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当涂县地图:白先勇:父亲的憾恨——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3 12:28:44

  目录

  前言

  东北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及复杂多变的历史传统

  战后东北的国际形势──美苏之间的势力竞争

  共军闯关东北

  国军进军关外

  马歇尔调停

  第一次“四平街会战”──“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中央军王牌尽出

  攻打本溪

  进攻四平

  父亲奉命东北督战

  共军溃败实况

  一项改变历史的军事错误──第二次停战令

  “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

  结论

  注释

 

  前言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展开斗争,抢夺接收沦陷区。双方主要的军事冲突,首先启端于东北。由于东北在国防战略、地缘政治、工业经济以及历史传统上,对全国甚至整个亚洲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很自然的,东北便成为战后国共斗争势在必得的首要目标了。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至五月十八日之间,国共双方军队,精锐尽出,在东北中长铁路上的重镇四平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是战后国共两军为了争夺东北第一次主力会战,对于东北得失。以及整体内战,关系至钜。会战在四平街持久拉锯不下,双方攻守最激烈的时刻,五月十七日父亲奉蒋中正主席之命,飞往东北督战。当时父亲已发表为首任国防部长,并将于六月一日就职。父亲赴前线督饬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并其部下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三天内攻下四平街,并继续往长春、永吉进攻。林彪部队十万余人大败,溃不成军,往松花江北岸哈尔滨仓皇撤退。此时马歇尔正在南京代表美国政府调停国共内战,向蒋中正施压停战。在此关键时刻,父亲飞回南京向蒋中正报告战果,并力主国军应不顾一切,乘胜追击,收复北满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彻底肃清东北共军。蒋氏基于国内外种种复杂原因,始终未能采纳父亲此一关系东北国共战争胜负的重大建议,于六月六日,片面下令停战。时国军孙立人所率之新一军,已追过松花江北岸,抵达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中共中央大为震动,毛泽东下令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此次停战,遂予林彪部队喘息机会,整军反扑,东北形势,自此逆转,后东北沦失,乃影响整体国共内战。

 

  东北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及复杂多变的历史传统

 

  东北地区,幅员辽阔,南起旅顺大连,北至漠河,东起混同江,西至贝而斯池,约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之广大土地。东北自然资源得天独厚,举凡煤、铁、金沙、银矿、镁土产量或藏量,莫不富甲全国,石油、水力电源,均极丰沛,又因气候雨量适当,农业发达、牧畜鼎盛,是中国自然条件最优厚的一个区域,因有“中国的生命线”之称。自“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后,处心积虑,发展东北重工业,以做为侵略中国及亚洲的基础。战后据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调查的报告,德、日败亡,中国东北在当时继美、苏、英之后,列为世界上第四大工业区。战后东北国际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

 

  东北又因地理位置居于中国边防要冲,绵长的边界与外蒙、苏俄远东部份、及朝鲜半岛毗连,隔海与日本对峙,地缘政治异常复杂。以中俄边界为例,西起满洲里东至图门江口,苏俄在远东地区领土,对我东北形成一大弧形包围圈。赤塔、海兰泡、伯力、海参崴,乃俄国包围东北四大军略据点。以军事观点来说,苏俄领土处于外线,我国东北则处于内线。苏俄军队入侵东北,甚为便捷,抗战末期,日本投降前夕,俄军对日宣战即从各军事据点一齐发动,长驱直入东北,日军穷于应付,数日内即遭击溃。

 

  东北为华北的自然屏障,彼此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中国中原王朝的政府,对于东北(古辽东)的边防问题,莫不投以最大关注。由秦汉至隋唐,经略辽东,一直是中原王朝政府军事、政治、以及外交上的优先考虑。隋唐时期,隋炀帝、唐太宗且先后率大军御驾亲征高丽,可见得中国皇帝对辽东地区新兴民族的威胁,是如何的敏感。十二世纪,女真族兴起于东北的中北部,建立金王朝,一举南下入侵中原而灭北宋,统治中国北部一百多年。有明一代,东北边害,仍旧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明太祖朱元璋甫一开国便遣二十万大军出师东北,征服辽东。可是至十七世纪,女真族的后代再度崛起,乘??晚明政府积弱腐败,中原动乱,大举入关,消灭了朱明王朝,建立大清帝国,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七年之久。综观中国古代历史,东北与中原互动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东北的得失,往往直接关系中原政权的安危。东北新兴民族的军队,一旦破关南下,便是中原汉族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刻。东北资源丰饶,战略位置险要,一旦落于敌对势力之手,便可用来做为侵略中国本土的根据基地。

 

  俄国自十七世纪推行“东进”政策以来,对中国东北地区一直虎视眈眈。十九世纪鸦片战争,清政府弱点毕露,俄国乃乘机大举鲸吞我东北土地,胁迫清政府订立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广大的土地掠夺而去。自此东北版图残破,俄国势力侵入东亚。同时,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亦开始了“北进”政策。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订立“马关条约”,日本势力由此进入朝鲜半岛,积极展开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东北此后,便成为了国际势力竞争的角力场。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竟是在中国的领土东北开火的。俄国战败,日本取而代之,遂成为左右东北的主要外国势力。

 

  东北是中国的生命线,东北亦是中国的火药库,二十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战争、革命都是在东北引爆的。第二次中日战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在沈阳爆发,日本占领东北后,便以东北为根据地,向中国发动了八年侵略战争。日本战败,接踵而来的国共内战,恰恰又是以东北的争夺战作为序幕展开。这绝非历史巧合,而的确是东北国防战略及天然物质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决定它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年来国共双方政府、以及中外学者;检讨国共内战的胜败原因,莫不认为,东北的得失,对国共内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一九四六年春夏之间国共两军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则是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其前因后果及经过情形,值得详细研究。

 

  战后东北的国际形势──美苏之间的势力竞争

 

  战后东北不仅为国共相争的第一目标,亦是美国与苏俄两霸互相较劲的比赛场所,事实上是四组力量合纵连横的复杂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逼使日军早日投降,以减低美军在远东战区的伤亡,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主权,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与苏俄订立雅尔达密约,以换取苏俄向日宣战出兵。美国估计日本海军虽被击败,但日本陆军战斗力仍可观,尤其是东北七十八万关东军,是一股强大力量,苏俄参战,乃属必要。雅尔达条约除了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外,其他多为有关苏俄在东北的权利;开大连为国际商港、租借旅顺为俄海军基地、合营中长铁路等。八月六日,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日本投降在即;于是苏俄赶紧于八日对日宣战,次日,苏军一百五十万人自中苏、中蒙、中韩边境,出兵东北,关东军不战而降,苏俄势力又再度轻易侵入中国东北领土,对国共接收东北的争夺战,产生了钜大影响。东北对苏俄的利益既是经济性的亦是战略国防的。二次大战,苏俄工业遭到德军严重破坏,苏俄掠夺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原料,以做补偿。欧战结束苏俄势力席卷东欧,美苏两国形成尖锐对峙,在欧洲大陆各处交锋;同时两国争夺霸权亦在亚洲迅速展开。日本战败,美军占领日本,不让苏俄插手,苏俄已感芒刺在背。在国防上,东北如一柄利刃,深深插入苏俄远东区的腹部,如何阻止美国及亲美势力在东北生根立足,是苏俄战后远东政策的第一要务。因此当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海空运输到东北,苏俄便处处作梗,不让国军顺利登陆,延误国军进占东北。苏俄阻碍国军接收,而让共军在此紧要阶段,抢先一步,立足东北,在时间上占了机先,对其日后胜利,是大有帮助的。而其军从苏俄手中获得关东军的武器军备,当然又是另一项苏俄的“贡献”了。

 

  战后美国对远东的策略,首要目标仍是在于防止苏俄势力扩张,代替日本,独霸东亚。但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重欧轻亚,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向日宣战,出兵协助中国,是因为日本先偷袭珍珠港,美国还击,出于被动。事实上美国政府一向对遣派军队至亚洲大陆作战视为畏途,如何避免出兵中国而又能阻止苏俄势力扩张远东,这便是美国战后的一大难题。当时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尤其日本甫投降,共军已水陆兼程进兵东北,而雅尔达密约美国引狼入室,苏俄军队在东北形成尾大不掉,东北形势急迫,美国政府是有认识的。但当时杜鲁门政府打如意算盘,美国一方面积极协助国军进占东北、华北,另一方面却又派马歇尔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向国民党施压,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这种两面不讨好的政策当然注定失败。马歇尔在中国调停一年,无功而返。当时对中国问题了解最深的是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他估计国民党军队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曾向美国政府参谋总部建议派遣美军七个师进驻东北,协助国军,对抗苏俄,但为美国政府所拒。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是,美国绝对避免直接出兵干预中国内战。苏俄军队在东北为所欲为,而美国却划地自限,不肯介入过深,以免卷进国共内战旋涡,被迫与苏俄在远东兵戎相见。国民党政府战后接收东北,可谓举步维艰,既遭苏俄作梗于先,又受掣于美国调停,国际形势极为不利。

 

  共军闯关东北

 

  中共深刻认识到东北在战后国共斗争中,有决定彼此胜败的重要性。除了经济以外,战略地形上东北对中共尤其紧要。如果中共能控制东北,不但可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等国际共产势力,除去后顾之忧,而且可以与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突破长期被国民党包围的状态,使中共军队有一个战略的后方。如果东北被国民党所控制,就会切断华北“解放区”与苏联、外蒙、北韩的联击,使华北地区处于南北夹击的地位,对国共斗争极为不利。争夺东北,是中共战后第一要务,中共全力以赴。

 

  远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指出“如果取得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八月九日,苏俄进军东北,国际形势发展对中共大为有利,两天后,朱德于十一日接连发布七道命令,令各地共军出发进占沦陷区,接受日本投降。其中第二道“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古林出发。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一投降,中共部队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一些骨干,马上开动,沿??长城内外以及山东、苏北,日夜兼程,分水陆两路源源抵达东北;

 

  九月初,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到达沈阳、本溪。同区李运昌部,到达山海关、锦州。

 

  十月上旬,山东萧华部到达安东,沙克、万毅、吕正操各部抵达南满各地。

 

  十月下旬,吴克华、杨国夫、刘立人等各率部由山东纷纷到达山海关至沈阳一带。

 

  一月,罗荣桓、黄克诚等由山东、苏北,率大队人马到达安东、沈阳地区及锦洲一带。黄永胜率部到达热河。

 

  由九月至十一月,短短三个月间,中共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十一万人。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入东北。

 

  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九月十五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委员有陈云、伍修、叶季壮、林枫、彭真等即刻飞东北,二十一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布东北局成立。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又有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达二十人之众。政治局委员就占有四名。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一九四六年一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并包括东北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

 

  由此,在甚短期间,中共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展开工作。

 

  中共能够如此迅速进军东北,一来由于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华北、冀、热以及山东、苏北一带常年打游击已奠下根基,由这些地区进军东北,得了地利。中共中央抢夺东北志在必得,一声令下,剑及履及,其果断决心,也是成功因素之一。至于苏俄在东北到底帮了中共多少忙,迄今仍有争议。但至少中共部队初到东北,苏军没有像对待国军那样百般刁难,则是不争之事实。国共两军争夺东北,共军抢得了机先。中共对进军东北的人事布署是下了大本钱的,党政军菁英尽出。军事上林彪是当时共军中头一号战将,其他如罗荣桓、黄克诚、萧华也是共军将领中的佼佼者。中共又大量启用东北人士,张学思(张学良弟弟)、吕正操、万毅等率领的老东北军,返回东北故乡有一定的号召力。东北局的彭真、陈云后来又加高岗、张闻天,等人更是中共党内的核心人物,连长期居留俄国走国际路线的李立三也回转东北,参加工作。中共对东北下了如此大的赌注,连罗荣桓自己都说:“如果还搞不好,那就该打屁股。”

 

  中共军队干部初入东北,展开工作并不完全顺利。长期以来,日伪统治时代,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地下游击抗日工作采取严厉镇压,周保中等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牺牲很大,一九四二年后被迫退入苏联境内。不同于华北、苏北等地,中共的势力,在东北民间并未生根,东北人民当时都只认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想中央,盼中央”,对于中共不甚了解。中共军队开始并未获得东北人民支持,初到东北,相当艰苦。黄克诚十一月二十六日打电报给毛泽东抱怨,共军“七无”:

 

  “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共军在东北无钱无粮,十分扰民,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二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他十二月十七日打给军委的电报说:

 

  “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

 

  苏联红军在东北强横霸道,巧取豪夺,东北人民极为反感,把共产份子视为一丘之貉。加上中共军队初到东北,衣??褴褛,给东北人民的印象当然不会太好。那个时候,东北人民对中共是不信任的。

 

  中共部队进关初期,本身也有不少问题:第一是逃兵问题;九月七日,万毅给军委的电报:

 

  “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

 

  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共三万二千五百人,十一月十五日给“军委林彭”的电报中说:“沿途逃亡掉队病号约三千人。”

 

  其次中共部队组成份子良莠不齐,第三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如此批评:

 

  “进入东北之后,一些伪满散兵游勇和杂色团伙混入我军,有些以‘明当八路,暗投中央’为目的的组织也钻了进来。所以,虽然出现参军高潮,但真正工农群众所占的比例不大;部队发展虽很快,但大量新成份,实际上是不巩固和缺乏战斗力的。”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虽然开了方便之门,没有刻意阻止,但红军对待共军,也并非完全友善的。据黄克诚、罗荣桓等人的回忆,他们的部队初到东北,曾受过红军不少气。苏俄藉口与国民政府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东北的大城须交到国民党手上,中共部队欲进驻沈阳,也被红军赶了出去。苏俄原来答应将日伪留在沈阳的大批武器移交给中共,后来并未实践诺言。不过罗荣桓承认,一些中小城市的日伪武器还是交到了共军手中,“改善了装备,保证了战争初期的需要。”

 

  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一向轻视,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讥称中共为“奶油共产党”(Margarinc Communists)。斯大林对中共战后武装夺权的胜算,起初并不看好,当时国军的人数军备远超过共军,又有美国援助,看起来国民党远占优势。斯大林老谋深算,对国共施展的是两面外交,并非完全一边倒向中共,国共相争,斯大林是坐山看虎斗,伺机从中取利。在东北,苏俄对中共部队,最初援助是有限度的。

 

  中共抢先进军东北,天时地利人和虽然都占了便宜,但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亦不少。

 

  国军进军关外

 

  国民党政府当然亦深知战后接收东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不同于其他沦陷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需从苏军手中转移,而非从投降日军直接接收,因此是外交交涉,牵动国际势力。而战后大批共军已先抵东北,国军进军东北,势必引起国共军事冲突,接收东北,亦是军事行动。

 

  日本投降前后,重庆政府军政要员,曾为战后东北接收问题,从各种角度向政府提出建议。一九四五年九月初旬,立法院长戴传贤曾邀何应钦及父亲等人召开会议,讨论东北接收的方针。父亲认为欲保东北必须先固平、津,欲固平、津,必须先收热、察。万一必须大军出关,亦只宜先驻沈阳:俟包(头)、绥(远)解围,锦(州)、承(德)肃清、再收长(春)、哈(尔滨),否则军机补给、士兵寒衣,均生困难。父亲从军事战略的眼光来看东北、华北的接收,东北的确补给线过长,国军的力量,同时占领东北、华北,力有不逮;部队入东北,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故应先巩固华北,步步为营,再作北上打算。父亲曾任军训部长八年,对国军部队的实力,了若指掌。父亲的看法,与魏德曼不谋而合。魏德曼亦认为国军单独没有力量同时占领华北又北上接收东北。他向蒋中正建议,政府应立即派遣军政精英人员,至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先巩固其他政权。他并向蒋氏建议:将东北问题国际化,邀请美、英、法、俄,与中国暂时共管东北,以监控苏俄在东北单独行动。蒋氏亦深知东北国际形势的复杂,曾认真考虑过魏德曼的建议。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接收问题,作此痛切检讨:

 

  “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返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采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国内有充分实力,戡定中共的判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

 

  然而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