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喷涂机 成都:延安张国焘

 
　　　1937年4月24日中午过一点。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兼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周兴神色紧张地赶到毛泽东的窑洞，向他报告了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前往西安办事的周恩来、李克农、张云逸、孔石泉等一行人在途中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伤亡惨重，周副主席等首长生死不明。
听到报告，一向在大险面前镇定自若的毛泽东也慌张得趿拉着鞋子，一头冲出窑洞，语气严厉地对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发布命令：“黄霖，你什么也不要管，马上去把周副主席给我找回来！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黄霖立即命令警卫团战士全副武装，准备出发，马匹不够，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等首长都纷纷把自己和卫士的坐骑牵了出来。片刻工夫后，黄霖便率领这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骑兵部队，一路狂奔，出了延安南门。
中央首长们聚集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他们不仅担心着周恩来的安全，同时也在紧张地进行分析，是谁策划并实施了这一针对周恩来的重大谋杀行动？是外部的敌人，国民党武装特务，还是来自内部——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及其政治上的追随者？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一事件就更为严重，甚至会给延安的局势造成剧烈的动荡。
中央首长把张国焘列为怀疑对像，自然是顺理成章的。虽然张国焘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张运动中表面上承认了错误，但许多迹象表明，他是阳奉阴违继续与中央对抗。而这一谋杀行动恰又发生在抗大风波过去后的21天，何畏叛逃投敌5天以后。出事的地点大劳山，又恰恰在原4方面军某部控制区域内。张国焘怎能不被列为重大怀疑对象呢？
周恩来、李克农、张云逸、孔石泉一行是这天上午离开延安前往西安的。
李克农先出发，毛泽东留周恩来多谈了一会儿话，稍后才动的身。首长们除了自己的警卫员，还带有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排，与周恩来迟一点动身的总共有60多人。
途中周恩来坐在驾驶室的右侧，中间是陈有才，左侧是驾驶员。张云逸、孔石泉和战士们全都密密地站着挤在后面的敞篷车厢上。
陈有才是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长，身材、年龄、脸相都与周恩来很接近。这一天他与周恩来也是一样的打扮。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远一点看上去很难分出谁是谁来。而且一路上他与周恩来总是形影不离。
陈有才被临时调来执行保卫周恩来的特殊任务，是因为前一天邓颖超说了一句担心的话：“久洲太小了，一个人怕不行。”
久洲姓刘，是周恩来的卫士，当时才18岁，是中央警卫团里有名的神枪手。
正因为邓大姐的担心，保卫部门才特地将陈有才调来担任周恩来的随侍副官。
汽车驰出延安南门，路经原4方面军某师师部所在地三十里铺时，大家下车喝了水，解了手，随即又登车前行。不一会儿，便爬上了耸立在三十里铺与甘泉县之间的大劳山。
这大劳山地势险峻，古树参天，自来就是“绿林好汉”啸聚出没之地，过往客商，都不敢独行。
汽车翻过山顶，开始下山。两边林莽如障，光线阴暗。
就在这时，忽地响起“啪”的一声脆响。
“什么声音？这么响？”刘久洲警惕地发出疑问。
话音刚落，周围的枪声便像热锅爆豆子似地响了起来。子弹击在汽车上，“丁当”脆响，四处乱飞。有的战士中弹了，呻吟着倒了下去。而更多的战士则立即掏枪向埋伏在路边树林里的伏击者开枪还击。
张云逸对警卫员叫道：“快下车！保护周副主席！”
战士们纷纷跳下车厢，向驾驶室跑去。
而坐在驾驶室里的周恩来则大声命令：“全部上车，冲过去！”
战士们愣了愣，又返身往车厢上爬。
此时陈有才和驾驶员均巳受伤。驾驶员听到命令，忍住疼痛，加大油门，卡车像一头发狂的公牛迅猛地向前冲去。
可没跑出多远，便一头栽到了伏击者挖断的路沟里。许多战士被摔了出去。
周恩来在卡车栽进路沟的一霎那，敏捷地推开右边的车门，跳出驾驶室，立即转身俯在右前轮胎后面。
此时驾驶员巳经牺牲。陈有才钻出驾驶室，立即带伤指挥战士还击，并命令警卫排副排长带人护送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三位首长迅速离开这危险之地。其余卫士，纷纷朝前向卡车冲来的伏击者射击。可惜卫士们大都是短枪，射程短，杀伤力不强，所以难以打退伏击者的冲锋。
张云逸脱离险境后，立即派出两名卫士，奔向三十里铺红军师部报信。然后他和周恩来、孔石泉在十多名战士的护卫下，一路穿林海，攀峭壁，直到深夜，才回到了三十里铺。
留下担任掩护的战士，除子弹打光后钻进深山老林逃回，其余全部战死。
陈有才参谋长死得最为壮烈。因为他弄不明白身着便装的伏击者究竟是国民党特务，还是来自红军内部的敌人。但无论怎样，敌人完全可能是冲着周副主席来的。所以，他在组织力量掩护首长们脱离险境后，为了迷惑敌人，自己故意大声叫喊着指挥战斗，引得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结果，陈有才参谋长身中6弹，英勇牺牲。刘久洲腰部中弹，装死瞒过了敌人，后经医治痊愈。
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张国焘和我都巳经睡下了。突然，有人先敲门，后轻声叫：“排长，有情况，快出来一下。”
我听出是内卫尹中富的声音，赶紧起床开门。
尹中富神情紧张地说：“我们巳经被包围了，肯定是来抓张主席的。”
我心中猛地一跳，马上随他出门去查看。
当时张国焘住在凤凰朝南的山脚下，有两眼窑洞，一道齐胸高的院墙围着。院坝上有一间板屋，住着警卫排的战士，院子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马棚。
我走出院门一看，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等到眼睛适应过来，我才发现不远处有人影晃动，有的巳经趴在地上，枪口正对着我们。
我当时并不怕他们开枪，因为我很清楚，这里是党中央的驻地，保卫措施相当严密，前来采取行动的不可能是外面的武装，他们不是保卫局的人，就是中央警卫团的人。而我们这个警卫排，也是隶属中央警卫团的。
我向着黑地里的人影大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没有人回答。
我又喊道：“我是张主席的警卫排长，有什么事，你们当官的过来说。”
还是没有人吭声，也没有人走过来。
这时警卫排的战士也全都抽出家伙，低着腰飞快地跑出院门，围着院墙前面布防。4挺机关枪也提出来了。
我当时也上火了，冲担任机枪手的陆安奎大喊道：“陆安奎，把机枪架在门口，他们敢往里冲，就给老子打！”
张国焘被惊醒了，赶到院门口问：“何福圣，出什么事了？”
我怕对方开枪伤着他，出于警卫员的本能，赶紧用身子将他护着进了院子，才向他报告：“主席，外面巳经被包围了。我估计是保卫局的人要来抓你。我们全排战士巳经作好战斗准备，要和你同生共死。”
张国焘默然无语，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小何啊，你太年轻了。马上把人撤进院子里，今晚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一宿未睡，双方都在黑地里呆着。直到快天亮时，外面的武装才撤走。
刚吃过早饭，张闻天就来了。他是来向张国焘解释昨晚发生的异常情况的。他说，昨天中午，周恩来、张云逸等人乘车前往西安办事，途经大劳山时遭受到伏击，卫士们死伤惨重，才掩护周恩来、张云逸等人脱险归来。
张国焘面无表情地问他：“难道周恩来在大劳山遭伏击，你们能从我的住处抓到凶手么？”
张闻天说：“国焘同志，你误会了。那是因为袭击周恩来的事件发生后，中央警卫团很紧张，所以才临时加强了机关的保卫工作。再说，刚才得到报告，那帮袭击周恩来的人巳经抓到了几个，他们交待是大劳山中的土匪，拦路打劫而巳，并不知道车上坐着周恩来、张云逸，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原来却是一场误会。
但是，不可否认，这样一场误会，对张国焘精神上的刺激是很强烈的。　
 

批张运动进入收官阶段，张主席巳经在红都延安的政治舞台上显得黯然失色了。他成了一个特殊的人物，虽然他依然被保留在了政治局里，并且还安排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但巳经永远地失去了过去那样显赫的地位和权势。
张主席想管的事管不了，该管的事又不愿管，整日带着我和陆煜骑着马游山玩水。
6月初一天，天气巳经很热了。张主席带我们到延安城西南十几里地的万花山中跑山打猎时，在一大片树林中发现了一座废弃的破庙。庙宇几乎都坍塌了，大殿上的几尊菩萨也都被风雨剥蚀得看不出模样了。但还有几眼窑洞勉强可用。庙宇后面的峭壁上，还挂着一道清亮活泼的山泉。
我们坐在殿前的石阶上吃过午餐，然后，我把一张油布铺在庙门前的一株大树下，让张主席躺在树下休息了一下。没想张主席一觉醒来，突发兴致，吩咐我和陆煜尽快组织人将窑洞整修出来，他要搬到这里来住。
我和陆煜轮流带着警卫排和中央机关办公室派来的人忙了近半个月，将几眼窑洞修补粉刷得焕然一新，新装了门窗，糊上洁白的窗纸。还在庙门外开出了一块菜地，平整出一块土坝子。
很快，张主席便坚持离开中央机关，搬到他的“世外桃园”，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
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人全都能感觉到，此时的张主席尽量想给人造成一种看破红尘，淡出政治的印象。他不仅闭门谢客，而且中央机关办公室的同志带着人来给他安装电话，也被他坚决制止了。
张主席搬到万花山中后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外出过一次，整日呆在家里看书，写诗填词，和陆秘书下下象棋。在庙里实在呆烦了，就带我们去山中打打猎。中央派人送来的政治局的文件，他从不看，从不签，从不去开会，也从不请假。
听老百姓说，一到春天，万花山上到处开满一种叫做延川红的牡丹花。我们上来的时候是夏天，离开的时候是秋天，所以无缘一见。但关于延川红的传说我们却记在了心里。
当地人都说，万花山上的牡丹，是花木兰征战回来时，从洛阳把牡丹种子带回来播在万花山上的。 牡丹花的来历我们无从考证，但巾帼英雄花木兰，却真是延安万花山花原头村人。张主席看了县志后，专门带我们去花家陵，看了花木兰的坟。花木兰的坟在万花山的河对面，为的是木兰一睁眼，就能看到万花山上的牡丹。
过了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原来在鄂豫皖当过省委宣传部长、如今担任中央党校教务长的成仿吾骑着马跑到庙里来，邀请张国焘去给一个高级班的学员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主席可能也在庙里呆得太闷，图新鲜，就答应了。
中央党校在延河对岸的清凉山上，每星期去三个上午，由我、陆煜跟着，来回骑马，得花将近两个多小时。
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博古、凯丰也都在中央党校兼有课，张主席常与他们见面。巳经落马的张主席在这些人面前也是不卑不亢。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张主席彼此喜欢以字相称，显出一种带有鸿儒之气的亲切感。张闻天、博古、凯丰这些留过洋的首长，则习惯于互称同志。见了面彼此都客客气气，有说有笑，好像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张主席认认真真地在中央党校当了一两个月的客座教授，直到抗战全面爆发。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主张全民族团结抗战，不让日军占领寸土之地。
15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以争取民族斗争的胜利。
抗战是一束熊熊燃烧的火，烧得延安热气腾腾，城里城外，到处是一派同仇敌忾的气氛。所有的人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在万花山中隐居了几个月的张主席也呆不住了。他虽然仍然坚持不参加中央的会议，却常常被邀请到延安城内去参加一些有关抗战与当前时局的讲演或是讨论会。
8月底召开的洛川会议，张主席还是去参加了。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一起来找张主席，动员他出来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张主席开初表示拒绝，后来他们谈了一个晚上，张主席才同意了。但他提出仍由林伯渠担任这一职务，他只同意暂时代理一下。
以张主席过去在党内、军内的显赫地位和经历，他自然不会把边区政府主席这样一个像征性的职位放在眼里。
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张主席就当着他的几位政府中的新部属发了一通牢骚，说：“原来怎么干今后你们还怎么干，你们都是独挡一面的负责人嘛，把工作抓起来就行了，不要什么事都来找我，找我我也不表态。我这个人巳经被打倒了，批臭了，让我来挂挂这个主席，可能在某些人眼里，张国焘这个名字还值几个钱吧。”
当时在边区政府里负责秘书处的是潘自力，他建国后担任过宁夏省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还出任过驻苏联、朝鲜、印度的大使。负责内务的是蔡树藩，他以前是9军团的政委，作战时被打断了左臂，建国后贺龙任国家体委主任，他任副主任，出访苏联时飞机失事遇难了。建国后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曹菊如那时在边区政府里管财经，还有个保安司令部，由中央保卫局局长周兴兼副司令员。负责教育的是徐特立，头发都白了差不多一半，整天穿着双草鞋东奔西跑，积极推广汉字拉丁化。
他们全都经历了刚刚过去的批张运动，对张国焘很了解，知道他的牢骚为何而发。大家对自己的工作也都很熟悉，张国焘既然如此态度，也就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去了。
张主席虽然巳经到边区政府走马上任，可他仍住在“世外桃园”里，来了兴致，便带着我和陆煜到政府去巡视一番。而更多的时间仍呆在山上看书、练字、下棋，偶而，也骑上马到林子里或是附近的杜甫川去打打猎。张国焘此时名为代理主席，实际上却成了个大闲人。
俗话说“虎死不倒威”，何况张主席的政治生命那时候并没有“死”。虽然党内斗争上纲上线，罪名耸人听闻，批张运动进入高潮时几乎到了耗子过街人人喊打的地步。但运动过后，具体处理仍然属于内部矛盾，属于好人犯错误。许多人，尤其是原4方面的官兵，还是保持着对他的尊重、崇拜，甚至还有同情。他原本是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头上又顶着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使他依然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直到他叛逃延安的消息传开后，才真正地身败名裂，成为千夫所指的对像。
张主席百事不过问，偏偏对有一项工作很关心，那就是秘书处下面由伍修权负责的交际科。
因为国共合作，迎来送往的事相当多，都由交际科负责安排。每当国际、或国民党政府方面有重要的人物和使团到延安，外国记者来延安采访，张国焘都要亲自出面相陪、接见。
当时在延安上层很活跃的美国进步记者吏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夫人海伦•福斯特，都骑着马专门跑到万花山中来采访过张主席。
来得最多的还是西路军幸存的指挥员，我的印像中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黄火青、苏井观、宋侃夫先后都来过。他们突围后，被陈云和滕代远带领的部队从星星峡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再辗转回到延安来的。
这帮死里逃生的指挥员们见了张主席，都是哭的多，笑的少。
他们告诉张主席，西路军21800人，除了牺牲的，被俘的，跑散了的，最后被陈云从星星峡接出去的就剩下了428人。而且，要不是苏院长，这428人也全完了，他们也就再也来不了延安，见不到张主席了。
我听了大感惊奇，暗暗想，苏院长不就是个医生么？就算有华陀、扁鹊的医术，也不可能救几百号人的命呀？
张主席也觉得不可思议，就问：“井观，怎么回事？”
苏井观说：“他们不是感谢我这个人，是感谢我的马，要没我这匹比人还聪明的马，我们就全都被渴死，晒死在戈壁滩上了。”
原来，石窝会议决定突围时，把西路军剩下的官兵分为3路，各自往外冲杀。血战几天几夜，另外两路都被打散了，只有他们这一彪人马在丢下一路尸体后，在李先念的指挥下冲杀到了疏勒河边。疏勒河河底淤泥不知有多厚，先下水的人马下水后马上陷了进去，越挣扎越往下陷，直至没顶。血染征袍的红军官兵们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没想一条凶险的大河又将他们陷入绝境。在河边奔突了一天，处处凶险如故，江上黄滔一片，所有渡河工具，皆被马家军或集中，或烧毁。毕竟是命不该绝，就在追兵越来越近的危急关头，他们用一块金砖买通了一个走私的回民，把最后剩下的400多名官兵从走私者在河底铺就的一条窄窄的石子路上带过了疏勒河。
过了疏勒河，两天后他们进入了一片茫茫数百里的戈壁滩。气候极为干燥，因沿途水井都被马家军投放了毒药，他们巳经经两天滴水未进，渴得嗓子像要冒烟，有一点救命的干粮也无法下咽。再也迈不动步了，有的“咚”地坐下，有的索性躺在了灼烫的沙地上。就在大家奄奄一息之际，忽然看到前方有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大家惊喜得简直发疯了，用尽最后的力气爬起来，以枪作拐，摇摇晃晃地往前奔去。谁知跑到跟前一看，除了蒸腾缭绕的一缕缕地汽之外，什么也没有。回头一看，又是一片碧蓝的湖水，于是以为走错了方向，又转身往回跑，到头来仍然是一场空，这才知道眼前出现的即是传说中的“海市唇楼”。两次拼命奔跑，耗尽了大家体内最后的一点水分，一个个气喘吁吁地趴在硌人的沙地上，只等着死神降临。就在黄超和李特巳经被渴昏过去，有的提议杀马饮血的时候。苏井观的座骑突然“咴咴”叫了两声，撒着欢往前奔去。
苏井观急着去追马，前面出现了一道隆起的沙梁，当他跑上沙梁，眼前的情景令他喜极欲狂，大声哭喊起来“水……同志们……有水啦！”
原来，这匹老马嗅到了水，正把嘴伸进一个水潭里痛饮。这下可不是“海市蜃楼”了，长长的马嘴搅得水面波光闪闪。
所有人都听到了苏院长惊喜得变了调的狂吼声，一个“水”字令垂死者也能活力四射。他们跌跌撞撞地奔上前来。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方圆十几平方米宽的积水潭。水呈黄绿，浓稠如浆，恶臭难闻。水面上绿苔丛生，孑孓与不知名的虫子在水中游动。但那一刻，再臭再脏的水也是玉液琼浆啊！400多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红军官兵全拥了上去，有的泡进水里，有的趴在潭边，“咕噜咕嘟”，满天下一片嘬水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