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司眼科显微镜i:剖析“中国特色”与“初级阶段”

剖析“中国特色”与“初级阶段”　　

杨 福 清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以“中国特色”与“初级阶段”为理论依据和立论之本的。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三十多年了。三十几年来，国民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随着这个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却在下降，甚至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潮大碰撞。　　

近年来，反私有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成了人们街谈巷议和网民们交流的热门话题。人民在反思：改革开放的路线究竟有多大可信度？推进私有化能实现全民富裕吗？难道今天的执政党真要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吗？“初级阶段”如此，“高级阶段”会是怎样的呢？　　

笔者认为，这些疑虑绝非空穴来风，我们的执政党确实应当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之后，很有必要认真总结这段的成功与失败，重新研究、认真探讨关于“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理论是否成立的问题，重新研究、认真探讨改革开放的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以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　　

所谓“中国特色”，无非是两点：一是人口多、底子薄、一穷二白、生产落后；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仅此而已。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的立论出发点。如果这个论点是对的，那么就一切事实都被颠倒了：古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朝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贫穷的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谁是社会主义呢？找来找去，我们看到了美国，美国是不贫穷的；其次还有日本、英国、德国等不贫穷。可是对于他们，全球人都知道，他们恰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典型、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国家！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认定社会性质并不是看它穷与不穷和生产力高低，而是看他的生产关系，即占有关系、分配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类的历史上，最贫穷、生产力最低的社会是原始社会，可是人们却称其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剩余、没有占有，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互助关系，所以叫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是第一个剥削社会，其生产关系是奴隶主占有奴隶，据此称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普天之下无非王土，土地实行分封制，产生了地主对农民或农奴的剥削关系，因此为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料由资本家占有，资本家通过雇用工人占有其剩余劳动，人与人之间是剥削被剥削关系，因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三是人人平等。这就是社会主义。　　

我们说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性质，并不否定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决定因素，因为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使生产关系发生变革，才使社会由这一形态转变为另一形态；但是也必须承认，生产力决不能跳过生产关系去直接决定社会性质。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调，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人们知道，一般地说，只讲生产力而不讲生产关系被称为“唯生产力论”。然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要害和关键还不仅仅是唯生产力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是用社会主义去改变贫穷，还是因为贫穷而改变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这里是把“贫穷”二字作为否定社会主义的“理由”，以便得出“要想不贫穷就必须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荒唐的谬论！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人们看到的是：发展私人资本，引进外国资本，使工人阶级、农民兄弟和与工农相结合的劳动知识分子由社会主人翁地位沦落为被剥削对象；“国退民进”，由官方出卖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减员增效”，使大批企业工人失业下岗，肥了少数企业高管；“高薪养廉”，富了政府官吏、事业领导，苦了企业职工和黎民百姓；实行退休待遇“双轨制”，歧视企业老一代知识分子，使那些为企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高级专家、工程师们比机关、事业同类人员在待遇上相差二至三倍；同一部《教师法》规定的法定教师，因为在企业从事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幼儿教育，就成了“白马非马”，六年18次进京上访，至今有法不依……由于分配不公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少数人富起来的同时，多数人穷了下去，有群众说：“住房改革老底掏空了；医疗改革提前送终了；教育改革家长逼疯了；经济改革立私破公了；政治改革腐败更凶了；思想改革马列给扔了。”这就是以“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为理论基础的改革开放路线产生的社会现实。　　

人们不明白，改革为什么要歧视企业、企业职工和企业知识分子？没有他们还能有社会生产力吗？为什么对创造社会财富的企业、企业职工和企业知识分子实行低工资、低待遇而对靠企业供养的机关事业却要“高薪养廉”和“退休双轨制”呢？因为他们有条件腐败，就给高薪；老百姓没条件腐败，就低薪甚至下岗而无薪！　　

人们不明白，难道只有采用一系列的资本主义政策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吗？生产力不就是劳动者吗！所谓科学技术不都是劳动创造的吗！不以劳动为社会的公平尺度能调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吗？为什么六十年来人们一直唱《社会主义好》而不说“资本主义好”？如果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共产党为什么不在抗战胜利后，把政权交给蒋介石搞资本主义，还要进行解放战争，重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什么要进行土地革命，实行对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呢？　　

说到这里人们明白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不是现在才有，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过。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中国革命既然是民主革命，就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过是帮助资产阶级实现反帝、反封的任务。所以在推翻封建王朝和赶走帝国主义的统治之后，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进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了，产业工人阶级队伍壮大了，生产力达到了一定水平，共产党再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犯的是教条主义错误。他认为资本主义阶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逾越的阶段。因为马克思说过，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突破；但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写了这一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中首先突破。列宁以十月革命成功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又称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陈独秀的教条主义，毛主席说，“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而在革命阵线上来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选集》二卷628页）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32-633页）　　

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根本就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历史的教条主义与当代的修正主义的混合体而已。当初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认为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就不能进入社会主义；现在是又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正，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例如：“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那么请问：对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作何解释？再如：“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请问：社会主义就不消灭剥削吗？又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请问：因为贫穷就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吗？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复辟资本主义进行的。　　

为什么对相同的客观事物，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产生不同的战略眼光、采取不同的政治主张和路线呢？为什么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能高瞻远瞩，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呢？为什么毛主席在夺取政权之后不搞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并坚定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呢？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战略眼光不同。　　

毛主席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事物，站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放眼未来，审视世界风云，聚焦中国革命，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战略思想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只能站在资本主义的高度，看到的只是“小康社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别人走我也走“与时俱进”，只向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看齐，跟上潮流即可；只知认识世界，不知改造世界。说到底是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问题，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问题。　　

“八大”提出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至今还有很多人说是“正确的”。它正确在哪里？先进的生产关系怎能同落后的生产力有矛盾呢？难道只有落后的生产关系才与落后的生产力不矛盾？难道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只适合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全民所有、按劳分配、人人平等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崇尚资本、雇佣劳动、残酷剥削就能发展社会生产力？“美国经历了资本主义，发达了；中国不经历资本主义就不行，就发展不了。”——这还不是爬行主义、洋奴哲学！　　

至今还说中国社会的主矛盾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对吗？“生产与需要之间矛盾”能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吗？能表明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还是剥削关系吗？两极分化问题，能用“生产与需要之间矛盾”加以解决吗？我们同西藏的达赖集团、同新疆的热比亚集团的矛盾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吗？吉林省出现的“通钢事件”反映的不正是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矛盾吗？河南林州钢铁工人扣押国资委官员的事件不正是反映出工人阶级同官僚政府之间的矛盾吗？人民群众上访的浪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所有这些，你能用“生产与需要之间矛盾”把它们摆平吗？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建设，这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和执政党，如果没有深厚、扎实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功底，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理论作指导，就容易在方向、路线问题上左右摇摆，甚至上当受骗、铸成大错。现在，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审视中国国情，洞察民情民意，重新认识“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理论的真伪与是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最后，让我们用毛主席著名的“七律”结束本文——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