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移动金融有限公司:亚当·斯密的奇妙世界

神学的意旨所在是在混乱的秩序中探索人生的目的，使人类情感的冲动趋于理性化；斯密博士在阐述构成天地万物表面上混乱的自然法则时，在听众看来他的心情是很舒坦的。但是，当他注意到范围的另一端，要从事探索在营营扰扰的日常生活之下的宏大结构时，人们不免要感到，这位好心肠的博士是在把他的哲学理论扩展到适度的界限之外。

如果18世纪后期的英国社会景象会使你联想到什么，那么你所想到的绝对不会是合于理性的秩序和合乎道德的意图。只要你不是把眼睛单是盯着有闲阶级的优雅生活，你所看到的就必然是在最卑鄙形式下进行的粗野的生存竞争中一幅难堪的社会景象。

在伦敦优雅的客厅或绅士们的富裕地区之外，满眼所看到的是掠夺、残酷和自甘堕落的现象，其间还混合着极其荒谬和迷惑人的风俗和习惯，有些还是多年遗留下来的和属于时代错误性质的。社会团体并不像个仔细装配起来的、其中每一部分对整体都有所贡献的机器，它倒像个詹姆斯．瓦特所造的蒸汽机：颜色黝黑，音响很大，效率不高，而且很危险。斯密博士对这样一个社会所看到的，却是秩序、目的和意图，这是使人感到惊讶的！

假定我们去参观康瓦尔（康瓦尔（Cornwall），英国西南部的一个郡。——译者）的一个锡矿。看到的是矿工们一个个正在降落到矿井，他们到达底部后就点起一支蜡烛，支手舞脚地躺下睡觉，直到烛光熄灭。然后工作两三小时，从事采矿，直到第二次传统的休息时为止，这次休息足够抽一次烟。整个半天就这么消磨过去，其中大约一半时间是用于挖掘矿层的。如果我们向北走，鼓起勇气到达拉姆或诺森伯兰（达拉姆（Durham）和诺森伯兰（No rthumberland），都是在英格兰东北部的郡。——译者）的煤矿去看一看，就会看到另一样光景。这里男女在一道工作，上衣完全脱光，由于劳累过度，望上去憔悴不堪，简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在那里通奸的风俗极其粗野，匆匆一瞥之间即可以目成，随时择一、比较隐僻之处即可以获得满足；7岁到10岁的小孩，在冬天从未见过阳光，就要供作使唤，帮矿工们搬运一桶一桶的煤，博得一些小额施舍；孕妇就像马一样拉煤车，就在黑暗的洞里生孩于。

不仅矿井中的生活显得这样残酷，这样凶暴，在地面上见到的情景也不见得好多少，同样使人难以联想到秩序、和谐和人生的目的所在。在国内许多地区，一伙一伙的农业贫民游来游去在寻找工作。当收获期时，来自威尔斯高地的“古代布列顿人的一伙”（他们这样称呼自己），会成群结队而至；有时在全伙中也会有一匹无鞍无辔的光秃秃的马，有时只是全伙徒步而行。常见的是，一伙中只有一个人会说英语，就由他担任这一伙和那位绅士式的农场主（他们所要求帮助收割的就是他的田）之间的中间人。在这种情况下，这就难怪工资要低到每天6便士了。最后，让我们到一个生产城市去看一看，还会看到些别的怪现状。1742年由洛姆兄弟建立了一个厂，我们看到它也许会感到惊奇。这是个巨大建筑物（就那个时代而言），500英尺长，6层楼高。

丹尼尔．迪福（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c， 1659—1731年），英国小说家，《鲁宾逊飘流记》的作者。——译者）说厂内安装的机器有“26，586架纺车，97，746个机件，水车每分钟绕转三次，每次级丝73，726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照料机器的童工们，一班要工作12到14小时，他们的伙食处在一个临时工房里，就在一个熏黑的炉子上烧来吃，但卧处据说是一直保持着温暖的。

在18世纪时看来，以及我们用近代的眼光看来，这是一个何等离奇、残酷和乌七八糟的地方。然而，使人觉得可怪的是，这样的情况竟会同斯密博士的道德哲学方案融洽一致，而且这位博学的人实际上认为，这一切都具有深远意义，都与自然规律相配合，可供进行探索。

这位温文尔雅的思想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别无所好，所好的只是书”，有一次亚当．斯密向他的友好卖弄他所珍藏的书时，就是这样形容他自己的。他肯定不是个仪容漂亮的人。我们从一个大纪念章上看到他的面相，下垂的眼皮，深眼窝，下嘴唇突出，一个大鹰钩鼻子。他一生受到过神经方面的折磨，他的头摇晃不定，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怪模怪样。

此外他还以常常会处于游心于物外的状态闻名。当18世纪80年代斯密接近50岁时，爱丁堡居民在一个欢乐的场面上，以合乎礼仪的方式款待他们最杰出的公民。这时他穿着件浅色外套，短裤，白丝袜，有扣的鞋子，戴的是平顶周边的海狸皮帽，拿着手杖，在一条用圆石砌的路上行走。但是他两眼望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像是在唠叨些什么。他每走一步就要迟疑一下，似乎想换个方向走，甚至想倒退着走，一个朋友说他样子就像个蠕虫。在地上爬。

他的心不在焉状态是常会发生的。一天他只穿着睡衣来到他的花园，一时竟沉溺于幻想之中，一直走了15英里才恢复正常。又一次，在爱丁堡与一个声名显赫的友人同走时，他的扈从边向他敬礼为送上他的手杖。对斯密说来，这类事已经有过无数次，但他这次面对这位工作者突然陷人了催眠状态。他用手杖向对方回礼，更使他的客人惊异的是，他毫发不爽地用他的手杖向他的扈从重复了后者对他的一举一动。当这一符咒的魔力解除以后，斯密却站在一长段踏级的顶端，手里仍然拿着手杖，全然不知道他刚才的那番出格举动，他把手杖搁在一边，然后从刚才谈话的中断处继续谈起。

这位有时会神不守舍的教授，于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菲弗郡的克科迪，其地号称有1，500居民，当斯密出生的时代，有些城镇的居民还用钉为货币。他4岁时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斯密被一帮过路的吉普赛人拐走了。出于他叔父的努力（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死去），对这帮吉普赛人进行追捕，他们在逃跑中把小亚当抛弃在路边。某一为他写传记的人说，“我担心他将来会变成个穷苦的吉普赛人”。

斯密虽然从早年起，甚至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会不时发生神不守舍状态，但他是个聪明的学生。他显然早就注定，在日后要从事教学生涯，他17岁时就到牛津大学去求学（那时他是骑马去的）在那里呆了6年。但是牛津到后来才成为一个高等学府，当时还不是个学习集中的所在，大多数教授久已公然放弃了教学工作。一个外地旅行者于1788年看到在那里举行的一次公开辩论时，感到非常诧异。所有4个参与者，在规定时间内都默无一言，都在阅读当时流行的小说。由于那时的风气是，进行讲授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因此斯密在学习过程中大都是无所师承的，自己认为读什么书适当就读什么。有一次他几乎被学校开除，原因是在他房间里发现了一本大卫．休漠的《人性论》，认为休漠即使可能成为一位哲学家，读他的书也是不相宜的。

1751年斯密28岁，受聘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不久又受聘为伦理学教授。格拉斯哥与牛津不同，后来成为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中心，以拥有一批出色的有才能的人物而自豪。但是它与现代的所谓大学这一概念还有很大差别。比较古板的一派教授，对于斯密轻率而又热情奔放的那种作风，并十分不以为然。他做礼拜有时会面带笑容（那时他无疑正沉溺于幻想中）；他是那个令人厌憎的休漠的坚定不移的朋友；他向大学会请求准许免除在上课开始时举行祈祷；他析祷时带有某种“自然宗教”风味——所有这些他都受到了时人的指摘。如果我们知道斯密自己的老师赫奇森在格拉斯哥曾创立新学风，拒绝向学生用拉丁文讲课，那么对以上所述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不合群不可能是太厉害的，因为在1758年他提升为系主任。当然，毫无疑问他在格拉斯哥的生活还是偷快的。他在晚上有时玩惠斯特（惠斯特（Whist），一种牌戏，后来的桥牌戏即由此演变而成．——译者）（他的神不守舍习性，往往使他成为一个有点靠不住的打牌人）有时参加学会，此外则过他宁静的隐居生活。他受到他学生的爱戴，以讲演者著称，甚至博斯韦尔（斯韦尔（Boswell），苏格兰律师，作家。——译者）也来听他的讲。人们为对他表示尊敬，往往故意模仿他那奇特的步态和说话的姿势。甚至在书商的橱窗里还放着他的半身雕塑像。使他获得声望的不仅仅是他怪僻的个性。1759年他出版了一本书，立即引起了轰动。这本书名叫《道德情操论》，由此把他推到了英国哲学家的最前列。这本书所研究的是对事物的道德上的认可和非难这种观念的根源。人是抱有自私观念的动物，那么，他是怎么会（这时自私观念好像是处于隐伏状态，或是转变到更高一级）对事物作出道德上的判断的呢？斯密认为答案是，我们具有一种能力，能使我们自己处于第三者地位，使自己成为一个公正无私的观察者，从而对一件事情的道德（与自私相对）价值形成同情的观念。

这本书以及它所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在德国，“亚当．斯密的问题”成为人们最喜欢讨论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更加重要的是，这一论文却受到了一个吸引人的人物查尔斯．汤增德的赞许。

汤增德似乎是在18世纪时很多的那些奇妙人物之一。他是个机智、甚至博学的人，用霍勒斯．沃波尔（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年），英国作家。——译者）的话来说，“他博闻强识，几乎无所不能，只要他多一点诚意，多一点常识，意志坚定些，就肯定会成为在他的时代中一位最伟大的人物。”汤增德以主张游移不定著称，当时盛传一则笑谈，说他一天胁部作痛，竟说不出是左边痛还是右边痛。他作为英国财政大臣时，实际上助成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他的方法是否认殖民地居民有权推选自己的法官，一面对美产茶叶征收重税，仅此足以证明他是何等缺乏常识。

但是，他虽然在政治上目光短浅，在哲学和政治学上却是个诚笃的学者，因此成为亚当．斯密的一个信徒。他还在实际上对他作出了不同寻常的帮助。1754年汤增德与达尔基恩伯爵夫人（迪克柳公爵的寡妇）结婚，这对他说来是一次辉煌而有成就的结合。现在他要为妻子的儿子寻觅一位家庭教师。那时，英国上层社会对子弟进行教育时，其方式主要是进行一次大旅游，认为在欧洲大陆作一次逗留，可以使子弟的举止臻于文雅，这是切斯特菲尔德（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1694—1773），英国政治家，作家。——译者）勋爵所竭力提倡的。汤增德认为亚当．斯密博士是小公爵旅游时理想的伴侣，决定给以年俸300镑，此外还给以费用上的津贴和终身养老金每年300镑。这是难以拒绝的一个再好没有的建议。那时，教授是直接从他的学生那里收取学费的，他所获得的至多一年也不会超过170镑。值得高兴的是，当斯密博士离校时，他的学生们拒绝接受他的退款，说他们所获得的教益已经远逾此数。

（二）
这位家庭教师和小公爵于1764年离英赴法。他们在图鲁斯（图普斯（Toulouse），法国南部一城市。——译者）呆了18个月。这一对伴侣一大一小，再加上斯密欠高明的法语，使他回想到在格拉斯哥的安静生活，望之如在天上。然后他们又向南走（在那里他遇到了他所崇拜的伏尔泰，并严词拒绝了一位多情的侯爵夫人的殷勤致意），从那里到了日内瓦，最后到巴黎。为了避免周游各地的无聊，斯密开始写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关于这一题材，他曾经在格拉斯哥作了讲演，曾经在爱丁堡上流社会中的许多晚上展开辩论，曾同他的至友大卫．休漠详细地进行讨论。《国富论》就是由此酝酿而成。但此书的最后完成，还是在 12年之后的事。

他在巴黎的处境比前有所改善。这时他的法语虽然还是说得很糟，但是已经足够使他和法国第一流的经济思想家展开详尽的讨论。所谓经济思想家，这里指的是M．魁奈，他是路易十五的官廷医师，是庞帕多夫人（庞帕多夫人（Mme． Pompadour，1721-1764年），路易十五的情妇。——译者）的私人医师。魁奈成立了一个叫作重农主义的经济学派，设计了一种关于经济的图表，叫作《经济表》。这个《表》所显示的确实是一个医生的见解——他的想法与当时仍然认为代表财富的是实实在在的金和银的想法截然不同，他坚决认为财富是由生产而来的，财富从这个人转到那个人，在全国流通，使整个社会获得不断补充，就像血液的循环那样。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米拉博（米拉博（Mirabeau，1749-1791年），法国演说家，革命家、政治家。——译者）把这个说法看成是堪与文字和货币居于同等地位的一大发明。但是重农主义的困难在于，它坚决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财富”，至于制造业和商业只是一无效果地处理财富。因此，魁奈的说法在政策的实施中只有有限的实用性。诚然，他是提倡自由放任政策的，与当时的想法完全相反。

但是把工业看作是一种不结果实的操作，也就不能认识到，劳动无论如何使用（不仅是用于土地）都会创造财富。认识到劳动而不是自然是“价值”的源泉是斯密最伟大的见识。这也许是因为他生长在商业繁荣的国家、而不是农作物遍布的法国的缘故。无论原因如何，斯密不能接受重农学派信徒的农业偏见（魁奈的追随者，如米拉波，除一味奉承外，一无所长）。不过斯密私下对这位法国医生却是非常崇敬，如果魁奈没有在他成书之前死去，斯密是会把《国富论》献给他的。然而，重农主义与斯密的苏格兰眼光从根本上则是格格不入的。

1766年，公爵的兄弟｛后来他也加人了他的旅游团体，和他们作伴）在巴黎街道上被人杀害，于是这次旅游即告中止。小公爵回到了他在达尔基思的庄园，斯密则先到伦敦，然后到克科迪。在此后10年的大部分时间他就呆在那里，他的那部伟人著作就在此时逐步地走向具体化。这部书大部分是他口述的，口述时他惯于倚在壁炉边，他时常神经紧张地揉着他紧靠在墙上的头，以致墙上被他的润发油染上一块油迹。他偶然也到达尔基思庄园去访问他以前照管的孩子，还不时到伦敦去与时下的文人学士讨论他的观点。其中之一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斯密跟他属于同一俱乐部的会员，虽然斯密同这位年高德勋的词典编辑者是难得在真正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聚谈的。沃尔特．司各脱爵士告诉我们，约翰逊于初次见到斯密时，就对他的某些说法进行抨击，斯密当即辩明他观点的正确。大家要问的是，“那么约翰逊是怎么说的呢？”斯密满面怒容地说，“该死的，他说‘你撒谎！’”“那么，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说，‘你是个……的儿子！’”司各脱说，两位伟大的有德操者就是在这样的交往情况下初次见面和分手的，而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两位伟大哲学教师之间的经典的对话。

斯密还碰到了一位既可亲可爱而又有才智的名叫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美国人，后者对他提供了大量关于美洲殖民地的实情，关于他们有朝一日在世界舞台上会担任的角色，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斯密后来所写关于美洲将由殖民地组成一个国家时说，“这些殖民地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空前的、最强大的国家”，这个说法无疑是受了富兰克林的影响。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两年后斯密被任命为爱丁堡海关税务司长，这一闲差一年可领薪600镑。他始终和他一直活到90岁的母亲住在一起，过的一直是宁静、安详的单身汉生活，他对生活是满意的、安心的，但是他那种神不守舍、心不在焉的老毛病，却始终未能祛除。

以上说的是他的生平，那么他的那部书呢？

据说他的著作“不仅是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物，而且是整个时代的产物。”然而严格说来，它并不是“有独到之见”的著作。在斯密之前，有一大批观察者——洛克、斯图亚特、劳、孟德维尔、配第、肯蒂隆、更不用说魁奈和休谟了，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也近似于他所看到的世界。斯密从他们那里都有所吸取，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的作者有百人以上。但是别人只是在这里约几条鱼，那里捕几只虾，而
斯密的网却张得很大；别人所澄清的只是这一点或那一点，而斯密所说明的却是全景。《国富论》并不具有纯粹的独创性，但无疑是一名作，是一杰作。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部书所表现的一幅巨大的全景。一开头就是出名的一段描绘制针业在工作上的细致分工，由此牵涉到种种问题，如“美洲殖民地新近发生的扰乱”（斯密显然以为，等到他的书付印时，美国独立战争即将过去）、牛津大学中学生生活的虚度光阴，以及1771年以来关于捕捉鲜鱼的统计数字。看一下坎南为此书所编制的索引，就可以知道斯密的参考范围和思想范畴之广。这里姑且举示列入字母A项下的 10来个词条，以见一斑：

阿巴赛兹（Abassides），撒拉逊人[古阿拉伯人]在其统治时的繁荣昌盛
阿伯拉罕（Abraham），古希伯来笨重的货币
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用盐块为货币
为公众演出的演员（Actors，Public），因从事这一工作时所蒙受的耻辱而获得补偿
非洲（Africa），其地有权力的君王的处境，远不及在欧洲的农民
酒店（Alehouses），其为数众多，并不是饮酒致醉的有力成因
大使（Ambassadors），委任时的最初动机
美洲（America），[以下有整整一页的参考条目]
学徒（Apprenticeship），对这种奴役的性质的说明
阿拉伯人（Arabs），他们支援战争的方式
军队（Army），当反对不忠诚的牧师时，对君王说来的一种保障

这个印得很精的索引计长63页，内容所涉及的几乎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财富——其主要的享受、部分是在于由此而来的夸耀作用；贫穷——有时会使国家产生野蛮的、无人性的风俗；食欲——在有限容量的范围内对食物的欲望；屠夫——残忍的、可惜的行业。”原著长900页，读过这部巨著以后，对英国18世纪70年代关于学徒、熟练工和正在发展的资本家，关于地主、牧师和国王，关于工厂、农场和国外贸易，便会有一个栩栩如生的印象。

这部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是在运用一个写百科全书的头脑来进行思考的情况下写成的，但是不含有像百科全书那样有条不紊的精密性。那个时代的作家们没有受到许多“如果”和“但是”条件的约束而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限制，因此极有可能使一个像斯密那样伟大的天才，在其著作中实际上囊括那个时代的大量知识。因此这部书无所回避，无所减削，也无所顾忌。这真是一部读起来要使人恼火的书！它一再拒绝花了很大气力，用50多页篇幅才得出的结论，用简括的一句话来表达。论证是充满了细节和观察资料的，往往要把外面装饰物除去，才能发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钢铁结构。例如，谈到银价问题时，斯密就插入了一段“逸出本题”的话，这段话就占了75页；又如谈到宗教问题时，他也会游离题外，纵谈关于道德的社会分析。但是，尽管这一著作篇幅浩大，其中却充满了洞察力、观察力和恰当的词语，增加了文章的生气。

首先把英国称作“店小二之国”的就是斯密。“就人的才华和气质说，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搬运工人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就同马斯惕夫和灵犭是（马斯惕夫（mastiff），一种两耳下垂的大猛犬；灵犭是（greyhound），一种身体细长、善于赛跑的狗。——译者）的无多差别一样”——说这个话的也是斯密。关于东印度公司——那时它正在东方进行劫掠——他写道，“这是个极其奇特的政府。属于那个行政机构的成员，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想离开那个国家，一旦他带了他的全部财物离开了那里以后，即使那个国家全部被一次地震所吞噬，他也满不在乎”。

《国富论》绝对不是一本教科书。亚当．斯密的书是为他的时代写的，不是为他的课堂写的；他所讲解的学说对治理一个帝国说来，是有重大意义的，不是供学术界传阅的抽象理论。亚当．斯密所要屠宰的恶龙（例如，为了驳倒重商主义理论，要写上200多页，才能置它于死地）还活着，在他的时代，虽然有点疲倦，但是还喘着气。

最后还有一点，这本书是有革命性的。当然，斯密是决不会主张打倒绅士阶级，推崇无收入贫民，从而对这样一种大动乱抱同情态度的。然而，尽管是这样，《国富论》却含有革命的意义。斯密并不是个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的、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的辩护士；我们会看到，他所赞赏的是这个阶级的工作，但对它的动机是感到怀疑的，对广大劳动群众的需要他是放在心上的。他所关怀的是，促进全国财富的增长。对亚当．斯密说来，组成财富的是社会全体人民所消耗的商品；要注意这里的全体字样，这是对财富的民主的、因此也是激进的基本原理。黄金、金银财宝、国王的窖藏，已一去不复返了；商人或农民的特权、制造业行会这些概念，都已成陈迹、我们所处的是现代世界。构成经济生活最终目的的是，每个人所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流量。

那么，从这部书可以得到些什么教益呢？

亚当．斯密所注意的有两大问题。首先，他想揭示的是社会之所以能团结起来的那一机制。在一个社会中，人人都为他自身的利益而忙忙碌碌，这是个莫大的离心力，人们是怎样不会受到这个离心力的影响的？使各个人的活动与团体的需要相一致的是什么力量？既没有中枢的计划权威，又没有悠久传统这一稳固力量，社会是怎样使它生存所必要的那些事务得以安排就绪的？这些问题终于使斯密形成了市场规律这一想法。他所探索的是他所谓的“无形之手”——“人们的利益和爱好由此可以导向最适合于全社会利益的方面”。

（三）
但市场规律只是斯密所探究的一个方面。还有个引起他注意的问题：社会将走向何处？市场规律就像解释旋转着的陀螺为什么不会倒下去的那个规律一样，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陀螺由于在旋转，它会不会沿着桌面移动。
按照斯密以及信奉他的一些大经济学家看来，不应该把社会想象成人类静态的成就，它不会从这一代到下一代按照原样地、一无变化地重演下去。正相反，他们认为社会是个有机体，有它自己的生活史。实际上，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国富论》是关于历史的伟大论著，说明“完全自由的制度”（斯密把它叫作商业的资本主义）是怎样形成，怎样逐步演进的。

但是在没有了解斯密对市场规律的阐述之前，我们是不能贸然去接触这个比较重大、比较迷惑人的问题的。因为市场规律是会使社会趋于繁荣或衰退的更大规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一个漫不经心的个人与别的每一个人保持行动一致的机制，会影响到社会自身随着岁月的流逝将发生变化的机制。

因此，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市场机制。它并不是什么可以激发幻想或鼓动情绪的东西。它尽管枯燥无味，但是有一种迫切性，使我们对它不得不隆重看待。对市场规律的了解，不但是对亚当．斯密社会的了解说来是必要的，而且就是这些规律，将构成卡尔．马克思极其不同的社会的基础，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不同的社会基础。由于我们大家（不管你觉察不觉察）都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因此应该很仔细的观察一下。

亚当．斯密的市场规律基本上是简单的。它告诉我们，在某一社会组织中某一事态变化的结果，会带来完全明确和可以预见的后果。还告诉我们，在所处的是具有同样动机的各个人的那个环境中，出于各个人利已之心的驱使，将产生竞争，由此进一步证明，竞争怎样会使社会按照它所期望的数量和它所准备支付的价格，获得它所需要的那些商品的供应。且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怎样发生的。

这首先是由于作为一个推动力的利己之心在导使人们去做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是社会愿意进行付偿的工作。斯密说，“我们所以会从屠夫、酿酒者或面包师傅那里得到我们饮食之所需，并不是出于这些人的仁慈或善行，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怀。我们与这些人打交道时所想到的也绝不是他们的仁爱，而是他们的利己之心，他们所想到的也绝不是我们的需要而是他们的利益。”

但自私自利不过是说明了情况的一半。这一点只会驱使人们行动起来。要防止个人贪求利润之心使社会受到过度的勒索，还需要有些别的因素，否则整个社会只是在利己之心的驱使下展开活动，则社会中将满是冷酷无情的牟利者。这个调节因素就是竞争，从而使社会中一切成员互相抵触的自私心理化为使大家得以交受其利的后果。因为如果每个人只顾自己占尽优势而不计及对方所须支付的代价，则他所面临的将是一群具有同样动机、同样处境的人。如果某人力图超过一般可接受的动作的水准，则别人将争先恐后地利用此人的贪贱之心。某人如果让他的利己之心越出常轨，则他将看到，竞争者将乘虚而入，将他的生意夺走；如果他对他的货物取费过昂，或对他的工人拒绝支付如别人所支付的那样多，他就会发现，在前一情况下将找不到买主，在后一情况下将找不到雇工。这些都是《道德情操论》里的话题，人们的自私动机，通过相互作用，却会发生极端出人意料的结果——社会的协调和一
致。

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关于提高价格的问题。假定有100个手套制造商。每个制造商，出于利己心的推动，都想把他手套的价格提高到生产成本之上来谋取额外利润、但是他无法这样做。他如果提高他的价格，他的竞争者将横加干涉，用售价较低的办法把他的市场夺走。只能由所有手套商都结合起来成立一个团结一致的阵线，才能索取高得不合理的价格。假使是这样的话，这种勾结性的结合体也会被来自另一领域的（比方说制鞋业）有进取心的制造商所破坏，他可以把他的资本转变为制造手套来偷偷地占有市场。

但是市场规律不仅会使产品有一个竞争价格，它也会使社会上的生产者注意到社会所想要的商品的数量。假定消费者方面决定，他们需要生产较多的手套、较少的鞋子。因此，民众对市上所存手套将争相抢购，而制鞋业将黯然无色。结果由于消费者所买进的超过了市上所存的现货量、手套价格将提高；由于消费者对所存的鞋子不甚注意，其价格将下降。由于手套价涨，手套业的利润将提高；鞋价低落，鞋业的利润将减少。这里利己观念会再次起作用来恢复平衡。当鞋厂缩减其产量时，部分工人将从制鞋业解脱出来，这时手套业既在迅速发展，他们将改就该业。结果十分明显，手套产量将增长，鞋产量将降低。

首先，这正与社会的要求相适应。既有较多的手套投入市场以适应需要，手套价格将回跌到正常状态。鞋子的产量既减少，它在市场上的剩余状态不久将消失，其价也将上升到正常状态。通过市场的作用过程，社会改变了它对生产要素的配置，以适应其变化了的需求。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人发出过命令，也没有计划权威制订过什么生产日程。一个是利己观念，一个是竞争，彼此间互起作用，就完成了这一转变。

还有个最后的成就。市场是按照公众需求的最后仲裁者的意旨来调节商品的价格和数量的，正同这个情况一样，它也会调节生产商品的那些人的收入。如果某一行业的利润过于丰厚，就会有大批商人涌向这个领域，直到把盈余降低为止。如果某一种工作的工资特别高昂，脱离了常轨，就会有大批人拥向这一有利的职业，直到所得的报偿与所需要的技术和锻炼程度相类似的其他工作相比相差无几为止。情况相反，如果某一行业的利润或工资过低，则资本和工人将流向其他各业，直到供给可以进一步适应需求为止。

所有这些，也许显得有些初级知识色彩。但是可以看一看，亚当．斯密在以利己之心为动力、以竞争为调节者这一原则下，他是怎样进行叙述的。首先他说明，怎样使价格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至于在被任意摆布的情况下，脱离生产的实际成本。第二，他说明社会怎样诱使它的商品生产者提供它所需要的事物。第三，他指出，为什么高价格是一种会自动愈合的创伤，因为它会使有关的那些行业的生产增加。最后，他指出，在全国主要生产阶层的每一级，其收入基本相同。总之他在市场机制中发现了一个使社会的供给有序的自动调节体系。

请注意“自动调节”这一绝妙的后果是，它会成为它自己的护卫者。如果产量、价格或某种报酬偏离了社会上规定的标准，自有一种力量会调动起来，使之复归原位。这是个难以理解的怪事，市场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巅峰，却成了个大家的最严厉的监工。人们也许可以对一个计划委员会的裁决进行控诉，或对一个执政的当权者乞取些恩惠，但是在市场机制的“无名氏”压力下，却谈不上什么控诉，也谈不上什么乞求。这么说，所谓经济自由就个像初看起来那么踏实了。在市场上，你可以随己之意，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如果你所做的得不到市场的赞可，则个人自由的代价是经济上的毁灭。

情况当真是这样的吗？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在绝大程度上确是这样。当然，即使在他的时代，也已经有一些对市场制度自由运用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制造商会联合起来人为地操纵价格，雇工会联合起来抗拒由于竞争使工资降低的压力，可以察觉到的是，那时已经有一些比较不安定的迹象。那个隆姆兄弟厂不只是工业上的一个奇迹和使参观者感到惊讶的所在，它已预示大规模工业即将到来，雇主作为市场上极有势力的个人行动者即将出现，这时纺织厂里的童工，作为市场的一个因素来考虑，当然还不能认为与饮之食之并对他们加以剥削的雇主具有同等势力。尽管这些现象的预兆不祥，但是18世纪的英国，虽然不能与亚当．斯密意念中的模式完全符合，却是跟它相接近的。生意是经得起竞争的，工厂一般都是小规模的，当需求上升或下降时，价格的确会提高或降低，并且价格的确会引起产量和职业上的变动。有人把亚当．斯密的社会叫作原子式竞争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上，无论在劳动力方面或资本方面，在生产的作用过程中，没有一个作用者强大到足以干预或抗拒竞争的压力。在那个社会，在一个任何人可以参加的竞赛中，每个人都为他的利己之心所驱使而竭诚努力。

那么今天呢？市场的竞争结构是不是仍然在起着作用呢？

这不是用简单答复可以说明的问题。从18世纪以来，市场的性质已经有了巨大变化。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原子式竞争的社会，其中没有一个敢逆流而进。今天市场机制的特征是参与者在规模上的巨大，有庞大的公司，有同样庞大的工会，它们显然不是以业主和工人的个人身分采取行动的。它们单是由于规模巨大，即足以抵抗竞争的压力，无视价格倩号，它们所考虑的不是在日常买卖中眼前的情况，而是从利己观点出发的长远利益。

此外还有政府干预这一势力的兴起，改变了市场结构的范围。这一势力就像中世纪的封建领主那样，不承认市场为主人，对市场往往要进行指挥而不是服从市场规律。显然，所有这些因素都削弱了市场原有的指挥作用；以后我们还要看一看当代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但是，尽管20世纪的工业社会有它新的特性，而利己和竞争这两大原则，不管它怎样时而被冲淡，时而被回避，仍然是行为的基本准则，没有一个当代经济学家对它们可以完全置之不顾。我们所生存的，已经不是当初亚当．斯密所生存的那个齐整的社会，但是，如果通过表面去进一步看问题，我们仍然可以隐约看到市场规律的影子。

但是市场规律只是说明了使社会产生结合力的那种行为。还得有别的一些东西，才会使它行动起来。《国富论》问世后 90年，卡尔．马克思发出了其兆不祥的预告，说他发现了个“运动律”，说明资本主义怎样先是缓慢地、勉强地进展，然后无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但是，《国富论》已经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亚当．斯密的所见与马克思的预测完全不同，在他的意念中，社会是在缓慢地、完全乐意地，但是多少有些难以避免地走向瓦尔哈拉（瓦尔哈拉（Valballa），（北欧神话），神接待阵亡将士英灵的殿堂——译者）。

多数观察者预言，瓦尔哈拉是最终归宿。1792年约翰．宾爵士游历英格兰北部时，他就从车窗中所见写道：“啊！这里是个壮观的大厂，整个地区的宁静生活都被它搅乱了。理查德．阿克赖特（理查德．阿克赖特（Ritherd Arkwright， 1732—1792年），英国纺织机发明者。——译者）爵士对家庭和国家说来也许大有贡献，但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我对他的事业却抱有反感，不得不痛加呵斥，他的事业已蔓延到每个恬静的角落，破坏了正常秩序和天然风光。”他到曼彻斯特时说：“唉呀，这里简直是个狗窝！”。

（四）
的确，英国的很大部分是狗窝。经过三个世纪的扰攘、使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要素得以成立这一事实，似乎只是为更大的动乱作准备，因为新近解脱出来的生产要素，开始结合成一个新的、可憎的形式——工厂。有了工厂，就发生了新的问题。在约翰爵士游历之前的20年，理查德．阿克赖特发明了纺织机。但是，造成了机器以后他发现，要配备工作人员却不容易。当地工人不能跟上工序的“正常速度”；而且对领工资的工作一般还加以鄙视，有些资本家新建成的工厂，却完全由于人们的盲目憎恨，被夷为平地。阿克赖特不得不求助于童工，认为“他们的小指头比较灵活”。而且由于他们没有经过农事或工艺方面的独立生活，对工厂生活的锻炼比较容易适应。结果这一行动被赞美为心地慈祥之举——使用童工不是会减轻“无收入贫民”的负担吗？
当时对工厂除了抱有既赞许又顾忌的复杂心情外，如果有什么问题足以吸引热心公益者的注意力的话，就是这个无所不在的无收入贫民的问题。1720年时，这样的人在英国足有150万。其时英国全部人口只有1，200到l，300万，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就会感到，这是个令人惊愕的数字。因此当时充满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案，但大都是一无所成的方案。贫民共有的弊病是安于现状，不求振作，一方面酷慕虚荣，竭力模仿处境胜于自己的起居习惯，模仿时心情之热烈，已达到可惊的程度。劳工们实际上是在饮茶！一般平民所喜爱的是小麦粉制成的面包，而不是传统的大麦或黑麦面包！当时的思想家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所有这些现象将如何演变下去？贫民的需要对国家的福利说来，难道不是必要的吗？（当时有个小册子这么说，“高明的办法是解除痛苦，不是纠正弊病”。）对社会上必不可少的阶层如果听其消失，则社会将出现什么情况？

虽然对当时这一巨大、可怕的“低级秩序”问题，仍然可以用“可惊”这个字眼来描述人们对其的态度，但肯定不能用这个字眼来描写亚当．斯密的哲学。他说，“如果社会中大部分人民是贫困和痛苦的，那这个社会就肯定不会繁荣、昌盛。”他不仅作出了这样激进的论述，接下去还表明事实上社会是不断在改进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总是在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推进。它的推进，并不是由于有什么人要这样，或者是议会通过了一条法令，或者是国家打了一次胜仗。这是由于在事物的内部有一个隐蔽的动力，它就像个庞人的发动机，会对整个社会赋与动力。

亚当．斯密在观察英国的现状时，感觉到有一个突出的事实，使他有了深刻印象。这就是，通过对劳动的细致分工和专门化，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斯密在一个制针厂里看到的是：“头一个人把铁丝拉长，另一个把它拉直，第三个把它切断，第四个把它削尖，第五个把针的另一头磨光，以备安装针头；单是制针头就需要三道工序，把针头安上是一项专门工作，使之光洁是另一专门工作，甚至把针别在纸上也是一项单独工作。我曾看到一个经营这种业务的小厂，只雇用10个人，因此其中有些是一个人承担两三道工序的。虽然他们很苦，只备有一些必要的机器，但是全力工作时，一天可以制成针12磅。一磅约有中号大小的针4，000根以上。因此，这10个人一天可以制计48，000根以上。如果他们都是各不相谋，独自地进行制造，则每个人制成的针肯定不会超过20根，甚至一天一根针也制不成。”

不用说，现在的生产方式比18世纪不知复杂了多少倍。斯密，他尽管加以否认，但是对那个10人小厂所获得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所以他要加以评述，他要是看到了一个使用10，000人的厂，将作何感想！但是分工这一伟大发现并没有使事态趋于复杂化，而是减省了大部分的辛劳。它的优点在于能够增进斯密所谓的“普遍的富裕程度，使富裕延伸到社会的最低阶层”。在我们今天所处比较占优势的地位来看，18世纪的所谓普遍富裕也够可怜的了。但是，如果我们用历史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把英国18世纪工人的命运，同他一两个世纪以前的前辈比较，这就很清楚，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平，但是已经有了很大改进。斯密把他的论点说得很生动：

看一看在一个文明和繁荣的国家中，一个工匠或工人在工作时所使用的设备就可以知道，为他提供这些设备的人，虽然因此所使用的精力只占其全部工作中所使用的一小部分，但是牵涉到的人数，却多得无法计算。以工人穿的一件呢制外套为例，这件东西看上去似乎很简陋，却是许多工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牧羊者、羊毛的分类者、梳理者、漂洗者、染色者、纺织者、整理者以及许多别的人——这些人拥有不同的技术，必须采取协作态度，才能完成这一看起来不起眼的成品。此外为了使工人能够买到这件外套，还得有多少商人和运输业者，还得牵涉到大量商业活动和航运事业，因此还得有许多造船工人、海员、制帆者、制绳者……同样情况，假使我们考虑一下他所使用的衣着和家具：他贴身穿的粗亚麻布衬衫、他脚上穿的鞋子，他睡觉用的床、他烹调食物用的炉子、为此需要用的煤（这得到地壳底去挖出来，也许要从水上或陆上老远的地方运来）、他厨房里的一切其他用具、他餐桌上的用具，刀子和叉子、用以放置和割切他的食物的陶制或金属制的盘子、为他准备面包和啤酒的各色人手、为了使他的屋子通光线和蔽风雨的玻璃窗、为了向他提供优美的和使人感到愉快的创造力所需要的知识和艺术……；假使我们对所有这些事物作进一步考察，就会认识到，没有盈千累万的人给以帮助和协作，这个在文明国家中极其平庸的人就无法获得他生活上必要的供应，即使按照我们离事实很远的、极其简单的想象，他的生活也无法维持。他的供应与大人物的奢侈生活相比，无疑是非常简陋的；然而一个欧洲王子同一个勤俭的农民在供应上的相差程度，并不一定会超过后者同一个非洲的国王——他对成千成万裸体的未开化者的生命与自由握有绝对的控制权——的相差程度。

是什么力量在驱使社会，把它的财富这样惊人地增加起来的呢？部分是市场机制自身的缘故，市场在一种社会环境中会利用人的创造力，鼓励、甚至迫使他从事发明、革新、扩张和冒险。但是，在市场无休止的活动的后面，还有其性质更加重要的一种压力。实际上斯密是看到了根深蒂固的演化规律的，它推动着市场制度，使生产力盘旋上升。

规律中的第一个就是积累规律。

在亚当．斯密生存的时代，正在发展中的工业资本家是能够、并且确是从他的投资中获得大量财产的。理查德．阿克赖特年轻时跟一个理发师当学徒，于1792年故世时遗留财产500，000镑。塞缨尔．沃克开始时在罗瑟拉姆一个铁匠店里工作，身后在那里遗留下一个价值200，000镑的炼钢厂。乔赛亚．韦奇伍德于初步成立他的陶器作坊时，看见工人不好好工作，就在近旁的树干上潦草地写着“这样为韦奇伍德做活是不行的”，结果他的遗产价值达240，000镑，还有很多地产。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发财致富的机会到处都是，只要脑子灵，眼睛尖，又勤勉耐劳，就可以捷足先得。

绝大多数蒸蒸日上的资本家，其自始至终的唯一目标是进行积累。当19世纪初，为了在曼彻斯特创办一所主日学校，募集了捐款2，500镑。当时在这个区域内最大的集体雇主，纱厂主，为这个正义事业只捐款90镑。这个年轻的工业贵族对于他的资金还有比向非生产性的慈善事业进行捐助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进行积累，而亚当．斯密对此是全心全意地加以赞可的。谁不进行积累就活该倒霉。至于“对他的资本抱自暴自弃态度的人、对于把正当基金的收人滥用于不合适用途的人说来，就像是把他先人辛苦集聚起来的资金（可以说是，其目的是要把它用于支持工业的）去浪费掉，为此他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亚当．斯密并不赞成为积累而积累。他毕竟是个学者，具有轻视财富的学者胸襟。事实是他从资本的积累中看到了对社会的莫大利益。因为如果把资本投放于机器的使用，就会促成神妙的分工，从而成倍地增长人类的生产力。因此积累成了斯密又一个有双重意义的行为，使贪得之心化为有利于社会福利的举动。斯密并不担心2O世纪的经济学家将面临的问题：个人的积累当真会使就业增加吗？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能够无限度地改进的，市场的大小只能以它的地理上的限度为止境。斯密说，只管进行积累，这是对社会有利的。诚然，在他那个时代的生气勃勃的气氛中，对能够进行积累的那些人说来，并没有不愿意这样做的任何迹象。

但是——困难就在这里——积累不久就会达到一个境地，到那时将不可能进一步进行积累。因为积累的意思就是产生更多的机器，而机器更多的意思就是对工人有更大的需求。由此将使工资越来越高，直到利润——积累的来源——被吃光为止。怎样越过这个难关呢？

这个障碍是通过市场制度的第二个伟大规律来克服的：人口规律。

在亚当．斯密看来，工人就像任何商品一样，可以按需求来生产。如果工资高，工人的人数将增加；如果工资低则人数将减少。斯密说得很干脆，“控制人的生产的，就像任何商品一样，必然是对人的需求”。这个想法也并不是像乍看起来那样地天真的。在斯密的时代，在下层社会中幼儿死亡率高得惊人。斯密说，“在苏格兰高地，一个母亲生了20个孩子，而存活的不到两个，这并不算什么稀罕”。在英格兰许多地区，孩子中的半数在4岁以前死亡，差不多在任何地区，孩子中的半数只能活到9岁或10岁。在下层社会中，因营养不良、生活环境恶劣、寒冷和疾病而丧生者，比比皆是。这就表明，高工资虽然对出生率的影响不大，但由此可以使生活水平提高，改善其生活环境，使孩子成长到工作年龄的人数增加，在这方面的影响却未可轻视。

结果是，如果积累的初步影响是提高工人阶级的工资，则这一点也必然意味着增加工人的人数。市场的作用过程也是这样。市场上的高价格会使手套的生产增加，而手套的产量扩大，也必然会压低其价格；正同这个现象一样，高工资会使工人人数增加，而人数增加对工资水平却会引起相反的压力。人口和手套生产的问题一样，就涉及工资方面的情况而论，是有自我纠正作用的。

这就意味着积累可以安全地继续下去。工资提高可以使进一步的积累无利可图，而人口增加对这一趋势却可以起缓和作用。积累会引起自我破坏作用，而正是在这一破坏过程中却得到了挽救。高工资的障碍被人口增加所克服，而正是高工资才使人口增加有了可能。在这一祸福相倚、此起彼伏的自动过程中，同一因素，似乎将使体系走到尽头时，却巧妙地把它带到健康成长所必要的道路上来，这一现象是有些迷惑人的。

现在可以看一看斯密是怎样为社会构成一个永久存在的事态的。社会就像一系列连锁的数学命题那样有规律地、必然地从开始一直向上进展。试探性的市场机制，从任何起点开始，先使劳动和资本在各种用途中的报酬归于均等，务必使所需求的那些商品按正确的数量生产，还得保证商品的价格，通过竞争，不致脱离生产成本的范围。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社会是动态的。从起点开始，就发生了财富的积累，由这一积累所导致的是增加生产便越和扩大分工。到此为止，看来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出于积累的结果，当资本家为新厂物色工人时，会使工资提高。工资提高后，进一步积累时就会觉得无利可图。体系势将陷于止步不前状态。但是，工人使用他们的高工资时，会在使死亡率降低的情况下抚养他们的孩子。因此工人的来源将增加。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出于工人间的竞争，将再次压低工资。这样，积累就可以继续下去，又一次盘旋上升将重新开始。

斯密在这里所描写的并不是商业循环。这是一个长期进程，是缓慢的演变，而且是非常确凿的。假如市场机制在作用过程中是没有什么枝节的，一切就是由前一环节所决定，一经决定即不能改变。在社会内部就像装置了一个往复式机械，这时指导生产的只有民众的爱好，国内实际的物质资源则处于这一因果过程之外。

此外还可以看到，斯密认为可以预见的是，事态会不断改进。诚然，工人人口的上升，总是会迫使工资回向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但是“回向”不同于“回到”；只要积累过程在继续下去，就在“回向”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在斯密看来，是个很长、很长的时期，在这一期间，实际上社会有无穷无尽的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命运。斯密并不以为这是个十全十美的世界。他读过伏尔泰的《天真汉》，他自己也不是潘哥拉斯博士（潘哥拉斯（Pangloss），伏尔泰《天真汉》一书中的人物，一个幻想家。——译者）。但是没有理由为什么它不会向改善和进步的方向移动。实际上对市场机制如果听其自然，别去干扰，则伟大的社会法则自行演变的结果，必然会走向进步。

向在一般眼界以外的极远处看，可以看到社会的最终归宿。到那时，社会的资源将终于枯竭，不再能继续进行积累，“自然的”工资水平，经过一段长期的、逐渐的上升以后，将回落到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地主的日子过得很好，而由于人口众多，一般农民却不得不靠神赐的、供额有限的土地度日。资本家将遇到逆境；财富已经增加到了几乎难以数计的程度，但资本家所获得的，除管理薪给外，只有微簿的利润；他工作艰苦，报酬优厚，但肯定不是个日子过得非常奢华的大富豪。在这里，贫与富交织在一起，蔚为奇观。

但是社会要走到它最后安息处的那段路是长的，在亚当．斯密的世界和值得花费许多时间去讨论细节的那个最后落脚处之间，有许多事要做。但《国富论》是行动的方案，不是乌托邦的蓝图。

（五）
此书问世以后的获得世人接受是慢慢地来的。差不多在书出版8年之后，在议会中才有人加以引证，首先这样做的是最有权威的下院议员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年），英国政治家，演说家。——译者)（后来他承认，他实际上从来没有认真读过这本书）。当此书得到社会的重视时，开其端者却是我们所万万想不到的。当时正在发展的资本家——要晓得，这个崛起的、顽强的暴发阶级对于经济上的平等或公正这类20世纪的想法是全不介怀的——关于他们自己对工厂法的反对，在斯密的论述中找到了完美的理论上的根据。斯密曾谈到“商人和工厂主的无耻贪婪和垄断态度”，他还说这些人“既不是、也不应当为人类的统治者”——所有这些，他们都置之不顾，他们所赞许的是斯密从他的研究中得出的伟大论点：不要去干涉市场。
斯密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一回事，他的拥护者从中得到的启发是另一回事。我们说过，斯密不是任何某一阶级的支持者。他是忠于他的思想体系的。他的全部经济思想导源于对市场会引导体系到达最高利润率的程度这一能力的毫不动摇的信念。市场——这个神奇的社会机构——如果不受干扰，自会满足社会的需要，此时演化规律将发生作用，使社会获得它应得的报酬。斯密既不反对劳动，也不反对资本，如果说他有任何倾向性，那么，他所支持的是消费者。他说，“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是消费”，然后对于把生产者的利益置于消费者大众利益之上的那些说法痛加申斥。

但是，正在发展的实业家，从斯密对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市场的歌颂声中，却找到了他们对政府准备改善当时在制造业中存在的种种恶劣情况的初步尝试拟加以抵抗和拦阻的理论根据。斯密的理论，并不是必然会导向自由放任主义的。对亚当．斯密说来，把政府的重要意义降到最低度是最好的办法——政府是好浪费的，无责任感的，而且是非生产性的。然而亚当．斯密未必像他身后的赞赏者所说的那样，对包括以增进公共福利为目标的一切的政府行动都反对。例如，他警告国人，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结果，会使人孤陋寡闻，趋于愚昧，因为“大部分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必然是在工作中形成的。人的一生如果只是在完成少数几个动作中度过，一般说来，他就会变成极端的愚昧无知。除非政府采取某些措施努力防止”，否则工人的高贵品质将下降。同样情况，他是赞成推广学校教育以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的，以防止他们沦为巨大机器的一个小小齿轮。

斯密所反对的是，政府对市场结构横加干预。他反对对进口加以抑制，对出口则加以补助，反对庇护工业，使它免受竞争影响，反对政府在非生产性的用途上进行花费。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这些举动，在其思想深处所主要关心的是商人阶级的利益。当政府干预到福利事业时，到底会削弱还是会加强市场的作用过程，这对后代的理智方面会有深远影响，但斯密却从不过问这个问题。在斯密的时代，除了济贫税之外，实际上没有什么有关福利的法规，政府是统治阶级的不加掩饰的同盟者，政府内部的主要争论是，受益最大的应该是地主阶级还是实业阶级。至于工人阶级在经济事务的管理中应否有发言权的问题，对任何高贵人物说来，简直想也没有想过。

对亚当．斯密思想体系说来的头号敌人，与其说是政府本身，不如说是在任何形式下的垄断。他说，“同一行业的人难得碰头，但是在偶然相聚时，谈话中总是归结到彼此密谋，如何进行反对公众，或者是如何设法提高价格”。这类行为所带来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们自己应受到道义上的谴责——这种现象毕竟不过是人类自私生性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于它妨碍了市场流动的运转方式。斯密的想法当然是对的。如果相信市场的作用会按尽可能低的价格生产最大量的商品，任何对市场的干扰就必然会降低社会福利。在斯密的时代，如果在英国任何地方的制帽商不能收两个以上的学徒，如果在谢菲尔德（谢菲尔德（Sheffield），英国中北部城市，钢铁业中心。——译者）没有一个刃具商可以收一个以上的学徒，市场制度就不可能产生充分效益。在那个时代，如果把贫民约束在本教区，阻止他们在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去找工作，市场在需要工人的地方就找不到工人。在那个时代，大公司享有经营国外贸易的专利权，公众这就无法获得廉价外产品的充分利益。

斯密说，所有这些障碍必须消除。在价格、工资、利润和生产方面，必须让市场自由去寻找它自己的标准；任何对市场的干涉，只会损害国家的真正财富。政府对制造业的任何法令（即使要求厂家粉刷墙壁的法令，或制止雇用童工管理机器的法令）都可以被看成是妨碍市场自由发挥作用的措施，结果人们常引证《国富论》，用以反对人道主义的法规。因此，如果有人发出警告，认为如果对18世纪的实业表示感兴趣，一般说来就意味着对公众有进行欺骗、甚至压制的企图，这个下警告的人就会被认为是经济的“守护神”——这个想法，对此人说来，可谓不虞之誉。甚至在今天，在对斯密的经济思想不加深究的情况下，往往把他看作保守的经济学家，而事实上他对商人动机的公开敌视态度，比多数现代自由学派经济学家的这一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某种意义上说，亚当．斯密的整个奇妙世界所证明的是，理性和秩序最后战胜武断和混乱的这种18世纪信念。斯密说，不要蓄意为善，让善行作为利己之心的一个副产品自然地冒出来。这就像一个哲学家，把这样的信念投入一个庞大的社会机器，把自私本能在合于理性的情况下化为社会品德。斯密对这种哲学信念后果的信心是确定不移的，绝对没有什么犹豫不决之处。他主张法官的报酬应由诉讼当事人支付，而不是由国家支付，这样，由于它的自身利益，就会促使他迅速处理案件。他对于所谓有限公司这一新出现的商业机构，看不到有什么前途，他认为这种非个人机构似乎很少可能会唤起必要的利己之心去完成艰巨复杂的任务。即使最大的人道主义运动，如废止奴隶制度，也牵涉到自身利益问题；亚当．斯密说，最好废除奴隶制，因为说到底，这样做也许会比较占便宜。

整个复杂的非理性化世界被简化为一个理性的框架。在此框架下，人类的分子便被很巧妙地安排在一个趋利避损的单极系统里。这一伟大的安排秩序工作，并不是由于有什么人在从中指导，而是由于自身利益和竞争这两大因素的作用，自然会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物整理得井井有条。人能够尽最大力量去做的是，帮助这个自然的社会力量前进，消除足以妨碍这一社会的物理现象的自由演变的任何障碍，停止企图脱离它的束缚的一切不对头的努力。

尽管带有18世纪的浓厚特色：笃信理性、自然法、和作用与反作用的机械论，但是，亚当．斯密也并不是没有他的特有贡献的。不要忘记，斯密系统中最大的受益人是消费者，不是生产者。对日常生活的经济意义作出这样说明的还是第一次——消费者是主宰。

总的看起来，他的理论体系到今天还依然存在的是什么？不是伟大的进化理论。我们将看到，继起的大经济学家会大大地改变这个理论。但是，我们不要把亚当．斯密的理论看成只是一个初步尝试，所得出的阐述是他无法控制的。斯密是工业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学家；他生前没有看到市场制度受到大企业的威胁，也没有看到他的积累规律和人口规律被50年后的社会学发展所搅乱。当斯密在世时，还没有发生可以叫作“商业周期”这一事物的端兆。他所描写的世界的确存在过，他的系统化论述也为
世人提供了关于它的扩张趋势的精彩分析。

然而，在斯密的观念中必然有所缺失。他虽然看到了社会的演化，却没有看到一次革命。斯密在丑恶的工厂制度中、在成立未久的商业组织的法人形式中，或者是在工人构成其保护组织的软弱无力的尝试中，没有能看到一种新型的、带破坏性的、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初步涌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研究方式是，预先假定，18世纪的英国处境将永恒不变。这种处境只会在量上发展——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商品，更多的财富；但其性质将保持不变。他所研究的是静态社会中的动力学；社会会成长，但永不会成熟。

但是，他进化观虽然已被广泛地修正过，他所绘制的关于市场的伟大蓝图，仍然是莫大的成就。诚然，“发现”市场的并不是斯密；别的人在他之前就指出了怎样由于自私和竞争的相互作用，会带来社会所需要的东西，但是，首先了解在这样观念下的作用的全面经济意义的，首先以广泛和有系统的方式提出一个完整方案的是斯密。他使英国、然后使整个西方世界懂得市场是怎样使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他是第一个在他所达到的了解程度上建成一个社会大厦的。后起的经济学家对斯密对市场的描绘将加以润饰，对随后发现的一些不足之处，将急切地进行探究。但是，斯密对社会的这个方面加以描绘时的丰富多彩和生气勃勃，是没有人能赶得上的。

就斯密见识之敏锐和知识之广博而言，我们只能加以赞叹。只有18世纪，才能写出这样浩瀚而又深刻的作品。《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以及其它少数论文所共同显示的是，斯密绝非只是经济学家。他是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结合。在他的著作中包括人类动机、历史阶段和经济机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一个“伟大的自然设计师”（斯密如此自称）的计划。从这点而论，《国富论》也绝非一部最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它是人类自身冒险的巨大概念的一部分。

还不止于此，《国富论》常常以它敏锐的观察使我们感到惊讶。斯密150年前就预见到了凡勃伦所看到的现象，斯密写道，“多数富人对其财富的主要享乐在于对财富的夸耀，在他们看来，当他们在富饶的程度上具有明确的标志，表明再没有人能超过他们时，其衷心的愉快是无可比拟的”。他是走在他时代前面的一位政治家；他说，“如果大英帝国的任何海外省不能对整个帝国的供应有所帮助的话，那么，这样一种时期就要到来，即它在战争时期就无须为保卫那些地区而负担费用，在和平时期优无须为那些地区的任何民用或军用机构提供经费，就不要再使自己对未来的展望和设计适应附属国的平庸。”

也许将来再不会有一个经济学家像亚当．斯密那样紧紧把握他的时代了。可以肯定，此后再不会有人在从事写作时，像他那样态度安详，不存丝毫倔强不服之心，批评时尽管深刻，而一无怨怒之意，尽管态度乐观而一无不切实际的空想。他与他的时代具有同样的信念，实际上还有所推动。这是个人主义的时代和着重理性的时代，两者都会被滥用于最残酷、最狂暴的意图，而斯密却决不是个沙文主义者、基督教义辩护者或折衷主义者。他在《道德情操论》里说，“世上的人，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为的到底是什么？一切贪婪和雄心壮志，一切对财富、权力和地位的追求，到底会获得什么结局？”他在《国富论》里提供了答案——一切对财富和荣誉的争夺的最后理由是为大众谋福利。

斯密在晚年所赢得的荣誉和尊敬已臻于极点。伯克（伯克（Burke，1729—1797年），英国政治家，作家。——译者）专诚到爱丁堡去看他；他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他看到《国富论》被译成丹麦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唯独牛津大学对他不重视，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名誉学位。有一次小皮特（当时的首相）正与爱丁顿、威尔伯福斯和格伦维尔（爱丁顿（Addington，1757—1844年），英国政治家，1801—1804年任英首相；威尔伯福斯（Wilberffoce， 1759—1833年），英国博爱主义者，主张废除奴隶制度；格治维尔（Grenville，1712—1770），英国政治家，乔治三世时的首相。——译者）会谈，亚当．斯密也被邀参加，当这位大哲学家走进屋子时，大家都站起来。他说“诸位先生们，请坐下”。皮特回答“不，我们要等您先坐下才就座，我们都是您的门徒啊”。

斯密年于1790年，时年67岁。奇怪的是，他的死亡没有引起多大注意，也许人们正在全神贯注地为法国大革命事变和英国农村方面可能引起的反应担忧。他下葬于坎农门教堂墓地，坟上的墓碑非常不显眼，上面写着：亚当．斯密，《国富论》作者，长眠于此。很难想象一个更为持久传世的碑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