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圣诞恋歌貂蝉免费获取:洪武建文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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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的鉴定重点是要正确辨别与元瓷的不同，并注意不要和典型永乐瓷相混淆:
2.元代碗类底足斜削的习惯，洪武时期除民间青花粗碗仍沿用外，其他较细的器物已改为平削足。
3.元代梅瓶的口均为上狭下宽的梯形口，明代梅瓶口部已改变为直而稍翻唇，决无梯形感。
4.元代青花在纹绝少五爪，洪武官窑器几乎全为五爪。
5.元代印花和青花二种装饰工艺同置于一器的方法，洪武仍继续使用。
6.元代莲花叶子为标准的葫芦形，洪武已变形的不成葫芦形了。
7.元代牡丹叶子画得肥厚规矩，洪武已变片稍微细瘦而随便了。
8.元代的仰莲瓣纹每瓣都分开绘画，洪武朝除个别器物仍分开画上，绝大多数莲瓣之间借用边线，不再分开，并出现了双勾描绘边线而不填色的白描画法。
9.器物颈啊的蕉叶纹，元代每片蕉叶之中茎或单线色绘或双勾填色，洪武则蕉叶中茎以双线勾出后不埴青花或釉里红以，形成中茎有空白地。
明洪武瓷器的特点
胎土因淘炼粗细之差，胎质表现不一。以官窑器物而论，瓷化程度较高，因而坚质细白，稍有厚重感。民窑器物则因火力不足，有类似浆胎的现象，胎体断面呈土黄色，但大多数仍为略含杂质的浅灰白色。
釉面呈青白色，为元、明两代瓷的共同点，只是青白程度各朝略有差异。
常见的洪武民窑瓷器，有的胎体淘炼不精，胎质呈白或灰白色，经厚润的青白釉汁映衬，釉面显示出较明代其他各朝更加深的青灰色或灰白色；而官窑器釉面虽也为青白色，却较民窑器白润肥厚，有的釉面伴有细碎无色的自然开片纹，玻璃化程度高，色泽清雅，柔和悦目。一般底足刷有白釉浆，薄处泛黄，厚处呈乳白或青色，光泽感不强。有器足与器身釉面色调不一的怪现象，究其原因，或者是器足受火向背不同，熔融时产生变异，或者是底足涂了不同的釉料所致。
瓷器上那种一面青花绘画，另一面模印凸花的两面装饰手法，是明代洪武窑对元代枢府窑模印凸花技术的承袭和演变。一些民窑器物的绘画也和元代纹饰一样，多用莲瓣纹图案。元代的莲瓣内常书八宝之类，而洪武时多绘团花图案。碗、盘类中，多见如意状飘带云、火云、缠枝莲等纹饰。民窑器心，多草书“褔”“壽”字，也有绘蕉叶、缠枝莲、松、竹、梅、兰、水藻及人物、动物等的。主体纹饰常用云龙、梅、兰、树、花鸟、缠枝花等，而边饰则多为二方连续简单几何纹。民窑青花器纹饰，继承传统的书法与绘画，创造了明代早期的“一笔点画”，用笔简练、纯熟，以描写自然为主，朴实无华，大笔写意，着意渲染。青花色调与元代一样，比较稳定，很少有流散现象。但发色并不浓重，趋于清淡，能较好的衬托出纹饰画意。
洪武、建文时期瓷器的认识
洪武时期（1368-1398年） 一、对洪武时期瓷器的初步认识 明太祖朱元章在位三十一年。截止目前，尚未发现带真正洪武官窑纪年款的瓷器实物。因此，在明代早期瓷器的研究中，洪武瓷器的真实面貌如何，仍是一椿正在探索的悬案。 由于这一时期的完整器物很少，过去有人曾经断言：“洪武无瓷器”。但江西省玉山县发现的“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造此”纪年款的民窑青白釉罐，提出了有力的反证。近几年，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对元末和洪武瓷器的分期问题，国内外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南京市为朱元章建都之地，因而在那裹有可能较多地找到该时期的瓷器的遗存。近几年，经南京地区同仁们的悉心发现和收集整理，积累了丰富的实物标本，为研究洪武瓷器的面貌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有几位还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推论，使陶瓷史这段空白的研究工作蓬勃开展起来。1、明初瓷器的渊源——元末瓷器的概况 过去人们常笼统地认为元代瓷器粗大、厚重、拙笨，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似失主偏颇。新中国成立后，在考古发掘和其他出土物中，陆续发现了许多细致精巧的器物，尤其是一些青花和釉里红品种更使人耳目一新，引起国内外同仁的极度重视和关注。如河北省易县出土的元代青花月影梅高足碗，北京市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青花松竹梅菱花口盘、青花凤首壶，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青花蒙恬将军玉壶春瓶，南京市博物馆所藏元代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大梅瓶，河北市保定市出土的元代青花釉裹红镂雕开光盖罐，以及江西省高安县窖藏出土的一批元代青花和釉裹红器等，这些实物足以证明，元瓷并非都是“粗大厚笨”；并告诉我们，不能用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眼光和方法去认识实物，在瓷器鉴定中尤其是这样。精致细腻的器物和粗糙低劣的器物往往在同一时代并存的，以偏概全的是不适合实际情况的。 至於元代青花和釉里红何时烧制成功，现有两种说法：一为元代中期，一为元代晚期。目前大多倾向前者，认为元代中期青花和釉里红已经烧制得相当成功。实物证实，元代青花和釉里红瓷器在开始制作时，烧制技术并不好，呈色不纯正，多为灰色或黑色；而到了元末，由于经济衰退，瓷器生产技术低下，粗制滥造的结果，已经烧制成功的青花和釉里红，又再次出现这些灰暗的色调，如常见的大罐之类，往往把青花的蓝色烧成了黑色或灰色，釉里红也多烧成釉裹黑、釉裹灰或釉裹褐。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的陶瓷史的研究，已形成“元代熟”，尤其倾心於元末明初的瓷器分期问题。笔者认为，在探讨洪武瓷器时，要以全面的、综合的观点，注意到本朝正处元、明交替之际，在分期断代时，要同时兼顾元、明两个时代的瓷器特征，上述尤其应当联系元末瓷器的各个细部，承上启下地分析判断，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2、关于明代早期的几处墓葬 南京市郊区明洪武四年（1371年）汪兴祖墓出土器物，其中的哥釉盘和青花云龙纹高足纹碗，根据其造型工艺与裹凸印细头龙纹装饰，固然均非洪武时期之物，而是元代或元代以前的先朝传世随葬品。 江苏省明洪武二年（1369年）沐英墓中出土的萧何月下追韩信青花大梅瓶，从其人物的形象及青花的画意，色调上可看出，亦非洪武时期所制作。 山东省邹县鲁荒王朱擅墓，出土有青白釉刻云龙瓶、罐等，该墓葬纪年虽为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但瓶、罐的造型、釉色及纹饰均与元代墓葬出土的元代瓶、罐类风格一致，也具有不可否认的元瓷特征。 上述三处洪武纪年的墓葬，是目前所仅见的，分别属于洪武早期和晚期。南京市所出土的大量洪武民窑器物，其制作都带有元代遗风，造型、胎釉、器足也与元瓷相近。至于要确认那些青花和釉里红器属于叫明代洪武时期，这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如上述朱擅墓中，不但有元代影青釉瓷器、元版书籍、元代钱舜举的绘画（元代冯子振题跋），还有宋代古琴、宋徽宗赵构题诗金彩葵花蝴蝶图绢书扇等，若要肯定墓中所出的瓷器为洪武瓷，证据还嫌不足。另如，过去於北京市清代康熙朝索氏墓中曾出土有明代永乐白釉梨壶、成化斗彩杯、嘉靖斗彩炉、万历五彩盆等。看来明、清两代的墓葬随葬品根本不同汉、唐之制，并非都足当时专为非制而川的冥器，事实说明，我们不能认定洪武墓葬中没有先朝遗物，只能推断出它的下限不会晚於洪武时期，这样理论较为客观。但是，也应防止工程出现对墓葬出土物牵强附会的攀缘，除了少量特殊情况，用墓葬的确实纪年对出土物进行下限断代的科学方法，仍是毋庸置疑的。 近年来，南京市中华门外郎宅山明永乐五年（1407年）宋晟墓中，出土了八、九十件青白釉瓷器，计有玉壶春瓶、双环耳瓶、梨壶、墩式碗等，其造型颇具元代风格，胎体较元代枢府器略薄，砂底、圈足为外撇裹斜式，也有像元代那种圈足脐状突起的圈涡形足，但青白釉面比枢府釉略白，釉中含有斑点和杂质，不够光滑清澈，器物上多有枢府釉器一样的模印凸花（缠枝菊及细方格形花芯），但凸花所呈现的效果又各又不同。元枢府釉印花器裹不透亮，此类印花器胎薄而透亮。这批瓷器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免带有元瓷遗风，但从胎釉的精细、纹饰的柔美等方面观察，风格欲和明故宫遗址出土的洪武红彩云龙盘相近。据此，这些青白釉器应该是洪武时期的器物。 另外，江西省文物商店於1980年，在江西省玉山县收集到一件出土的洪武款青白釉罐，现存省博物馆。罐为直口，丰肩、圆腹；胎体厚而色灰白，质稍粗松；实足平底，足部露胎粘有沙土；口径7厘米，高9厘米；口沿下肩部，压印单层宽头莲瓣纹；器腹中间，顺行接处用竹刀刻划一周行楷“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造此”的纪年款。器物造型丰满庄重，具有元、明时期器物的浑圆特征，所刻文字为窑工随手刻划，运劲流畅。迄止目前，在江西地区民窑烧制的瓷器中，具有明确的洪武年款的器物，此罐当居其首，它是提示洪武瓷真貌，一批云雾的珍奇瑰宝。亦为鉴定洪武瓷的极为典型的标准器，按时间讲，此罐已是洪武七年（1374年）所制，但仍具元代风格。由此对照南京市郎宅山宋晟墓出土的青白瓷釉器，互相印证，两者已较为近似。如深入研究下去，顺藤摸瓜，当不难理清洪武瓷器的眉目。3、关于洪武时期的御窑厂和官窑瓷器 过去对洪武时期何时设立御窑厂，有两种说法；一是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於景德镇设立；一为洪武三十五年（实为建文四年，即1402年）在景德镇设立。照第二种说法，则推断出洪武时期无官窑瓷器；现在一般认可第一种说法，那么，就应当有大量的洪武官窑器遗存。就明初大量出土物与传世品而论，那些器物可归入洪武官窑器呢？（1）南京博物馆曾於明故宫玉带河遗址，发现一件白釉红彩云龙残盘，其胎质洁白细腻，釉质匀净，制坯及纹饰精细，红彩鲜亮，所绘龙纹形与元代龙和永乐纹之间；另外，还有青花云龙残盘，外壁为青花云龙，裹壁模印凸花云龙纹，中心绘三朵如意纹；又有外酱釉裹霁青暗花凸云龙大碗，这些虽是残瓷，又不具年款，数量和品种也不多，但从制作的精细和考究上来判断，均非民窑之所能企及，似应划归洪武官窑器为妥。（2） 美国勘萨斯城阿脱肯斯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外酱釉裹霁青高足碗，碗心暗刻三朵凤带如意云纹，里壁模印凸云龙纹。这件器物，与南京博物馆 收藏的洪武外酱釉裹霁青暗云龙大碗及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所藏外酱釉裹霁青高足碗的器心，纹饰几乎完全相同。同时，这件高足碗的模印龙纹，也与洪武官窑红彩云龙盘的龙形大体相似，类此风格的还有一些红釉器，把这些器物定为明代洪武时期的作品，笔者认为完全有考虑的必要，并且也值得探讨。（3）上海博物馆所藏釉里红云龙纹双环耳瓶，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在造型和纹饰上完全相同，颈肩都贴塑双兽套环耳，所绘焦叶、回纹、缠枝灵芝也很一致。若将两件器物上所绘一样的云龙主题纹饰相互对照，则可看出，而龙为左右对称（上海器为左向，旧金山器为右向），可谓天生一双。这种双兽首套环耳的器型，以元末时常见，如当时的铜器及龙泉窑的瓷器上，都惯用这种装饰工艺。其釉里红龙纹与南京市明故宫的瓦当龙纹一致，体现出明初龙纹的那种猛厉飒然的气魄，而与永乐、宣德龙纹造型比较，欲既类似又略有差异。综上分析可以判断，这两件器物体现的时代风格，主流仍属明初。所以这对釉里红龙纹兽环耳瓶的年代，应定为明初洪武时期。（4）1984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一件釉里红三支椭圆形笔盒，胎体厚重，釉面灰白，釉里红色泽不及永乐、宣德的鲜亮，口沿下绘以缠枝花，花朵秀丽，层次清楚，叶脉线条流畅，较元代叶纹略小，盒盖顶面的松竹梅与山石较元代的浑圆，而与同品种的其他造型的传世品风格完全相同。按其工艺之精细，应为洪武至永乐初期的官窑作品。（5）江苏省江宁县境内，宣德五年（1430年）宋琥（永乐安成公主驸马）墓，曾出十一件釉里红松竹梅三友梅瓶（现由南京博物院收藏）。其器身既有别於元代器的细瘦修长，略丰下腹又与永乐、宣德器稍有出入；就其纹饰而言，松竹、焦叶与山石形象虽仍有元人笔意，受元末画家柯九思画风影响，但画法欲见柔和。据上述这些元末明初的特点及墓主的身份，此件也应属洪武官窑之作。（6）故宫博物院所藏两件青花云龙盘，其器型与南京市明故宫出土的洪武青花云龙盘残器相似，为襄斜削式厚浅圈足，有釉无款广底，胎质精细，体感厚重，口沿处胎薄，至器底渐渐加厚。釉质肥腴细润，釉面莹润呈淡灰乳色。盘心也和洪武青花云龙盘一样，绘有三朵品字形排列的如意云纹，且云形基本一致。另外，器壁也有模印凸云龙纹，口沿卷草边饰，外壁绘有青花云龙纹。其龙形与元代不尽相同，与永乐、宣德龙纹亦略有出入。值得注意的是，其青花色调很浅淡，少有晕散，并且于浅淡的纹饰中有极其明显的深色小星点无规划地散于其中，似繁星密布。这种小黑斑现象，与元代和永乐的块状斑痕有所不同。底足白釉，也具有永乐时常见的那种温润如玉的特征。初步分析，这两件青花云龙盘应属官窑器物，其制作年代至少应在永乐早期，或早于永乐的洪武时期。与此此类的还有菱花口云龙盘及穿花翼龙高足碗等。（7）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云龙三足炉，造型圆浑，为元末明初器之典型（后世类似的，见有永乐、宣德白釉青花器）。其器腹部略扁，所绘青花云龙纹饰的风格，与景德镇出土之青花云龙纹花口盘及“洪武二十二年造”（1389年）款的铜镜龙纹一样；足的狮首状貌雄威，亦与山西省太原市文庙之“洪武辛末晋府造”（既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铁狮形像不同，为同一代的标准型制。据此考验，上述青花云龙三足炉亦当是洪武时期的作品。（8）1974年，笔者曾于美国华盛顿弗利而博物馆中，见一件青花缠枝花大碗其造型及胎体都具有明初的特点；釉面肥厚细润，器足亦为裹斜削式浅厚圈足，与洪武官窑红彩云龙盘的圈足处理一样，刷有不匀的釉浆，并且闪现许多铁锈杂质斑点。器心绘折枝牡丹花于反正一组的回纹环中，内壁绘不同花心的缠枝莲纹，口沿内外为缠枝灵芝边饰，外腹部绘缠枝大花牡丹，腹下部一周双形大莲瓣，圈足用回纹环绕。这件器物的青花色调浅淡，既与元代大器上的那种青花、釉里红败色不同，亦与至正型青花佳色相异；并且青花也有明显的深色小星点散布于浅淡色泽之中，这一现象与上面所列故宫博物院藏的两件青花云龙盘的特点一致；尤其是器外壁主题纹饰与明初常见的缠枝花朵，花叶类似，而器腹下部所绘大莲瓣内的团花形纹饰，与南京市明故宫出土的洪武釉里红大碗残片上的图案完全相同。由以上诸多特征来推断，这件青花缠枝花大碗的制作时代，划为洪武时期较为适宜。 本着上述器物的特征进行收集，其同类器物在国内外屡见不鲜，如：香港收藏家葛士翘先生所藏青花折枝花菱花口大盘，国内外文博单位收藏的大石榴撙、扁腹绶带葫芦瓶、玉壶春瓶、执壶及直口大碗与折沿、花口盏托等。又如，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近年山上的青花花口龙纹盘，龙首细艮，如意形尾，神态柔和，青花较元代色淡，釉面厚润光亮，火石红底；剖面呈梯形的圈足，里侧足根深凹一圈窄细的沟槽。具有这类釉质洁白、细润、晶莹、纹饰柔中见刚特点的器物，最为多见的莫过于景德镇御窑厂及北京，仃元、明古建筑遗址近年出土的许多残片。其造型有玉壶春瓶、执壶、军持、石榴撙、收口墩式碗、撇口墩式碗、撇口盘、花口大盘。菱花口盏托及人物雕塑等等。无论青花或釉里红器，均胎体坚织，釉面肥腴光润，纹饰绘画用笔洒脱；花卉写实感强，静中有动如在风中摇拽这些器物的造型、纹饰虽承袭元代，但细柔温润的风貌已与元代固然不同；随着时间推移，类同的完整器物于国内外发现日渐增多。笔者经过深入探讨，对器物排队列出，从而认定，这类既带有元代遗风又貌似永乐，介于二者之间的器物，其制作年代当定为洪武时期。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洪武时期的景德镇御窑厂是烧制了数量可观的官窑器的。若作进一步的探讨，上述这些精致的官窑器，大概又是洪武朝三十五年中哪一阶段烧制成功的呢？近年，北京地区出土有与南京地区红彩器风格一致的明初黄釉印花龙纹盘，色泽较深，黄釉色调近似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每面都具年款的开封铁塔上的琉璃砖瓦；佐以常见的洪武铜镜，宝钞与钞板，朱元璋对西藏的首次圣旨行文及山西省大同市的九龙壁等，多署洪武二十五年款，朝鲜李氏王朝李成桂也是在洪武二十五年附明的，加以推断，此时洪武王朝已根基稳固，其官窑制瓷业当也相应也有了较大的发展。4、关于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 洪武时期的民窑多生产青花器，器型以墩式碗或折腰盘、碗为多，曾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大量出土于江西省，当时末予重视而多当作嘉靖、万历时的粗糙制品，任其流落到日本与南洋一带。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博物馆的同仁在南京市明故宫御带河中清理出了数量可观的实物标本，近年在北京地区与辽宁省金县金州古城遗址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市也有大量的发现。从这些出土物的共同属性上，可看出洪武民窑青花与元代青花之间的渊源，两者关系至为密切；其造型大都沿袭元末旧制，如碗的形状与元枢府釉碗极其相似，胎体基本和元瓷一样厚重，有火石红痕显露釉面肥厚呈青灰色，无釉砂底也多带有元代盘、碗类中多见的脐状乳突；其青花色调有浓淡之分。洪武早期的青花色泽并不浓重，而趣清淡；至中、后期，则逐渐向永乐、宣德时期那种浓重晕散的色调过度。如类似永乐压手杯的民窑小碗类，器型较规整，淡描的青花线条粗放潇洒，寥寥几笔似绘写意画。又如内心草书“福”字的折腰碗，外壁缠枝莲纹简洁而活泼，与通常所见的元青花龙纹高足碗的那种纹饰线条潦草疏简、色调清淡的风格一样。因此，在研究和鉴定洪武瓷器时，必须对照元代青花器，而洪武瓷器处于元、明过度阶段，既有继承也有开拓，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5、关于景德镇五彩瓷的起源 景德镇烧制五彩瓷究竟起始何时？一直是陶瓷界关注的问题之一。据明人谷应泰所著《博物要觉》记载，景德镇的彩瓷始自明代宣德。但南京市明故宫遗址发现的官窑红彩云龙盘。为研究明代彩瓷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事物资料，将釉上彩瓷开始烧造的时间上推到洪武一朝，较文献记载提前了三十多年。其实，若探索景德镇彩瓷的起源，当较洪武更早。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世界陶瓷全集》（明代部分）图录中，有一件元影青的玉壶春瓶，器身红绿彩浓艳鲜亮，其纹饰也与元青花缠枝莲相同；又有狮球纹的玉壶春一件。与此风格相类同的器物，还有青白釉五彩墩碗与高足碗的残片。前者是辽宁省文物商店杨永盛先生于北京地区采集，后者是浙江杭州市文物商店杨金仙于杭州地区发现，二者均胎厚，釉面青白莹亮，器心与高足完好。墩碗的底部尾乳突状，高足碗柄为竹节中空，此均为元代器足的典型。其造型则与元代枢府窑撇口墩式碗式样相同；其花卉纹饰的红绿色彩十分浓艳，与一些寺庙中的元代壁画着色调一致，因之有理由明确地定为元代器物。 元人蒋祈所著的《陶记》有关于元代“青花、五色花”的记载，但五彩花是否既为五彩，向乏考证。进入本世纪以来，文物界对元瓷的研究，仅限于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描金及枢府釉等，对“五色花、戏金”仍未涉猎，缺少了解。近年笔者曾见过两件元代五色花的玉壶春和墩碗，制作精巧，堪称为一代的奇特作品。其器是以枢府青白釉瓷为彩底，用彩釉堆花立粉的技艺堆出纹饰的轮廓；再在其形成的纹路内，分别填以红、紫、蓝、绿、孔雀绿等色彩；进而在廓内彩地上加嵌金片做成杂宝纹饰。施彩浓艳，沉着古雅，与金嵌纹饰浑然一体，金碧辉煌，繁缛华丽。其纹饰有云龙。花卉、缠枝花、莲瓣、八宝、梵文等图案；器壁内外并有印刻的花纹、云龙、水纹等，工艺别具一格。它们明显仅受西域“大食窑”铜质珐琅器的影响（大食即古阿拉伯帝国，被蒙古族建立的元帝国所灭），虽为瓷质欲呈现类乎铜质珐琅镶嵌的效果。由此推测，这两件珍宝应为景德镇制瓷业引进西域技艺而烧造的新品种，或就是彼时被俘来中国的西亚工匠的佳作。 上述实物印证了文献的记载，证实所谓的五彩花既是五彩，表明景德镇早于元代既将五彩烧制成功，且其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近年景德镇陶瓷工作者于当地不时发现青白釉红绿彩折腰盘、碗底残片，其内心一般饰折枝菊花，红绿彩浓艳鲜亮，与前述两件残碗色彩接近；其底足外直内斜，内足底根有沟槽，为洪武器足的典型；所绘菊花也为此时习见的纹饰。据此，足以证实其为洪武时期的五彩瓷（同时格调色彩的完器，见日本讲谈社《世界陶瓷全集》明代部分中的五彩束莲玉壶春瓶，它上承元代五彩，下为永乐、宣德时期五彩瓷的发展，创新奠定了基础。二、洪武时期瓷器的特点1、造型特征 洪武瓷的造型，多少具有元枢府窑古朴浑厚的遗风，尤以民窑为甚。民窑撇口盘、碗类，中腰以下胎体渐厚重，有的和元瓷一样，或折腰、或器心留有叠烧的垫饼痕迹。官窑器则锐意创新，迅速摆脱元瓷厚重粗笨的风格，孕育着以造型秀美飘逸著称于世的永乐瓷雏型，从而展现了明瓷的新风貌。2、胎体特征 胎土因淘炼粗细之差，胎质表现不一。以官窑器物而论，瓷化程度较高，因而坚致细白，稍有厚重感。民窑器物则因火力不足，有类似浆胎的现象，胎体断面呈土黄色，但大多数仍为略含杂质的浅灰白色。3、釉面特征 釉面呈青白色，为元、明两代瓷的共同点，只是青白程度各朝略有差异。如果能把深浅不同的青白度标样总结出来，利用色标来断代，就无异于化学反应中测定PH值时所用的试纸和比色标板，既科学又简便。 常见的洪武民窑瓷器，有的胎体淘炼不精，胎质呈白或灰白色，经厚润的青白釉汁映视，釉面显示出较明代其他各朝更加深的青灰色或灰白色，而官窑器釉面也为青白色，却较民窑器白润肥厚，有的釉面伴有细碎无色的自然开片纹，玻璃化程度高，色泽清雅，柔和悦目，一般底足刷有白釉浆，薄处泛黄，厚处呈乳白或青色，光泽感不强，有器足与器身釉面色调不一的怪异现象，究其原因，或者是器足受火向背不同，熔融时产生变异，或者是底足涂了不同的釉料所致。4、图案纹饰特征 明代早期纹饰，大多简练流畅，豪放生动。洪武时，官窑与民窑发展进程不一。官窑器的纹饰精细秀丽，或多或少流露出元代风格。而民窑的器物则别有洞天，特别是描绘自然的写实纹饰，更能体现制瓷工匠丰富的创造力，反映劳动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气息。 分析洪武官窑的典型纹饰，可以洪武官窑红彩龙纹盘为例。龙纹兼具元、明两代龙纹特征，但其形象不如元龙凶猛；爪为五爪；流云的云脚粗短（元代较长），盘中心的三朵流云呈“品”字形排列，这种呈品字排列的如意状云纹，沿用到正德年间都无大的差距，甚至嘉靖、万历时才有较大的变化。 洪武时所绘菊花呈扁椭圆型，折枝或缠枝莲叶纹大都呈螺丝状，而常见的元代缠枝莲叶纹为葫芦形，同时元代叶形较大，为大花大叶，至洪武时明显缩小，昔日的硕叶纹饰不复再现。由此可见看出元、明两代纹饰上的继承和演变关系。 瓷器上的那种一面青花绘画，另一面模印凸花的两面装饰法，是明代洪武窑对元代枢府窑模印花技术的承袭和演变。这一装饰工艺，成为洪武瓷器脱胎于元瓷的又一明证。 一些民窑器物的绘画也和元代纹饰一样，多用莲瓣纹图案，元代的莲瓣内常画八宝之类，而洪武时则多绘团花图案，碗、盘类，多见如意状飘带云、火云、缠枝莲等纹饰。 民窑器心，多草书“福”、“寿”字，也有绘焦叶、缠枝莲、松、竹、梅、兰、水藻及人物、动物等。主题纹饰常用云龙、梅、兰、树、花草、缠枝花等，而边饰则多为二方连续简单几何纹。 民窑青花器纹饰，继承传统的书法与绘画，制造了明代早期的“一笔点划”，用笔简练、纯熟，以描写自然为主，样式无华，大笔写意，着意渲染，青花色调与元代一样，比较稳定，很少有流散现象。但发色并不浓重，过于清淡，能较好地烘托出纹饰画意。5、底足特征 洪武瓷器底足中心乳钉状突起，是元代器足的遗风。这种器足处理，在当时处于主流地位，成为明显的时代标志。同时也兴起各种型的圈足，种类繁多，常见的有圆涡形厚足、高足。另外，青花碗一类，则底面无釉，圈足深高，有的足过肩，残留有削痕及同心圆跳刀痕。前面谈到的列为洪武官窑的那件外酱釉霁蓝暗花凸云大碗的残底，为浅圈足，与宣德斜削浅圈足微有区别，元、明两代瓷器的砂底，露胎处可见星黑点状或人片的火石红斑。其形成原因有两种；一为胎本身含有铁质，经窑火烧结转为氧化铁而早现红色；另一为工匠着意律刷而成。这种自然与人为而成的火石红斑，至元代始多见，经明代延续到清代中叶，乾隆以后才完全消失。通常是火石红斑越浓重，表明器物做的年代越早；但景德镇制陶业几经钻研，近年已初步掌握了使砂底露胎处呈现火石红斑的技术。 洪武正处于元、明交替之际，是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瓷器，截止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传世品与地下发掘物可供研究。以上论述，仅为笔者管窥主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元末、明初遗物的不断被发现，这一历史悬案必将得到进一步澄清。建文时期（1399-1402年） 建文朝为时很短暂，加之当初政权不稳，以及南北连年对峙，瓷器生产甚受影响，官窑烧造也为恢复旧观。截止目前，既未发现真正的署有建文年款的传世之物，但未见到建文纪年的墓葬出土物。所以，这个时期的瓷器烧造面貌，仍是一段历史空白。 关于明初陶瓷烧造，本来就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只有四年历史的建文朝就更容易忽略了。南京市发现一批明代早期瓷器，对于那些标本资料是否遗应作更细腻的分类研究，把建文时期的瓷器从洪武或永乐中划分出来？这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 至于带有建文款的器物，虽有所见，但都靠不住，1981年在英国伦敦拍卖的仇炎之所藏瓷器中，就有一件署建文年款，类似仿越窑的雕山水人物的五峰笔架，其釉色泛黄绿色，棱角处显露胎骨，款识为；“吴氏均茂志明建文四年三月日横峰”。但这件器物，从图片上观察，款识字体甚为可疑，很可能是赝品。据吴仁敬著《中国陶瓷史》记载，近年经江西省博物馆调查，从横峰窑遗址中所得实物为仿龙泉窑的青褐釉瓷，见有觚、炉洗及碗、盘等器，其釉面浑浊，呈色灰青，与上述笔架的胎体和釉色特征均不相符。 1938年前后，文物市场仿越窑的风气很盛，如仿越窑瓷羊、五孔凭、瓷盒等，其盒底足外撇，底面刻写“太平戊寅”年款（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即978年）为了遮耳人目。这些新仿器往往被做成出土状。除此而外，当时所仿明代青花器上，也随意书写稀有罕见的年号款识，其中包括建文年款。这些伪作，大多以高价兜售给外国商人。然物以稀为贵，有些收藏家为了争奇斗胜，也不惜重金搜罗这些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