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新城区规划图:反腐倡廉形势报告一:态势良好与形势严峻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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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形势报告一:态势良好与形势严峻并存

(2009-03-23 10:28:12)转载 

一、从总的方面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1、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得到贯彻落实。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各单位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要求,抓责任领导、实行“一岗双责”,抓责任分解、各司其职,抓责任考核、严格奖惩,抓责任追究、严肃纪律,基本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局面。我市也进一步加大了对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工作力度,每年都印发《全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的意见》、《市委常委会党风廉政建设岗位职责(试行)》、《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解》,做到了“三明确一确保”:明确全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工作任务,明确责任主体责任,明确责任单位工作职责,确保责任制全面落实。每年都检查考核组,对各县市区(含十堰经济开发区、武当山特区)十个地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对市直单位抽查考核。去年12月,对29个牵头单位述职和测评,其中市经委等6个单位向责任制领导小组大会述职,报告履职情况。对落实责任制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追究。近五年,全市有200余人受到责任追究,其中受到纪律处分100余人,增强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约束力。

2、领导干部从政行为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更高。各地先后组织实施了清理用公款购买商业保险、领导干部违规获取企业内部职工股、收送有价证券、私设小金库、违规配备超标小轿车、多购多占住房、领导干部在经济实体中兼职、干部拖欠公款、党政机关创办经济实体等工作,较好地解决了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市采取多种措施,狠刹机关“三风”。按照市委的要求,每年都集中一段时间开展狠刹“吃喝风、玩乐风、赌博风”活动。通过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组织明查暗访、实行招待费公示等办法,社会反映强烈的打牌赌博、公款娱乐消费、公车私用等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如去年4月份,在市委加强作风建设、提高执行力大会上,处理通报了一批参与赌博和徇情枉法的党员干部。8月份,市里对4名干部私驾公车肇事案件进行了通报。元旦、春节期间,市里还组织人员在市内各大宾馆明察暗访,一经发现领导干部参与赌博的,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一律先免职,再作进一步处理。市里还将召开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通报会。党政机关“门难进、话难说、事难办”的现象有了明显好转,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的现象明显减少,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进一步改进。建立健全制度,强化干部监督。逐步完善并坚持实行了廉政档案、廉政审查、任前廉政谈话、诫勉谈话以及纪委书记同下级党政负责人谈话、述职述廉等制度,从制度上保障了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

3、违纪违法案件受到严肃查处。针对违纪违法案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相继查处了一批有影响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和犯罪的问题。从全国来看,前些年的查处的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原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等人。到近五年查处的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长郑筱,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等30多名省部级高官。这些人,有的判了死刑或死缓,有的判了十几年有期徒刑。仅去年以来,就有于幼军(文化部原副部长)、黄松有(最高法院原副院长)、米凤君(吉林省人大原第一副主任)、王益(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庞家钰(陕西省原政协主席受贿48万元等,被判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朱志刚(财政部原副部长)、皮黔生(原天津市委常委)等多位副省级以上高官落马,以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党与腐败水火不容”。2002年至2008年,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80余万件,处分党员干部60余万人,其中查处省部级干部40余人。

4、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得到纠正。注意把涉及民生的突出问题纳入治理内容,会同有关部门认真开展治理教育乱收费、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等工作;同时,针对损害群众利益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整治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农民工工资支付、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社保基金管理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深入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积极推进纠风工作长效机制建设。

5、源头治理腐败工作进一步深入。以“制权、管钱、用人”为主线,以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加强对权力的制约、资金的监控和用人的监督。深化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六项改革”,完善以建设工程招投标制度、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产权交易制度等“四项制度”,规范以国库集中收付中心、行政服务中心、综合招投标中心和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为重点“四个中心”建设,推进政务、厂务、村务、公用事业单位办事等“四个公开”,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在一定程度上铲除了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6、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结合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章》学习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力加强思想道德、遵纪守法、廉洁从政、宗旨意识教育,不断夯实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政治基础。大力开展廉政文化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家庭活动,努力营造全社会崇尚廉洁的风气。我们省和市每年召开宣传教育月活动,掀起了党风廉政教育活动的小高潮。

7、建立健全党风廉政法规制度。党中央先后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法规,建立和完善了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求意见等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巡视、谈话、询问、质询等制度。目前,党风廉政建设法律法规日臻完善。

二、从另一方面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从整体上看,目前反腐败总体形势是好的,但是,必须看到现阶段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在一些部门和行业仍然屡禁不止,特别是腐败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相当严重,反腐败斗争还面临着严峻形势。

1、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之初,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几千上万元已是大案,但对于当前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来说,已是小巫见大巫。近年来,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已随着经济发展规模“水涨船高”,一个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几千万甚至过亿元并不少见。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涉及32亿元。最近判处死刑的首都机场集团公司老总李培英受贿索贿2600万元,挪用资金8200万元。我市近几年查处的市政企共建办原副主任等人违纪违法金额也在几百万元。

2、涉案人员职务越来越高。建国之初,“开国大案”中腐败案件涉案人——天津市主要领导刘青山、张子善,也只不过是个地厅级。然而,近年来,腐败案件的涉案人员级别越来越高,地厅级、省部级干部腐败坠落“前腐后继”,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等政治局委员、人大副主任(副国级)高官腐败案件不时出现。我们身边被查处的蒋显福、马荣华、张二江等人都是地厅级官员。

3、集团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腐败案件由过去的单个人为主向集团化发展的态势。在腐败集团内部,已呈现出有领导、有组织、有分工、有目的的特征,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网络纵横的关系网。官商勾结、官黑勾结频频出现。这一类案件往往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如陈良宇案涉嫌厅级官员被判刑的就十多人。(2月初,安徽省高级法院对古井集团原董事长、亳(音BO,伯)州市原政协副主席王效金(副厅级)受贿案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王效金受贿人民币507万元、美元67万余元、港币5万元,2008年10月16日被宿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目前,在这起腐败窝案中,已有十名古井集团原高管领刑。由于以王效金为首的高管腐败链贯穿古井集团采购、经销、广告甚至改制等各个环节,整个高管层几乎被“一网打尽”,成为典型腐败窝案。)我市近年查处的烟厂案、医疗系统案,都是一案多人,甚至一案十几人。

4、腐败从权力部门向社会各个部门蔓延。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是腐败的传统“高发区”,但近年来腐败不断向社会的各个部门和行业蔓延扩散,过去认为是“清水衙门”的一些部门和行业,如学校等腐败也呈现出多发态势。

5、商业贿赂问题日趋严重。工程建设、土地开发、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服务行业、商业零售等领域商业贿赂案件时而发生。要提成、拿回扣,办多大项目,收多少私利,已成为行业潜规则。一些省市交通、建设厅长一个个倒台,“前赴后继”就能说明这一问题。而且这一现象似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渗透,办事要回扣,有回扣才办事”,已成为一些人处事为人的基本准则,使公平、正义、诚信和法制原则受到严重冲击。

6、腐败潜伏期变长。90年代,腐败潜伏期比较短,领导干部有腐败问题,基本上立刻受到了查处,腐败官员案发时的职务与其开始进行腐败行为时的职务基本相同;但此后,腐败潜伏期不断增加,时间长达数年,官员在第一次进行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前的这段时间内职务上得到了升迁,出现了边腐败边升官的怪现象。

7、作案方式诡秘、手段智能化。随着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腐败分子也不断变换手法,作案方式和手段更加诡秘,有的在作案前就作好了防查的准备。有点搞“曲线敛财”。他们利用职权为家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聚敛巨额家庭财产;在工程建设、优惠政策的提供上为亲友打招呼、批条子,从中谋取利益;有的借企业转让、改造之机,通过压低资产估价,滥用担保和投资权利,以及企业破产报损等手段,逃避债务,隐瞒利润,化公为私等。与此同时,犯罪手段也不断向高智能化发展。

8、一些腐败分子和涉案人向国(境)外潜逃,转移赃款赃物。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的腐败分子利用对外经济合作交流的机会谋取非法利益,并把作案地选择在国外、境外,有的腐败分子将赃款赃物转移到国外、境外,有的涉案人员逃往国外、境外,滞留不归。2005年商务部统计为4000人,卷走国有资产500亿美元。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统计,我国目前有外逃贪200余人。

9、家人涉入腐败现象增多。从近年查处腐败官员看,他们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贪婪的“内当家”。夫妻双方在贪污受贿等方面夫唱妇随,相互配合。我们最近查处的原市国土局副局长案,夫妻双双被查处,都属这类情况。同时还有一些领导的子女打着父母的招牌,经商牟利甚至招摇撞骗、诈骗敛财。夫妻双双入狱甚至全家人“赴汤蹈火”也并不少见。

10、相当一部分腐败官员有生活作风问题。如果说“生活作风问题”在80年代还是一个很严重的腐败行为的话,到了90年代以后及21世纪初,这几乎已算不了什么,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官员看,十有八九有“生活作风问题”。泡小密,包“二奶”,养情人已经成为一些领导干部的时尚。(据有关资料显示,前面提到的原长春市委书记、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米凤君,就是玩女人的高手,随着案件的深入查处,其糜烂的生活也将被不断披露,其“滥交”的数量将极有可能打破此前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创造的与除老婆之外的107个女人有染的纪录。近几年,贪官似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表现出“职务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贪色花样不断翻新”的特点,有心的网友整理出贪官包养情妇12项吉尼斯纪录在网上流传甚广,也是对中国当前官德的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