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大迁徙：多少人背井离乡奔赴孤岛台湾

　　当台湾正挣扎于族群间的对立和对独裁政府的反抗中时，战火正绵延在大陆各地。

　　侵略者已被赶走了，但这并没有给中国大地带来和平。国民党的统治正在遭到无数人的反对，而共产党，则以武力树起了反抗的旗帜。

　　生活再一次面临选择。留下，还是远走？走，又走到哪里去？

　　无数人被时代夹裹着奔赴大陆东南角那个孤悬海外的岛屿。他们最终在那里安定了下来，可是这一路迁徙中的生离死别，这一路颠簸里的辛酸苦楚，早已经撕裂了他们的记忆。

　　每个人都坚持着自己的希望，却没有人知道，出路究竟在哪里。

　　迁徙前夜

　　高层旧影

　　“二二八”的纷争刚刚过去不久，1947年10月，国民党在南台湾的凤山设立了训练基地，以补充前线兵员。负责此事的是曾经的抗日名将孙立人。

　　孙立人于清华土木工程系预科毕业后即前往美国，入读普渡大学，并进入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习，毕业后又曾游历欧洲，考察英、德、法等国军事。这些经历让他具备了良好的现代军事素养，而其身上所散发的美式风格，也让他在当时大半出身黄埔军校的将领中显得特立独行。这样的风格为他招揽来很高的人气。

　　赵靖东(孙立人的学生)：我们经常到戏院看免费的电影，看他(孙立人)在台湾训练兵的纪录片。我们看到他的阅兵、训练，感觉跟其他的军队不一样，对我们青年人很有启发，吸引力的确很大。

　　当年17岁的赵靖东，心里满怀着参军报国的热情，在纪录片的鼓舞下决定加入孙立人在台湾的青年军。这让他第一次踏上了台湾这块陌生的土地。

　　赵靖东：我们在上海上船，在海上待了两个白天三个夜晚。船上不光有男生，也有女青年工作大队，跟我们同一条船，船上男女同学将近有五百个人，另外也有商人的货物，比如棉纱。有个女同学从船舱上面掉下去了，还好下面正好是棉纱，没有摔死，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我们大家虚惊了一场。

　　我们到了台湾，情况也是很乱的，给我们的番号是“补充兵训练中队”，受完训以后马上就送到部队去打仗。就是当补充兵，比方前面部队有伤亡，我们要补充上去。

　　从1948年下半年起，孙立人不断地将台湾所训练的新军送往海峡对岸，送往国共内战的火线上。

　　赵靖东：有的补充兵马上就补充到青年军二零一师，青年军二零五师到了北平后，二零一师就到福建，到金门打仗。我们同学里，十三连全部是“原住民”。

　　台湾逐渐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重要基地。大陆的战事愈演愈烈，到了1948年年底，长江以北全线解放，蒋介石面临着交出权柄的压力。就在此时，他把目光转向了与大陆隔着几百里海峡的台湾。他决定要更好地经营这个孤悬海上的“大后方”。

　　于是，这一年的12月29日，正在台湾养病的陈诚接到了来自蒋介石的人事调令。

　　陈诚是蒋介石的爱将。他是浙江青田人，毕业于保定军校，从很早起就受到蒋介石的赏识，33岁就当上军长，抗战后晋为一级上将，并凭着其才干和受重任的程度，一向有“小委员长”的称号。宋美龄甚至将干女儿谭祥嫁给了陈诚。

　　陈履安(陈诚之子)：我外祖父是谭延闿先生，是清朝的翰林，后来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也做过第一任行政院院长。外祖父五十三岁(实为五十一)就去世了，去世以前把我母亲托付给了蒋夫人，后来也是“老总统”和蒋夫人做媒，让我父亲认识了我母亲。

　　既是心腹又是干女婿，陈诚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分量之重由此可见。

　　而当时的陈诚，正因为胃部开刀而辞去了参谋总长的军职，离开东北搬到了台北近郊的草山养病。

　　陈履安：他就想着开刀之后到哪里去修养。上海还是很复杂，不能修养，人家都要来找他，那时候蒋“老总统”就说，“你到台湾去吧”。他觉得很好，就在1948年10月1号到了台湾。

　　11月，我们孩子就说要到台湾去看父亲，大家就都到台湾去了，也没带什么东西。我跟兄弟们谈起来，想到的只是不回南京的话，有的小玩意就可以带去了，泥巴娃娃、玻璃之类的小玩意，就只有那些东西。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一幕，有些东西放在哪里都还记得。我那时候到台湾才11岁。

　　一家团聚后一个多月，一封发自南京的电报打断了陈诚悠闲的养病生活。他比军事才能更卓越的政治才干，让蒋介石决定再次委之以重任。

　　陈履安：1948年12月29号，魏道明到阳明山来见我父亲，说得到了电报，要我父亲立刻接(任)省主席。看了电报之后，魏道明先开口讲话，说这个事情很突然，但其中必然有重大的原因，我们都是蒋公的部下，你就赶快接吧。我父亲本来还是说先了解一下，马上打了电报到南京，告诉蒋公“务必请你重新考虑，我愿意尽一切力量来辅助他(魏道明)做这个事”，因为他跟魏主席长谈了之后，很佩服他，觉得他真是很优秀的一个人，但(南京)又来电报，要他立刻接任。

　　陈诚上任了。他所面对的台湾，已全然不同于陈仪所面对的台湾。

　　但经济困难的问题依旧存在。此时的台湾比1945年刚刚光复时更加凋敝，虽然曾以生产稻米和甘蔗著称，此时的米粮价格却一再飙升，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当时台湾的农粮和土地问题与国共内战爆发前的大陆极为相似，于是刚刚接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很快宣布了一个叫“三七五减租”的计划。他决心要在台湾标本并治，以迅速安定农村，避免共产党的势力介入台湾。

　　陈履安：他发现台湾的农民比例非常高，六七百万人里，有380万是农民，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佃农，跟地主之间没有合约，地租大概是75%，就是你收入的粮食75%要给地主。我父亲就把他在湖北推行的“二五减租”改为“三七五减租”，在台湾实施，就是地主只能拿37.5%，农民的收入一下子就增加了一倍(多)。

　　这项措施自然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农民获得了实利，同时也提高了粮食生产的热情，台湾的经济基础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此刻，另一个大问题依旧摆在陈诚面前：人口。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但到了1949年年初，短短3年多人口就暴增了一百多万，而人们还在源源不断地迁徙而来。面临这抵挡不住的迁徙人潮，陈诚开始犯难：台湾的大门打开还是关闭？这是一个问题。

　　陈履安：我父亲非常知道(清楚)，突然之间不是几万、几十万人来，是超过百万的人来到台湾。这些人来了，粮食、就业都是问题，怎么安顿他们？所以他在征求大家意见之后，就决定来试试入境管制。

　　这个决定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因为他需要一个稳定、坚固的台湾。于是，台湾社会弥漫着一股管制之风，连政府高官入台也都受到限制。陈诚的措施有效地将混乱的局势导向正轨，但他并没有料到，一场旷日持久又惊天动地的大迁徙，正在历史的正前方等着台湾。

　　子民写照

　　在台湾慢慢稳定下来，成为国民党的军政基地后，无数的大陆人在炮火中开始迁徙。只是那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料到，遥远的台湾竟会是此行的终点。

　　这些人中极为引人注目的一群，是跋涉千里的流亡学生。中国学校自抗战开始的迁移状态，因战争的继续而沿袭着。

　　1948年8月，整个中原地区处于大战前的沉寂，解放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济南会战正在酝酿中。家住山东菏泽的高秉涵刚刚小学毕业，就要告别家乡，跟随流亡学校去江南了。

　　高秉涵：5日的夜里，母亲就带我从城里到乡下，偷偷地到我父亲的墓上，先叫我磕三个头，跟父亲告别。

　　高秉涵：母亲一直都是小学校长，她觉得大局是很悲观的，儿子要送到江南去，能够回来的机会也很渺茫，但是不送走，生命安全上又有顾虑。母亲一下子摸摸我的衣服，一下子摸摸我的鞋子，临上车给了我一个大石榴。我就一直在想吃石榴，车子已经动了，同学跟我讲：“高秉涵，你母亲在跟你打招呼”；我想把这块石榴多咬两口再抬头，等我抬头的时候，车子一拐弯，看不到(母亲)了。

　　没能最后一次回应母亲的呼唤成了高秉涵心中永远的痛，但那时的他还顾不得遗憾，便已开始跟着学校辗转南行。而此时，17岁的黄如藻也进入济南第四联中，随着学校由山东一路南迁。

　　黄如藻：当时兵荒马乱，所以我们学校也宣布，要把学校整个迁到外面去。母亲不愿让我们走，但又不能不让走，而且在我本人来讲，我是一定要走的，所以母亲也不能不舍，就这样在两相矛盾之间，我们还是跟着学校走了。

　　高秉涵：南下的火车，车顶上都坐满了人。车下面用绳子弄了一个网，人躺在网里，吊在车下面。车子外的车门上，人抓着把手，火车变成了一条挤满了蚂蚁的长虫。

　　高秉涵跟着学校穿越大江大河，迁往战火尚未延及的南方。但走到无锡，他不慎走散，与校方失去了联系。他记起了临行前母亲对他的叮咛。

　　高秉涵：一定要跟着学校。如果学校解散，要跟着国军走，国军不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

　　遵照母亲的叮嘱，他最终一路循着国军败退的痕迹到了台湾。和他一样跟随着部队往南撤退的还有14岁的庄惠鼎，他跟着父兄一起离开山东老家，往南穿越淮河流域时，是1948年11月——国共双方正在这一带展开大规模的会战。

　　庄惠鼎：当时七十八军军部里的人跟我父亲是朋友，所以他们撤退，我们就以老百姓的身份随他们部队撤退。我们住的那个村庄，晚上的时候就听着对方的炮“轰隆”就出了炮口，然后听到炮弹的声音，“咻咻咻”，越来越近，“咻咻咻”到了头顶上，“轰”，就爆炸了。

　　1948年11月30日的晚上，杜聿明部队开始撤离徐州。庄惠鼎亲眼目睹了这支军队一路撤离的景况。

　　庄惠鼎：我哥跟我爸架着我，一人一条胳膊地提着走，最后回到徐州，沿途看到的就是伤兵、废弃的武器、汽车、坦克车，都是这样。我们撤退出去以后碰到一批部队，问他：“你们出来几天了？”他说出来3天了。撤退了3天，离徐州只有10公里，3天走了10公里。

　　这些流亡学生穿越了千山万水，见证了时代风云巨变，成为那个时代最典型的标记。

　　就在他们因前途迷茫而向南转移的同时，还有很多人在为是否去台湾而犹豫。这些先一步走向台湾的人，多半是政府高官、社会名流及有钱家庭，由他们开始，带动了整个社会迁移台湾的热潮。但“二二八事件”所带来的肃杀气氛让很多人踟蹰不前。

　　严隽泰：我大伯父他就没有出来。他曾经来过台湾，爸爸也要他留下来，但他不愿意。他说他的事业、家庭都在上海，他不愿意丢掉，就又回去了。很多人都想，日本人都来过了，搞了我们8年，(我们)也挨过了，那共产党总归是自己同胞，都是中国人，应该不会比日本人更坏。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不过，时局还是推动着一波又一波的人赶来相对稳定的台湾。1948年冬天，11岁的严隽泰随着家人来到台北，与先期来台的父亲团聚了。

　　严隽泰：我们刚来的时候，台湾都是碎石子的路面，路上穿皮鞋的人很少，大家都穿着木屐。以前我们的房子都是榻榻米，榻榻米最容易住人了，它有大的方帐子，就是房间的四个角落都有个钩子，所以四个钩子一钩，方帐子一张，整个帐子就跟房间一样大小，所以一间房间可以住五六个人。实际上我们小孩子最喜欢这种，十一二岁的时候，帐子一张起来，我们就在里面吵啊闹的，小孩子很高兴。

　　在严家的背后，一艘又一艘船频繁地往返于上海和台湾之间。来自上海的富家女子司马秀媛，也挤在人潮中奔赴遥远的新天地。

　　张典婉(司马秀媛之女)：看过电影《滚滚红尘》的人都知道，那个电影里描述的那艘船其实就跟太平轮当年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我妈曾经说过，她并不想来台湾，因为语言不通，她对台湾不了解，另外上海也过得非常舒服。但是当时通货膨胀已经非常厉害，我母亲家产很多，可是那时候几乎不能脱手，我妈妈后来就留了一些地契，匆匆带了简单的行李，把养的两只狗装上篮子，一个皮箱，就这样到了台湾。

　　当时的基隆港，曾经一天内涌进五十五艘船。在这数量众多的船中，中兴、太平和华联三艘轮船以搭载乘客为主，司马秀媛当时就搭上了太平轮。

　　张典婉：太平轮是个豪华客轮，在光复以后，曾经是一个很棒的商船和旅游船，但是在逃难的过程里，据我母亲形容，其实并不是那么舒服的。第一，风浪大，因为那已经是下半年了，秋冬季；第二，整个吃食、居住环境都非常差，每个人都挤上船，能够分到船票就已经不得了，都是逃难般塞上那艘船。上船的人都是所谓当时的社会精英，其实每个人都是以难民的身份到了台湾。

　　有票的人争先恐后地上船，没票的人也拼命地往船上挤，每一次从上海港口驶出，船上都载满了远远超过其准载人数的人。就在司马秀媛被送抵基隆后，太平轮在下一次出航的路上与上海荣氏家族的货轮建元轮相撞，船上超过900人罹难。

　　这一事件震动全国，太平轮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但悲惨的事故并不能阻止人们逃离的脚步，无数人依然涌向码头，期待着抵达彼岸。这些涌向海峡彼岸的滚滚人流，如同交响曲的序章，正隐隐揭开一个大时代的序幕。

　　只是，那将是多少人的流离失所、多少家庭的生离死别，此时无人能知。

　　渡海而去的黄金与文物

　　1948年11月30日的晚上，一纸密令送进了位于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办公室。密令毋庸置疑来自蒋介石，此时的他正在为将来的事宜全力部署。

　　第二天，12月1号，年轻的水手范元健参与执行了一项神祕的任务。

　　范元健：我在海关缉私船上工作，晚上12点就开船了，我们就沿黄浦江一直下去，开到长江口，应该往右开，结果它往左。我们觉得奇怪，往左没有路的，结果它靠到中国银行的码头边了。

　　范元健工作的“海星”号是一艘美国巡防舰改装的缉私艇，吨位大约是700吨。停靠在码头边后，他发现，很多木箱被抬到了船上。

　　范元健：里面的工人就两个人扛一箱——都是木箱，扁扁的，很重，一箱一箱从银行里运到我们船上。运上来我们才晓得这是金子，因为箱子的颜色是装金子的，而且从银行里面运出来。

　　范元健没有猜错，运送上船的，正是在蒋介石指挥下紧急南迁的黄金。尽管战火尚未蔓延至上海，但及时将黄金转移到与大陆隔着海峡的台湾岛上，却是蒋介石极为重视的事情。

　　两天后，“海星”号载着大约200万两黄金抵达了台湾的基隆港2号码头，几部大卡车早在岸边等候多时，货物一到，即刻搬卸。

　　这只是被运走的黄金中很小的一部分。此后的时间里，蒋介石一直在加紧将黄金往台湾运送，大陆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台湾。而在运送黄金的同时，热衷文化道统的蒋介石也将目光转向了南京总统府几里之外的朝天宫，那里存放着50万件从各地辗转而来的故宫文物。

　　几乎没有费多少思量，他就决定了这些文物的命运：和黄金一样，运送台湾！

　　但这项决议遭到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强烈反对。一时间，他与支持政府决议的学生庄严，几乎断了师徒关系。

　　这并不是这些文物的首次迁徙。当日本人的魔爪袭向神州之时，为了不让文物遭到破坏，政府已经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文物转移。庄严也是当年文物转移的负责人之一。

　　庄灵：九一八事变之后，明显地有武力侵略也就是战争的危险。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想到了文物的安全问题，虽然故宫博物院已经成立，文物的管理也制度化了，一切都走上轨道，但万一北平沦陷，那这一批文物会不会受到影响？当时的政府这样考量，所以把这些东西早早地往西南疏散。

　　为了躲避日军的战火，一万三千多箱故宫文物汇集南京之后，于1937年分三批从南京出发，向大后方迁移。一路由铁路经西安运到峨眉，一路沿长江经重庆到乐山，一路先走水路后上公路，经贵阳到巴县。这一趟流浪了大半个中国，即使在艰难的旅程中，这些文物也被精心地保护着。

　　庄灵：我们放假不上学的时候，父亲会带我们到华严洞(在四川省资阳市，当时存放了部分文物)去，天气好的时候就会把书画拿出来，到空敞的地方晾晒。有人担心在空敞的地方会有很多人围过来看，对文物造成损害，其实在当时不会。当时的环境非常单纯，华严洞当初也非常乡下，何况有一连的国军在守护，安全上绝对没有问题。

　　10年之后，久历漂泊的文物终于回到了南京。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又一次大规模的文物迁移竟然就在眼前。掌管文物的理事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决定将文物迁台，这个结果，让庄严一家人再度收起行囊。

　　1948年12月20日，庄严来到南京下关的码头上。他带着自己的家人，随着第一批共772箱故宫文物一起登上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派出的“中鼎”号登陆舰。

　　庄灵：桂永清上将没有坐这个船，可是他养的一只很大的狼狗要跟着登陆舰一起走，我记得它短毛，毛亮亮的，眼睛很大，很神气。水兵要照顾总司令的这条狗，但没想到这条狗晕船，船一开它就叫，叫得很难听，而且还吐，吐了水兵拿桶子去接，弄得我们睡觉也睡不好，所以印象非常深。

　　这一趟旅行很辛苦。登陆舰中间本来有装什么战车、物资之类的大统舱，装文物的箱子经过固定后，就摆在统舱里，摆得很整齐，下面用大油布包起来。我们就睡在箱子的上面，等于睡在国宝上面。而且这个船，本来有两个推进器，但是坏了一个，只有一个推进器推着船，像跛子一样瘸着腿勉强开到台湾来。

　　“中鼎”号在海上跛行了五天后，才蹒跚地将文物运抵基隆码头。和黄金一样，它们下船后立即被守候在岸边的卡车运走，并用火车送到北台湾的杨梅暂时存放。

　　在“中鼎”号运送文物的同时，更多的文物正在加速打包，彻夜不停。第一批文物运抵后不到两个星期，第二批文物共3824箱又被搬上了招商局的“海沪”号，跨越海峡向台湾而去。

　　而身在台湾杨梅的庄严在此时接到了老师马衡的一封信，信中说：此后故宫文物在台，兄须好自为之。如此包含着无奈与责怪、托付与期待的一句话，让庄严心中感慨丛生。但无论如何，此时的庄严已没有了退路，第三批文物已打包好，正在等着被送上远行之路。

　　此时，已是1949年1月。

　　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全线败退，内部要求蒋介石下台的声浪越来越高。蒋介石在此情此景之下，更加快了运送黄金和文物的步伐。1月10日，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蒋经国奉命来到上海与俞鸿钧会晤；16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俞鸿钧，安排黄金运台事宜。一批又一批的黄金被秘密运出，即使1月21日蒋介石在一片责难声中宣布下野，俞鸿钧也于同时从中央银行总裁的职位上卸任，运送黄金的事情也完全不受影响，数百万两黄金源源不断地运抵台湾。

　　但文物的运送却在此时出了些麻烦。

　　索予明(故宫文物迁台押运人员)：东西运出去对于南京总是不利的，把好东西都搬走了，那些码头工人就不肯做这个事。当然这也是有人鼓动，也只是一个借口，因为我们事先跟码头工人已经约好了东西上船的价钱。但那时候正是过年，过旧历年大家都蛮隆重的，他们就觉得过年还要他们去搬这个，就不肯(去)，拿这个借口来反抗。后来我们船长说加钱，反正就是要过旧历年的加班费、过年费对不对，给你钱。

　　加了工钱以后，装运总算顺利进行了。第三批总共1248箱文物被搬上了“昆仑”舰，其中包括抗战胜利后日本赔偿给中国的唯一一件物品：一扇翡翠屏风，这是当时中央博物院的主管杭立武坚持加上去的。而另有很多文物，则不得不被留了下来。

　　索予明：我们准备运2000箱，可是搬到一千多箱的时候舱位就满了，怎么办？结果我们把楼上的甲板都打开，医务室、餐厅、检务官的饭舱都不要了，通通塞箱子。这样把箱子塞上去了，后来一算，岸边还剩下七百多箱。

　　1月30号，“昆仑”舰在炮火声中驶离南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在运送的途中又出现了意外，“昆仑”舰突然转向。

　　索予明：舰长把船开出长江口后，就往北开。船上有些人看情况不对，我们是要往台湾去，不应该往北开，要往南才对，所以他们感觉不对。副舰长就把舰长抓起来，等于实际控制了这个船，于是就掉头开到台湾去。开到台湾后，他们就把舰长抓起来，不久之后这个舰长就被枪毙了。

　　一路波折，第三批故宫文物整整花了3个星期，才在1949年2月22日抵达台湾。随后，它们也被送到了杨梅——前两批文物已在此地汇集，之后这三批文物被集中转运至台中，存放在一家糖厂里，后来再送往中台湾的雾峰北沟落脚。这批漂洋过海的故宫文物，历经抗战和内战共12年的颠簸，终于暂时有了安身之处。但笼罩在运送人员头上的阴云，却并没有因此而消散。

　　庄灵：我还记得那年冬天听收音机，上面有“点名”，就是点哪些人带着文物到台湾来，当然讲得也很难听，把带文物到台湾来的人叫做“蒋介石卖国集团”。这些护送文物一起来的人都榜上有名，我父亲也在内。

　　这样的“荣誉”让所有人备感沮丧，但他们对国宝的热爱和工作的精细却丝毫不会因此而有所减退。运送到北沟后，这批文物展开了首次清点工作，其中的细致让所有见证人都叹为观止。

　　索予明：外国人看到我们把箱子打开，把包包拿起来，每个包包都用绳子捆着，把绳子解开，打开纸包，东西才拿出来。东西拿出来是完完整整的，外国人看到这么好又这么脆弱的东西，以为箱子里的设备一定很好，没想到一打开来是这么简陋的设备，所以觉得这个工程简直是奇迹。

　　文物的运送至此告一段落，此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文物的清点和保存上；而另一边，黄金的运送还在持续着——尽管蒋介石已经宣告下野，但他仍是国民党事务决策的核心人物，他的意旨仍在被良好地执行着。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虽然接管政权的代总统李宗仁后来曾要求行政院将运往台湾的黄金、银元再运回大陆备用，但这道命令却被送进了档案馆，丝毫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

　　战火也冲破他们的意愿，向着广阔的南方蔓延。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进入南京，长江下游的上海陷入一片混乱；5月中旬，已卸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在蒋介石的密令下秘密从香港飞到上海，与驻守上海的汤恩伯会面。会面后，汤恩伯亲笔留下字条，要中央银行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两之外，其余存于指定的安全地点——所谓的安全地点，指的正是台湾。

　　很快，任职于上海招商局的江源接到了驶往台湾的任务。此去匆匆，他赶在出发之前与年轻的女友结了婚，随后便匆忙踏上旅途。

　　米绳祖(江源之妻)：当天十五，(他)讲十六晚上就请客吃饭，然后十六还是十七我们就上船了，那艘船是叫汉民轮。

　　匆忙结婚的米绳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其实另有一重身份。

　　米绳祖：一个是军统局的身份，一个是黄伯韬部队的身份，都是上校。一个是上校参谋，一个是这个，事先我都不知道。

　　运送人员从海关缉私队变为高级军官和特务，足见当时蒋介石等人心情之急迫。解放军不断扩大的战果让他们必须采用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将黄金运送出去。于是，命令也送到了空军第十大队队长衣复恩手上，要他带领部属从上海红湾机场驾机飞往台湾。

　　衣复恩：我们当时接到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将军的命令，说有一批东西要从上海运到台湾，大概要七八架飞机，那就派了七八架飞机到上海。他后来当面说是黄金，(但当时)我们飞行员都不知道，而且飞行员都很天真，对这个事也没兴趣，黄金也好，白银也好，运过来就好了。他们唯一的责任，就是把任务完成。

　　舰船与飞机并用，大陆的黄金、银元源源流向台湾。从1948年年底到蒋介石父子离开大陆为止，到底运了多少黄金？确切的数字没有人知道。不过据李宗仁回忆，在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当时国民政府监察院的秘密报告显示，单单黄金部分就有390万盎司被送到台湾，价值5亿美元。

　　这些黄金后来一直被存放在北台湾山区的金库里。它们的到来，为台湾经济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让急需安顿下来的人们得到了喘息，也为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运抵台湾的故宫文物也为蒋介石在战乱中取得统治的正统地位提供了最好的支持。在战争离去后，它们于1965年迁入了位于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存放在博物院后山的山洞内。

　　这些中华瑰宝让成千上万的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流连忘返，而那些残留在装运箱上的迁徙痕迹，则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发缄默了。随同文物迁台的故宫人员也在历史的夹缝中慢慢老去，当年蒋介石的一个决定，让他们从此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庄灵：他(庄严)是在北方出生、长大的，特别对北京有非常深厚的情感。他的第一份工作、他的婚姻都是在北京完成的，抗战胜利的时候他也以为文物当然还是会回到北京故宫去，可没想到国共内战之后，从此变成另外一条路，往东南到台湾来了。1980年还没有解严，所以跟大陆连通信都困难，这是他很大的一个遗憾。一直到临终他还在念“北平、北平”，很希望能带着这批东西回到故都去，但这个愿望(他)永远没办法实现了。

　　庄严的遗憾是故宫文物迁徙故事的缩影，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透过时空的变迁，正静静地诉说着一九四九年的那一段迁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