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战电视剧剧情介绍:蒋翊武成就贡献

蒋翊武成就贡献

坚持舆论造势，积极宣扬民主革命的思想

　　蒋翊武的成长，得力于革命书报的启蒙。因此，他深切了解革命舆论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强大催化作用。从1906年开始，他先后参与或主办过《竞业旬报》、《商务报》、《大江报》、《民心报》等，反映出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借以公开鼓吹“大乱”，大掀革命狂澜。并明鲜表现出当时其它任何报纸所无法比拟的两大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强烈的党派特色。蒋翊武把报纸作为革命团体的机关报和喉舌，以革命党的宗旨为宗旨，攻刺时政，言论激昂，鼓动社会结团抵抗清政府和反动军阀。特别是蒋翊武在振武学社、文学社居于领导地位后，他所主办的报纸使革命思潮弥漫了整个江汉，弄得敌人大为恐慌，急起镇压。二是报纸面向新军，扎根基层。为了适应运动新军的总战略，他确定了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提出了“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言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的原则；采取了给各标营“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的方法；还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报纸分销处，建立通讯网；为了照顾不同水平的读者，规定了文章尽量使用浅近白话，以期通行“下等社会”、穷乡僻壤；报纸的新闻大多直指克扣军饷，官僚内幕以及不合舆论之处。这样，使得文学社与新军士兵的心声相呼应，思想迅速革命化。所以，武昌起义能在新军士兵中首先发动，是与蒋翊武大造革命舆论分不开的。1991年，马小泉先生在《辛亥革命八十年的研究》一文中也指出：“舆论宣传在武昌起义过程中起着先锋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昌起义成功于舆论的深入宣传”。

积极运动新军，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蒋翊武认为“当今天下演竞争，惟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系军队为要着。”正是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在主持振武学社和文学社时，便把运动新军作为主要工作，为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作好充分的组织准备。一是制定了严密的组织原则，规定凡是加入文学社的社员要有介绍人三人以上，经审查，确认与文学社宗旨相合的，才吸收为社员。二是规定了严格的组织制度，首先是建立了新军各标营的代表制度，由代表总管标营的联络，从而打入了新军的“队”中，把新军改造成了革命武装，保证了革命高潮到来时，一旦号召起义，标、营代表就可按原有建制进行统领，指挥战斗。当时加入文学社的新军达到了三千多人，占湖北新军的五分之一。这就把反革命的武装改造成了革命工具。其次是建立了标、营、队的代表与总队的单线联系原则，相互不发生横向联系，以保证基层组织的独立完整，避免遭受敌人大规模的破坏。三是确立了扩充组织的方针，做到“务使标中人员无一非吾党之人”。这样文学社就成了一支组织严密、机构健全、运转灵活而又能独立作战的队伍，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1年，黄花岗起义、成都保路运动风潮的兴起，使蒋翊武认为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便加紧了策划武昌起义，并在八月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因此，武昌起义尽管在起义前夜，蒋翊武发布了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之后，总指挥部遭到破坏，他被迫转移，刘复基也惨遭杀害的情况下，起义军还是执行了蒋翊武原来下达的命令，在一夜之间使革命如期成功。这不能说不是蒋翊武带领文学社，脚踏实地为起义充分准备的结果。

加强团结，寻求联合，壮大革命同盟

　　蒋翊武始终把寻求革命团体的联合作为壮大革命队伍，取得革命成功的必要途径。以蒋翊武、刘复基等湖南人为首的文学社，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纲领，为隐藏起见，其简章仅言“联合同志研究文学”，而实际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革命主张”。文学社成立后，以《大江报》为宣传阵地，在新军中大力发展社员，将校研究团、益智社、神州学社全体加入。其后又设立阳夏支部，社员以新军为主，商学两界亦有人参加。1911年上半年，发展极为迅速，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以孙武为主要组织者的湖北共进会，主要靠个人关系发展组织，其会员分布在商界、学界、军界等共约两千人，其中到武昌起义前夕，军队中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因此，它也是湖北革命团体中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1911年伴随起义时机的成熟，为统一革命组织，壮大起义力量，革命团体的联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5月10日，蒋翊武在主持文学社的大会上，提出了与孙武所领导的共进会合作的议题，议题获得通过后，他立即派刘复基前往洽谈。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10号，正式举行联合会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最高机关——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还集中讨论了起义方案，由孙武提名，一致通过推举蒋翊武为起义临时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从而使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革命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消除门户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统一，从而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

紧紧追随孙中山，誓死捍卫民主共和

　　蒋翊武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始终坚持文学社“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相号召”。为了发动武昌起义，他多次征求孙中山、黄兴的意见，并且派人赴上海，敦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到武汉“主持大计”。武昌起义后，大批立宪党人、官僚政客为谋取功名利禄纷纷自立山头，围攻孙中山，拥护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袁世凯也曾以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等高官厚禄引诱蒋翊武，而蒋翊武坚辞不受，坚定地维护共和，誓与孙中山命运与共。就在孙中山被迫下野的困难时期，蒋翊武又毅然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自己也参加了国民党，与袁世凯决绝，坚决支持宋教仁的反袁斗争。并在湖南与革命党人谭人凤策动湖南独立，组成湖南公民联合会，公开开展反袁活动，造成了强大的革命声势，迫使都督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同时，号召全国声讨袁逆，促成全国讨袁活动高潮迭起。二次革命爆发时，他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蒋翊武就是以他这样非常的政治眼光和坚定的行动，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提供了保障，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