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马渚镇:多元中国从重庆开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04:37:17
  多元中国从重庆开始作者:信力健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1-1-5     古希腊的智者普罗泰哥拉曾说:“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从人类中心的角度看,人是超越其他物种的生物;从个人的角度看,每一个人都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人与人的地位平等意味着没有人能凌驾他人之上,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目的,一个社会正是由多元而非单一的个人组成。由此逻辑延伸,正是有了每一个不可替代的个人才有不可替代的省份,有了不可替代的省份才有了不可替代的中国。1945年底到1946年底的国共谈判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持解放区的独立存在的局面,要求在未来的《中华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实行联邦制,各省可以制定省宪法,并要求中华民国总统由各省议会联合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提倡联邦制方案,国共分立之后,国民党主持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省县自治,各省制定自治法实行自治,但并不实行联邦制。1947年初,周恩来在延安认为这部宪法限制地方自治,与本党提倡的联邦制相冲突,故而是独裁宪法。

  时光流转,联邦制仿佛过眼浮云,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31个各具特色的省份都同样让人期待,因为它们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在中国要想成为不可替代的,必须向重庆学习,开创一种属于自己地方特色的模式,同时学习重庆自主创新、开拓进取的独立精神。不仅是重庆模式,各个省份的自主模式同样让人期待着。

  2007年以来,薄熙来主政重庆即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重庆模式。那什么是重庆模式?按照当地官方的说法就是重庆模式包括“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五个大的方面。

  “宜居重庆”是指重庆加快公租房、经适房、廉租房等建设,以此着手解决住房问题。重庆主要采取“国进”的方法,成立了包括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啊在内的“八大投资公司”,它们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目前已经成为重庆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重要的投融资平台。重庆不担心地皮问题,因为重庆政府早已开始了土地储备,如黄奇帆市长曾透露,目前重庆主城用于城市建设的500平方公里用地中,有300多平方公里是政府储备的土地。也就是说政府土地政府用,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并指挥市场运作。

  “畅通重庆”指重庆以“八大投资公司”进行市场融资,然后建设包括隧道、立交桥在内的交通设施并投入使用,通过交通收费以及其他收入来支付融资成本。其他收入是指,比如,这些国企在开发一个路段时,在重庆市政府的把握下,会享有路段两边的地皮因开发而产生的增值利润,这相当是一份创新的“补贴”。

  “森林重庆”,就是要注重环境与自然。重庆不想走也不能走先为GDP污染一把,然后再治理的路子。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城市还停留在口号阶段,重庆在这方面的成就同样不明显。

  “平安重庆”指重庆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打黑,就像薄熙来先生说的,他看不下去,打下的红色江山的人民,在自己的家园里,生命还时刻面临挑衅。人民的党怎能坐视不理呢?为了平安重庆必须打黑,打的不是“小黑”,“小喽罗”。重庆已经直接拔掉了最大的黑势力,正义无畏一举占领了每个重庆人民的心理高地。所以,平安重庆,就是在打造一座放心城,一座让人民受到党保护的城。

  “健康重庆”,重庆不只是大力推进医疗保障,健康还有心理,要有精,气,神。薄熙来先生在重庆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具体包括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四个方面。在重庆看来,资本主义的“道德情操”就是“自利”,它藏匿在自由化的思潮里,借助市场经济的载体,滋生出庸俗和空虚,堕落和腐败。而道德层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就是能做到人性的自我净化,能够打破“小我”,能够树立更加开阔的世界观。

  综上所述,重庆模式是指经济上回归到政府主导的公有制占主导的经济,政治上回到所有公民为党支配的集体主义,精神上回归拒斥自由化和个人化的纯粹思想。尽管重庆在薄熙来先生主政的三年里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一直以来毁誉参半,捧到天上,摔到地下的兼而有之。郎咸平表示: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房地产形势下,只有重庆模式才能拯救中国房地产。而为李庄辩护的陈有西律师却认为:重庆打黑的步骤是先收拾律师,然后再收拾民营企业家,打黑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不管学界民间怎么争论,重庆模式始终是一种地方模式,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因此,期望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在中国推行此模式并不现实,也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强行在中国的大地上推行单一的模式在建政后的中国历史上早就被证明弊端重重。1964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中国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学大寨没有提高农村的生产力,而南方却因为在山上大规模地开垦大寨式的梯田,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全国学大庆是中国继1958年“大炼钢铁”生产运动以后,又一次人为地制造了生态危机。这种一元化的模式最终演变成闹剧和灾难,给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和环境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改革开放以来,集体主义思想下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开始抬头,如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等,就它们本质上说都是一种注重经济效率、以资本运作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不仅有忽视民主民生发展的缺陷,而且每一地区的独特模式都证明不能被人为复制。而重庆的成功证明地方在离开中央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既省心又省力,成功让人欢欣鼓舞,失败了也不用连累他人。因此从重庆模式那里,各地都应该看到了开拓符合自己地方特色的模式,走一条独特的地方发展道路的希望。

  在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地方模式面对的最大困境就是:人亡政息,人走茶凉。这一点重庆也无法回避。2010年12月27日,重庆当选中国最幸福城市之一,完全可以视为山城市民的一种幸福心声,发出同样心声的还有杭州、成都、长沙、昆明、南京、长春、广州、通化、无锡九座城市的市民们,但是心声只有落实到实实在在的白纸黑字才有长久的法律效应,否则幸福的快感过把瘾就死。为了让重庆模式摆脱人走茶凉的恶性循环首先必须让重庆的市民人人都能有一张小小的选票,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只有选票才能实践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政治观念,也只有投票的结果才真正符合民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易喊,给市民权利的保障难,不仅仅是重庆,北京、上海、广东、广西、内蒙、新疆、西藏、台湾……每一个省市的发展绝不是由少数几个精英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多数的市民决定的。重庆地区或许的确适合集权、公有模式,而广东省则完全应该走法治、市场的道路,大力培育现代公民社会。各地的市民们可以就自己所在的省市模式的可行性和持续性展开充分的商议讨论,然后公开选举投票,最后形成一项法律决议以此作为适当模式持续性发展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从人治走向法治,走向各地区的长治久安。相信重庆在薄熙来先生的领导下,一定能发动群众,群策群力,让重庆模式在选票和法治的保障下,在重庆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壮大结果,多元的中国正从重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