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枭雄txt免费下载:中国民乐——乐府专题

　概论：“乐府”是古代封建王朝设立的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培训乐工，搜集歌词。“乐府诗”是指这个机构为配制乐曲而由文人制作或从民间采集的诗歌。这些诗歌主要是用来入乐的，但并不全部入乐。魏晋时期开始把“乐府诗”简称为“乐府”，于是“乐府”也由机构名称演变为一种带音乐性诗体的名称。

1. 乐府的设立
2. 乐府体诗的范围和分类
3. 汉乐府诗的体制特点
4. 汉乐府民歌
5. 汉魏文人乐府
6. 南北朝乐府诗的体制特点
7. 南北朝乐府民歌
8. 南北朝文人乐府

 一、乐府的设立
　　据史书所载，乐府的最初作品，似乎是汉高祖唐山夫人的房中乐。惠帝时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由此可见房中乐到惠帝时便正式入乐，乐府这个名称也是从惠帝时开始的，但当时只是一个官名。乐府机构的设立，是从汉武帝刘彻时开始的。

　　汉初，统治阶级在恢复和健全国家机器、加强地主阶级专政、重建赋税徭役制度、恢复地主的爵位和田宅的同时，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分发给复员军吏士卒以田宅并免除其徭役，重农抑商，释放奴隶，鼓励人口的增殖。经过六七十年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好转，国家库府充实，人民生活也稍为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一面开疆拓土，向外伸展势力，一面采用儒术，建立种种制度，来巩固他的统治。

　　汉武帝发动了几次征服匈奴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在征服匈奴战争的过程中，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到中原来，并引起了皇帝和贵人们对“新声”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政治思想上对儒术的尊崇，制札作乐便成为应有的设施，乐府之制便随之而设。

　　班固《两都赋序》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宣武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汉书·礼乐志》说：

　　至武帝定郊把之札，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艺文志》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未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上；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武帝时代的乐府，据称备员有829人，并没有令、音监、游檄等各级官吏。乐府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制作宗庙的乐章，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一方面是为了收集民间歌谣，了解民间对统治阶级的意见，以便采取统治的对策。不管当时统治阶级采诗的目的如何，是供娱乐也好，供政治借鉴也好，在客观上它起了收集和保存民歌的作用，使当时四散于民间仅靠口头流传的许多作品得以集中和记录下来，这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武帝时乐府采集的诗歌并不限于赵、代、秦、楚四地，而是北起燕、代，南至淮南，南郡，东起齐、郑，西至陇西，也就是说遍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其采集地域之大，规模之大，是继周代《诗经》以后，又一次收集民间诗歌的壮举。汉乐府采集到的各地民歌有：吴、楚、汝南诗歌15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诗歌9篇；邯郸、河间诗歌4篇；齐、郑诗歌4篇，淮南诗歌4篇；左冯翎、秦诗歌3篇；京兆尹、秦诗歌5篇；河东、蒲及诗歌1篇：洛阳诗歌4篇；河南周诗歌7篇；周谣诗歌75篇；周诗歌2篇；南郡诗歌5篇。采集的总数计138篇，可惜的是这些作品并没有全部流传下来，现代我们看到的汉代乐府民歌，多是后来收集到的东汉时期的作品。乐府虽然采集民歌，但乐府诗并不完全是民歌，其中也有一些是贵族文人的创作，但贵族文人的歌颂之辞，抵不过民间歌谣的流行，因此，后来留存下来的多是俗乐民歌。

　　乐府设立了百年左右，到哀帝刘欣时，史书所载，说他不喜欢音乐，尤其不好那些民歌俗乐，称之为“郑卫之声”。偏偏当时朝廷上下爱好这种“郑卫之声”又成了风气，贵戚外家“至与人主争女乐”，使刘欣看着不顺眼，便决心由朝廷做个榜样，下诏把乐府里的俗乐罢去，只国下那些有关廊庙的雅乐。共裁革441个演奏各地俗乐的讴员。其实，哀帝罢乐府，并非他不喜欢音乐，他所不喜欢的只是民间俗乐，只是“郑卫之声”可罢，留下的338人多是用于演奏雅乐之人员，可见统治阶级对民间音乐诗歌的鄙视。

　　哀帝罢去掌管俗乐的“乐府官”，并未能阻止这种民歌势力的向前发展，现存的乐府诗，不论是贵族的或民间的，仍多是哀帝以后的作品。东汉是吝恢复乐府机构，史无明文。但统治阶级对乐歌相当重视。明帝把大乐分为大予乐、雅颂乐、黄门鼓吹、短箫饶歌等四部分；光武帝时制有云翘舞，育命舞；明帝时东平宪王制有大武舞；章帝元和三年，制燕射歌等等，说明乐府诗仍然向前发展。同时，统治阶级出于种种目的，起码是出于政治目的也曾访听歌谣。光武帝刘秀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刘肇曾“分遣使者，徽眼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灵帝刘宏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二千石为民蠢害者”（谣言，指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涉之也）。那些被罢的演奏各地俗乐的讴员，本来就都是由各地民间征集来的，被罢后，他们又重新回到民间，继续演奏俗乐民歌，并把人民口头创作的新民歌记录下来，自己也有新的创作，使得乐府诗继续向前发展。

　　汉代以后，魏晋时代仍有乐府机关的设置，但采诗的制度却没有了。只是两汉时代的乐府民间歌辞，有些还在继续演唱、使用，因而，两汉的一些民歌能够流传下来。六朝有些总集专收录这些歌辞，沈约著《宋书》，这些乐府诗便被载入该书的《乐志》。

　　至东晋后的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纵情声乐，又开始收集民歌俗曲，因此、流传在当时南、北方的民歌，又被保存不少，仅南朝乐府流传下来的就有480余篇，不仅数量多，而且与汉乐府诗也有不同的特色。二、乐府体诗的范围和分类
　　所谓“乐府诗”，主要是指自两汉至南北朝由当时的乐府机关所采集或编制的用来人乐的诗歌，但这只是最初的情况，从后来文体分类上讲，所谓乐府诗，它的范围是不仅指此的。在文学史上，“乐府”或“乐府体诗”，是包括后世作家的仿作在内的。这种仿作的作品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按照乐府旧的曲谱，重新创作新辞，性质上还是入乐的。

　　第二，由于旧谱的失传，或由于创作者并不熟悉和重视乐曲，面只是沿用乐府旧题，模仿乐府的思想和艺术风格来写作，实际上已不入乐。

　　第三，连旧题也不袭用，而只是仿效民间乐府诗的基本精神和体制上的某些特点，完全自立新题和新意，当然它也是不入乐的。这三类中，以第二类为最多和最常见。

　　利用乐府旧题写作乐府诗，是从汉未建安时代开始的。建安时代，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出现了一批作家，又以曹操首开风气之先，开始袭用乐府旧题，模仿两汉乐府民间歌辞的风格来写作乐府体的诗。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主要在于能自由地运用乐府民歌的旧题旧曲来歌咏新事，把汉乐府民歌主要是叙事推到趋干抒情化，能够更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一些社会现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曹丕用乐府古题写的乐府诗几乎占了他的诗歌的一半，他的诗篇多以男女相恋和离别为题材，语言也比较显浅自然。他对诗歌的各种题村都作过大胆的尝试，但成就较高的是五言诗和六言诗。他的六言《燕歌行》两篇，为乐府产生了一新体制，为我国诗学界开辟了一新纪元。被誉为前有屈原、后有杜甫能够先后与其辉映的曹植，也曾写过许多优秀的乐府诗，特别是他为五言诗开拓了广阔的境界，指出了光明的前途，推进了五言诗的发展。他的诗歌能够通过高度的艺术技巧真实地反映社会面貌，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情感和愿望。所以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诗人，成为建安时代的代表作家。但不论三曹还是“建安七子”，他们用乐府旧题所写的乐府诗，大部分都不是人乐的作品。隋唐以及隋唐以后，用乐府体写诗一直很盛行，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和张籍等，都有许多乐府名篇，他们都不过是用乐府古题，学习古代民间歌辞的“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形式上不拘字数、不避杂言而已。

　　中唐以后，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新乐府”，它的倡导者和创作者是元稹、白居易。这种乐府诗的特点，是“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它不仅不依旧谱，不入乐，而且时乐府旧题也取消不用，遂成为文学史上“乐府诗”的一种，它之所以也称“乐府”，只不过在创作方法上、表现手法上对汉乐府有所继承和模仿罢了。

　　乐府最早的分类，始于东汉明帝时。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汉明帝定乐有四品”。这“四品”的名称是：

　　（一）大予乐，又称大乐，系祭把天地神灵和宗庙祖先时用；
　　（二）雅颂乐，系举行飨射典礼和推行所谓“乐教”时用；
　　（三）黄门鼓吹乐，系天子宴会群臣时用；
　　（四）短箫饶歌乐，系军中用。这是按照乐调和所用场合的不同来划分的。

　　《晋书·乐志》在这个基础上，又将汉乐府扩充划分为6类：

　　（一）五方之乐，祭天神用；
　　（二）宗庙之乐，祭祖先用；
　　（三）社稷之乐，迎“田祖”祈祷丰年时用；
　　（四）辟雍之乐，推行“乐教”时用；
　　（五）黄门之乐，君臣宴会时所用；
　　（六）短箫之乐，军中出师或奏捷时用。

　　上述的这样一些记述和分类，实际上只限于朝廷典礼或聚会时所用的“官乐”，而在文学史上最有价值的，当时乐府机关在各地收集的民歌俗曲，井没有包括进去和得到反映。

　　到了唐代，吴兢作《乐府古题要解》，又将乐府诗扩充为8类，即相和歌、拂舞歌、白红歌、饶歌、横吹曲、清商曲、杂题、琴曲。此种分法将相和歌等乐府精华加入，表明当时对民歌俗曲文学价值的重视。宋代郑樵作《通志·乐略》，分乐府为53类，虽然分得很细，但过于琐碎。

　　宋代郭茂情编《乐府诗集》，这是一部对唐五代以前的乐府寺带有集大成性质的总集类著作，它提纲挚领，将历代乐府诗划分为12类：

　　（一）郊庙歌辞；
　　（二）燕射歌辞；
　　（三）鼓吹曲辞；
　　（四）横吹曲辞；
　　（五）相和歌辞；
　　（六）清商曲辞；
　　（七）舞曲歌辞；
　　（八）琴曲歌辞；
　　（九）杂曲歌辞；
　　（十）近代曲辞；
　　（十一）杂歌谣辞；
　　（十二）新乐府辞。

　　这12类中，郊庙、燕射、鼓吹、横吹、舞曲，属于“官乐”，主要是庙堂文学；相和、清商、琴曲、杂曲，属于“常乐”，主要是一般流传在民间无名氏的作品。这两者都是入乐的。其中近代曲、新乐府、杂歌谣辞，就不一定是入乐的作品了。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收集的作品十分完备，分类也大体得当，因而影响较大。继郭茂倩之后，明吴纳著《文章辨体》，分乐府为9类，因未能超出郭茂倩所分之范围，故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三、汉乐府诗的体制特点
　　汉乐府诗，从句式上看，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有，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但主要是杂言。如汉乐府著名的《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王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知之。
　　（《鼓吹曲·汉饶歌》）

　　其他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一般以五句、七句为主，间杂以长短不同的各种句式。

　　这两种句式在节奏和表现力上都具有很大的优点，便逐渐地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

　　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体的诗却不少，如《陌上桑》、《焦仲卿妻》等著名的长篇，全都是五言体的，另外，一些小诗也都是五言体，如：

　　江南可采蓬，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相和歌古辞·江南》）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鱼，相教慎出入。
　　（《杂曲·枯鱼过河泣》）

　　这些长、短篇的五言体诗，大约多产生在东汉时期。

　　两汉乐府古辞从篇章上看，有不到十字或仅十多字的短篇，也有千字以上的长篇。题村也极广泛，抒情、叙事以及富有哲理性的作品都有，但以反映社会现时生活的叙述性题材居多，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特色。

　　汉乐府诗是用来入乐的歌辞，这就形成了重声不重辞的现象。乐工在取辞配乐的时候，往往为了方便，有时就把一些不同篇章的歌辞，随意拼凑在一起，或加以分割、截取，以至互相插入。如《陇西行》一诗：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凤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其独。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旄觎。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度礼逆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迹不远，足
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这是一首描写赞美“健妇”（有丈夫气概）的诗。但此诗的开头“凤凰鸣啾啾”以上四句，与下文在文义上互不关联。它是从另一首诗《步出夏门行》中割取来的。《步出夏门行》诗是：

　　邪经过空庐，好人常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大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羁为我御，吾将上天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跌。

　　《陇西行》的开头，正是《夏门行》的尾声，这是拼凑的一例。

　　此种情况在其他乐府古诗词中也有，当然这造成了后世时诗文理解上的困难。

　　乐府的曲调在音乐上往往分为若干段落，每一段落称为“解”，“解”是指音乐曲调上的一个反复。“解”，一般用小字注明在歌辞段落的下边。

　　有的乐府曲调除了正曲本身之外，还有所谓“艳”、“趋”、“乱”等部分。“艳”在正曲的前边；“趋”或“乱”在正曲的后边。但有些乐府古辞虽注明，前有艳曲，后有趋或乱，但艳曲井无辞，趋或乱也未加记录，有些则明确注明。在《艳歌何尝行》中：

　　飞来双白鸽，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二解）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趋）。

　　在这首诗的末尾，曾明确注明四解以下为趋，有些乐府古辞在正文下面则明确注明有“乱辞”，如《病妇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几饥且寒，有过慎莫菼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牍，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史啼位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人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乐府古辞中其他也有“乱辞”的例子。“乱”、“趋”位于全曲之后，故又称“送声”。在乐调上可能属于鼓乐合奏或合唱。但这一般只有“大曲”才有。

　　乐府诗原既属于配调的歌诗，因此，在最初记录歌辞时，往往把声即乐调中的衬声也用某些文字写下来，这种声、辞合写的现象，加之流传的讹误，时后来理解乐府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古乐府命题多用歌。行、曲、引、吟、谣等来命名，后人常常把它理解为：“按乐府命题，名称不一。盖自琴曲以外，其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为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者为引；高下长短，委曲尽情，以道其微者为曲：吁嗟慨歌，悲优深思，以呻其郁者为曰吟；因其立辞之意曰辞；本其命篇之意曰篇；发歌曰唱；条理曰调；愤而不怒曰怨；感而发言曰叹；又有以诗名者，以弄名者，以章名者，以度名者，以乐名者，以思名者，以愁名者。”

四、汉乐府民歌

　　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这些作品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它在配乐的时候不免经过文人或乐工的改动，但仍闪烁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辉。它是我们学习乐府诗的主要对象。乐府民歌题材范围很广泛：有暴露战争罪恶的，有反映人民生活痛苦的；有描写家庭男女问题悲剧的；也有些孤儿的啼泣，病妇的哀吟的。这一切都有其活跃的生命，有广大人民呼喊的声音，它使我们可以比较真切地看到汉代的社会面貌和实质。

　　关于暴露战争罪恶，表现人民大众痛恨战争、反对战争的情绪的，如“鼓吹曲辞”里的《战城南》：

　　战域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袅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在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这首侍描述了在战争中不幸阵亡的士卒，他们的尸体都得不到埋葬，正好成了乌鸦的美餐。战场上一片荒凉景象，清冷的河水在无情地缸淌，岸边是昏茫茫的蒲苇丛，勇敢的士兵战死了，只有几匹受伤的马围着旧日的主人徘徊悲鸣。一望无际的疆场上，到处是一片死寂，再也见不到人们活动的踪迹了。战争不但给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竟然在桥上盖起了营房，构筑了工事，致使交通阻塞，无法南来北往。诗中发问，“庄稼不能收获，君王您将吃什么呢？”年轻的将士们，早上出征时还是那样生气勃勃，晚上却不见他们归来的身影，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战城南》叙写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但略去了两军对垒时刀劈剑砍、血肉横飞的厮杀场面，紧紧抓住战斗结束后战场凄凉悲惨的景象加以描绘，把笔墨用在众多的死难壮士的遗体、驾马的悲鸣以及乌啄兽食、水深草长等方面，使人们通过这一切去感受战斗的激烈、残酷。表面上虽然没有明白提出反对战争的意见，字里行间，却散溢着人民大众对战争的愤恨和诅咒。作品中那摄人心魂的悲剧力量，使人为之动客。

　　与《战城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杂曲”中的《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并上生旅葵。各谷持做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这首诗写一个老态龙钟。衣裳褴楼的老兵，他整整度过了65年兵役的漫长岁月，今天才得以还家。这65年中，他历尽了千辛万苦，但这一切都熬过来了。他在还家的途中，离家还远远的，就急切地询问乡里人，家中还有谁？得到的回答是他的家已经成了荒坟。他抱着绝望的心境，走近了他的家门，在他的眼前，呈现着一派凄惨的景象：家屋久已衰败残破，当今已成为雉兔的栖身之所，以致见到人时，兔入狗洞，雉飞梁上，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他的心啊，完全碎了！当他走进家门时，映入他眼帘的是院子里长起了野谷，井台上生着野葵，满目苍凉。他还有什么希望呢？亲人已经死绝了，无奈他只好自己动手捣谷采葵，持做饭羹；饭羹熟了，他送给谁吃啊？现在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这怎能不叫他感到悲痛欲绝呢？他茫然地走出家门，望着苍茫的东边，老泪纵横，衣襟都湿透了。

　　《十五从军征》．全诗没有一句是诅咒战争的，但他通过对人物形象和处境的细致刻画，得出这一切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穷兵黩武政策的结果，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血泪控诉。

　　也有从描写征人漂流异地不得归家而显示战争和徭役所加给人民的痛苦的，如”杂曲”里的《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诗是写征人怀念乡土的心情的。征人远离家乡，那种悲痛的心情，好像车轮一样滚来滚去。在汉代的战争中，许多农民被迫去当兵或做劳役，结果不是命丧疆场，腐肉为乌所啄，便是漂流异乡，难得与家人团聚。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们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画面。

　　乐府诗里面有很多是反映阶级生活的，如揭露统治阶级奢侈淫佚生活的“清商曲”里的《相逢行》：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年少（一作如何两少年），夹（一作挟）毅问君家。君家戏易知，易知友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一作中子为中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啾啾，鹤鸣东西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大人且安坐，调丝方未（一作未遽）央。

　　这首诗把统治阶级黄金作屋，狎妓饮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无忌讳地反映出来。

　　统治阶级生活得越奢华淫佚，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统治阶级的那种花天酒地生活的背面，隐藏着千千万万无依无食的劳动人民的血泪。乐府诗里好些歇辞都深刻地描写了这种情景，最富有斗争性和深刻地反映人民大众的痛苦生活的是“清商曲”里的《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帐欲悲。盎中无斗来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艰久居。”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被贫困所迫而欲铤而走险的男子，他本已不考虑后果，愤而出走，欲作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事，以寻求一家人的活路。但又放心不下，再回转家中，心情更加悲伤。他看到家里罐中无米，架上无衣。这就使他再下决心拔剑出走。善良的妻子不忍心丈夫去冒险，牵衣啼哭，动之以情，晓以利害。

　　最后主人公愤然表示，我头上的白发已渐脱落，再不能苦捱下去了。

　　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腐败，贪污横行，急征暴敛，摇役繁重，因此，农村经济破产，广大人民食无米，穿无衣，无法生存下去。翦伯赞先生曾说，赋税、徭役、武装的压迫和刑法的威吓，这就是东汉政府对当时农民的恩典。在这样浩荡的皇恩之下，当时的农民，如果不甘饿死，那就只有两条出路：不是自卖为奴婢，便是合伙为盗贼。这诗就是不甘饿死的农民起来反抗的一种表示，有很积极的意义，是乐府诗中斗争性最强的作品之一。

　　“相和歌辞”中的《陌上桑》，既揭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面目，又刻画了一个敢于反抗的坚贞、美丽、机智的女性形象。全诗三解，第一解写罗敷的美，作者用烘托等手法，写出罗敷之美，美到了让众人倾倒的程度。第二解：

　　便君从南来，五马立踯躅。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妹。“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这一解写“使君”（东汉时对州太守或刺史的称呼）在春巡时遇到了采桑的罗敷，便立即被她的美貌惊呆了，顿生邪念，企图占有罗敷，派小吏前去询问罗敷的姓名、年龄，提出了“共载”的要求，被罗敷巧妙地拒绝了。

　　第三解写罗敷夸说自己夫婿的才貌。官职，以反击使君，使之无所施其技。

　　罗敷本是一采桑女，但她不仅有着容貌美，更有着美丽的灵魂，她不慕钱财、不慕权势，甘于过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断然拒绝了使君的无理要求，表现出一名普通采桑女的高尚情操。而且，她拒绝的方式也是非常巧妙的，她用有夫、夸夫这种方式来拒绝，表现出她的机智和无奈。

　　东汉权贵劫掠、调戏妇女是屡见不鲜的事，这首诗，实际上就是这种现实生活的反映。罗敷以一个柔弱女子，怎能脱得堂堂使君之手？硬顶是不行的，含糊其辞以求遁逃，也是不行的，何以杜彼觊觎之念？她用“夸夫”作为回答，向使君描绘出一个官居要职。春风得意的“夫婿”形象，使使君自渐形秽，哪里还敢再生邪念。

　　乐府诗里关于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表现人民大众对它的抗议和愤慨的作品也不少。

　　反映封建制度之下的家庭悲剧的，如“清商曲”里的《孤儿行》。这首诗描写了孤儿受兄嫂虐待的昔况，从而揭露当时的封建家庭的黑幕。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封建思想的支配，一般人都竟于扩大自己的私有时产，这就使得同根兄弟在接受父母的遗产时，往往互相残害，私有时产制度的存在必然造成人们不同程度的偏狭心理。因此，封建社会的一个孤儿在忍受不住压迫的痛苦时，只能喊出：“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的沉痛呼声，其实这只是当时千千万万孤儿呼声中的一个而已。

　　反映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婚姻悲剧，最典型的是“杂曲”里的《孔雀东南飞》，这诗表现了一时牺牲于旧家庭制度与封建伦理道德下的夫妇的悲剧。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有严格的封建礼教的等级限制，如“七去”条文。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使得做媳妇、子女、弟妹的在某些问题发生时，只有一味听从，任凭摆布，否则就是大逆不孝、大逆不道。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知屈死了多少男女青年，这篇诗就是以这种封建社会里男女青年所普遍遭受的痛苦情况作为描写的题材，用单纯朴素、生动活泼的艺术语言把它活生生地表现出来，向旧札教提出控诉的，是一篇暴露封建家庭问题和妇女问题的最有力的作品。

　　《孔雀东南飞》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刘兰芝、焦仲卿和焦母、刘兄，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来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兰芝是一个知书明理、勤劳能干的女子，她长的也是相貌出众，无与伦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精妙世无双”的美人儿，却被婆婆看成眼中钉，恨不得一口把她吃掉。她嫁得焦家二三年，深感“君家妇难为”、“徒留无所施”。所以她不得不割舍对小姑的顾恋，与丈夫的恩爱，自请遣归。离开焦家，摆脱焦母的蛮横驱使，算是跳出了一个火坑。但是兰芝预料到性情暴如雷的哥哥，不会听凭她的意愿，让她再与仲卿团聚，想到这里，便感到心如油煎。兰芝回到娘家后，果然阿母劝嫁，阿兄逼婚，使她难以忍受，她与仲卿的磐石、蒲苇之盟又不能够实现，最后只得举身赴清池，用死来表现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抗争。

　　仲卿是个府吏，受封建礼教影响较深，性格比较软弱，但他是非分明，忠于爱情，不为母亲的威迫利诱所动摇，始终站在兰芝一边，以死殉情。

　　诗中通过对刘兰芝、仲卿爱情命运的描述，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并表示了对兰芝、仲卿的同情和赞美。

　　同样揭露封建婚姻罪恶的，还有《上山采蔗芜》：上山采蔗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诛。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濂，故人工织素，织濂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濂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首生动的叙事诗，通过夫妇的对话，真实地把新人、故人的容貌、才能，以及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心理都活生生地描绘出来了。在这里，不仅使我们看到当时妇女悲惨的命运，而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这弃妇的勤劳的描绘，有力地讥讽了男子遗弃行为的愚蠢和不正当。

　　由于汉代封建统治者尊崇儒术，封建礼教更加残酷地束缚着人民，男女恋爱是得不到自由的。但是，当时的青年男女并不因此而畏缩或屈服，甘做封建礼教的奴才，恋爱风气仍是很盛的。乐府诗里也有描写男女恋爱的歌辞，如“鼓吹曲辞”里的《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诗是描写男女恋爱不为任何环境所吓倒的，是一首民间的恋歌。

　　在阶级社会里，劳动人民虽然被统治阶级剥夺其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他们过着牛马般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思想、感情仍是相当健康的，因而表现在爱情上一真挚、牢固。他们认为爱情是神圣的、崇高的，海可枯，石可烂，而爱情不可移。

　　汉乐府诗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它使我们看到当时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和劳动人民在统治阶级压榨下呻吟的惨状；也能使我们听见当时人民大众脉搏的跳动和统治阶级荒淫的笑声。汉代的社会面貌和实质，我们可以通过对乐府民歌的了解得到比较真切的认识。

　　汉代乐府的民歌，不仅有深厚的思想意义，而且也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乐府民歌有叙事的，抒情的，说理的，而以叙事最为突出。在许多叙事诗中，都写得故事生动，结构紧凑，形象鲜明。诗中还富于戏剧性的独白和对话，不论是抒情诗和叙事诗，往往是借人物对话或近似戏剧中独白的第一人称的说话来表达。乐府民歌中还多善于运用贴切的比喻和拟人他的手法。语言也非常朴素自然。生动活泼，显示了人民语言的丰富与优秀。五、汉魏文人乐府
　　西汉时期即有些文人仿照乐府民歌的体制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但当时这样的作品并不多。到了东汉，利用乐府民歌体制形式写诗的文人便逐渐地多起来，形成了一股风气，作品也日益增多。

　　东汉时期，文人乐府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班婕妤的《怨歌行》，马援的《武溪深行》；东平王苍的《武德歌舞》；傅毅的《冉冉孤生行》，张衡的《同声歌》；辛延年的《羽林郎》；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繁钦的《定情诗》和诸葛亮的《梁甫吟》等。

　　这些诗或感事而发，或因事而作，内容各异，蔡邕的《饮马长歌窟行》写道：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首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妻子想念远方丈夫的种种思绪和情感。丈夫很久没有回家了，我这个满怀离绪的妻子，看到河边的草发青了，青草沿着河堤延伸得很远很远，这更使我想起河坝上那条通向天涯的道路，想起踏着这条道路远去的心上人。昨夜我梦见了他，梦见他在我的身旁，但当梦醒时，残酷的现实告诉我。

　　我们仍天各一方。枯萎的桑树仍然可以感到无风的吹拂，从不结冰的海水仍然可以察觉天气的寒冷。远方归来的人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丈大的消息。恍惚中似乎有人送来一对鲤鱼，里面藏着丈夫的书信，长跪拜读，却使我大失所望，他只告诉我多进饭食，注意健康，并表示对我的深切思念，他仍然归家无期。

　　辛延年的《羽林郎》，描写了官宦的家奴冯子都，倚仗主人的权势，“调笑”一酒家女子的事，惜以讽刺和揭露东汉社会中像冯子都那样的人物。

　　诗中对酒家女子胡姬的身分、穿着及其服饰，竭力加以渲染，以此表明她并非一个平凡的女子。作者还用铺叙的笔法，描写了冯子都调戏胡姬的拙劣表演。冯子都向胡姬百献殷勤，妄想用吃喝来诱惑她，又企图用送给她贵重的青铜镜、红罗据来打动她的心。然而，胡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毫不动摇，最后取得了一场反抗强暴的胜利。

　　《饮马长城窟行》，刻画出一个反抗强暴的巾帼英雄的形象。

　　胡姬的形象，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她是中国封建社会受压迫被侮辱的妇女反抗黑暗势力的典型。胡姬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妇女传统的高尚美德，同时与那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东汉文人乐府诗，或情思之所感，或忧愁怨怒之所发，袭用了民歌的形式特点，诗歌多为五言体，但内容上缺乏个性，反映人民大众现实社会生活的诗也不多。

　　魏乐府是文人乐府的全盛时期。此时期社会动荡，群雄混战，兵连祸结，贼臣误国，一些文人和富于进取的政治家、军事家，以诗言志，反映社会动乱及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和进取精神，鞭挞那些忘怀国家，只是追求自身享乐的人；也有些诗，以男女相恋和离别为题付，表明自己的人生观。

　　曹操是一政治家与军事家，然而他却“雅爱诗章”，“登高必赋”；他又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和行家，往往是“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并且立即把这些新编乐章支给倡优们演唱，常常是“日以达夕”，乐在其中。他的魏乐府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拽。淮南弟称号，刻玺予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描述了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各方将领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工那样，会师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事，匡扶汉室。形势是大好的。可是，这大好形势，却被袁绍等野心家给破坏了。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为幌子，行争霸称孤之实，给予无情的揭露，井对以此造成的战乱，予以严厉的抨击。诗的结尾描绘出因战争而造成的凄凉悲惨的画面，连年战乱，士兵们不能解甲归田，人民死亡惨重，百不余一，使富饶的北方，变得满目痍瘦，哀鸿遍野。到处是白骨累累，千里之内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这一惨绝人寰的图景，诗人发出了“念之断人肠”的呼喊。

　　《蒿里行》运用民歌的形式，行批判之实，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这首诗不仅时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它是汉未之实录，是史诗也。

　　曹操有部分作品是表现他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和进取精神的，具有浓厚的悲歌慷慨的情调。如《短歌行》就抒发了他对时光易逝而功业未就的深沉感慨，表现他为完成统一事业而思贤若渴的心情，全诗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竿。我有嘉宾，鼓瑟吹星。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趋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的一开头，诗人就由眼前的酒宴和歌舞场面说开去，慨叹人生的短促和年华的消逝。从表面上看，似乎曹操提出了一个“人生当及时行乐”的消极主题，甚至因此被后世许多悲壮之土引为口实，而实际上刚好相反，全诗洋溢着高昂的情绪，蕴藏着应及时努力的思想。接着他通过借古以讽的手法，宛转而清晰地吐露了自己深挚的情意，写他求贤才不得时的日夜思慕和求贤才既得后的竭诚欢迎。写他因求贤才不得而忧从中来；又因贤才远道来归附自己而喜不自胜。最后，诗人融情入景，借景托志，表明自己求贤不懈的耿耿赤忱，希望能开创一个“天下归心”的大好局面。

　　曹操的《短歌行》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充分地显示出“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风格。

　　曹操处于战乱之世，他始终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并保持着旺盛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在他的《步出夏门行·龟虽寿》诗中得到了最为完美和充分的体现。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写这首诗时，曹操已经53岁。成诗之前，曹操北征，虽历尽艰辛，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为统一北方扫除了最后障碍。曹操一面为新的胜利听感奋和鼓舞，一面又清醒地认识到，大业未竟，任重道远，应当乘胜前进，不断进取。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曹操在诗中抒发了自己老当益壮的英雄襟怀，表达了不信天命、重视人力的积极见解，从而在如何对待人生的问题上奏出了那个时代最为高亢激越的乐章。

　　诗中以神龟、腾蛇作比，说明世上的生物，无不经历诞生、成长、壮大、衰老、死亡的过程。人寿有限，年华易逝。千里马囵衰老而蹲伏在马棚里，但它形衰志不减，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的壮志豪情。人到老年更应奋进向上，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一个人寿命的长短虽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但如能善自保养身心，使之健康愉快，同样可以延年益寿。人之所以追求生命的长久，并非苟延性命，而是希望在晚年于出一番事业来。

　　诗人明知人的寿命有期限，任何英雄人物也难于避免，但他并不因此而颓丧，相反却主张老当益壮，坚持理想。全诗在悲凉深沉的感慨中，流露出诗人不甘衰老、积极奋发的精神。

　　曹操的诗，不但具有沉郁直朴、苍莽悲凉的风格，还具有直抒胸臆、博大雄伟的特点。《观沧海》就是他后来的代表作之一。诗中重点写茫茫沧海，洪波涌起，吞吐日月的景象，借景咏怀：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人用朴素的语言，平顺、自描的手法，写登山所见的眼前景物：大海被微风吹拂，海水荡漾；海边山岛竦立，树木繁茂。在人们眼前呈现出一幅静中有动，生机勃发的画面。浩淼无垠的大海，波涛汹涌，大有吞没一切之势。旭日被海浪抛出地面，明月被海涛抛向天空，耿耿繁星映入海面。使人感到大海是何等的宏伟、壮阔，日月星辰好像都在你的胸中运行，你简直可以包容一切。

　　《观沧海》看似写景，实则述志。志在容纳，以海自比，寄托着诗人那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

　　曹操的诗与一般文人雅士的诗皆然不同。他在政治上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在文学上表现出吞吐宇宙的气象。他的诗既有艺术的魅力，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又有深刻含意，能鼓舞人积极进取，增强胜利信心。特别是四言诗自《诗经》以后己渐趋衰落，极少佳作。而曹操的四言诗却构恩独特，表达巧妙，写得非常成功，以至千百年来能够传诵不衰。

　　曹操的次子曹丕也是魏乐府文人中较有影响的代表人之一。他用乐府古题写的乐府诗几乎占了他的诗歌的一半，多以男女相恋和离别为题材，其代表作有《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搭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中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诗的一开头，作者用浓墨重彩画出了一幅秋色图：风声萧瑟，天气寒冷，草木凋落，白露为霜。知道节令的群燕和大雁都在思念自己的故上，纷纷向温暖的南方飞翔。面对此情此景，寄中的这位女子愈思念客居在外的丈夫。思念心切，为之断肠。接着诗中的主人公揣度到，远方的丈夫也一定很想念自己，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不速速归来呢？丈夫长期在外，她独守空房，忧伤接连而来，绵绵不断。尽管这样，出于对丈夫的无限爱恋和忠贞，她仍然不敢忘怀自己的丈夫。悲伤中只得借琴消愁，结果是借琴消愁更加愁。诗的结尾以赋寓比，天上的牵牛织女两星，只能遥遥相望，地上的我何尝不是如此！

　　这首诗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和明媚清丽的语言，叙写了一位女子对大夫的深沉思念。感情真实纯正，缠绵悱恻，表现了作者对这类妇女的深切同情。

　　这首诗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先秦和西汉时期，还没有发现较为完整的七言诗。东汉张衡写的《四愁寺》，全诗基本上是七言，但其中有囚句带有“兮”字，还不能算是完整的七言寺。七言诗从曹丕开始，中经南北朝时期的鲍照，最后到盛唐时期的李、杜诸位诗人，方蔚为大观，成了一种重要的诗歌形式。由此可知，曹丕的这首诗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魏文人乐府中的另一位骄子是曹植。曹植自幼即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极有天赋，为曹操所喜爱，曾想立他为太子。后因他行无节制，无所拘束又纵酒过度，曹操才改变了主意。由于曹植生活前后期的处境不同，在诗歌上表现出的情调也不同。前朗作品，多数是抒发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之作，如《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借昔秉良弓，苦夫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蹂，俯身散马啼。狡放过猴猿，勇剽若豹猁。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西北是古来多事之地，不断遭到侵犯者的骚扰和破坏，以致酿成巨大的战祸。在西北战事又起，边陲紧急的形势下，来自于英雄之乡、幽并之地，自幼离家，久经战阵，武艺精深的“游侠儿”再一次挺身而出。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决心割断父母妻子之爱，投身于锋刃之中，捐躯为国，视死如归。

　　诗人细致地雕塑了“游侠儿”这个人物形象，从而体现了他对壮烈事业和英雄战斗生活的憧憬。

　　曹植早期作品中最有现实意义的是《送应氏诗》二首，描写了洛阳遭劫后的残破现象，其中一首写道。

　　步发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者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寺人登上北邙山坡，举目眺望，洛阳四周的群山历历可辨。经营百许年的帝室皇都洛阳，被董卓一炬焚毁殆尽。废墟上残剩着几堵断垣危墙，荆丛杂树遍地生长，一直蔓延到天的尽头。往昔那些年长的故知旧识，都已经死去，见到的尽是一些后生年少。甚至郊外也到处是杂草丛生，竟然找不到一条可走的小道。只好拨开草丛侧身前行。久不归的游子，连家乡的阡与陌都不认识了。洛阳如此，城外也是一样的寂寞凄凉，荒无人烟。家乡已经变得不可居了，一想到此，竟使他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诗人以沉痛的心情，描写了董卓挟汉帝迁都长安，焚烧洛阳，悉烧宫庙、官府、届家、200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的荒凉景象。反映了民生调弊、满目凄凉的社会现象，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一幅具体生动的历史画卷。面对灾难深重的现实，诗人不作冷眼旁观，而是充满着澈情。对于世乱时艰，对于人民的苦难，对于人生的漂泊无常，莫不表示深切的关注，发出深沉的慨叹，一种勃郁之气，悲凉之感流注全篇，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至深。

　　曹植在政治上一直不得志，特别是在曹丕、曹睿执政时期，多次被改封。他在流离转徒中，对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随着生活经验的丰富，他后期的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比以前进了一步。如《泰山梁甫行》和《门有万里客行》。

　　《泰山梁甫行》雕塑了一群衣衫褴楼、“寄身草野”的边海人民的苦难形象。在三国分立的时候，广大劳动人民既受战火的摧残，田舍丘墟；又要遭受封建统治者的重压，过着栖宿草野、无衣无食的悲修生活。作者把这种战乱社会里劳动人民所受到的痛苦情况，通过艺术形象在诗中给予了反映。作者从各地区差异的、不调合的自然现象说起，引出边海民众生活的惨状，以深沉的笔调，勾画出一幅沉痛动人的画面。《门有万里客行》描写人们流离漂泊的痛苦，也象征着诗人的生活遭遇。在汉未，北方人民为了避免在军阀混战中被屠杀，纷纷逃亡求生。

　　造成了民散田荒的现象。三国鼎立后，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而曹植当时饱受转徙之苦，不免触景兴怀，于是他就抓住了这些现实生活作为描写的题材，运用艺术概括力，塑造了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万里客”。而“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的漂流惨状，既象征着自己，也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被迫离开乡土、颠沛流离的苦况，形象而生动。

　　曹植为五言诗开拓了广阔的境界，推进了五言诗的发展。他的诗歌能够通过高度的艺术技巧真实地反映了社会面貌，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感情和愿望，正因为这样，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诗人。

　　魏文人乐府，除曹氏三人外，还有王桀、阮禹、陈琳、左延年等诸人，他们也写了很多乐府诗，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王桀，《七哀诗》为代表作，是历来为人们所传诵的名篇。《七哀诗》共三首，第一首又是三首中的代表作。侍中直接反映了192年董卓被谋杀后，他的部将李信、郭记等发动兵乱，攻陷长安的一段历史。诗中写道：

　　西方乱无象，豺虎方遭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此诗是郭记等正在长安作乱，诗人离开长安赴荆州避难，于霸陵途中就其所见所闻写成。190年，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数百万人入关，焚烧洛阳宫殿、官府和民家。护送士兵抢劫奸杀，以致积尸盈路，几百里内没有人烟。当时那慌乱凄惨的景象还历历在目，但事隔两年，由于李、郭作乱，诗人又不得不离开被称为西京的长安，离开中原之地，去到那荒蛮的楚地荆州避难，这是万不得已，亲戚、朋友依依不舍地为其送别。途中所见，到处是白骨，饥妇不得不忍痛丢弃自己的骨肉，现实是如此的残酷，兵连祸结迫使人们失去了天性，母子都不能相顾了。对于此作者又能怎样呢？只能是发出无可奈何的哀叹。当诗人行至霸陵，回望长安时，不禁感慨万千！霸陵是西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在长安东郊，是长安通往荆州的必由之路。文帝是西汉的中兴之主，在西汉的历史上曾有“文景之治”的盛世。但回过头来，看看长安的兵乱现状，像文帝那样的贤明君主在哪里？又哪里能看到“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呢？《下泉》诗的作者忧思得到明王贤相，人民当然也希望得到圣君贤相，但从长安的现状看来，从哪里能够得到贤明的君主以兴太平呢？只有伤心哀叹，肝肠摧裂罢了！

　　诗人对李、郭作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无辜进行了鞭挞，时人民群众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井希望出现像文帝那样的明君来治理破碎的国家，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免受战乱之昔，诗人写此诗时，年仅17岁，但诗的内涵却根深，艺术表现力也相当高，是乐府诗的名篇之一。

　　魏文人乐府诗中，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也是名篇佳作。

　　陈琳以书檄表章见长，他智为袁绍草檄骂曹操，给曹操的印象颇深。又有曹操苦于头风病发，卧读陈琳书檄，翕然而愈的事。但是，对后代有着更为深远影响的，还是他的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理，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域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言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奠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全诗以放马使饮长城下山石间的泉水开始，借马说人，衬托出役夫难以忍受边地之苦。牲口比人耐冷，尚且因水寒而伤骨，人就可想而知了。真可谓“马犹如此，人何以堪！”役夫不能忍受苦役，只好前去对督工的长城吏提出请求说，千万别再留难我们这些来自太原的役卒了，让我们早些回家吧！长城吏却回答到，官府工程自有规定期限，哪能由你们说了算，快干活，别再提什么回家了。役夫面对无情的现实，尽管已不再抱有幻想，但憋在心里的话，还得说出来：我们宁愿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也不愿再修这长城了。长城工程浩大，这劳役遥遥无期。修长城的壮丁越多，拆散的家庭也越多。役夫在无奈中，只好寄书家中的妻子，告诉她趁年纪尚轻去重新嫁人，不要再家等待他回去团聚了，并要好好地侍奉新的公婆，只要能时常地想念着他，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妻子的回答却是责备他在书信中不该说什么让她改嫁那样粗鄙不堪的话。这是诗中第一次夫妻间的书信往复。丈夫给妻子第二次寄信，说明他处于祸难之中，自身尚且难保，为什么还要拖累你呢？你如果生了男孩不要去养活。

　　生了女孩要粕心喂养，因为男孜即使养大，也会像我这样，必死于徭役无疑，那又有什么用呢，只能徒耗精力感情，妻子再一次作答时，没有责备自己的丈夫，只是表示，自从我长成人嫁给你后，总是时刻有你在我的心中，我对你的归还也不再抱有幻想，你既然难以存活，我也决心以一死殉情。

　　这是一首反映修筑长城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诗歌。

　　是一首叙事夺而且叙事多由人物对话组成，纯用客观叙事，作者不加议论，这保持了汉乐府的特色，在当时文人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汉乐府常用长短句形式，文人一般只写四言、五言或七言，而此诗正用长短句。所以，评论家们都称它可与汉人乐府竟爽，以一技独秀出现于当时的诗坛，如孤鹤唳空，翩堪凌霄，声闻于天。六、南北朝乐府诗的体制特点
　　南北朝时期，新声杂曲大量产生。南朝乐府歌辞大部分收在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一类中。郭茂情将这些民歌分为“吴声歌”、“神弦曲”、“西曲歌”三部分，共四百余首。“吴声歌”是当时流传在江甫一带的歌谣；“神弦曲”是江南一带民间祭神用的歌曲；“西曲歌”又名“荆楚西声”，是产生在江汉流域一带的民歌。

　　在题材上，南朝乐府民歌以写男女恋情的内容为多，体制上以五言、四句的短章为主，间也有四言、七言和杂言体。如：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臃上，何处不可怜？（《吴声歌·子夜》）

　　泛舟采菱叶，过摘芙蓉花。扣缉命童侣，齐声朱莲歌。（《神弦曲·采莲童》）

　　送欢板桥湾，相持三山头。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西面·三洲歌》）

　　这种情味隽永，形式整齐的五言、四句体的小诗，是南朝乐府的主要形式，它对于后世文人创制的“绝句”体小诗的兴起，是很有影响的。

　　南朝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有相当一部分采用了男女对唱，相互赠答的写作形式。如《西曲·那呵滩》：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槽折，交郎到头还！（女子词〕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男子答〕

　　这种男女唱和、一问一答的形式，在“吴声歌”中也不少见。

　　南朝乐府民歌歌辞中双关隐语已经被广泛运用。双关隐语。

　　是用同音而不同义的字，把所要表达的意思掩盖起来，使之像猜谜一样有一底一面。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可以使诗的思想感情委婉含蓄。比较常见的有，用“丝”、“莲”、“藕”、“碑”、“梧子”等，来代替“思”。“怜”、“偶”、“悲”、“吾子”等。

　　南北朝时期，北中国为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在政治上南北对峙，在文化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风尚。北朝乐府歌辞，又称“胡吹旧曲”或“北歌”，流传下来的歌辞数量也比南朝的少，主要保存在宋郭茂情《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一类中。

　　北朝乐府民间歌辞，一部分原是少数民族语言的作品，后被译为汉文的；另一部分是北人用汉语创作的。在题村上，北歌比南歌要广阔一些，它除了歌咏男女爱情的篇章以外，还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战乱苦难、边塞风光和歌颂英雄人物的诗儒。在语言风格上，也表现得颇为豪爽粗犷，而与南方的歌辞多缠绵悱恻之音不同。北朝乐府民间歌辞也以五言四句的形式为多见，另有四言四句的作品和七言四句的作品，这则是南方乐府民歌中所没有的。另外，北朝乐府民间歌辞不用双关隐语的写法。

　　南北朝文人写作的乐府体诗，与音乐已经没有多大关系，只不过是仿汉乐府的意和体来进行写作，是在创作精神上、语言风格上对汉乐府的某些继承。

七、南北朝乐府民歌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南朝乐府民歌大部分保存在清商曲辞中。清商曲是我国古代主要的通俗乐曲，许多民歌都配合这种音乐演唱。南朝的清商曲又分为若干类，其中最重要的是“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类，民歌大多都属于这两类。“吴声歌曲”产生于江南吴地，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地带。“西曲歌”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荆（今湖北江陵县）、郧（今湖北宜昌县）、樊（今湖北襄樊市），邓（今河南邓县）等地。这些都是当时的重镇，是商业发达的城市。因此，这些民歌所反映的多是城市生活，和汉乐府之多反映乡村生活不同。

　　“吴声歌曲”和“西曲歌”现存约近五百首，其中大部分是民歌。这些歌在内容上几乎全是表现男女爱情生活的，且又有十之八九出自女子之口。诗歌中生动地描写了少男少女彼此间真诚的爱慕，会面时天真愉快的神情和活动，离别以后沉重而又痛苦的相思情绪。描写得真挚而又深刻，字里行间洋溢着生命的热情和力量，表现了人民群众在爱情生活方面的积极行动和美好愿望。在那个时代，在封建礼教强大的统治威力的笼罩下，男女间正当的爱情经常得不到满足，反而受到许多的折磨和迫害，国而，热烈而又大胆地歌唱男女爱情的这类诗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有些歌词为妓女婢妾所作，其中某些情歌因之含有较浓厚的色情成分和脂粉气。

　　“吴声歌曲”中以《子夜歌》为最著名，一共42首，都以描写少女热恋为题村。它往往运用单纯朴素的语言，自然和谐的音调，来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情，委婉而生动，充满着天真活泼的情趣。也有描写因失恋而产生的悲愁和痛苦的，这类诗歌往往通过女子之口说出她们的焦的甚至绝望的情绪。如《子夜歌》：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

　　这诗明白如话，写的是一女子对情人的缠绵思念之情。诗中通过对这女子望着深邃的夜空和皎洁的明月，辗转反侧，不能成寐的描绘，把其内心世界无法排遣的思亲之情和孤寂之感委婉地透露出来。这女子望着明月，思念着远方的爱人，望得发了呆，想得出了神，朦胧中仿佛听到亲人断断续续地在呼唤自己，情不自禁地答应一声，这乃是虚幻。当她发觉亲人并没有呼唤自己，夜空还是万籁俱寂，看到的依然是高悬的一轮明月，她是多么的失望和痛苦啊！

　　“吴声歌曲”除了写少女热恋，企盼亲人回归与之团聚的内容外，有些诗歌还反映了男子负心，另有所欢，封建社会恋爱不自由而造成的爱情悲剧。如：

　　郎为旁人取，负攸非一事。缡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子夜歌》）

　　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懊侬歌》）

　　诗中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男的遗弃女的，往往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女的则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这种可悲的处境中，女的只能在主观上希冀对方永不变心：

　　仰头看桐树，桐花特可怜。愿天无霜雪，梧子（谐吾子，指男的）解千年。（《子夜秋歌》）

　　《华山畿》是写一位少男在华山附近邂逅一位少女，“悦之无因，感心疾而死”。葬时经过华山少女家，驾车的牛停步不肯向前。少女出来唱了一曲悲歌，棺盖忽然应声打开，她跳进去殉情而死了，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男女间没有社交和恋爱的自由，相思的痛苦折磨着他们，甚至牺牲了生命，他们幻想在死亡中获得解放，获得幸福的生活。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反映了人民对于爱情的强烈愿望。

　　“西曲歌”中的重要歌词，有《三洲歌》、《石城乐》、《孟珠》、《估客乐》、《乌夜啼》、《莫愁乐》、《襄阳乐》等，大都是描写女子的别情。南朝时代，商业发达，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许多城市都相当繁荣，商人阶层生活更加富裕，这就刺激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浪漫的追逐，而他们中有些是来往客商，经常离别远行，因而江边送别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歌词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如：

　　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石城乐》）

　　闻欢下扬州，相遇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奠愁乐》）

　　“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在描写爱憎的时候，常常使用了巧妙的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发挥了丰富的想象，使它的思想内容表现得非常生动突出。例如《子夜歌年少当及时》篇，拿霜下草恰当地比喻了青春的容易消逝，使人明白应及时相爱。又如《读曲歌》用突然掉入井里的飞鸟来比方一个刚听到对方变心的女郎的骤然从欢愉转为悲愁的思想情感，刻画得非常贴切。

　　《华山畿》形容女子悲痛落泪时，把泪水夸张得如同江水一般，它可以使身子沉没，不但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而且很好地表现了女子对于爱情的热烈态度。

　　北朝乐府民歌保存于乐府横吹曲辞的横吹曲中。横吹曲是军队中应用的音乐，要求雄伟悲壮。我国古代西北民族的乐曲，由于他们的风俗习惯等原因，常适用于作军乐，而被中原文化所吸收。汉代的横吹曲，相传系张鸯从西域传来，但歌辞没有流传下来。南北朝时代甫北两朝在政治方面形成对峙，但在文化方面彼此还是互相交流的。南朝的吴声西曲，在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时即已传入北朝，成为北朝上层阶级常常欣赏的娱乐品。

　　北朝的乐曲，也自东晋时代开始陆续传人南朝。横吹曲中的梁鼓角横吹曲，就是长时期从北入南的乐歌被梁代乐府官署所采用演唱的部分。

　　北朝的乐府民歌，数量上远不如南朝的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像汉乐府一般显得丰富多彩，而不似吴声、西曲那样单调，它真实地记录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从很多方面表现出北方民族的刚强爽直，充满了北方的景色和风趣。

　　在北朝民歌中，描写游牧生活的，以《敕勒歌》为代表作：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诗仅27个字，但自然高妙，浑朴苍茫，艺术地再现了草原风光，全诗纯系自然景物之描写，但这些自然景物又是歌者即目所见，使主人公的形象隐现在茫茫草原之中，使人感受到作者对草原风物的热爱之情。它粗旷之中，杂有豪迈之气，“无我之境”中有“我的形象”，诗中“我”的形象融化在自然景色之中。《敕勒歌》虽篇幅短小，但自问世后一直成为人们传诵不衰的名篇，具有无比的魅力。

　　反映游子飘零的，如《陇头歌》：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域，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它通过“寒不能语，舌卷入喉”的苦寒状况来到画游子飘零的痛苦，写得非常逼真。

　　北朝社会，战争是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整个北朝的历史几乎与战争相始终。由于战争的频繁，兵役和谣役迫使大批人民离开本上，转徙道路，这些反映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就是那种社会现实的写照。

　　描写爱情方面的，北朝民歌也具有独特的风格，如《折杨柳枝歌》中写少女怀春，那种大胆、但白而勇敢地诉说自己的心情，充分显示出北方民族的爽快、质朴的性格，它和江南女儿的那种缠绵婉转的抒情远不相同。

　　在北朝乐府民歌中，《木兰诗》是一篇代表作。诗中通过对女英雄木兰这一形象的塑造，赞扬了劳动妇女善良的品质、勇敢的精神和坚毅的意志。

　　木兰本是一个“当户织”的普通姑娘，在困境中长大。在父亲年老、又无长兄、可汗催征的情况下，她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代父从军，担负起远征的艰巨任务。她买了“骏马”、”长鞭”，大胆地踏上征途，经过黄河黑水，北到燕山朔野，万里长征，十年转战，不仅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而且立下大功。凯旋归来后，她功成不受赏，只希望早日回到久别的故乡，再过其普通劳动妇女的生活，她回到家里，在爷娘姊弟一片热烈欢迎的气氛中，像过去勇敢地换上男装一样，“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丝毫不以功勋卓越的英雄自居，只认为自己还是和过去一样的普通妇女，表现了一个劳动人民的英雄人物的表里如一、质朴谦逊的本色，在木兰身上体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特别是她以女性身分而做出这一英雄事迹，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因为在那个社会里，女子是没有行军打仗、转战十年、立功万里而做英雄豪杰的权利的，而如今木兰却真地做出来了，这对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它有力他说明了女子和男人同样有能力做出英雄豪杰的事业，同时也就说明了女子有和男人受到同样看待的权利。

　　这首诗在表现形式上，作者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诸如所用的比喻：“东市买骏马”四句，平列东西南北，用了排比；木兰归家时对爷娘、阿姊、小弟三组人物的描写，用了重叠；对偶句中，工致的如“朔气传金拆，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而像“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等句，却又朴素自然，活脱流畅，颇有情韵；此外，还有语句递接紧凑，生动畅达的联珠句法，如“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等等，使作品繁而有味，人不厌其繁，简能传神，人不觉其简。

　　南北朝乐府民歌，开辟了一条五言、七言绝句抒情小诗的新道路。五言四句的小诗，在汉民歌中虽然已经出现，但为数甚少，也没什么影响。南北朝民歌绝大多数是五言四句，这种刚健清新民歌的出现，对当时形式主义文风起了冲击的作用，因而影响很大。同时，在表现手法上，如口语的运用，对后代诗人也有借鉴作用。八、南北朝文人乐府

　　南北朝时期，文人用乐府体写诗之风仍然不衰。但内容多系花前月下、男女情恋和宫廷生活方面的，具有文学价值的佳作极少。此时期，诗坛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山水诗的兴起和玄言诗的消失，使诗歌从枯淡无味的玄理中解放出来，而把自然景物吸收到诗歌中去，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在艺术上也有所提高，描写手法更细致了，语言的选择和词藻的运用也更为讲究了。诗坛上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南朝诗人谢灵运、颜延之、谢眺、沈约、江淹、柳恽等，在诗歌创作上都颇有影响，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但在乐府体诗创作上成就显著的只鲍照一人。

　　鲍照的乐府诗，继承与发扬了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表现出慷慨不平的思想感情。虽词藻华丽，却不乏劲健的骨力，和当时诗人们的柔弱作风有明显的不同。他的代表作是《拟行路难》18首，虽非作为一时，也非专咏一事，但同样是表现诗人勃郁不平的情绪，反映了诗人对当时现实的强烈不满。如第二首：

　　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斫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承君清夜之欢娱，列置帏里明烛前。外发龙鳞之丹彩，内含麝芬之紫烟。如今君心一朝异，对此长叹终百年。

　　这首诗写一位被遗弃的美人，孤浊地注视着一尊金质香炉。往事就像缕缕清烟，不断地浮现在她的眼前……这香炉是她的丈夫当初娶她时，请京师洛阳的名工巧匠铸成的，它的质料极贵，工艺极精，形制是有名的博山炉，因为它像海中的仙山博山。上面还特地雕刻了一对恩爱幸福的仙人——肖史、弄玉双双携手跨凤升天的图像，以示他与妻子永远相爱不离不弃。在新婚后天朗气清的夜晚，丈夫与她杯酌频频，轻吟曼唱，而这金香炉则被安放在屋子正中的桌案上。在明亮的灿光照耀下，金炉的外面闪烁着龙鳞般美丽的光彩，里面散发出麝香般沁人肺腑的芬芳。真个是香烟袅袅，金光闪闪，如梦如幻，香炉显得越发可爱，人儿越发觉得幸福。可是曾几何时丈夫就变了心，竟然将她“打入冷宫”，另趋新欢，她只得与被闲置的香炉为伴，一次又一次地发出悲哀的叹息。

　　这是一首古代所谓闺怨诗或弃妇诗。诗人选择这样的主题，是在于揭露上层统治阶级黑暗、腐朽的面目和本质。封建社会对婚姻爱情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对待妇女的态度。诗中对封建社会被遗弃的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反映了社会的真实。

　　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很有特色的。它构思奇巧，想象丰富，描写夸张，富有浪漫主义气息。诗人继承并发展了《诗经》、《楚辞》以及汉代以来乐府民歌的比兴寄托的传统手法，通过女主人公“睹物生情”来反映生活，体现自己的创作意图。诗中采用了“以小见大”、”以物代人”、“避实就虚”等手法，极写香炉的精工制作，异常美观，充分体现了男主人公对香炉的珍爱。

　　写香炉即写人，写男女主人公当初令人陶醉的爱情生活。因此，当这爱情被男方无情地背叛，女人的悲哀之情就不难想象了。诗中使用的语言瑰丽而又通俗，读来朗朗上口。

　　鲍照《拟行路难》第六首是：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此诗是表现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慨心情的。魏晋以来，由于隐逸风尚的流行，不少诗人都喜欢在诗中描写高蹈辞世的情趣，笔调淡远。像鲍照这样，以愤愤然的心情写闲居生活的，委实不多。

　　诗的开头用“拔剑”、“击柱”、“长叹息”三个连贯一气的动作，活画出一个备受抑制的激愤者的形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平之气。接着自问，大丈夫在世，难道能唯唯诺诺、窝窝囊囊地了此一生吗？“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享受家庭生活之乐看起来是好事，但对作者来说却是出于无可奈何。诗的结尾道出了诗人不论勉力从仕，还是赋闲家居，满腹牢骚和愤慨都是无法排解的心境。

　　鲍照的这首诗，不以文辞取胜，而以真情动人。它的语言极为质朴，毫无雕琢，读起来淳朴感人，以至于情感与语言的距离消失了，二者达到了高度的和谐。我们仿佛不是在读诗，而是直接倾听诗人发自肺腑的心声，真切地体会到他的悲愤愁苦。

　　这首诗的情绪起伏跌宕，富于变化，时而压抑，时而奔放。

　　时而悠闲，时而悲枪，细致完整地表现了诗人曲折委婉的内心活动。尽管诗人发泄了满腔的牢骚苦闷，对自身的不幸也曾有过无可奈何的长叹，但全诗的格调，悲哀而下颓唐，失望而不消沉，沉郁中有着洒脱，悠闲中透露出不平，自有一种雄逸豪放的风格，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诗人不甘屈辱、自尊而孤傲的精神状态。

　　鲍照的《拟行路难》，不仅表现在对当时士族门阀的压迫的不满，也表现在对受种种痛苦的人民的同情上。如《君不见少年从军去》，写少壮从军、白首不得还的征夫思乡之苦；《中庭五株桃》，写夫妇之别，思妇寡居的悲叹；《璇闺五樨上椒阁》，写小家女子不愿被豪富之家所牢宠，思念旧日爱人，向往爱情自由的坚强意志，等等。

　　在南朝诗坛上争奇斗艳的时候，北朝诗坛却非常沉寂，直到北魏统一了北方，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才突破了那沉寂的局面，出现了“河北三才子”温子升，邢邵、魏收一类诗人。后来南方的厦信、王褒因使魏被留，才给北方诗坛带来了一些生气。在北朝的诗人中，庾信的诗最为优秀，有其苍凉、刚健的独特风格，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也非常广泛、深刻。他在乐府诗创作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燕歌行》是一篇代表作。

　　诗的起首，以苍莽凄沧的笔调，描绘了一幅荒凉的边塞图。

　　平原千里，惟见蓬草飞旋，寒雁南飞，桑叶纷落。此时正秋风萧瑟，是最容易触发人们感伤怀远的季节。自然环境如此恶劣，面前线战事更令人担心。接着诗人通过对景物的描写一步步透露出思妇由思念到忧愁的心情，托出“良人从役”、“妇人怨旷”的主题。良人远戍边地瞩国，离居久之，音信隔绝，怎不叫人怀念！思妇在辗转忧思中忽发奇想：如果能有鲁仲连的一枝箭，为我射到边塞去，把亲人叫回来该多好啊！相传战国时，燕占齐国聊城，齐将田单攻聊城岁余不下，鲁仲连乃修书系箭上射入城中，燕将自杀，城拔。庾信活用了这个故事，写出思妇一片痴情幻想。但这终究是不能实现的，主人公只好从在事的回忆中寻找慰藉。边城紧急，只好送亲人出征，在那“寒风萧萧”的水边分别，谁知壮士一去兮至今未还！思妇空床独守。

　　梳妆台上镂刻精致的盘龙镜，是丈夫叙心致诚的信物，如今依然明可鉴形，睹物思人，怎不悲从中来！良辰苦短，青春易逝，怎么办呢？还是暂且忘却心中的忧愁，放眼看看这美丽的春光吧！诗的结尾，以飘逸之笔写怨旷之情，三月的洛阳，百丈游丝映空耀眼，黄河千层坚冰破碎消融；桃花妖艳，美如白毛红点的骏马；榆荚初绽，巧似汉代玲珑别致的英钱。大好春光岂能白白辜负？不如干一杯吧，沉醉在葡萄美酒之中。或者、闲愁无解时就去炼丹修道学神仙，求得长生不老。

　　庾信的这首《燕欧行》，将这一乐府诗体发展到28句，使七言古诗在体制上发展为直于叙述的长篇，成为一任诗笔纵横开合的广阔天地。在内容和格调上也远远超过其前辈和同代诸公。此诗不仅写得富有气概，而且传出神情，不仅挥洒自如，而又十分蕴藉，于情致委折中见出神情。诗人笔下的思妇形象丰满而有层次：闻说边塞云昏蓬飞、情景荒凉时的怏怏忧郁，目击寒雁南归、桑叶纷落时的盼归情致，得知战地无箭无水的如焚焦虑，长久离居、书信断绝的窃窃私语，祈祷早日结束战争的强烈呼吁，对边将难自为守的疑惑不解，对烽火延入内地的惊讶恐惧，独守空房的无聊，春景撩起的情思，青春空逝的哀叹，醉酒学仙的劝慰，逶迤写来，淋漓尽致，思妇的心态丰富细腻生动，真切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