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文字版:周馥家族的家学家风

周 馥 家 族 的 家 学 家 风

（一）

周馥是晚清的封疆大吏，他从青年时代投军从戎后，就把其家族带出了安徽东至纸坑山，逐步走向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沿海一线，在20世纪上半期，以天津和上海为基地，形成了庞大的实业型家族。到了20世纪下半叶，又以北京为中心，进而走向世界，形成了一个文理并重，中西交汇，百花齐放式的学术大家族，足足风光了一百多年。在老太爷周馥之后，周家的能人如长江之浪，前后辉映，灿若群星。在第二代人中，周学熙是北方民族工业的奠基人，被人们誉为“红顶商人”，“北国工业巨子”，其兄周学海“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为我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在第三代人中，有周今觉、周叔韬、周志俊这样的儒商；在第四、第五代人中，涌现了一大批专家学者，诸如周一良、周煦良、周绍良等，以及“启”字辈子中的周启成、周启昆、周启乾、周启鸣、周启晋等。不仅如此，这个家族还诞生过几位闻名全国的“大王”，如邮票大王周今觉，戏单大王周志辅，古墨大王周绍良。至于周叔韬先生的藏书与捐书，人们虽然不以“大王”相称，然其规模与影响，甚至比“大王”更加高远，尤其是他的人格风范，至今为世人所景仰。

周馥后人，现有几百人众，大多散居在天津、青岛、北京、上海、安徽及海外各地。一百多年来，他们上承下继，共同演绎了一个从书生而官宦，从官宦而实业，又从实业到书生的安徽大宅门的生活轨迹，其间没有一个人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中走向反面，他们对家乡的经济建设，甚至对整个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们心系国家的建设和振兴，以实际行动书写了各自的多彩人生。

（二）

俗话说：“穷，穷不过三代，富，富不过三代”。然而周馥家族却打破了这个常规，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始终繁盛不衰，一举成为名门望族。人们不仅要问：这个家族的治家秘决究竟有哪些？

最近，我在《旧书信息报》上读到了刘经富先生撰写的一篇学术文章，题为《南开大学旧藏周馥资料三种》，文章说，作者在2002年6月，购得《玉山老人手书先贤论》和《负喧琐语》两本书，可喜的是这两件文献亦是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旧物，钤在首页的藏书章与《周悫慎公祀典录》上的一样，这三种资料，为研究周馥家族的发展史和治家秘诀提供了佐证。

钱穆先生曾撰文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与学术文化的关系，说：“当时门弟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门第中人，上有贤父兄，下自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有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藉文史之学业修养。此两种希望，合并成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这段话把过去世家大族的理念、目标概括得非常深刻周到。特别是家风家教，尤为家族的带头人所高度重视，它关系到自己的家族能不能够从千百户家族中崛起、壮大，在上升为名门望族后，又如何保证祖泽绵延，积厚流光，防止“富不过三代”的悲剧发生。晚年的周馥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专心撰写了《负喧琐语》传诸子孙；并在他去世之前，念念不忘抄录圣贤语录以引导后人，让自己的家族永远吹拂着良好的家风。

儒家崇尚孔孟之道，然自宋以来，程朱理学广泛传播，尤其是朱子学说，在皖南各地的影响无处不在。周馥故里，与徽州相邻，与安庆隔江相望，周氏子孙们自幼就受到朱子学说的熏陶，在他们闯荡世界的过程中，无不以朱子的诚、信、义、仁四大要则要求自己，逐渐形成了以诚信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周氏家族的这个家传，又是通过皖南广泛存在的宗族族规家法来一以贯之，承上启下，实现世代相传。周馥、周学熙父子在通显发达后，与老家的联系十分紧密，修谱建祠祭祖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过。周馥、周学熙曾亲自动手编纂族谱，周馥二子周学铭主持修编了《建德县志》。周学熙两次重建秋浦县（现东至县）周氏宗祠。1925年，又在天津悫慎公专祠右侧建成周氏宗祠，名孝友堂，作为悫慎公北方子孙的支祠。后来还准备在上海建南方支祠，未果。周学熙还依照父训，大力兴教办学。除1922年在秋浦创办宏毅中学外，在建孝友堂支祠的同时，又建了一座师古堂，还仿照父亲《负喧琐语》的体例，抄写圣贤语录格言、家史往事数十万言分投各房子弟，接着又撰《儒行篇书后》付师古堂诸生。1938年，举办师古堂讲座，每星期日集合子弟于一堂，讲授《孝经》及程朱理学。1941年，他又倡设孝友堂支祠奖学金，奖励优秀子弟。此外周氏家族还拥有自己的家塾、藏书楼（即图书馆）、刻书局。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一文中写道：八岁入家塾读书，总共十年。在家塾读古书外，十四岁开始外文的学习，系统学习日文和英文；18岁时报考燕京大学的国文专修科，一年后，改入辅仁大学历史系。由此可见，周氏家族一直贯穿着“新知识与旧道德”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把儒、道、佛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教育，充分体现了周氏家族的家学渊源和文采风流。

（三）

古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其家风之好坏，往往取决于其家长德行的优劣。周氏家族的开基祖周馥本人，一生经历复杂，青年时以一个普通秀才出身，入李鸿章幕，协助李鸿章拓展洋务30余年，成为洋务事业的实施者和推动者。1901年李鸿章病故后，周馥接替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历任四川、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及两广总督，在此期间，积极推行新政，编练新军，举办巡警；进行经济改革、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倡言废除科举，更新学制，创办新式学堂。而且还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治水专家，多次对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滹沱河等海河水系和山东黄河进行堵筑，勘察和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著有《治水述要》10卷存世，后人评价他是“功德在民，尤以河工为巨。”最使周氏后人震惊的是，周馥去世后，清熙帝谕赐祭葬，予谥悫慎，宣付国史馆立传。直隶、安徽、山东、安庆、秋浦县、天津、南北洋请求建周馥专祠，到周馥百龄大庆时全国就有9处建筑和3种文献纪念周馥，这在民国时期名人纪念中是罕见的。所以，周馥一生的功德和他的高贵品质，对于其子孙后代的影响和教育是巨大的。

周馥的原配夫人吴氏，出身农家，勤劳聪慧，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始终保持了一个劳动妇女的本色。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他的丈夫周馥大富大贵之后，她依然节衣缩食，追求自己心中的灵魂生活，做了许多积德行善的好事。1864年，周馥任职江苏，接吴氏住金陵。之后数十年中，夫宦游南北，吴氏皆随之任所，她虽为总督夫人，却从来不贪图富贵，去追求奢靡的贵夫人生活。进城之后，她把平时省吃俭用下来的一万两银子存典生息，在无为万顷圩购田1000亩为义庄，名为“乐济会”，赈济桑梓灾民。吴氏夫人的这个“乐济会”是建德县的第一个慈善机构，此举感动了皖抚大人，奏准当朝，为她建造牌坊，以彰善德。吴氏夫人70大寿时，儿孙们要为她大肆庆贺一番，可她坚持不同意摆宴，以免残杀生灵。后来儿孙们只好把做寿的钱分头去操办慈善事业。周学熙是吴氏生养的小儿子，她十分疼爱，但不溺爱，从小就教育他要勤俭、善理财、怜孤寡、助乡邻、若浪费钱财，攀高比阔，就严加斥责。后来周学熙即使位居高官，成了名闻遐尔的大实业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财富，但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除公务大事和庆典应酬外，终年总是穿着布衣和家乡土布缝制的布褂。而且谨记母训，热心家乡的福利事业，在池州几县，捐建农林公会，倡导种茶栽桑养蚕，建立缫丝厂，兴办商业讲习所和中医传习所，建秋浦电灯厂和东流码头、文庙大成殿，“寿”字崖山房、铁佛寺万善桥等。

（四）

周馥家族除了上辈为下辈作出垂范外，还注意平时的言传身教。周馥嗜好读书，尤喜历代诗文、诗话，未偿一日释卷，写下了大量著作及诗篇，后人将其著述整理成全集34卷。在对子女垂教方面，写就示儿诗23首。《示海铭二儿》写道：“武候戒子书，淡泊与宁静；圣人为世师，忠恕重垂警；所贵收放心，欲绝外物屏；改过如扫地，时见尘满境；读书如尝食，甘苦在心领；一步一从容，即事即思省；久久心自明，豁然开万顷；矢志金石坚，造物难为梗。”周学熙也和他的父亲一样，晚年归隐北戴河趣园，吟诗作文，留下了很多诗作，并将诗稿“付儿辈笔录存之”，以便常读常警示。他为儿孙们留下的《示儿最后语》中写道：“先公笃信程朱学，孝儿传家忠厚传。门祚兴衰原有自，愿儿诗礼教诸孙”；“祖宗积德远功名，我为功名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传家声。”在教诲儿孙的同时，他还注重看行动。当他得知二子志俊1946年在老家至德梅城创办敬慈小学，仁惠诊所时，十分高兴，立即赋诗鼓励。他在诗题中写道：“光绪戊寅（1878），先公遗命办施医事，忽忽七十年，此愿未偿，今当儿子明焯始定章则，成立至德卫生会，开办医院，聊以告慰“，并在诗中夸奖说：”于今创业堪垂统，继述还期后嗣贤。”曾经担任过全国第六届政协副主席的周叔韬在谈到教子时，曾讲了以下三个观点：（一）重视对子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认为这是基础教育；（二）教育子女诚实朴实，认为这是做人的根本，他在写给长子周一良的信中说“人能笃实，自有辉光”。（三）教育子女学有专长，自食其力，专业随子女个人爱好选择，从不干预。周叔韬有十个子女，他们都好读书、守家法，没有富贵子弟的不良习气，其中有8人是高等学府知名教授。综上所述，周馥家族，在百年间，真正实现了中国人的“家学渊源”、“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家教家风对一个家族兴旺的作用是多么巨大，这种作用往往是春风细雨，潜移默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然而一旦使人看得见，摸得着时，往往已成高山峻岭，博得了千万人的仰视。

（4000字）

 作者：安徽省东至县农机局          邮编：247200          电话：0566—70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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