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咿呀奥特莱斯店: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精彩】(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09:52:04

中国社会的一千个细节 【精彩】(下)

  

细节体现态度,而中国社会的细节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涓涓细节,汇成源远流长的文化。 一个和谐的公民社会需要成千上万的细节建设。 希望不远的将来,有一个细节中国……


二百○九、中国有宪法吗

宪法是什么?宪法是权利与权力的契约,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作为权利者对行使权力者的权力授予,同时也是权力者对权利人的保障。
这个权力授予只是一个形式,不是实质地授予给谁。或者说,任何公民都可以是权力者或权利者。公民的权利是通过那个“权力形式”来获得保障的。
而中国的宪法里先预设了一个具体的领导者(权力者),就如同把一个运动员预设为了裁判。这使得这个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契约不能成立,使得“权力形式”荡然无存。
既然已经预设了权力者,那么宪法里规定的公民的各种权利与自由就只能依赖他来保障了。这样的权利与自由虽然被宪法确立下来,却不具有了先天性,毋宁说是那个权力者赋予的。
为什么公民的很多权利诸如出版、集会、结社、page~ant示威等都没有具体的法律来保障呢?也是因为这个“权力形式”被破坏,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于是就无法从这个“权力形式”中延展出“权利法”。而这些“权利法”的存在,又是能够支撑那个“权利形式”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颇有些君权神授的风采,恍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又好似此地非人间。虽然那个“权利形式”一直没有浮出宪政的水面,但宪法的形式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只是,这样的宪法决非是那种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了。也许,我国的制度创新就是从此肇始的吧。


二百一十、由中国是一个大大的小区来看“业主委员会”

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是雨后春笋般的居民小区。在这些雨后春笋般的居民小区里,住着拥有住房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公民家庭。他们正在为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利和物业公司不懈地斗争着。有了恒产不仅会有恒心,而且还会有很多智慧,因为捍卫自己财产权比起其它的权利来得更真切而急迫。不管这样的公民家庭是否算中产,但这样的斗争正是中国民主启蒙、萌发和普及的开始。
现在的物业制度设计是,开发商确定第一个物业公司,而后业主买单。业主推举出来的业主委员会如果对这第一个物业公司不满意,可以自行去寻找、委托其它的第二个物业公司入驻小区来管理物业。
现在主要的矛盾就是业主们(及其委员会)和这第一个物业公司在斗争,而第二个物业公司是业主们(及其委员会)自己聘的,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管家。那第一个物业公司的背后是大肚便便的开发商。因而,和第一个物业公司的斗争,也就是和雍容华贵的开发商的斗争。

以上是现实,下面的就是推理了。

如果把一个城市比作一个小区的话,那么这个城市的市go-vern-ment无疑就是一个大物业公司了。市go-vern-ment的权力来自当地的市人大的授权和委托,那么这个市人大就该是全体市民推举的业委会了。即:市go-vern-ment=物业公司;市人大=业委会。
若再把我们中国比作一个大大的小区,那么就是:国务院=物业公司;全国人大=业委会。
由此可见,“业主委员会”是多么具有普遍价值的好东西啊。如果偌大的中国能把物业制度和“业主委员会”概念普及到各种政治制度的设计当中去,相信会有一个明天的。就把这当作我的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吧,不能老是批判啊。

以上是推理,以下就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了。

现在的人大是业委会吗,现在的go-vern-ment是物业公司吗。
答案是,人大还不是业委会,go-vern-ment是物业公司。而且这个go-vern-ment还是“第一个物业公司”,其背后的开发商也就是建立了新中国并继续领导之的Communistparty了。


二百一十一、(中国人身体里对)本体论的疼痛

郑板桥曾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聪明难”的意思是,道尽事物本体的内涵很难啊,要很高的智商。就比如画竹子,要把技法、意境全通透、切实了,需要高妙的功夫,能够心中有竹。
而“糊涂难”的意思是,通透了这些却不说透,也不使劲,只是淡淡挥洒,也就竹林萧萧了。
“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无非是说,把那些技法、意境全部忘掉,却能在糊涂中把一尺的竹子表现得风骨如常的,还真是需要些卧听竹而品疾苦的矫情啊。
这一串“难得糊涂”的锦句道尽了追问本体时的奥妙。
下面又有,“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这便从论本体转向了心理的体会。值得关注的是“当下心安”这几个字,心安而理得啊。这恰恰在暗示,过度追问本体的问题会导致心不安,导致心肌梗塞,导致心死人亡。
可见,追问本体对于郑板桥是有疼痛感的。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从聪明的跳台上下到可以混水摸鱼的糊涂池塘里,难得糊涂起来,才能不至于出现心脏病。
聪明意味着能把事理想得如丝般柔顺,糊涂能让身心得到安宁从而把事理发挥得淋漓。而难得糊涂则是人与事、心与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衡。

中国人对本体的追问,最终还是落到了人事和心理上面。因而,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本体,始终是模糊不清的。
一则是说不清楚,李商隐的《无题》表达得很准确,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二则是不想说清,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时说的,此中有真义,欲辨已忘言。
三则是说清楚是不可能的,老子就说,道可道,非常道。
四则是来不及去研究,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每个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能知晓(自己)死是怎么回事儿。
基于这样的对本体问题的态度,便有了,苏轼晚年在登山时看到峰上亭就想,何必一定要上呢,于是就转个弯下山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原因还是要从“当下心安”中找。
对于中国人这个独特的大民族来说,“本体”这东西并不是无形地如希腊人那样存于脑子里的,而是直接长到了心上,而且还是心上的一颗瘤子。
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本体问题只点到而止,延伸不出更多的细节和结构,不能给出周密的描述和推理了。
因为中国人一旦无限地过度地探究下去,就要心疼(不安),就要引发心脏病。如此一来,还怎么心安、还怎么平和呢。
这样的追问不仅在绘画等艺术本体上,而且也在伦理本体、政治本体上,但中国人都不能作到尽善尽美。
中国人能做到的,就是把八卦演算为六十四卦,把儒家的仁德换算成用玄学的道理。
用忠孝去糊弄对君主制的质疑。既然这个君主是造反得来的政权,那么为什么不能被推翻呢。这样的质疑其实是对君主本体的反思,也就是一个君主得以成立和不成立的世俗条件。
而中国人尤其不敢碰的,是君主本体之后的专制本体。因为只要谁一碰,那他就得赶紧被送到阜外心血管医院了。
不信吗,有史为证。

殷商时,纣王mop.com L不止。
于是比干冒着杀身之祸,进宫强谏。
纣王却斥问比干说,你怎么就那么不怕死呢,难道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比干说,君王无道是我的耻辱,看见了不说是我的不仁。
纣王恼羞成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窟窿,不知你是几个。
于是就把比干的心给掏了。
等纣王看了那心,却说,啊,居然长了一个本体瘤。
 


二百一十二、梁山伯人生的N个转弯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有N个版本,发生地无数,蝴蝶飞遍全中国,只要不飞到韩国去就好,还是赶紧申遗才是。梁山伯父亲早亡,母亲对他有着厚望。虽然家底儿薄,也要拿出钱来送他到私立学校。
这样的私立学校必须是寄宿制,必须有拓展训练,必须国学第一,必须经常亲近大自然,必须有贵族气。梁山伯本是个老实的孩子,如果能顺着母亲的期望一直理想地走下去,将来一定会是个登科的状元,等到了社会、官场也会成个明星啥的。
但梁山伯却在人生的N个转弯处偏离了母亲的视线,使自己一步步地远离了人生常规的视野,变得飘渺起来。

转弯之一:路遇英台

梁山伯并不很贪玩儿,他只是在去学校报到的路上去了趟网吧。因为在私立学校里不能上网了,所以要过上一把瘾。上网的时候,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前途要到网下去找。他有自持力,没有被游戏厂家设置的那些陷阱迷惑。他还记得反网瘾专家陶渊明爷爷叮嘱他的话: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他出来,日头已经很弱,赶路要紧。他见前头还有一个人,也行色匆匆,像是一路人。他叫住,那人便是祝英台了。
祝英台对自己的女扮男装很自信,一碰见梁山伯就称兄道弟。二人切磋起时X L行的八卦男伏羲、超女花木兰来,不亦乐乎,就划八字结金兰拜了兄弟。不知不觉到了学校。本来他们不是在一个班的,可已经是兄弟了就死活不分开。于是负责登记的老师只好答应,他们就开始了朝夕相处的寄宿生活。
假使梁山伯在网吧里多玩那么一小会儿,即使再多挣一个宝贝,假使那个网吧不容留未成年人,假使那个小县城把网吧全关了,也许他们就不会路遇,就不会分到一个班,就不会有以后的事情了。

转弯之二:发现破绽

古代的女子,十五岁可以订婚了。所以祝英台要被嫁马文才的时候,应该十六左右了。以此推算,祝英台入学的时候,大约该是十二岁左右。梁山伯要比她大,也大不了多少,就该是十三的样子。
现代人吃的食物里激素太多,小小年纪就开始升级罩杯。要么正相反,很大了还是个飞机场。那时候的女孩子发育得比较晚,所以身体上的特征不明显。梁山伯没看出来,不怪他。变声期一般在十四到十六岁,古代时更晚些个也在理。梁山伯还没观察祝英台有没有变声呢,人家就已经毕业了。哦,好象是肄业。
他们住在一个寝室吗?应该没有,而且祝英台会极力回避的。她家里有钱,大可以自己租用一间公寓的。这样就避免了很多尴尬。每天早上起来,祝英台都要用白布把自己正在发育的胸部好好地裹上几圈。喝上一罐从超市买的辣椒水,这样可以让嗓音听起来粗犷些。化妆是不行的,但可以点上两颗青春痘。然后,就去上早自习了。
那么,梁山伯在和祝英台的学习、生活中,难道就没发现她的一些女性特征吗。什么特征呢?体香?祝英台为了遮盖自己的女性气味儿,很少洗澡。体态?祝英台不仅裹胸部,还裹腰,这样可以调整过来。
但梁山伯还是发现了一个破绽,祝英台的耳朵上有耳环眼儿。祝英台骗他说自己小时候长的像女孩,就被穿了耳环扮观音了。梁山伯微微点头,不再说什么了。这个被传统教育毒害的翩翩少年,竟然不知观音是不戴耳环的,她只带一个银瓶儿。
在人生的又一个转弯,梁山伯发现了破绽却没有识破。如果他能识破祝妹妹的女儿身,本可以早做打算。

转弯之三:十八相送

祝英台读了三年,父亲命她回去,只好肄业回家。当哥哥的理应相送,于是和英台弟一路走来,十八里路得绕多少个弯儿啊。
祝英台总是想点醒梁哥哥,便使出了许多的性暗示。可梁山伯就是不懂啊,即使祝英台已经把自己比成是女的了,他还是以为在说笑话。那么祝英台为什么非要拐弯抹角地暗喻,而不明说自己是个女的呢?
这所私立学校虽然很贵族,但生理卫生课肯定没有,人妖更没见过了。祝英台如果直说,那就破坏了姻缘的规矩,也怕把梁山伯吓着。在她看来,梁山伯是决不会和她私奔的,而且他连性神经都没发育完全呢。所以,祝英台旁敲侧击,还要许配九妹给他,就是在培育这位梁兄的性意识,让它觉醒,补上生理卫生课。
但,梁山伯转过弯来了吗?他睡醒了吗?

转弯之四:师母点拨

梁山伯送走祝英台,依旧回到学校继续枯燥的学习。师母问他想不想英台。他说想,但还是要以学业为重,等完成了再去看英台弟。多么冠冕堂皇啊。这也说明他丝毫没有陷入同性恋的泥潭里去。可当师母说英台是个女的时,梁山伯立刻魂不守舍了。看来他和祝英台的友谊并不怎么伟大啊!
梁山伯的人生于是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弯,是继续学业求取功名,还是立即去找英台妹妹求婚。
他是个穷书生,他的自信在于英台留给他的玉扇坠儿,还有他的不幸的年轻,他的无性的才华,他的一脑门子冲动。梁山伯中断了学业,急急如惊弓之鸟一般奔祝家庄而去。
早恋本来就是一个很令人不齿的词儿。那些早恋的人也一定会拿出梁祝来当说辞。古时候的人成熟的晚,却能很早就结婚,没人说他们早恋。现在的人都被社会很快就催熟了,却被规定二十几岁才能结婚,有房有车才能结婚。青春期的惆怅肯定多啊,要不然怎么会出那么多少年作家呢。
孔子说过,我从没看见一个好德能超过好色的人。这是儒家的话,对压抑人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诗经》里却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祝英台还是找了师母做媒人的,这就证明她是个淑女。如果她在十八相送的时候捅破了窗户纸,那她就只能算剩女了。

转弯之五:相思病

楼台相会是梁、祝二人见的最后一面,堪称中国史上悲剧之最。但你要把这只看作是一场悲剧,还有些欠缺。因为,你可能没看明白他们是怎么从爱山欲海中解脱的。
再说那梁山伯如约前来议婚,祝英台说九妹就是自己。梁山伯说你是自己做媒嫁自己,中国自嫁第一人啊,结婚时找些赞助没问题了。祝英台说父亲已将自己许配给了马文才。梁山伯一听就傻眼了,于是和祝英台商量起来。梁山伯想去告状,更谙世事的祝英台说你家又没钱怎么能告赢呢。他们又是感慨又是回忆,时间过得比时针还快。最后,梁山伯见实在无法挽回,就把心一竖,说,既然如此那我走了,我可能不久于尘世了。说完一个转身,仿佛转动了一个季节。
这时,在祝英台心里,梅花凋落,牡丹失色,雪片纷纷的。她望着梁山伯这一华丽转身,叫道,要想永远在一起,只能比翼双飞。
梁山伯回问,怎么飞呢。
祝英台拿出了一个瓶子说,我以前读过一本经书,上面说情侣只要把一种叫相思的病菌培养出来,然后服用三天,就能比翼双飞了。
梁山伯说,香丝?
祝英台说,相思。喝了它,人就会昏昏沉沉的,最后就变成了一只毛毛虫。
梁山伯说,啊,能变成毛毛虫就能化蝶了。
祝英台说,这上面有服用方法,按时服用,什么也别担心。
梁山伯说,你哪里搞到的?
祝英台说,在寄宿学校三年,就研制这个了。
梁山伯说,啊,你早有预谋。
祝英台说,别说了,赶紧走,不然被父亲发现了就惨了。
梁山伯回家后一病不起。这实际上是药水发挥了作用。当他死后入殓,就已经变成古今爱情第一毛毛虫了。家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他埋在他与祝英台相约好的地点。碑上刻梁、祝姓名,黑、红两色。这样,梁山伯就可以在温暖的墓穴里等待翅化的机会了。
而马文才迎娶祝英台那天,祝英台要求花轿要走自己定的路径。于是途径梁墓,祝英台下轿哭祭。相思病药水开始发挥作用了。祝英台哭着哭着就变成了毛毛虫爬进了墓里。数天之后,两只毛毛虫一起变成了美丽的玉带凤蝶。


二百一十三、张钰:新石器时代的女娲

中国始祖之女娲,本是个气象学家。她替人类把那个大大的臭氧黑洞给补上,避免了她的子孙都变成顶着壳儿防晒的乌龟。她补天用的五彩石,是她自己炼制的,比较粗糙,还属于旧石器时代。
等到了新石器时代,工具逐渐精细。这时候,在天空中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洞。于是我们的新女娲张钰就把具有新石器时代显著特征的一批石头向那个黑洞抛了过去……
天地为之一震,光芒出现在地平线上。新女娲张钰把一张长条挥舞起来,大喊:暴光喽——

潜规则与显规则就像两条大河,一条浩荡于光天化日,一条暗涌在地层深处。它们相互补给,却又井水不犯河水。
显规则是可以拿来说的,乐于此道者都有颇高的嘴功。显规则被口若悬河地道出来,为的是赢得名声。显规则的交流图型是从(显规则制定者、传播者、标榜者的)中心向周围扩散、覆盖的。
潜规则不能说、只能做,行于此路的人都有很强的腿功。潜规则是暗中进行利益交换的规则,为的是获取实利。它的交流图型是一对一的双边互通,由此变成多对多的多边谈判。

在新女娲张钰这个事件里,有很多细节值得玩味。只是这样的玩味不是为了意淫,而是为了求知。

张钰先是和一些导演、掮客、经纪进行潜规则上的交易,用性和肉体来换取影视剧里微薄的角色。这个交易和以钱、投资来换角色差不多,都是同样模式的交易。只是前者更原始、更初级,也就更富有娱乐新闻性。
戏子和表演艺术家是不一样的。戏子一般从三级片和肉体广场上起飞,而后变成镶嵌在蔚蓝的娱乐天空里的一颗带着腥味儿的星星。如舒琪,她把身体卖给了淫商,而不是淫导演之流。所以她和张钰是一个级别的肉扑选手。
至于张钰,她的社会价值其实比舒琪要大。她的社会价值就在于对潜规则与显规则的相互转换给出了一个定量分析。那若干盘录音带、十盘录象带和四份保证书就是她给出的答案。
当张钰只录下两盘录音带、一盘录象带并得到一份保证书时,她还不会去报复,去到显规则那里找说法。只有当这样的量积累到参与潜规则的(某一个)对方无法承受、或张钰觉得自己无法忍受的时候,后者才会有那样毅然决然的举动——暴光。
张钰认为,暴光是一种惩罚,这样或许会使娱乐圈干净一些。

是的,暴光是一种惩罚,惩罚的是那些不遵守潜规则的人。而这样的惩罚,只能使那些还在和将要进行潜规则交易的人更加诚信。让那些要拿身体换角色的女孩子更加小心、谨慎,不见兔子不撒鹰,让那些想拿角色换色相的导演们更诡秘地进行游戏。张钰这样做,反而使得那种潜规则更加得到巩固了。
其实她也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鸡飞蛋打蚀把米伤自尊,鱼死网也不会破。这仅仅是给时下的娱乐圈提供了又一个新闻,为那些想证明点儿什么的人提供了证据。一切都不会改变,潜规则在这样的报料下只能运行得更稳定。因为张钰不是个污点证人,她的动机是为了报复。
这,还只是一个后果。

前面说了,张钰是个新女娲,她的工具是非常现代的,她的补天手段也是很时尚的。当她试图以这些工具和手段回归显规则的时候,她的出路何在呢。
出书是条路。出书是另一种暴光,另一种报复,对此她是轻车熟路的。而这样的惩罚对象不仅是那些当事人,还包括了整个娱乐圈,最后是她自己。
想一想,一个在潜规则下不被接受的人,能否在显规则之上获得新生呢。
看看张钰。她的报复行动使她在那些仍然遵守潜规则的人面前丧失了诚信,而这些人同样也在玩着显规则。
玩儿潜规则的和玩儿显规则的是同一批人,这是个大大的不幸。
譬如那个采访她的记者,也是某一类潜规则的参与者,却在这里以显规则的代言人自居。而张钰的广大观众们,同样拈花一笑,在他们心中又有多少潜规则的乾坤啊。


二百一十四、咱们农民有力量

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话用在中国农民身上确实不错。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使每个农民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后是公社生产队拿工分搞食堂。到了七八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几个农民的意气实现了土地包干到户,引发了至今浩澜的改革。
中国的农民比起工人来说,才是真正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人。说农民是一个真正的阶级,不仅在于他们引发了若干次农民起义,拥有自己的土地(长期使用权),更由于他们总能在社会变革里一次次扮演急先锋的角色。而中国的工人,至今还在官方工会的照顾和下岗的阴影里徘徊。

中国的农村,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并存着。历史、现实、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或萧条、或繁荣、或畸形、或创造。在我国的农村制度中,经常是以政策代替法律。于是,一些不符合现行政策的行为要么是违规,要么是突破、是革新,充满了变数和机遇。而当初小岗村农民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才去包的干,这就是风险了。
但现在的三农问题更需要这样的制度创新,去突破现有的政策壁垒。农民既是一个个单一的经济体,又可以是合作中的经济体。
最近在农村出现了新型的合作互助组织,有的是生产上的互助,有的是借贷上的合作,有的搞融资分成,形式很多,花样翻新。像融资分成,是不是非法集资或非法吸收存款呢。不是的,因为那不是面向社会非特定人群,而是在熟人、邻居、朋友、乡里间开展的。

可以合作的农民之间,一般是世代居住在一起,或相互邻近的。他们既被土地所固着,又依靠自己拥有的土地和居住地而赢得信用。因而,他们之间相互的合作更加牢固而持久。

农民们历来就是基于这样的经济地理基础来为自己的命运找寻出路的。在当下,农民的创造力也就从这个基础上不断生发出来。农村的制度创新与合作制的发展,肯定会有更新奇、更广泛的表演。
有了这样的合作经济体,有了因此而生的权益,就必然会要求相应的政策、制度、法律和行政上的保障。农民的联合,会为这样的权利主张增添不能承受之重的分量。这,也是合作互助组织的一个功能。
因而,农村的民主选举制度就再也不是一群没有素质的人在玩儿过家家了。


二百一十五、当下社会该属于哪个地质年代

地球有四十六亿年的历史,地壳中保留下来了各个时期的地层。不同的地层对应着不同的地质年代及其典型的动植物。当不同的地质年代叠加在一个岩石横截面上的时候,竟然能看到那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社会。
地质年代包括了地球初期、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在“代”之下又分出次一级的“纪”,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瑞士和德国交界的侏罗山里发现的一套标准地层,即中生代的“侏罗纪”了。侏罗纪是恐龙最鼎盛的时期,不妨把它比作专制制度。这个制度于中国社会依旧像老古董一样被保留下来,正如在自然博物馆里的恐龙。

活跃在晚古生代二叠纪的两栖动物(典型者为青蛙)可谓是色情业与娱乐业的附身。当两栖动物在陆地上时,就是光彩照人的娱乐业。当它浮游水中时,便成了不可告人的色情业。当下中国的许许多多娱乐人物及媒体,都是这样的两栖动物。
如果把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看作是新生代的老第三纪的话,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正处在新第三纪的哺乳期。不同门纲目科属种的哺乳动物代表了官商、企业家、个体户、小老板、街头小贩、煤老板、开发商……而在港、澳、台的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闹哄哄的新民主浪潮又给这个新生代蒙上了被子植物的外表。

政治说教从显生宙一开始就有了,历经了夏商周秦汉的古生代、唐宋元明清的中生代和民国新中国的新生代,绵绵不绝。与此相伴生的是自古生代的奥陶纪就开始大发展的无脊椎动物的奴性基因也绵延至今。
足以与恐龙的政治说教形成鲜明对应的还是两栖动物所提倡的娱乐民主,它让那些寄生在爬行动物身上的移动运营商们从中获利。而这样的娱乐之所以能疯狂繁衍,就是因为蕨类植物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营养成分——金元政治。

中国竟有如此多的地质年代层次,必然复杂而多变,体现出绝对的物种多样性。当然还可以把社会的各个阶层归入不同地质年代的琥珀里,以便社会调查之用。但不能忘了,我们实际上都生活在一个由恐龙与青蛙统治的年代。
在这片时代的辽阔大草原上,非洲像不再是最大的动物,始祖鸟还在尝试飞向未知的隐生宙,三叶虫继续搜集腐烂的食物,剑齿虎对着街边的裸子植物一阵狂吠。地质学家把典籍向楼下扔去,拷,这TMD是个啥啊!结果书被一位路过的古生物学家接住了,便朝楼上喊:砸着人啦!


附表:地质年代

显生宙
新生代 第四纪 人类时代 被子植物
新第三纪 哺乳动物
老第三纪
中生代 白垩纪 恐龙时代 爬行动物 裸子植物
侏罗纪
三叠纪
古生代
晚古生代
二叠纪 两栖动物 蕨类植物
石炭纪
泥盆纪 鱼类时代
早古生代
志留纪 藻类繁盛期
奥陶纪 无脊椎动物大发展
寒武纪 三叶虫时代生命大爆发
隐生宙
元古代 震旦纪 动物开始出现
青白口纪
蓟县纪
长城纪 细菌,蓝藻时代
太古代
生命形成时期


二百一十六、纯而又纯之娱乐的最大实验场

中国堪称娱乐的大实验场,由于其人口基数,可以为“最”了。至于娱乐的纯,更是24K金的。因为中国的娱乐是丝毫不能政治的,是娱乐中的娱乐,如同一个火锅,什么都可以拿来涮着吃了。文革的波普,样板戏的心声,慰安妇的噱头,明星女儿的兔唇,内裤的品牌,裸照的风波,性交易的录象,性虐待物语,又有哪个影星脱了。
娱乐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性。纯娱乐的最终下场,就是性了。一夜之间,视频网站都是AV,门户网页拉起皮条,明星们露个干净。这些都是很正常。性,既是娱乐的惯用手法,又是其最后一张底牌。
至于影视,更是把其它的功能全剥掉,惟余娱乐。这样做的好处是商业化极其方便,犹如从技校直接进工厂、自猪圈直通屠宰场。而艺术电影的出品就是为了在国外得奖,赢得前娱乐的名声,并作为精神上的自慰。二者泾渭分明,形成天上地下的格局。
娱乐产业的发达源于商业的推动,蓬勃于利益的争夺。但商业娱乐并不排斥那些非娱乐性的政治寓言元素,比如:精神病院、性感政治、娱乐民主、民间团体、思想家的搞笑一生等。这些无不是目前的娱乐产业急需拓展的领域。而一个仅供娱乐的性,除了能提高主要演员的酬金外,就是给娱乐大众留下身后的一片沙漠。在这个大沙漠上,性是太阳,却把人烤得更燥热。性是燥热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能使娱乐不断提纯以致于纯粹的,是看似与商业无关的政治。当一个娱乐作品不能表达细腻的政治理想和敏感的人文气息的时候,它只能更专注于满足人的基本欲望,无限夸张人的欲望而后快。娱乐花样不断翻新出奇,但其指向却是一维的性。于是,一个更大的空洞容纳着原先的空洞,直到强 J下一代。
说个小细节。北京电视台二套节目每天晚上七点有一个节目,叫《每日文化播报》。后来不知啥时候,悄无声息地就改成了《每日文娱播报》。我预测以后一定会是《每日娱乐播报》,或者更干脆点儿,《每日纯娱乐播报》。
最后再说一个吧。像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扛鼎的那个〈艺术人生《每日文化播报》,以后肯定会更名、正名为《娱乐人生》或者《戏子人生》。不信,那就走着瞧吧!


二百一十七、倒置孔子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的意思相当明白:不能确实地通晓生的意义,怎么能确认死的价值呢?孔子的所有思想、教义就是从这句话上起飞的,正是为了生,才有仁义理智信。儒学也因此滥觞,逐渐渗入中国人的血液里、脑细胞里。中国以往的哲学都是生存哲学、生活哲学。中国人是不愿意思考死亡的,因而谈不上信仰。信仰是对死亡的追问。所以,中国人要把佛偷换成帮助芸芸众生具体生活的菩萨,从佛教发展出富于生活气息的禅来,而把死亡的问题悬挂起来。
把“未知生,焉知死”倒置过来,就是:未知死,焉知生。从这个倒置出发,就是另外半个哲学的思想探险了。我们不仅要倒置这句话,还要倒置《论语》、倒置孔子、倒置儒学。惟有这样,才能找到新思想。
孔子的学说只算得上半个哲学,也就是生的哲学。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前提是生,在生存之中才有仁者爱人。而后就有了我(仁者)与他人的各种关系:孝悌忠义信。对仁的倒置,就是要探求孤独。这里的孤独,不是为了达济天下修身准备,而是我与世界的赤裸裸的对视。
“朝闻道,夕死可也”。把可闻之道与死放在两头,以为求得生之道就可满足而死。这是孔子的典型做法。将之倒置过来便是:夕将死,朝可闻道。
从死亡的地平线上传来的道虽然寒气逼人,却比暖洋洋的朝阳之道更清晰、更接近本质。死亡离人并不远,而且如影随行。每一个矿井里都有死神,它们吞噬矿工如家常便饭。每一条马路都有命案,如同刀俎鱼肉下的案板。但中国人总是避讳死,也就不能真切地认识生。于沸腾的热辣的兴高采烈的生存(生活)当中忘却死的必然和可能,又如何能以静观之心来体味死的境界。在中国鬼话中所包含的那些故事,不过是人间的一个副本。
更为关键的是,要细致描绘的不是死亡的体验,而是死亡对于生存的价值。而在孔子看来,只有生存对于死亡的价值。
更多地倒置孔子,就会发现人生更多的秘密。因这些秘密一直被儒学这片草皮所覆盖,就更显得神秘起来。在儒学的草皮上生长起来的,是规则的树林,有显、有隐。儒学的本来规则是礼教,但儒学也衍生出诸多的潜规则。二者被仁所发源出来的各个儒家理念所纠缠、所装饰、所解析,渐渐莫辨你我了。儒学的困境也就由此而来,君子是小人里的君子,小人是君子中的小人。
我们历来喜欢从大门、二门而入厅堂,就如同学习、掌握、践行儒家的思想。可当将孔子倒置过来之后,尽管他老人家的脸憋得通红,他的双脚却为我们踹开了一扇思考的天窗。顺着这天窗望出去,是另一半的更大的视野。


二百一十八、天人合一的两种解释与皇权的兴起

儒家提出了极富理想主义的天人合一学说。但何谓“天人合一”却语焉不详,是人合于天,还是天合于人,还是天与人合于一?
天合于人是不可能的,人定胜天属于妄想。
若天就是一,那么人合于天即可,人只须测知天命即可。若谁能代表天命,谁就能统治世间万代,因为天的旨意由他来解释,推翻他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任何人也不能代表天命了。那么,人又是怎样探求到天意的呢?
一种方式是通过人,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术。
通过人,就是要有一个能体现天命的人。这个人不是天神,而是人中的圣。他可以是道德上的权威,也可以是皇帝。更多的时候,他是圣人和皇帝的一体,即:圣上。
通过术肯定比通过人来得复杂而成本高。开始是巫术,发展下去就可能是技术、科学。但中国人还是选择了更省劲儿的方式,通过人。于是,皇权被赋予了天的内涵,并对术加以节制,因为术影响到了皇权对天命的继承和传达。压抑术的发展,可以使得人们更醉心于通过人来达知天意。最后,就是一个皇权专制制度的赫然了。
还有一种情形,天与人都不是那个一,一在天与人之外,是另外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人不单单顺应天意,而是天与人风云际会,相互融合出一个新的自然来。比如人类社会,既是天作之和,也是人意之品。还比如科学,决非是简简单单地是人对天意的揣摩与经验,而是人的思维结构与自然世界的互动构建。
当儒家仅仅把天人合一停留在人合于天的时候,他们就只能皇权如自然之父,并使术归于巫,让技术沦于工艺之流。
不能不说,天人合一是儒家设置的一个最高大牌坊。在这个牌坊上面,皇权代表了圣明,皇帝就该是圣人。


二百一十九、内圣的牌坊与外王的婊 子

一个人既想有理想主义的腾云驾雾,又有现实主义的济世情怀,那是怎样的一个人格啊。周恩来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他得了癌。我认为如果周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他都不会有这个病的。
没有现实力量的理想主义者或许会蜕变成梦想者,只懂得现实没有理想的人或许就是个务实派。中国社会允许并赞扬一个人是务实主义者,是事务主义者,却瞧不上一个只会做梦、胡思乱想的人。因而像李白那样的人也要求得功名。而唐明皇能保护他只作个梦想者,也是难能可贵。
梦想者是艺术家,是理论者,在现实当中则可能是低能儿。这样的人,一般的人、一般的女孩是不尿的。陈景润就是个典型的数学梦想者,于是他就去解哥德巴赫猜想。能沉浸在自己的梦想里,相当幸福。不被现实所打扰,不为五斗米所困惑,又是怎样的幸运。
陶源明的《归去来兮辞》,是梦想者的宣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心为形役——梦想被现实所奴役,都是因为这个肉身的缘故。不考虑肉身却弹剑而歌的,虽为大侠只落得一身泥塑。如坚持梦想,就得安于悠然见南山的清贫。这些梦想者有一个著名的头衔:隐士。隐士的行为是清闲的,内心是孤独的,态度是消极的。对于喧嚣市井,极力回避。

这些都是儒家所不甘的,他们提出了内圣外王的主张。在心内、在思想的核心里,按照理想主义的规划,秉承天人合一的学说。关于“天人合一”,前章已经讲述了一些。不能不说,天人合一是儒家设置的一个最高大牌坊。在这个牌坊上面,皇权代表了圣明,皇帝就该是圣人。天人合一这个大牌坊既可以用来册封圣人,也可以把凡人捧上神坛,比如:Mao.ZD、李世民。
与内圣相比,外王就没那么神圣了,虽然一样光彩照人的。只是在这样的王的光环下,大多隐藏着一个政治流氓的裸体。窃钩者诛,窃国者王。可以称王的,很多都想为自己立上一个圣牌坊。而这些王们,也有着与婊 子一样或更深的阴谋情怀。
还是秦王的李世民迷恋皇权,多次陷害他的太子哥哥。他为了把太子和齐王弟从家中引出,就污蔑太子mop.com L后宫,给李渊戴了顶绿帽子,李渊于是要召太子等当堂对质。当太子和齐王从自己的宫殿出来,李世民就在玄武门前杀死了这两个兄弟。两个月后高祖退位,这才有了贞观之治。而玄武门之变的相关历史记载在被李世民整理后之模糊、隐晦,正好与贞观的张扬相映衬。
至于Mao.ZD,其政治流氓的本性在文革当中及与刘少奇、周恩来的政治合作关系上也表露无疑。他虽然在历史上相当伟大,但这伟大当中也有很多是牌坊的效应。一个牌坊是把Mao.ZD思想写入party章。另一个牌坊是Mao.ZD语录。为他树立这两个牌坊的刘少奇与林彪,一个被迫害死,一个在外蒙古折戟沉沙。这仿佛喻示了政治婊 子(流氓)与牌坊的关系。

除去儒家的若干圣人外,没有外王就难以获得内圣的名誉、声望。既然已经外王了,内圣就不可能在道德事实上成立,于是只能靠立牌坊这个涂满潜规则油漆的手段了。那些在彪炳千古的人物至今为国学的奶妈们津津乐道,可见牌坊还要一直立下去。


二百二十、 免费看电影的假设

现在的国产大片不仅在持续不断地吊起观众和媒体的胃口,也在引诱那些盗版商流出他们蓄谋已久的哈喇子。盗版之影响,不止在制片方的损失上,还使得那些明星们更频繁更廉价地飞入寻常百姓家,指导着他们日常采购的消费风格。
按照我的娱乐重复收费理论,那些明星和其签约公司早已从广告和其它娱乐经济中获得了丰厚利润。出演电影的价码更多的是一种在业内的地位和对影迷的影响力。
至于他们是否真的拿到了那些钱,是否因此上了很多税,没人关心、在乎。而《无极》剧组在香格里拉的那个海棠精舍后来为何废弃不用,其中的奥妙也很妙奥。但拍电影确是件很可以洗大钱的事情。建议以后电影学院设立一门电影经济课程,里面应该对反电影洗钱好好研究一番。当然,反其道而行之才是那些电影投机者的本心。
拍电影比拍电视剧容易洗钱的原因之一是,制片方在银行设立的帐号只需使用几个月,在此期间钱进钱出的,或如涓涓溪流,或如滔滔黄河。电影拍完,帐号里的钱就蒸发光了,帐号也就废了。因而要想查帐,确难。于是,那些大导演就喜欢拍大片了。而且多是场面宏大,耗费惊人,各种制作精美之极可以泣鬼神。这样的大片对洗钱者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平台了。
大片的洗钱功能相似于潜规则,不妨就叫潜功能吧。至于大片的显功能,还是在获得所谓的票房和赚取几声凄厉、几声抽泣的吆喝。那些被不断推高的首周票房不经任何公证即由媒体报料,又有多少打肿脸充胖子的隐情呢。暂不说这个了,就是赔本吆喝也是要赚的。而那些投资大片的人其实并不看重在票房上的收入,而是另有目的。

大片似乎最怕的是盗版商,这样的可怜状也就可理解了。一是为了掩盖其虚张声势下的票房收入,二也是为了借题盗版来作别的文章。至于三,就是能控制盗版,使其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发生,这是更高的手笔了。
盗版商并不可怕,反而是对电影的制作各方都有好处的事。但盗版商毕竟是黑道上的人物,谙熟非规则操作。而反制盗版的最好招法不是把原始拷贝当成情人时刻放在怀里被中,而是让观众免费看电影。
这是一个时刻隐藏背后的刹手锏,也是一张最重的王牌,使用起来须仔细斟酌。当上述三点式已被发挥到极致,当色情噱头和炒作手法已被穷尽或即将枯竭,也就可以祭出这最后的武器了。亮剑吧!
免费观赏后的直接效果就是观者如潮,要按照春运的等级来安排。那时候一定要限制人数,或采取网上报名方式。在这样的钱塘江观潮般的注目下,一个演员从小草到青松、自宇宙辐射变超新星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从而也能速成为商业、娱乐业的明星。如果中国能提早实现这样的创举,必能在电影诞生一百多年之后诞生第一个电影史上的世界第一。
那么,免费观看后院线及那些影院怎么赚钱呢?一个方式是广告,可安排在电影的上下半场之间播放,也可以发放些小广告给那些抱着不看白不看的心态来看的人。
在这样的商机下,见利润之孔必入的商人一定会制造、创造、捏造出各色电影衍生产品出来——那些电影同步小说都见鬼去吧。首当其冲的是电影道具,迷们不仅可以意淫,更可以接触性传染了。还有什么呢?创意人在这时一定会发疯的,在被关进疯人院之前就会把所有在脑神经里打闪的念头全部变出来。这里就留下悬念等到那个激动人心的第一时刻吧。

最后还要说说那些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及被冯小刚形容为盲肠的文艺片。它们是否会被免费观影吓坏了呢?也不会。它们从策划、编剧到拍摄出来,目的之一就是去国外那些大大小小的节上赢得一片艺术的晚霞。
在票房上,它们的考虑接近于零。所以如果能挣出点儿小钱恐怕还不知道该怎么分呢,多伤感情啊。


二百二十一、内向、还是外向,这是一个问题

当面试时被问到如何评价自己的性格时,我总是会说,我性格中性。接着我是这么说的,我时而内向、时而外向、内外双修。
阅人无数的面试官被我给说毛了,脸上出现了奇特的颠覆性的反应。我知道,在她的身体里有一处正在崩塌。
在她那狭窄的人事儿心目当中,外向就适合做销售,内向就适合作技术。外向的可以呼来换去领导团队,内向的就只能被吆喝得东东西西。
人的性格要是仅仅这么简单,那心理学就会简化三分之二。内向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取向不佳的性格,比起外向来是二等公民。这跟把人群分成黑白两种是一个意思,性格歧视的影响使这个社会更加喧嚣起来。
庸俗不堪的“性格决定命运”,再没有比这更毁人不倦的真理性格言了。它的潜台词是,性格是不可改变的,因而能直接导致命运种种。在人虽分为男女却可选择变性的今天,何以性格竟能如此顽固?
于是,我对那个面试官唯一的希望是,她能这么问我:你的血型是什么,你是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还是抑郁质,你相信星座吗?


二百二十二、中国民主渐进过程的一次对话

Littail(12345678) 14:35:18
其实很多人还是不希望暴发式的,渐进式伤害最小

世纪婴儿(87654321) 14:36:33
比如广东娱乐业协会抵制国家版权局卡拉OK收费,就是一个很鲜明的现象。还有小区业主维权,到土地使用权年限问题,都是好现象

littail 14:37:03
有的越来越理智,有的越来越极端

世纪婴儿 14:37:55
民主已经开始渐进,只是这样的渐进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羊皮的,所以需要仔细分析

littail 14:37:56
但是那些更大的利益集团不会坐视啊.

世纪婴儿 14:39:07
比如?

littail(123456789) 14:39:49
更大的利益集团:权贵集团

世纪婴儿(987654321) 14:41:40
他们只是想在民主到来之前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以期在一个民主的市场经济与政治当中继续占据主角地位

littail 15:06:24
想得很多,做得很少。哪种方式最适合。渐进的话要在框框里进行.打破又不可能.

世纪婴儿 15:07:54
渐进就是慢慢打破框框啊

littail 15:08:09
莫非最后要像黑客帝国里面的LEO一样,达成协议.最后和平?

littail 15:08:38
如果渐进的速度赶不上暴发的速度?

世纪婴儿 15:08:55
二者无法比较

littail 15:10:02
我的意思是说,渐进是一些方面,其它方面的压制也要考虑,一正一负。打个比方.成都在推行party内民主,其它的有可能近几年实行,这可以说是目前的一种渐进. 其它的是指其它的省市

世纪婴儿 15:11:38
成都在搞?

littail 15:12:37
书记公推直选.

世纪婴儿 15:13:25
候选人也是可以选民提名的?

littail 15:14:54
这个不知道

世纪婴儿 15:15:32
这个很重要,这代表了实质

littail 15:16:53
我了解的对这个没有详细讲.好像是都可以报名,然后初选,再直选

世纪婴儿 15:17:53
比如深圳就有民推代表候选人的实施办法

littail 15:17:59
中间要经过资格审查一关.

世纪婴儿 15:18:26
审查一定要是形式审查,而不是可以任意的才行

littail 15:18:37
个人感觉:四川和广东是party内渐进的试点.

世纪婴儿 15:19:55
对,我想广东会是民主的试点

littail 15:21:05
但张搞了很多不好的事.

世纪婴儿 15:21:35


littail 15:21:42
广东那边各种矛盾对立得好像要更厉害些。像东洲啊,南都啊。可以感觉到尤其在广东,party的声音和意图是矛盾较为显现的.

世纪婴儿 15:22:46
对,那边民间经济实力更大,所以就要主张自己的权利

littail 15:23:54
这边呢就是小心翼翼地放松,一点点的.但是有的时候还是猛压.



二百二十三、中国文化的学习机制

国学的奶妈们把电视演义和演讲脚本的出版巧妙结合,这比电影和剧本印书的再婚要成功多了。奶妈们或男或女,或学者或作家,国学的底子或或厚或薄,厚的就解解密、盘盘道,薄的就说心得、讲评书。
国学的那些东西可以养生,也可以养人。可以赚钱,美其名曰文化传播。可以开私塾,以迎合家长因对学校素质教育失望而产生的期望。可以拿到国外搞孔子学院连锁,促使更多的外国人考汉语托福。
国学看来是要兴盛了,只是我们依旧不能从中找到新东西。继承,发扬,光大,扬弃,已经无数次轮回。为何迟迟见不到新芽从这盘古老根上发出,长成绿叶,在光合作用下提供新鲜的食粮?

于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只好向外去拿。中国的拿来主义也流行了一百多年,可我们只拿来了成果,却没拿来思想;拿来了思想,却没拿来思想的方法;拿来了思想的方法,却没拿来社会政治制度。总之是狗熊掰棒子,夹一个丢一个。这样的狗熊怎么能担当全盘西化的大任呢?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对于中国人来说异常悖谬的情形:自己的文化处在劣势,经历史裁判判决有很大的缺陷;于是向西方学习,又必须从根儿上学,就得全盘西化;但这样一来又丢失了自己的文化家园,这不仅仅是失落一个心情,而是落在了所谓的“中体西用”——用西方的文化来医治中国的身体;可如果连身体都没了,那西学还有什么意义呢?

一直以来我们总是说,中国文化总是把异族的东西同化进来,而决不会被外族同化掉。这个论断其实说的就是学习机制。
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向外族学习就一直得到颂扬。北魏开凿了云岗、龙门二石窟,其中吸收了西域造像艺术。开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派玄奘前往天竺取经求法,前后经历了十七年的光景。而无论是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还是茶叶之路,亦都是学习之路。
这些学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发生在中国文化的繁荣鼎盛期,这样的学习不仅使自己的文化好上加好,还更能增添文化自信,实在是既补身又通气。
于是,这种学习机制在中国文化的内核里运转。不时有些新东西通过这个机制的光合作用变成营养注入到中国文化的机体里。但当中国文化处在近代没落以及近现代恢复的时期里,这个学习机制就露出了毛绒绒的马脚。

我们这个名叫中华的民族,以自己为天下的中心,从来都是有着强烈的良好感觉的。一觉醒来,太阳从这里升起。疆土之外周围要么是草原、大漠、戈壁、瘴疠、大海,要么就是一圈小国可为附属子公司并不急于吞并。
等到英国女王的使者马尔尼来中国拜见乾隆皇帝时,双方在英使是否向清帝行跪拜礼这个问题上纠缠一时。礼,是儒家治天下的形式,是以形式定内容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程序。因而,在乾隆的脑子里,礼是不可废、也是不可学的。是啊,中国何时向外人学过礼呢?自己不就是礼仪大邦吗。
马尔尼在承德避暑山庄以折中妥协方式过乾隆之后,被赏赐了大批礼品就回去了。自此之后,中国人从不情愿到不得不,不断地向外族、主要是西方世界学习。中国文化的学习机制也从此逆转,从“强学弱”转为“弱学强”。


然而,至今在我们的文化思想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学习其它文化系统的机制。而在这个缺陷明显的学习机制诱导下,我们只能一会儿全盘西化,一会儿宏扬国粹。如同一个钟摆,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摆动。中国人把精力几乎都用在了开发国学和引进西学上了,而忘了自己也有思想的能力。像钱钟书、季羡林那样的大家,又何曾有什么新思想诞生呢!
经常能看到一些理论家、批评家、社会学家拿着西方的理论批评这、分析那,满口流香地说着西方师傅的语言,时不时蹦俩新词儿,都是从那边贩过来的,以一个代理人自居就相当满足了,至于自身也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了,基本上不是译作就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

但回头看看,在国学这盘大菜里头,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过多炫耀的骨头。该炫耀的,在过去的上千年里也炫耀过头了。这些被炫耀的骨头先要打磨,而后抛光,直到能映出今人的小来。这些骨头虽然是圣理箴言,却也只是古代化石而已。那些国学的奶妈们只会去反刍“子曰”,却根本不管子为什么那么曰。又为什么子能曰出来,而现在的人(比如国学的奶妈们)怎么就曰不出来自己的“子曰”呢。不仅在学习西方上,即便在学习古人上,这个学习机制也出现了大麻烦。不是说空喊几个扬弃的口号就能消化掉的,以为这是原汤化原食不成。

先秦法家的核心概念无疑是“法”。法家吕不韦编著的《吕代春秋-察今》里说: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在“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一句中就可发现,“法”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
法(名词性):法律、规则、制度。
法(动词性):仿效、学习。
而上面那一大段讲的就是动词性的“法”。

“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的“道”也是这样,具有名、动词双性。
道(名词性):自然规律,社会真理。
道(动词性):归纳、推理、探求。
随后,老子就在自己的《道德经》里给出了无数这样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非常道”的观念。
维特根思坦的《逻辑哲学论》是英美分析哲学(新实证主义)的天才著作。其中,我们似乎也能瞧见“非常道”的影子。其开头说:1、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东西。结尾:7、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
维特根思坦的“沉默”和老子的“非常道”很相似,却不同。维特根思坦的“沉默”和康德的彼岸物自体世界相呼应。而老子的“非常道”并没有把“道”与“常道”割裂为两个互不通消息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而是鸡犬可以相闻的。
“非常道”暗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机制。无论学习(动词性“道”)西方、还是古人,学到的都是“非常道”,都不是“常道”。因而,“常道”是不可学、不可“道”(动词性)的。

以前,我们经常拿西方的思想方法来对付东方智慧的固执与早慧,现在看来完全不用了。在中国的古代智慧里,已经包含了那种可以世代相传的不断选择的学习机制了。作为动词性的“法”与“道”,就是这样的。


二百二十四、中国需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思想

在通讯领域,我们开发出了3G的TD-CDMA以及无线网的WAPI,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前者已成为3G的国际三大标准之一,后者被以美国为首的IEEE标准化组织婉拒。同样的,中国也需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思想。这样的新思想能够像TD-CDMA那样真正影响世界,被人类看待为具有第一推动力的意义。那么,这样的新思想来自哪里,如何产生,怎样成就自主知识产权呢?
呵呵,问题终于来了。这问题比什么拿来主义要难多了。引进、消化、吸收、建设自己的生产线,科学技术是拿来。追根溯源,古希腊的哲学如何引进、消化、吸收、建设自己的生产线呢?

这事儿似乎还得回到百家争鸣那个时候。百家争鸣的出现肯定跟那时候的历史环境有很大关系。诸侯国所形成的多元政治格局,这国呆不下去了可以去别的国。那时候的人敢想敢说敢自立门派,是因为前人给的东西太少了,需要研究的东西的太少了,只好自力更生了。而诸侯也对强国之道分外渴求,即使是老子的《道德经》里面也有这样的内容,这跟《庄子》大不同。其他诸子也自迎合时代潮流,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思想来PK。
到汉武帝时,儒家被尊,渐成儒教。只是这个教实在太过生活化,除去祭孔典礼外,并无什么繁缛仪式,禁忌更少,所以并没被当成一门宗教来对待。但一元思想和天理在上的影响确实又让中国人不怎么想着别的元(思想)了。

道家思想更多地被应用在艺术当中。
道教讲究养生之道与今世享受。
墨家在技术、工艺层面还有余韵。
法家只用于制定法律。
兵家还继续在军事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名家的逻辑精神为后世诡辩之风替代。
那些有头脑、有思想的学者也纷纷把自己的功力放到了别的方面,如:考古、训诂、书画、文学、历史、马克思主义、等。在这些被今人叫做国学的方方面面上,他们倾注了毕生的热情,直到化作董仲舒演算出的三百六十根碎骨。曾为论文受到好评而激动不已的阳具早已香销玉陨。也许在那个不能瞑目的骷髅的内臂上,还残留着一些问题没能解决。
所谓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是纯粹的学术。说那是纯粹的学术不过是障眼法。在学术的百花齐放之前,必须有思想的百家争鸣。

中国的哲学家熊十力创立了自己的体系“新唯实论”,但影响不到多远。
逻辑学家金岳霖著有《知识论》,似曾相识。
冯友兰在研究中国哲学史当中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观: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于是他的学术研究也在自己规划的经学之内了。
孙中山有三民主义,基本抄袭美国模式。
Mao.ZD的那本《矛盾论》倒像一部军事著作,其中的辩证法更多地是修辞手法。
顾准在文革时代的思考更多地表现为独立性价值上。
至于中国人在近现代于人类的思想贡献,应当为零。

而现在的中国人仿佛不习惯自己创立什么思想的。那样太累,空中楼阁,不能当饭吃。实用理性非常深刻地起着作用,赢得社会地位和财富肯定比探索宇宙和自己心中的真理来得重要和迫切。那些曾经为探索而激动的人也被这样的时尚之风裹胁而去,并安慰自己待功成名就之后再去思考还来得及。这和一个国家急于进行经济建设而忽视了民族思想演进有着异曲同工的自欺欺人。
还有就是中庸之道一直就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标准。而所谓的中庸不过是个很模糊的理念,基本的解释就是过犹不及。而更深入地分析它,才发现那下面是储量丰富的万金油儿。

但,透过那些飞往中科院数学所王元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1+1)的雪片就能得知,想探索真理的仁人志士还是大有人在的,只是他们找错了方向与课题。
这样的精神也存于对思想体系的痴迷上,想自创体系的中国人其实也济济一堂。从早年的全息系统论,到现在网上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新思想体系,中国人是有这样的勇气的。像中国杨神经的“振动论”,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那个杨神经在五十岁时觉得一事无成,心里感慨良多,于是想用数学的变量来描述人生。当初是想写一本语言表达学方面的书,结果写着写着,在琢磨“远方的事物是如何进入人的眼睛中”时,无意中发现了振动论。这一发现他我激动不已,就放弃了已写七万余字的语言表达学,转而开始研究振动论。他花了二十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三十八万字的《物质分子振动碰撞论》。其间白天忙工作,晚上写书,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书成时已两鬓斑白,颇有些伍子胥出关的样子。
还比如我本人。我在大学期间也搞过一个叫“作为存在与上升的意识”的思想体系。我来到歌德学院北京分院,把自己写的哲学论文拿给李泽厚的学生——刘东(搞审丑研究的)。他审美了半天,就劝我多读几本西方哲学,那样就不会这么下笔千言了,就知道自己写的东西的价值了。于是我在还没继续学习西方哲学之前来到了现代出版社,在被编辑捧了两句之后严词拒绝了。
直到今天,我依然没有放弃写出一部足以让太平洋变色的思想著作的理想。只是我明白,自己必须穿越今天的社会风味而抵达未来的象牙之塔。这个过程需要数年的时间,而非凯鲁雅克《在路上》几天几夜的写作过程。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思想的出现,决不是一个人、一个思想,而是一群人、一群思想的融合。既然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像一个陌生的村庄,那么新思想就不可能只具有中国特色,不可能只是一个民族品牌(却被认为是更加世界性的)。它应当是集世界之大成的。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不一定非得黄皮肤、黑头发、羽扇纶巾,但它确实又是来自中国人的大脑而成了新的中国象征。我这么说不是出于什么爱国主义情操,而是基于对中国思想传统的考察,发现其中依旧蕴藏着大量的未被开发、注册的中国元素。像前面说的“倒置孔子”,如将要提到的“老庄的孤独哲学”,都是。
中国数千年的思想积累决非只为了中国人自己,那也是在替人类、替存在思考、探求骷髅里的蚂蚁。虽然《易经》并非二进制的鼻祖,周文王也不是程序员,还是不能不说中国人相当早慧,很早就通晓了建立数学模型推演世界的方法。既然不能说莱布尼茨发明的二进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也一样不能很狭隘地说中国人的新思想就一定要是包含现有的中国元素(即具有中国特色),就只能照亮中国人自己的发展之路。
而我的具体方法就是:走在中国细节的小路上,直到找到那条传说已久的思想大道。


二百二十五、最后的乳罩

女人的穿着越来越暴露,跟地球的臭氧层似地天人合一了。在女性那性感身体上,最当仁不让该暴露的当属乳房了。于是乳罩不断萎缩,从荷叶一路小下来直到榆钱儿。因为乳房的高潮全在乳头上,保护好乳头的隐私实是文明使然。然而,时尚的不可阻挡势必会让那贴在乳头上的榆钱儿雨打风吹去。但那时,文明何以为继呢?
据我的猜想,最后的乳罩就是女人的玉手了。只要把双手往俩乳头上一遮,就可以大方而行、招摇过市了,不再要穿什么上衣。烈日炎炎的,这样足够了,很方便。如果有电话进来,也无妨。只需用一胳膊小臂横过来,又一个乳罩造型。
既然手和小臂被潮流推上了时尚的断头台,我们也不妨来设想一下那时候的时尚设计师又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比如设计手型吧。不同性格的女孩子适合各式的手型,什么样的手型能暗示怎样的性信息,这些性感信息又是怎样恰如其分地与手指缝的宽窄度相配合。
再看以小臂遮乳,更能表现女性的骚情万种,大有螳臂当车之风。大小臂呈的是直角、锐角还是钝角,足以分出收水水平的层次和文化教养的不同。胸前虽然不用再戴任何丝织品了,可胳膊上还是可以装饰、点缀、画蛇添足一番的。
当玉手、玉臂获得了如此万众瞩目的地位,势必带动美甲、美臂、首饰、手套业的深化改革与洗牌式发展。


二百二十六、仙境的时空原理

刘禹锡的《陋室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两句可算是最精辟的仙境指南了。
那么仙境到底在哪儿呢?
一种在天上,就是天宫,那是仙境的首都。不知道杨利伟在天上时有没有观察到金碧辉煌的景象,还是净顾着和嫦娥妹妹打招呼了。不过据说他的那只操作棒等返程时就换成了桂树枝。二一种是水中仙境,龙宫,龙王和水仙呆的地方。三一种在地上,比较著名的是蓬莱、方丈、瀛洲等仙岛。但那些地方很难找,连诗仙李白都慨叹说,“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还有很多名山也算仙境。如庐山是吕洞宾成仙处,华山是陈抟老祖,终南山是王重阳。去申请自然文化遗产的那些个名山大多都是。这些地方地球人都知道,黄金假期时人流如织的。可在那里面,哪里才算得真正的仙境呢。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啥天宫背景,也没有仙人指路的灵气,怎么才能进得去呢。
还是从古人的一些事迹中寻找蛛丝马迹吧。

晋虞喜《志林》的记载:晋人王质上山砍柴,偶遇两个仙人在下棋。他观棋听歌,支没支什么臭着无从去考,和仙人说没说话也不清楚。但一局未终,斧子把儿已经烂掉了。
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载:东汉刘晨、阮肇上天台山采谷皮,迷路了。十几天后,找到一条溪,遇见两个仙女。二女直呼俩人的名字,如同旧交。于是成日寻欢作乐。半年后俩人思家,仙女挽留不住,便指出回家的路。等来到村中,以前的亲戚、邻里都不见了,房屋、村貌也大变。有个小孩告诉他们听说有两个七世祖爷爷去山里采药,再也没回来。
要想进入仙境,必须下定决心,忘却一切荣华富贵和亲情友谊。说得有点儿残酷,可事实如此。因为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当你从仙境出来的时候,不仅人非,而且篱笆墙也没了。
既然进入仙境纯属偶然,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迷路了。但也不能为了迷路而迷路,那么太刻意。只要你不跟着导游走,早晚会的。迷路之后,就要学会野外生存,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进得去仙境,那是造化,一定能遇到永生难忘的神仙妹妹。进不去的话,就掏出手机联系你的导游然后老老实实下山去珠宝店吧。

其实仙境和人间是交叉重合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回到刘禹锡的那句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可见仙人到哪里,仙境的时空就跟到哪里。月亮走,我也走。仙人呆的地方,那里的山水、草木就在仙境里了。等仙人离开了,又恢复到人间。
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说法,质量越大的物体,其周围的时空弯曲得越厉害。仙境里的时空就是就是弯曲的,仙人的质量也比凡人的要大很多。但王质肯定是遇到俩和他个头差不多的仙人在下棋,要不然他怎么能看得见棋局呢。这说明仙人的质量不只体现在体积上,还表现在密度上。密度越大,越不会坏,直到金刚不坏。
空间的弯曲好理解,就是空间变成球了,变得不怎么直了。仙境就是这样的一个相对球形的世界。王质碰巧进去了,但他的斧子还在仙境以外。那是因为他遇到的那两个仙人的层次不是很高,能影响的空间也不大,空间的边缘正好在王质和斧子之间。而如来佛的空间就大得无边,所以孙猴子翻了好几个跟头也没出他的手掌心。仙跟佛是不能比的。
时间弯曲不容易想象,其实就是时间被拉长了。于是在仙境里呆一小时,就是世间一年光景。仙人质量越大,时间被拉长得也越大。据说元始天尊和太元圣母的夫妻生活有着固定规律,每经一劫才欢爱一次。据道教的计算方式,一劫为四十一亿万年。但这并不能说他们之间是性冷淡,而是因为他们居住在超顶级富人区——三清天里。


二百二十七、当代语汇体系的演进

那天去安定门外的九头鹰和一个许久不见的朋友吃饭。
等菜的工夫,那朋友把九头鹰自办的内部报纸拿起来,无聊地看。
然后递给我。
我低头看出了《北京晚报》的风格。那措辞、那造句,绝对是官方语言。
我调侃,这里有party的领导。

官方语汇一向以枯燥、乏味著称,最易抄袭、模仿。然深入研究,又能从些许词语的变动当中琢磨出政策的微妙变化。这,仿佛就成了之所以枯燥、乏味的一个大理由。对比每一次go-vern-ment工作报告,除去惯用词句和最后的“努力奋斗”几乎一致外,还是能看出核心政策的变迁。只是这样的变迁以不变的语汇表达出来,未免不够与时俱进了。
Mao.ZD在一九四二年写下的《反对party八股》既是对官方语汇的雏形——party语汇的批判,而提倡活泼的文风,同时又宣告了官方语汇体系的正式确立。看看报纸、电视、杂志、报告和人们普通的讲话,就能检测到各种八股词句。如:战线、标兵、攻坚战、战斗堡垒、加大力度、专项整治、综合治理、系统工程、填补空白、模范带头作用、干群关系、上一个新台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加快建设、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战斗在工作岗位上、争当行业标兵……。这样的官方语汇的一大特点就是,富有战争时代色彩。
至今依旧很黄金的《新闻联播》和各地新闻节目中,尤其是前十分钟的节目当中,还保留着这种语言化石。在各地的日报晚报的头一版上,也保留着这样的标本。
可在其它新闻节目和报纸周末版里,那上面的语言还是很有人味儿,还是很能口语化地说人话的。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原来,《新闻联播》和party报头版的语言是故意要那么说的,是为了保存一种死而不僵的语汇体系,就如同保存大熊猫一样的。

由此就能理解,当极左思潮还在风起云涌之时,为何朦胧诗能暗潮涌动,以手抄本的效率写到了报纸的缝隙里、书本的空白地。当样板戏的经典情节还在被不时传唱时,何以王朔能火遍中国,令教授学生、贩夫走卒侧目而观。
王朔的语言本是北京的口语、土话、大院儿语言,通过那些痞子的嘴里说出来,又被弄成了书面的。而人们早就想在纸面上看到另一种语汇,新鲜的语汇,比赵树理的更活泼,比老舍的更当下。一旦读到,如饮甘泉,迅速传播。
继承王朔衣钵的石康和冯小刚继续发挥着痞化语汇体系的经济价值,而其社会价值早就通过心口相传得到最广大的认同。后者在文学上彻底颠覆了官方语汇体系,在思想上也给那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乌托邦釜底抽薪。

此后,更新的语汇体系相继横空出世,分别来自不同的创意空间,诸如:网络、游戏、新写作。网络世界创造出的QQ话语、论坛语言,带来了空前的网语繁荣。网民希望拥有自创的小圈子语汇,于是不同圈子之间就可以把对方当成一种方言了。这些已在前面的细节《QQ是一种方言》和《网语来得正是时候》以及《从大众点评网的官司到网黑的繁荣》中讲了很多。
以前,鲜活得如同鲫鱼的语汇来自口语,来自以时间为序列的演化。现在,新鲜得像刚买的郁金香的词儿们却不断地来源于以虚拟空间为根据地的传播。时间序列被无限的网络连接所取代,这样的传播方式使得不同的新语汇群开始滋生、泛滥,被那些学校语文老师当成洪水猛兽。在他们看来,只有那种心口相传的口语才算新书面语,这跟自老舍到王朔给予的教养密切相关。
娱乐业和娱乐媒体也经常会采用一些新新语汇,比如:PK、粉丝。娱乐业一向的功利主义在这样的语汇传播上却成了启蒙主义。强大持续的视听冲击,就像当年的革命语汇普及一样可以从娃娃抓起,甚至胎教。语言检查制度早已在如此的疯狂汉语的攻击下崩溃到了壶口瀑布的边缘,在一片黄河大合唱中投河自尽。
至于词典,一直是权威的国产语言发言人。在这样的新新语汇冲击下,肯定会比法律更新更缓慢地谨慎吸收其中的一些。但未来的语汇体系,已经不需要词典的这种过时追认了。因为,有一些语汇在被追认之前,就成了烈士。
未来的语汇体系唯一愿意与之为伴的,还是新写作之下的文学。


二百二十八、庄子的独与老子的孤

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其实是完全的两种。
他们身处在不同的时代,前者春秋,后者战国。春秋的老子相对比较从容,还有烹小鲜的逸志。到了庄子时,虽说是逍遥游,其实是在逃命。庄子在道教中没有什么位置,这既说明他的思想与宗教无关,也暗示了庄子和老子根本不是一种哲学。
而更为根本的是,老子的哲学是——孤,而庄子的是——独。
孤独本是一个人的状态,却又可以分裂为两种:独与孤。

独,就是独自、一个人。人在这世上生存,或者一个人独自生活,或者群居、住集体宿舍。群居者易受他人影响,不是独者所愿。独者喜欢一个人做事,喜欢以独立精神超越集体主义。因而独者有自己的生活观念,生存态度,不会为他人而改变。
孤不是独自的状态,而是一个人面对世界时对死亡的感觉。即便群居,周围有一群人,许许多多的挚爱亲朋,一个赤裸裸地面对世界、想死或想到死的人,他也是孤的。死,并非意味着不热爱生命。死,有时也为了生。一个甘愿赴死的人,其内心的阳光应当是正午。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独,是老年无子;孤,是幼年丧父。由这种血缘家族的成员组成来定义出独与孤的不同含义,实在是再精妙没有了。
老年无子的独,是未曾有过子。而幼年丧父的孤,是曾经拥有。二者对心灵的影响完全不一样。独者已在这样的独中生活了一辈子,面对无数次的可能性而希望落空,无人可以继承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孤者从幼年、自记忆的开始就沉浸在缺失的情绪里,那种(父母)死亡的模糊印象永志难灭。

艺术也是独者的艺术,没有与人合作的可能,因此与庄子相契合。他生,艺术在。他死,艺术亡。独者的艺术,是没有子嗣的。
宗教是孤者的宗教。宗教的前提就是死亡之神(父母——>上帝)的存在,宗教的结果就是面向死亡而生的喜悦。

庄子的思想就是独者的思想。梦蝶只能一个人,解牛也是一个人,逍遥游更不需要伴,鲲鹏也非出双入对,井底之蛙自个儿望天,……。独者于天地人间如何成全自己、怎样保全自由。当说出“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之乐”时,就注定处在一个绝对的独当中了。
庄子既说有,又谈无,他始终狡猾地处在有、无之间。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他是个绝对的相对论者,秋豪有其大,泰山有其小。正是这绝对的相对论,才达到了齐物的地界,物我两忘地躺在了葫芦舟上。

而老子的道德经里,孤的意味随处可见,面向死亡而生的气味俯闻皆是。他通过孤道找到了虚谷,那里有一扇大言希声的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在这扇门前,老子看到了与死亡相反然而又相通的新生之路: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蹊,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虽然老子也讲生生死死,却没庄子的频率那么高,而是喜欢玩些自残的游戏,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于是,他见到了不死的谷神,找到了伟大的母性——玄牝.


二百二十九、看见的鱼真的能吃到嘴里吗

去饭馆点鱼的时候,服务员会把一条鲜活的鱼用网兜拎过来给你看,意思是就是这条,你满不满意呢,啊,吧。鱼是看到了,可葬身油锅的是那条游不快的就难说了。我是不是有点儿较真儿、有点儿腻歪,可实在是心里嘀咕啊,所看即所吃吗?
饭馆示鱼,是一个必要的程序,也表示自己的诚信。可这样的程序,仅仅是半个。半个程序的诚信不等于诚信,那半个可能还是欺诈,瞒天过海的欺诈。
在中国,这样的半个程序比比皆是。现在年收入超过十二万的,要自动申报纳税了。这是半个程序,而另半个程序是,这些税收都用在哪里了,纳税人怎么去监督,尤其是这些主动申报纳税的人可能就更关心了,是不是go-vern-ment部门也应该向纳税人主动公布税款流向呢,就好比那只被看的鱼真的入了锅。
中国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也是如此,那些候选人只知其名,不见其人。空山不见人,亦无人语响。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模样,全都在厨房,给谁看呢,这样的人只能代表那些大师傅。
记得从前的北京人在吃烤鸭的时候要在上面用毛笔写个字,等鸭子烤出来了那个字笔墨犹新。吃客不是墨客,却能放心地甩开腮帮子。这就是完整的程序了。
下一次再点鱼吃的时候我一定问,你们有剪刀吗?
服务员诧异地问,干吗?
我要把鱼嘴铰个豁口儿……


二百三十、 伪科学、非科学与中国文化、中医学

这世上只有一个科学,就像这世上只有一个上帝。但到底何谓科学,正如谁才是上帝一样,始终处在争论当中。
但科学不是上帝,因为它不相信一切形而上的东西。科学是实证的,而上帝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
科学只提供或然的真理,但它真诚地宣布自己是或然的。同时,它还提供准确的实验数据,来保证或然真理的有效度。
科学的理论可以有假设,却不归于虚妄。科学要对那些假设进行可重复性的实验来检验,来抵达与现实世界不违背的真理此岸。

科学里有很多经验,但经验是不准的,不能被当成论据,只能是灵感的起点和途径的数据。
科学实验是基于经验的模型化重复。既然经验是可以重复的,那么实验也必须是重复的。而且实验是被严格定义的模型化的。
在此实验的大量演习下,经验的条件变成了可感知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总是在那样的经验条件下生成,这就是可证实的科学定律了。
至于证伪,则是预先规定一项实验,假如实验结果同理论相矛盾,就必须放弃这个理论。这体现了科学的诚实性。
数学则全部在假设公理条件下进行推演,所以不是科学。它和语言一样是科学的工具。

于是谈到中国文化。似乎一提及此,就必定是传统文化,好象中国就没有新文化似的。一说新文化,就是五四文化,好象中国就没有当代文化似的。但还是从传统文化说起吧,如今这中国传统文化居然和伪科学、非科学有了很多瓜葛,实在是匪夷所思。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哲学、文学、书法绘画艺术、戏剧、医学、武术和其它国学。中国传统文化大部分国学都不是科学,都是非科学。这应该没啥争议的。
而伪科学和伪钞相似,就是假借科学的名义,行非科学之实。因而伪科学也是非科学,但非科学不都是伪科学。
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就不曾以科学的名义,它们也就不是伪科学。说反“伪科学”会阻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其实没啥道理。
唯一可说的是中医学,与此类似的还有藏医学、苗医学、韩医学。反“伪科学”可能要阻碍的,也就是它了。它最像科学,或者说最有可能是科学、具有科学性。它也被有些人认为是伪科学。
那么中医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学科呢?

科学学科必定需要奠基于科学理论之上。而这基础的科学理论不能是哲学,不能是形而上学,不能是先验的。而中医学正是这样。它的基础是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人的世界观,是形而上的命题。
在中医看来,越是古老的越经典,比如《黄帝内经》。而医学科学的理论扬弃是厚今薄古,是从客观临床观察为经验基础,而不是以古人的经验为自己的论据。在医学科学当中,也不会有经络这样的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上帝之手存在。

所以,中医根本就不是科学。但并非只有基于科学理论的医学、医术才能治好病。巫医可以治好病,中医也可以治好病。但中医不是巫医,也是经验医学。中医确实经过了无数代人的亲身实践,治好治死都有,再不断总结。但中医获得、总结、归纳经验的方式不是通过科学的理论来演绎、推理、建构,而是按照阴阳五行的方法来梳理。中医可以借鉴科学的手段,却不能把中医理论的基础也彻底科学化,因而中医科学只能像雨像雾又像风了。
真理是否仅仅存在于科学当中呢?科学只适用于可观察的世界,而得到的也只是百分之多少正确的规律。虽然这些科学真理是或然的,却能很好地解释可观察的世界。科学为什么不能解释与中医有关的经络、气功和人体的一些现象呢?因为这些东西不存在于可观察的世界里,而是置身在可感觉的世界里。
中医里的这些东西和科学一样,都是或然的知识。但中医的这些或然知识却能很好地解释身体这个可感觉的世界。身体的可观察的世界和可感觉的世界相交的地方,就是医学科学的用武之地。这其外的可感觉的世界,还有中医这个守护神在着。

被中国人叫做“西医”的,实际应该叫“医学科学”或“医科学”或简称[普遍的]“医学”。中国人叫“西医”,是为了体现所谓的阴阳互补思想。以“西医”为阳,以“中医”为阴,好象能调和好人体这个最宝贵的鼎鼐。
中西医结合是否能够治理好身体这个国家,也只能是或然的。这样的或然性,应该比纯粹的中医或西医治疗还要低,因为其实践的经验只是近几十年的,无法和几百年的西医实践和几千年的中医经验相比。

再说说疑似对科学提出挑战的气功吧。
气功一直就在非可观察的可感觉世界(比如:肚子)里运行。它的理论基础和中医差不多,久而久之治病就成了它最基本的义务。气功比中医多沾了点儿仙气儿,更神。这和中国人的神话(神仙)传说有关系,那些神仙都会气功,或更神通广大。
当气功大师把运行在自己肚子里的东东运用到可观察世界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叫“科学”的片儿警,小名“司马南”。片儿警把气功贬低为魔术,是为了适应可观察世界的接受能力。
气功大师也发现,只有使用魔术,才能让可观察世界里的人看到自己肚子里的东东,并对自己崇拜之至。

还要说说古老的《易经》。说《易经》是科学,就像说算盘是计算机。算盘能达到怎样的计算功能,也就是《易经》里科学糖份的数量。
《易经》最好地体现了“科学性”这个词的内涵。比如:阴、阳火柴棍儿摆出的二进制世界。说这是科学,未免太离谱。说这有“科学性”,也不错,也到此为止。
另外,就是要琢磨琢磨为什么要说一个东西具有“科学性”,这么说的动机是什么?
可观察世界由怀疑理性一点点、逐步地在一块广袤的大陆上建立起来,科学是这个世界最最普遍的建筑形式和风格。科学就成了这个世界的显学,主流文化。于是,很多在可感觉世界里屡试不爽的东东纷纷申请移民到可观察世界,而移民的一个刚性条件就是:具有“科学性”。


二百三十一、公民的胜利

庶民,俗称“草根”、“草莽”。本来,这个题目是“庶民的胜利”。等要开写了,我发现,原来我要说的都是“公民的胜利”。

先说胡戈吧,娱乐事件总是最惹眼,这是时代的特征。胡戈的胜利在于用一个馒头打败了中国的汤臣一品级的大导演陈凯歌,使得恶搞看起来比科班儿艺术还TMD严肃。
这件事,不仅暴露了电影市场对售后服务和品牌的忽视、以及对观众的无极性的欺诈,也体现出广大消费者因此而要求赔偿和精神抚慰的商业社会法则。


李文娟,因举报领导违法而多次被强势者报复的一个普通的国税局公务员。她实名举报,结果两度被拘留,最后以“举报上访扰乱罪”获劳动教养待遇。我还是在央视的节目里认识她的。
劳动教养就是类似饭馆看鱼那样的半个程序的制度。李文娟再次让世人看到了它的荒谬。一个公民能这样明哲保身,实在让先贤们觉得可悲啊。


村官儿蒋石林,以普通纳税人身份将本地财政局告上法庭,以“财政局超预算、超编制购买豪华车”为由,要求法院认定该市财政局超预算购买两台小轿车行为违法,并将违法购置轿车收归国库。
该市财政局局长知道此事后,不屑道,农民不缴农业税,就不是纳税主体人了。当地法院没有受理。经过网络和媒体轮番轰炸式的教育,逼得财政局局长亲自登门致歉。


在北京,一个“卖菜小鬼”杜宝良偶然发现自己在驾车运货时于同一地点非现场的闯禁行违章已达105次(马上就到吉利的108了),累计罚款1.05万元(为啥不是8888元呢,太多了)。他尽管老老实实地吐血交了罚款,可那血腥的气味却引来了各家新闻媒体。
此后,交管部门开始更人性地执法,实行交通违法处罚告知制,还在街头数字信息亭提供查询服务,让那些不会、不爱、不能上网的人也能随时知道自己的身价。


2006年的一天,中、农、工、建、交五家商业银行无耻地宣布对跨行查询收取手续费,收费标准为每笔3毛钱。上海一位叫邓维捷的女士认为此举涉嫌操纵价格,将交通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和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四被告返还银行卡跨行查询手续费1块5。舆论哗然,都对商业银行的这种流氓行为表示唾弃。因为大家都是银行的顾客、储户,都要交这三毛钱。
这场官司的结果到底如何,我并不清楚。但在央行、银监会和各商业银行的磋商下,现在定的收费标准是:每月可免费跨行查询3次,此后每次收费 毛钱。


这五个件事虽由公民个人发起,却都是公益性的诉求,受益者是广大的公民群体及整个公民社会。
此外,一青年政治学院教授认为养路费非法,告诉了,但法院没受理。而上海一律师质疑深圳公共安全专家将妓 女、嫖客示众的正当性。前者的受益人群是机动车所有者,后者泽及的则是那些嫖客妓 女们。
嫖客妓 女虽然违法,但也是公民。不保护好有违法的公民的合法权利,那些执法的pol.ice的公民权利也会有被无理侵犯的时候。
公民通过合法手段伸张自己及群体的权利,将越来越得到社会媒体和网络社会的支持。这样支持是前所未有的,也就会愈发强大。
而传统的那些强力机关、部门,也会被这样的支持力量一点点渗透,使得它们在行使权力时更加谨慎;在维护公民权利时更加大胆。
这一点点的公民的胜利汇积起来,就会变成公民社会的潮流。


二百三十二、表演艺术家与戏子的区别

表演艺术之于娱乐,正如文学之于影视。从“大表演”的概念来说,那些在镜头前和公众前露脸的,都可算作表演。像主持人,说相声的,选秀的,网上视频里的,跳钢管舞的,歌厅里的,KTV,MTV,同一首歌里的,大马路上抱抱的,地铁里卖唱的,都是。但表演并不一定就是艺术,而表演也不一定需要艺术。所以上述这些大可去演戏,去客串,去票。
从中国表演艺术院校出来的,叫演员。在香港演员培训班出来的,叫艺员。香港没有艺术院校,只有演员班,从一开始就很商业化。内地艺术院校,课堂上老师们教授理想的表演艺术,但下课了学生们就忙着考虑商业演出。
演员可走两条路,一个是向表演艺术的雪山攀登,一个是向炒作的市场迈进。

后者需要花絮、八卦、绯闻及丑闻。他们靠演技博得名声,无论如何作秀都和其职业一味相投、相得益彰。不要责备他们,他们如看待表演之于人生那样把作秀当成表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会在聚光灯下留言板上颁奖典礼中惊鸿一瞥,留下自己的英姿倩影,努力成为轰动一时的戏子。
戏子这个词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形容那些梨园人士的,后来他们升格为表演艺术家了。现在戏子一词却可以准确地定位那些明星们,就在于他们把表演做成了黄金,把艺术弄成了狗屎。

而前者经常沉默,仅仅依靠角色和作品与人交流。他们沉默的原因是不适合讲话,不习惯作秀,不能用平常的言语说出自己对时代的讽刺。这样得罪人,有碍自己的事业,于是他们选择性地继续沉默下去,在最需要沉默与沉没的时候沉没并沉默着。
地下电影是一种对抗时尚的沉默方式,它竭力寻求反时尚的突破口,就像年轻人对父母时代的逆反一样。到国外某个乡村电影节上获个奖是为了能在中国以更稳健的心态沉默下去。比如朱文,他的小说是半地下的,他的电影是纯地下的。
这就是为什么表演艺术家不做或少做(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广告的原因。他们不想和戏子一个舞台,将艺术降格为表演。同时,适当的沉默有助于艺术的发酵。也很少能见到他们有什么娱乐新闻报料,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他们不需要这样的鸡屎文章来存活。

我们在影视文化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就是那些影视艺术家在要赢得艺术名声的时候会注重艺术,当他的艺术市场成熟之后就开始全神贯注地表演,而不断透支自己的艺术信用。当这个轮回发生之后,一个时代就算结束了。第五代导演被第六代替代了,接班了。然后就是新的轮回。
当崔永元看到火暴的超女时,他说出了“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话并开始了“我的长征”。但他可曾在《百家讲坛》火的时候,说过此话呢?
就是这样了。


二百三十三、普罗米修斯就是盗版商的祖师爷——问小贩,有政治小爬虫卖吗?

欣闻《政治小爬虫》被禁,可喜可贺。我要去街边那些卖盗版的小贩们,有政治小爬虫卖吗。哦,那不是家养的小宠物,是一本书。小贩摇摇头。我不甘心,接着追问,你的领导、你的上游在哪里?希望他们在年根儿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适当关注一下图书市场的新动态,毕竟《黄金甲》碟版还没出呢。被禁是最高形式的炒作,由我国的政治宣传部门以涂黑了脸来配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哥们儿,干吧。
爱默生说,每一本被焚毁的书,都照亮了这个世界。但他没说怎么照亮的。就是靠这些盗版商啊。他们在侵犯作者知识产权的同时,也传播了一粒粒火种。那个被人类称颂的普罗米修斯,不就是从宙斯那里盗取了火种吗。他大概就是盗版商的祖师爷吧。
从网络来到书店,见到最多的是走下《百家讲坛》的那些面孔。这回有央视那些主持人来叫卖,肯定是什么都一塌糊涂了。这些还没被禁毁的畅销书,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吗。一切畅销书都有可疑之处,而所有禁书都能引起阅读的欲望。
虽然众生喧嚣,其实万马齐喑。
那些还在说自己话的人,更显弥足珍贵。即使自说自话,确实容易遭忌。不说自己的话的人,活得好好的,这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口才向着格式合同的标准悬河如流。而那么结结巴巴试图说出自己的想法的人,却不断遭到布鲁诺一般的迫害。前有《国画》,今有《政治小爬虫》。幸好,还有惟利是图的盗版商,就像当年《新华日报》的发行者那样。


二百三十四、从pol.ice的用语能听出什么

一个pol.ice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那天凌晨三点接到一位女群众的报警,说……”
令我感兴趣的不是省略号之后又说了什么,而是他说的“一位群众”。他还可以这么说,“一个女老百姓”,“一个女人民”。
但无论群众、老百姓、人民,都是人称复数,本不能单用。可他就单用了,想必也习惯了这么说。语法上的失误算不得什么,就像总是把权利和权力混淆着说一样,没人会追究你失职、渎职。
其实他满可以说成“一女市民”。我猜想他不这么说的原因是觉得那个报警者未必是本市的,这么说不严格。其实那“群众”也严格不到哪儿去。既然不一定是本市的,但肯定是中国的,总不至于是个老外。
那为什么不说成是“公民”呢。
呵呵,pol.ice是不会这么说的。一这么说,这主客体就变了。原来的居于主体的pol.ice就反主为客了,原来管人的人就要变得处处受人监督了。当pol.ice说,“公民,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那个公民会不会被这番话直接融化掉呢。
pol.ice是人民的pol.ice,却不是公民的pol.ice。必须注意到其中复数-单数以及群-个体之间的微妙关系。宁为复数抛头颅,不为单数拔毫毛。为空泛的“人民”服务,显然要比为每个具体有形的“公民”服务,来得容易和便宜。谁能合法地代表“人民”的“意志”,当然是领导了。
你可以因受到pol.ice什么不公正的对待去法院告,却没有权利让pol.ice把什么做得更好。现在的法制变得越来越像法治了。可从那个pol.ice的这一个小“口吃”却能听出来,这个世界并没进步多少。


二百三十五、王朔归来,给他个八字儿

归来的王朔依然保持着一个骂将的风姿,老而弥坚。他一点儿没变,但我们变了,这个世界变了。
臧否那些文化人物(诸如张艺谋、超女、80后、余秋雨)的工作本不是他该干的。从来去抨击别人的人,都是站在比别人低的角度去颠覆的,这样才带劲儿。可现在的王朔已经是个“教主”身份了,怎么能这么低三下四地批那些已经被批烂的对象呢。这简直不是拾人牙慧,而是拿个吸管去吸呕吐物了。即使是抱着某种不可说的目的,也不该这么自损身份。
他的骂在以往是何等的耳光响亮,到现在却更像是在挠痒痒。以这样的故伎重演,即使策划得再耸入云霄,也还是一个字:俗。
真的,朔爷就该去当个精神领袖,去批判批判社会,批判go-vern-ment,批判party,这才是他该做的。可他敢吗?那样他不是更寂寞了吗?没关系,他已经万古长青了,还怕什么留取丹青呢。就现在这帮子party的领导,哪一个不晓得王朔语言对party语言的颠覆呢。可结果呢,他竟然跟80后和超女这帮小嘣豆子干上了,怎一个小字了得啊。
王朔还是在一个劲儿地抖落他那个聪明劲儿,没见出更大的智慧来,口口声声还是个钱字,只是挣钱的商业模式换了。王朔的钱应该早就挣够吗,他肯定不是为了钱。我感觉他是带来了一套新的操作软件,要把以前的那个语言体系好好升把级。但从他说话的口气和风格看,他的语言可能还那样。我也只是在揣摩,他的正在进行时的立体语言会怎么横空出世呢。
徐静蕾可说是王朔的贴身女弟子了。王朔和人家好了那么久,怎么着也该教几着吧。可是从老徐博客的充水与流水,看得出她没得到王朔啥真传,只继承了贫。是徐静蕾天赋差,还是王朔没好好教,没得教,不好说。一个思想如此贫弱的女人能当好什么导演呢。由此,是否也能看出王朔这些年的修炼成果呢。
不管怎么样,王朔又归来了。但要紧的是,他到底要去哪里?
 


二百三十六、这世上为什么会有“小姐”

“小姐”这个行当与一直很古老的娼妓业既相似,又不同。从相似的方向看过去,都是情色行当、皮肉生意。
中国自远古就有鸡崇拜。女娲第一天造的就是鸡,直到第七天才造了人。雄鸡一唱天下白,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现在娼妓因谐音的缘故不幸也成了“鸡”,这就像母亲对每个孩子来说最伟大却成了国骂“他妈的”一样。最高级的器官——生殖器同时也是排泄的器官,高贵与卑贱一直相邻,而纯洁与污浊总是同在。
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个词,那就是“小姐”。“小姐”原本标显“高贵”、“纯净”、“富裕”、“尊严”。古代能被叫“小姐”的,也是大户闺秀,否则只称“丫”(丫头、丫鬟)。但不幸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小姐”一词终沦为与“鸡”为伍了。这也是“高贵与卑贱相邻、纯洁与污浊总是同在”原理的又一个应用罢了。当一个词从高贵变得卑贱时也就愈发卑贱,由纯洁而污浊后自然更加污浊。
面对“小姐”,所有人都能找到某种不可名状的、道可道非常道的自信。即使自己比她们挣的少,也能呼唤出那天赋人权一般的优越感。男人们因而恢复了雄性的威武,女人们也找到了自己何以如此命苦的根源。它让那些出卖权力的贪官感觉不到自己身上的风尘味儿,让那些小偷强盗感到自己盗亦有盗,让那些contraband贩毒的亡命徒找到了道德的籍口。
刘少奇曾很虚伪地说,三百六十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它再虚伪,这三百六十行里也不该包括“小姐”这一行。“小姐”这一行简直就是社会专门准备出来的。它既能用来祭奠那些尊严受损的灵魂,又能使各种肉体获得片刻的安宁。由此看来,“小姐”这一行确实是社会得以安定团结的关键。


二百三十七、“梦想照进现实”了吗?

电影的“四小名旦”中,就周迅还算会使用脸部表情的。章子仪、赵薇,都是不怎么会笑的,更不要说表情肌了。至于徐静蕾,一笑起来就很苦,她根本不适合笑。就像这个电影,不适合她来搞。
在《梦想照进现实》里,她说话看似随意,实则做作。一举手、一投足,都像另一个人。她就是一女王朔。
男女主角对话了一个晚上,构成了电影的总长度。这样的低成本制作,好似一小品。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情节设置新颖吗?一点也不。两个人在一宾馆房间里腻在一起,没动作,没发展,没头没脑地烦了一阵,又放松起来,而后是吵,最后和好,作起了鬼脸,好傻。
看着,听着。这剧里王朔的语言确实和以前那四本文集的不太一样了,有点儿三维立体的意思。话脚极密,密密麻麻,净是方言、术语、黑话。可我听多了还是很起腻,为啥?
就像我以前在《江郎才尽的标志:作家的自我写生》(中国细节085)说的那样:“一个作家如果以自己的生活为写作素材,或者以类似自己生活的故事为情节,就会进入到封闭的创作状态中无以自拔。这有些近亲繁殖的意思,更像是两面镜子相对形成的深渊。从而有了江郎才尽的时机。”
王朔以前跟冯小刚合作了电影《一声叹息》,写的就是一个作家的婚外情。里面谈到了写作,而且是写剧本。这样的自己写自己的内循环情节,是不会好看的,而且是典型的作茧自缚。
现在,王朔和冯小刚掰了,找到了另一个更亲密的电影代言人——徐静蕾。在《一声叹息》里写的是作家自己,现在则是电影写电影自己、导演写导演自己了。


二百三十八、中国历史权力的量化方式:权值

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而产生的权力,其效力应是最大的。这个最大的权力,不妨称之为“全民权力”。“全民权力”寄托了全民的希望,必要符合全民的意志。
至于是否有一个“全民意志”,还要仔细斟酌。即并非每个公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而后集合起来,就成了“全民意志”。而且在全体公民中,必有正常的反对者,那么他的意志如何在“全民意志”中体现出来呢。
而“全民权力”被量化后,就有了“权值”。“权值”的意思就是这个权力因合法性而产生的效力。设“全民权力”的权值=1。1,表示“全民权力”是可以被选举而出的、被赋予的效力最大的权力,而且是唯一“权值=1”的权力。

于是,我们要找到一个与之差距最大的、最好其值=0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弑君”、“篡位”、“篡权”、“僭越”、“反叛”这样的字眼,这样的权力被一般的人和史官认为是非法的,因而其权值=0。这样的权力虽然没有任何效力,但因其纯粹的暴力而使臣民屈服。
开国之君获得的权值一般比0要高一些,他们可以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来为自己的权力获得一定的认同。像商汤伐夏桀、周武讨商纣,都是打着暴君无道顺应天时的旗号。于是他们得到的权值大概在0.5。
随着一个暴力掌握政权之后的作为和时代的演进,这个暴力政权的权值也会不断变化。既能因标榜新政关注民生而增加,也会由残暴统治而锐减。
譬如中国的汉朝。刘邦起初斩白蛇而起的时候,还是很有道义上的优势的,到成为汉王时也差不多0.5了。后来楚汉相争,并没什么道义上的优势,而且屡战屡败,最后靠赢得了韩信的信任和支持,才使得霸王最后自刎乌江。当刘邦缔造起大汉帝国时,他的权值大概也就0.2吧,比0.5下降很多。张良知道他是个小人,也功成身退。韩信等功臣被杀,证明了刘邦及吕后的心虚,也就是对权值过小的担心。
所以,那些干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勾当的人,都是对自己的权力有很深怀疑的。
说什么人心思安、中国需要统一,就会有人出来打天下,使苍生安宁、天下太平。那不起义岂不是更好,不出头岂不就没有乱。既然没有乱,又何谈使之不乱。那些打出统一天下为苍生计的旗号的人,无不希望天下统一于自己、苍生计于我。那些打出统一天下为苍生计的旗号的人,只是为了增加他们日后的权值罢了。
正因如此,汉武帝才极其赏识董仲舒。一个皇权就要努力寻找它的合法性,增加其权值,通过什么呢?一个是关注民生,与民休息,减少赋税;还一个就是确立意识形态,搞文化统治。
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加文化统治的混合体。其中尤其是提出了君权神授,这是汉武帝及汉政权得以拥有更高合法性的理论、策略、出路。它经过汉武帝一系列的政治上市包装,使得汉帝的权值从刘邦时的0.2上升为了0.5。

一切皇权的最高权值,也就是0.5。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要给非皇权的其它种类的权力留下足够的值域。
美国推选总统实行的是选举人制,也就是在一个选区如果谁赢得多数那么这个选区的的选举人票就都归这个候选人了。这样选举出来的总统,其权值也就是0.9。
于是就可以确定说,中国现政权的权值应该在美国总统与中国古代皇帝之间来分析。

现在,中国的选举制度是间接的人民代表制。公民不能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也没有美国的选举人制,而是由公民选出的人民代表来选举国家领导人。
这样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人是合法的,但并非所有合法选举出来的权力其权值是一样,而是很不一样的。
这样的间接选举制选出来的领导人,其权值应该在0.7,也就是中国皇帝的0.5与美国总统的0.9之间。
但在中国,推举谁候选也不是由选民(公民)和各个政party能说了算的,而是Communistparty说了算。候选权的限制使得权值只能是在中国皇帝的0.5与间接选举的0.7之间,也就是0.6了。


二百三十九、“李敖有话说”终于说错了

用迅雷下载了好多《李敖有话说》来看,很过瘾,比直接看凤凰卫视还方便。但还有件更为过瘾的事。李敖在其中一集里说,要想挑出他的毛病很难,因为他是闭门造车的。言下之意就是自成一体,自洽得很。他还说他最多的错在读音上,但这是有原因的。
于是我就一集一集地看下去,终于发现了他的纰漏、错误,很高兴啊!
李敖在323期《陈水扁的“四不一没有”》当中,又说到了陈水扁实际上废除(废止)了国统会运作和国统纲领,却在文字表述上说成是“终止”。他这么做是为了不和当初做总统时发的“四不一没有”的誓想矛盾。
台湾的外交部长到议会接受质询时说,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我思故我在,所以国统会到底是“废止”还是“终止”是一个哲学问题。亲民party的立法委员张显耀就指出说“我思故我在”的不是德国哲学家康德,而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张显耀是法国留学回来的,当时还用法文说出了“我思故我在”。连战、宋楚瑜都赞扬了张显耀对胡说八道者的批驳。
然后李敖又说,在博学的他看起来,张显耀的表现还是美中不足,因为笛卡尔说的、使用的是拉丁语。
接下来,李敖就对台湾外交部长说的“政治问题是个哲学问题”感起了兴趣。他说台湾有个对哲学的奇怪的解释,哲学就是在一个密闭的漆黑的房间里找一条根本不存在的黑猫。而陈水扁们则是在这个密闭的漆黑的房间里边找一条根本不存在的黑猫,还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李敖又举例说王阳明,一朵花我看见它它就存在,我没看见它它就不存在。他说这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是一个意思、一个论调。
哈哈,李敖终于说错了。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意思指的是,“我的存在”(主体的“我”)的证明来自“我思”,而与别人的存在、花的存在、国统会的存在没关系的、不搭界的。前面那个弱智的外交部长本来就引用错了,他实在应该引用王阳明的话才对。而后呢,张显耀没抓住真正的毛病,当然他不想跟着跑,上别人的钩也是对的,点到为止。
可李敖跟着跑了,误解了笛卡尔的话,被我逮到了。这个伟大的当代孔子哥。但我还是很钦佩李敖这个人的,至少现在是。就用这样一个细节向他表示致敬吧,相信他会喜欢的。


二百四十、 哦,原来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原来有很多的神话。但不知怎么搞的,弄得那么破碎,跟一场梦似的。传说女娲和上帝是异曲同工的,都是七天时间就创造了万物。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光,女娲引进了一只雄鸡。雄鸡一唱天下白,也走光了。
后来,这些神话就被融进了历史,那些神话人物就成了历史人物,充军到上古史当中去了,就是三皇五帝到如今。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从商朝开始。之前的历史是半神半人的,达到了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程度。
中国人生前最怕的是遭到天谴,天的谴责。身后最怕的,是留下骂名、臭名,在历史上被记上一笔。
然而,中国人心里的“天”到底是什么?是模糊的,不详的,也不能详细地说出来,“天”到底是个啥,怎样运作。“天”和“道”一样的,可以说,却说不清。
历史就不然了。历史是详细的,一个字一个字的,一笔一笔的,千刀万剐的。换句话说,是可以考证的。证得到、证不到,就另说了。于是,考古学、训诂学、小学就发达起来了。这些都是其实都是为了佐证历史用的。
中国人喜欢实在的东西与不实在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像风水(阴阳五行论与建筑人性化的结合)、相面(运命预测与面貌测量的结合)、易经(卦相肴辞与人事吉凶的结合)。
而天与历史的结合,也是一种。二者按照阴阳配对儿找起来不累的格局方式合流一处,实在是再妙没有了。
“天”里原本有着各种支离的神话,到处都是神鬼,位阶不定,到底拜谁能灵呢,就统称为“天”吧。于是就有了以“天”领衔的很多说法:“天命”、“天谴”、“天怒”、“天时”、“天神”、“天父”和“天子”。后来,“天”里的这些神话就转换成了历史,而这些关于以“天”的说法又保留下来、发扬光大。
而历史里也有虚无,不仅是那些遥远的氏族首领和比“北京人”还远的祖先,而且还包括了渗透在各个朝代里的仪式、传说、野史,和很多帝王将相出生前的奇异以及死后的羽化登仙。
所以,若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实在是太冤枉了。因为中国人的信仰与别的地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实在太不一样了,太特别了。于是就被考古家、学问家就认定了,中国人没信仰。这个信仰在中国人看来也不叫信仰,所以就被忽略了。我也是忽然才发现的,原来中国人信仰的就是:
史。

史,原来是个官名,指的是记录历史的官。像司马迁,自称“太史公”。《史记》的意思就是史记录下的,史官的记录,也就是历史了。在《史记》以前,历史被称作“春秋”。
中国古代,官员对君王、皇帝的监督叫“谏”,都是非刚性的,时有时无的,可听可不听的。司法监督对一把手更谈不上,因为法是一把手订的。而且,皇帝的旨意也具有法律效力。中国不曾有司法的独立,于是出现了很多清官。
而君王、皇帝最怕的,最担心的,恐怕也只能是历史和史官了。皇帝明白,他能支配天下的一切,却很难支配日后的历史。同时,史官独立记录历史也是一种承袭下来的传统,不得干涉。这个传统直到唐朝才被打破了。
不仅一把手皇帝,宰相、丞相、内阁和其他官员也害怕历史,害怕留下骂名、臭名。历史甚至可以管到每个人。比如家谱、家族史、地方志,都是地方的、家族的、私人的历史。
中国人常爱说的一些箴言座右,和历史息息相关:
让历史告诉未来;
历史会证明一切的;
相信历史;
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
公道自在(历史的)人心;
古今多少事(历史),都付笑谈中;
任由他人(历史)评说。

中国人乐于谈史、讲历史故事、演历史戏剧、评历史的书、感历史的痕迹、保护历史的遗存,这些行为当中绝对有着对“史”的迷恋和崇拜,进而信仰之。
虽然“史”不是人格式的“上帝”,却有着“天”的背景与支撑。虽然我们每个人手中没有一本小册子名叫《圣经》、或《古兰经》、或《金刚经》,却能在背后的书架上找到《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
那个百家讲坛,实在该叫“百家教坛”。那些讲历史的,其实是在使用着历史的元语言(什么是“历史元语言”,以后的细节再说)进行布道、传教啊。


二百四十一、对北京城市管理者被杀案的F D型性分析

在北京,最近有一个案子很典型性,就是卖烤肠的无照摊贩崔英杰将执法的海淀城市管理者队副队长李志强杀死这件事。
摊贩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很卑微的身份称谓了。在我生活的小区外,小摊小贩比比皆是,还没看见城市管理者出现,有回他们来是冲着那些无牌小狗去的。
这个案件到底是按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来判,还是按故意杀人罪来断,悬念就要昙花一现了。那边,李志强已经成了烈士。这边,崔英杰的死罪还没落棰呢。
要想把这个案子、这件事儿说出点儿名堂出来,必须得有些新观点,也就是说,得对这个典型事件作出F D型性的分析。

首先,这个事件的醒木是:
走投无路。

且看海淀城市管理者大队宣传科王金波参与行动时拍摄的画面:
十几个执法人员围绕在崔英杰周围,崔英杰手里紧握小刀本能地舞动,口气却软弱:把车给我留下,其他你们拿走。
城市管理者的声音在说,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争执的最后场面是崔英杰单膝跪地,左手仍死抓住三轮车不放。
城市管理者最终收缴成功开始回撤,画面中是他们离散的背影。
已经离开现场的崔英杰突然从后面迅速跃入镜头,人群一阵混乱,然后是血,然后是崔英杰转身飞快跑向小巷深处的蓝色身影。

崔英杰在庭审时说:
“我哀求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就是请把我的三轮车留下,因为那是我头天刚刚借钱买的。
“当时非常心痛,看到三轮车被装上卡车的那一刻。
“看到过新疆卖哈密瓜的有人在最后关头还能要回车,我就又冲上去了。和李志强擦肩而过时和他的手碰了一下,就以为他要抓我,所以随手一扒拉,当时不知道扎在什么位置。”

既然走投无路,难免会发生冲突。一旦冲突,后果难以预料。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烈士,更多的暴民。这样的预测比预测股市的熊与牛容易多了,也准确多了。
城市管理者队员去执法,碰上这样的情况,是畏缩,还是挺身而上。他们心中,是否也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触呢。

然后,就有了一个惊堂木:
法制代替了法治。

什么是法制?就是法律演化成了绝对刚性的制度。
制度的执行者并不关心、深究这样的制度是否真的有可以依存的法律,是否真的完全来自法律。既然有领导的指示、上司的命令,那就努力完成任务、维护制度。
城市管理者执法本身到底合不合法呢?这已经成了一个学术热点了。

尽管城市管理者目前没有自己单独的法律或法规,但它所涉工商、园林、交通等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适用的法律,这些分散于各处的法律构成了城市管理者执法的基础。
城市管理者最直接的授权来自行政处罚法第16条: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go-vern-ment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共安全专家机关行使。

看来城市管理者执法的法律依据没啥可争议的,但城市管理者这个行政机关是否合法呢?
尽管法律规定可以由“一个行政机关”综合行使权力,但这个行政机关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即须由本级go-vern-ment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而北京城市管理者局的成立根本没有经过这一程序。于是,它不是一个合法成立的行政机关。因而,所谓“崔英杰妨害公务”就难以成立了。

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曾就崔英杰案与城市管理者执法问题举行专题讨论。与会学者认为,崔英杰案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在行政法角度来看,更是暴露了目前城市管理中行政执法的法律缺陷。

在我看来,欲使北京城市管理者局变成一个合法的行政机关,一点儿也不难,补几个手续就行了。看来这个学术热点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难点,只是go-vern-ment部门缺乏程序观念而已。
但问题有如此简单么?

再后,就出现了一个“中国结”。

所谓的“法治”,难道就是制定更多的法律并合法地执法吗?
这个事件的本质根本就不是什么“执法者是否合法”以及“走投无路才暴力抗法”,而是表达出中国即将和正在面临的社会死结——“中国结”。

按照法律通常规定,此案已过审限,法院却迟迟不决。
殉职的李志强被北京市go-vern-ment授予烈士称号。一位干了八年的城市管理者干部对记者说,
“崔英杰必须死,不死如何让城市管理者在未来执法。”
“李志强现在是烈士,这个案子不是普通案子了。”

但社会上以及网上对城市管理者的意见、批评与否定都很强烈。尤其是城市管理者人员对无照小摊贩的镇压令为公民的既愤慨,又拿不出好办法。
这些都极大地冲淡了李志强作为烈士的悲壮浓度。
单位为李志强建了网上纪念馆。有人留言道:郭德纲师傅说天堂没有小摊贩,希望你能享受一个安静的新年。是啊,要是这世上没有小摊贩,也就没有了要管小摊贩的城市管理者了。
其实,李志强和崔英杰都属于“当代的牺牲们”当中的“改革灰”。

于是,“中国结”就意味着,如果法律及执法者(go-vern-ment、行政机关、执法人员)不能够真正做到尊重穷人,只能使执法者与违法者同归于尽,一个是向左走的烈士,一个向右走的罪犯。
法律面前,真的人人平等吗?为什么能对贪官网开一面,极少有死刑,却不能对穷人网开二分之一面呢。

最后,还是贡献我的良策吧!

更深入地想下去,就降落到制定法律的时空当中了。
那些并非穷人、也并非由穷人选出来的人大代表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只想着去规定处罚的对象、内容和执法者的权力,却没有给出执法者应当负有的责任——对那些可能被处罚者提供帮助。
那些被处罚者一旦遭到了处罚,是否也同时拥有了一个权利——就是要求执法者提供帮助以免于被再次处罚!


二百四十二、XXX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我所受的唯物主义教育当中,最著名的一句莫过于“XXX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它也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不时萦绕在我的耳畔。一到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就会祭出“XXX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百度搜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结果共230,000个。如:
北京胡同的繁荣、衰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北碚楼市不是唱衰的,客观的东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上海房价的下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依法行政反映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有企业就有企业文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价值回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牛市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专家:结构因素决定房价虚增,不以人意志为转移。
这XXX也是SEX(性)的隐晦标志。所以,SEX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拷,美女爱大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在中学所受的那么一点儿可怜巴巴的哲学教育,还只是所谓的“辨证唯物主义”以及绕口令般的“唯物辨证法”的残羹冷炙和残汤剩水。这些马列思想对我们的启发只表现在辩论会上和入团、入party申请书中。
于是,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需要采取某种哲学态度去观察和判断时,我们就茫然若失、自我罔存了。除了条件反射般或追忆似水年华似地想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外,还可能如反刍或呕吐一般地想到:
这是客观规律;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物质决定意识;
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
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量变导致质变;
质的飞跃;
一分为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

一个国家只有单独的一种哲学,那它就成了宗教。像汉代独尊儒术,导致了儒教。后来,十月革命一声炮(翻篇儿,哦,在这儿)响(了),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其实中国早就全盘西化了,马列化了,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现的。至于八十年代反对全盘西化,不过是一种全盘西化反对另一种全盘西化罢了。至于改革开放,更是用一种马列的修正主义(Dengxp理论)去修正另一种修正主义(Mao.ZD思想)而已。
中国人基本上没受过什么哲学教育熏陶及思维培养,自学者除外。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就只能停留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上。不仅我之所欲言,已言古人口,而且也被马克思、列宁、Mao.ZD、Dengxp给说尽了。其实他们依次以后者为修正,慢慢的,可以跟马克思说再见了。
在七九年以前,中国一旦出版西方哲学著作,必要在前言加上马克思主义的一段话来表达出版者鲜明的立场和挂羊头的决心。
当代,中国的思想传播确实更多元了,而且经常会发烧一般出现热潮。像八十年代,以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丛书》、三联书店《学术文库丛书》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为代表,并出现了“萨特热”、“弗洛伊德热”、“罗素热”、“尼采热”。但这一切都随着八九民运落幕而降了温度。其实,这些西方思想、哲学、学术思潮的兴起,在中国二、三十年代就有过一次、热过一回了。这次不过是饭冷了再热一遍,但像萨特确是后来的。
虽然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跟随经济上的治理整顿而更加务实、注重自己的利益,但这些却使得社会更加多元化了。而在这样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结构下,中国的哲学却还是那样的一元。这就好象满桌子都是菜,是川鲁粤淮,是满汉全席,可我们只有一种味觉。干着急啊。这么丰富的社会现象,这么多的利益角色,这么奇特的现实结构,这么独特的文化变态。而我们除了西方那几只水晶调味瓶之外,哪里去找自己的舌头呢。
在今天,即使那些年届五、六十的人,他们知命耳顺,看到的、经历的事情可谓到处都是猪跑。可他们即使成了国家领导人,做了大公司老总,那些丰富的经历与纷繁的体验也丝毫不能使其有什么深刻的思想,一出口就会人情练达、沧桑搔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思维习惯和思想模式早就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不过告诉我们:你只有接受的权利没有反对的权利。你别挣扎了。你TM什么东西都不是。你的意志算个P。当然说这个话的人常常把自己排除在“人”的范围之外的。因为这种改变对他有利,损害再多人的利益又有什么关系?或者干脆就是他懒得管。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可以shake shoulder.比如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是人创造的,怎么可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力量只有两种,第一是自然规律,第二是人的意志,易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过多数人读到的这句话早已所谓的大学者被奸污蹂躏得失去了本来面目。
天行健指天道运行刚健。我们可以理解成自然规律或者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君子应自强当然是奋发向上。什么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还奋斗个P。
说话激烈了不知会不会关黑屋


二百四十三、中国女人的三座大山

前面说完中国男人,现在就说中国女人。男人的第一座大山是成功,这主要指的是事业。女人也一样要成功,但这里说的是,要长的成功。
所以,第一座大山无疑是容貌了。
长的成功实质上是父母一辈共同完成的一项生物工程。而广告对美的界定也起到了教科书的示范作用和手术刀的后天效果。容貌的喜好与歧视如此之普遍,它根深蒂固在人的动物属性上,繁茂旺盛于人的社会行为里。
如果长的不成功,还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还成功,比如整容成功、减肥成功、隆胸成功。既然这成功是后天的,就有风险,就有失败的可能。整容失败了就是毁容,减肥失败了可能会得厌食症而死,隆胸失败了也许会变成坑凹的飞机场。
如今,选美、选秀已如滔滔江水般泛滥。各种媒体宣传也让“美女”深入人心,逼得那些不怎么美的又自以为是的女人转向了女权运动,如:洪晃。当然,不是出于嫉妒而出于两千年水深火热之感的女权人士也大有人在,她们(他们)对选美也相当不感冒,认为那是一种性别讹诈。比如:中国妇联和文化部就不提倡选美,才导致中国的选美行业没有国家标准。
其实,女性容貌不仅是个人长相,还是一个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这就跟地理矿藏、动物资源是一样的,建议国家把这样的资源收归国有,由五年计划统一规划、安排。像韩国,就是因为人口少、又不懂得规划,才导致相貌严重地相似。
推而广之,衣服、身材也是容貌的泛指责了。一般女子把大量金钱和精力花在逛街买衣服和保持身材上,这样的休闲运动娱乐消遣可以使她们在耗尽脂肪的同时也耗尽了青春。她们觉得这样值,这才叫生活。是了,

女为悦己者容,所以第二座大山就是男人了。
男人和女人,一直就互为压迫与被压迫,征服和被征服。如果暂时忘却互相压迫,那就是短暂的两情相悦、两峰对望了,如伏羲、女娲般把蛇身彼此缠绕。
有一次看到电视上一位烧伤科大夫说,这个男的已经被毁容了,可这个女的还一心一意地照料他。如果他俩换个个儿,这个男的肯定要抛下自己的妻子怒向花丛觅小蜜的。
女人爱的是男人的社会属性,而男人爱的是女人的自然属性。而上面那个例子恰恰说明女人对男人的自然属性是可以忽略的,而更看重其社会性,也就显得更势利。而男人与之对应的则是好色,见异思迁等说辞。
男人的社会地位、收入、工作等一旦一落千丈,女人会先埋怨、再数落、最后跳槽的。因为她要为自己以后肚子里的子女找到一个可靠的所在。这当然是女人心里潜意识中所想的。在表情、行为的表现上,女人还是会把自己的幸福放在口头:
你能给我幸福吗?
你拿什么给我幸福呢?
这样就够了吗?
这是女人关于幸福的三句式,女人就是靠它征服了正在征服世界的男人的。
既然女人征服了男人,为何男人还是女人的一座山呢。借用一位登山运动员的话说,山在那儿。
喜好登山的中国房地产大亨王石也说,我能……

有了容貌和男人,第三座大山就是婚姻了。
女人自青春期开始就比男人更看重婚姻(家庭),就像中国的小孩从幼儿园起就忙着惦记着上什么样的大学。而女孩也比男孩更关注自己的家庭,这样的社会性本能也促使她们更关注婚姻。
婚姻不是家庭,但婚姻就意味着家庭。女人擅长双面语、话外音,就是因为她总是对结果有一种判断、有一个期待、有一份清醒。当女人说“我们不会有结果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未来”不能指向三个东西:婚姻、家庭、孩子。女人比男人更实际、更务实、更爱实惠。
爱情,不过是婚姻的前奏。过程,总有目的来支撑。婚姻可说占据了女人精神的百分之九十,另外的十个百分点则用于唱爱情歌曲(这种烂歌的主人公永远是“你”)、看爱情电影、拍爱情照片。她们的生活气息也正表现于此,又从此表现出来。这样的生活气息带有明显的指向性与功利特征。
而女人要的浪漫其实也很实惠。它可以是一个吻,一朵玫瑰花、一份小礼物。这样的浪漫,成本可能并不高。但满足了女人对爱的渴望。爱从两性向婚姻、家庭、抚养子女扩展,这些才是女人认为自己应当且必须获得的最重要的感受。


二百四十四、品李敖与大陆、鲁迅

大陆以高规格邀请这位台湾最敢的持不同政见者,好似跨越时空把国民party时代的鲁迅请到了tian~an-door上,替换下和Mao.ZD并列的斯诺。
大陆之所以如此殷勤,李敖之所以迈出五十年以来的处女之旅,完全是相互利用的结果。大陆对李敖的反台独、反民进party、反国民party非常欣赏,是为极佳统战对象,视其如当年之鲁迅。但如果李敖是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那他的命运决不可能这么好,而且相当糟。
这不仅因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且是政治功利的选择,把李敖当作一个反台独的不定时原子弹,而不是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战士。美国当年支持萨达姆、日本侵略中国使用的BoB!!!很多是Made In USA,这是美国的政治功利。所不同的是,李敖与大陆基于的是“民族大义”。确实,不能让台湾独立,否则中国就差不多和美国接壤了。就如同俄国要赎回当初被沙皇贱卖了几百万美圆给美国的阿拉斯加。
李敖当初团结民进party打掌权的国民party,后来又团结国民party打掌权的民进party,现在与大陆亲近,也是可以理解和猜想的。他毕竟在背后没有政party,故需要借力打力、隔山打牛,慢慢的,就游刃有余了。

我更感兴趣的是李敖与他批判过的鲁迅之间的比较。他们颇有些相似,只是鲁迅死得早,而且生前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廉价提名。
至于李敖的长篇小说,这个鲁迅没有,恰好证明了他不适合写长篇小说。臭鸡蛋不是非要吃了才能知道,这也是李敖自己说的。这样一来,李敖和鲁迅就更像了,也许鲁迅也不适合写长篇小说吧,但这已经无法印证了。
他们都曾在国民party统治下生活、学习、工作、写书、被禁,都对人比较刻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他们都曾得到反对party(台湾的民进party、中国四九年以前的Communistparty)的喜爱,也都不为执政后的它们所容。在鲁迅这边,我只是猜想。但从中国历次运动当中,应当可以得知。鲁迅会不会如郭沫若那般在四九年后软起来呢,那样还是鲁迅吗,看来还是早死的好。
同样的,李敖是决不会来为大陆民主自由鼓于呼的。一个台湾岛就够他忙活的了。大陆的民主自由只能依靠大陆自己的李敖与新鲁迅来追求、实现、完善。李敖对Communistparty的善意不一定非要理解为献媚、卑膝,也可能是老狐狸的一种互相利用、将计就计的策略。
而李敖正如其名的谐音那样熬出来了,这是鲁迅所没能做到的。鲁迅就死于秋瑾的血馒头可以医治的肺痨。
媳妇熬成婆的李敖有了坐牢数年的政治资本,他成了鲁迅所称的中国脊梁,于是有了小他六十岁的女儿,好羡慕。鲁迅也是老来得子,但代沟显然不如李敖。
他们都是学问家,思想家。因为公开地敢于说真话,至少是思想家的前提。像海德格尔屈从于纳粹,算不算是真的思想家呢。他只能算大哲学家。做学问也需要说出自己心声的勇气,要不然就成了今日之中国经济学家们。帐本可以预备两种,但学问也能如此吗?


二百四十五、中国人的双重话语

中国人擅长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这已经司空见惯了。但要细细探究起来,里面的奥妙却不是一个潜规则能够说清楚的。
孔子就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过来理解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喝怎样的酒撒怎样的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都是可以做足做好做深的人情大论文。
“表面一套、背地一套”,这么说并非是贬义。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么讲也不是批判。
“一手硬,一手软”,这么做不一顶就不好。
事实上,中国人就是有着两套话语体系。我称之为:规则话语与私话语。
属于规则话语的有:
官方话语、
教育话语、
行业话语、
台面话语、
中央话语、
报刊话语、
新闻话语、
文件话语、
报告话语、
会议话语、
专制话语、
儒家话语,
等。
那么,与这些规则话语对应的私话语就是:
百姓话语(官方话语)、
社会话语(教育话语)、
黑市话语(行业话语)、
饭桌话语(台面话语)、
地方话语(中央话语)、
论坛话语(报刊话语)、
娱乐话语(新闻话语)、
口头话语(文件话语)、
聊天话语(报告话语)、
默契话语(会议话语)、
自由话语(专制话语)、
道家话语(儒家话语)。
或许,由此可探察中国人的话语人格分裂。而这样的分裂恰恰造就了中国人灵活的个性与行为对策。中国人在不同体系的双重话语中游刃有余地飘走,或儒或道,或入或隐,声东击西,隔岸观火,上揽明月于苍穹,下探神龟在渊薮。大人(教师)教孩子要诚信待人团友爱,于自己却偷税漏税暗渡陈仓勾心斗角,于不利之地位就主张自由主义,在高堂之上便满嘴独裁自尊,上午在报告中严厉反腐,晚上便就地双规,会议报告上总是胜利召开、为之奋斗,酒桌上却是金钱美女、荤段子连篇地吐。

话语不仅仅是语言本身,它还是活在某个交流体系与人际圈子的流通货币。这样一来,在不同的交流体系或人际圈子里,就要使用不同的话语。何止两面派,简直是两面三刀、四方通达、八面玲珑、十三不靠。能够达到如此程度的,就是成熟、有城府、人缘好、会来事儿……
厕身多种体系的双重话语在中国这个富有人情而关系复杂的社会就特别发达。中国人不仅口操双重话语,而且思维也因之得到训练,变得灵活多样,不认死理,不会坚持那些明显没什么好处的真理。
我们有时候可以发现有些小孩子在说着大人的话,我们很不高兴,小孩子就该说小孩子的话啊。其实他们并不是在模仿,而是实际掌握了大人的话语。当他们再又恢复小孩子话语时,那才是在大人权威压迫下的假装。
在这样的多种体系的双重话语的压抑下,中国人就会去寻找一个突破口,将压抑转变为释放,把焦虑化解为快活。
这个突破口就是:中国写意艺术。比如,书法、水墨画、诗歌等。写意的意涵便是,在双重话语当中居于不定的位置,兼容并蓄,似象非象,无色而有彩,留白而成意。
而科学的语言在这样的多种体系双重话语滋润下是不可能成长、发达起来的。科学的语言需要精确,且表里为一,并坚持下去。它不随体系而变节,也不依双重话语而变脸。它就是它,只被动地在那里。
皇权与专制使人不敢讲真话、不能讲真话,这促进了双重话语的极度繁荣。朝堂上面对专制者是一回事,回到家里与妻妾厮守是一回事,来到据点儿和朋party鬼混又是一回事。专制者永远也听不到别人的私话语,只能自己和心腹们嘀嘀咕咕。心腹们说的话也是半规则、半私下的,弄得专制者一头雾水、无限多疑。
但双重话语更与中国人的文化特质相关,那就是阴阳了。阴的是一套,阳的是一套,两套还得互补,就是说要相互配合,才能安身立命、游走江湖。正是这样的思维模式帮助中国人不断完善在不同的安身立命体系之下的双重话语结构,向其中逐渐阴阳哲学的营养素,并成为日常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话语现象。
中国人其实对双重话语早就习惯了,早就视之为传统文化之国学的一部分了。所谓大言希声,大奸似忠,大假似真。要想一味地说真话,已然不可能。中国人比了解唐三彩、景泰蓝更早地掌握了听话听音的技巧、听其言观其行的规律以及厚黑学的原理。这就是中国文明得以如此坚强的原因了。


二百四十六、中国足球之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前面说到了“XXX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XXX”的空自然也可以填上“中国(男子)足球”。
中国足球已然沦为亚洲杯分组的三档,也就是亚洲三流了。在此情形下,我希望中国足球能臭到家,臭到底,臭到彻底。在继续浪费国家体育预算资金的同时,能臭得更有水平,臭得丢掉一切。
中国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三十六计》、《三国演义》、Mao.ZD军事思想,但中国人在打仗当中对战术的研究却很不够。足球的十一人比起篮球的无人、击剑的一人,是最讲究战术的。研究这种战术,提高中国足球的战术素养,养成中国的足球哲学,这些才是中国足协最应该干也最值得干的事情。
但中国足协实质上是一个官办的假协会,更是一个高三年纪组,他们时刻思考的就是如何应付高考(2008奥运会)和其它各种会考(如世界杯、奥运会、亚洲杯、亚运会)。他们换了很多的专职副主席,他们也找了无数的外籍教练,他们还颁布了朝令夕改的许多改革措施。但他们做这些的目的不是为了足球战术、足球哲学的孕育、养成,而是为了取得优异的考试成绩,向party和人民汇报。
他们一直就把中国足球运动员当成了学生,一会儿留学欧洲,一会儿留学巴西,一会儿又上山下乡。经过这么多次失败的师夷之技以制夷,他们已经慌了。他们早就没有自信了,他们只能变本加厉地严格训练,直到把队员练成神经病。2007年2月国奥在欧洲拉练时与英国三流球队动武,就是中国足协种下的劣种而结出的恶果。国奥队员在这样的身心摧残下积累出的心理疾病得到了爆发的机会,同时也是对弱智而自卑的中国足协的消极抗议。
谢强,是我在中学就认识的同学,比我小三届。在央视五套看到他,是他在跟主持人刘建斌聊中国女足的人事事变。他以前是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担任过国家队外教的翻译,现在跑美国大使馆去了。他说中国足球队去国外打比赛、搞训练几乎是不去逛街的,因而根本不了解当地的文化、风土、民族性格,又怎么能了解当地的对手。
米卢提倡的快乐足球本来是建设中国足球哲学的开端,但中国足协其实也一直有自己的哲学。那是一种应试哲学,因为他们也在接受着上级的考试测验。于是他们就把这样的压力转嫁到下面的教练和队员,于是他们就对那些年轻的未来之星说,复习去,不许玩儿游戏.


二百四十七、李银河与福柯的最大不同

李银河倡导性自由已经很久,如今居然要挂靴了。她可真听领导的话啊,如此惟马首是瞻实在很没出息。一个连自己都解放不了的人,还要去承担社会责任,去解放天下那千百万性取向另类者,实在是蚍蜉撼树。
她的老师是福柯。请问,福柯有领导吗?他不仅没有领导,而且将自己的主张实践了,还得了艾滋病,死得其所。性学决非仅仅是个学术,若如此来看,那早就是犬儒了。
李银河不去以身试性,她的专业知识只能是二手烟,怎么可能精深呢。尤其是现代性学,不像研究汉武帝与东方朔是否同性恋那样纯属历史,而是需要有自身体验的。就算你不喜欢同性恋、一夜情、虐恋,至少也该为自己的学术而献身吧。
中国宪法里规定的公民各项基本权利都难以落实保证,更何况没有规定的性权利呢?但没有规定不等于不存在,也不意味着会被禁止,甚至得到go-vern-ment的鼓励。中国宪法里没有规定罢工的权利,但人们该罢工的还是要罢工,只是不这么叫而已。至于性权利,更是通过各种黄色活动得以伸张。
性,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性取向,是每个人的自由。比如M YP C、黄色出版物、三陪等,早就该有限度地开放了。与其人格分裂地活着,不如更加真实、有效、快乐地活着。像聚众mop.com L、换妻等,只要参与者自愿,也都是该允许的。李银河去推动这些,都该得到大众特别是那些有苦说不出者的支持。
我分析过她的《李银河说性》,发现她其实不适合作一个学者。一来她不严谨,二来她无创见。她实在适合做一个促进中国性开放的活动家。
可她不想做了,她要去享受生活了——不知是不是和她的性趣味相近的生活。
她不想再承担那么多社会责任了——看来她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一夜情者、虐恋者、买鸭者、mop.com L者,否则那就不仅是对社会的责任,也是对自己的责任了。
好象社会欠她的,她做的一切不是为自己而做,而是为社会而做。一个把自己的性与社会的性分得如此之开的人,肯定会在某一天改弦易辙的。因为那只是她的学术,而不是她的生活。
还是那句话,只有解放了自己,才谈得上解放别人。


二百四十八、每天的奶子都是新的

早晨,我因为做梦而耽误了及时醒来。结果看见的不是喷薄而出的红日,而是一个大大的奶子,那上面有一个樱桃。
喔拷,真的么,超级娱乐时代真的就这么到来了。
我赶紧出了家门。唉,已经错过了很多。
我听说巩俐的黄金奶子过去了,刘嘉玲的强 J奶子过去了,章子仪卧虎藏龙的三秒奶子过去了,范冰冰的手机奶子也过去了,张柏芝的无极奶子被删后也过去了。呜、呼!
如今,每天的奶子都是新的了,每天都需要新鲜的奶子犹如新鲜的牛奶,可以用目光把那些新鲜奶子里的奶给挤出来。旧奶子瘪掉了,新奶子鼓起来。娱乐后奶推前奶,前奶烂在裤裆里。奶子们,前赴后继吧,前仆后继吧!
电影学院扩大招生,广播学院扩大招生,戏剧学院扩大招生,艺术剧院扩大招生,影视训练班扩大招生,长年不断的选秀活动扩大规模,定期举行的选美比赛增加场次。为的就是储备更多的奶子,欣赏更多的奶子,雕琢更多的奶子。创造更新的走光造型,提高走光的科技含量,磨练策划走光的鬼斧神工,打造一支支具有宇宙水准的走光团队。
于是天上不再是群星闪烁,而是一簇簇的奶子被云彩或遮或掩。那是怎样的美不胜收啊,那是怎样的不胜枚举。
我知道,这是超级娱乐时代的祥瑞,这是超级娱乐时代的和谐。


二百五十、 生命中可以承受之性

1、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性权利,就是拥有自己的性所有权及性使用权。
2、 一个人爱同性、还是爱异性,在其性权利的自由范围。同样的,选择与同性、还是异性结婚,也是其自由。
3、 但性行为不仅是自然的,科学的,也是与道德有关的。毋宁说,道德就起源自性关系。所以,一家、一城、一省、一国、一世界的道德的发展制约着性的自由,而性的突破也会影响和改善道德。
4、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与性相关的事件都被道德化了,如:缠足、生育(无后为第一不孝)、P C、偷奸(万恶淫为首)、乱伦、第一个裸体模特、mop.com L、性病、艾滋病等。
5、 反对李银河的,不一定就是卫道士。因为他们可以只反对李银河的不严谨的学术作风以及毫无创新的过时的拿来主义作派。
6、 反对李银河的不严谨的学术作风以及毫无创新的过时的拿来主义作派的,不一定就反对其性主张。因为她的那些主张本来就是别人的,而且也可能是正确的。
7、 中国的道德环境可以允许娼妓、鸭子的秘密存在,却不能允许他们公开身份,正如目前的艾滋病。所以,濮存昕代言艾滋病不是让艾兄回归科学,而是要突破现有的道德误区。
8、 同样,中国人在同性恋、mop.com L、虐恋、一夜情等方面都存在道德拘束和禁区(也可以是误区)。强调性是自然的、科学的,其实是用以突破道德音障的策略。而从根本上说,这确实是道德上的突围与突破。李银河只是这样的先锋之一,而且折了戟。
9、 因为经济的活跃与文化的多元,中国将不仅越来越性开放,而且还要性搞活。同性恋、mop.com L、虐恋、一夜情等,都在默默地存在与蔓延。但要是把它们公开提出来,就会有人反对,主要因为两个原因。
10、 一是孩子的教育。中国的父母现在还不能做到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有强烈性意识的人来看待,不能与之平等地交换性观念。以后会逐渐改善的,尤其是八十年代这批人,这就像蜕皮。
11、 二是中国人还是比较重视家庭的。公开那些开放的性观念,就等于在倡导,就会破坏家庭的稳定与性平衡。而只在暗地里操作那些性行为,则对家庭的冲击不大。
12、 在我看来,很多性行为只有秘密进行,才有强烈的刺激性和性欲望。一旦公开并标榜,就会成为一场表演秀,而实质上的快乐及快感大减。
13、 不妨把性开放比作政治改革,它总是要落后类似经济搞活的思想解放。因为性虽然基于人的生理,却是一切人类思想、文化的最主要源泉。
14、 这里,当然有泛性论的意思。好象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子宫。
 


二百五十一、城市权力的三种拥有者

一个地方go-vern-ment,比如一个市,这个市的市go-vern-ment,其权力到底属于谁呢,到底谁对这个权力感兴趣呢,到底这个权力带来的利益给了谁呢?
我看至少包括三个拥有者、三种拥有制,即:个人拥有者(个人拥有制)、集体拥有者(集体拥有制)、虚拟拥有者(虚拟拥有制)。
市长,也包括了各个局长、处长、科长,每个权力职位上的人,都是通过上级任命(人大走程序)确定的。这样的拥有情况,可说是个人拥有制。就是你一旦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就能在一个阶段内为所欲为了,直到被领导批评、被媒体暴光、被市民的投诉、告诉及信访阻止。
因为这些权力不是市民阶层授予的,所以这些权力者的行为与利益就和市民阶层不怎么一致,而且还可能相互矛盾。于是权力者就会运用权力去与市民社会争利,去压制市民的意见和不满。最明显的,就是城市拆迁与房地产建设了。
由此而来的利益中的一部分,归权力者个人享用,或和与之勾结的商人共享。
其中也有一些惠及市go-vern-ment的工作人员——公务员,如提高工资、增加福利、改善待遇。公务员也是得利者,这样这个权力就带有了集体所有的性质。
而虚拟拥有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些权力者、公务员,也是来自于广大的市民群体、市民社会。而每个市民,都有可能去市go-vern-ment上班、去掌握一定的权为,并以此为荣。
这样一来,虽然市go-vern-ment与市民社会有利益冲突,却能通过入仕的方式来沟通彼此。而且权力者、公务员也是市民的一部分,只是能比一般人获得更多的利益。庞大的市民群体,人数有限的go-vern-ment组织,录取比例极高的公务员考试。
这里就有了虚拟拥有制。一个城市的权力还不是在某个人手中的,任何权力者都可能被撤换,都是暂时的,但这个权力却是铁在的营盘那样存在在那里。然而它对于广大的市民来说又不是实在的。没有市民的直接选举,市长只来自上级的发现与委任,其他干部又来自市长(市委、组织)的发现和委任。这个虚拟所有制不指向任何具体的人,却能包含所有市民的可能性在内,并把其帘后的决策者呈现出来,那就是party了。


二百五十二、如今仍然流通的封建词汇(一)

1、 上书(百度搜索结果:3,610,000,只可参考)
最著名的“上书”莫过于“公车上书”了。
现在则有更多的上书:
海律师就深圳福田区公共安全专家机关让M YP C人员游街示众,上书全国人大;
广东省律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
河南省律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取消暂住证;
南京市律师上书市go-vern-ment,要求重新检讨城市亮化工程费用负担问题。
河北农民上书全国人大,要求修改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浙江慈溪市出租车司机联名上书市go-vern-ment,要求取消不合理的出租车限制;
杭州市民上书国家发改委,要求保留城市电车;
内蒙古包头市空难死难家属上书国务院,要求修改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132号文件,取消不合理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
开发商联名上书建设部,要求取消90平方米占开发总面积70%的规定;
……
其实这些上书行为就是公民利用信件信访较高级别的官员和部门。但它们是公益性的信访,一般不是只为个人利益。在还没有公益诉讼的法律空间的今天,所谓的“上书”就成了替代品。所谓的“上书”不过是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而对国家的工作人员提出一些意见。而使用“上书”一词,却暗含着是自下而上的“谏言”(这个倒是少见了,也很封建),非常具有封建色彩。不妨换一个吧,比如“质询”?

2、 父母官(百度搜索结果:438,000,只可参考)
那些还敢称自己“父母官”的官员,自觉下台算了。

3、 老百姓(百度搜索结果:20,900,000,只可参考)、群众(百度搜索结果:32,200,000,只可参考)
这俩词儿最刺耳,那些如此称公民的人必定是自以为的“父母官”。

4、 以XXX为核心
在party内,既然以XXX为核心,则必然要统一思想在核心周围,则不可能有party内民主。

5、 团结在XXX周围
与“以XXX为核心”类似,在中国古代,大家也都团结在皇帝周围。

6、 统一思想
即使是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不可能王臣之想莫非王思,何况现代、当下呢?

7、 “上面”
类似“这是上面的意思”的话暴露了中国人内心的政治心理到底是怎样的。

8、 中央文件
中国今天依旧是以文件治国,而非法律。这文件、尤其是这样文件,不就是古代的圣旨吗。

9、 学习、领会、贯彻XXX指示、精神
既然是如同圣旨的文件,自然要马上叩头谢恩,赶紧组织班子、人马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如同圣旨的文件、指示的精神了。

10、 严打
“严打”充分显示了人治的威力和特征。有“严打”,就一定有不严的打。而严还是不严,完全来自领导者的头脑温度了。


二百五十三、批判请使用新武器——从章诒和说起

章诒和的书被禁了,她发表了声明。上海的剧作家沙叶新也声明支持。
如章诒和说: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不能说,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jiabao.wen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要干什么?”
如沙叶新说:
“在此,我要正告邬书林: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party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你知道章诒和在海内外拥有多少读者吗?你身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你的禁令,只是对章诒和一个人的打压吗?不,你这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你的禁令只是对八本书的封杀吗?不,影响所及,你这是对所有在你治下的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们的恐吓!你知道你的禁令一下,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愤怒吗?你践踏了宪法的出版自由,你剥夺了八位作家的著作权利。你这是对jiabao.wen同志最近关于文学艺术讲话的背叛,是对jt.h同志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你是给Communistparty帮倒忙,绝对的帮倒忙!”
观二位的声明,却发现其中的语言与思维和party的语言与思维何其相似,还是纠缠在“左、中、右派”上那一套,还是文革式的批斗语言,还是只批出版暑不批最高权力的明君奸臣式的封建话语(当然这可能是策略)。
但,这样的声明当中所体现的思想是决没有力量的,因为他们与他们的批判对象手里握的竟然还是同一种思想武器与话语。
当然,被禁本就不是什么坏事,可以借此打开国际市场。而且新闻出版署于网络也是束手无策的,等着猴年马月的实名制吧。

在《往事并不如烟》的描述中,可以鲜活地看到史良极其讲究的旧上海上等人的生活方式。越是讲究这些的人,当其面对政治压力而思考如何举棋时,就愈发恋恋不舍。史良为什么会背叛与之私交甚笃的章伯钊?因为政治变节比起改变生活方式来说,就算不得什么了。
无论史良、章伯钊,还是罗隆基,他们和Communistparty实在是一个模式的人,不过后者当政,前者在野。民主party派如果掌权,也不会比Communistparty好到哪里去。Communistparty打败国民party,用的是与后者的同一个武器。蒋介石打败各路军阀,用的是与后者的同一个武器。只有孙中山颠覆清王朝,用了一个新式武器——三民主义。因而,他是伟大的。
像八九民运,过激地主张政治变革,但手里没有新的思想武器,就显得很幼稚,他们甚至和当局是同样的思维方式,这注定是要失败的。他们对内也无多少民主可言,柴玲临阵脱逃,王丹还算大无畏,无非坐坐牢而已。
还是列宁说的好,只有革命的理论,才会有革命的运动。把列宁比作孙中山,他曾经放弃所有殖民地的利益。而斯大林正如蒋介石,又拾起了沙皇的旧武器拼命扩张,结果被赫鲁晓夫掘了墓,也正如蒋介石被赶到了台湾。
今天,中国逐渐有了基层民主,这是很重大的进步。有了村长直选,也有了乡海选的实验。应当鼓励这样的趋势,以后就还会有市、省的直选,直到总理。Communistparty内部也在施行民主实验,只有这样才会有全面的社会民主,才会有party政分开的机遇。惟如此,以暴易暴(如巴、以)那样的对抗型政治方能转变为合作型政治。只有新的政权建立之前少流血,其上台后才不会因杀红眼而继续残暴镇压与独裁专制的势能.

附录1:《我的声明和态度》[章诒和]
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 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即指作者)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邬先生这里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据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其间无任何权力机关和go-vern-ment官员对我本人实施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对我却实施了个人权利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page~ant、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不能说,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jiabao.wen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要干什么?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对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遵守宪法的首先当是go-vern-ment。您是一位高官,自然比我清楚。

附录2:《支持章诒和,正告邬书林们!》[沙叶新]

得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在1月11日对中国出版的八本图书的禁令,并阅读了被禁图书作者之一的章诒和先生1月19日的声明,我郑重表示:我反对邬书林的禁令,我支持章诒和的声明!
在此,我要正告邬书林: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party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你知道章诒和在海内外拥有多少读者吗?你身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你的禁令,只是对章诒和一个人的打压吗?不,你这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你的禁令只是对八本书的封杀吗?不,影响所及,你这是对所有在你治下的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们的恐吓!你知道你的禁令一下,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愤怒吗?你践踏了宪法的出版自由,你剥夺了八位作家的著作权利。你这是对jiabao.wen同志最近关于文学艺术讲话的背叛,是对jt.h同志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你是给Communistparty帮倒忙,绝对的帮倒忙!
你知道你担当的是什么角色吗?难道你不怕吗?
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其实不是被你禁止的作者们,而是你自己!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以前被精神杀戮的作者们是无罪的,今后也将再次证明这次被你封杀的作者们也是无罪的。而历史将会怎么证明你自己呢?请听好:历史只能证明你是刽子手——精神杀戮的刽子手!这才可怕!
世界上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从事杀人勾当,所以他们在执行死刑时,都不得不将自己的面目用黑布蒙上。而你这次在执行精神死刑时,你没有蒙面,你公开露面了;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从2007年1月11号之后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了:邬书林!
所以我真诚地告诫邬书林们:放下屠刀,解除禁令!多行和谐之善举,不做杀戮之恶事。这样历史将可能对你们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我是一介书生,一向不喜欢page~ant示威,从来不习惯声明抗议。我只会写我自己的文章。因此数十年来我对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种种罪行,只是在沈默中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在忍受中曲折地表达一点愤怒。但这次我要做狮子吼了,我要公开抗议了,否则我会感到耻辱!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有马丁?尼莫拉牧师的一段著名的铭文:
“他们先是来抓Communistparty,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Communistparty。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给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早期曾作反犹的布道,他在希特勒一再的罪行前都“不说话”,最后他自己也被关入希特勒集中营。
所以我要说话!不但为了章诒和,不但为了其他七位作者,也为我自己。
章诒和先生先后被禁了三本书。禁她第一本书时,她没说话;禁她第二本书时,她也没说话。禁她第三本书时,她拍案而起,终于说话了!
在禁章诒和先生的第一本书时,这次被禁的其他七位作者也没想到要公开说话,更没想到这次自己也被关进“集中营”。
我们都曾是可悲的马丁?尼莫拉!
但这次章诒和说话了,我也说话了。
在黑暗中,你我都是对方的烛光;在荒漠里,每一只举起的手都是一片绿叶!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说话,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尊严,否则下一个被关进“集中营”的有可能就是你!


二百五十四、可观察的世界遮蔽着可感觉的世界

历来的哲学都是在探讨以怎样的先天的认知结构来寻找、确认有效的客观知识与恒定的宇宙真理。
可见,传统的古典主义哲学就是围绕着“先天的认知结构”与“客观知识与恒定真理”二者展开。
所谓“先天的认知结构”,就是人类共有的与生俱来的头脑里对宇宙、时空、世界进行理解、分析的那个起点,也就是人的认知是如何发生的,是怎样可能的。是谓“认识论”。
所谓“客观知识与恒定真理”,就是人能认知到的那个结果与极限。是谓“知识论”。

古希腊哲学主要在探讨的是知识论,认识论是近代才有的事。
先是英国的休谟对太阳能否第二天升起产生了怀疑。
而后笛卡儿我思故我在。我思,可以确认。但我之外的存在,还很可以怀疑。
康德为这样的我思定出了时空的基本思想模式,却有发现这个思想模式是二律背反而自相矛盾,于是断言人只能认识此岸的世界。
胡塞尔把现象作为切入点,从中找到很多分析确定性的现象学技术。
萨特继续顺着笛卡儿的思路为存在寻找根据,最后抽象出纯粹的存在来。
而福柯另辟蹊径,从疯狂来界定理性的局限。
这些都是在探讨人的认识何以可能、如何发生。
在知识论上,英国(包括美国)的分析哲学来源自洛克的经验主义,在罗素与维特根思坦那里彻底抛弃了形而上的认识论。然后,他们拿语言开刀,找到了语言与知识的精确关系。

至于中国的以往哲学,几乎没有深入地探讨过认识论与知识论,除去那些抄袭西方的著作,如金岳霖的《知识论》和熊十力的《新唯认识论》。
无论老子的道、孔子的仁,还是董仲舒的天、朱熹的理,都是独断、先验的。它们在那里,只要说破就可以了。这些因此也可说是中国哲学的元概念。
在中国的历史中,也有很多历史的元概念、元语言。正是中国人这种不好深究“元”何以成立的精神,支持了中国帝王两千多年的兴盛直到公元1911。
而中国哲学的元概念是否就经得住推敲、去伪、抛光,实在是个问题。一旦不能成立,那么我们民族的精神将寄居何处呢。
这些以后再深入吧,现在先浅出到语言上去。沿着英美语言哲学的路子,反过头来直接思考语言的形成,看看能得到什么。
我想,我只是在想我自己的想,并非抄自西方。只有这样,中国人才有自己的哲学。而我所想的,决不仅限于语言哲学了。

语言是人类为了追求确定性而产生的。这样的确定性既是为了表意,也是为了表情,更是为了获得知识。
在语言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手舞足蹈,叫着,喊着,打着各种哑语,还要会即兴地画画,来表达足够精度的意思和其所指的事物。像“mama”这样的呼叫大家都能懂是“妈妈”,像“⊙”这样的图画大家都晓得是含有黑子的太阳。
语言不是一下子出现的,是慢慢发育的,逐渐流通起来成了交流的货币。所以,语言的精确度也是不断提纯的,语言构成的知识也是渐渐明朗起来的。
但可以确认的是,语言是知识的蛋白质,是知识表达性状的零件。
没有语言,就没有以知识为单元的科学(这就像没有Communistparty,就没有新中国)。

人的五种基本感觉当中,以视觉与听觉最为强大。如果没有它们,而只有味觉、触觉、嗅觉的话,是不可能有发达的语言的。
因为视觉与听觉可以把人的感觉延伸到无限远,那是光线与声波的天下。而语言就在这些丰富的感觉中诞生了。我们的语言里,关乎视觉与听觉的语汇占据了大部分,而味觉、触觉、嗅觉的语汇也大多来自视觉、听觉语汇的转化。
科学就建诸这个可听、可见也可闻、可尝、可摸的世界。但它还要在其上用精确的语言再建一层,也就是可观察的世界了。

然而,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决非只有一个。在科学演进之前,在巫术泛滥之下,在知识出现之初,在语言定型之源,在人类的头脑里,还有一个可感觉的世界。
在这个可感觉的世界里,体觉超越了那五种感觉,成为主宰。体觉本是来自于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器官的信息输入,同时又有自己的一套感觉体系,来把握感觉者自己的行为与决策。
这世上最难了解的是人的身体,在人的身体里最难认识是人的大脑。科学产生自人的大脑,科学就不可能完全了解人的大脑。

比如我们能体觉到爱与被爱。
科学总是要用它那一套可观察世界里的语言来描绘爱情,说那是产生了一种化学物质。既然是化学物质,就有分子式,有结晶体,有颜色、有重量。
但凡是人都能体会到,如果真的被注入了那样的物质是否就真的能体会到爱情的快乐呢?肯定不,那是在吸毒。
还有,中医。
中医的一大特点,就是拿自己做试验。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中国人相信人体里存在一个可感觉的世界,这个“小周天”与天是合一的。这是东方神秘主义的根本。
像神农尝百草,靠自己的体觉来创建草药学。还有中医的经络,
当初的中国人肯定是在自己的身体上试验出经络的走向和穴位。
在东方神秘主义当中,“悟”被看成是很高的道性。“悟”,就是从上古那个可感觉世界中保留下来的体觉之一。
如今,可感觉世界被可观察世界的语言、知识、科学遮蔽起来。但它还一直存在着,也就一直被遮蔽着。


二百五十五、以误人子弟为乐的于丹

于丹,继易中天之后又一个学者明星。她在讲《论语》的时候就错误百出,这些错误已被很多网友、写手揭露了。其中对我印象颇深的有两则:
在柴静的访谈中,柴静就问于丹为什么要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当中的“小人”解释成“小孩子”,当时于丹说这是我的心得。倒是很切题,只是孔子若是听到了会不会像在场的易中天那样继续吹捧下去。
还一个是“子贡问政”。《论语》中的原文是: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上面这个话的意思是,子贡问孔子,一个国家要想昌盛,应当怎样?孔子说,应当有足够的粮食,足够的军队,并且要让国民信任为政者,不能失信于民。
于丹偏要把其中的“信”说成是“信仰”,“民信之”就是“国民信仰国家。”且不说国家怎么能够成为信仰的目标,就说把“信任”偷换成“信仰”,就已经显示出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奥义。
但于丹并未到此为止。她在柴静访谈中还说道,孔子(儒家、《论语》)管八小时之内,庄子(道家)管八小时之外。这成了她继续表演的宣言,就是要把八小时之外该怎么个行为举止也要来一番心得才是,这次就找庄子了。
其实孔子并非只是上班时间的指导老师,他还是八小时之外的辅导员。在《于丹<论语>心得》中也说到了很多八小时之外的“之道”,如“心灵之道”、“朋友之道”、“理想之道”。
由此,就能看出于丹对《庄子》会有怎样的理解了。也许她当时是信口开河、以对联、排比的方式说了很多很工整、然而很没水平的话,但我从中确实看出了一个教传媒的老师身上的那种什么地方该严谨、什么地方可以马虎的奥妙了。
于是当我在大年初一听到她开讲《于丹<庄子>心得》时,就立刻听出了又一个错误。《庄子?外物》中说: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
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
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可能是于丹为了讲得尽可能通俗,把“三百金”说成了“三百两金子”。估计于丹这一百万册的《于丹<论语>心得》都卖光了,也挣不了“三百两金子”。怪不得庄子悲愤地把自己比作鱼干儿呢。
“三百金”并非是什么金子,而是铜铁一类可以流通的,类似货币的功能。更可笑的是,为何“三百”就是“三百两”,而不能是三百斤呢?
于丹既是教传媒课的,又和央视有着长期的合作。她自然深谙文化传播之道,《于丹<论语>心得》确实带动了人们对《论语》的热情。
但是,她不能把错误的解读附在这样的带动上,而这样的误读一定会经中国最大的传媒——央视被放大许多倍,误更多人的子弟。这也是于丹该懂的道理。不要再信口开河了,演完了先审带让专家看看有无疏漏有的话好好地打上个补丁吧。


二百五十六、革命话语的F D型分析

1、 革命与反革命
无论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一定都自称革命,从而对方就是反革命。
革命既是动词,也是名词,革革命命的都是叛徒。
从来就没有革命者甘愿革自己命的。
革命都是假的。

2、 反动
反动就是反对动。
但这样的反动不是静,而是反向运动。
反向运动也是动,不过参照系相反。

3、 大多数、一小撮
一小撮蒙昧了大多数。
一小撮是阴险的,大多数是愚昧的。
大多数永远是好的,一小撮永远是坏的。
一小撮不是来自大多数,而是从天而降,或者就是本地的妖魔鬼怪。

4、 人民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民,却一直就有代表人民的人。
谁都可以代表人民,因为没有人有资格对此表达异议。

5、 民主集中制
这是一个偏正词组,民主是偏,集中是正。
民主是现象,集中是本质。
民主是为了集中,集中却不是为了民主。
一旦有了集中,就不再需要民主。
民主是达到集中的工具,集中是抛弃民主的机器。

6、 左派、中间派、右派
如果左派是嫡出,右派是庶出,中间派就是私生子。
假设左派是亲儿,右派是继子,中间派就是孤儿。
中间派总是跟左派私奔而抛弃了右派,结果也成了右派。

7、 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的重点不在爱国,而在主义。
爱国主义的重点也不在主义,而在谁定义了爱国主义。

8、 Communist主义
那些没倡导Communist主义的,反而能更早地实现Communist主义。

9、 娱乐、愚乐
娱乐和愚乐只有一步之遥。
当娱乐成了革命的一部分,那就是愚乐。
娱乐和革命一样,都需要先洗脑、再洗钱。

10、 主旋律
主旋律脱胎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11、 封建与帝制
帝制被推翻了,但封建社会还在进行时。

12、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把这个次要的矛盾当成了主要矛盾,那个主要矛盾就隐退而成了次要矛盾。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为纲,都是纲常伦理的继续。
这个矛盾永远也解决不完,所以可以继续、再继续。

13、 愚民政策
愚民者总是指责别人是愚民的(以反证自己非愚民)——这是其最基本的愚民策略。


二百五十七、帝制结束了,封建社会还在继续……

中国的帝制在公元1911年基本结束了,但封建社会并未因此而亡。2007年离帝制结束也只是96年的时间。在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中国实质上还是个封建社会。
“封建”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本意为“封侯建国”,即是皇帝分封诸侯,而天下由中央皇帝直辖地与各诸侯国(在欧洲,叫“领地”)组成。中国在周朝就是这样的封建了,直到汉武帝时收回了很多诸侯国建立了中央集权。
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即“中世纪”)有很大不同,它主要涵概了那些称帝的王朝,无论这个王朝是否有本意上的“封建”制。于是,秦赢政就成了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皇帝,他要搞的是集权,但秦朝很短命,没搞起来就完了。后来汉高帝刘邦还是“封建”了很多的王(侯),直到汉武帝既要面子又要里子地把大部分王侯都灭掉。
虽然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帝制之肇端为始的,但并不以帝制的完结而终了。如今,我们还活在这样一个封建社会里,还有无数的封建词汇与行为、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以人治为特征的专制,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无论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那些宣扬民主的虚伪party派、go-vern-ment,内部都是不民主的、人治的,何谈社会的民主?
皇帝可以不是一个,而是几个、一群,当中总有一个被称为“核心”。
变革总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变革容易导致混乱,稳定压倒一切。但如果这自下而上的变革可以利用,也会得到鼓励。否则就要被镇压。
关于封建社会的各种特点实在是俯拾皆是,比比皆是,历历在目,声声在耳。这些东东需要未来民主社会的公民们一点点去消灭……
 


二百五十八、我给“百家讲坛”打电话,质询《于丹心得》

我今天给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打了电话(公开的办公电话是:63958933)。接电话的是个男士。
我说,你们播出的于丹的节目有很多错误啊。
他问,你是要给她挑错吗?
我说,不是,她的错误网上已经有很多了。你们这个节目既然不是直播,就应该在播出前好好审一下,有错误就该改过来。免得播出后误人子弟。

这次通话非常简单,但我觉得它是对“百家讲坛”和于丹的一次质问。让他们觉得,别以为你们整天漏洞百出,大家只有在网上骂骂的份儿,你们依然可以继续将计就计,大卖《心得》。
这样的电话,将让他们感受到如于丹所说的“温暖的”压力。
对于《论语》、《庄子》,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但是不能放着正确的公认的解释不顾,而出于传播学的需要和其它目的、故意地瞎解释。也不能把对经典的解释和对其的心得混淆起来。更不能凡是解释得有误,就说那是在谈心得、不是在说解释。
蒙谁呢?
打电话去询问,是一种极其直接的方法。它和发帖合在一起,就是口诛笔伐了。

还有像贵州息烽县go-vern-ment涉嫌非法拆迁事(http://www6.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867265.shtml)等,即使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而不是老百姓、群众),都是可以打电话去质询的。
这,就是公众的舆论压力。


二百五十九、中国历史的元语言

那么多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在研究中国历史,
那么多的网络写手都在恶补中国历史,
那么多的非历史学者都在以自己的理解补写中国历史,
……
那么他们到底写出了什么呢?
他们只关注事件,就像电视剧只关注皇权斗争。即使有像点儿样的分析,也是潜规则一类的。这样的规则即使像吴思那样说得深深透透的,也不能深入到历史的底层——去看看那些走光的君臣文武太监外戚们在使用着怎样的一种元语言。
中国的封建社会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绝对与这种元语言的沿袭有密切关系。即使现在帝制被推翻了,封建社会其实并未结束。即使北京有了后现代城这样的住宅,但在中国人心里依然住着很多帝制时代盛行的元语言。
历史的元语言从各种经典典籍中被揪出来,历经了各朝各代的君臣士大夫子民使用,在革命和反革命当中流通起来。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止于元语言。只要触及元语言,便嘎然而止了。一切尽在这元语言酿的酒里了,啥也别说了。

1、 忠与奸
“中”在“心”上,一望而知,这是个好词儿。“女”左“干”右,带“女”字旁要么是特好的词儿,要么就特差。这两个词相对而生,一直被用来进行历史分析到文革。
奸被认为是彻底的坏,偶尔有人情味儿的如《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的和珅,也是为了让他被忠臣纪晓岚耍着玩儿,好提高万恶之首的收视率。
“愚忠”的典型例子是岳飞,在他的背后有一个不值得忠的君王——赵构。那么,阎崇焕之于崇祯,也该是愚忠了。但他们都在抵御外侮,对民族的忠与对君主的忠还不能算是一个。爱国主义就是这样的忠,但爱国不必主义,因为但凡主义都要有一个人被无限爱戴。
综合整个帝制看,“忠”是对个人的忠,忠诚者把自己摆在被忠者之下。历朝历代的忠臣被无限褒扬。他们当中除去岳飞、阎崇焕之类而外,都是真正的愚忠。那些歌颂忠臣的列传,全都使错了方向。因为,忠这种行为本来就相当可笑与荒谬。
其实更值得歌颂的,是那些奸臣。他们不忠于帝王,只忠于自己。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会起来造反,会叛变革命,只要他们有了足够的实力,等到了天下的大势。很多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都是前朝的大奸臣。是忠于前朝的皇帝,还是自己打天下,实在是件非常相对的事情。
民主恰恰不是诞生于忠诚的人之间,而是出现在相互以为奸诈的人群里。他们谁也不相信谁,需要互相监督才能使得他们对社会有起码的“忠诚”。

2、 君与臣
把“君与臣”摆在“忠与奸”之后,是因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在于忠与奸。甲忠于乙,或甲对乙耍奸,甲就是臣子,乙就是君主。忠与奸永远是单向的,君对臣来说决不能是忠与奸,只能说是明或昏。
君主、国王、皇帝、天子、真龙、皇上、帝王、陛下、大王、圣上、君王、主子、老佛爷,类似的称呼层出不穷。而臣,只有很少的几个叫法。但天无二日,为君的只有一个。为臣的,却是普天之下。为臣子的,不仅惧怕皇帝,而且即使想推翻皇帝,也是为了自己能当皇帝。即使是孙悟空,也只是说,皇帝轮流坐,明朝到我家。
天上有十日,羿射下九个。从这样一则神话里就能发现:既然太阳只有一个,而不是十个,所以必须你死我活。君权政治是对抗型的政治,具有唯一性。如同考试当中的选择题,其中只有一个是标准答案。
这样的对抗型政治,即使是皇帝本家也不能幸免其所带来的灾难,反而成为众矢之的。皇帝本人必须时刻预防被暗杀或叛杀,有关继位权的争夺让皇家的后院鸡犬不宁。一个party,如果也类似皇家那样,就是皇帝party。
既然君臣如父子,那么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也就一辈子当儿子、孙子,决没有当父亲的机会,也没有当家作主的体验。说他们是奴隶,似乎有些过,倒不如说是奴隶的奴隶。能当上皇帝身边的奴才,已经是积德行善好几代了。
对主子一味地顺从,倒不如在逢迎中欺骗来得有意思、有价值。这,也是那些奴才、奴隶发泄自己精神的典型方式。无论是腐败、卖官鬻爵、欺君,还是叛变、弑君、夺权,其实都是做奴隶、奴才的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为的行动。不过一个是小为,一个是大为。

3、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是今日所谓“好人”、“坏人”的古典版本,根据是中国哲学的阴阳学说。
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就在于,小人可以利用君子,而君子不能利用小人。
因而,小人可以驱使君子,君子却无从驾御小人。
为政者一定要行小人之道,才能治理好天下。这,就是中国政治不能透明起来的原因。
为政者又必须倡导君子之道,国民才更容易被统治起来。这,就是中国政治的虚伪性了。

4、 治与乱
中国历史对君王、朝代功绩的定义就是:天下大治,(民)安居乐业。而对中国人最为不幸的便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而中国的历史就是在治与乱的循环中体现着黄宗羲定律。例如“稳定压倒一切”。这既不是治,也不是乱,而是借着国民对乱的恐惧来达到不治之治。
在治与乱当中,(被叫做老百姓的)国民忽而得到,忽而失去,始终处在被动当中。历史决非“人民”创造的,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当国民陷入治与乱的历史莫比乌斯圈时,始终处在被动当中。也可以说,“人民”被动地创造着历史。只当中国人跳出治与乱的圈套,才能有主动创造历史的机会。

5、 从清官到明君
清官比能官更为符合高尚的道德标准,因而也在历史上占有更高的地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里的福更多的是指公平、公正地对待地方事务。黄仁宇说中国的古人不善于用数目字来管理国家。清官也是这样,用清廉来标榜自己肯定比用政绩来得容易和简单。
从清官到明君,都是圣人在现实的化身。清官出现不依靠明君,明君在位也不一定就会有清官出现。二者离散地分布在中国历史的大花布上。能否遇上明君,也是个运气。若是有了好几代的明君,那么下面的就肯定是昏君。
任何一个朝代,到头来都是清、贪相抵,明、昏相销,就像炒股,能回本儿就很不错了。

6、大一统及统一
任继愈说中国的儒教是国教,皇帝就是教皇,天坛是儒教祭天的宗庙。大一统不仅要国家的统一,还要思想的统一和信仰的统一。
统一简直就是中国历史中的政治人物的最大历史功绩。史家赞扬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可当时的人恐怕并不喜欢他的统一,其后的暴政更是惹了天人之怒。
中国的史一味地认定统一就是好,就是伟大。它虽然延续了民族的文化整体性,却也培养了无数代的顺民思维。统一只是大一统的第一步,之后有的受的。只要一统一,你小子还想往哪儿跑,乖乖的吧。除非去做海盗,或者到日本、南美洲搞开发。

类似的元语言还有很多,如:身、家、国、天下、天,等等。这些元语言必须得到深刻解读,才有中国史的新发展。


二百五十九、中国历史的元语言

那么多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在研究中国历史,
那么多的网络写手都在恶补中国历史,
那么多的非历史学者都在以自己的理解补写中国历史,
……
那么他们到底写出了什么呢?
他们只关注事件,就像电视剧只关注皇权斗争。即使有像点儿样的分析,也是潜规则一类的。这样的规则即使像吴思那样说得深深透透的,也不能深入到历史的底层——去看看那些走光的君臣文武太监外戚们在使用着怎样的一种元语言。
中国的封建社会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绝对与这种元语言的沿袭有密切关系。即使现在帝制被推翻了,封建社会其实并未结束。即使北京有了后现代城这样的住宅,但在中国人心里依然住着很多帝制时代盛行的元语言。
历史的元语言从各种经典典籍中被揪出来,历经了各朝各代的君臣士大夫子民使用,在革命和反革命当中流通起来。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止于元语言。只要触及元语言,便嘎然而止了。一切尽在这元语言酿的酒里了,啥也别说了。

1、 忠与奸
“中”在“心”上,一望而知,这是个好词儿。“女”左“干”右,带“女”字旁要么是特好的词儿,要么就特差。这两个词相对而生,一直被用来进行历史分析到文革。
奸被认为是彻底的坏,偶尔有人情味儿的如《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的和珅,也是为了让他被忠臣纪晓岚耍着玩儿,好提高万恶之首的收视率。
“愚忠”的典型例子是岳飞,在他的背后有一个不值得忠的君王——赵构。那么,阎崇焕之于崇祯,也该是愚忠了。但他们都在抵御外侮,对民族的忠与对君主的忠还不能算是一个。爱国主义就是这样的忠,但爱国不必主义,因为但凡主义都要有一个人被无限爱戴。
综合整个帝制看,“忠”是对个人的忠,忠诚者把自己摆在被忠者之下。历朝历代的忠臣被无限褒扬。他们当中除去岳飞、阎崇焕之类而外,都是真正的愚忠。那些歌颂忠臣的列传,全都使错了方向。因为,忠这种行为本来就相当可笑与荒谬。
其实更值得歌颂的,是那些奸臣。他们不忠于帝王,只忠于自己。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会起来造反,会叛变革命,只要他们有了足够的实力,等到了天下的大势。很多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都是前朝的大奸臣。是忠于前朝的皇帝,还是自己打天下,实在是件非常相对的事情。
民主恰恰不是诞生于忠诚的人之间,而是出现在相互以为奸诈的人群里。他们谁也不相信谁,需要互相监督才能使得他们对社会有起码的“忠诚”。

2、 君与臣
把“君与臣”摆在“忠与奸”之后,是因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在于忠与奸。甲忠于乙,或甲对乙耍奸,甲就是臣子,乙就是君主。忠与奸永远是单向的,君对臣来说决不能是忠与奸,只能说是明或昏。
君主、国王、皇帝、天子、真龙、皇上、帝王、陛下、大王、圣上、君王、主子、老佛爷,类似的称呼层出不穷。而臣,只有很少的几个叫法。但天无二日,为君的只有一个。为臣的,却是普天之下。为臣子的,不仅惧怕皇帝,而且即使想推翻皇帝,也是为了自己能当皇帝。即使是孙悟空,也只是说,皇帝轮流坐,明朝到我家。
天上有十日,羿射下九个。从这样一则神话里就能发现:既然太阳只有一个,而不是十个,所以必须你死我活。君权政治是对抗型的政治,具有唯一性。如同考试当中的选择题,其中只有一个是标准答案。
这样的对抗型政治,即使是皇帝本家也不能幸免其所带来的灾难,反而成为众矢之的。皇帝本人必须时刻预防被暗杀或叛杀,有关继位权的争夺让皇家的后院鸡犬不宁。一个party,如果也类似皇家那样,就是皇帝party。
既然君臣如父子,那么中国的绝大多数人也就一辈子当儿子、孙子,决没有当父亲的机会,也没有当家作主的体验。说他们是奴隶,似乎有些过,倒不如说是奴隶的奴隶。能当上皇帝身边的奴才,已经是积德行善好几代了。
对主子一味地顺从,倒不如在逢迎中欺骗来得有意思、有价值。这,也是那些奴才、奴隶发泄自己精神的典型方式。无论是腐败、卖官鬻爵、欺君,还是叛变、弑君、夺权,其实都是做奴隶、奴才的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为的行动。不过一个是小为,一个是大为。

3、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是今日所谓“好人”、“坏人”的古典版本,根据是中国哲学的阴阳学说。
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就在于,小人可以利用君子,而君子不能利用小人。
因而,小人可以驱使君子,君子却无从驾御小人。
为政者一定要行小人之道,才能治理好天下。这,就是中国政治不能透明起来的原因。
为政者又必须倡导君子之道,国民才更容易被统治起来。这,就是中国政治的虚伪性了。

4、 治与乱
中国历史对君王、朝代功绩的定义就是:天下大治,(民)安居乐业。而对中国人最为不幸的便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而中国的历史就是在治与乱的循环中体现着黄宗羲定律。例如“稳定压倒一切”。这既不是治,也不是乱,而是借着国民对乱的恐惧来达到不治之治。
在治与乱当中,(被叫做老百姓的)国民忽而得到,忽而失去,始终处在被动当中。历史决非“人民”创造的,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当国民陷入治与乱的历史莫比乌斯圈时,始终处在被动当中。也可以说,“人民”被动地创造着历史。只当中国人跳出治与乱的圈套,才能有主动创造历史的机会。

5、 从清官到明君
清官比能官更为符合高尚的道德标准,因而也在历史上占有更高的地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里的福更多的是指公平、公正地对待地方事务。黄仁宇说中国的古人不善于用数目字来管理国家。清官也是这样,用清廉来标榜自己肯定比用政绩来得容易和简单。
从清官到明君,都是圣人在现实的化身。清官出现不依靠明君,明君在位也不一定就会有清官出现。二者离散地分布在中国历史的大花布上。能否遇上明君,也是个运气。若是有了好几代的明君,那么下面的就肯定是昏君。
任何一个朝代,到头来都是清、贪相抵,明、昏相销,就像炒股,能回本儿就很不错了。

6、大一统及统一
任继愈说中国的儒教是国教,皇帝就是教皇,天坛是儒教祭天的宗庙。大一统不仅要国家的统一,还要思想的统一和信仰的统一。
统一简直就是中国历史中的政治人物的最大历史功绩。史家赞扬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可当时的人恐怕并不喜欢他的统一,其后的暴政更是惹了天人之怒。
中国的史一味地认定统一就是好,就是伟大。它虽然延续了民族的文化整体性,却也培养了无数代的顺民思维。统一只是大一统的第一步,之后有的受的。只要一统一,你小子还想往哪儿跑,乖乖的吧。除非去做海盗,或者到日本、南美洲搞开发。

类似的元语言还有很多,如:身、家、国、天下、天,等等。这些元语言必须得到深刻解读,才有中国史的新发展。


二百六十、 后封建社会

按照中国历史对“封建”的界定,目前的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阶段。按照官方说法,这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若说它是“封建社会晚期”,这个名词儿已经被用了。我就叫它“后封建社会”吧。
“后封建社会”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一个是批判封建社会的种种,
一个是于批判中延续封建社会的种种。
中国的历史可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公民社会三个阶段。
在奴隶社会,是奴隶主、奴隶王与奴隶。到了封建社会,奴隶改叫了臣子、奴才,奴隶王成了皇帝。而在如今的后封建社会,就是专制者与被专制者亲切称呼着的“老百姓”与“群众”。只有在公民社会,人与人才有真正的实质平等的可能。
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就一直在对封建社会的种种进行批判了。这些直接导致了维新变法和其后的辛亥革命。在辛亥之后,想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与张勋都没成功。这就标志了后封建社会的到来。1949,不过是一个专制政权打败了另一个专制政权。而“专政”就是专制的意思。
在后封建社会,虽然没有人叫“皇帝”了,但总统、总裁、总书记其实都可以具有皇帝的权力,行使“叫你死你不得不死”的功能。无论蒋介石、还是Mao.ZD,都是这样的。可以说,在Mao.ZD时代结束之后,中国才有了公民社会的端倪。
然而,封建社会的种种依然不想就此完结。它们又附体在专制者身上,不断地灵魂重现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与角角落落。最明显的,就是房地产运动了。
封建种种集中显灵于垄断的权力、垄断的土地资源、垄断的媒体喉舌、垄断的金融资本。表面上好象是开发商、地方go-vern-ment在违背中央的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意志。实际上这是一场双簧戏,建设部就是本次作秀的关节点。后者又要代表中央,又要和地方go-vern-ment及开放商配合,于是就有了何为“建筑面积不大于90平米”之争。这个争,一样是作戏。
这样的作秀的本质就是既要维持封建专制的权力,又要符合由他们所颁行的法律及宪法。有时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是可能的,尤其是现在,人大法律人才极其匮乏的时候。
更有趣的是,一大批讲述封建辉煌历史的影视作品问世,在银幕、荧屏上演。“百家讲坛”成了历史国学的坛子。历史热、清史热、明史热、三国热、史记热。它们既是在表达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却又在与之依依作别,还要津津乐道于封建社会的种种经验得失。
总之,站在后封建社会的台阶上,去望封建社会的晚霞,心情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了。


二百六十二、以炒作之名

强势媒体的炒作叫宣传
没话语权的宣传叫炒作
看哪,在那镀金的大厅里
飘满了偶像S型的倩影

激情年代消逝了
为什么人们还那么亢奋
娱乐新大陆发现了
原来这里也有土著民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带了大脑、嘴和眼睛
不只是为了适应这个世界
还想去影响、去变更

告诉你吧 世界
我——要——发——言
纵然你那里没有我的旋转舞台
我也要在阳台歌唱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声音更响亮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每个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每个人都希望能有自己的麦克风

如果气球注定上升
请带上我的眼睛——在气球暴烈之前
如果火山注定喷发
就让我们先去把看台找到——越高越壮观

新的机会和那些跃跃欲试的人
正在涌向不可轮回的一轮新生
那是上下几千年从未没有的文字
那是未来守望者在母体中的造型


二百六十一、用文化衫到签售现场批于丹

于丹有讲的权利,我也有按照自己方式批判的权利。我为批判于丹准备了文化衫,至于写了什么,看下面两图吧。
图1
图2

今天是3月3,淫雨霏霏。我穿上准备好的文化衫,开始行动。这个空前的文化现象确实需要亲身经历才有更深体会。它比庆祝中国队滚进世界杯要更历史。好了,一起来吧!
图3
图4

各层都有卖《于丹〈庄子〉心得》的,而且还摆到了书店外,跟正月十五卖元宵的规模有一拼。有的人要买上好几本,肯定是要送人的。但每个人限签十本,这也起到了限购的作用。
图5
图6
图7

读者们打着雨伞,三三两两,比庙会还文化,比狂欢还痴迷。围着图书大厦一大圈,还有很多弯儿。看到如此气势,我感到中国读者实在是太多情了。他们是怎么种下的这颗情种,又在这一梅雨之时萌发出来。
读者要通过下图的小门上到五层,才能膜拜到于丹的签名和惊鸿一瞥。
图8

我也来到了五层的签售现场。里面人不多,外面的走廊上也坐了一排人等着。有一个五六十岁的男子坐着轮椅,他快要排到了。
一家记者在前面采访,一家记者在后面采访。还有很多记者拿着摄像机和数码相机无事可做。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为他们提供些新鲜素材。
图9
图10
图11

我脱下了羽绒服,展示着文化衫。周围的保安还是没记者反应快,需要提高啊。记者开始也没反应过来,因为在中国,大多数时候只有一个主题、一个声音。没有辩论、没有唇枪舌剑,没有针锋相对,这些都容易引起混乱。于是中国的记者们,也就习惯了这样的融洽氛围,对我的举动也有好几秒的迟延,肯定不如刘翔快啊。
图12

要敢为天下先,要敢于在公共场合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在论坛和QQ上手淫。这样,中国的文化才能真正繁荣!
图13
图14

在现场管理人员的急促呼叫下,保安终于发现了我穿着奇装异服,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架着我,出了会议室……
图15

现场,依旧是一派祥和。
图16

到晚上九点多,还有很多读者在雨中。
图17

如此的热情,让我想起了大跃进。那时候的人也是这样亢奋。
可还有谁,能比我这个业余记者更敬业呢?


于丹签售现场:我用文化衫批判于丹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871187.shtml


二百六十三、儒家死穴之一:君子与小人

儒家把君子与小人截然地分开。君子是什么样的,小人是什么样的。君子如何好,小人如何坏。如何修炼才能达到君子,但没说如何做一个小人。显然,儒家是极力倡导君子之风的。但儒家没有告诉我们,小人是否也能变成君子,君子是否也能变成小人,君子与小人是否能附体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让我想起神话当中的女娲造人。《太平御览》七八引《风俗通》说,“俗说天地初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给,乃引绳絙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贤知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引絙人也。”看来从女娲造人起,就已经有等级之分了。
  君子与小人的学说影响到今日,就是所谓“好人”、“坏人”。再根据是中国哲学的阴阳学说,君子在阳,小人在阴。君子为阳谋,而小人作阴谋。男主阳,而女居阴,便有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歪理。
  那么,君子与小人真的是泾渭分明的吗。其实儒家提出的君子只是个标准,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君子与小人的混合体,正如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就在于,小人可以利用君子,而君子不能利用小人。当一个人以其小人之心去度另一个人的君子之腹的时候,往往能切中要害。因而,小人往往能驱使君子,君子却无从驾御小人。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很多谋略都是小人之谋,或者说,小人才有真谋。写在《孙子兵法》上的阳谋永远也都不过人情练达皆学问的阴谋。而孔子所推行的君子之道也只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于是,君子是小人里的君子,小人是君子中的小人。
每个人都有行君子或为小人的一面。作君子时,就是法律、法规、政策、道德,弄小人时,便了潜规则、两本帐。君子与小人可谓是中国人的双重人格。
这种亲君子远小人的思想使得中国历来就重文轻商。以文人士大夫为君子之标,而商人实属小人之怀。其实小人也有小人之德,就如盗亦有道。而一群君子,特别容易集合成坛子和圈子。
儒家认为君子是绝对的是,而小人是绝对的非。这样一来,君子不像个君子,小人不像个小人。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作为一个人的君子或小人,君子小人本来就是寄生在每个人身上的。
一般来说,那些为政者行的都是小人之道,才能治理好天下。尤其是内部的相互争斗,哪里有什么君子可言。这使得中国政治不能够透明,因为其中的潜规则与伪善比比皆是。而为政者又必须倡导君子之道,国民才更容易被统治。这,就是中国政治的虚伪性了。
君子小人的二元道德世界既没有宏扬出几个君子,也没能消灭任何小人。俗话说,先小人,后君子。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是按照契约性的法律生活、交往的。这样的契约就是小人之约,也体现了小人之德。监督机制也是用来对付小人行为的。只有当这些都健全之后,小人总是能战胜君子的局面才为改观。君子才可能成为真君子,小人也就没必要做了。


二百六十四、于丹批判

1、关于硬伤及其它错误

对《论语》及《庄子》文本的解释出错是硬伤,而《心得》当中的逻辑错误也是非常重要的。后者使得那些心得故事不能支持观点和结论,给人以驴唇不对马嘴的感觉。
人们总是把解释和理解、心得混为一谈。于丹也说那是她的心得。但她在书中还是有很多对《论语》、《庄子》原文的解释。比如在引了一段文本后有“就是说”。这不就是在解释吗?
既然是解释,就应当以文本为核心,不能指鹿为马。在指鹿为马之后,还说那是理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心得。但,一千个人却不会有一千个解释。只有依托了强势话语之后,才会有指鹿为马的机会。
  打个比喻:易中天决不会把“宁教我负天下人,决不教天下人负我”解释成“宁教我背天下人,决不教天下人背我”,那他也太抬举曹操了。而于丹可能这么解释,然后她说这是她的理解,是心得。这是不是很可笑啊。解释一个词,是需要根据的。而于丹对很多文本的解释是没有依据的,因而就是瞎解释。
你不好好地注好六经,怎么能期待着六经注你?你不好好把文本解释得清晰而有根据,怎么能让孔子和庄子帮你说话?
当然,塞外李悦的批评当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所以,我在《〈于丹论语心得〉批判》中只采用了部分。

2、逻辑思维与哲学造诣

逻辑思维混乱的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说话、写东西逻辑跳跃、不连贯、论据有时不能支持论点,让人初听似乎有道理、细琢磨却怅然若失。还一个特点是自己的没逻辑的话能先把自己给说服了,自然说出来的时候也理直气壮的。
于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说自己的数学从来就没算明白过,我看也是。她的演讲滔滔如黄河之水,却是泥沙俱下。华丽的辞藻下,是空虚的思想和混乱的逻辑关系。而她居然要来谈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心得,真是太难为她了。
有声有色地讲些人生道理,做读者文摘的电视版,搞子午书简的摇滚版,并不怎么难。难的是,能让人如醉如痴、追捧如风。于丹同学做到了,她太有口才了。
四岁读红楼或许可以像刘兴武那样,以秦学而红因为《红楼梦》是文学。
而《论语》和《庄子》是中国最著名的哲学(伦理)典籍。即使四岁读起,若没有很好的逻辑、哲学、古文素养,恐怕也只能背诵些其中的锦句、格言,弄出些小品文和散文心得来。如果于丹对《论语》和《庄子》没有深入的理解,只能是浮在文本表面,寻找些可以装饰的水草,而且还会漏洞百出。
事实是,她的逻辑很成问题。至于哲学造诣,还是仁者见仁的事。但有一个地方她确实显示出了这两方面的弱点。她说,“孔子负责八小时之内,庄子负责八小时之外。”在《于丹〈论语〉心得》中,所有的“之道“都是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营业的,哪个是只管八小时之内的呢。她这就是自相矛盾,同时也显示了其哲学水平。

3、关于读音错

于同学在讲心得时经常读错字。我听到的是把“恬”念成“舔”。在鲁豫有约节目上又两次读错,一个是把“孱弱”的“孱”念成“灿”,虽然“孱”也念“灿”。还有就是把“捻[撚]”读成了“燃”,后来没说错。如果去查中小学课本,就能知道这些低级错误都是那个年纪段的。
《三联生活周刊》上的一封读者来信说:
“音形义”是理解一切文章的基础。于教授是在电视台录像,“口传心授”,无字形可言。但音、义之误,比比皆是。先说错音。开坛第一讲中的“天地混沌如鸡子”,“混沌”,hùndùn念成了“húntún”——离“馄饨”不远了。余者念错的——如“便辟”(便,pián误读为biàn——离“便秘”不远了)、……“大庇天下寒士”(庇,bì误读为pì)、“讷于言”(讷,nè误读为nà)、“吾与点也”(与,yù误读为yǔ)——真是不胜枚举。这些字大凡现在好好上完了高中的人都不该读错的。再说错义。“小人怀土”,土应训为本土、乡土,教授说是家里的房子。“乡party称弟”,弟即孝悌之悌(儿女对父母好为“孝”,弟妹对哥姐好为“悌”),读如tì,教授不仅按dì读了,也按“兄弟”解了,于是“乡party之人都称赞他具有‘悌’这种美德”就成了“乡party都引以为兄弟”……

引百度于丹吧里的一个帖子《请问于丹,你给了我们什么?》(http://post.baidu.com/f?kz=178900771):
“标识”的“识”应读为zhì(四声)而不是shì(二声);
  “矿藏”的“藏”应读为cáng而不是zàng;
  “秩序”的“秩”应读为zhì(四声)而不是chì(四声);
  “乘凉”的“乘”应读为chéng而不是chèng;
  “五乘”的“乘”应读为“胜”而不是“秤”;
  “腹部”的“腹”应读为fù而不是fǔ;
  “思维”的“维”应读为二声而不是一声。
“污秽”的“秽”应读为“会”而不是“岁”。

  这些个低级错误说明一点,于同学在基本功上是不拘小节的。

4、治学态度与传播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于丹同学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死不认错。她混淆解释与理解,心得,不能给自己的解释以根据,是治学态度不严谨。虽然她把自己的受众定位在初中文化程度,但也不能频繁地传播错误的知识和讲述不合乎逻辑的心得。
一个小错误可以被传媒放大,变成一个大大的肥皂泡,终将如股市崩盘一样破灭。到那时候,《心得》就成了又一个《无极》。还是认真点儿吧,于丹同学。
据昆明生活新报说,于丹自己也承认,“如果在大学讲坛上这样讲,是对专业学生不负责任。”但她随即又说,“但是如果在电视上以大学讲堂上的严谨,讲求考据的话,也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
于丹不承认错误,非常类似郭敬明的死也不道歉。因为一旦如此,就说明传授给读者、观众的国学知识是伪劣的,也意味着讲述的心得是充满了驴唇不对马嘴的矛盾的。太可怕了。

5、主题先行

说白了,于丹的心得就是新阿Q精神,类似精神鸦片。她以自己的主题为核心,到《论语》、《庄子》里寻些论据,再用小故事做搭配,就构成了心得。
那她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叫人逃避现实、反省自己、直到发现自己的君子性、知道把自己的小人性给排干净。而后,在受到欺负后就嚷上一句:小人打君子!
这还让我想起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的那个张大贫嘴。此人若是看了百家讲坛,一定是于老师的忠实粉丝。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于丹〈论语〉心得》,只有《〈论语〉于丹心得》。“也就是说”,把《论语》中可用来为自己的小故事做注的都放到了《心得》里。“这段话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同样地,也根本就没有什么《于丹〈庄子〉心得》,只有《〈庄子〉于丹心得》。把《庄子》中可用来为自己的鸡汤加温的材料都放到了《心得》里。
凡是曲解的,都可以叫《心得》。
凡是《读者文摘》的,也就是《心得》。
凡是《于丹〈论语〉心得》中的段子,同样能拿到《于丹〈庄子〉心得》来用。
凡是圣人说的,都是与和谐有关的。

6、 何为“炒作”及强势话语权的蛮横

炒作!这个词儿到底啥意思?为什么充满了贬义?
原来,强势媒体的炒作叫宣传,没话语权的宣传叫炒作。
“炒作”,本来是个中性词。或者说,本来没这个词(查《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正是强势媒体把这个词造出来,而后强加给那些无话语权者的自我宣传的行为,为的是“以正视听”。陈祖德的嘴不一定比《每日文娱播报》的主持人李湘大,却一定要被称为“大嘴”。
这,就是强势话语权的魅力所在了。
这样的霸权还能对自己的错误百般狡辩、回避与漠然,而继续他们的商业计划,让数字替他们说话,让市场替他们发言。
小崔曾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他因此就去搞了几个收视率很低的节目。而《百家讲坛》原来是没有广告的,后来是越来越多,因为它的性质变了,变成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娱乐节目了,绝对和超女有一拼。
强势者总是那么蛮横,让弱势者别无可言。后者要么加入追星的队伍,要么就到论坛上发口水帖。而无理智地追捧与无休止地漫骂,其实都是个人崇拜的情结,不过一正一反。它们被强势话语权者的势能与动能所调动,作用于受众的耳畔、眼帘,连绵而不绝。

7、包装、炒作与内涵
 
  包装、炒作与内涵之间的关系有四种:
        1、败絮其外,败絮其中。这是绝对的垃圾。
  2、败絮其外,金玉其内。这是好东西,但不容易被人发现。
  3、金玉其外,金玉其内。最好的东东。
  4、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越是败絮其内,越要金玉其外。高级文化垃圾。如:《无极》、《英雄》、《十面埋伏》、《黄金甲》、《夜宴》、《心得》。

8、对于丹心得的一些评价的分析

A、 于丹至少有一个正面效果,就是让被遗忘已久的国学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有道理,起码是“国学”这俩字儿更频繁地出现了,甚至能出现在娱乐版面上。但这是否就是正面效果呢?这是否就是人们真的想看到的国学呢?

B、 于丹的心得让人们又对中国的那些经典感兴趣了。
这么说是没有根据的。看了《百家讲坛之于丹心得》的人不一定买书,买了《于丹心得》书的人不一定看,看了《于丹心得》书的人不一定去接着看《论语》和《庄子》。说“于丹的心得让人们又对中国的那些经典感兴趣了”,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只是猜想,或者说是一个良好愿望罢了。

C、 谁不会有口误,谁的书里没有错啊。
是的,都会有的,但对待错误的态度去不同。“除非有硬伤,我会让人立即通知我,并且马上改正。至于理论探讨,我的态度是三个字——不争论。”易中天说。
而且,于丹的心得里错误实在是太多了。要么是她学养太差,要么是她故意如此。一本书引出来,错别字的数量是有标准的,否则就是不合格产品。那么像《心得》里这么多的硬伤,算不算不合格产品呢。如果书中有错别字的,一般还要印个勘误表,以资纠正。可于丹纠正过什么呢。
不需要她下课,需要她纠正错误。

D、于丹的心得式讲法是讲经典通俗化,是创新。
对,很通俗,够通俗,而且口才好,使人印象深,可惜那些错误也印进去了,也很深。没有易中天的品,就没有于丹的心得。把经典和读者文摘结合在一起,就如把历史和评书嫁接,当然更有新意一些。
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创新。在内容上,不仅老套,而且漏洞百出。

E、要宽容。
对错误的不宽容,正是对学术的宽容。

F、你要是觉得她不行,你怎么不去讲啊,《百家讲坛》为啥不邀请你啊。
说一盘菜不好吃,不需要亲自下厨。而美食家,也不一定会做菜。是啊,为啥不邀请我去百家讲坛呢。那里是公共场所吗,那里恐怕比大学的门还难进吧。至于《百家讲坛》邀请谁去,他们自然有自己的商业计划,这不是在选人大代表,可以公推民举的。

G、“现在中国文化需要上课的人,比需要下课的人多。”
这是于丹的自我评价,很谦虚,很含蓄。它表达了于丹同学要继续学习文化知识的积极态度,却回避了对自己错误的质疑。前半句说的是学生行为,后半句说的是教师行为。当然学生要比教师多了,这句话确实逻辑上没啥问题。
但请于丹同学在上课前进行一番预习,而不是端着杯茶冥想。这样,才不至于到了下课铃响的时候发现人都已经跑光了,而自己原来是个老师。

H、一切解读都是误读。
什么叫“解读”?“解读”的“解”是指的“解释”还是“理解”。如果“解”是“解释”,那么“解读”就是“训诂”、“考据”,虽然会有错误,却不是误读。如果“解”是“理解”,那么各人理解不同,也谈不上误了。

9、于丹的故意

综合分析起来,以于丹这样的古典文学硕士、影视传媒博士、副教授、懂得古老的医古文,四岁就读《论语》,怎么会连典籍的文本都解释不好呢。
我猜想她是故意这么做的。她根本就没想好好地去搞什么《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她是在让《论语》和《庄子》为她的心得服务,作注。所以,她就要曲解其本义,或者生硬地阐发出一个根本立不住的解释。

10、意义

中国是一个没有哲学教育的国度,干巴巴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在政治课上只沦为考试前划出来的重点。没有思想方法的创新,也就没有国学的发展。而中国向来以马克思主义诠释一切,实在是灾难。
而于副教授对经典进行的心得式解读也是一场灾难。于同学这样讲了,央视这样播了,15岁的孩子们就这样信了。一切从小孩子抓起。只是这样的抓法到底是弘扬了传统,普及了国学,还是变相地杀死了文化的精神呢?
在辨证的大厅里,或许大家在争论的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没有对概念的辨析,没有对论点的准确把握,没有对思想的一脉相承,我们浪费了很多唾沫,却一无所获。
于丹看来是不懂哲学的,也没啥逻辑,只会用华丽的辞藻与豪迈的风格来征服人。听过之后细细琢磨,怅然若失。对于丹心得的批判不仅可以继续传播国学,而且也能反思媒体的角色,并呼唤个体话语权的觉醒。这,是比于丹心得的播出、出版有更大、更深远的意义。
十博士的讨丹檄文有些危言,也有些微言。但最后关头并没有来到,国歌还没到唱的时候,我们还依旧可以这样——笑谈于丹现象。



 你可以通过这个网址引用该文章:http://oumingbiao.boke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