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长朝代: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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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高职教育网站 发布时间:2007-11-1 阅读:42
  文/卢彩晨  李士伟        2006年11月19日,号称“综合性民办高校”的北京京城学院开学仅两个月即宣告倒闭。420名京城学院的新生匆匆结束了自己两月的“大学生活”,重新收拾起行李准备返乡。     现实的严峻和残酷不禁使人心生“寒意”,关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为此,有学者指出,民办高等教育已提前进入了转型期。而此前民办高校接连不断的停办、倒闭和兼并,则似乎预示着往日红红火火的民办高等教育如今已进入了发展的“停滞期”,甚至是“死胡同”。     那么,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民办高校的接连倒闭正常吗、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应如何规避风险?诸多的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复兴如一夜春风     凭着办学者坚韧不拔的意志,凭着政府对民办教育的节节催生,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在沉寂了30余年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获得了新生。如果说民营经济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经济,那么,纵观民办高等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地攀升,又何尝不是此番情景。     1982年是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那年夏天,军事科学院的于陆琳等一批离休干部,做出了举办“中华社会大学”的决定。彭真委员长亲笔题写了“中华社会大学”校名。同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从此,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这棵压抑了很久的小草,挣脱夹缝,焕发出了勃勃生机,顽强地生长起来,     从租赁校舍到自建校园;从自考辅导到文凭试点;从非学历到学历;从专科到本科;从“草根”大学到西方人眼中的“象牙塔”,短短20多年时间,民办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甚至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创造了无数个奇迹,为世界东方的这个人口大国找到了一条既可以缓解教育财政压力,又可以满足国民旺盛的教育需求之路。尽管一路风尘,坎坷无数。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2年到2006年,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以每年平均近60所的速度递增,其中1993年到1995年三年间增加了709所之多;从1994年到2006年,民办普通高校也以每年平均23所的速度递增。截止2005年,全国共有民办高校252所,在校生105,17万人,其中本科生10,41万人,专科生94.76万人,另有其他形式教育的学生19.18万人;民办高等教育机构1077所,各类注册学生109.15万人。 然而,伴随着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数量的与日俱增,竞争也变得日趋激烈,加之民办高校生存环境中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民办高校倒闭时有发生。于是,人们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怀疑似乎变得愈加坚定,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遭遇“严冬”。       始料不及的“严冬”     在人们的记忆中,破产、倒闭一般都是企业的事情,与传播知识的大学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具有相关性。     因此,2005年底,全国最大的教育集团——南洋教育集团的倒闭不啻一声惊雷,让整个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为之震惊。     事实上,在南洋教育集团倒闭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民办高校倒闭的事例。只是倒闭的民办高校规模比较小且分散,因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深切关注。     民办教育网和全国民办高教委2001年发布的一份总数为1134家的全国民办教育机构名单的跟踪调查表明,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学校停办或无法查询,超过一成的学校被其他机构兼并,基本正常运行的学校竟然不足总数的四成。     与业内人士的介绍大体相同。1996年5月18日,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这是20世纪中国民办高校的盛会,共有400多所民办高校出席了这次大会。而到2002年,当年与会的400多所民办高校仅存40所。     随后几年,民办高校倒闭事件不时在各媒体上出现。时至今日,仍显示出逐渐增多之势。     2001年7月,黑龙江省教育厅对19所民办高校叫停,这19所学校不是五条件,就是无学生。     2002年3月,北京市教委在对北京民办高校教育教学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取消了5所不合格高校的办学资格。在这5所不合格学校中,4所是无教师、无学生、无校舍的“三无”学校,根本不具备开办学校的实力。     2002年7月,湖南省有35所民办教育机构停办,其中有22所专修学院。     2004年,《江苏高考招生报》上,培尔学院消失。正式的理由是江苏省教育厅下文决定培尔学院和江阴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办学”。实际原因是投资方无力承担巨额亏  损,2003年年底,台湾投资者向江阴市政府提出撤资,希望市政府接收残局。     2005年4月,据江西省教育部门统计,全省各地已有6所民办学校没有学生,9所民办学校不到100人,7所民办学校不到300人,有关方面正在考虑取消这22所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资格。     2005年夏天,北京京桥大学倒闭,北京市教委出面解决遗留问题。     2005年9月,创办已经12年的上海民办东方文化学院正式被上海震旦学院兼并。     2006年3月,海南三亚卓达旅游职业学院重组,被广东潮汕职业技术学院全面接管。     2006年4月,陕西省教育厅取消了西安爱德科技培训学院、陕西机关干部培训学院等15所不具备基本办学条件的民办学校及教育机构的办学资格。     2006年8月,广东茂名中信专修学院因其招生简章与事实严重不符,1400余名学生要求退学,引发“8·30退学风波”,在当地政府及时干预下,经过8月30日、31日两天退款后,559月1日已被妥善处理。目前,该学院已被广东省教育厅取消了办学资格。    2006年11月,北京京城学院因资金不足即负债运营,开学仅两个月即宣告“崩盘”。     2006年12月30日,重庆立信财经专修学院因隐瞒办学性质,违规招收“本科”学生,法人代表被检察机关批捕。     从民办高校倒闭的特征来看,主要集中在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层面。许多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因为“揭不开锅”而“嗷嗷待哺”,有些则早已“名存实亡”,成为“挂名学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2004年江苏培尔学院倒闭开始,民办高校的兼并在民办普通高校中已初露端倪,如四川天一学院、上海东方文化学院、北京燕京华侨大学,海南卓达旅游职业学院等已先后被其他院校兼并。民办高校的倒闭和兼并,似乎有从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向民办普通高校蔓延的趋势。     而对于民办高校的倒闭,无论举办者还是教育主管部门,或者广大的民办高校学生及家长,都显得始料不及,甚至表现出茫然不知所措。这一方面表明人们头脑中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根深蒂固,其惯性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路径;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了民办高等教育存在着制度性缺陷。       倒闭背后的“中国特色”     从中国民办高校的倒闭来看,固然有市场竞争的原因,但是,绝非单纯市场竞争那么简单。中国民办高校与国外私立大学截然不同的投资办学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其倒闭与国外捐资办学语境下的倒闭相比,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     归结民办高校倒闭的原因,厦门大学谢作栩教授认为,倒闭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其中,内部原因包括:“办学质量不高、管理不善、规模扩张过快以及资金困难等。一些民办高校规模扩张过快,硬件投资过多,再加上融资投资渠道不畅,资金周转不灵,从而陷入重重危机。”     对此,很多专家表示了赞同,“管理混乱,是发生在一些民办学校身上的一个通病。部分民办高校采用‘家族式’的管理结构,任人唯亲;有的学校财务管理混乱,账目设置不规范,甚至将学费收入存入个人账户;有的招生广告未按规定在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备案,学校在招生简章和广告中的承诺最终不能兑现等,从而直接导致教育教学质量低下,严重影响了学校的生存发展。”     而从民办高校倒闭的外部原因来看,尽管我国的民办教育走过了20余年的风雨历程,但在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教育主管部门管理者的观念中,仍然存在着五种论调:一是多余论。认为民办高校存在的必要性不大,只要公办学校办好就行;二是冲击论。认为举办民办高校对公办高校造成冲击,公办学校培养人才就业都难,何况民办高校;三是营利论。有些人只要一提起民办高校,就认为是以办学为名行赚钱之实;四是怀疑论。对民办高校持不信任态度;五是过渡论。认为民办高校只是一种过渡性教育,早晚要被公办高校取缔,     为此,有专家指出:“民办教育陷入窘境,与政府政策的偏离不无关系。一制度鼓励,政策紧缩”、“宏观肯定,微观否定’始终纠缠不清。谁都明白,没有政策这个最大的资源,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就没有明天。     但与此同时,因为民办高等教育是一个“新生事物”,因此,政策难免具有不确定性。尽管《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出台,进一步向民办高校表明政府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决心,但是,制度付诸实践毕竟需要一个过程,更何况实施条例中“关于公办学校可以举办民办学校的规定”,在客观上已经导致了竞争的不公平性。     因此,对于民办高校倒闭的根本原因,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认为:“投资办学是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也可以说是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我国今天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遇到的各种困境+几乎都与对投资办学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有关。”     从投资的角度看,风险是投资活动的孪生兄弟,既然是投资办学,必然伴随着风险;既然是投资办学,就会存在非理性;既然是投资办学,就避免不了“投机办学”的产生。例如,江苏培尔职业技术学院的退出,北京京城学院和广东茂名中信专修学院的“速生速死”,以及上述各省相当一部分民办高校的倒闭或被兼并,其中既有经营理念不端正、缺乏办学经验,进而导致办学资金链断裂的原因,与此同时,也有看不到投资办学的盈利空间而主动退出的成分。     无论是民办高校因生源短缺而倒闭,还是因经营兴趣发生转移或预感到营利空间太小而自动退出,或者因“三无”被教育主管部门“叫停”,上述现象的产生,“实际上是对投资办学的风险认识不足,是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是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必须尽快通过规模扩张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认识不足,是对只能通过规模扩张才能达到投资目的的认识不足。”邬大光说。     因此,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尽快出台与投资办学相配套的相关制度,出台地方性法规,不仅可以打破大量的社会游资不敢轻易进入民办高等教育领域的沉寂,极大地缓解高等教育办学资金不足,而且可以使投资办学行为更加规范,减少民办高等教育领域不必要的波动,使民办高等教育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退出机制亟待出台       随着民办高校的逐渐倒闭,这些学校的善后问题日益凸显。在处理已经倒闭的民办高校和濒临倒闭民办高校的过程中,人们经常看到的是政府担当“消防队员”的身影,与此同时,还有即将失去学习机会和失去“母校”的学生的沮丧、懊悔、无奈和愤懑。     为此,很多专家呼吁,减少倒闭既需要举办者的投资理性,更需要教育主管部门严格的审批和过程监督,而如果进一步地规范倒闭则需要制度层面的退出机制。     然而,在一次次倒闭与重建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对民办高校的安全退出、对民办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对民办高校教师的合法权益至今缺乏应有的回应。     同时,在处理倒闭的事件中,政府“接盘”、政府“埋单”、政府到处“救火”、政府出面调停,种种迹象显示出在民办高校在退出机制上的制度缺失。     据不完全统计,未来的15年,我国18岁5522岁的大学适龄青年将从2008年达到顶峰之后逐年下降,至2018年,大学适龄青年仅为2008年的58%。预示着今后生源竞争的激烈性将更加严重。     正因为如此,厦门大学谢作栩教授指出:“必须建立倒闭高校的退出机制,做好善后工作。伴随大学适龄人口的下降,今后一阶段将出现民办高校‘大洗牌’,部分薄弱民办高校倒闭在所难免。因此,应依法建立善后机制,正确地处理善后问题,以保护民办高校及其举办者、民办高校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避免因学校终止而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从目前民办高校倒闭的退出方式来看,主要有清算、兼并、倒闭、设置者变更、自生自灭、合并等几种方式。据业内人士介绍,其中以设置者变更和自生自灭居大多数。从我国民办高校投资办学的属性来看,兼并无疑是民办高校倒闭退出的必然逻辑。但是,由于有关民办高校兼并的法律、法规等还很不完善,尤其是民办高校的产权尚不清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办高校的兼并。因此,如果想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民办高校的产权明晰必须先行。 值得欣喜的是,黑龙江、广东等省已经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法规,对于民办高校的产权给予了比较清晰的界定。可以预期,随着这些地方立法的逐步实施,不仅将进一步调动社会闲散资金投入民办教育领域的积极性,而且民办高校的短期行为将逐步减少,民办高校的长效性和公益性将进一步凸显。       一道亮丽的风景     事实上,当我们翻开世界私立高等教育史,就会看到,民办(私立)大学倒闭,并非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特有现象,倒闭在世界私立大学中具有普遍性。美国、日本的私立大学以及其他国家的私立大学倒闭也时有发生。尤其是日本,近年来,随着其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锐减,随着国立大学法人化的实施,加之私立大学过剩,私立大学倒闭的事件接连不断。     因此,对于民办教育来说,优胜劣汰是发展规则,民办高校必然要经过市场的筛选,倒闭是市场经济语境下“自然”的事情。     我国著名教育家潘懋元教授认为,“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前景来看,如果方针正确,政策落实,民办高等教育将有相当广阔的发展空间。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30-40%,全国高校在校生达到4000万人时,民办高校在校生的比例可能达到1/2以上。”     而从中国高等教育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经费不足无疑是国家发展教育的最大瓶颈。众所周知,我国的教育经费一直徘徊在GDP的3%左右,而理想的投人则要求至少应达到 GDP的4%。与此同时,2004年我国对高等教育部分的财政投入已经达到了31.44%,高于美国的25%,也远远超过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是,伴随着2005年国家对义务教育实行部分地区免费,而且随后几年将逐步实现全国义务教育免费,无形之中意味着义务教育的经费将大大增加,也意味着我国三级教育投资的倒三角局面将从此发生根本转变,从而导致单纯依靠国家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已经变得不现实。     因此,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无疑是政府的必然选择,高等教育投资不足与空间巨大的矛盾,预示着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前途十分光明,但前提并不轻松。如何进行与投资办学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以及如何明晰产权,尤其是转变人们已经根深蒂固的传统高等教育理念,彻底消除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给民办高等教育以足够的发展空间,使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从“草根”走进“阳光海岸”,似乎还需要做很多艰苦的事情。     面对民办高校接连崩盘的惨痛教训,民办高等教育需要进行真正的反思和进一步的探索,因为只有“雷声”过后的“及时雨”才能让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重新焕发出应有的光彩,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教育与职业》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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