，他们会派自己的人假装嫖客，来到该妓院，大把花钱，还声称喜欢上了某妓女。这时那帮滋事的流氓又打上门来，那假扮嫖客的同伙便像个英雄似的将他们赶走了，这一来老鸨对他感激不尽，说不定还委身于他。他呢，为了报答妓院在性和金钱方面所作的补偿，也就同意做妓院的长期庇护人。⑨另一种情况是老鸨找出在场面上吃得开的“白相人”或“靠山”，有了这样的关系，地痞就不敢随意来犯，即便有了麻烦，也好帮忙过难关。这种靠山俗称“娼门撑头”。不管妓院有没有撑头，老练的鸨母也必须同各方拉关系，如菜馆、她的姑娘演唱的戏院、72替她拉客源的旅社以及其他各种生意场所。开办、管理和保护妓院，尤其是生意红火的妓院，既费金钱也需要社会经验。于是，如一部指南书所说，鸨母一般都是“饱尝风尘滋味的半老徐娘”，也就是说，一般都是先前的妓女或妓院的仆佣。(现在的读者应了解所谓“半老徐娘”通常是指三十来岁的女人。)成功的鸨母是这样的生意人，其掌管的行当之经营收入“足以向官府交纳巨额花捐，付得起比其他产业更高的地租，并仍有盈余可在行内分配”。

    为了让有可能成为嫖客的人通晓内情， 指南书很详细地勾勒出妓院的组织形式。20世纪早年的高等妓院一般有两类，一称“大场户”，另一类称“住家”。相比之下，大场户大一些，也比较复杂，但即便如此，它们一般顶多只有四个妓女。开大场户的老鸨(有时是在妓院做女佣的几个合伙投资人，见本章稍后部分)会向男性房产主承租整座房子、房子的一厢或楼房中的一部分。如老鸨给他送去一桌四样小菜，那么租约就算敲定了。他若收下了，就不能再转租他人，否则要退还定金，如果“老鸨厉害”，还得搭上一大笔罚金。租房后，老鸨就当起了二房东，把房间出租给妓女，妓女吃饭、使唤佣人、使用房里的家具都要向老鸨交钱。电是老鸨管的，但规定妓女只能点多少灯头，有时超过规定数字，就向妓女多收费。老鸨提供家具(按一部指南书的说法，老鸨给的家具总是那么难看，所以妓女往往也自购一点家具)，还雇佣一个厨子，妓院要摆花酒，饭菜都是在公用的厨房里做的。1922年时，妓女据说每个月要为这些服务交纳60到70元。在妓院摆花酒的收益有一部分交还给账房间，每隔一段时间再作为份子钱分给妓女、佣人和老鸨。

    “住家”是小规模的妓院。有些是名妓独立开设的，有一班常客，都是达官富豪。名妓亲自动手，将住家妓院布置得富丽堂皇，还带来她的贴身娘姨、仆人一干人给妓院做事。还有的住家妓院由老鸨管理，老鸨将房间包租给妓女，但(在20世纪10年代末之前)除了电话以外，不提供其他服务。虽说住家妓院比大场户的组织形式简单，但据说客人还是情愿来住家妓院，那样一来不必为如此繁多的宴席或各种名堂的开销掏腰包，二来从馆子里叫来的饭菜也好吃些。

    高等妓院是公开的经营机构，不必偷偷摸摸，也不是什么耻辱。每当有新的妓院开张，或有高等妓女转到别的妓家或是更换花名(见本章下面的讨论)，73都会在小报上登出消息。1919年时，《晶报》连续登载高等妓女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报纸对此解释说，尽管上海的华阳德律风公司列了妓女的电话号码，但那是列在妓院名下的，为了查到某妓女在哪家妓院地址下，就必须去查很复杂又残缺不全的索引。到1929年时，已有有心人专门编了一小本妓院电话号码簿，在妓院和香烟店里出售。妓院也在报上做广告，给自己及管下的妓女起了很雅致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