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结构的中西方差异与中国人的人格特点*

 

作者：王登峰 崔红    作者单位：1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2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心理科，北京 100853 3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天津 3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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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旨在通过对中西方人格结构的比较和分析揭示文化与人格结构的关系，并探寻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文化意义。根据词汇学假设进行的中西方人格结构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格结构的形成是建立在对行为归类的基础之上的，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中西方对行为归类的差别。中国文化比较强调整体性、联系性以及评价性是造成中国人与西方人行为归类差异的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看法的差异。中国人人格量表有着比较理想的预测效度，而且与西方大五人格量表相比更高的预测效度，这些均表明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合理性。文中还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  文化，人格结构，行为归类假设，中国人人格量表。

   1 引言：什么是人格

    什么是人格？每个人都知道，但没有人能说得清。

    40多年前，美国人格心理学教科书上的这段话至今仍然是对人格定义的真实写照，即不同的理论家对人格的界定存在显著的差异[1]。但既然是“每个人都知道”，那一定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西方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定义尽管相差悬殊，却基本上都来自拉丁文persona，即面具的含义。Persona是舞台上的演员所戴的面具，因此既有表演的功能，又代表这一人物的性格和角色特点，因此包括表现在外的行为特点和蕴涵于内部而外人无法直接观察的特点两部分[2,3]。例如，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对人格的定义是由Funder提出的[4]，即人格是“个体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特异性模式，以及在这些模式之下、能够或不能够被观察到的心理机制”（p.1~2）。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格的界定虽然存在一种相互矛盾的现象，但也同样把人格看作是个体内在和外在特点的综合[5]。人格的“格”的本义是树木的长枝条，并被引申为品格、格调及标准、规格。“人格”强调的是行为标准（表现在外、有章可循）和对内心世界的把握。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同样认为个体的人格是内在特点和外在特点的综合品质，只是在不同情况下对内部和外部特点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已。

    从内在或外在特点以及能否被观察的角度来看，人格的内涵可以划分为4个不同的层次[6]。（1）个体的外显行为。这是人格特点最直接的表达，无论当事人自己还是其他人都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2）个体的内心情感和体验。这是个体在做出某种行为时伴随的内心活动，这部分内容只有当事人自己能够观察，其他人则难以观察。（3）稳定的动机。即在个体行为和内心体验背后的稳定的目的性和导向性，反映的是个体对待自己、他人、事业、名誉和利益的稳定的倾向性。这部分内容当事人虽然能够观察，但却很难完全了解自己的全部动机，而其他人则无法观察。（4）生理生化反应模式和神经系统活动的变化。即不同人格特点的个体其基础生理生化反应和神经系统活动变化的不同模式，或面对不同情境时基础生理反应和神经系统变化的不同。这部分内容无论当事人自己还是其他人都无法觉察或观察。

    就人格内涵的4个层次而言，内心体验和动机都可以直接表现为外显的行为模式，而生理生化反应模式和神经系统活动的变化模式本身，以及它们与行为的关系都可以构成人格的特点。就前者而言，只能通过特殊的仪器或测量手段才能发现，例如最近在分子遗传学[7]和神经科学[8]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证据，表明（至少）某些人格特点与稳定的遗传和生理反应之间的关系。例如，Sen等发现大五人格结构中神经质维度的4个层面（焦虑、抑郁、自我意识和脆弱）与人体第11条染色体上的BDNF（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一种由大脑产生的神经营养素）基因有关[9]。BDNF基因共有3种变异形式，其中带有Met-Mets型基因的个体神经质分数最低，带有Val-Vals型基因的个体神经质分数最高，而带有Val-Mets型基因的个体神经质分数居中。另外，研究者也已经发现了与刺激寻求[10]和暴力行为[11]有关的基因。

    因此，人格的4个层次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水平。其一，与内心体验、动机和内部生理生化反应相联系的行为或行为模式模式；其二，某种稳定的神经生理生化反应模式。本文下面对人格的论述主要针对人格的第一个水平。

    2 文化、行为模式、人格结构

    人格结构是人格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论家针对所观察的人类行为而构建的关于人格构成成分的理论假设，而且是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12]。由于人格研究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个人背景和研究取向的不同，人格结构的确定大致有3种不同途径[13]。（1）临床研究取向。研究者或理论家通过临床实践和个人领悟，总结出关于人格结构的假设，往往带有明显的个人主观色彩。弗洛伊德[14]的精神分析理论和罗杰斯[15]及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理论属于这种探索途径的典型代表。尽管后来的很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些概念的功能和作用，但对这些概念的合理性和完整性却一直没有系统的研究。（2）实验研究取向。以行为主义和认知理论为代表，人格结构的概念来自实验结果。这种研究取向尽管具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但实际上行为和人格的某些层面是不能放在严格控制的实验情境中研究的，并且其外部效度仍然未经证实。（3）整体实证研究取向。前两种探索途径的共同问题，就在于无法证明所提出人格结构的完整性，既没有说明所包含内容的客观性，也不能证实是否还具有其它的成分。人格的特质理论所采用的实证研究途径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如特质理论直接从个体本身的特点出发探讨人格问题，研究者处理的是各种变量的既有属性，而不是人为地操纵这些变量。直接从词典中挑选人格特质形容词以保证其完整性[16]，并通过因素分析获得可靠的结果，这种从人格的词汇学假设[17]出发的研究方法，是实证性研究途径的典范，也是目前研究人格结构最客观、最可靠的方法。

    近20多年来，西方“大五”人格结构模型的出现被称为“人格心理学领域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并认为“大五”因素模型是适合全人类的[18]。其具体做法包括（1）系统收集英语词典中的人格特质形容词；（2）对形容词进行分类、化简；（3）通过被试对形容词描述人格特点程度的评定和因素分析技术，得到数目有限的人格维度。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发现西方的人格结构由外向性、愉悦性、公正严谨性、情绪稳定性、开放性等5个维度构成。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五因素人格模型（大五）在西方心理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应该说，人格特质形容词所描述的并非人格特质，而是与人格特质有关的具体行为。而因素分析技术则是在具体行为的基础上探索人格结构维度的有效途径。如果人格特质形容词能够涵盖所有的人格特点，那么因素分析得到的人格结构就是全面的和系统的。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几乎可以解释在此之前出现的所有人格量表（如EPQ、16PF、MBTI等）的结构和内容就是很好的例证[17,18]。

    然而，词汇学假设本身就是“文化特异性”的，而且已有的大量研究也显示了“大五”模型的局限。它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其它文化中的应用取决于该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似性。采用西方大五人格结构的确定路径，通过对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系统收集、分类化简及被试评定和统计分析，发现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由7个维度构成，并细分为18个次级因素[19~22]。这7个维度分别为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和处事态度。

    由于西方大五人格结构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通用”的人格模型，不仅西方学者对此高度一致，就连国内很多学者也持此看法，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仍采用西方的人格量表。因此，要确立中国人大七人格结构至少需要做3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对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做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其次，从跨文化的角度揭示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意义；第三，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中国人人格结构在预测心理社会行为方面的价值，尤其是相对西方大五人格结构的优势。下面分别对这3个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3 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理论分析

    通过对人格特质形容词进行收集和分析所得到的人格结构，实际上反映的是被试对众多或所有行为或行为模式进行内部归类的结果。被归为同一人格维度的人格特质形容词有着高度的内部一致性，即被看作是同一类的行为或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王登峰和崔红从人格结构的跨文化差异角度提出了人格结构的“行为归类假设”，即（1）行为出现的频率受到文化的直接影响，而对行为的描述和评价过程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不同的行为范畴（即某一行为范畴中的行为类别不同，行为范畴本身也不同），并最终形成不同的人格结构。（2）哪些行为范畴组合成一个稳定的人格维度也受到文化因素的直接影响，即人格结构的跨文化差异不仅表现为人格维度数目的不同，而且维度的内涵也会有所差别[23~26]。

    在人格结构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应是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适应各自环境要求的必然结果[27]。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人格结构可以分为两部分：（1）所有文化下的人们共有的人格成分，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遗传的相似性以及适应共同的或相似的生存压力的结果；（2）某一文化下的人们所独有的人格成分，它是该文化下的人们独特的遗传因素和适应其独有的生存压力的结果。跨文化心理学家将前者称为人格的etic（一致性）成分，将后者称为人格的emic（独特性）成分[28]。

    图1 中西方人格结构对应关系示意图

    图1直观地显示了中国人的“大七”人格维度与西方“大五”维度的对应关系[24]。图中上面的圆形代表中国人人格结构的7个维度，下面的圆形代表西方人人格结构的5个维度，中间的重合部分（区域II）是中西方人格结构的相同的部分（中西方人格结构的etic成分），没有重合的两个部分（区域I和区域III）则分别代表中国人和西方人人格结构中独有的成分，即中国人和西方人人格结构的emic成分（关于人格结构的etic-emic成分划分请参见文献[29,30]）。

    图1表明中西方人格结构的etic成分（区域II）并非是人格维度上的直接对应关系，而只是内容上的相似。最近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对西方大五人格量表（NEO PI-R）[31]的项目，还是将NEO PI-R的项目与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22]的项目合并，因素分析的结果都得到了7个维度，支持了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25]。有趣的是，对动物个性进行研究的结果似乎也与研究者的人格维度有关，这也从侧面支持了人格结构的行为归类假设。Gosling 和 John[32]要求猫和狗的主人描述动物的性情，结果发现了4个因素，3个与大五中神经质、外向性和愉悦性对应，第4个则是开放性和公正严谨性合并构成动物的智力因素。然而，苏彦捷等[33]要求猫和狗的主人描述动物的性情，结果发现了7个因素，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惊人的相似，如表1所示。 表1 猫狗主人对动物个性的描述维度与人格维度的对应关系

    4 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文化意义

    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反映了行为或人格特征的5个相互独立的方面，而且虽然每个维度反映的行为特点也有评价性意义，但主要属于描述性的，是对现象的客观陈述。另外，每一个人格维度或行为范畴中所涉及的行为很少重合，都是相互独立的，任何一个维度都有着完整的意义。例如，神经质维度是单独的反映个体情绪稳定性特点的，在其它维度中基本上不包括与此有关的内容，唯一的例外就是外向性维度中包括“积极情绪”层面，但也是从外在表现进行描述的。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人格维度在结构上则更复杂一些，不同维度间存在明显的交叉与重合，而且虽然每个维度反映的行为特点带有一定的描述性特点，但主要属于评价性的，而不是对现象的客观陈述。第三，每一个人格维度或行为范畴中所涉及的行为有很明显的重合，每一个维度的意义相对完整，但并不全面。例如，虽然对人格维度的命名中包括“情绪性”维度，但其内容并没有包含所有的情绪性内涵，而是反映个体在人际交往和行事方式上的情绪性特点。

    因此，从总体上看，中西人格结构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对行为的描述和评价的程度差异。同时，西方的人格结构比较单纯，内容划分清晰，而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则比较复杂，每一个维度有着独立的意义，但仅仅涉及某一方面内容（如人际关系特点）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换言之，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源于中西方在行为归类原则上的不同，即中国人强调对行为的评价及行为间在意义上的联系，而西方人强调对行为的描述及行为表面意义的评估。

    中西方文化对评价的看重程度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中西方“文化”一词的词源也有明显的差异。甲骨文中的“文”字是人形的胸口画上花纹，通“纹”；甲骨文中的“化”字是两个颠倒的人形，意为“颠倒”，引申为“变化”[34]。“文化”也因此有在表面进行修饰、美化的意思。英语的‘文化’（culture）一词的词根源自耕作、栽培、培养、教养。从植物的栽培到人的教养，这后一层也隐隐含有为人性披上‘有教养’外衣的意思[35]”。

    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人性的不同看法。按照黎鸣的观点[35]，文化是对人类自罪意识的掩饰，是人性的外衣。中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中国文化中“人性本善”一直占据上风，而西方文化中则一直是“人性本恶”占据上风。因此，如果西方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由于人性本恶，他们的防御也会比较少；而如果中国人在言行中表露出“恶”的一面，由于人性本善，他们必须说明自己的这个“恶”并非自己的本意，这样才能维持自尊和良好的社会适应，因此对行为的防御会更强烈。因此，与中国人自我表达和判断他人的“曲折化”相比，西方人则更直接、更坦率。中国人注重评价和联系，因为根据眼前可观察的信息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西方人注重可观察的信息，是因为他们更相信“言（行）为心声”。换言之，在内心愿望和要求与外在言行的一致性程度上，中国人应该显著低于西方人。

    Nisbett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一系列研究揭示了中西方在分析问题的风格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这些主要差异包括：（1）西方人的推理和感知是分析性的，他们关注于物体的具体特征；东亚人的推理和感知是整体性的，他们关注大体的目标和该目标所处的环境，寻找事物和事件间的关系和相似处。（2）西方人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倾向于忽视情境因素，而东亚人则很少这样。（3)西方人倾向于利用分类学来分组物体和事件，而东亚人则倾向于用相互关系对物体和事件分类，等等[36]。

    因此，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是中西方在知觉、认知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系统差异的结果。而知觉、认知和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又与文化密不可分。可以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只要这种文化差异依然存在，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也一定会显现。

    5 中国人人格结构的预测作用

    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确立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支持，还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持。崔红等比较了不同人格特点的介入治疗病人的焦虑水平[37]，发现病人在接受介入治疗（即在病人体内植入某种仪器）前的焦虑水平与人格的合群次级因素有显著的正相关，即“待人亲切、温和、易于沟通和受人欢迎”的人格特点反而会产生更高的焦虑。在一般情况下，具有合群人格特点的人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应该较少产生焦虑，但由于介入治疗是一种个体无法把握和控制的高度应激源，个体这时的“合群”特点反而会加重其焦虑。

    童永胜对205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格特质与应对方式、精神症状水平和社会功能缺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38]，结果发现精神病患者的人格特质“合群”和“重感情”对精神症状有直接作用；应对方式的“回避”、“认知调整”分别对精神症状和社会功能缺陷水平有直接影响；人格特质“严谨”“决断”和“沉稳”通过“回避”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对精神症状产生间接影响；“合群”、“利他”和“坚韧”因素通过“认知调整”应对方式对社会功能缺陷水平有间接影响。

    茅玥通过对147名消化性溃疡患者的研究发现，患者的行事风格、才干和人际关系都显著高于常模，而处世态度则显著低于常模；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相比，在才干和人际关系两个维度上得分偏高，女性患者这两项得分与常模没有显著的差异；人际关系维度上高年龄组（40岁以上，含40）表现得更加热情宽和；处世态度维度上高年龄组表现得更加淡泊名利，对自己没有什么期望，退缩。通过与A型行为量表所测的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人格特点相比，茅玥认为中国人“大七”人格之中包含了一些A型行为模式量表所不能测量的患者的人格特征，这说明QZPS是一个对于中国消化性溃疡患者来说更加全面的人格量表[39]。

    王登峰等对600余名被试施测QZPS、自我和谐量表、行为抑制量表和SCL-90，相关、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支持并验证了研究假设，即人格维度可以直接和/或通过行为抑制和自我和谐对心身症状有着正向或负向的预测作用，而且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本身都可以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40]。

    张洪采用QZPS以及自编的工作满意度量表对247名工人进行研究发现[41]，人格特质中的行事风格、处世态度以及个体实际的薪酬水平影响个体对“领导”的满意程度，在这些方面得分较高的个体对“领导”有更高的满意程度；人格特质中的行事风格、情绪性以及外向性影响个体对“共事环境”的满意程度，行为严谨自制、性情合群乐观以及情绪表达直接的个体对“共事环境”的满意程度更高；人格特质中的行事风格和才干维度影响个体对于满足“成长需要”的满意程度，有决断力、有毅力、对待工作积极灵活的个体对于工作满足个人成长需要的满意程度更高；人格特质中的行事风格和实际的薪酬水平影响个体对于薪酬福利的满意程度。

    李彦章等对800位重庆各地的摩托车驾驶员进行的研究[42]表明，人格因素中除活跃与错误行为、爽直与安全警觉行为、淡泊与超速及故意违规行为相关不显著外，其余人格各子因素和感觉寻求与4种驾驶行为均有显著相关；多元回归分析表明，耐性、严谨、自制、利他、重感情等人格子因素对驾驶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碰撞事故中，摩托车事故驾驶员在自制、沉稳和宽和上显著低于安全驾驶员，而在严谨上却高于安全驾驶员。在非碰撞事故中，事故驾驶员在乐观、沉稳、机敏、宽和、淡泊上则低于安全驾驶员。

    王登峰等探讨了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格特点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人格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43,44]。特别是QZPS和NEOPI-R的预测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在王登峰等的研究中，172名处级基层干部同时完成了QZPS和NEO PI-R，其工作绩效则采用组织部门年终考核的指标。分别以采用QZPS和NEO PI-R测量的人格指标对其工作绩效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采用QZPS测量的人格维度可以解释工作绩效5.8%~12.3%的变异，而采用NEO PI-R测量人格时，所解释的工作绩效的变异介于2.2%~3.1%之间[43]。周帆等分别采用中国人人格量表和西方大五人格量表对大学生日常生活行为的预测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45]。

    6 总结与展望

    根据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建立的中西方人格结构反映的是各自文化的特点，人格结构的行为归类假设也在探索人格结构的过程中得到了实证支持。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根源在于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注重现象与现象、现象与自身及他人间的联系，并在综合各方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判断；西方人相对更注重当前现象本身的特点，并依据可观察的信息做出判断。这种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源于中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看法的本质差别，“性善论”导致了防御压力，并因此造成了中国人难以客观接受自己的一切言行的倾向；而“性恶论”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个体的防御压力，并因此形成了西方人注重客观现象本身以及在内心世界与外在表现之间更大的一致性。

    当然，对中西方文化和人格结构关系的分析和认识只是刚刚开始。人格结构的行为归类假设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中西方认识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也已经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接受，但中西方是否存在掩饰性或防御性倾向的差异则目前只是推论，尚无确切的证据支持。另外，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人的掩饰性似乎也在减少。随着中国人越来越重视和张扬个性，对自己言行的掩饰性必然也会逐渐减少，这种趋势会否影响人格结构？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对中国人的人格和社会行为的准确把握，在理论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在中国人人格七因素模型基础上建立的中国人人格量表的应用还有待于扩大范围、积累经验、拓展应用。

【参考文献】
  [1] 王登峰，崔红. 西方大五人格结构与中国人的人格：融合与独特特点. 中国社会心理学学专业委员会与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社会心理学2004学术年会，2004-8-2~5，北京

[2] 黄希庭. 再谈人格研究的中国化.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30（6）：5~9

[3] 陈仲庚，张雨新. 人格心理学.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