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女”的脆弱与顽强

过去的将近10年里，“超女快男”这类草根阶层的狂欢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持续上演，经久不衰。但一切都抵挡不住主管单位的一纸行政命令。

从明年开始，那些湖南卫视的粉丝们再也不能从这家以娱乐节目著称的电视频道上看到《快乐女声》这类“超女快男”式的大众选秀节目了。就在这档创造收视奇观的王牌栏目遭遇“7年之痒”之时，各大电视台又掀起了一股以草根选秀或草根达人为主角的电视“达人秀”的热潮，如上海卫视的《中国达人秀》、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天下达人秀》、河南卫视的《你最有才》等。

从“超女快男”这类帅男靓女，到那些其貌不扬的草根明星、草根达人，过去的将近10年里，“草根阶层的狂欢”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持续上演，经久不衰。究竟是什么在中国社会中，催生了这样一幕特殊的文化景观？

草根的意识形态价值

2005年前后，《超级女声》的大获成功，将“草根”一词变成了一种社会流行语，这种通过电视选秀来制造大众明星的方式，也改变了90年代以来依靠演艺公司、演艺学校来推广、打造明星偶像的路线。

同样是2005年，一名“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成为最著名的草根相声演员。相对于多依附于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中国铁路文工团等体制内演出机构的相声演员，郭德纲被认为是体制外、民间艺术、传统相声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草根王宝强以其相对固定化的形象(多演纯洁、善良、傻气的农民工或具有奇异并创造奇迹的普通士兵)，“穿越”、整合或者适用于独立电影、中产阶层贺岁剧和红色题材影视剧等不同类型的剧种，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大明星”。

超级女声、草根达人主要依靠手机、网络、电视选秀节目等新媒体形式来“梦想成真”，郭德纲作为“民间”艺人、民营剧团的成功则与文化生产机制的转变有关，而王宝强的意义则在于日渐成熟的主流文化依然内在地需要草根式的人物来建构完成。

在“草根”借助“超级女声”的媒体效应成为社会流行语之时，有一首网络歌曲《我是草根我怕谁》应时而出，这首歌在“你=成功者=权威=投资商=大人物”与“我=小人物=网虫=草根”的二元对照中，把草根界定为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叙述了“天天我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的奋斗成功的梦想，在这里，曾经被作为“背景、后台”的“名声”和“权力”如今“并不重要”了，因为“网络时代我和你平等PK”，并且“百姓才是真正的评委”。

这首歌准确地阐释了《超级女声》的示范效应，通过“平等PK”和“百姓”的短信投票，就可以成为“超级大明星”，“网络时代”被赋予了平等参与、机会均等的民主想象。更为有趣的是，在“你-我”的对比中，“我是草根”是一种彰显主体性的表述，“只要秀出自己就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草根延续了80年代个人、个人主义的文化想象，也成为“美国梦”最为生动的山寨版本。

在“个人”获得成功越来越艰难的时代(种种垄断性资源及社会体制的固化使得市场经济内部的机会平等越来越少)，那些有幸成功的“草根”，最大限度地支撑着“人人都有机会成功”的神话。不过，有趣的是，尽管博客、微博被认为是草根“出人头地”的舞台，但真正使这些新“玩意”具有轰动效应的依然是“名人博客”(如徐静蕾、韩寒等)、“名人微博”(如微博达人姚晨、宋丹丹等)，那些作为草根对立面的“大牌”、“权威”、“大人物”可以凭借着固有的“象征资本”在新媒体中也占据耀眼位置。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时代我和你平等PK”或许只是一种“又傻又天真”的美好愿望。

当然，还有更多比网友、手机拍客、短信参与者以及电视观众更为弱势、底层的草根，正是他们“扮演”着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幻想，让人们仍然相信，这是一个草根也能成功、成名的时代。正如王宝强在影视剧中所扮演的作为底层的农民、农民工、普通士兵等弱势群体具有更为积极的文化功能，一方面如傻根、阿炳，充当着中产阶层所不具备的纯洁、善良的前现代品质，另一方面如许三多，是从笨小孩奋斗成功的故事。不仅仅如此，剧外的王宝强，从底层成长为大明星，是现实版的许三多。虽然王宝强式的成功至今“后继无人”，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复制的可能，但这并不影响网友分享许三多从底层到兵王的故事，这也正是草根故事的魅力所在。这样一个小人物、普通人、草根的“成功”演绎着比“没有奋斗的《奋斗》”更具有霸权效应的美国梦的故事。

消费“底层”

2011年春晚舞台上一曲翻唱版本的《春天里》让两位农民工歌手旭日阳刚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从两人的视频被传上网络，到参加央视的《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等节目，短短几个月，他们就成为了最知名的草根明星。除此之外，近几年来，在《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等电视栏目的推动下，涌现了一批身怀绝技、才艺的草根明星，如杨光、刘大成、朱之文、“鬼步女孩”周露、鸭脖子夫妇、甜菜大妈、“孔雀哥哥”、断臂钢琴家等。这些相貌平平、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依靠视频网站、电视选秀节目“一夜走红”的明星，如同中了彩票或者“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般成为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尽管他们更多地只是凭借身残志坚的故事、奇异的才能以及煽情和苦情的表演而“昙花一现”。

翻唱和模仿成为草根歌手最为重要的看点和技能，如农村歌手刘大成对男高音和朱之文对《三国演义》主题曲的模仿。这种对流行歌曲或高雅艺术的“高超”模仿与其农民、农民工、流浪歌手的“底层”出身之间的错位，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了“见证奇迹的时刻”，恰如刘谦的近景魔术，电视达人们也具有魔幻效应。

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从网友红人到电视真人模仿秀的越来越娴熟的文化生产机制，以至于旭日阳刚的“终南捷径”使得全国各地的流浪歌手纷纷涌进北京的地下通道；另一方面也建构着人们关于电视机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传奇性”和“奇观化”想象，仿佛这是一个不断发现“达人”和创造“奇迹”的时代。这些出身底层的草根明星的“出场”并没有让以网络、电视机为消费主体的中产及市民观众更多地关注和了解城市“地下”通道和城市之外的农村空间，反而这些在消费主义景观中鲜有呈现的空间被进一步定型化为盛产“奇人异事”的化外之地。他们的载歌载舞、高超艺能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专门访谈、还是现场讲述，这些草根明星的故事都被讲述为怀揣着梦想、并梦想成真的故事，而观众也丝毫意识不到这些草根明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发现他们的“眼睛”(网友的围观及摄像机)及其网络、电视媒体的生产机制，仿佛他们“从天而降”、来自于“乌有之乡”。

在这里，关于草根的想象也发生了重要的偏移，从网络、网虫、白领、青年人(如超女李宇春、快男陈楚生)，变成了更为底层的旭日阳刚、西单女孩、农民歌手刘大成、大衣哥朱之文等。1990年代末期，以三农、下岗为代表的底层群体的显影使得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想象出现了裂隙，但在大众传媒中，他们往往出现在自杀、讨薪、抢劫等社会新闻中，也就是说他们是公民社会之外的法外之民、秩序的破坏者。从近期的草根达人中则可以看出，底层以“草根化”的方式在大众传媒中变得“可见”，或者说底层以某种正面、积极的形象出现在本不属于他们的舞台上。

如果说旭日阳刚是农民工，西单女孩是北漂，那么从他们被命名为草根就可以看出，草根耦合了新世纪之初出现的两种身份想象，一种是农民工、弱势群体、社会边缘人，另外就是“飘一代”：没有户籍的大学毕业生、白领、蚁族等。随着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攀升，这样两个本应属于不同阶层的群体却经常“同命相怜”、相遇在一起。

或许，在这样一个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就连蚁族、蜗居都要“逃离北上广”、中产及准中产阶层备感都市生活之艰的时代，人们不仅仅需要白领杜拉拉升职记的“奋斗”故事，更需要底层草根“一夜成名”的“成功记”或者说“变形记”的故事。因为观众可以从这些草根达人/弱者(身体、性别、年龄和社会意义上)身上看到“身残志坚”、“生活虽贫困却拥有美好心灵、才艺”的想象，他们被赋予纯洁的、没有被污染的“绿色”人生。这些“达人秀”在把草根变成“草根达人”的同时，更实现了一种消费“底层”、把“底层”传奇化、他者化的效果。

权力与市场的共识

草根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命名，与新世纪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有关。伴随着90年代急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攻坚战造成的下岗阵痛使得新世纪之初底层、弱势群体已然形成，与此同时，在大众文化的都市景观中小资、中产、新富也开始“浮出水面”：小资“趣味”、中产“格调”、新富阶层的“富而知礼”等成为消费、时尚话题。新世纪以来，搭上经济高速起飞的群体和被放逐在外的群体二者不仅没有走向弥合，反而形成彼此相对稳固的社会区隔。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列车急速催生出人口比例甚小、却数量众多的都市中产阶层，他们是在都市空间中具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另一方面以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依然被排斥在城市化、工业化之外，无法成为消费者，而只能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这种阶层分化从建立在都市化、城市化基础上的大众文化中可以清晰看出，那些能够在“公共领域”或媒体上发言的群体及其讨论的议题基本上与作为消费者的中产阶层有关，如文化领域的国产大片、社会领域的房价问题、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等。而弱势群体在新世纪以来的大众媒体中基本上以需要被救助的面目出现。于是，新富阶层的慈善精神、中产阶层的大爱精神、小资的志愿者精神成为粘合社会断裂的“和谐剂”。

从某种意义上，在大众传媒中不可见的底层以草根化的方式被“看见”，主要是为了满足都市市民观众的“猎奇化”观看，因为只有这些市民阶层才是电视广告的主要消费者，所以，尽管“我是草根”是一种主体性表述，但在消费主义支撑下的大众传媒中，草根和底层依旧无法改变作为他者的地位。

与此不同的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推动着传媒业去呈现这些原本不多见的底层，这就是近期正在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与“走基层”相似，还有“送法下乡”、“送戏下乡”以及“三下乡”等朝向基层的活动，以缩减城乡之间的差异。

毫无疑问，“走基层”活动强化了媒体关怀底层、表达底层的冲动，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媒体过度市场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对于当下的大众传媒来说，受到双重力量的支配，一种就是90年代以来越来越成熟的市场化游戏规则；另一种则是作为重要的宣传文化阵地，新闻媒体承担着政治宣传的功能。对于前者来说，在利润驱动下，收视率成为电视栏目唯一的生存法则，商业化、娱乐化是必由之路。

从“基层”到“底层”的词语转换中呈现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如果说生活在基层的群众在原有的体系中占据着“广大人民”的位置，那么今天作为弱势群体的底层则是金字塔结构中的底座，被放逐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边缘位置。

有趣的是，在各大新闻媒体所开设的“走基层”栏目，却经常采用“草根选秀”的叙事策略：“以个人或家庭的苦情为主”，诸如“密林深处的‘探路人’”、“一人撑起一所学校”、“那山，那路，那群孩子”、“上学路上闯悬崖”等，基本上都是化外之地的“奇人异事”。在这个意义上，自下而上的市场化的草根选秀和自上而下的“走基层”活动，与其说是彼此冲突的，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