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貂蝉同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如何清除美国文化在华影响【二】

三、取缔收听“美国之音”

针对教会和学校所采取的上述处理办法，并不能完全切断美国向中国大陆民众施加思想舆论影响的渠道。而这种影响最广、也最为直接的渠道，还是由美国政府出资创办并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的“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

对于“美国之音”的这种影响力，美国政府显然极其重视。其国务卿有时甚至都会直接指示相关人员编造新闻，通过“美国之音”的广播，以达到在中国大陆民众中混淆视听的效果。比如，1950年1月，得知中苏两国即将签订重要条约，艾奇逊即曾以绝密电报指示美国驻法国大使布鲁斯，要他散布流言，宣称即使发表的公报表面上是平等的，但根据苏联所提出的诸多要求，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得不以秘密条款的形式，答应苏联的不平等要求。此消息经《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传出见报，即可通过“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散布到中国民众中间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6，pp.294~296、308~309。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并无条件对“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进行有效干扰，因此凡有短波收音机者，在中国大中城市收听该广播并不困难。尽管当时拥有短波收音机者在普通民众中的比率不会很高，问题是收听者往往热衷于散布和议论，故“美国之音”的消息传播相当迅速和广泛。上述消息广播后不久，从天津到上海再到广东，到处都开始有了相应的传播和议论。有的说：“以往国民党出卖祖国给美国，现在共产党又出卖祖国给苏联，做苏联的附庸国。”“说什么平等条约，还有秘密协定没有登载出来。”苏联借给中国“三亿美元算得了什么？过去美国借给国民党的就有六十亿”。参见《静安区委宣传部一二月份工作报告》（1950年3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5-12~14；《沪南区宣传部二月综合报告》（1950年3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5-218~221。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紧接着美国出兵干预并派出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更是极大地吸引了大陆众多听众。据新华社各地通讯员报告称：天津、上海、武汉、无锡、杭州、西安、长沙、太原等地到处都有很多人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重视“美国之音的”消息。包括一些大学的教授，几乎每天均细听“美国之音”。《内部参考》第271期，1950年7月4日；第263期，1950年11月3日。大陆民众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的紧张，与众多敌视新政权者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结合着“美国之音”真真假假的报道，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造成了某种恐慌的情绪。

到1950年10月，中国开始出兵朝鲜之后，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引起了民众对国内报纸消息真实性，乃至于对政府诚实度的某种猜疑。比如，新华社记者就报道称：“一般商人都认为‘美国之音’消息灵通可靠，如汉城、平壤失守消息，‘美国之音’早已发表，而我报迟迟未登出。”为此，一些人公开批评中国的报纸报喜不报忧。远至内陆成都的一些中学生，竟也不信报上的说法，在学校里广为散布来自“美国之音”的消息。《内部参考》第270期，1950年11月14日；第271期，1950年11月16日；第284期，1950年12月4日；第288期，1950年12月8日。影响所及，中共领导人的权威性也开始受到挑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南京金陵大学作报告，批评“美国没有文化”，骂“美帝是个王八蛋”时，一些教授当场退席，以示不满《内部参考》第275期，1950年11月22日。可以想见，由此而带来的威胁，毫无疑问是新政权所难以承受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还在中国出兵作战后不久，就公开建议中共中央应“设法禁止收听”“美国之音”。《内部参考》第270期，1950年11月14日。

为了阻击“美国之音”的干扰与影响，从11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宣传部就下决心要与“美国之音”进行一番较量。11月20日，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首，各地主要大报都大张旗鼓地刊登了有关“各界人民纷纷主张取缔收听‘美国之音’”，以“杜绝匪特谣言”的消息，强调“这显然是我国人民仇视美帝，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具体表现”《上海杭州等地各界人民主张取缔收听“美国之音”》，《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盛澄华撰文批评“美国之音”是“比原子弹更恶毒的武器”盛澄华：《粉碎“美国之音”》，《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0日。与此同时，由北京市各中高等学校的学生带头，各地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抗美援朝的必要和意义，宣讲收听“美国之音”的坏处。随着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力度的加强，特别是志愿军在朝鲜初期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民众中间因新中国建立曾经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热情再度高涨，从而使社会上“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受到遏制，收听“美国之音”的人迅速减少了。逐渐地，收不收听“美国之音”成了一个爱不爱国的重大政治态度问题，甚至成了革命和反革命的一道分水岭了。

在这样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宣传作用自然迅速被阻断，其影响力日渐消失无痕了。

四、阻禁美国电影的文化影响

相对于美国在教会、学校和广播方面的影响来说，美国的电影对于向中国城市居民传播其生活方式，从而造成民众中普遍的“崇美”心态，其作用更为直接和深入。这也就使得新政权在应对美国电影对民众的影响方面，行动较早，措施也较为具体。

美国电影的影响，在上海等大城市非常普遍。这是因为，好莱坞的电影经常炫耀美国的科学发达和自由民主，又每每爱表现美国的摩天大厦和繁华富足，以至于“人们普遍崇拜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认为美国什么都比中国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进城后宣传爱国主义，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于那些从小就接触美国电影的上海市民来说，在他们心目中，“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园”，美国民族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些人甚至会为自己鼻子不高、眼睛不蓝、头发不卷，又不能生在美国而自惭形秽。因此，相当多数的青少年以有钱能看美国电影为荣，一般人则以家里有人在美国或能够在美国人办的机构中工作为自得。官方报纸上宣传的那些美帝侵略史，多数市民显然置若罔闻。对上海驻过美国兵，充斥过美国商品的事实，他们不仅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反而还认为印证了他们从美国电影中所得到的种种美好印象。就连家庭妇女的心态也多是如此。上海市妇联就承认：一般上海的家庭妇女，通常都“不关心时事，怕战争，对美国仇恨不起来，甚至某些群众亲美、崇美、恐美等思想很严重。”而里弄居民“听美国之音是很普遍的，所以在（国民党空军1950年）二（月）六（日)轰炸及封锁时遇到困难，许多里弄妇女认为这是解放军共产党带来的。这是因为上海是一个在帝国主义长期统治下的产物，而市民受美帝影响更深”。《李仲培同志准备出席全国妇联宣教会议报告提纲》（1950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31-2-58-2。

其实，这种情况即使在其他中小城市，也颇为普遍。如中共广东省委所属教委的一份报告就罗列了县区一级中小学校教师大量“亲美”、“崇美”的言论。报告称：“最普遍的是崇拜美国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认为美国什么都比中国好，宁愿去美国打工，不愿在中国做教师。他们认为美国科学发达，教育文明，物质丰裕，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有些教师“竟一贯不看中国电影和不买中国货”，只看美国电影且只用美国货。自己老婆去看了场国产电影都要被骂，说：“那有什么好看？没有一点艺术，看了还会中毒。”《广东省教委关于县区中小学教师对美态度的调查》（1950年12月），广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B314-1-97-1~4。

美国电影的影响力，与战后美国电影大量充斥中国电影市场的情况有一定关系。因为，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时期仅上海一地即输入了1896部美国的故事片上海市文化局领导人在电影业从业人员会议上的发言：《美国电影对中国的侵略》（1950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72-1-33、7~11。而同一时期整个中国自身生产放映出的故事片数量，却只有119部。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5~128页。由此不难看出，战后中国的整个电影市场可以说几乎都是被美国电影所占据着的。

但是，美国电影之所以能大量进入中国的电影市场，并引起中国观众的热烈追捧，也与其特有的、适合于中国众多观众口味的艺术创作形式有关。有关这一点，人们很容易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电影的中国观众消长情况中，得出清晰的印象。

1949年5月28日中共解放上海，开始尽力扶持国产影片，到1950年12月止，上海地区总共上映国产影片将近280部，放映场数43424场，观众1859.7670万人次。而几乎同一时期，尽管1950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对进口美片明确地采取了限制的措施，但这段时间上映的美国故事片仍有646部，放映场数33681场，观众1450.5773万人次。其中接连上映百场以上者有近90余部之多，连映200场以上者有14部，平均每部观众近12万人次；一部美片《出水芙蓉》，在受到政府排片限制的情况下，仍旧连映了373场，观众达21万人次之多，可见美国片还有相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