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蒙古军西征欧洲:唐宋才子的生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2:47:58
2007-9-22 19:31 maomaowuying
王维：玉树临风的白衣秀士
王维是大才子吗？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论才气，在大唐才子中他鲜有敌手。他工诗善画，兼通音乐，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个全能型的艺术家，这种全面发展的态势是其他才子所望尘莫及的。但把王维归属为才子，似乎又有些别扭，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才子除了有才，还要有个性、有气质、有怪癖、有风流逸事等等。而王维除了才气多一点，脾气不大，性格不怪异，为人处事与寻常人没有差别。大哲学家康德说才子们都是不可理喻的，杨格说才子们都不走寻常路，这些说法都对王维不适用。在那些风流倜傥、性格张扬的才子当中，王维显得太文静了，实在不像才子。
王维的文静，在他自己看来，或许是有修养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贵族，贵族子弟自然要时刻爱惜自己的羽毛，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王维的籍贯，目前存在着一些争论，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旧唐书》说王维本来是太原祁人（今山西祁县），他的父亲，曾任汾州司马的王处廉，把家搬到蒲州（山西永济），即后来的河东郡，所以他成了河东人。还有人说王维是京兆人或琅邪人。为什么大家对王维的籍贯这样在意，至今喋喋不休呢？因为籍贯对王维太重要了，不同的籍贯带来的不仅仅是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差异，哪怕是北京户口与穷乡僻壤小山沟的户口之间的差距，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隋唐嘉话》说，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平生享尽了荣华富贵，只有三件事情让他耿耿于怀，那就是没有进士及第，没有能够娶五姓女，没有机会修国史。那两件与教育有关的事情，放在今天会相当顺利地解决。当上了“宰相”，只要他有所暗示，再有名的大学也会乐不可支地把博士学位与教授头衔送上门去，写史书的名学者也会非常愉快地把他的名字放在编辑委员会的首位。只是这娶五姓女比较麻烦，李、王、郑、卢、崔氏这五姓自恃身份高贵、血统纯正，连皇帝的女儿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估计对寻常的宰相也不会在意。唐文宗嫁女儿的时候，发现贵族们你推我让，十分谦虚，就大发雷霆，说我老李家当了二百年的天子，还比不上崔、卢这些家族吗？
大唐皇帝也在“五姓”之列，为什么还得不到有关士族的认可呢？因为并非普天下的这五姓都是尊贵的，只有清河或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或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才是正宗的。大唐皇帝号称陇西李氏，但有人认为他们胡化严重，有人说他们是大家族中的“破落户”（陈寅恪就如是说），总之，山东(崤山以东)士族对他们的血统抱以怀疑的态度。王维若是河东人或京兆人、琅邪人，虽然可能还是太原王氏的分支，但毕竟不如太原王氏正统。王维的母亲，史书明确说明是博陵崔氏，而当时五姓多内部通婚，这也证明王维确实血统纯正。
出身名门，好处甚多，首先会受到良好而系统的教育。《新唐书》说，王维九岁就会写文章了。九岁就能舞文弄墨的神童很多，但长大后能够进一步成为成功人士的却很少。神童可以靠天分，成功需要良好的素质，素质要靠教育与培养，所以现在举国上下大声疾呼“素质教育”。王维和王安石口中的那个仲永一样自幼聪颖过人，而家庭环境远远好过仲永，所以综合素质就更好高。仲永只会写诗这一招，其他方面的潜能没有机会挖掘与培养，所以只能“环谒于邑人”，即在乡里面转来转去，在土财主那里混口饭吃，没有能够进入上层社会的交际圈。
王维的综合素质好，诗文之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他就能“环谒于贵人”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大约在十五岁，王维就离开家乡来到长安，游走在权贵之门。唐人薛用弱在《集异记》里这样记载：“王维右丞，年末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这段话意思就是说，王维还相当年轻的时候，文章就很出名了，而且还精通音律，琵琶弹得好，经常在那些皇族诸王家里表演，尤其得到了歧王的眷顾与看重。薛用弱并非捕风捉影，为了提高阅读率而信口开河，他的说法得到了大诗人自己的许可。翻翻《王右丞集》，我们可以看到《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诸如此类诗题，看来诗人早年也是以此为殊荣的，即使成熟后，他功成名就了，想必对这段风光的生活还是很惦记的。
经常同唐室亲王交往，王维成为了他们的座上客。这时的王维很年轻，有自己的立场与原则，与《红楼梦》中贾政身边的那些门客有很大的区别，能够对那些亲王有过规讽。宁王李宪是唐玄宗的长兄，曾经把太子之位让给玄宗，看起来很识时务。不过毕竟是亲王，尤其是玄宗即位之后，依仗玄宗的尊宠，也做出了一些巧取豪夺、令人侧目的事情。有次，他看见一个卖饼者之妇，长得“纤白明媚”，便不由分说，塞给饼师一些钱，把她载回家。过了一年多，宁王想知道锦衣玉食的她是否还想念饼师，于是接来饼师，让夫妻俩会面。结果这位卖饼者之妇见了饼师，“双泪垂颊，若不胜情”。当时在座的观众，除了宁王外，还有王维等十几个文士，这些文士看到这副场面“无不凄异”。宁王提议说，有景如此，不能无诗，就要大家以此为题材赋诗。王维才思敏捷，最早写好诗歌，诗云：
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诗歌以《息夫人》为题。息夫人本是春秋时息国君主的妻子，楚王灭调息国后，将她据为己有。息夫人虽然为楚王生了两个小孩，但始终默默无言，从来不和楚王说话。王维说，小人物虽然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但不表明他们没有自己的选择，息夫人就是在以沉默来抵御所遭受的屈辱。宁王见王维把他比作荒淫的楚王，有些尴尬，但他有“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把强占饼师之妻也视为一场游戏一场梦，为了表明自己的大度与高雅，成就一段文坛佳话，又将饼师之妻奉还给了饼师。
其实，年纪轻轻就旅食京华的滋味并不好受，有时候为了需要，王维还得飘到洛阳。看看王维这一时期所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我们大致可以明了诗人那种黯然的心情。不过，为了前途，他也没有太多的选择。王维“环谒于贵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仲永“环谒于邑人”得来的那点口粮。据说，王维的功名就是这样得来的。《集异记》说，当时有一个叫张九皋的人，名声震天响，后来又走上了公主的门路，公主亲自写信给京兆考官，暗示要以张九皋为解头。王维这年刚好也好参加考试，就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岐王，希望得到他的庇护和鼎助。这个歧王，就是唐玄宗的弟弟李范，当时家里是名角荟萃，连李龟年这样的大音乐家都当初经常出入他的府上，关于这一点，杜甫可以为我们作证，后来，他在《江南逢李龟年》一诗无比怀念地说“岐王宅里寻常见”。
2007-9-22 19:32 maomaowuying岐王听了王维的想法，感到很为难，如果这个时候帮助不了王维，显得自己太没有面子，但公主的来头又更大，怎么办呢？“贵主之盛，不可力争，吾为子画焉。”意思是咱们不强攻，只智取，要王维准备一些诗和一首新的琵琶曲，五天后来见他。王维带上这些东西，如期而至，岐王说：作为文人，你还有其它的门路去见公主吗？你现在想清楚，原意听从我的安排吗？王维一口答应。于是岐王拿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让王维穿上，即把打扮成前卫时髦的艺人，就象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那种。这样，岐王带着王维一行来到公主宅第，说是要为公主举行一个艺术沙龙。王维是贵族，身材好得无可挑剔，“妙年洁白，风姿都美”，在这群艺术家如鹤立鸡群，相当引人注目，气质估计远远要好上“超男”，一下子就吸引上了公主的眼球。公主立刻向岐王打听王维的情况，岐王故意漫不经心地说他是音乐家，并让王维演奏新曲一首。王维手抚琵琶，那手也是“黄金杆拨春风手”，音乐响起，亦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声调哀切，满座动容，泪湿长袍。公主十分惊异，岐王趁热打铁，说这个年轻人不仅精通音律，还是个才子，写得诗简直无人能超过他。公主更为好奇，就要王维把他的作品拿出来欣赏。王维从怀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诗歌递给公主，公主一看，大惊失色，说：“这些我早都见过，还以为是古人之作，没想到竟然是你写的呀！”于是马上让王维更衣，换掉拿身奇装异服，意思是不把他看做艺术家，即看作“伶人”，而升于客人之列，当作文人对待。恢复文人身份的王维更加自信，在沙龙上挥洒自如，引经据典，倜傥风趣，诙谐幽默，很快以高雅的谈吐、风姿与学识征服周围的听众。岐王凑准时机，对公主说：“若教京兆府今年能以此人为解头，一定会成为国家的荣光。”公主问：“那为什么不教他去应举？”岐王和盘托出，说：“传闻您已经吩咐下来，将解头要给那个张九皋。”公主笑道：“我怎么会管这些小孩子的事，那是因为他人求情，哪是我想给张九皋。”随即回头对王维说：“如果你参加考试，我当全力荐你作解头。”就这样，在公主的亲自支持下，王维做了解头，一举登第。
王维与仲永的不同遭遇，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自古以来，只会考试并不一定会取得优异成绩。会写文章的韩愈“四举于礼部，三举于吏部”，在考场上长期抗战；会写诗的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日也将近六十岁了，估计他们这些人无论在相貌上还是艺术素质上都与王维不可以道里计。来自四川的陈子昂，虽然其貌不扬，虽然也不懂音乐，可家里有钱，能一掷千金，买来一把谁都不认识的古胡琴将一班文人忽悠得不知南北，所以也能一举登第。这样看来，今天对那些极力培养下一代艺术素质的家长，我们还是应该给以崇高的敬意。
只是这个故事未必属实。按照有关史料，王维十九岁那年去参加考试的时候，文中提到的那位张九皋早已明经及第。专家反复寻觅，也找不出那位比岐王更威风的公主。开元七年（719）前后，比较有势力的公主，如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已经驾鹤西去，长宁公主贬谪他乡，而睿宗的女儿都比较低调，玄宗的女儿年纪太小。《唐才子传》说此公主就是玉真公主，却不知依据何在。王维有首诗名为《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看起来两人关系比较遥远。不过王维中状元还是事实，那是在开元九年（721年），当时王维21岁。
状元及第的王维，被任命为太乐丞，这也算专业对口。太乐署专管邦国祭祀专用的乐舞，丞是副职。可惜没过多久，王维就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原因则是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享用了不能享用的乐舞。《集异记》说：“（王维）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这里解释得很清楚，黄狮子舞，只有允许一个人欣赏观看，那就是九五之尊的皇上。王维利用职权之便，坐享了黄狮子舞，那就是僭越，自是大罪。在艺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今天，理解这个罪名可能有一定难度，不过想想早些年，一定级别的领导，家中才允许配备原装《金瓶梅》，大家应该就会接受这样的事实了。
王维的文静，与他的家庭环境、性格有关，还与其经历有关。这首《终南别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里是写王维归隐生活的乐趣。王维说自己到了中年以后，就很注意养生之道了，后来又把家安在终南山边，生活更加悠闲了。兴致来了，就独自漫游，随意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不知不觉来到流水的尽头，无路可走了，索性就地坐了下来看行云变幻。碰到山间老人，就谈谈笑笑，把回家的时间也忘了。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很美，真正过起来还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毅力。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诗歌充分表现了诗人那种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风采。王维性格中淡逸的一面十分醒目，却未必是他的全部。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并非浑身静穆，整天飘飘然，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王维说自己“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只说中晚年以后他的生活很平静，可见青年时期他的心情未必宁静。
中状元的那年秋天，王维离开京城，来到济州任司仓参军，济州在今山东荏平西南，王维在那里整整呆了了四年多。这段时间是王维非常苦闷，一个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刚刚步入仕途，对未来饱含期待，有无限的憧憬，但发现自己被人遗忘在偏僻的角落，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漫漫长夜中，黎明迟迟未到，诗人无法忍受寂寞，四年之后他辞去了司法参军一职，离开济州隐居于淇上。两年后又回到长安，闲居了很长时间。此时的王维还没有体现出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一面，他对入仕具有强烈的向往之情。开元十六年（728年）孟浩然到长安应试，第二年冬他怅然而归，写了一首诗留别王维：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孟浩然说，偌大个京城，没有一个做高官的知音，自己苦苦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看来自己只能回到襄阳老家，在寂寞中度过此生。传说孟浩然的失意，是因为他面试失败。当时他正与王维聊天，唐玄宗突然驾到，他无处躲避，只好藏在床底下。后来玄宗知道了，让他出来吟诵诗歌，他无数的好诗，偏偏选择了一首《岁晚归南山》，说自己“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唐玄宗很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于是就把孟浩然放还南山了。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当时王维自己都还没有找到出路，玄宗皇帝怎么会去看望他呢？看看他写给孟浩然的诗：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他劝孟浩然老老实实回乡隐居，不必再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就在乡间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算了。自己中了状元后又如何，还不是两眼一摸黑，赋闲在长安吗？当然，在这里王维只是发牢骚而已，他从隐居地淇上来到长安，本身就带有某种想法。在长安这些年，他也没有停止活动。大约三十四那年，王维献诗中书令张九龄成功，后来被拜右拾遗，写了一首答谢诗《献始兴公》：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任固其优。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这样的诗歌，很难让人想象出自超然物外、天性淡泊的王维之手。他首先说那些隐居山野的文人逸士都是鄙陋之人，见识太短，所守的乃是“匹夫”之节，大丈夫不为也。然后又称颂张九龄大公无私，为苍生谋福利，值得天下人景仰。最后“跪自陈”，说明自己为张宰相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希望能够进入他的帐下，为朝廷排忧解难。张九龄是宰相中的诗人，诗人中的高手，艺术气质太浓，自然看不起政治手腕，结果在与李林甫的争斗中很快败北，黯然离开首都。据说他的离去，标志着大唐盛世开始从高峰回落。王维的心情也从高峰回落到谷底，此后几年虽然也在朝为官，但日子过得不咸不淡，总在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这样的闲职转来转去。其间，还曾赴河西节度使幕，在边塞生活了一段时间，留下了不少好诗，如《出塞作》、《使至塞上》等，让我们见识了诗人慷慨的一面。
让王维彻底沉默无言的，是他有过做“伪官”的经历。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随即进军长安。《旧唐书》说玄宗“出幸”，《新唐书》说玄宗“西狩”，而事实是玄宗仓皇出逃，狂奔至四川。四川真是个好地方，尤其是战乱之时，皇帝都很喜欢它，后来的唐僖宗、民国的蒋总统都曾“出幸”或“西狩”至此。四川人民其实也非常欢迎这些皇帝的到来，在危机时刻皇上能够选择四川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信任，更何况很多风景区、名胜古迹都是由于皇帝“到此一游”而身价百倍。
玄宗出逃时，朝廷百官顿时分成好几派，有忠心耿耿随皇帝逃往的，有积极主动与新君安禄山合作的，有自谋出路逃避山间乡野的，也有摇摆不定、静观其变的。王维属于哪一类，史料有限，不敢妄言，应该是属于忠心耿耿那一类吧。《旧唐书》说他是“扈从不及，为贼所得”，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逃跑，作了俘虏，也就是说他有逃跑之心，只不过还没有付诸行动。仅仅是这一点，就比周作人不愿“扈从”强了许多。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王维确实不是一个“汉奸”。周作人呆在北平，有人在大门口放了一枪，他就乖乖地为日本人服务去了。王维见势头不对，马上吃药取痢，假称患病，这是一种什么策略？是印度人甘地所宣扬的“不合作运动”，也可以理解为反抗的一种形式。
安禄山没有放过他。《旧唐书》云：“禄山素知其才，遣人迎置洛阳，拘於菩提寺，迫以伪署。”乱世有才名，也会带来烦恼。《新唐书》也说安禄山因为爱惜人才，让王维做了他的给事中。王维自己宣称他是在刀剑的威逼下做了伪官，在替同样做过伪官的韦斌撰写墓志铭时，他描述了自己这段经历：“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他说，安禄山进入两京的时候，大臣们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自己这类小官就像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后来自己吃药称病，准备潜逃，结果引起叛军警惕，被抓了起来，十多天没怎么吃饭，大小便都在关押的房间里，外面的守卫拿着刀枪棍棒，架在他的脖子上，将诗人捆成粽子形状送到安禄上他们办公的地方。
这样看来，安禄山并没有因为王维有才而怜惜他。王维声称他是在饱受折磨与屈辱之后，才迫不得已做了伪官。直接而有力的证据，是王维在此期间所写的一首诗，诗题很长，大意是当时在被拘禁在菩提寺，老朋友裴迪来看望他，说起逆贼安禄山在凝碧池旁大宴宾客，并让唐玄宗的皇家乐团在旁伴奏一事，王维一时泪下，偷偷口占一绝，写下这首诗给裴迪看：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首诗价值千金。至德二年十月，大唐的军队收复东京洛阳，投降的伪官三百多人都被押往西京长安受审。大头目如陈希烈等都被关押在大理寺、京兆狱，王维这类文官或小头目被关押在宣阳里杨国忠旧宅。两个月，惩处“汉奸”的条例公布出来，按罪行大小分为六等：罪大恶极者处死于菜市场；次一等赐其自尽；次一等重杖一百；次三等流放、贬谪。王维的罪行，最低也当流放，最后不但得到唐肃宗的谅解，而且还给了个太子中允之职。为什么呢？据专家推测，理由有三：一、写过前面所说的这首表忠心的诗；二、他的兄弟王缙提出削减自己的官职来营救兄长；三、当时的宰相崔圆伸出了援助之手。据说，王维与当时的大画家郑虔、张通还被关押在杨国忠的老房子里的时候，崔圆从大山沟回到京城，有了豪宅要装修一番，经常把这三人捞出来为自己的房子画壁画。倘若在开元、天宝的盛世，这些画家无论如何都会维护自己的身份，维护艺术的尊严，但现在把给宰相画壁画当作救命的稻草紧紧抓住，拼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书上说是“运思精巧，颇绝其艺”。这样买力，宰相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关键时刻拉了他们一把。
2007-9-22 19:33 maomaowuying大唐皇帝爱惜人才，原谅了王维，但后世的文人却不愿轻易放过他。元代有位名人叫吴师道，看到王维留存的《辋川图》这副画，写下一段文字，说“（王）维文词清雅，风度高胜，超然山林间，疑其非世之人。而居位显荣，污贼不能死，适累是图，惜哉。”意思是王维诗歌写得好，气度高雅，有神仙的风姿。但身居高位，当了俘虏却没有一死了之，使他图画的价值也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王维应该像后世的贞妇洁女，一旦被登徒子看见了自己的胳膊，要么就应该将自己的胳膊斩断，要么就应该一头撞死在墙壁上。王维失身后，没有选择自尽，吴礼部认为，这种没有节气的文人，他的画再好，我们也不应该喜欢。也有人说王维诗歌写得也不好，根本不值得去读，大理学家朱熹说：“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
明代大文豪王世贞把大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比较了一番，认为他们是三分鼎足。不过，对于王维的气节颇有微辞。在《书李白王维杜甫诗后》，他说：“摩诘弱，故不能致死安民，然其意非肯为之用也。生平悟禅理，舍家宅，无妻子，而不之恤，顾不能辞。禁近以殁，岂晩途牢落不能自遣，白香山之所谓‘老将荣补贴’者耶？”对于王维没有以死殉节，王世贞耿耿于怀，而且对“老将荣补贴”的现象颇为不解。王维早年在仕途算不上得意，但自此有了“污点”后，反而官做得越来越大。当了太子中允后不久，他又加集贤殿学士，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转给事中，最后官尚书右丞。这些官职都是他在有污点前所不敢想象的。
晚年的王维，官做得越来越大，心却越来越冷。一首《酬张少府》传达出了他的心声：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这时候确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去关心。妻子三十年前就死了，这么多年他一直独处，好像也习惯了。他在蓝田买到了宋之问别墅，整天与裴迪、崔兴宗等人弹琴赋诗，啸吟终日。拿着朝廷的俸禄，他也很少去处理具体的政务，大家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好比今天“作协”的某些作家，拿着国家的工资，也可以不去处理具体的事物，因为他们还王维一样也忙于创作。惟一不同的是，王维写出的诗歌最后结集出版时，不需要朝廷资助，而我们今天的某些作家，写出来的小说需要政府资助出版与奖励。还是看看王维在辋川写得一些好诗吧：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王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还因为他事佛。《旧唐书》说王维奉佛吃斋，晚年愈盛，每天请数十个僧人和他一起吃饭，以玄谈为荣。房间中没有其它东西，惟有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每天退朝之后，他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临死之前，因为弟弟王缙在风翔，忽然索笔写诀别书给他，又与平生亲故写了很多告别的书信，敦促他们奉佛修心。王维确实很虔诚。他的母崔氏尊大照禅师为师，虔诚奉佛30余年。兄弟王缙崇拜心空三藏，是密教信徒。王维自号“摩诘”，就是根据《维摩诘经》而取的。他所撰写《能法师碑》，全篇皆用佛语缀成。佛家教义钻研得深透，自然会在诗歌中流露出来。大家都称赞王维的画精妙，王维自我解嘲说自己前生是画师：“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虽然是玩笑之语，心底里王维对轮回之说还是有些想法。尤其到了老年，病、死等问题无法逃避，如何解脱呢？《秋夜独坐》说：
独坐悲双鬓，空发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中呜。白发终准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所谓学“无生”，就是领悟不生不灭之实相。王维领悟了多少，我们无法考证，只是他终久没有做到不生不灭，大约六十一岁那年，他就到西天极乐世界去了。不过，他“诗佛”的形象从此矗立起来，和他众多的诗歌一样会永不消逝。临死之前，他所任的官职是尚书右丞，大家后来就称呼他为“王右丞”。由于王昌龄号称“诗家天子”，喜欢王维的读者不服气，说王维是如“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是诗人中的天子而胜似天子。
柳宗元：该拿什么来称呼您
证明学识渊博的途径有多种，大多数情况下你只需要选择其中的一种就足以令人侧目而视，如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或者知道柳宗元有五种以上的称呼，如柳河东、柳柳州、柳八、柳子厚、柳员外、柳仪曹等。
最常见的是把柳宗元称做柳河东，他的作品集就叫《柳河东集》。为什么称柳宗元为柳河东呢？因为他号称河东人。那么倘若进一步追问河东在什么地方，就会让人头疼不已了，它比柳宗元的“称呼”还难以回答，因为柳宗元这个人是固定的，历史上独此一份，而“河东”的内涵却是变动不居的，就像河流一样，你不可以两次进入同一个地方。“河东”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指黄河以东的地区，从战国至秦汉时期它还只饱含山西西南部，唐以后进行扩张，则泛指山西全省。有时候，“河东”又指行政区划，比如郡名，汉代在山西夏县附近，东晋在山西永济附近；或者说县名、道名、唐方镇名、宋代路名等。当代读者觉得与古人交流颇为困难，往往在于古人们说话很含混，把太多的内容纠缠在一起，一不留神就会弄错了这些老人家所说的意思。
“河东”的内容这样复杂，而柳宗元又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所以今天有些专家还在讨论柳宗元究竟是那个旮旯的人，曾经为河东管辖的那些县市也在使尽浑身解数将柳宗元来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过，让“河东人”失望的是，柳宗元虽然号称河东人，却并非出生于河东，终其一生甚至没有踏上过河东这片土地。当然，对于祖先的这片聚居地，柳宗元还是怀有深厚的情谊。当年他的朋友孤独申叔要回河东去侍奉亲人，临别之际，柳宗元写了一篇赠序言，无比感慨地说：河东啊，那就是我的家乡，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可惜先祖搬家了，好几代都没有能够回到那里去住了。听说那里有大河、高山，气势非凡，文士们都要去瞻仰一番。“吾固翘翘褰裳，奋怀旧都，日以滋甚……”
提到河东，柳宗元或热血沸腾，或无限怅惘；提到柳氏，也会让古代的读书人联想到河东。在当代读者印象中，和“河东”联系颇为紧密的是“河东狮吼”，其中的“河东”还真与柳氏有点关系。香港电影《河东狮吼》中男主角陈季常、女主角柳氏，历史上都实有其人，当然故事与事实有所出入。北宋人陈慥字季常，号龙丘居士，本是贵家子弟，饱读诗书，又有一身好武艺，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抛弃了锦衣玉食而隐居到黄州歧亭。“乌台诗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与陈季常是老朋友，两人在穷乡僻壤不期而遇，自然欣喜万分，当时夜生活比较单调，两人就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消磨时光。有一次，闲极无聊的苏轼又来找陈季常聊天，两个大男人东扯西拉，竟然从夜晚聊到天明还谈兴未减。陈季常的妻子柳氏实在听不下去了，好比《大话西游》中悟空无法忍受唐僧的唠叨，大吼一声，排遣心中积累一晚上的闷气。陈季常顿时显示出痴呆的模样，苏轼见势不妙，马上落荒而逃，回家后就写了一首诗嘲笑陈季常：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狮子吼”是佛家之语，据说释迦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说：天上天下，唯吾独尊。意思是佛法无边，威力巨大。陈妻柳氏本是四川人，但因为她姓柳，也仅仅因为她姓柳，柳氏的望族在河东，所以苏东坡称之为“河东狮吼”。后来这个故事就演化为一个典故，用来比喻内悍，过去读书人用的那些辞典与参考资料如《书言故事•妇人类》就这样解释：“河东狮子吼，喻人妻悍”。《红楼梦》中薛呆子薛蟠娶了夏金桂，标题是“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柳宗元说柳氏的祖先是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柳下惠其实不姓柳，本来叫展禽，字季，因为他的食邑为柳下，谥号为惠，所以称柳下惠，他的后裔自称柳氏。秦代以来，柳氏聚居河东郡，与薛氏、裴氏号称河东三望族，也就是元稹所说的“柳、薛、裴共称为河东三著姓”。河东望族，在唐朝的势力自然很强大，强大到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地步。柳宗元自己就说过：“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书省22人。”也就是说他的家族曾经灿烂耀眼，光彩夺目，在唐高宗时期，仅尚书省的要员就有22人之多。他的高伯祖柳奭以上，四代都做过宰相，柳奭也是高宗时的宰相。但正是这个任中书令的柳奭，使河东柳氏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柳奭是王皇后的舅舅，自然坚定不移地站在外甥女的这一边，支持她与武则天争斗。对于绊脚石，武则天这位女皇从来没有手软。王皇后被杖打一百，断去手足，死后还被斩首。柳奭被贬为象州（今属广西）刺史，后被御史追杀，其他河东柳氏被贬官者、被杀害者、逃跑者无计其数。遭此一劫，河东柳氏元气大伤，柳宗元的曾祖只是沧州清池令，祖父也只做过一任湖州德清令，后来就隐居在江苏吴县。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河东柳氏更是今非昔比了。虽然他家在首都还置有房产，但已经称不上富庶了。在给母亲所写的墓志铭中，柳宗元回忆说，四岁的时候，他住在京城，当时父亲在吴地为官，由于家中没有藏书，母亲亲自启蒙（母亲为范阳卢氏，标准的大家闺秀），教他古赋十四首，他都一一背诵下来了。中年贬到柳州后，在给父亲的老朋友许孟容的书信中，柳宗元讲述了早年生活状况，说他在善和里曾经有过一套旧房子，京城城西有数顷田，里面有果树数百株，都是他的先人亲手栽种的。这些似乎就是他的父亲所留下的遗产。不过，等到柳宗元写这封信的时候，父亲留给他的那套老宅，据他自己说已经三易其主了，真可谓“江河日下”。
2007-9-22 19:34 maomaowuying能够称呼柳宗元为柳八的，应该和他关系比较亲近吧，比如刘禹锡。《全唐诗话》记录过他的一段话：“梦得曰：‘柳八驳韩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餐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韩碑兼有帽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伐叛矣。’”刘禹锡说，柳宗元认为自己的《平淮西雅》比韩愈的《平淮西碑》更好。他用柳八、韩十八来称呼两人，顿时让人对刘禹锡肃然起敬，觉得他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好比今天你直呼大领导或大文豪的浑名一样。
当时同道中人似乎有称呼行第的习惯，如王维有诗《送元二使安西》，李白有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白居易有诗《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韦应物有诗《丘夜寄丘二十二员外》等。这就给今天的学生增加了不少难度，曾经见过一道试题问杜二、李十二、韩十八、白二十二、元九、刘二十八、李十六分别是谁？有人说这样的题目太生僻了，其实你尽可以往那些大名人身上猜，如杜甫、李白、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商隐，除了李白与李商隐困难会有所混淆，其他的简直太容易了。当然，你千万不要问杜甫排行第几之类的傻题目。
柳宗元排行第八，不是说他有七个兄弟。他是家中的独子，只有两个姐姐，但他父亲有四个弟弟，给他送来一大堆堂兄弟，如宗直、宗玄、宗一之类，在同族的这些兄弟中，他排行第八。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出来做官的时候，正赶上“安史之乱”大爆发，兵荒马乱的岁月他东奔西走，在基层锻炼了很长时间，做了一任又一任的县长，直到柳宗元的伯祖柳浑担任了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章事，即宰相级别的领导，柳宗元的父亲才被调回中央任命为殿中侍御史。朝中有人好做官，此诚不为虚言也，古人没有欺骗我们。
柳镇到任不久，就发挥了柳家刚正不阿的传统。据孔夫子说，柳家的始祖柳下惠也是一位坚持原则、秉公执法的好干部，因为得罪权贵被多次撤职。后来有人问他既然不受重用与信任，为什么不离开鲁国另觅出路呢？柳下惠长叹一声，回答说，像我这样认真负责的干部，在哪里上班不会得罪人呢？这种严谨的态度让孟夫子也很感动，他感叹道：柳下惠真让人敬佩！他不以官小而谨小慎微，不以官大而胡作非为，站在大领导身边不自惭形秽，站在乡巴佬旁边不趾高气扬，走到哪里，就把阳光的种子撒在哪里。柳宗元的父亲也是一个播种光明的人。他还在晋州（今山西临汾）做录事参军的时候，武将出身的刺史大人工作作风简单粗暴，蛮不讲理，手下的政府职员往往噤若寒蝉。这次，刺史又要将一名无罪的百姓活活打死，柳镇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拦住棍棒，对刺史大人说：要打他，就先打死我。此位刺史暴跳如雷，使劲咆哮，掀翻了办公桌，捶断了办公椅，也没有将柳镇吓退。事情过后，正如大家猜想的那样，柳镇很快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岗位，去担任最低级的文职官员——长安县主簿。
柳镇担任殿中侍御史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但他老人家的脾气没有丝毫的收敛。当时 陕虢观察使卢岳的妻子想独自霸占遗产，地球人都知道身后有宰相窦参撑腰，一件简单的遗产纠纷案，水深得发绿。但柳镇无所畏惧，秉公处理，让卢岳的妻子掩面而去，让权相窦参颜面丢尽。所以仅仅一年之后，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柳镇就被赶出了中央政府机关，发配到三峡的夔州做他的司马去了。此时柳宗元已经十六、七岁了，正是叛逆的年纪，也是崇拜英雄的年纪，他把伟大的父亲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百里之外的蓝田县城，再往前行就是茫茫大山了。父子俩默默无语，依依而别，最后父亲拍着柳宗元的肩膀说：小伙子，坚强些，委屈是暂时的，好男儿不要相信眼泪，你看我的眼睛就没有眼泪（原话是“吾目无涕”），你不要做儿女之状眼泪汪汪。在晶莹的泪光中，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踽踽而行，慢慢消失弯弯的山道之中。父亲高大的形象，从此矗立在柳宗元心中。后来，柳宗元义不容辞、不计艰险地投入到改革的潮流中，选择一条崎岖的人生之路，应该说同他这样的父亲有些关系。
刚强的父亲总会给他的子弟带来一些出乎意料的麻烦。柳宗元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名扬天下，当时他写了一篇《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大受好评。柳宗元死后，他的朋友刘禹锡在为他文集写序言时也说，“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这样一位有“奇名”的学生，一度居然没有资格参加考试。唐代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要么是政府学馆的“生徒”，要么是乡里保荐、州县甄选的“乡贡”，如同我们今天报考研究生的，要么是高校的本科毕业生，要么是工作两年以上的大专生，一般人是不允许他参加考试的。柳宗元十七岁了，几次申请乡里保荐，但没有人敢搭理他，因为窦参还权势滔天，他的父亲柳镇还在夔州做小小司马。看来，封建社会真不是一般的黑暗，这样优秀的学生连考试机会都没有。直到窦参倒台被处死，柳镇复位，柳宗元这位大好青年才顺利取得“乡贡”资格。这一年，柳宗元已经二十岁了，三年的花样年华就这样“蹉跎”了。
贞元九年（793）春天，柳宗元一举中的，随即参加了及第后的狂欢节目，如到曲江池宴游，到大雁塔题名。人逢喜事不仅精神爽，而且还分外幽默风趣。题名大雁塔的时候，还要写上郡望，写到辛南容时，此人刚好不在身边，柳宗元张口答到：东海人。旁边人感到奇怪，问他何以得知？柳宗元说，东海才有开阔的胸襟，才无所不容。过了一会儿，辛南容赶来，说起他的郡望，竟然是渤海人。
一同登第的还有刘禹锡等二十二人，其中有些官家子弟，所有引起了外界的一些猜测，皇帝也表示要亲自关注这件事情。后来调查到柳宗元时，德宗皇帝发话了，说柳镇的儿子肯定没有问题，柳镇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可能徇私情的。有皇帝做出这样的评价，想必柳镇死也会瞑目了。这年五月，柳镇就在幸福中去世了，春风得意的柳宗元马上收拾行装，回家守丧去了。
三年后，柳宗元正式开始了他的人生，第一次做官，出任秘书省的校书郎；第一次结婚，完成了十三岁时就订下的那门娃娃亲，将礼部郎中杨凭的女儿娶进门来。二年后，他又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这种考试不是每年都举行的，而且录取人数少得可怜，只有寥寥三、五名而已，但柳宗元又是一举通过。这几年他的生活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人揪心。
这是一次升职考试。柳宗元随即被任命为集贤书院正字，新官职与校书郎的性质比较接近，都是管理朝廷的图书，这一期间他接触了不少秘笈珍本，为此后走向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年青的柳宗元志存高远，从来不以舞文弄墨的文人自居，也没有想到过文学家，但冥冥中自有定数，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不过，此时的柳宗元还做着政治家的梦想，他积极联络朝廷官员，经常同热血青年来往，甚至组建了一个进步的社交团体，如刘禹锡、韩泰、吕温、崔群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改革的中坚。
同时，热情四溢的柳宗元还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当时的名流陆贽、阳城（此人曾遭到韩愈的冷嘲热讽，说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殊不知此位老兄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九年不飞，一飞沖天）遭到奸佞的迫害，太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四处请愿，闹得沸沸扬扬、鸡飞狗跳。柳宗元不仅口头上表示坚决支持，还付诸行动，亲自给热血的太学生写信，称赞他们是为正义而奋斗，是当之无愧的先锋与表率，“奋志厉义，出乎千百之表”，“服圣人之遗教，居天子之太学，可无愧也”（《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后来他又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对请愿风潮中的核心人物阳城表达滔滔不绝的敬佩之情。历史事实证明，挺身而出来支持学生运动的朝廷官员，大多数正义感强，具有良知，但政治上往往显得幼稚，未必会在史册上留下灿烂的一笔。
2007-9-22 19:34 maomaowuying提到柳宗元，永州人士至今还愤懑不平：柳宗元在柳州只呆了四年，至今人们还称他为“柳柳州”；而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多长时间？是整整十年，柳宗元一生中的五分之一还多，他成熟后的三分之一还多，但从来没有人称他为“柳永州”。永州人自己怎么称呼柳宗元呢？官方的、正式的场合似乎是柳子厚，如北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永州知府柳拱辰在华严岩州学东侧建立“柳子厚祠堂”并作有《柳子厚祠堂记》；非官方的场合，似乎称之为柳先生、柳司马，如南宋谪居永州的翰林学士汪藻作有《永州柳先生祠堂记》，明朝正德八年（1513年），扩修重修柳司马庙，并有《重修柳司马先生庙记》碑刻。
称柳宗元为柳先生，这是肯定柳宗元对永州文化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自此柳宗元来到永州，南方许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真心实意地向他请教文学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称柳宗元为柳司马，则是因为柳宗元此时的官职就是司马，在著名的“八司马事件”中，他被贬谪到永州。
贞元十七年（801），柳宗元由集贤殿正字调为蓝田县尉，这只是“下派锻炼”而已，预示着他将有光辉灿烂的前程。果不其然，两年后他就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也就是见习御史。刚刚三十出头的柳宗元坐在这个位置上，红光满面，志得意满，除了档案工资比正式御史少那么一点，职权一丁点儿都不打折扣。看着同一办公室的、比他大上六岁的韩愈（这是两位大文豪惟一在一块儿坐班的岁月），柳宗元想着自己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超越这帮老家伙。这时的柳宗元是有资本“嚣张”的，朝廷新贵时为东宫太子侍读的王叔文及大臣韦执谊都很欣赏他，前途看涨，不可限量。对不在同一壕沟的韩愈，柳宗元没有太在意，甚至可能不以为然。后来韩愈丢掉了御史的职位，一直以为是这后生撺掇的，心中颇有些不平静。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六日，做了二十多年太子的李诵终于盼来了即位的这一天，改革运动正式拉开序幕。王叔文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王伾为左散骑常侍、翰林学士，柳宗元一日千里，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形成了“二王刘柳”的权利核心，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封建社会的改革者，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往往还会臭名昭著。扳着手指头从商鞅数到张居正，没有一个不是身上污水横流。想想道理很简单，改革不就是把满脑肥肠者手中的大蛋糕拿出来，分一点给那些瘦骨嶙峋老实人吗？但满脑肥肠者又岂是好相与的，伸出胖手指捻死个把人就象捻死个蚂蚁那样简单。
虎口夺食需要有足够的实力。“二王刘柳”本来势单力薄，凭着一腔热血在折腾，惟一的后台老板顺宗皇帝在即位前已经得了中风之症，不能手舞菜刀，亲自上阵。他的龙椅还没有坐稳，在反对派的力挺之下，太子李纯顺利“监国”，六个月后顺宗干脆被人从龙椅上扯了下来，让太子（宪宗）坐了上去。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顿时音消云散，反攻倒算象钱塘潮一样将猝不及防的“二王刘柳”卷了下去，喧哗与骚动之后是死一般的沉寂。事情过了很久后，经受了不少折磨的柳宗元回顾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摇头叹息说，社会太复杂了，仅凭良好的愿望办不好事情，这是血的教训。柳宗元死后，韩愈总结他的一生，说道：“（柳宗元）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言下之意是人年轻的时候就是容易激动，柳宗元就是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不朽的功名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不知道要保持“含蓄”，应该循序渐进，结果吃了大亏，可惜啊！
是年八月五日，宪宗即位，六日，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被杀），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很知趣地及时死掉了，免得劳累别人）。团结在“二王”周围的这帮改革家，除守丧回家的李景俭和出使吐蕃的吕温外，纷纷南窜，八个人先是被一律被贬为偏远地方的刺史，但朝廷那些官僚们认为对于这些离经叛道者处罚太轻，后来又都改贬为偏远地方的司马，如柳宗元是永州司马，刘禹锡是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韦执谊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凌准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等，人称“八司马事件”。
一个正直的青年，正满腔热情从事着旷古少有的改革事业，忽然那么一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就被人从国家权力中心撵了出来，要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山沟去“劳动改造”。从一个人人敬畏的政府高级官员，一夜之间，成为人人喊打的奸佞之徒、霄小之辈，这样的打击搁在外国电影里不说会引发精神失常，至少也会导致心理障碍。我们国人的神经向来超级强悍，什么样的打击都能经受，而且往往还能从打击中崛起。柳宗元死后，他的“笔友”或“文字之交”韩愈，即古文创作上的同志，在墓志铭（刘禹锡盛情邀请他写的）中感叹道：磨难才能成就优秀的作家。柳宗元的好文章都是到了永州以后才写出来的。没有磨难，柳宗元或许是个成功的政治家；有了磨难，柳宗元在文学史耀眼夺目。那么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有价值，还是一个青史留名的文学家有价值？作为文学家的韩愈，看好后者。
带着六十七岁的母亲、不到十岁的女儿，还有他的族弟宗直、舅父的儿子卢遵，三十三岁的柳宗元黯然来到永州。一大家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寄居在龙兴寺。当时的永州，极为荒僻，那情形我们现在都不太好意思提起。柳宗元在写给朝廷要员的信中说，那地方一眼望去都是害虫，野外是蝮虺、大蜂，水边又是射工、沙虱子之类，一不留神还会长疮。在首都长大的贵族后裔，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条件艰苦，他的母亲、女儿纷纷撒手人寰。柳宗元的健康也急剧恶化，“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寄许京兆孟容书》）。据说这些疾病中外有脚气，内有痞病，尤其以痞病最为厉害。痞病的症状是脾脏肿大，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身体虚弱到惨不忍睹的程度。老天爷还真与他过不去，在永州的前五年，四次遭受火灾，每次柳宗元都是打着赤脚逃出来，家里烧得只剩下黑糊糊的墙壁。
更大的问题还是精神恍惚。到永州很长一段时间了，柳宗元还没有缓过气来。一听到人大声说话，他就心跳加速，脸色发白，腿打哆嗦，“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他四处给各级领导人如严砺、严绶、赵宗儒、李吉甫等写信，结果是石沉大海，激不起半点涟漪。柳宗元感到很委屈，曾经悉心关怀他的慈祥老人都不听自己解释，自己这过的算是什么日子？“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索，处则若关桎梏，彳亍而无所趋，拳拘而不能肆”（《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更要命的是，他的妻子——杨凭的那位女儿，腿有残疾不说，还不能生育。前面提到的那位死去女儿，也是非婚生子，可能是小妾所生。成婚三年后，他的妻子就死了，那时他正忙于改革，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如今贬到永州，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时间，他准备好好解决个人问题，却赫然发现这个问题竟然无法解决：他现在是待罪之身，有权势、有地位、有身份的人谁愿意沾惹这样的人？而那些本地土族，身为贵族后裔的柳宗元自己又瞧不上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柳宗元看到日子一天天从手指缝里溜走，而儿子还没有着落，心里真是焦急万分。这一时期写给京城老朋友的书信，大倒苦水时往往谈得就是这个头疼的问题。
这委屈积累起来，越来越多，最后转化为愤怒，愤怒出诗人，他终于拿起了手中的笔，写出了《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罴说》等如匕首、如投枪、如刀刺的寓言。而《宋清传》、《捕蛇者说》、《段太尉逸事状》包括有些隐晦或裸露的《河间传》，则是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他把自己的郁闷寄寓在山水之中，写出了名垂千古的“永州八记”，这八篇文章，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从此一种新的体裁——山水游记崛起了。
元和十年（815）正月，柳宗元接到诏书奔赴长安，离开了生活十年之久的永州。十年来，并不是没有惦记他们，其间也曾有过大赦天下，但都遗忘了这个角落，根本的原因是唐宪宗对这拨人难以释怀，未解心头之恨。元和九年，对革新者有所好感的一帮人如韦贯之、裴度、崔群等占据要职，同时当年提到改革日程的那些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们五司马（其中两人死去，一人提前上调）被召回首都。返回京城的柳宗元不敢相信幸福来得如此突然，已经绝望的他体验到异世为人的感觉，看看这首《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只因为心情好，马路边的花儿也觉得灿烂。可惜这种欣喜没有维持多久，在长安逗留不到一个月，他们又被出放为偏远地方的刺史。官职虽然提升了，但地头更偏远了，实际上还是一种惩罚。柳子在柳州，韩泰在漳州（今福建龙海县西），韩晔在汀州（今福建长汀），陈谏在封州（今广东封川），刘禹锡在播州（今贵州遵义）。当时，刘禹锡上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再也经不起颠簸，柳宗元主动请缨，打算将自己的位置同刘禹锡调换。朝廷大发慈悲，后来将刘禹锡改为连州刺史，没有把柳宗元发配到贵州，不过柳宗元这种毫不利己、为朋友敢于牺牲的精神，让韩愈大为感动。在柳宗元的墓志铭中，韩愈反复强调说，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就是那种关键时刻能把你顶上来、不让你沉下去的那种人。
柳宗元一行又离开京城了。这条路是他们一个月前进京的路，更是十一年前他们贬谪远行的路。满怀期望而来，又要黯然离开。衡阳分别的时候，他写给了刘禹锡一首诗，饱含悲愤与绝望：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柳州虽然偏远，但柳宗元毕竟成了一方父母官，他不再是永州时编外人员，闲得只有去靠爬山来消磨时间。孔夫子说，治理方圆五六十或六七十的地方，都要象治理一个大国家一样尽心尽职，何况柳州下辖五县，有一、两千户人。柳宗元忙碌起来，不能在朝廷中央大展宏图，小试牛刀也是可以的。他在柳州最大的改革成果是释放了许多奴婢，《新唐书•柳宗元传》说：“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赊，子本均，则没为奴婢。宗元设方针，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佣，视值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这段话引起了许多人的误解，他们以为柳宗元走在历史的前列，不满阶级剥削与压迫，对蓄奴的现象“非常痛恨”（孙昌武《柳宗元传论》），或“对奴婢制度怀着强烈的愤恨”（顾易生〈柳宗元〉），所以成为奴婢解放者。这是一种误解，唐代的奴婢或者是家传的，或者是战俘，或者是罪犯，当然还有被拐卖的与抵押债务的。前面的三种，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柳宗元家中都有一些家传的奴婢，他所释放的，是作为债务抵押的那种，是在法律允许之内进行的。当然，这对打击高利贷者、保护穷苦老百姓都有很明显的效果。
在柳州辛勤工作四年，操劳过度的柳宗元就病死了。据说死后极其凄凉，作为市长，连连一口棺木都置办不起，还是上级领导桂管观察使裴行立给孤儿寡妇筹措了丧葬费用。杨氏死后，柳宗元虽然没有再正式娶妻子，但还是有不少生活伴侣，如卜居愚溪前后伴随身边的雷五之姨、生育双胞胎二女及周六兄弟的吕氏等，这些可敬的女子给他留下了血脉，刘禹锡主动承担了抚养柳子儿子的责任，还邀请最有名的“写手”韩愈给柳宗元写墓志铭。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里说，柳宗元死后成神，当地人建祠堂来祭奠他。当时有个酒鬼在那里出言不逊，结果夺去了性命。看来，韩子还是不太理解柳子。柳子治理柳州，主要是凭借他那颗仁爱宽厚之心，当时有人犯了错误，他总是轻声细语反复劝说，不忍心处于刑罚，又怎么为了自己的那点威严置人于死地呢？《青琐高议》记载说，当地的老百姓奔走相告，说他们的太守不是胆怯，而是真心爱护他们，所以不要随便去打官司。民歌传唱说：“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柳子虽然走了，但他灵魂还在，看看柳州柳江旁的柳树，我们就知道了。
2007-9-22 19:36 maomaowuying才女李清照的爱情、婚姻与家庭（上）
才女向来都是文学素材，生活在文学故事之中，是文学家主要是男性作家茶余饭后消遣娱乐的谈资。传说中，才女似乎像花儿一样多，像花儿一样灿烂，但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实力而非漫天的绯闻，能与一流男性作家分庭抗礼的，在过去那个时代却只有李清照。李清照还没有成为历史人物的时候，大家不太看好她，宋朝人也不因她而自豪，只是不以为然地说在本朝妇人中，李清照文采最好，所谓“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萍洲可谈》），而所有的“女妇”，在时人的眼中顶多是个业余作家。过了几百年，人们才承认李清照自成一家，与什么秦七、黄九、梦窗、草窗相比也毫不逊色，“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李调元《雨村词话》）。
成为才女，是件不容易的事。李清照一花独放后，也觉得百花齐放才是春，晚年时见到一位十岁左右的小丫头，禀赋异常，聪颖过人，有意倾囊相授，将其培养成接班人。谁知小丫头毫不领情，一口回绝，说“才藻非女子事”，这话呛得李清照差点喘不过气来。后来，林黛玉动了做才女的心思，被薛宝钗谆谆教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便有些畏缩了，不太敢以才女自居了。看来，做才女往往并非女孩子的主动选择，背后或许有些难以言说的隐衷，所以恭维他人是才女，一定要慎之又慎。钱钟书在《围城》里就说过，夸一个女人有才华，等于夸一朵花有白菜的斤两。现在大家众口一词，大夸李清照是才女，在李清照自己看来，也许就是夸她有“白菜的斤两”。更让她郁闷的是，或许她只是想将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没想到引出了一大帮看客的品头论足、指手画脚。她的欢乐，她的微笑，她的痛苦，她的眼泪，都成为旁人鉴赏的对象，还有人据此怀疑她的品行，说她所写的那些闺情词都是闾巷荒淫之语，自古以来缙绅之家的那些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没有像她这样肆无忌惮的，这又让李清照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大约出生于济南章丘，童年时代随父亲李格非居住在都城汴京。李格非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学者，学问做得好，诗词文赋也样样精通，颇受文坛盟主苏轼的赏识，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号称“苏门后四学士”。拥有这样一个父亲，已经足够令人自豪了，而她母亲来头也不小，是仁宗朝状元王拱臣的孙女，连宋史都称赞她的文章写得好。这样的父母，确实无可挑剔，当代有名的宋词研究专家缪钺先生不无羡慕地说，李清照正是承接了父母双方良好的遗传因子，所以“灵襟秀气，超越恒流。”（《诗词散论》）。
少年的李清照，生活快乐得更让人嫉妒，尤其是看到今天的小学生、中学生，背着沉重的大书包，穿梭着各个补习班之间。相比之下，李清照就是一只没有被关进笼子的小鸟，欢快、活波得令人眼红。看看她写那首《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青衣透。 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罗衣轻飏，象燕子一样地在空中飞来飞去。见到客人到来，来不及穿上鞋子，也顾不上头发松散、金钗坠地，一溜烟地往房间里跑。跑到门口，又不甘心，非要看看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小孩调皮，往往是父母放纵的结果。北宋的家庭教育，其实是很严格的。保守党领袖司马光，就严格规定家中的童仆不得进入后院，妇女婢妾无故不得出中门，确实有事要联络，就拉扯一下铃铛，让小朋友跑跑腿，传传话。
李清照生活这样自由，似乎与她有位拘谨的后妈有关。据说，李清照的亲生母亲，是汉国公王准的孙女，李清照出生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难产或者产后虚弱死掉了。状元王拱臣的这位孙女，当了后妈，很是担心给人留下歹毒的印象，所以步步留心，不多一句话，不多走一步路，唯恐他人嗤笑了去，这样就给少年的李清照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
文学青年过分自由，就会沾染一些不良习气，比如酗酒，李清照也不例外。这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如梦令》，就是写她酒后微醺的感觉：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在野外的亭子里喝酒，喝得时间太长，喝得太多，头晕晕乎乎的，连回家的路都弄不清楚了，驾着小船儿，一头撞进荷花深处，把已经开始晚休的鸟儿吓得扑腾扑腾四处乱飞。游乐的时候，她要浮一大白来表示心情愉快，景致如此迷人，如何能无酒？伤春的时候，她要借酒来消除郁悒的心情，“正是伤春时节，酒阑歌罢玉樽空，青缸暗明灭”。雨疏风急，花儿零落，怎能无酒？“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秋天到了，树叶落了，心情坏了，也得喝酒，“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冬天大雪纷飞，天地一片晶莹剔透，梅花开了，心情好了，也当喝酒，“每年雪里，常插梅花醉”。看看这首《渔家傲》：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 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
在大雪覆盖的严寒冬季，透过雪中一枝寒梅，词人已经感觉到春天的即将来临。为了好好端详这一片雪白背景中独自傲放的寒梅，词人准备了美酒，放怀畅饮。冬日的景色，因这一枝寒梅而平添数分旖旎风光，变得妩媚多姿。
亲人远离，相思寂寞，百无聊赖，也唯有饮酒，“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寄过雁”，“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流落在外，相思难奈，也要喝酒，“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沈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
在这位才女的作品中，我们最眼熟的词语就是小酌、金尊、绿蚁、沉醉、残酒、病酒、淡酒、把酒、酒盏、酒意、酒阑、酒醒、酒朋、杯深、杯盘、醉后等等。据说，在她现存的四十多首作品中，百分之五十与饮酒行为有关，这一比例可以直追酒仙了。她婚前喝，婚后喝，孤家寡人的时候还喝，喝得多了，酒量也见长了，有没有酒精依赖症我们不清楚，反正“三杯两盏淡酒”，对她已经没有任何效果了。
喜欢喝酒的人，大多喜欢赌博，李清照也是此中高手，她的痴迷，她的豪情，她的技术，同样可以让许多男子汗颜。在《打马图经序》中，李清照这位才女叙述了自己对赌博事业的热爱与虔诚：“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自南渡来流离迁徙，尽散博具，故罕为之，然实未尝忘于胸中也。”她宣称自己天性嗜好赌博，能够为之废寝忘食，而且每赌必胜，大小通杀。自己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那是因为我水平高，十分精通这一游戏。聪明的人，做什么都做得比他人出色，赌博也不例外，这就是李清照所说的“慧即通，通即无所不达，专即精，精即无所不妙”。
李清照还严正指出，不能将高级赌徒等闲视之，在本质上它与尧舜等圣人、师旷等大音乐家、庖丁等解剖家、郢人等武术家是一致的，都是专心致志努力的结果。后世庸人，学圣人学不来，连赌术也学得不够精深，真让她鄙夷：“庖丁之解牛，郢人之运斤，师旷之听，离娄之视，大至于尧舜之仁、桀纣之恶，小至于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后世之人，不惟学圣人之道不到圣处，虽嬉戏之事，亦得其依稀彷佛而遂止者多矣。”
而她所写的《打马图经》，就是赌博运动的全面总结。在这篇文章里，她一一罗列说，长行、叶子、博塞、弹棋等游戏，已经失传了。打揭、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都是下层人的运动，也不常见。藏酒、摴蒲、双蹙融，现在不流行了。选仙、加减、插关火，是粗笨的游戏，全靠运气，不讲求的智慧，没有技术含量。大小象戏、奕棋，又只能两人玩。采选、打马，是闺房中雅致的游戏……她说出的这些名目，真让人眼花缭乱。看来，李清照的博采知识，那不是一般的渊博，比起武则天只喜欢“双陆”、杨贵妃偏爱“彩战”（掷骰子）、慈禧太后酷嗜麻将，李清照确实够得上职业运动员的标准了，难怪后人称她为“博家之祖”（《古今女史》），即博采的老祖宗。
不过，李清照的喝酒、赌博，只是一个艺术家的爱好，至少在年轻的时候，在刚刚成婚的时候，她还是很克制的。那时，她的最爱还是书籍，还是碑铭等文物，还有那些名画。那时的她，经常手不释卷，不论几案及枕上都是书，她终日沈醉其中，觉得其乐无穷，“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节衣缩食，她都要买上自己喜欢的书，“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节余的钱都是用来买书。日积月累，等到靖康之乱爆发，她仓惶南逃，随身带的书装了满满十五车，而那些来不及带走的，还装满了十多间房屋。后来，李清照迷上饮酒与博采，是否与她的婚姻家庭有关呢？很多人都认为她与赵明诚是天赐良缘，两人志趣相投，留下的是爱情经典。那么他们的婚姻，真的有传说中那样美满与幸福吗？
2007-9-22 19:36 maomaowuying才女李清照的爱情、婚姻与家庭（中）
大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18岁的李清照与21岁的赵明诚结为伉俪。对于这段婚姻，历来的描述是夫妻诗词唱和，共同收集金石古玩，校勘题签，以读书为娱乐，堪称神仙眷侣。这一时期，李清照的词作大也多是深情款款。《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春天的时候，从卖花担上买得一枝含苞欲放的梅花，鲜艳的花瓣上还带着薄薄的晨露。花儿是美丽的，但新婚的妻子非要丈夫说出她与花儿谁更美丽。一个沉醉在爱情的幸福与欢乐之中的新妇，在丈夫面前是多么妩媚娇憨、聪颖多情。这种撒娇的动作，正表现出小夫妻间的亲昵和温情。充满了自得、自信的语气里，透露的是李清照婚后的愉悦欢欣。再看一首写闺中柔情蜜意的《丑奴儿》：
晚来一阵风兼雨，冼尽炎光。理罢笙簧，却对菱花淡淡妆。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橱枕簟凉。
笑声可以想见新婚的喜悦，后人指责李清照词写得大胆暴露，可能就是这类作品吧。新婚燕尔，小夫妻伉俪情深，也要忍受离别的相思。当时赵明诚还是太学生，平日寄居在校舍，只有初一、十五等日子方可请假回家，纯情的李清照不免要独自咀嚼离别的苦涩滋味。
更加长久的夫妻分离出现在徽宗政和年间。赵明诚大约在政和七年（1107年）前后再度出仕，直到宣和三年（1121年）才接李清照前去团聚，其间夫妻大约有十四年的分离时间。李清照在青州度过了近十年的时光，写下了许多抒写离情别思的篇章。《一剪梅》说：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色彩鲜艳、气味芳香的红色荷花已经凋零殆尽，坐在精美的竹席上可以感觉到秋的凉意。秋的萧瑟枯萎，叫离人更难以抵御相思愁绪的侵袭，这秋凉，甚至一直穿透离人的心扉。在这样的季节里，丈夫只身赴任，将自己留在家中，离别的愁苦意绪就时时涌上心头。丈夫外出做官，分离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别离已成事实，令人深感无奈，就象春花不由自主地飘零、随着流水消逝而去一样。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词人“长恨此身非我有”，感觉到一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悲苦。况且舜华转眼即逝，人生又有多少如春花一般的美好时光呢？
相思虽苦，慢慢咀嚼，总还有甜蜜的滋味涌上心头。即使瘦比黄花，总还是有牵挂的对象，为伊憔悴，心甘情愿。当痴痴的爱恋转化为逸事趣闻时，刻骨的滋味也会随之烟消云散。她的《醉花阴》引出一段佳话，让人们忘却其中愁苦，看到的是两人琴瑟相和的甜蜜：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据说赵明诚看到这首词后，深受刺激，想想堂堂须眉，写诗作词怎能为小女子压倒。于是关门谢客，废寝忘食三天三夜，一口气填了五十首词，把李清照的这首夹在中间，一起送给朋友陆德夫品评。陆德夫玩味再三，说道：其中有三句很好。赵明诚欣然追问，陆德夫告诉他乃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今天，很多人都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同行是怨家，找对象千万莫要找同行，因为他（她）不会对你所从事的职业表示足够的尊重。当李清照把自己痴痴的思念写进词中，而丈夫却把它把当作艺术作品来鉴赏品评，不知道此时李清照应该高兴还是伤心。不过，旁观者一致认为这正好说明他们二人品味格调相当，能相互欣赏，乃佳偶天成，“才女”没有明珠暗投。李清照晚年回忆这段生活，也认为当时自己应该是很幸福的，说要“甘老是乡”，意思说如果能在这种环境下一直生活下去该是多么幸福呀。
真有那么幸福与美满吗？有个美国人叫宇文所安，本名是Stephen Owen，翻译过来是斯蒂芬•欧文，是大名鼎鼎的汉学专家，写了一系列关于唐诗的专著，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尤其是古典文学的研究者看了大汗淋漓。他还有一本小册子，叫《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对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进行详细的探讨，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李清照根本无幸福可言，所谓的幸福是一种假象，李清照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我们。
理由一：在最初的日子里，李清照夫妇收集与欣赏古旧书画碑文欢乐是单纯的，但随着藏品的丰富、收入的丰厚，她的丈夫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投入，最后陷入到荣利的漩涡中失去了自身。李清照则觉得乐趣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成为一种负担，所以她含蓄地说，喜欢文物的收藏家与喜欢钱财的守财奴，没有什么不同，“其惑一也”。
在最初的日子里，藏品是夫妻共有的，欢乐是属于大家的，书籍是联系感情的纽带。如我们最熟悉的那段描写夫妻和谐生活的文字：“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这是何等的浪漫与温馨。但是，到后来李清照看书，却要先向丈夫请示，登记造册，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如果书籍弄脏了，还要受到惩罚。李清照不耐烦了，拿出买衣服与化妆品的钱购买了自己喜欢的书籍，放在床头自己看。书籍之类的藏品夫妻俩一分为二，愉悦与快乐也随之一剖两半。
理由二：最后一次分别，形势岌岌可危，李清照请示如何逃生。赵明诚指示要她和大伙一起逃，不得已先抛弃辎重，然后是衣被，然后是书册卷轴，然后是古器，但一定要与宗器共存亡。宗器在，人在；宗器亡，人亡。这禁不住让人想到了葛朗台对他太太的态度。宗器是什么呢？可能是赵家氏族的祭器，也可以是赵明诚藏品中最精美的青铜器。倘若是后者，李清照更要伤心了，在丈夫的眼中，她的地位终究还不如一件藏品重要。丈夫病危，她夜行三百里前去侍奉，但赵明诚临死之前没有对她今后的生活有任何安排，或者说根本没有想到给妻子今后的生活提供一个保障，只是写下了一首绝笔诗。
仔细想来，这段美满婚姻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危机。吏部侍郎的儿子娶礼部员外郎的女儿，算是门当户对，问题是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与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不属于同一个战壕。赵挺之属于蔡京一派，当年李格非最尊敬的苏轼就说赵挺之是聚敛小人，学行无取。无数事实说明，政治斗争必然会波及家庭生活。李格非在斗争中失势，即将发配到蛮荒之地。李清照向公公求救，说“何况人间父子情”，不料遭到拒绝，于是有才气的李清照写出了“灸手可热心可寒”来讽刺公公。这样的媳妇，想必公公也不会太喜欢。
太有才气的妻子，丈夫也未必会喜欢。传言赵挺之成亲前做了个梦，梦见一篇作文，醒了就记住“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这么一句。赵挺之一听，说言和司合起来是“词”，安上面脱掉是“女”，“芝芙”把草去了是“之夫”，也就是说你是一女词人的丈夫。“词女之夫”，可能是荣耀，也可能是压力。有史书记载，每当大雪纷飞的时候，女词人就会诗兴大发，在雪中漫步，寻诗觅句。作为“词女”的丈夫，赵明诚不能拂了雅兴，降了格调，自当陪同前往。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赵明诚的那点才气也散发尽了，后来就只是看客，这难免让以读书人自居的他，在大冬天脸臊得通红。渐渐地，赏雪成了赵明诚的伤心事，一到冬天，他就惶恐与紧张。
李清照对自己的这位丈夫，似乎也有些怨气，即使她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们从她的语气中也可得知一二。十多年的两地分居，相思的甜蜜变成苦涩与煎熬。长久的期待总是落空，贤淑的妻子也会产生怨苦之情、埋怨之意。《行香子》说：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初秋季节，七夕之夜，枯草之间有了蟋蟀的鸣叫声，梧桐树叶片片飘落。无论是天上还是人间，都在为离别而愁苦，这浓浓的愁意笼罩了天地万物。牛郎织女也为银河所阻隔，即使能够乘坐木筏，在银河上自由来去，恐怕也难以相逢。张华《博物志》说，银河与大海相通，有人乘木筏到了一处城郭俨然的地方，遇见织妇以及牵牛人。回家后才知道自己曾经到过天上，见了牛郎织女星。李清照则说，相思久远，要见心爱的人一面，太不容易了。相见之难，难以桥鹊相会。
为什么会面这样难呢？除了工作的原因，恐怕还有一些难以对他人言说的理由吧。正如词人在《凤凰台上忆吹箫》所说：“香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欲说还休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什么呢？又有什么能让聪慧的词人欲言又止呢？她说不是悲秋，那就是悲情了；她说“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既然是新愁，就可能是情变。据说，赵明诚纳妾了。这样的事，心高气傲的李清照不能说，不愿说，只能用些典故含蓄地来，说什么“春到长门春草”，“长门”，就是汉武帝“金屋藏娇”的那位陈皇后被打入“冷宫”后呆的地方。在《金石录后序》，她还说：“（明诚）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所谓“分香卖履”，就是曹操临死前，留下遗嘱，如何将自己的财产分给妻妾。
还有让李清照气短的。南渡之后，赵明诚担任建康知府的重任。一天深夜，城里突然发生叛乱，地方最高长官的赵明诚惊惶失措，不敢应对，偷偷用绳子缒城而逃。事后，赵明诚被撤职。这样的事情，让豪气冲天、自立自强的李清照羞愧难当。逃窜中的夫妇，心生隔阂。行至乌江，李清照得知这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不禁感慨万分，徐徐吟出一首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身后的丈夫听着这金石之声，脸色顿时铁青。
2007-9-22 19:37 maomaowuying才女李清照的爱情、婚姻与家庭（下）
宣和三年（1121）秋，赵明诚把李清照接到莱州，结束了他们两地分居的生活。后来她又随赵明诚出守淄州。好景不长，宣和七年（1125）冬，金兵灭辽后，立即分兵两路南下，开始发动大规模的侵宋战争。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任湖州知州，此时高宗已从杭州来到建康，下诏明诚“过阙上殿”，领旨奏事。由于时间紧迫，不允许他们带着那么多的金石书画同时返回建康， 只好临时决定“驻家池阳”，由明诚一人先到建康赴诏，然后再回来接李清照。 六月十三日，正是盛夏时节，赵明诚离开池阳。七月末，李清照得到明诚卧病不起的消息，当天她就乘船东下，日夜兼程，火速赶到建康，与丈夫见了最后一面。从此，李清照开始承受国破、家亡、夫死的剧痛，她的词风顿时变得凄苦。《浪淘沙》：
帘外五更风，吹梦无踪。画楼重上与谁同?记得玉钗斜拨火，宝篆成空。 回首紫金峰，雨润烟浓，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罗襟前日泪，弹与征鸿。
凄冷的“五更风”透过窗帘直向屋内袭来，惊醒了梦中的词人。在梦中，茕孑一身的词人也许回到了那令人留恋的过去，也许还在追怀以前与亲人一起登楼远眺的日子。越是孤独与痛苦，人们越会忆起过去的细事。金兵南下前，李清照与丈夫一起论诗品茗研讨金石书画。我们仿佛看到女词人正手拈玉钗轻轻地拨弄着篆香上的灰烬，神情是那样闲适，动作是那样娴静，闺帷当中的温馨意趣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当年篆香烟雾弥漫着小屋，生活清静温暖安定欢乐，可今天那一切的一切都像燃尽的“宝篆”一样烟消香散，都像被风吹走的美梦一样无影无踪。纵目回望，凄迷的烟雨隔断了视线，已难以望见丈夫的栖身之冢，更难以望见那被践踏的北国河山。
打击接踵而至。赵明诚病重的时候，有朋友带着一个玉壶来看望他，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传出赵明诚夫妇向金国献玉壶要当汉奸的流言。大是大非面前，不可有丝毫的含糊，于是李清照就想把手头的文物捐给朝廷表明心迹。但皇上正忙着逃命，惶惶不可终日，居无定所。她带着沉重的文物书籍，追随着皇上逃亡的路线，由南京到越州，经明州、奉化、宁海、台州，然后漂泊到海上，又过海到温州，最后回到杭州。一路奔波，辛苦可想而至。更痛苦的是，他们夫妇俩早年收集的金石书画，成为各路英雄觑觎的目标。据说一位得宠的御医想以三百两金子强买藏品，而皇帝又下诣索要《哲宗实录》。连小小的房东，也开始巧取豪夺，连偷带强。
在觊觎赵明诚留下的这批金石珍藏的“豪杰”中，张汝舟是最有心机的，手段也最为隐蔽，他直接向寡居的李清照求婚。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进士出身，做着与前夫赵明诚同样级别的州官，对年近五旬的李清照而言，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吗？她没有犹豫，结果很快后悔了。先后悔的是张汝舟，或许是他发现自己无法支配赵明诚的巨额遗产，或许是发现这笔遗产已经丧失殆尽，总而言之，他恼怒成羞了，他露出了流氓的嘴脸，对李清照拳脚相加，大打出手。李清照更后悔，这样的羞辱是她始料未及，也是刚烈的她难以承受的。她决定拼个鱼死网破，分手居然困难，就去官府告发他。告发张汝舟什么呢？当然不是虐待妇女儿童。有人说是告发张汝舟贪污，有人说是告发张汝舟考试舞弊。总之，结局是张汝舟被流放到柳州，李清照获得了自由。不过按照当时的文件，妻子告发丈夫应该在监狱里关押两年，由于朋友的帮助，李清照虽然入狱，但只关了九天就被释放了。
对于李清照改嫁一事，明代以前大家都是认可的。清代以来，很多人说这是诬蔑。他们找了许多理由，如当时李清照年纪很大了，不必改嫁；清照与明诚肝胆相照，感情坚如磐石，不会改嫁；官宦出身的妇女，不能改嫁；清照晚年曾自称“嫠妇”，意即寡妇等等。其实，宋代妇女改嫁颇为寻常。范仲淹的母亲，就是一例。陆游的前妻，也是一例。
无论是否改嫁，晚年的李清照都让我们潸然泪下。一个宠儿，一位才女，年老却孤苦无依，国破家亡夫死的痛苦，一样都没有少，到后来，除了寂寞，什么都没有，只能在凄苦中咀嚼余生。看看这首《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霄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是一个春意渐浓、天气晴和的元霄节，太阳刚刚落山，灿烂的晚霞映照全城，大街小巷，鳌山矗立，彩灯高悬，鼓乐喧天，但见火树银花游人如云。词人独自坐在家里，默默思念亲人，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凄迷哀怨的笛声，使她更加感到悲凉。忽然门外响起了清脆的銮铃声，从闹市驶来一辆辆“宝马”驾着的“香车”，原来是词人昔年在一起饮酒赋诗的女友兴致勃勃地前来邀她同去观灯。对昔日闺中友好的盛情，词人铭感在心，如今境况不同，苦乐有别，已非同路之人，于是她婉言相谢，独倚寒窗，等待夜尽天明。孤灯之下，她回首往事，想起当年在汴京的情景：那时天下太平家道隆盛，恰值风华少年青春如花似锦，每逢三五佳节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呼朋结侣到都城之内看灯，尽情欢度元霄之夜。如今时过境迁历尽劫波江海余生，两鬓如霜形容憔悴，哪里还有兴致深更半夜出去游逛，倒不如藏在帘儿底下去“听人笑语”。欢乐都是人家的，自己唯有躲在一旁，偷偷地听听他人的笑声。
2007-9-22 19:37 maomaowuying韩愈的经济问题（上）
对于韩愈，景仰的人很多。在唐代文人中，韩愈确实算得上综合素质高、发展全面的典范。他文章写得好，有“杜诗韩笔”一说，诗歌也自成一派，人称韩文公，同时他头脑清醒，有政治眼光，大力排佛，反对军阀割据，官也做得大，人称韩吏部（韩愈是实实在在的吏部侍郎，杜甫人称杜工部，但只是检校工部员外郎，还是虚的），所以苏轼说他内外兼修、文武俱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不过，也有许多人不喜欢韩愈，南宋以来的理学家批评韩愈根本不懂“道”而乱说“道”，周作人、张中行则说韩愈写文章喜欢装腔作势，道学气太浓，毛泽东主席说韩愈文章的思想太肤浅。李择厚更是全面否定了韩愈，说他贪名位，好资财，耽声色，佞权贵。其中，谈的最多的，还是他的“谀墓”问题，即韩愈为了润笔费，对死人大唱颂歌，有辱斯文。后来清代大思想家顾炎武惋惜地说，韩文公如果不写这些阿谀奉承的墓志铭，那他真是文化界的泰山北斗了。一代大文豪，尽做些发死人财的糗事，这难免让人心中憋气。所以，当年刘叉从韩愈那里偷走一大笔钱时，刘叉说得理直气壮（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如给我老刘祝寿），大家也觉得理所当然。让大人物吃瘪，是多少人的梦想！但堂堂的吏部侍郎，为什么要“卖文”呢？要了解韩愈究竟是不是一个“财迷”，就必须对他的生活状况与经济收入做点调查。
杜甫死后43年，元稹受他的孙子杜嗣业所托，写了一篇墓系铭，首次将李白、杜甫相提并论，并说李白在乐府、排律等方面远远不如杜甫，一时引起了广泛争鸣。两年后，韩愈挺身而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韩愈为什么要为李白鸣不平呢，出了公议之心外，私下揣测，可能还与他对李白的好感有关。天宝十四载（755），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任武昌（今湖北鄂州）县令，离职的时候，当地人刻石颂德，请李白写《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李白在碑中大唱赞歌，说韩愈的父亲大人“滂注王泽，犹鸿得春。和风潜畅，惠化如神”。这份恩情，想必韩愈会铭记在心。李白写这篇碑铭，润笔费拿了不少。至于这种既得人钱财还让人感恩戴德的赚钱手段，对韩愈是否有触动，另当别论。
据说韩愈后来经常梦见李白，其实韩愈对李白不会有具体印象，李白死后六年，韩愈才出生。同样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韩愈他自己的父母，出生两个月后，韩愈的母亲就离他而去，三年后，他的父亲又死在秘书郎任上。韩仲卿官做得不够大，韩家又不是什么望族，所以留下的家产不会太多。韩愈经常自称昌黎人，李翱的《韩吏部行状》、刘昫的《旧唐书》这样说，后人也叫他韩昌黎，其实他并非昌黎韩族，韩愈这样说可能是为了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李白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已经明确的说出韩愈的父亲是南阳人，韩愈死后也葬在河阳韩氏祖茔，后来欧阳修等人在编纂《新唐书》时就说韩愈是南阳邓州人了。
父母死得这样早，韩愈并没有成为孤儿。他的长兄韩会承担了抚养他的重任。韩会比韩愈大将近三十岁，也算当时的名士才子，受权相元载的青睐，担任起居舍人。不久元载倒台，韩会受到牵连，贬到广东韶州，年少的韩愈也随之颠簸流离。更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德宗建中元年（780），韩会在韶州郁郁而终，韩愈时年十三岁，与嫂子郑氏一起将灵柩运回河阳故里，开始了“零丁孤苦”的生活。这段日子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在接踵而至的打击中成长起来的韩愈，后来很少提及，不过从他对嫂子郑氏终身感激及与侄儿韩老成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谊，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当日生存的艰辛。
贞元二年秋天，韩愈十九岁了，承担振兴家族重任的他，毅然决定赴试求仕。经过县、州两级考试合格后，这年十月他赶到了长安，在户部报名参加第二年二月份举行的礼部进士科考试。当时的韩愈既没有名气，又没有名人推荐，不知道“功夫在考试之外”，所以很正常的名落孙山了。贞元四年，韩愈再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再次碰壁。这时的韩愈终于有所醒悟，意识到关系网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四处寻求援助，把自己所写的文章散发出去，但没有什么成效，这些权贵对他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贞元七年的进士科考试他又一次落第。也就在这一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他得到了古文家梁肃的赏识。梁肃当时担任着右补阙，与陆贽等关系密切。次年，陆贽担任主考官，邀请梁肃为助手，考试题目《明水赋》和《御沟新柳诗》，韩愈理所当然高中了。陆贽这次考试相对公允，录取了一大批名士，有“龙虎榜”之称。这段经历，显然对韩愈刺激很大。韩愈晚年的时候，他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一个应试的举子要注意建立良好的关系网。他谆谆教诲道：“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犹阶而升堂，又况其细者邪！”意思就是说，到京城中应试的考试有几千人，什么样的人才都有，要能够取得成功，关键是具有良好的交往与沟通能力。对你有用的人（韩愈说的是善人），即使不喜欢你，你也要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你无用的人，即使很喜欢你，也没有必要有过多的来往。这样，高官厚禄就俯拾可得了。话说得相当俗气，却是韩愈自己的亲身体验。
礼部的进士科及第后，必须参加吏部考试，始能获得官职。韩愈当即参加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不料复审时，被中书省黜落。就这样，韩愈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循环，第二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再次落第，第三年还是同样的故事。韩愈着急了，眼看就可以踏上仕途，但最后一关始终无法通过，心焦之下，他决定直接与高层沟通。贞元十一年正月廿七日，他给宰相赵憬、贾耽、卢迈等写信自荐。没有任何音讯，廿九日再写了一封信，还是石沉大海。他无法等待下去，径直跑到光范门去拜见宰相，结果守门员不让他进去。韩愈愤怒了，又回去写了一封信。前两封信，多俯首帖耳之状，所以有人批评他切于仕进，“略不知耻”为饥寒所迫，写出这样低声下气的文字，实在汗颜。第三封信就露出他兀傲峥嵘的本相来了。
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十年时间韩愈就是在考试中度过，四举于礼部，三选于吏部。这段时间他的生活来源是怎样的呢？韩愈参加考试的最初原因，就是家境凄凉。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回顾了自己这段时期思想的变化：年轻的时候，读圣贤之书，以为做官出仕都是为他人服务，为了救国救民。快到二十岁的时候，家里穷得不象样子，衣食都无法保证，才知道出仕做官也是为自己。到了首都，发现大家对举子很看重，更坚定了自己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决心，于是到处向他人讨教考试的技巧。但考试是需要大笔资金的，没有钱，韩愈是如何支撑下来的呢？即使“终朝苦寒饥”，也需要基本的生活费用。家里没法供给，又没有得力的亲戚朋友，最大的可能就是向权贵寻求援助了。韩愈第一次进士考试失败后，按照惯例，他应该回到所在州县，重头再来。但此时的韩愈实在太穷了，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简直无法活下去，迫不得已，在大街上拦住北平王马燧向他求救。马燧同情他的遭遇，将他带回府第，供给他衣食。这十年的生活，可能就是在打秋风的过程中熬过来的，他后来回忆说，“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於人，以度时月”。有了这样的经历，后来对润笔费产生特殊的感情，也在情理之中。
2007-9-22 19:38 maomaowuying韩愈的经济问题（中）
唐代文人入仕，还有另外途径，那就是成为方镇的幕僚，文人入幕的现象在中唐十分普遍，因为它能给士子带来美好的前程。有过入幕经历的权德舆、杜元颖、裴度、柳公绰、李绅、杜佑、令狐楚等人，后来都官至宰相，据说唐代后期，三分之二的宰相都是从幕僚奋斗出来的。即使做不了宰相，按照白居易总结出来的经验，入幕的那些名士十之八九也会成为公卿士大夫。欧阳修曾羡慕地说道：“唐诸方镇以辟士相高，故当时布衣韦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场屋者，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集古录跋尾》卷八《唐武侯碑阴记》）韩愈之前，许多著名文人都尝试过这条终南捷径，高适依附哥舒翰，岑参依附高仙芝，杜甫依附严武，都是这样。
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年）秋，二十九岁的韩愈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当时的东都留守董晋，被任命为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使等官职，韩愈与董晋的次子董溪关系很好，这样就被董晋辟为观察推官，以正九品上校书郎试用上报朝廷。幕僚的收入较高，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不愿作当县尉、参军，纷纷进入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就是因为幕府的待遇高。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韩愈，终于迎来了曙光，过上幸福了生活，韩愈自己说过，他在汴州、徐州当幕僚的时候，每月的收入，比以往多了将近一百倍。他将侄儿韩老成接到汴州，来分享自己的快乐，还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后来的嫡系如李翱、孟郊、张籍等人这时纷纷前来投靠他，他们一起谈文论艺，钓鱼赏花，饮宴出游，好不惬意。尤其是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钓鱼爱好，几乎陪伴了韩愈一生，后来在京城钓，在洛阳钓，阳山钓。在他的诗歌中，使用鱼意象或直接写钓鱼的诗有20首，如“投竿跨马蹋归路”、“持竿钓温水”、“鞭马出都门”、“投竿而渔，陶然以乐”等。张籍对这段生活也非常怀念，后来他在诗歌中回忆道：“忆昔西潭时，并持钓鱼竿。共忻得鲂鲤，烹鲙于我前。几朝还复来，叹息时独言。”（《寄韩愈》）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四年后，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韩愈以幕僚身份，护送董晋灵柩至洛阳。韩愈等人刚刚离开汴州，那里就发生了叛乱，韩愈留在汴州城的妻儿老小，跑到了徐州，所以韩愈一到洛阳就匆匆奔徐州而去。当时徐州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与韩愈是老熟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又辟他为节度推官，奏请以太常寺正八品上协律郎试用。这是，他的儿子韩昶也出生了，韩愈也没有推辞，接受了张建封的好意。不久，他代表张建封出差到京师，受到朝廷官员的盛情款待。他的一些朋友同年，已经在京城扎下了根，想帮助他活动活动，留在京城。如一同考取进士的欧阳詹，此时正担任国子监四门馆助教，曾计划率领其学生奏请以韩愈为国子监博士，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下文。
到京城跑了一圈，见识了老同学的幸福生活，韩愈的心情也开始不平静起来，他觉得每天上班点卯的生活实在太乏味了。一般情况下，节度使的幕僚们应该是“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中午还没有午休，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八小时。韩愈认为自己支配的时间太短了，于是给张建封写了封信，希望改变作息时间，建议“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也就是说希望每天分上、下午上班，给出充分的午休时间。上午５点至７点之间上班，工作到１１点，下午５点至７点之间上班，工作到９点。张建封有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也不能乱说。或许张建封最后对韩愈一人网开一面，所以韩愈说他在这期间读了不少书，“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
不过，韩愈还是心里不太平坦，觉得生活很压抑，张建封对他也不是言听计从，这样混下去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前途。五月中旬的时候，他主动向张建封上交了辞呈。也许是少年时期韩愈所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这时候上天开始眷顾他。十四日，韩愈和妻子刚刚启程前往洛阳，第二天徐州的军士就发动暴乱，韩愈又一次死里逃生。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朋友们也纷纷写信表示祝贺。
贞元十八年新年的到来，也给韩愈带了新的生活。他终于通过了吏部铨选，担任正七品上的国子监四门馆博士。这一官职，职务不高，影响却很大，尤其对教育行业，更重要的是韩愈从此进入了一个有发言权的圈子，身份从地方幕僚转变为政府公务员。韩愈一到任，就不失时机地向主考官权德舆荐举了一批朋友如侯云长、尉迟汾、沈杞、李翊等人，使得他们得以进士及第。这年十月，韩愈再次升官，成为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进入朝廷的要害部门。正当韩愈韩愈以为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仅仅两个月后，他就被赶出中央，出任湖南连州的一个阳山县县令。显然，他遭受了重重的处罚，为什么呢？新旧《唐书》、《唐才子传》都认为是“宫市”的原因，但今天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与“宫市”无关，要么是说实话，上书论天旱人饥，得罪了权臣京兆尹李实，要么是受到了持不同政见者王叔文、韦执谊乃至柳宗元、刘禹锡的排挤。
此后，韩愈又开始了与贫困作斗争的生活。作阳山令，他自嘲“酸寒何足道”；两年后任江陵府法曹参军，他说自己“掾俸之酸寒”；元和元年（806）再拜国子博士，次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三为国子博士，一直生活窘困，有时候竟然是上顿不接下顿。生活艰难，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职位俸禄都不高，另一方面则是他供养的家人越来越多。首次担任京官四门博士的时候，侄儿韩老成一家过来依附于他，这时他已经“家累三十口”；二度担任国子博士的时候，堂兄一家也来投奔他。在当时，拿工资的人，是有义务供养他的穷亲戚的。韩愈的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如县丞崔斯立，就是“秩卑俸薄食口众”；太原府参军苗藩，供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的时候遗产太少，连安葬都成了问题。韩愈拖着这一大家子人，生活的艰难可以想象，“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如何生存下去呢？
为了家人，他又开始四处求援。他写信给兵部侍郎李巽，描述自己“动遭谗谤”、“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的惨况，请求李巽帮助；又向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求救，反复乞求，说他如今所需的生活费用，就是对方的一顿饭钱，“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同时，他抓住一切机会，与领导人沟通，给他们写序，颂扬他们的功德，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后来人们说韩愈摇尾乞怜，无耻上进，和这些文字也有关系。如司马光说，韩愈写给于頔等人的那些信，肉麻地歌颂对方，以此换取一些生活费用。看他的文章，就知道这个人的志向是“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此”（《颜乐平颂》）。王若虚也说，韩愈过不得苦日子，那些哀号可怜的语气，经常在他的文章中出现，因此遭到后人的讥讽。“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遂为此谀悦之计”（《臣事实辩下》）。没有经历过穷困生活的人，批评他总是那么理直气壮。
2007-9-22 19:38 maomaowuying韩愈的经济问题(下)
元和八年春天，韩愈写了著名的《进学解》，正话反说，“把自家许多伎俩，许多抑郁，尽数借他人口中说出，而自家却以平心气和处之”。当时的宰相看到这篇文章，惊叹不已，又同情他的遭遇，又认为他有史才，于是任命他为五品上的刑部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这是韩愈人生中的一大步，从此他开始进入高官阶层。人们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韩愈还是用他的文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三年后，韩愈就被调任为正五品上的中书省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唐宪宗准备以武力解决淮西问题，许多官员畏畏缩缩，韩愈坚决支持，被任为行军司马，随裴度开赴前线，淮西叛乱平定后，韩愈随即升为正四品下的刑部侍郎。
就在他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时候，韩愈一冲动，又给自己惹下了大麻烦。元和十四年，宦官杜英奇迎佛骨至长安，唐宪宗先将它迎接到皇宫大内供奉，然后再送至寺庙。上行下效，一时士民如痴如狂。韩愈马上给宪宗皇帝写了一封奏章，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历史上信佛的皇帝都是短命的。宪宗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幸亏裴度、崔群大力营救，才被改变为潮州刺史。
贬谪的诏书是正月十四日下的，按照规定，韩愈必须第二天离开京城，家属也不得滞留。韩愈先走一步，他的家人随即被撵了出来。当时他十二岁的女儿，正卧病在床，也要被遣送潮州，结果死在途中。韩愈共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这次夭折的是他的四女儿。女儿的死，对韩愈是个巨大的冲击。早年亲人接连丧失的阴影又笼罩他的心头，巨大的恐惧使他很快放弃了自己的立场。甫到潮州，他立即上表给皇帝，承认错误，说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并对宪宗皇帝大肆吹捧，说他是古往今来的大明君，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盛世，“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他还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亲自去拜访当地有名的大颠和尚。这让后来的许多读者感到惋惜，也有部分人对他的这一举动表示鄙夷。
潮州的生活，确实对韩愈是个考验，饮食就算一个问题。上次韩愈在南方生活，还是在幼年时期，当时的他懵懵懂懂，对饮食等不会有什么印象。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他又回到了南方，这次对南方的饮食才真正有所体验，他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在写给柳宗元等人的诗中，他详细描述了吃鲎、蚝、蒲鱼、虾蟆等食物的过程，但是对吃蛇，他表示还是无法接受。
韩愈的认错举动很快上达天聪，传到皇帝那里。唐宪宗思前想后，认定韩愈是真心爱护他才说出偏激之语，于是决定原谅他并准备将他召回中央，后来由于权臣的作祟而未成行。大约在潮州呆了八个月后，韩愈被量移到环境更好的袁州（今属江西宜春）作刺史。次年，新君穆宗即位，韩愈又写了《贺庆云表》以示恭敬之意，旋即被召回京城任国子监祭酒。
长庆元年（821）正月，韩愈在国子监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半年后，他又被提拔为正四品下的兵部侍郎。第二年，镇州发生兵乱，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狼之群，面对设甲士于庭的叛首王廷凑，严辞斥之，并以利害晓谕他们归服中央。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说韩愈“勇夺三军之帅”，指的就是这件事。过了两年，唐穆宗因服金丹而死。又过了两年，韩愈也随之而去，据说也是服丹药而死。《清异录》卷二说：“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间日进一双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大意是说，韩愈对声妓兴趣颇隆浓，为了增强体力，用丹药来补身体。他把硫磺拌在饭里喂养小公鸡，一千天后煮掉，每天吃两只，结果后来就出了问题。
这件事首先是白居易捅出来的，他在《思旧》诗中说：“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宋人笔记自然不会放过这等事情，孔平仲《孔氏杂说》、葛立方《韵语阳秋》、陈师道《后山诗话》都更详细的记载。后来有学者为韩愈辩护，说白居易诗中所说的“退之”是卫退之，不是此韩退之。其实想想韩愈一生的行事及晚年的生活状况，做出这点事还是很有可能的。他本身对丹药有一定兴趣，曾说过“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寄随州周员外》）。而晚年经济情况好转，享受一下，过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也在清理之中。
元和八年（813）以来，韩愈的工作越来越稳定，官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高，虽然期间也有一些小挫折，但对他的生活水平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他被贬为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心情可能不好，但收入并不少。按照《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的记载，元和十四年前后，刺史的工资，近州为180贯，中州为150贯，潮州位置偏僻，应该也不会少于100贯。同时他的领导还会补贴大约50贯，“（观察使）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这样他的最近收入就会达到150贯，是韩愈当国子博士时收入的6倍。所以晚年的韩愈再也没有在诗文中哭穷了，不仅如此，他还经常炫耀自己的发家史。在《示儿》一诗中，韩愈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於。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覆。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他说自己经过三十年的奋斗，终于在首都购置了一处房产，一套属于自己的的大宅院，里面有中堂可以祭祖、宴宾客、行冠婚礼，北堂是厨房，南堂是仆人的住房（自己的卧房属于隐私，不便说，可能在东堂或北边）。这套住宅还带有一个大庭院，里面种着槐树和榆树，还有鸟儿飞来飞去，这让韩愈很得意，后来他就死在这套房子里。
在首都购置一套房产，不仅今天很难，唐代更不容易。韩愈当国子博士的时候，俸禄只有25贯，而一套很差的房子，号称“凶宅”的那种，要价可能也会达到210贯之多，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只有在梦中想想罢了。五十岁前后，他在长安买了这样豪华的房子，又怎么不值得趾高气扬，四处招摇？当然，韩愈敢于招摇炫耀，也和他买得理直气壮有关。据说当时不仅一般低级官吏买不起房，甚至像水部员外郎、工部尚书那样的政府高官都买不起，他们都是“租房一族”，很多官员最终都是死在官舍或旅店中，在繁华的闹市一生都没有自己的私房。韩愈能够买房，是因为他有俸禄之外的巨额收入，那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润笔费。
润笔费有多少呢，竟然可以让韩愈“一掷千金”？韩愈留下了一篇文章，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让我们可以略见端倪。在文中，他交待了撰写王用神道碑文的润笔费：“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在另一篇《谢许受韩弘物状》，他收到了“五百匹”作为酬劳。据有关人士分析，按照当时的物价，一斤盐卖40文，一斗米值50文，一匹绢“直钱八百”。韩愈一次性得了五百匹娟，就是一篇文章卖了40万，就是400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买一套中等的房子了，也足够让一个人过一辈子。韩愈的朋友孟郊死后，韩愈等人记载100贯作丧葬葬，“尚有余资”，再加上郑余庆送“所送二百七十千”，据说已经可以让孟郊的家人衣食无忧了。当时官员的俸禄是多少呢？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一文说，秘书省校书郎的月俸是万六千文，拾遗是三万文，太子宾客是八万文，六部尚书是十万文。
这样的收入，自然让韩愈乐此不疲，来者不拒。拿了人家这么多钱，墓志铭自然尽往好处说，写的多了，“谀墓”现象就突出了。当时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不无嫉妒地说：“公鼎候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里还是很含蓄，只是说韩愈的文字很值钱。而北宋的司马光，一位自己和他人都认为很正直的人，直截了当地说韩愈很贪财，“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颜乐亭颂》）。客观来讲，我们对韩愈也不必有太多苛责。写碑志给润笔费，是当时的风气，白居易给他最亲密的朋友与战友元稹写墓志，还得了润笔费六、七十万。而写墓志铭，有谁比韩愈水平高，又有谁比他名气大呢？韩愈拿钱后，信口雌黄的墓志铭也是有的，但作为反面典型的如关于董晋父子的两篇，前人据此说他谄媚权贵，也不能算符合事实。前面说过，在韩愈最艰难的时候，这父子俩给予了他莫大的信任，在文章感激一下，颂扬一番，当是人之常情。古往今来，在墓志铭这类文字中，在开会的时候，有几人没有说些违心的话，写点夸饰的东西？
有了钱，出手也大方起来，也可以做些他想做的事情。在潮州的时候，韩愈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工资100贯捐献出来，作为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在袁州刺史任上，韩愈也曾“以私钱十万，助修湘君夫人神庙”。朋友有生活困难，他毫不迟疑地伸出了援助之手。韩愈还在长安近郊买了一套别墅，即即诗文中多次提到的“城南庄”，在那里与一帮文人如张籍、贾岛等人垂钓、联句、泛舟，悠闲自得。
在城外这套别墅，韩愈还写过一首教育子女读书的诗歌，即《符读书城南》，结果让他备受后人抨击。在前面所引的《示儿》诗中，他说现在家里往来的都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掌握中央政权)。在《符读书城南》中，他告诉小孩，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拥有这一切，不然当个农民就会辛苦一辈子，“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教育下一代努力读书是对的，但以高官厚禄、奢侈生活来诱导，在很多人看来，就大错特错了。好比前段时间，湖南一位中学教师教育学生，只有读好书，才会有金钱美女一样。所以许多人站出来，批评韩愈“徒以利禄诱子”，“爱子之情则至矣，而导子之志则陋也”。看看别人杜甫，在教育他的儿子杜宗武时所写的《示宗武》诗，说得多么严肃伟大，都是以圣贤为榜样，“所示皆圣贤事也”。南宋最有名的那个理学家朱熹，对此最为不满，说韩愈本身就是一个“官迷”、“财迷”，整天所想的就是享受生活，如下棋、赌博、写诗之类的，这样俗气的人能有什么东西教育下一代呢？“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奕，酣饮取乐而已”。
韩愈一生行事，看起来确实很实在，实在得甚至很俗气。做官、发财、享受人生之类的愿望，大家都是在心里偷偷想想，他却直言不讳地大声说了出来，自然会让人侧目。不过，还是古人黄震说得好，“世多激其以富贵诱子,是固然矣,然亦人情诱小儿之常。愈于后世之饰伪者。”(《黄氏日钞》)说实话固然不动听，总比说假话好。
王维：玉树临风的白衣秀士
王维是大才子吗？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论才气，在大唐才子中他鲜有敌手。他工诗善画，兼通音乐，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个全能型的艺术家，这种全面发展的态势是其他才子所望尘莫及的。但把王维归属为才子，似乎又有些别扭，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才子除了有才，还要有个性、有气质、有怪癖、有风流逸事等等。而王维除了才气多一点，脾气不大，性格不怪异，为人处事与寻常人没有差别。大哲学家康德说才子们都是不可理喻的，杨格说才子们都不走寻常路，这些说法都对王维不适用。在那些风流倜傥、性格张扬的才子当中，王维显得太文静了，实在不像才子。
王维的文静，在他自己看来，或许是有修养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贵族，贵族子弟自然要时刻爱惜自己的羽毛，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王维的籍贯，目前存在着一些争论，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旧唐书》说王维本来是太原祁人（今山西祁县），他的父亲，曾任汾州司马的王处廉，把家搬到蒲州（山西永济），即后来的河东郡，所以他成了河东人。还有人说王维是京兆人或琅邪人。为什么大家对王维的籍贯这样在意，至今喋喋不休呢？因为籍贯对王维太重要了，不同的籍贯带来的不仅仅是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差异，哪怕是北京户口与穷乡僻壤小山沟的户口之间的差距，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隋唐嘉话》说，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平生享尽了荣华富贵，只有三件事情让他耿耿于怀，那就是没有进士及第，没有能够娶五姓女，没有机会修国史。那两件与教育有关的事情，放在今天会相当顺利地解决。当上了“宰相”，只要他有所暗示，再有名的大学也会乐不可支地把博士学位与教授头衔送上门去，写史书的名学者也会非常愉快地把他的名字放在编辑委员会的首位。只是这娶五姓女比较麻烦，李、王、郑、卢、崔氏这五姓自恃身份高贵、血统纯正，连皇帝的女儿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估计对寻常的宰相也不会在意。唐文宗嫁女儿的时候，发现贵族们你推我让，十分谦虚，就大发雷霆，说我老李家当了二百年的天子，还比不上崔、卢这些家族吗？
大唐皇帝也在“五姓”之列，为什么还得不到有关士族的认可呢？因为并非普天下的这五姓都是尊贵的，只有清河或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或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才是正宗的。大唐皇帝号称陇西李氏，但有人认为他们胡化严重，有人说他们是大家族中的“破落户”（陈寅恪就如是说），总之，山东(崤山以东)士族对他们的血统抱以怀疑的态度。王维若是河东人或京兆人、琅邪人，虽然可能还是太原王氏的分支，但毕竟不如太原王氏正统。王维的母亲，史书明确说明是博陵崔氏，而当时五姓多内部通婚，这也证明王维确实血统纯正。
出身名门，好处甚多，首先会受到良好而系统的教育。《新唐书》说，王维九岁就会写文章了。九岁就能舞文弄墨的神童很多，但长大后能够进一步成为成功人士的却很少。神童可以靠天分，成功需要良好的素质，素质要靠教育与培养，所以现在举国上下大声疾呼“素质教育”。王维和王安石口中的那个仲永一样自幼聪颖过人，而家庭环境远远好过仲永，所以综合素质就更好高。仲永只会写诗这一招，其他方面的潜能没有机会挖掘与培养，所以只能“环谒于邑人”，即在乡里面转来转去，在土财主那里混口饭吃，没有能够进入上层社会的交际圈。
王维的综合素质好，诗文之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他就能“环谒于贵人”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大约在十五岁，王维就离开家乡来到长安，游走在权贵之门。唐人薛用弱在《集异记》里这样记载：“王维右丞，年末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这段话意思就是说，王维还相当年轻的时候，文章就很出名了，而且还精通音律，琵琶弹得好，经常在那些皇族诸王家里表演，尤其得到了歧王的眷顾与看重。薛用弱并非捕风捉影，为了提高阅读率而信口开河，他的说法得到了大诗人自己的许可。翻翻《王右丞集》，我们可以看到《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诸如此类诗题，看来诗人早年也是以此为殊荣的，即使成熟后，他功成名就了，想必对这段风光的生活还是很惦记的。
经常同唐室亲王交往，王维成为了他们的座上客。这时的王维很年轻，有自己的立场与原则，与《红楼梦》中贾政身边的那些门客有很大的区别，能够对那些亲王有过规讽。宁王李宪是唐玄宗的长兄，曾经把太子之位让给玄宗，看起来很识时务。不过毕竟是亲王，尤其是玄宗即位之后，依仗玄宗的尊宠，也做出了一些巧取豪夺、令人侧目的事情。有次，他看见一个卖饼者之妇，长得“纤白明媚”，便不由分说，塞给饼师一些钱，把她载回家。过了一年多，宁王想知道锦衣玉食的她是否还想念饼师，于是接来饼师，让夫妻俩会面。结果这位卖饼者之妇见了饼师，“双泪垂颊，若不胜情”。当时在座的观众，除了宁王外，还有王维等十几个文士，这些文士看到这副场面“无不凄异”。宁王提议说，有景如此，不能无诗，就要大家以此为题材赋诗。王维才思敏捷，最早写好诗歌，诗云：
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诗歌以《息夫人》为题。息夫人本是春秋时息国君主的妻子，楚王灭调息国后，将她据为己有。息夫人虽然为楚王生了两个小孩，但始终默默无言，从来不和楚王说话。王维说，小人物虽然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但不表明他们没有自己的选择，息夫人就是在以沉默来抵御所遭受的屈辱。宁王见王维把他比作荒淫的楚王，有些尴尬，但他有“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把强占饼师之妻也视为一场游戏一场梦，为了表明自己的大度与高雅，成就一段文坛佳话，又将饼师之妻奉还给了饼师。
其实，年纪轻轻就旅食京华的滋味并不好受，有时候为了需要，王维还得飘到洛阳。看看王维这一时期所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我们大致可以明了诗人那种黯然的心情。不过，为了前途，他也没有太多的选择。王维“环谒于贵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仲永“环谒于邑人”得来的那点口粮。据说，王维的功名就是这样得来的。《集异记》说，当时有一个叫张九皋的人，名声震天响，后来又走上了公主的门路，公主亲自写信给京兆考官，暗示要以张九皋为解头。王维这年刚好也好参加考试，就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岐王，希望得到他的庇护和鼎助。这个歧王，就是唐玄宗的弟弟李范，当时家里是名角荟萃，连李龟年这样的大音乐家都当初经常出入他的府上，关于这一点，杜甫可以为我们作证，后来，他在《江南逢李龟年》一诗无比怀念地说“岐王宅里寻常见”。
2007-9-22 19:32 maomaowuying岐王听了王维的想法，感到很为难，如果这个时候帮助不了王维，显得自己太没有面子，但公主的来头又更大，怎么办呢？“贵主之盛，不可力争，吾为子画焉。”意思是咱们不强攻，只智取，要王维准备一些诗和一首新的琵琶曲，五天后来见他。王维带上这些东西，如期而至，岐王说：作为文人，你还有其它的门路去见公主吗？你现在想清楚，原意听从我的安排吗？王维一口答应。于是岐王拿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让王维穿上，即把打扮成前卫时髦的艺人，就象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经常见到的那种。这样，岐王带着王维一行来到公主宅第，说是要为公主举行一个艺术沙龙。王维是贵族，身材好得无可挑剔，“妙年洁白，风姿都美”，在这群艺术家如鹤立鸡群，相当引人注目，气质估计远远要好上“超男”，一下子就吸引上了公主的眼球。公主立刻向岐王打听王维的情况，岐王故意漫不经心地说他是音乐家，并让王维演奏新曲一首。王维手抚琵琶，那手也是“黄金杆拨春风手”，音乐响起，亦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声调哀切，满座动容，泪湿长袍。公主十分惊异，岐王趁热打铁，说这个年轻人不仅精通音律，还是个才子，写得诗简直无人能超过他。公主更为好奇，就要王维把他的作品拿出来欣赏。王维从怀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诗歌递给公主，公主一看，大惊失色，说：“这些我早都见过，还以为是古人之作，没想到竟然是你写的呀！”于是马上让王维更衣，换掉拿身奇装异服，意思是不把他看做艺术家，即看作“伶人”，而升于客人之列，当作文人对待。恢复文人身份的王维更加自信，在沙龙上挥洒自如，引经据典，倜傥风趣，诙谐幽默，很快以高雅的谈吐、风姿与学识征服周围的听众。岐王凑准时机，对公主说：“若教京兆府今年能以此人为解头，一定会成为国家的荣光。”公主问：“那为什么不教他去应举？”岐王和盘托出，说：“传闻您已经吩咐下来，将解头要给那个张九皋。”公主笑道：“我怎么会管这些小孩子的事，那是因为他人求情，哪是我想给张九皋。”随即回头对王维说：“如果你参加考试，我当全力荐你作解头。”就这样，在公主的亲自支持下，王维做了解头，一举登第。
王维与仲永的不同遭遇，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自古以来，只会考试并不一定会取得优异成绩。会写文章的韩愈“四举于礼部，三举于吏部”，在考场上长期抗战；会写诗的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日也将近六十岁了，估计他们这些人无论在相貌上还是艺术素质上都与王维不可以道里计。来自四川的陈子昂，虽然其貌不扬，虽然也不懂音乐，可家里有钱，能一掷千金，买来一把谁都不认识的古胡琴将一班文人忽悠得不知南北，所以也能一举登第。这样看来，今天对那些极力培养下一代艺术素质的家长，我们还是应该给以崇高的敬意。
只是这个故事未必属实。按照有关史料，王维十九岁那年去参加考试的时候，文中提到的那位张九皋早已明经及第。专家反复寻觅，也找不出那位比岐王更威风的公主。开元七年（719）前后，比较有势力的公主，如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已经驾鹤西去，长宁公主贬谪他乡，而睿宗的女儿都比较低调，玄宗的女儿年纪太小。《唐才子传》说此公主就是玉真公主，却不知依据何在。王维有首诗名为《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看起来两人关系比较遥远。不过王维中状元还是事实，那是在开元九年（721年），当时王维21岁。
状元及第的王维，被任命为太乐丞，这也算专业对口。太乐署专管邦国祭祀专用的乐舞，丞是副职。可惜没过多久，王维就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原因则是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享用了不能享用的乐舞。《集异记》说：“（王维）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这里解释得很清楚，黄狮子舞，只有允许一个人欣赏观看，那就是九五之尊的皇上。王维利用职权之便，坐享了黄狮子舞，那就是僭越，自是大罪。在艺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今天，理解这个罪名可能有一定难度，不过想想早些年，一定级别的领导，家中才允许配备原装《金瓶梅》，大家应该就会接受这样的事实了。
王维的文静，与他的家庭环境、性格有关，还与其经历有关。这首《终南别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里是写王维归隐生活的乐趣。王维说自己到了中年以后，就很注意养生之道了，后来又把家安在终南山边，生活更加悠闲了。兴致来了，就独自漫游，随意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不知不觉来到流水的尽头，无路可走了，索性就地坐了下来看行云变幻。碰到山间老人，就谈谈笑笑，把回家的时间也忘了。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很美，真正过起来还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毅力。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诗歌充分表现了诗人那种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风采。王维性格中淡逸的一面十分醒目，却未必是他的全部。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并非浑身静穆，整天飘飘然，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王维说自己“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只说中晚年以后他的生活很平静，可见青年时期他的心情未必宁静。
中状元的那年秋天，王维离开京城，来到济州任司仓参军，济州在今山东荏平西南，王维在那里整整呆了了四年多。这段时间是王维非常苦闷，一个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刚刚步入仕途，对未来饱含期待，有无限的憧憬，但发现自己被人遗忘在偏僻的角落，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漫漫长夜中，黎明迟迟未到，诗人无法忍受寂寞，四年之后他辞去了司法参军一职，离开济州隐居于淇上。两年后又回到长安，闲居了很长时间。此时的王维还没有体现出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一面，他对入仕具有强烈的向往之情。开元十六年（728年）孟浩然到长安应试，第二年冬他怅然而归，写了一首诗留别王维：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孟浩然说，偌大个京城，没有一个做高官的知音，自己苦苦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看来自己只能回到襄阳老家，在寂寞中度过此生。传说孟浩然的失意，是因为他面试失败。当时他正与王维聊天，唐玄宗突然驾到，他无处躲避，只好藏在床底下。后来玄宗知道了，让他出来吟诵诗歌，他无数的好诗，偏偏选择了一首《岁晚归南山》，说自己“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唐玄宗很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于是就把孟浩然放还南山了。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当时王维自己都还没有找到出路，玄宗皇帝怎么会去看望他呢？看看他写给孟浩然的诗：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他劝孟浩然老老实实回乡隐居，不必再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就在乡间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算了。自己中了状元后又如何，还不是两眼一摸黑，赋闲在长安吗？当然，在这里王维只是发牢骚而已，他从隐居地淇上来到长安，本身就带有某种想法。在长安这些年，他也没有停止活动。大约三十四那年，王维献诗中书令张九龄成功，后来被拜右拾遗，写了一首答谢诗《献始兴公》：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任固其优。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这样的诗歌，很难让人想象出自超然物外、天性淡泊的王维之手。他首先说那些隐居山野的文人逸士都是鄙陋之人，见识太短，所守的乃是“匹夫”之节，大丈夫不为也。然后又称颂张九龄大公无私，为苍生谋福利，值得天下人景仰。最后“跪自陈”，说明自己为张宰相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希望能够进入他的帐下，为朝廷排忧解难。张九龄是宰相中的诗人，诗人中的高手，艺术气质太浓，自然看不起政治手腕，结果在与李林甫的争斗中很快败北，黯然离开首都。据说他的离去，标志着大唐盛世开始从高峰回落。王维的心情也从高峰回落到谷底，此后几年虽然也在朝为官，但日子过得不咸不淡，总在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这样的闲职转来转去。其间，还曾赴河西节度使幕，在边塞生活了一段时间，留下了不少好诗，如《出塞作》、《使至塞上》等，让我们见识了诗人慷慨的一面。
让王维彻底沉默无言的，是他有过做“伪官”的经历。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随即进军长安。《旧唐书》说玄宗“出幸”，《新唐书》说玄宗“西狩”，而事实是玄宗仓皇出逃，狂奔至四川。四川真是个好地方，尤其是战乱之时，皇帝都很喜欢它，后来的唐僖宗、民国的蒋总统都曾“出幸”或“西狩”至此。四川人民其实也非常欢迎这些皇帝的到来，在危机时刻皇上能够选择四川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信任，更何况很多风景区、名胜古迹都是由于皇帝“到此一游”而身价百倍。
玄宗出逃时，朝廷百官顿时分成好几派，有忠心耿耿随皇帝逃往的，有积极主动与新君安禄山合作的，有自谋出路逃避山间乡野的，也有摇摆不定、静观其变的。王维属于哪一类，史料有限，不敢妄言，应该是属于忠心耿耿那一类吧。《旧唐书》说他是“扈从不及，为贼所得”，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逃跑，作了俘虏，也就是说他有逃跑之心，只不过还没有付诸行动。仅仅是这一点，就比周作人不愿“扈从”强了许多。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王维确实不是一个“汉奸”。周作人呆在北平，有人在大门口放了一枪，他就乖乖地为日本人服务去了。王维见势头不对，马上吃药取痢，假称患病，这是一种什么策略？是印度人甘地所宣扬的“不合作运动”，也可以理解为反抗的一种形式。
安禄山没有放过他。《旧唐书》云：“禄山素知其才，遣人迎置洛阳，拘於菩提寺，迫以伪署。”乱世有才名，也会带来烦恼。《新唐书》也说安禄山因为爱惜人才，让王维做了他的给事中。王维自己宣称他是在刀剑的威逼下做了伪官，在替同样做过伪官的韦斌撰写墓志铭时，他描述了自己这段经历：“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他说，安禄山进入两京的时候，大臣们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自己这类小官就像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后来自己吃药称病，准备潜逃，结果引起叛军警惕，被抓了起来，十多天没怎么吃饭，大小便都在关押的房间里，外面的守卫拿着刀枪棍棒，架在他的脖子上，将诗人捆成粽子形状送到安禄上他们办公的地方。
这样看来，安禄山并没有因为王维有才而怜惜他。王维声称他是在饱受折磨与屈辱之后，才迫不得已做了伪官。直接而有力的证据，是王维在此期间所写的一首诗，诗题很长，大意是当时在被拘禁在菩提寺，老朋友裴迪来看望他，说起逆贼安禄山在凝碧池旁大宴宾客，并让唐玄宗的皇家乐团在旁伴奏一事，王维一时泪下，偷偷口占一绝，写下这首诗给裴迪看：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首诗价值千金。至德二年十月，大唐的军队收复东京洛阳，投降的伪官三百多人都被押往西京长安受审。大头目如陈希烈等都被关押在大理寺、京兆狱，王维这类文官或小头目被关押在宣阳里杨国忠旧宅。两个月，惩处“汉奸”的条例公布出来，按罪行大小分为六等：罪大恶极者处死于菜市场；次一等赐其自尽；次一等重杖一百；次三等流放、贬谪。王维的罪行，最低也当流放，最后不但得到唐肃宗的谅解，而且还给了个太子中允之职。为什么呢？据专家推测，理由有三：一、写过前面所说的这首表忠心的诗；二、他的兄弟王缙提出削减自己的官职来营救兄长；三、当时的宰相崔圆伸出了援助之手。据说，王维与当时的大画家郑虔、张通还被关押在杨国忠的老房子里的时候，崔圆从大山沟回到京城，有了豪宅要装修一番，经常把这三人捞出来为自己的房子画壁画。倘若在开元、天宝的盛世，这些画家无论如何都会维护自己的身份，维护艺术的尊严，但现在把给宰相画壁画当作救命的稻草紧紧抓住，拼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书上说是“运思精巧，颇绝其艺”。这样买力，宰相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关键时刻拉了他们一把。
2007-9-22 19:33 maomaowuying大唐皇帝爱惜人才，原谅了王维，但后世的文人却不愿轻易放过他。元代有位名人叫吴师道，看到王维留存的《辋川图》这副画，写下一段文字，说“（王）维文词清雅，风度高胜，超然山林间，疑其非世之人。而居位显荣，污贼不能死，适累是图，惜哉。”意思是王维诗歌写得好，气度高雅，有神仙的风姿。但身居高位，当了俘虏却没有一死了之，使他图画的价值也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王维应该像后世的贞妇洁女，一旦被登徒子看见了自己的胳膊，要么就应该将自己的胳膊斩断，要么就应该一头撞死在墙壁上。王维失身后，没有选择自尽，吴礼部认为，这种没有节气的文人，他的画再好，我们也不应该喜欢。也有人说王维诗歌写得也不好，根本不值得去读，大理学家朱熹说：“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
明代大文豪王世贞把大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比较了一番，认为他们是三分鼎足。不过，对于王维的气节颇有微辞。在《书李白王维杜甫诗后》，他说：“摩诘弱，故不能致死安民，然其意非肯为之用也。生平悟禅理，舍家宅，无妻子，而不之恤，顾不能辞。禁近以殁，岂晩途牢落不能自遣，白香山之所谓‘老将荣补贴’者耶？”对于王维没有以死殉节，王世贞耿耿于怀，而且对“老将荣补贴”的现象颇为不解。王维早年在仕途算不上得意，但自此有了“污点”后，反而官做得越来越大。当了太子中允后不久，他又加集贤殿学士，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转给事中，最后官尚书右丞。这些官职都是他在有污点前所不敢想象的。
晚年的王维，官做得越来越大，心却越来越冷。一首《酬张少府》传达出了他的心声：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这时候确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去关心。妻子三十年前就死了，这么多年他一直独处，好像也习惯了。他在蓝田买到了宋之问别墅，整天与裴迪、崔兴宗等人弹琴赋诗，啸吟终日。拿着朝廷的俸禄，他也很少去处理具体的政务，大家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好比今天“作协”的某些作家，拿着国家的工资，也可以不去处理具体的事物，因为他们还王维一样也忙于创作。惟一不同的是，王维写出的诗歌最后结集出版时，不需要朝廷资助，而我们今天的某些作家，写出来的小说需要政府资助出版与奖励。还是看看王维在辋川写得一些好诗吧：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王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还因为他事佛。《旧唐书》说王维奉佛吃斋，晚年愈盛，每天请数十个僧人和他一起吃饭，以玄谈为荣。房间中没有其它东西，惟有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每天退朝之后，他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临死之前，因为弟弟王缙在风翔，忽然索笔写诀别书给他，又与平生亲故写了很多告别的书信，敦促他们奉佛修心。王维确实很虔诚。他的母崔氏尊大照禅师为师，虔诚奉佛30余年。兄弟王缙崇拜心空三藏，是密教信徒。王维自号“摩诘”，就是根据《维摩诘经》而取的。他所撰写《能法师碑》，全篇皆用佛语缀成。佛家教义钻研得深透，自然会在诗歌中流露出来。大家都称赞王维的画精妙，王维自我解嘲说自己前生是画师：“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虽然是玩笑之语，心底里王维对轮回之说还是有些想法。尤其到了老年，病、死等问题无法逃避，如何解脱呢？《秋夜独坐》说：
独坐悲双鬓，空发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中呜。白发终准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所谓学“无生”，就是领悟不生不灭之实相。王维领悟了多少，我们无法考证，只是他终久没有做到不生不灭，大约六十一岁那年，他就到西天极乐世界去了。不过，他“诗佛”的形象从此矗立起来，和他众多的诗歌一样会永不消逝。临死之前，他所任的官职是尚书右丞，大家后来就称呼他为“王右丞”。由于王昌龄号称“诗家天子”，喜欢王维的读者不服气，说王维是如“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是诗人中的天子而胜似天子。
柳宗元：该拿什么来称呼您
证明学识渊博的途径有多种，大多数情况下你只需要选择其中的一种就足以令人侧目而视，如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或者知道柳宗元有五种以上的称呼，如柳河东、柳柳州、柳八、柳子厚、柳员外、柳仪曹等。
最常见的是把柳宗元称做柳河东，他的作品集就叫《柳河东集》。为什么称柳宗元为柳河东呢？因为他号称河东人。那么倘若进一步追问河东在什么地方，就会让人头疼不已了，它比柳宗元的“称呼”还难以回答，因为柳宗元这个人是固定的，历史上独此一份，而“河东”的内涵却是变动不居的，就像河流一样，你不可以两次进入同一个地方。“河东”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指黄河以东的地区，从战国至秦汉时期它还只饱含山西西南部，唐以后进行扩张，则泛指山西全省。有时候，“河东”又指行政区划，比如郡名，汉代在山西夏县附近，东晋在山西永济附近；或者说县名、道名、唐方镇名、宋代路名等。当代读者觉得与古人交流颇为困难，往往在于古人们说话很含混，把太多的内容纠缠在一起，一不留神就会弄错了这些老人家所说的意思。
“河东”的内容这样复杂，而柳宗元又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所以今天有些专家还在讨论柳宗元究竟是那个旮旯的人，曾经为河东管辖的那些县市也在使尽浑身解数将柳宗元来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过，让“河东人”失望的是，柳宗元虽然号称河东人，却并非出生于河东，终其一生甚至没有踏上过河东这片土地。当然，对于祖先的这片聚居地，柳宗元还是怀有深厚的情谊。当年他的朋友孤独申叔要回河东去侍奉亲人，临别之际，柳宗元写了一篇赠序言，无比感慨地说：河东啊，那就是我的家乡，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可惜先祖搬家了，好几代都没有能够回到那里去住了。听说那里有大河、高山，气势非凡，文士们都要去瞻仰一番。“吾固翘翘褰裳，奋怀旧都，日以滋甚……”
提到河东，柳宗元或热血沸腾，或无限怅惘；提到柳氏，也会让古代的读书人联想到河东。在当代读者印象中，和“河东”联系颇为紧密的是“河东狮吼”，其中的“河东”还真与柳氏有点关系。香港电影《河东狮吼》中男主角陈季常、女主角柳氏，历史上都实有其人，当然故事与事实有所出入。北宋人陈慥字季常，号龙丘居士，本是贵家子弟，饱读诗书，又有一身好武艺，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抛弃了锦衣玉食而隐居到黄州歧亭。“乌台诗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与陈季常是老朋友，两人在穷乡僻壤不期而遇，自然欣喜万分，当时夜生活比较单调，两人就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消磨时光。有一次，闲极无聊的苏轼又来找陈季常聊天，两个大男人东扯西拉，竟然从夜晚聊到天明还谈兴未减。陈季常的妻子柳氏实在听不下去了，好比《大话西游》中悟空无法忍受唐僧的唠叨，大吼一声，排遣心中积累一晚上的闷气。陈季常顿时显示出痴呆的模样，苏轼见势不妙，马上落荒而逃，回家后就写了一首诗嘲笑陈季常：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狮子吼”是佛家之语，据说释迦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说：天上天下，唯吾独尊。意思是佛法无边，威力巨大。陈妻柳氏本是四川人，但因为她姓柳，也仅仅因为她姓柳，柳氏的望族在河东，所以苏东坡称之为“河东狮吼”。后来这个故事就演化为一个典故，用来比喻内悍，过去读书人用的那些辞典与参考资料如《书言故事•妇人类》就这样解释：“河东狮子吼，喻人妻悍”。《红楼梦》中薛呆子薛蟠娶了夏金桂，标题是“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柳宗元说柳氏的祖先是那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柳下惠其实不姓柳，本来叫展禽，字季，因为他的食邑为柳下，谥号为惠，所以称柳下惠，他的后裔自称柳氏。秦代以来，柳氏聚居河东郡，与薛氏、裴氏号称河东三望族，也就是元稹所说的“柳、薛、裴共称为河东三著姓”。河东望族，在唐朝的势力自然很强大，强大到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地步。柳宗元自己就说过：“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书省22人。”也就是说他的家族曾经灿烂耀眼，光彩夺目，在唐高宗时期，仅尚书省的要员就有22人之多。他的高伯祖柳奭以上，四代都做过宰相，柳奭也是高宗时的宰相。但正是这个任中书令的柳奭，使河东柳氏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柳奭是王皇后的舅舅，自然坚定不移地站在外甥女的这一边，支持她与武则天争斗。对于绊脚石，武则天这位女皇从来没有手软。王皇后被杖打一百，断去手足，死后还被斩首。柳奭被贬为象州（今属广西）刺史，后被御史追杀，其他河东柳氏被贬官者、被杀害者、逃跑者无计其数。遭此一劫，河东柳氏元气大伤，柳宗元的曾祖只是沧州清池令，祖父也只做过一任湖州德清令，后来就隐居在江苏吴县。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河东柳氏更是今非昔比了。虽然他家在首都还置有房产，但已经称不上富庶了。在给母亲所写的墓志铭中，柳宗元回忆说，四岁的时候，他住在京城，当时父亲在吴地为官，由于家中没有藏书，母亲亲自启蒙（母亲为范阳卢氏，标准的大家闺秀），教他古赋十四首，他都一一背诵下来了。中年贬到柳州后，在给父亲的老朋友许孟容的书信中，柳宗元讲述了早年生活状况，说他在善和里曾经有过一套旧房子，京城城西有数顷田，里面有果树数百株，都是他的先人亲手栽种的。这些似乎就是他的父亲所留下的遗产。不过，等到柳宗元写这封信的时候，父亲留给他的那套老宅，据他自己说已经三易其主了，真可谓“江河日下”。
2007-9-22 19:34 maomaowuying能够称呼柳宗元为柳八的，应该和他关系比较亲近吧，比如刘禹锡。《全唐诗话》记录过他的一段话：“梦得曰：‘柳八驳韩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餐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韩碑兼有帽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伐叛矣。’”刘禹锡说，柳宗元认为自己的《平淮西雅》比韩愈的《平淮西碑》更好。他用柳八、韩十八来称呼两人，顿时让人对刘禹锡肃然起敬，觉得他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好比今天你直呼大领导或大文豪的浑名一样。
当时同道中人似乎有称呼行第的习惯，如王维有诗《送元二使安西》，李白有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白居易有诗《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韦应物有诗《丘夜寄丘二十二员外》等。这就给今天的学生增加了不少难度，曾经见过一道试题问杜二、李十二、韩十八、白二十二、元九、刘二十八、李十六分别是谁？有人说这样的题目太生僻了，其实你尽可以往那些大名人身上猜，如杜甫、李白、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商隐，除了李白与李商隐困难会有所混淆，其他的简直太容易了。当然，你千万不要问杜甫排行第几之类的傻题目。
柳宗元排行第八，不是说他有七个兄弟。他是家中的独子，只有两个姐姐，但他父亲有四个弟弟，给他送来一大堆堂兄弟，如宗直、宗玄、宗一之类，在同族的这些兄弟中，他排行第八。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出来做官的时候，正赶上“安史之乱”大爆发，兵荒马乱的岁月他东奔西走，在基层锻炼了很长时间，做了一任又一任的县长，直到柳宗元的伯祖柳浑担任了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章事，即宰相级别的领导，柳宗元的父亲才被调回中央任命为殿中侍御史。朝中有人好做官，此诚不为虚言也，古人没有欺骗我们。
柳镇到任不久，就发挥了柳家刚正不阿的传统。据孔夫子说，柳家的始祖柳下惠也是一位坚持原则、秉公执法的好干部，因为得罪权贵被多次撤职。后来有人问他既然不受重用与信任，为什么不离开鲁国另觅出路呢？柳下惠长叹一声，回答说，像我这样认真负责的干部，在哪里上班不会得罪人呢？这种严谨的态度让孟夫子也很感动，他感叹道：柳下惠真让人敬佩！他不以官小而谨小慎微，不以官大而胡作非为，站在大领导身边不自惭形秽，站在乡巴佬旁边不趾高气扬，走到哪里，就把阳光的种子撒在哪里。柳宗元的父亲也是一个播种光明的人。他还在晋州（今山西临汾）做录事参军的时候，武将出身的刺史大人工作作风简单粗暴，蛮不讲理，手下的政府职员往往噤若寒蝉。这次，刺史又要将一名无罪的百姓活活打死，柳镇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拦住棍棒，对刺史大人说：要打他，就先打死我。此位刺史暴跳如雷，使劲咆哮，掀翻了办公桌，捶断了办公椅，也没有将柳镇吓退。事情过后，正如大家猜想的那样，柳镇很快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岗位，去担任最低级的文职官员——长安县主簿。
柳镇担任殿中侍御史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但他老人家的脾气没有丝毫的收敛。当时 陕虢观察使卢岳的妻子想独自霸占遗产，地球人都知道身后有宰相窦参撑腰，一件简单的遗产纠纷案，水深得发绿。但柳镇无所畏惧，秉公处理，让卢岳的妻子掩面而去，让权相窦参颜面丢尽。所以仅仅一年之后，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柳镇就被赶出了中央政府机关，发配到三峡的夔州做他的司马去了。此时柳宗元已经十六、七岁了，正是叛逆的年纪，也是崇拜英雄的年纪，他把伟大的父亲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百里之外的蓝田县城，再往前行就是茫茫大山了。父子俩默默无语，依依而别，最后父亲拍着柳宗元的肩膀说：小伙子，坚强些，委屈是暂时的，好男儿不要相信眼泪，你看我的眼睛就没有眼泪（原话是“吾目无涕”），你不要做儿女之状眼泪汪汪。在晶莹的泪光中，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踽踽而行，慢慢消失弯弯的山道之中。父亲高大的形象，从此矗立在柳宗元心中。后来，柳宗元义不容辞、不计艰险地投入到改革的潮流中，选择一条崎岖的人生之路，应该说同他这样的父亲有些关系。
刚强的父亲总会给他的子弟带来一些出乎意料的麻烦。柳宗元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名扬天下，当时他写了一篇《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大受好评。柳宗元死后，他的朋友刘禹锡在为他文集写序言时也说，“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这样一位有“奇名”的学生，一度居然没有资格参加考试。唐代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要么是政府学馆的“生徒”，要么是乡里保荐、州县甄选的“乡贡”，如同我们今天报考研究生的，要么是高校的本科毕业生，要么是工作两年以上的大专生，一般人是不允许他参加考试的。柳宗元十七岁了，几次申请乡里保荐，但没有人敢搭理他，因为窦参还权势滔天，他的父亲柳镇还在夔州做小小司马。看来，封建社会真不是一般的黑暗，这样优秀的学生连考试机会都没有。直到窦参倒台被处死，柳镇复位，柳宗元这位大好青年才顺利取得“乡贡”资格。这一年，柳宗元已经二十岁了，三年的花样年华就这样“蹉跎”了。
贞元九年（793）春天，柳宗元一举中的，随即参加了及第后的狂欢节目，如到曲江池宴游，到大雁塔题名。人逢喜事不仅精神爽，而且还分外幽默风趣。题名大雁塔的时候，还要写上郡望，写到辛南容时，此人刚好不在身边，柳宗元张口答到：东海人。旁边人感到奇怪，问他何以得知？柳宗元说，东海才有开阔的胸襟，才无所不容。过了一会儿，辛南容赶来，说起他的郡望，竟然是渤海人。
一同登第的还有刘禹锡等二十二人，其中有些官家子弟，所有引起了外界的一些猜测，皇帝也表示要亲自关注这件事情。后来调查到柳宗元时，德宗皇帝发话了，说柳镇的儿子肯定没有问题，柳镇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可能徇私情的。有皇帝做出这样的评价，想必柳镇死也会瞑目了。这年五月，柳镇就在幸福中去世了，春风得意的柳宗元马上收拾行装，回家守丧去了。
三年后，柳宗元正式开始了他的人生，第一次做官，出任秘书省的校书郎；第一次结婚，完成了十三岁时就订下的那门娃娃亲，将礼部郎中杨凭的女儿娶进门来。二年后，他又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这种考试不是每年都举行的，而且录取人数少得可怜，只有寥寥三、五名而已，但柳宗元又是一举通过。这几年他的生活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人揪心。
这是一次升职考试。柳宗元随即被任命为集贤书院正字，新官职与校书郎的性质比较接近，都是管理朝廷的图书，这一期间他接触了不少秘笈珍本，为此后走向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年青的柳宗元志存高远，从来不以舞文弄墨的文人自居，也没有想到过文学家，但冥冥中自有定数，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不过，此时的柳宗元还做着政治家的梦想，他积极联络朝廷官员，经常同热血青年来往，甚至组建了一个进步的社交团体，如刘禹锡、韩泰、吕温、崔群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改革的中坚。
同时，热情四溢的柳宗元还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当时的名流陆贽、阳城（此人曾遭到韩愈的冷嘲热讽，说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殊不知此位老兄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九年不飞，一飞沖天）遭到奸佞的迫害，太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四处请愿，闹得沸沸扬扬、鸡飞狗跳。柳宗元不仅口头上表示坚决支持，还付诸行动，亲自给热血的太学生写信，称赞他们是为正义而奋斗，是当之无愧的先锋与表率，“奋志厉义，出乎千百之表”，“服圣人之遗教，居天子之太学，可无愧也”（《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后来他又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对请愿风潮中的核心人物阳城表达滔滔不绝的敬佩之情。历史事实证明，挺身而出来支持学生运动的朝廷官员，大多数正义感强，具有良知，但政治上往往显得幼稚，未必会在史册上留下灿烂的一笔。
2007-9-22 19:34 maomaowuying提到柳宗元，永州人士至今还愤懑不平：柳宗元在柳州只呆了四年，至今人们还称他为“柳柳州”；而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多长时间？是整整十年，柳宗元一生中的五分之一还多，他成熟后的三分之一还多，但从来没有人称他为“柳永州”。永州人自己怎么称呼柳宗元呢？官方的、正式的场合似乎是柳子厚，如北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永州知府柳拱辰在华严岩州学东侧建立“柳子厚祠堂”并作有《柳子厚祠堂记》；非官方的场合，似乎称之为柳先生、柳司马，如南宋谪居永州的翰林学士汪藻作有《永州柳先生祠堂记》，明朝正德八年（1513年），扩修重修柳司马庙，并有《重修柳司马先生庙记》碑刻。
称柳宗元为柳先生，这是肯定柳宗元对永州文化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自此柳宗元来到永州，南方许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真心实意地向他请教文学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称柳宗元为柳司马，则是因为柳宗元此时的官职就是司马，在著名的“八司马事件”中，他被贬谪到永州。
贞元十七年（801），柳宗元由集贤殿正字调为蓝田县尉，这只是“下派锻炼”而已，预示着他将有光辉灿烂的前程。果不其然，两年后他就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也就是见习御史。刚刚三十出头的柳宗元坐在这个位置上，红光满面，志得意满，除了档案工资比正式御史少那么一点，职权一丁点儿都不打折扣。看着同一办公室的、比他大上六岁的韩愈（这是两位大文豪惟一在一块儿坐班的岁月），柳宗元想着自己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超越这帮老家伙。这时的柳宗元是有资本“嚣张”的，朝廷新贵时为东宫太子侍读的王叔文及大臣韦执谊都很欣赏他，前途看涨，不可限量。对不在同一壕沟的韩愈，柳宗元没有太在意，甚至可能不以为然。后来韩愈丢掉了御史的职位，一直以为是这后生撺掇的，心中颇有些不平静。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六日，做了二十多年太子的李诵终于盼来了即位的这一天，改革运动正式拉开序幕。王叔文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王伾为左散骑常侍、翰林学士，柳宗元一日千里，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形成了“二王刘柳”的权利核心，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封建社会的改革者，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往往还会臭名昭著。扳着手指头从商鞅数到张居正，没有一个不是身上污水横流。想想道理很简单，改革不就是把满脑肥肠者手中的大蛋糕拿出来，分一点给那些瘦骨嶙峋老实人吗？但满脑肥肠者又岂是好相与的，伸出胖手指捻死个把人就象捻死个蚂蚁那样简单。
虎口夺食需要有足够的实力。“二王刘柳”本来势单力薄，凭着一腔热血在折腾，惟一的后台老板顺宗皇帝在即位前已经得了中风之症，不能手舞菜刀，亲自上阵。他的龙椅还没有坐稳，在反对派的力挺之下，太子李纯顺利“监国”，六个月后顺宗干脆被人从龙椅上扯了下来，让太子（宪宗）坐了上去。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顿时音消云散，反攻倒算象钱塘潮一样将猝不及防的“二王刘柳”卷了下去，喧哗与骚动之后是死一般的沉寂。事情过了很久后，经受了不少折磨的柳宗元回顾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摇头叹息说，社会太复杂了，仅凭良好的愿望办不好事情，这是血的教训。柳宗元死后，韩愈总结他的一生，说道：“（柳宗元）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言下之意是人年轻的时候就是容易激动，柳宗元就是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不朽的功名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不知道要保持“含蓄”，应该循序渐进，结果吃了大亏，可惜啊！
是年八月五日，宪宗即位，六日，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被杀），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很知趣地及时死掉了，免得劳累别人）。团结在“二王”周围的这帮改革家，除守丧回家的李景俭和出使吐蕃的吕温外，纷纷南窜，八个人先是被一律被贬为偏远地方的刺史，但朝廷那些官僚们认为对于这些离经叛道者处罚太轻，后来又都改贬为偏远地方的司马，如柳宗元是永州司马，刘禹锡是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韦执谊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凌准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等，人称“八司马事件”。
一个正直的青年，正满腔热情从事着旷古少有的改革事业，忽然那么一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就被人从国家权力中心撵了出来，要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山沟去“劳动改造”。从一个人人敬畏的政府高级官员，一夜之间，成为人人喊打的奸佞之徒、霄小之辈，这样的打击搁在外国电影里不说会引发精神失常，至少也会导致心理障碍。我们国人的神经向来超级强悍，什么样的打击都能经受，而且往往还能从打击中崛起。柳宗元死后，他的“笔友”或“文字之交”韩愈，即古文创作上的同志，在墓志铭（刘禹锡盛情邀请他写的）中感叹道：磨难才能成就优秀的作家。柳宗元的好文章都是到了永州以后才写出来的。没有磨难，柳宗元或许是个成功的政治家；有了磨难，柳宗元在文学史耀眼夺目。那么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有价值，还是一个青史留名的文学家有价值？作为文学家的韩愈，看好后者。
带着六十七岁的母亲、不到十岁的女儿，还有他的族弟宗直、舅父的儿子卢遵，三十三岁的柳宗元黯然来到永州。一大家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寄居在龙兴寺。当时的永州，极为荒僻，那情形我们现在都不太好意思提起。柳宗元在写给朝廷要员的信中说，那地方一眼望去都是害虫，野外是蝮虺、大蜂，水边又是射工、沙虱子之类，一不留神还会长疮。在首都长大的贵族后裔，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条件艰苦，他的母亲、女儿纷纷撒手人寰。柳宗元的健康也急剧恶化，“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寄许京兆孟容书》）。据说这些疾病中外有脚气，内有痞病，尤其以痞病最为厉害。痞病的症状是脾脏肿大，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身体虚弱到惨不忍睹的程度。老天爷还真与他过不去，在永州的前五年，四次遭受火灾，每次柳宗元都是打着赤脚逃出来，家里烧得只剩下黑糊糊的墙壁。
更大的问题还是精神恍惚。到永州很长一段时间了，柳宗元还没有缓过气来。一听到人大声说话，他就心跳加速，脸色发白，腿打哆嗦，“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与杨京兆凭书》）。他四处给各级领导人如严砺、严绶、赵宗儒、李吉甫等写信，结果是石沉大海，激不起半点涟漪。柳宗元感到很委屈，曾经悉心关怀他的慈祥老人都不听自己解释，自己这过的算是什么日子？“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索，处则若关桎梏，彳亍而无所趋，拳拘而不能肆”（《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更要命的是，他的妻子——杨凭的那位女儿，腿有残疾不说，还不能生育。前面提到的那位死去女儿，也是非婚生子，可能是小妾所生。成婚三年后，他的妻子就死了，那时他正忙于改革，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如今贬到永州，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时间，他准备好好解决个人问题，却赫然发现这个问题竟然无法解决：他现在是待罪之身，有权势、有地位、有身份的人谁愿意沾惹这样的人？而那些本地土族，身为贵族后裔的柳宗元自己又瞧不上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柳宗元看到日子一天天从手指缝里溜走，而儿子还没有着落，心里真是焦急万分。这一时期写给京城老朋友的书信，大倒苦水时往往谈得就是这个头疼的问题。
这委屈积累起来，越来越多，最后转化为愤怒，愤怒出诗人，他终于拿起了手中的笔，写出了《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罴说》等如匕首、如投枪、如刀刺的寓言。而《宋清传》、《捕蛇者说》、《段太尉逸事状》包括有些隐晦或裸露的《河间传》，则是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他把自己的郁闷寄寓在山水之中，写出了名垂千古的“永州八记”，这八篇文章，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从此一种新的体裁——山水游记崛起了。
元和十年（815）正月，柳宗元接到诏书奔赴长安，离开了生活十年之久的永州。十年来，并不是没有惦记他们，其间也曾有过大赦天下，但都遗忘了这个角落，根本的原因是唐宪宗对这拨人难以释怀，未解心头之恨。元和九年，对革新者有所好感的一帮人如韦贯之、裴度、崔群等占据要职，同时当年提到改革日程的那些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们五司马（其中两人死去，一人提前上调）被召回首都。返回京城的柳宗元不敢相信幸福来得如此突然，已经绝望的他体验到异世为人的感觉，看看这首《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只因为心情好，马路边的花儿也觉得灿烂。可惜这种欣喜没有维持多久，在长安逗留不到一个月，他们又被出放为偏远地方的刺史。官职虽然提升了，但地头更偏远了，实际上还是一种惩罚。柳子在柳州，韩泰在漳州（今福建龙海县西），韩晔在汀州（今福建长汀），陈谏在封州（今广东封川），刘禹锡在播州（今贵州遵义）。当时，刘禹锡上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再也经不起颠簸，柳宗元主动请缨，打算将自己的位置同刘禹锡调换。朝廷大发慈悲，后来将刘禹锡改为连州刺史，没有把柳宗元发配到贵州，不过柳宗元这种毫不利己、为朋友敢于牺牲的精神，让韩愈大为感动。在柳宗元的墓志铭中，韩愈反复强调说，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就是那种关键时刻能把你顶上来、不让你沉下去的那种人。
柳宗元一行又离开京城了。这条路是他们一个月前进京的路，更是十一年前他们贬谪远行的路。满怀期望而来，又要黯然离开。衡阳分别的时候，他写给了刘禹锡一首诗，饱含悲愤与绝望：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柳州虽然偏远，但柳宗元毕竟成了一方父母官，他不再是永州时编外人员，闲得只有去靠爬山来消磨时间。孔夫子说，治理方圆五六十或六七十的地方，都要象治理一个大国家一样尽心尽职，何况柳州下辖五县，有一、两千户人。柳宗元忙碌起来，不能在朝廷中央大展宏图，小试牛刀也是可以的。他在柳州最大的改革成果是释放了许多奴婢，《新唐书•柳宗元传》说：“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赊，子本均，则没为奴婢。宗元设方针，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佣，视值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这段话引起了许多人的误解，他们以为柳宗元走在历史的前列，不满阶级剥削与压迫，对蓄奴的现象“非常痛恨”（孙昌武《柳宗元传论》），或“对奴婢制度怀着强烈的愤恨”（顾易生〈柳宗元〉），所以成为奴婢解放者。这是一种误解，唐代的奴婢或者是家传的，或者是战俘，或者是罪犯，当然还有被拐卖的与抵押债务的。前面的三种，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柳宗元家中都有一些家传的奴婢，他所释放的，是作为债务抵押的那种，是在法律允许之内进行的。当然，这对打击高利贷者、保护穷苦老百姓都有很明显的效果。
在柳州辛勤工作四年，操劳过度的柳宗元就病死了。据说死后极其凄凉，作为市长，连连一口棺木都置办不起，还是上级领导桂管观察使裴行立给孤儿寡妇筹措了丧葬费用。杨氏死后，柳宗元虽然没有再正式娶妻子，但还是有不少生活伴侣，如卜居愚溪前后伴随身边的雷五之姨、生育双胞胎二女及周六兄弟的吕氏等，这些可敬的女子给他留下了血脉，刘禹锡主动承担了抚养柳子儿子的责任，还邀请最有名的“写手”韩愈给柳宗元写墓志铭。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里说，柳宗元死后成神，当地人建祠堂来祭奠他。当时有个酒鬼在那里出言不逊，结果夺去了性命。看来，韩子还是不太理解柳子。柳子治理柳州，主要是凭借他那颗仁爱宽厚之心，当时有人犯了错误，他总是轻声细语反复劝说，不忍心处于刑罚，又怎么为了自己的那点威严置人于死地呢？《青琐高议》记载说，当地的老百姓奔走相告，说他们的太守不是胆怯，而是真心爱护他们，所以不要随便去打官司。民歌传唱说：“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柳子虽然走了，但他灵魂还在，看看柳州柳江旁的柳树，我们就知道了。
2007-9-22 19:36 maomaowuying才女李清照的爱情、婚姻与家庭（上）
才女向来都是文学素材，生活在文学故事之中，是文学家主要是男性作家茶余饭后消遣娱乐的谈资。传说中，才女似乎像花儿一样多，像花儿一样灿烂，但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实力而非漫天的绯闻，能与一流男性作家分庭抗礼的，在过去那个时代却只有李清照。李清照还没有成为历史人物的时候，大家不太看好她，宋朝人也不因她而自豪，只是不以为然地说在本朝妇人中，李清照文采最好，所谓“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萍洲可谈》），而所有的“女妇”，在时人的眼中顶多是个业余作家。过了几百年，人们才承认李清照自成一家，与什么秦七、黄九、梦窗、草窗相比也毫不逊色，“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李调元《雨村词话》）。
成为才女，是件不容易的事。李清照一花独放后，也觉得百花齐放才是春，晚年时见到一位十岁左右的小丫头，禀赋异常，聪颖过人，有意倾囊相授，将其培养成接班人。谁知小丫头毫不领情，一口回绝，说“才藻非女子事”，这话呛得李清照差点喘不过气来。后来，林黛玉动了做才女的心思，被薛宝钗谆谆教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便有些畏缩了，不太敢以才女自居了。看来，做才女往往并非女孩子的主动选择，背后或许有些难以言说的隐衷，所以恭维他人是才女，一定要慎之又慎。钱钟书在《围城》里就说过，夸一个女人有才华，等于夸一朵花有白菜的斤两。现在大家众口一词，大夸李清照是才女，在李清照自己看来，也许就是夸她有“白菜的斤两”。更让她郁闷的是，或许她只是想将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没想到引出了一大帮看客的品头论足、指手画脚。她的欢乐，她的微笑，她的痛苦，她的眼泪，都成为旁人鉴赏的对象，还有人据此怀疑她的品行，说她所写的那些闺情词都是闾巷荒淫之语，自古以来缙绅之家的那些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没有像她这样肆无忌惮的，这又让李清照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大约出生于济南章丘，童年时代随父亲李格非居住在都城汴京。李格非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学者，学问做得好，诗词文赋也样样精通，颇受文坛盟主苏轼的赏识，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号称“苏门后四学士”。拥有这样一个父亲，已经足够令人自豪了，而她母亲来头也不小，是仁宗朝状元王拱臣的孙女，连宋史都称赞她的文章写得好。这样的父母，确实无可挑剔，当代有名的宋词研究专家缪钺先生不无羡慕地说，李清照正是承接了父母双方良好的遗传因子，所以“灵襟秀气，超越恒流。”（《诗词散论》）。
少年的李清照，生活快乐得更让人嫉妒，尤其是看到今天的小学生、中学生，背着沉重的大书包，穿梭着各个补习班之间。相比之下，李清照就是一只没有被关进笼子的小鸟，欢快、活波得令人眼红。看看她写那首《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青衣透。 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罗衣轻飏，象燕子一样地在空中飞来飞去。见到客人到来，来不及穿上鞋子，也顾不上头发松散、金钗坠地，一溜烟地往房间里跑。跑到门口，又不甘心，非要看看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小孩调皮，往往是父母放纵的结果。北宋的家庭教育，其实是很严格的。保守党领袖司马光，就严格规定家中的童仆不得进入后院，妇女婢妾无故不得出中门，确实有事要联络，就拉扯一下铃铛，让小朋友跑跑腿，传传话。
李清照生活这样自由，似乎与她有位拘谨的后妈有关。据说，李清照的亲生母亲，是汉国公王准的孙女，李清照出生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难产或者产后虚弱死掉了。状元王拱臣的这位孙女，当了后妈，很是担心给人留下歹毒的印象，所以步步留心，不多一句话，不多走一步路，唯恐他人嗤笑了去，这样就给少年的李清照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
文学青年过分自由，就会沾染一些不良习气，比如酗酒，李清照也不例外。这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如梦令》，就是写她酒后微醺的感觉：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在野外的亭子里喝酒，喝得时间太长，喝得太多，头晕晕乎乎的，连回家的路都弄不清楚了，驾着小船儿，一头撞进荷花深处，把已经开始晚休的鸟儿吓得扑腾扑腾四处乱飞。游乐的时候，她要浮一大白来表示心情愉快，景致如此迷人，如何能无酒？伤春的时候，她要借酒来消除郁悒的心情，“正是伤春时节，酒阑歌罢玉樽空，青缸暗明灭”。雨疏风急，花儿零落，怎能无酒？“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秋天到了，树叶落了，心情坏了，也得喝酒，“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冬天大雪纷飞，天地一片晶莹剔透，梅花开了，心情好了，也当喝酒，“每年雪里，常插梅花醉”。看看这首《渔家傲》：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 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
在大雪覆盖的严寒冬季，透过雪中一枝寒梅，词人已经感觉到春天的即将来临。为了好好端详这一片雪白背景中独自傲放的寒梅，词人准备了美酒，放怀畅饮。冬日的景色，因这一枝寒梅而平添数分旖旎风光，变得妩媚多姿。
亲人远离，相思寂寞，百无聊赖，也唯有饮酒，“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寄过雁”，“暖日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流落在外，相思难奈，也要喝酒，“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沈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
在这位才女的作品中，我们最眼熟的词语就是小酌、金尊、绿蚁、沉醉、残酒、病酒、淡酒、把酒、酒盏、酒意、酒阑、酒醒、酒朋、杯深、杯盘、醉后等等。据说，在她现存的四十多首作品中，百分之五十与饮酒行为有关，这一比例可以直追酒仙了。她婚前喝，婚后喝，孤家寡人的时候还喝，喝得多了，酒量也见长了，有没有酒精依赖症我们不清楚，反正“三杯两盏淡酒”，对她已经没有任何效果了。
喜欢喝酒的人，大多喜欢赌博，李清照也是此中高手，她的痴迷，她的豪情，她的技术，同样可以让许多男子汗颜。在《打马图经序》中，李清照这位才女叙述了自己对赌博事业的热爱与虔诚：“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自南渡来流离迁徙，尽散博具，故罕为之，然实未尝忘于胸中也。”她宣称自己天性嗜好赌博，能够为之废寝忘食，而且每赌必胜，大小通杀。自己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那是因为我水平高，十分精通这一游戏。聪明的人，做什么都做得比他人出色，赌博也不例外，这就是李清照所说的“慧即通，通即无所不达，专即精，精即无所不妙”。
李清照还严正指出，不能将高级赌徒等闲视之，在本质上它与尧舜等圣人、师旷等大音乐家、庖丁等解剖家、郢人等武术家是一致的，都是专心致志努力的结果。后世庸人，学圣人学不来，连赌术也学得不够精深，真让她鄙夷：“庖丁之解牛，郢人之运斤，师旷之听，离娄之视，大至于尧舜之仁、桀纣之恶，小至于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后世之人，不惟学圣人之道不到圣处，虽嬉戏之事，亦得其依稀彷佛而遂止者多矣。”
而她所写的《打马图经》，就是赌博运动的全面总结。在这篇文章里，她一一罗列说，长行、叶子、博塞、弹棋等游戏，已经失传了。打揭、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都是下层人的运动，也不常见。藏酒、摴蒲、双蹙融，现在不流行了。选仙、加减、插关火，是粗笨的游戏，全靠运气，不讲求的智慧，没有技术含量。大小象戏、奕棋，又只能两人玩。采选、打马，是闺房中雅致的游戏……她说出的这些名目，真让人眼花缭乱。看来，李清照的博采知识，那不是一般的渊博，比起武则天只喜欢“双陆”、杨贵妃偏爱“彩战”（掷骰子）、慈禧太后酷嗜麻将，李清照确实够得上职业运动员的标准了，难怪后人称她为“博家之祖”（《古今女史》），即博采的老祖宗。
不过，李清照的喝酒、赌博，只是一个艺术家的爱好，至少在年轻的时候，在刚刚成婚的时候，她还是很克制的。那时，她的最爱还是书籍，还是碑铭等文物，还有那些名画。那时的她，经常手不释卷，不论几案及枕上都是书，她终日沈醉其中，觉得其乐无穷，“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节衣缩食，她都要买上自己喜欢的书，“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节余的钱都是用来买书。日积月累，等到靖康之乱爆发，她仓惶南逃，随身带的书装了满满十五车，而那些来不及带走的，还装满了十多间房屋。后来，李清照迷上饮酒与博采，是否与她的婚姻家庭有关呢？很多人都认为她与赵明诚是天赐良缘，两人志趣相投，留下的是爱情经典。那么他们的婚姻，真的有传说中那样美满与幸福吗？
2007-9-22 19:36 maomaowuying才女李清照的爱情、婚姻与家庭（中）
大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18岁的李清照与21岁的赵明诚结为伉俪。对于这段婚姻，历来的描述是夫妻诗词唱和，共同收集金石古玩，校勘题签，以读书为娱乐，堪称神仙眷侣。这一时期，李清照的词作大也多是深情款款。《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春天的时候，从卖花担上买得一枝含苞欲放的梅花，鲜艳的花瓣上还带着薄薄的晨露。花儿是美丽的，但新婚的妻子非要丈夫说出她与花儿谁更美丽。一个沉醉在爱情的幸福与欢乐之中的新妇，在丈夫面前是多么妩媚娇憨、聪颖多情。这种撒娇的动作，正表现出小夫妻间的亲昵和温情。充满了自得、自信的语气里，透露的是李清照婚后的愉悦欢欣。再看一首写闺中柔情蜜意的《丑奴儿》：
晚来一阵风兼雨，冼尽炎光。理罢笙簧，却对菱花淡淡妆。绛绡缕薄冰肌莹，雪腻酥香。笑语檀郎，今夜纱橱枕簟凉。
笑声可以想见新婚的喜悦，后人指责李清照词写得大胆暴露，可能就是这类作品吧。新婚燕尔，小夫妻伉俪情深，也要忍受离别的相思。当时赵明诚还是太学生，平日寄居在校舍，只有初一、十五等日子方可请假回家，纯情的李清照不免要独自咀嚼离别的苦涩滋味。
更加长久的夫妻分离出现在徽宗政和年间。赵明诚大约在政和七年（1107年）前后再度出仕，直到宣和三年（1121年）才接李清照前去团聚，其间夫妻大约有十四年的分离时间。李清照在青州度过了近十年的时光，写下了许多抒写离情别思的篇章。《一剪梅》说：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色彩鲜艳、气味芳香的红色荷花已经凋零殆尽，坐在精美的竹席上可以感觉到秋的凉意。秋的萧瑟枯萎，叫离人更难以抵御相思愁绪的侵袭，这秋凉，甚至一直穿透离人的心扉。在这样的季节里，丈夫只身赴任，将自己留在家中，离别的愁苦意绪就时时涌上心头。丈夫外出做官，分离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别离已成事实，令人深感无奈，就象春花不由自主地飘零、随着流水消逝而去一样。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词人“长恨此身非我有”，感觉到一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悲苦。况且舜华转眼即逝，人生又有多少如春花一般的美好时光呢？
相思虽苦，慢慢咀嚼，总还有甜蜜的滋味涌上心头。即使瘦比黄花，总还是有牵挂的对象，为伊憔悴，心甘情愿。当痴痴的爱恋转化为逸事趣闻时，刻骨的滋味也会随之烟消云散。她的《醉花阴》引出一段佳话，让人们忘却其中愁苦，看到的是两人琴瑟相和的甜蜜：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据说赵明诚看到这首词后，深受刺激，想想堂堂须眉，写诗作词怎能为小女子压倒。于是关门谢客，废寝忘食三天三夜，一口气填了五十首词，把李清照的这首夹在中间，一起送给朋友陆德夫品评。陆德夫玩味再三，说道：其中有三句很好。赵明诚欣然追问，陆德夫告诉他乃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今天，很多人都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同行是怨家，找对象千万莫要找同行，因为他（她）不会对你所从事的职业表示足够的尊重。当李清照把自己痴痴的思念写进词中，而丈夫却把它把当作艺术作品来鉴赏品评，不知道此时李清照应该高兴还是伤心。不过，旁观者一致认为这正好说明他们二人品味格调相当，能相互欣赏，乃佳偶天成，“才女”没有明珠暗投。李清照晚年回忆这段生活，也认为当时自己应该是很幸福的，说要“甘老是乡”，意思说如果能在这种环境下一直生活下去该是多么幸福呀。
真有那么幸福与美满吗？有个美国人叫宇文所安，本名是Stephen Owen，翻译过来是斯蒂芬•欧文，是大名鼎鼎的汉学专家，写了一系列关于唐诗的专著，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尤其是古典文学的研究者看了大汗淋漓。他还有一本小册子，叫《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对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进行详细的探讨，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李清照根本无幸福可言，所谓的幸福是一种假象，李清照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我们。
理由一：在最初的日子里，李清照夫妇收集与欣赏古旧书画碑文欢乐是单纯的，但随着藏品的丰富、收入的丰厚，她的丈夫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投入，最后陷入到荣利的漩涡中失去了自身。李清照则觉得乐趣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成为一种负担，所以她含蓄地说，喜欢文物的收藏家与喜欢钱财的守财奴，没有什么不同，“其惑一也”。
在最初的日子里，藏品是夫妻共有的，欢乐是属于大家的，书籍是联系感情的纽带。如我们最熟悉的那段描写夫妻和谐生活的文字：“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这是何等的浪漫与温馨。但是，到后来李清照看书，却要先向丈夫请示，登记造册，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如果书籍弄脏了，还要受到惩罚。李清照不耐烦了，拿出买衣服与化妆品的钱购买了自己喜欢的书籍，放在床头自己看。书籍之类的藏品夫妻俩一分为二，愉悦与快乐也随之一剖两半。
理由二：最后一次分别，形势岌岌可危，李清照请示如何逃生。赵明诚指示要她和大伙一起逃，不得已先抛弃辎重，然后是衣被，然后是书册卷轴，然后是古器，但一定要与宗器共存亡。宗器在，人在；宗器亡，人亡。这禁不住让人想到了葛朗台对他太太的态度。宗器是什么呢？可能是赵家氏族的祭器，也可以是赵明诚藏品中最精美的青铜器。倘若是后者，李清照更要伤心了，在丈夫的眼中，她的地位终究还不如一件藏品重要。丈夫病危，她夜行三百里前去侍奉，但赵明诚临死之前没有对她今后的生活有任何安排，或者说根本没有想到给妻子今后的生活提供一个保障，只是写下了一首绝笔诗。
仔细想来，这段美满婚姻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危机。吏部侍郎的儿子娶礼部员外郎的女儿，算是门当户对，问题是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与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不属于同一个战壕。赵挺之属于蔡京一派，当年李格非最尊敬的苏轼就说赵挺之是聚敛小人，学行无取。无数事实说明，政治斗争必然会波及家庭生活。李格非在斗争中失势，即将发配到蛮荒之地。李清照向公公求救，说“何况人间父子情”，不料遭到拒绝，于是有才气的李清照写出了“灸手可热心可寒”来讽刺公公。这样的媳妇，想必公公也不会太喜欢。
太有才气的妻子，丈夫也未必会喜欢。传言赵挺之成亲前做了个梦，梦见一篇作文，醒了就记住“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这么一句。赵挺之一听，说言和司合起来是“词”，安上面脱掉是“女”，“芝芙”把草去了是“之夫”，也就是说你是一女词人的丈夫。“词女之夫”，可能是荣耀，也可能是压力。有史书记载，每当大雪纷飞的时候，女词人就会诗兴大发，在雪中漫步，寻诗觅句。作为“词女”的丈夫，赵明诚不能拂了雅兴，降了格调，自当陪同前往。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赵明诚的那点才气也散发尽了，后来就只是看客，这难免让以读书人自居的他，在大冬天脸臊得通红。渐渐地，赏雪成了赵明诚的伤心事，一到冬天，他就惶恐与紧张。
李清照对自己的这位丈夫，似乎也有些怨气，即使她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们从她的语气中也可得知一二。十多年的两地分居，相思的甜蜜变成苦涩与煎熬。长久的期待总是落空，贤淑的妻子也会产生怨苦之情、埋怨之意。《行香子》说：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
初秋季节，七夕之夜，枯草之间有了蟋蟀的鸣叫声，梧桐树叶片片飘落。无论是天上还是人间，都在为离别而愁苦，这浓浓的愁意笼罩了天地万物。牛郎织女也为银河所阻隔，即使能够乘坐木筏，在银河上自由来去，恐怕也难以相逢。张华《博物志》说，银河与大海相通，有人乘木筏到了一处城郭俨然的地方，遇见织妇以及牵牛人。回家后才知道自己曾经到过天上，见了牛郎织女星。李清照则说，相思久远，要见心爱的人一面，太不容易了。相见之难，难以桥鹊相会。
为什么会面这样难呢？除了工作的原因，恐怕还有一些难以对他人言说的理由吧。正如词人在《凤凰台上忆吹箫》所说：“香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欲说还休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什么呢？又有什么能让聪慧的词人欲言又止呢？她说不是悲秋，那就是悲情了；她说“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既然是新愁，就可能是情变。据说，赵明诚纳妾了。这样的事，心高气傲的李清照不能说，不愿说，只能用些典故含蓄地来，说什么“春到长门春草”，“长门”，就是汉武帝“金屋藏娇”的那位陈皇后被打入“冷宫”后呆的地方。在《金石录后序》，她还说：“（明诚）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所谓“分香卖履”，就是曹操临死前，留下遗嘱，如何将自己的财产分给妻妾。
还有让李清照气短的。南渡之后，赵明诚担任建康知府的重任。一天深夜，城里突然发生叛乱，地方最高长官的赵明诚惊惶失措，不敢应对，偷偷用绳子缒城而逃。事后，赵明诚被撤职。这样的事情，让豪气冲天、自立自强的李清照羞愧难当。逃窜中的夫妇，心生隔阂。行至乌江，李清照得知这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不禁感慨万分，徐徐吟出一首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身后的丈夫听着这金石之声，脸色顿时铁青。
2007-9-22 19:37 maomaowuying才女李清照的爱情、婚姻与家庭（下）
宣和三年（1121）秋，赵明诚把李清照接到莱州，结束了他们两地分居的生活。后来她又随赵明诚出守淄州。好景不长，宣和七年（1125）冬，金兵灭辽后，立即分兵两路南下，开始发动大规模的侵宋战争。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任湖州知州，此时高宗已从杭州来到建康，下诏明诚“过阙上殿”，领旨奏事。由于时间紧迫，不允许他们带着那么多的金石书画同时返回建康， 只好临时决定“驻家池阳”，由明诚一人先到建康赴诏，然后再回来接李清照。 六月十三日，正是盛夏时节，赵明诚离开池阳。七月末，李清照得到明诚卧病不起的消息，当天她就乘船东下，日夜兼程，火速赶到建康，与丈夫见了最后一面。从此，李清照开始承受国破、家亡、夫死的剧痛，她的词风顿时变得凄苦。《浪淘沙》：
帘外五更风，吹梦无踪。画楼重上与谁同?记得玉钗斜拨火，宝篆成空。 回首紫金峰，雨润烟浓，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罗襟前日泪，弹与征鸿。
凄冷的“五更风”透过窗帘直向屋内袭来，惊醒了梦中的词人。在梦中，茕孑一身的词人也许回到了那令人留恋的过去，也许还在追怀以前与亲人一起登楼远眺的日子。越是孤独与痛苦，人们越会忆起过去的细事。金兵南下前，李清照与丈夫一起论诗品茗研讨金石书画。我们仿佛看到女词人正手拈玉钗轻轻地拨弄着篆香上的灰烬，神情是那样闲适，动作是那样娴静，闺帷当中的温馨意趣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当年篆香烟雾弥漫着小屋，生活清静温暖安定欢乐，可今天那一切的一切都像燃尽的“宝篆”一样烟消香散，都像被风吹走的美梦一样无影无踪。纵目回望，凄迷的烟雨隔断了视线，已难以望见丈夫的栖身之冢，更难以望见那被践踏的北国河山。
打击接踵而至。赵明诚病重的时候，有朋友带着一个玉壶来看望他，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传出赵明诚夫妇向金国献玉壶要当汉奸的流言。大是大非面前，不可有丝毫的含糊，于是李清照就想把手头的文物捐给朝廷表明心迹。但皇上正忙着逃命，惶惶不可终日，居无定所。她带着沉重的文物书籍，追随着皇上逃亡的路线，由南京到越州，经明州、奉化、宁海、台州，然后漂泊到海上，又过海到温州，最后回到杭州。一路奔波，辛苦可想而至。更痛苦的是，他们夫妇俩早年收集的金石书画，成为各路英雄觑觎的目标。据说一位得宠的御医想以三百两金子强买藏品，而皇帝又下诣索要《哲宗实录》。连小小的房东，也开始巧取豪夺，连偷带强。
在觊觎赵明诚留下的这批金石珍藏的“豪杰”中，张汝舟是最有心机的，手段也最为隐蔽，他直接向寡居的李清照求婚。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进士出身，做着与前夫赵明诚同样级别的州官，对年近五旬的李清照而言，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吗？她没有犹豫，结果很快后悔了。先后悔的是张汝舟，或许是他发现自己无法支配赵明诚的巨额遗产，或许是发现这笔遗产已经丧失殆尽，总而言之，他恼怒成羞了，他露出了流氓的嘴脸，对李清照拳脚相加，大打出手。李清照更后悔，这样的羞辱是她始料未及，也是刚烈的她难以承受的。她决定拼个鱼死网破，分手居然困难，就去官府告发他。告发张汝舟什么呢？当然不是虐待妇女儿童。有人说是告发张汝舟贪污，有人说是告发张汝舟考试舞弊。总之，结局是张汝舟被流放到柳州，李清照获得了自由。不过按照当时的文件，妻子告发丈夫应该在监狱里关押两年，由于朋友的帮助，李清照虽然入狱，但只关了九天就被释放了。
对于李清照改嫁一事，明代以前大家都是认可的。清代以来，很多人说这是诬蔑。他们找了许多理由，如当时李清照年纪很大了，不必改嫁；清照与明诚肝胆相照，感情坚如磐石，不会改嫁；官宦出身的妇女，不能改嫁；清照晚年曾自称“嫠妇”，意即寡妇等等。其实，宋代妇女改嫁颇为寻常。范仲淹的母亲，就是一例。陆游的前妻，也是一例。
无论是否改嫁，晚年的李清照都让我们潸然泪下。一个宠儿，一位才女，年老却孤苦无依，国破家亡夫死的痛苦，一样都没有少，到后来，除了寂寞，什么都没有，只能在凄苦中咀嚼余生。看看这首《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霄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是一个春意渐浓、天气晴和的元霄节，太阳刚刚落山，灿烂的晚霞映照全城，大街小巷，鳌山矗立，彩灯高悬，鼓乐喧天，但见火树银花游人如云。词人独自坐在家里，默默思念亲人，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凄迷哀怨的笛声，使她更加感到悲凉。忽然门外响起了清脆的銮铃声，从闹市驶来一辆辆“宝马”驾着的“香车”，原来是词人昔年在一起饮酒赋诗的女友兴致勃勃地前来邀她同去观灯。对昔日闺中友好的盛情，词人铭感在心，如今境况不同，苦乐有别，已非同路之人，于是她婉言相谢，独倚寒窗，等待夜尽天明。孤灯之下，她回首往事，想起当年在汴京的情景：那时天下太平家道隆盛，恰值风华少年青春如花似锦，每逢三五佳节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呼朋结侣到都城之内看灯，尽情欢度元霄之夜。如今时过境迁历尽劫波江海余生，两鬓如霜形容憔悴，哪里还有兴致深更半夜出去游逛，倒不如藏在帘儿底下去“听人笑语”。欢乐都是人家的，自己唯有躲在一旁，偷偷地听听他人的笑声。
2007-9-22 19:37 maomaowuying韩愈的经济问题（上）
对于韩愈，景仰的人很多。在唐代文人中，韩愈确实算得上综合素质高、发展全面的典范。他文章写得好，有“杜诗韩笔”一说，诗歌也自成一派，人称韩文公，同时他头脑清醒，有政治眼光，大力排佛，反对军阀割据，官也做得大，人称韩吏部（韩愈是实实在在的吏部侍郎，杜甫人称杜工部，但只是检校工部员外郎，还是虚的），所以苏轼说他内外兼修、文武俱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不过，也有许多人不喜欢韩愈，南宋以来的理学家批评韩愈根本不懂“道”而乱说“道”，周作人、张中行则说韩愈写文章喜欢装腔作势，道学气太浓，毛泽东主席说韩愈文章的思想太肤浅。李择厚更是全面否定了韩愈，说他贪名位，好资财，耽声色，佞权贵。其中，谈的最多的，还是他的“谀墓”问题，即韩愈为了润笔费，对死人大唱颂歌，有辱斯文。后来清代大思想家顾炎武惋惜地说，韩文公如果不写这些阿谀奉承的墓志铭，那他真是文化界的泰山北斗了。一代大文豪，尽做些发死人财的糗事，这难免让人心中憋气。所以，当年刘叉从韩愈那里偷走一大笔钱时，刘叉说得理直气壮（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如给我老刘祝寿），大家也觉得理所当然。让大人物吃瘪，是多少人的梦想！但堂堂的吏部侍郎，为什么要“卖文”呢？要了解韩愈究竟是不是一个“财迷”，就必须对他的生活状况与经济收入做点调查。
杜甫死后43年，元稹受他的孙子杜嗣业所托，写了一篇墓系铭，首次将李白、杜甫相提并论，并说李白在乐府、排律等方面远远不如杜甫，一时引起了广泛争鸣。两年后，韩愈挺身而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韩愈为什么要为李白鸣不平呢，出了公议之心外，私下揣测，可能还与他对李白的好感有关。天宝十四载（755），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任武昌（今湖北鄂州）县令，离职的时候，当地人刻石颂德，请李白写《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李白在碑中大唱赞歌，说韩愈的父亲大人“滂注王泽，犹鸿得春。和风潜畅，惠化如神”。这份恩情，想必韩愈会铭记在心。李白写这篇碑铭，润笔费拿了不少。至于这种既得人钱财还让人感恩戴德的赚钱手段，对韩愈是否有触动，另当别论。
据说韩愈后来经常梦见李白，其实韩愈对李白不会有具体印象，李白死后六年，韩愈才出生。同样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韩愈他自己的父母，出生两个月后，韩愈的母亲就离他而去，三年后，他的父亲又死在秘书郎任上。韩仲卿官做得不够大，韩家又不是什么望族，所以留下的家产不会太多。韩愈经常自称昌黎人，李翱的《韩吏部行状》、刘昫的《旧唐书》这样说，后人也叫他韩昌黎，其实他并非昌黎韩族，韩愈这样说可能是为了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李白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已经明确的说出韩愈的父亲是南阳人，韩愈死后也葬在河阳韩氏祖茔，后来欧阳修等人在编纂《新唐书》时就说韩愈是南阳邓州人了。
父母死得这样早，韩愈并没有成为孤儿。他的长兄韩会承担了抚养他的重任。韩会比韩愈大将近三十岁，也算当时的名士才子，受权相元载的青睐，担任起居舍人。不久元载倒台，韩会受到牵连，贬到广东韶州，年少的韩愈也随之颠簸流离。更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德宗建中元年（780），韩会在韶州郁郁而终，韩愈时年十三岁，与嫂子郑氏一起将灵柩运回河阳故里，开始了“零丁孤苦”的生活。这段日子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在接踵而至的打击中成长起来的韩愈，后来很少提及，不过从他对嫂子郑氏终身感激及与侄儿韩老成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谊，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当日生存的艰辛。
贞元二年秋天，韩愈十九岁了，承担振兴家族重任的他，毅然决定赴试求仕。经过县、州两级考试合格后，这年十月他赶到了长安，在户部报名参加第二年二月份举行的礼部进士科考试。当时的韩愈既没有名气，又没有名人推荐，不知道“功夫在考试之外”，所以很正常的名落孙山了。贞元四年，韩愈再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再次碰壁。这时的韩愈终于有所醒悟，意识到关系网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四处寻求援助，把自己所写的文章散发出去，但没有什么成效，这些权贵对他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贞元七年的进士科考试他又一次落第。也就在这一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他得到了古文家梁肃的赏识。梁肃当时担任着右补阙，与陆贽等关系密切。次年，陆贽担任主考官，邀请梁肃为助手，考试题目《明水赋》和《御沟新柳诗》，韩愈理所当然高中了。陆贽这次考试相对公允，录取了一大批名士，有“龙虎榜”之称。这段经历，显然对韩愈刺激很大。韩愈晚年的时候，他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一个应试的举子要注意建立良好的关系网。他谆谆教诲道：“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犹阶而升堂，又况其细者邪！”意思就是说，到京城中应试的考试有几千人，什么样的人才都有，要能够取得成功，关键是具有良好的交往与沟通能力。对你有用的人（韩愈说的是善人），即使不喜欢你，你也要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你无用的人，即使很喜欢你，也没有必要有过多的来往。这样，高官厚禄就俯拾可得了。话说得相当俗气，却是韩愈自己的亲身体验。
礼部的进士科及第后，必须参加吏部考试，始能获得官职。韩愈当即参加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不料复审时，被中书省黜落。就这样，韩愈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循环，第二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再次落第，第三年还是同样的故事。韩愈着急了，眼看就可以踏上仕途，但最后一关始终无法通过，心焦之下，他决定直接与高层沟通。贞元十一年正月廿七日，他给宰相赵憬、贾耽、卢迈等写信自荐。没有任何音讯，廿九日再写了一封信，还是石沉大海。他无法等待下去，径直跑到光范门去拜见宰相，结果守门员不让他进去。韩愈愤怒了，又回去写了一封信。前两封信，多俯首帖耳之状，所以有人批评他切于仕进，“略不知耻”为饥寒所迫，写出这样低声下气的文字，实在汗颜。第三封信就露出他兀傲峥嵘的本相来了。
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十年时间韩愈就是在考试中度过，四举于礼部，三选于吏部。这段时间他的生活来源是怎样的呢？韩愈参加考试的最初原因，就是家境凄凉。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回顾了自己这段时期思想的变化：年轻的时候，读圣贤之书，以为做官出仕都是为他人服务，为了救国救民。快到二十岁的时候，家里穷得不象样子，衣食都无法保证，才知道出仕做官也是为自己。到了首都，发现大家对举子很看重，更坚定了自己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决心，于是到处向他人讨教考试的技巧。但考试是需要大笔资金的，没有钱，韩愈是如何支撑下来的呢？即使“终朝苦寒饥”，也需要基本的生活费用。家里没法供给，又没有得力的亲戚朋友，最大的可能就是向权贵寻求援助了。韩愈第一次进士考试失败后，按照惯例，他应该回到所在州县，重头再来。但此时的韩愈实在太穷了，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简直无法活下去，迫不得已，在大街上拦住北平王马燧向他求救。马燧同情他的遭遇，将他带回府第，供给他衣食。这十年的生活，可能就是在打秋风的过程中熬过来的，他后来回忆说，“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於人，以度时月”。有了这样的经历，后来对润笔费产生特殊的感情，也在情理之中。
2007-9-22 19:38 maomaowuying韩愈的经济问题（中）
唐代文人入仕，还有另外途径，那就是成为方镇的幕僚，文人入幕的现象在中唐十分普遍，因为它能给士子带来美好的前程。有过入幕经历的权德舆、杜元颖、裴度、柳公绰、李绅、杜佑、令狐楚等人，后来都官至宰相，据说唐代后期，三分之二的宰相都是从幕僚奋斗出来的。即使做不了宰相，按照白居易总结出来的经验，入幕的那些名士十之八九也会成为公卿士大夫。欧阳修曾羡慕地说道：“唐诸方镇以辟士相高，故当时布衣韦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场屋者，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集古录跋尾》卷八《唐武侯碑阴记》）韩愈之前，许多著名文人都尝试过这条终南捷径，高适依附哥舒翰，岑参依附高仙芝，杜甫依附严武，都是这样。
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年）秋，二十九岁的韩愈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当时的东都留守董晋，被任命为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使等官职，韩愈与董晋的次子董溪关系很好，这样就被董晋辟为观察推官，以正九品上校书郎试用上报朝廷。幕僚的收入较高，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不愿作当县尉、参军，纷纷进入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就是因为幕府的待遇高。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韩愈，终于迎来了曙光，过上幸福了生活，韩愈自己说过，他在汴州、徐州当幕僚的时候，每月的收入，比以往多了将近一百倍。他将侄儿韩老成接到汴州，来分享自己的快乐，还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后来的嫡系如李翱、孟郊、张籍等人这时纷纷前来投靠他，他们一起谈文论艺，钓鱼赏花，饮宴出游，好不惬意。尤其是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钓鱼爱好，几乎陪伴了韩愈一生，后来在京城钓，在洛阳钓，阳山钓。在他的诗歌中，使用鱼意象或直接写钓鱼的诗有20首，如“投竿跨马蹋归路”、“持竿钓温水”、“鞭马出都门”、“投竿而渔，陶然以乐”等。张籍对这段生活也非常怀念，后来他在诗歌中回忆道：“忆昔西潭时，并持钓鱼竿。共忻得鲂鲤，烹鲙于我前。几朝还复来，叹息时独言。”（《寄韩愈》）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四年后，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韩愈以幕僚身份，护送董晋灵柩至洛阳。韩愈等人刚刚离开汴州，那里就发生了叛乱，韩愈留在汴州城的妻儿老小，跑到了徐州，所以韩愈一到洛阳就匆匆奔徐州而去。当时徐州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与韩愈是老熟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又辟他为节度推官，奏请以太常寺正八品上协律郎试用。这是，他的儿子韩昶也出生了，韩愈也没有推辞，接受了张建封的好意。不久，他代表张建封出差到京师，受到朝廷官员的盛情款待。他的一些朋友同年，已经在京城扎下了根，想帮助他活动活动，留在京城。如一同考取进士的欧阳詹，此时正担任国子监四门馆助教，曾计划率领其学生奏请以韩愈为国子监博士，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下文。
到京城跑了一圈，见识了老同学的幸福生活，韩愈的心情也开始不平静起来，他觉得每天上班点卯的生活实在太乏味了。一般情况下，节度使的幕僚们应该是“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中午还没有午休，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八小时。韩愈认为自己支配的时间太短了，于是给张建封写了封信，希望改变作息时间，建议“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也就是说希望每天分上、下午上班，给出充分的午休时间。上午５点至７点之间上班，工作到１１点，下午５点至７点之间上班，工作到９点。张建封有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也不能乱说。或许张建封最后对韩愈一人网开一面，所以韩愈说他在这期间读了不少书，“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
不过，韩愈还是心里不太平坦，觉得生活很压抑，张建封对他也不是言听计从，这样混下去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前途。五月中旬的时候，他主动向张建封上交了辞呈。也许是少年时期韩愈所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这时候上天开始眷顾他。十四日，韩愈和妻子刚刚启程前往洛阳，第二天徐州的军士就发动暴乱，韩愈又一次死里逃生。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朋友们也纷纷写信表示祝贺。
贞元十八年新年的到来，也给韩愈带了新的生活。他终于通过了吏部铨选，担任正七品上的国子监四门馆博士。这一官职，职务不高，影响却很大，尤其对教育行业，更重要的是韩愈从此进入了一个有发言权的圈子，身份从地方幕僚转变为政府公务员。韩愈一到任，就不失时机地向主考官权德舆荐举了一批朋友如侯云长、尉迟汾、沈杞、李翊等人，使得他们得以进士及第。这年十月，韩愈再次升官，成为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进入朝廷的要害部门。正当韩愈韩愈以为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仅仅两个月后，他就被赶出中央，出任湖南连州的一个阳山县县令。显然，他遭受了重重的处罚，为什么呢？新旧《唐书》、《唐才子传》都认为是“宫市”的原因，但今天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与“宫市”无关，要么是说实话，上书论天旱人饥，得罪了权臣京兆尹李实，要么是受到了持不同政见者王叔文、韦执谊乃至柳宗元、刘禹锡的排挤。
此后，韩愈又开始了与贫困作斗争的生活。作阳山令，他自嘲“酸寒何足道”；两年后任江陵府法曹参军，他说自己“掾俸之酸寒”；元和元年（806）再拜国子博士，次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三为国子博士，一直生活窘困，有时候竟然是上顿不接下顿。生活艰难，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职位俸禄都不高，另一方面则是他供养的家人越来越多。首次担任京官四门博士的时候，侄儿韩老成一家过来依附于他，这时他已经“家累三十口”；二度担任国子博士的时候，堂兄一家也来投奔他。在当时，拿工资的人，是有义务供养他的穷亲戚的。韩愈的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如县丞崔斯立，就是“秩卑俸薄食口众”；太原府参军苗藩，供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的时候遗产太少，连安葬都成了问题。韩愈拖着这一大家子人，生活的艰难可以想象，“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如何生存下去呢？
为了家人，他又开始四处求援。他写信给兵部侍郎李巽，描述自己“动遭谗谤”、“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的惨况，请求李巽帮助；又向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求救，反复乞求，说他如今所需的生活费用，就是对方的一顿饭钱，“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同时，他抓住一切机会，与领导人沟通，给他们写序，颂扬他们的功德，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后来人们说韩愈摇尾乞怜，无耻上进，和这些文字也有关系。如司马光说，韩愈写给于頔等人的那些信，肉麻地歌颂对方，以此换取一些生活费用。看他的文章，就知道这个人的志向是“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此”（《颜乐平颂》）。王若虚也说，韩愈过不得苦日子，那些哀号可怜的语气，经常在他的文章中出现，因此遭到后人的讥讽。“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遂为此谀悦之计”（《臣事实辩下》）。没有经历过穷困生活的人，批评他总是那么理直气壮。
2007-9-22 19:38 maomaowuying韩愈的经济问题(下)
元和八年春天，韩愈写了著名的《进学解》，正话反说，“把自家许多伎俩，许多抑郁，尽数借他人口中说出，而自家却以平心气和处之”。当时的宰相看到这篇文章，惊叹不已，又同情他的遭遇，又认为他有史才，于是任命他为五品上的刑部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这是韩愈人生中的一大步，从此他开始进入高官阶层。人们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韩愈还是用他的文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三年后，韩愈就被调任为正五品上的中书省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唐宪宗准备以武力解决淮西问题，许多官员畏畏缩缩，韩愈坚决支持，被任为行军司马，随裴度开赴前线，淮西叛乱平定后，韩愈随即升为正四品下的刑部侍郎。
就在他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时候，韩愈一冲动，又给自己惹下了大麻烦。元和十四年，宦官杜英奇迎佛骨至长安，唐宪宗先将它迎接到皇宫大内供奉，然后再送至寺庙。上行下效，一时士民如痴如狂。韩愈马上给宪宗皇帝写了一封奏章，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历史上信佛的皇帝都是短命的。宪宗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幸亏裴度、崔群大力营救，才被改变为潮州刺史。
贬谪的诏书是正月十四日下的，按照规定，韩愈必须第二天离开京城，家属也不得滞留。韩愈先走一步，他的家人随即被撵了出来。当时他十二岁的女儿，正卧病在床，也要被遣送潮州，结果死在途中。韩愈共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这次夭折的是他的四女儿。女儿的死，对韩愈是个巨大的冲击。早年亲人接连丧失的阴影又笼罩他的心头，巨大的恐惧使他很快放弃了自己的立场。甫到潮州，他立即上表给皇帝，承认错误，说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并对宪宗皇帝大肆吹捧，说他是古往今来的大明君，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盛世，“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他还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亲自去拜访当地有名的大颠和尚。这让后来的许多读者感到惋惜，也有部分人对他的这一举动表示鄙夷。
潮州的生活，确实对韩愈是个考验，饮食就算一个问题。上次韩愈在南方生活，还是在幼年时期，当时的他懵懵懂懂，对饮食等不会有什么印象。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他又回到了南方，这次对南方的饮食才真正有所体验，他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在写给柳宗元等人的诗中，他详细描述了吃鲎、蚝、蒲鱼、虾蟆等食物的过程，但是对吃蛇，他表示还是无法接受。
韩愈的认错举动很快上达天聪，传到皇帝那里。唐宪宗思前想后，认定韩愈是真心爱护他才说出偏激之语，于是决定原谅他并准备将他召回中央，后来由于权臣的作祟而未成行。大约在潮州呆了八个月后，韩愈被量移到环境更好的袁州（今属江西宜春）作刺史。次年，新君穆宗即位，韩愈又写了《贺庆云表》以示恭敬之意，旋即被召回京城任国子监祭酒。
长庆元年（821）正月，韩愈在国子监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半年后，他又被提拔为正四品下的兵部侍郎。第二年，镇州发生兵乱，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狼之群，面对设甲士于庭的叛首王廷凑，严辞斥之，并以利害晓谕他们归服中央。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说韩愈“勇夺三军之帅”，指的就是这件事。过了两年，唐穆宗因服金丹而死。又过了两年，韩愈也随之而去，据说也是服丹药而死。《清异录》卷二说：“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间日进一双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大意是说，韩愈对声妓兴趣颇隆浓，为了增强体力，用丹药来补身体。他把硫磺拌在饭里喂养小公鸡，一千天后煮掉，每天吃两只，结果后来就出了问题。
这件事首先是白居易捅出来的，他在《思旧》诗中说：“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宋人笔记自然不会放过这等事情，孔平仲《孔氏杂说》、葛立方《韵语阳秋》、陈师道《后山诗话》都更详细的记载。后来有学者为韩愈辩护，说白居易诗中所说的“退之”是卫退之，不是此韩退之。其实想想韩愈一生的行事及晚年的生活状况，做出这点事还是很有可能的。他本身对丹药有一定兴趣，曾说过“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寄随州周员外》）。而晚年经济情况好转，享受一下，过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也在清理之中。
元和八年（813）以来，韩愈的工作越来越稳定，官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高，虽然期间也有一些小挫折，但对他的生活水平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他被贬为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心情可能不好，但收入并不少。按照《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的记载，元和十四年前后，刺史的工资，近州为180贯，中州为150贯，潮州位置偏僻，应该也不会少于100贯。同时他的领导还会补贴大约50贯，“（观察使）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这样他的最近收入就会达到150贯，是韩愈当国子博士时收入的6倍。所以晚年的韩愈再也没有在诗文中哭穷了，不仅如此，他还经常炫耀自己的发家史。在《示儿》一诗中，韩愈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於。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覆。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他说自己经过三十年的奋斗，终于在首都购置了一处房产，一套属于自己的的大宅院，里面有中堂可以祭祖、宴宾客、行冠婚礼，北堂是厨房，南堂是仆人的住房（自己的卧房属于隐私，不便说，可能在东堂或北边）。这套住宅还带有一个大庭院，里面种着槐树和榆树，还有鸟儿飞来飞去，这让韩愈很得意，后来他就死在这套房子里。
在首都购置一套房产，不仅今天很难，唐代更不容易。韩愈当国子博士的时候，俸禄只有25贯，而一套很差的房子，号称“凶宅”的那种，要价可能也会达到210贯之多，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只有在梦中想想罢了。五十岁前后，他在长安买了这样豪华的房子，又怎么不值得趾高气扬，四处招摇？当然，韩愈敢于招摇炫耀，也和他买得理直气壮有关。据说当时不仅一般低级官吏买不起房，甚至像水部员外郎、工部尚书那样的政府高官都买不起，他们都是“租房一族”，很多官员最终都是死在官舍或旅店中，在繁华的闹市一生都没有自己的私房。韩愈能够买房，是因为他有俸禄之外的巨额收入，那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润笔费。
润笔费有多少呢，竟然可以让韩愈“一掷千金”？韩愈留下了一篇文章，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让我们可以略见端倪。在文中，他交待了撰写王用神道碑文的润笔费：“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在另一篇《谢许受韩弘物状》，他收到了“五百匹”作为酬劳。据有关人士分析，按照当时的物价，一斤盐卖40文，一斗米值50文，一匹绢“直钱八百”。韩愈一次性得了五百匹娟，就是一篇文章卖了40万，就是400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买一套中等的房子了，也足够让一个人过一辈子。韩愈的朋友孟郊死后，韩愈等人记载100贯作丧葬葬，“尚有余资”，再加上郑余庆送“所送二百七十千”，据说已经可以让孟郊的家人衣食无忧了。当时官员的俸禄是多少呢？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一文说，秘书省校书郎的月俸是万六千文，拾遗是三万文，太子宾客是八万文，六部尚书是十万文。
这样的收入，自然让韩愈乐此不疲，来者不拒。拿了人家这么多钱，墓志铭自然尽往好处说，写的多了，“谀墓”现象就突出了。当时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不无嫉妒地说：“公鼎候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里还是很含蓄，只是说韩愈的文字很值钱。而北宋的司马光，一位自己和他人都认为很正直的人，直截了当地说韩愈很贪财，“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颜乐亭颂》）。客观来讲，我们对韩愈也不必有太多苛责。写碑志给润笔费，是当时的风气，白居易给他最亲密的朋友与战友元稹写墓志，还得了润笔费六、七十万。而写墓志铭，有谁比韩愈水平高，又有谁比他名气大呢？韩愈拿钱后，信口雌黄的墓志铭也是有的，但作为反面典型的如关于董晋父子的两篇，前人据此说他谄媚权贵，也不能算符合事实。前面说过，在韩愈最艰难的时候，这父子俩给予了他莫大的信任，在文章感激一下，颂扬一番，当是人之常情。古往今来，在墓志铭这类文字中，在开会的时候，有几人没有说些违心的话，写点夸饰的东西？
有了钱，出手也大方起来，也可以做些他想做的事情。在潮州的时候，韩愈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工资100贯捐献出来，作为州学学生的饮食费用。在袁州刺史任上，韩愈也曾“以私钱十万，助修湘君夫人神庙”。朋友有生活困难，他毫不迟疑地伸出了援助之手。韩愈还在长安近郊买了一套别墅，即即诗文中多次提到的“城南庄”，在那里与一帮文人如张籍、贾岛等人垂钓、联句、泛舟，悠闲自得。
在城外这套别墅，韩愈还写过一首教育子女读书的诗歌，即《符读书城南》，结果让他备受后人抨击。在前面所引的《示儿》诗中，他说现在家里往来的都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掌握中央政权)。在《符读书城南》中，他告诉小孩，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拥有这一切，不然当个农民就会辛苦一辈子，“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教育下一代努力读书是对的，但以高官厚禄、奢侈生活来诱导，在很多人看来，就大错特错了。好比前段时间，湖南一位中学教师教育学生，只有读好书，才会有金钱美女一样。所以许多人站出来，批评韩愈“徒以利禄诱子”，“爱子之情则至矣，而导子之志则陋也”。看看别人杜甫，在教育他的儿子杜宗武时所写的《示宗武》诗，说得多么严肃伟大，都是以圣贤为榜样，“所示皆圣贤事也”。南宋最有名的那个理学家朱熹，对此最为不满，说韩愈本身就是一个“官迷”、“财迷”，整天所想的就是享受生活，如下棋、赌博、写诗之类的，这样俗气的人能有什么东西教育下一代呢？“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奕，酣饮取乐而已”。
韩愈一生行事，看起来确实很实在，实在得甚至很俗气。做官、发财、享受人生之类的愿望，大家都是在心里偷偷想想，他却直言不讳地大声说了出来，自然会让人侧目。不过，还是古人黄震说得好，“世多激其以富贵诱子,是固然矣,然亦人情诱小儿之常。愈于后世之饰伪者。”(《黄氏日钞》)说实话固然不动听，总比说假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