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德尔元帅图片:中国企业家亟须精神革命－金石财经

                                                         中华工商时报     2007-4-3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度过了一个最初的阶段后，正在进入一种理性创业状态，理性创业需要企业家们具有相应的精神支柱。但是，这种精神在哪里？
　　“大家都很迷茫”两年前，郭丽双做出一个决定，把自己东方美亚投资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从房地产开发转移到弘扬中国儒商精神的影视剧投资。做出决定的理由很简单，下海13年的郭丽双内心一直解不开一个心结———经商、办企业到底是为了什么？“坦率地说，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初的创业动机仅仅是来自于财富的吸引，这给我们埋下了深深的精神隐患，最终的动机有所满足后，我们缺少更大的精神动力。”郭丽双告诉记者。
　　“最近接触了一些企业家，大家都很迷茫，也很悲观。”3月31日，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非公经济处处长顾强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双月座谈会第六次会议”上说，他最近接触的很多企业家都被一个问题困扰：中国的民营企业能不能做大？能不能做强？能不能做久？结果是大家不乐观。“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商业伦理条件下，做企业确实比较难，比公务员的要求高多了。”顾强认为。
　　大约在30年前，从不缺乏参与和改造社会热情的中国人发现，原来通过商人的角色和商人的手段也可以达到改天换地和青史留名的理想，于是一群群意气风发的企业家出现了，他们从各个领域出发，开始放大自己的使命，纵横商场、指点江山。
　　30年过去了，他们发现创业后的发展仿佛十分渺茫，几乎只是一种行为惯性的寂然，物质的极大满足背后是内心的一片荒原。他们的欢喜与哀愁，他们的形象变迁史，似乎可以从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中找到某些答案。在1979年天津作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怀着“把企业生产尽快搞上去”的朴素愿望，成为时代英雄。而在2006年余华的《兄弟》中，统一刘镇商业，实现了美女梦和金钱梦的李光头计划来一次太空旅行，因为自觉“在地球上已经举目无亲”。
　　有人说，在中国这个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运动，没有经过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国家里，企业家的自我认同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在中国，谈论企业家精神是件不容易的事。”学者余世存认为，我们对企业家总是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情。我们把企业家跟文化结合起来，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把企业家叫“儒商”，把下海的人叫“商儒”，都是穷的太久了的一种反映，一种不无朴素的动机。我们怀着最善良的愿望，创造机会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让企业家多起来，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对企业家的希望，甚至影响了我们的现代思维，我们本来是从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开启我们的现代化道路的，可是我们后来仍以为“经济决定论”更合理，无限丰富的人性和民族社会被我们从无限理性地从“经济人”的角度进行评判……
　　忽然想起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当下中国的企业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品尝着这种酸涩？
　　80％与40％
　　在经历了30年的商业变革后，有人开始为企业家“分代”，不过总体而言，30年的中国企业家始终是一代人，他们身上的基本特征仍然未变。比如，从鲁冠球到与其儿子鲁伟鼎同龄的陈天桥，首先，他们都是创业家出身，在进入商海之前都没有任何资本和背景；其次，他们都不是学习企业管理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业的基本逻辑在过去的30年里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利安达信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锦辉经常半开玩笑地说，目前国内民营企业的老板中，善交际、懂市场、会营销的人员大概占到80％以上，但善于企业内部管理的不到40％。“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民营企业老板实际上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是高级采购员、是营销员、是公关先生，去吃饭、喝酒、拉生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理。”
　　何以如此？细心观察中国民营企业变迁史可以发现，过去30年中，几乎所有中国民营企业的兴起和衰落都有政治因素的影子，可以说，政治因素始终是中国民营企业考虑的首要问题，而真正的商业智慧被置于次要的位置。
　　最近，零点指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就“中外企业家形象对比”做了一项调研，结果显示，在“有远见的”、“有谋略的”、“常做慈善事业的”这些量化企业家素质的选项中，外国企业家的得分明显高于中国企业家，而在“艰苦创业的”、“奋斗的”、“勤劳的”等个性精神的指标中，中国企业家则明显高于外国企业家。这表明，“企业家素质”这个词在目前的中国仍然模糊不清，外延显然过大。
　　“在中国做企业家的要求比国外企业家的要求高。”顾强认为，在中国想要具有企业家素质，并不只是到哈佛商学院、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修一个EM BA就行的。“还有很多的潜规则，书上没有，只能靠自己去悟，靠每个企业去应对。”
　　“后天失调”，暴露了企业家专业素质不强的弱点———他们不注重日常现金流量的管理，在投资方面也缺乏前期的可行性研究。企业的兴起，往往根源于企业家素质以外的一些东西；而当这些东西难以继续存在时，基本专业素质的欠缺让企业的衰败不可避免。
　　黄锦辉最近看了一个报告：1995年以来民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营业收入利润率、资金利润率、流动资金周转中的资本收益、总资产报酬率等财务指标上呈全面下降趋势。“我个人认为，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如何在二次创业过程中加强财务管理，创新体制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应该说是当前民营企业家提高素质必须要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哪里寻找商业精神支撑
　　同样是在两年前，郭丽双读到了马克斯·韦伯阐释资本主义和商业精神何以在西方勃兴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的阅读解开了盘在她内心的一个困惑，却又带给她一个更大的困惑。
　　让郭丽双更为困惑的是，如果说为了赎罪让西方人认为经营企业理所当然，那么在哪里找到中国的这种商业精神支撑？
　　顾准说过，真正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是封建主义，而是专制主义，正是在几千年专制主义的禁锢下，中国没有产生出真正的商业文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商”一直是一个令人不齿的字眼，总也摆脱不了“奸”和“欺诈”的意思。严格地说，传统中国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商业传统的。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写到：“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经济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只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整个中国也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如今甚至已经是一个以致富为惟一主题的商业时代，但我们仍然面临“先天不足”的致命伤———正如郭丽双的困惑：“因为财富本身只是一种物质的形式，它所唤起的只是人原始的欲望而不会赋予我们强大的精神动力，财富填补不了我们内心的空虚，甚至财富会使我们迷失前进的方向。”
　　“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度过了一个最初的阶段后，正在进入一种理性创业状态，理性创业需要企业家们具有相应的精神支柱。”郭丽双告诉记者。
　　在历史学家许纪霖看来，这又谈何容易？在《一个知识分子跨世纪的选择》一文中，许纪霖写到：十七世纪的英国，将一大批炫耀佩剑、族徽、纹章的贵族，改造成为炫耀金钱，并在经商方面煞费苦心的人，曾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十九世纪的日本，将一批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武士，改造成为拼命向企业投资的商人、企业家，是日本成功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认为，“可怕的并不是什么利益欲和金钱欲冲动，而是社会能否把这种冲动引向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遗憾的是中国社会还不具有这种‘神奇’的改造力量。”
　　儒商是惟一的方向？
　　困惑中的郭丽双，把希望寄托在了寻找中国儒商文化的基因上。最近，她的公司正在筹备拍摄一部关于瑞蚨祥创始人孟洛川的电视剧以及一部12集的电视专题片《中华儒商》。“孟洛川经商的目的就是经世济民，经商的方式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她说：“本剧区别其它电视剧的最大一点，我们不是在拍一部电视剧，而是在寻找和整理可以星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同时，郭丽双还引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话增强信心：“凝聚强烈人文道德关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记者十分同意郭丽双女士“在中国缺少社会性的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实现商人群体自我意识的需求主要来自于商人群体的自觉”的观点，但是光靠发扬“儒商”精神，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心理困境呢？
　　儒商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以和为贵、中庸，客观地说，这些特点更应属于哲学、文化范畴，它们只是嫁接到商业中来，并没有太多专业化的发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行为哲学跟商业创新、技术创新是互相矛盾的东西：事事求中庸，以和为贵，其实正是过去两千多年抑制中国商业发展、抑制创新的哲学文化根基。
　　儒商的另一个特点是讲求“关系”、“人情”，而不是讲法律、讲合同。对于农业社会里小打小闹的生意来说，问题不大，但在市场范围、交易规模大大扩大了的今天，如果还照方抓药，肯定问题多多。
　　不可否认，传统文化是我们内心最坚实的支撑和最内敛的财富，在未来中国商业文化的改变进程中肯定将扮演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也要避免陷入返回故纸堆中挖金子而忽略了“睁眼看世界”，毕竟，今天商业文化的复兴不光是一个古今交融的过程，同样少不了中外观念的激荡和碰撞。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者刘军宁提出的“中国需要一次文艺复兴运动”与冯军等企业家热烈参与“大国崛起”的讨论对于中国商业精神的建设具有同样积极的意义。
　　无论是从物质、心态还是公共思想上，当下中国都是一个正在转型和建设的国家。从成长周期来看，中国企业尚未走完一个轮回，财富仍然在喧嚣中不断裂变和重组。作为财富创造的主角，企业家仍将被寄予期望，同时还必须承受公众的质疑、忍耐内心的不确定性———原因很简单，这个过程或许为人认知，但注定是不可超越的，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的商业伦理环境的确立，是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