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2王国战役卡吗:徐向前都在哪些关键时刻力挺过毛泽东 毛赞徐为"好人"

1924年，在黄埔军校就读时的徐向前。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字予敬。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元帅中，只有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也是与毛泽东相识最晚的一位。其实，早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奉党组织之命，四处寻找过毛泽东，只是没有找到而已。

　　后来，徐向前与毛泽东相识于长征途中。当时，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总指挥。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暴露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连夜北上，陈昌浩询问徐向前：打不打？徐向前愤然说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从此也开始了他与毛泽东的伟大友谊。

　　徐向前对毛泽东充满了无限崇敬之情，在他一生中，始终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对徐向前的人品极为赞赏，对他指挥作战的能力十分推崇，数次赞扬。经过“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徐向前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在林彪败逃后，毛泽东握着徐向前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

　　“找毛泽东”

　　1926年底，徐向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第一队少校队长。武汉军校名声很大，号称“第二黄埔”，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长是蒋介石。

　　1927年3月，徐向前在武汉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不久，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与武汉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形成宁汉分裂局面。六七月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反革命勾结愈来愈紧密，武汉三镇一片混乱，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得到党的指示，先后离开武汉。

　　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更大的反革命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人去张发奎的部队去工作。当时张发奎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其指挥部设在九江。共产党认为他是国民党“左派”，对他抱有幻想。徐向前也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去工作，担任上尉参谋。当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去九江的时候，党的地下“交通”给他送来一张纸条。他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找毛泽东。”他看完纸条，抬起头来，地下“交通”已经无影无踪。再一细看那纸条的正面反面，只有“找毛泽东”四个字，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地址，没有联系人，这可使他为难了。

　　徐向前第一次听说毛泽东的名字是在黄埔军校。1924年初春，徐向前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考入黄埔军校，很快知道了两个共产党人：一个是政治教官肖楚女；一个是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政治周报》主编的毛泽东。徐向前与黄埔军校的学生兵常在一起读书看报，谈论政治活动，看毛泽东的文章，对毛泽东的名字留下较深的印象。

　　没想到， 几年以后， 竟然要他去找毛泽东。这叫他作了难。心里想： 到哪里去找毛泽东呀？他在武昌？在九江？还是在长沙？是“交通”粗心大意，还是不便说明地址？徐向前揣摩了半夜，也没有揣摩出个头绪。

　　无奈，徐向前只好先到九江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指挥部暂时栖身， 一面当参谋， 一面秘密打听有关毛泽东的消息。几天过去了，也没有毛泽东的一点消息。

　　夜里，徐向前睡不着，一直纳闷：为什么上级党组织让自己去找毛泽东呢？自己在黄埔军校认识了周恩来、陈毅，“交通”怎么没让自己去找他们，偏偏叫自己去找并不认识的毛泽东呢？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这是党中央对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褒奖。　　许多年之后，徐向前才知道了其中的理由：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准备奉命去发动秋收起义，急需一些军事骨干，有人把他给选上了。当然，徐向前最终与秋收起义无缘。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徐向前得到这一消息后，暗暗盘算：找不到毛泽东，是不是奔南昌？这一想法还没有定下来，8月2日夜里，他突然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他和其他军官们被集合在一个大厅里，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一会儿，张发奎带着卫兵来了。这位总司令几天前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和共产党合作，今天却突然翻脸了。他公然宣布：“军中的CP（指共产党）分子三天内保护，三天后不再负责。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想办法。”

　　张发奎剥去“左派”外衣，露出了反革命凶相，三天以后会干出什么样事，徐向前已经估计到了。他不能待下去了，要赶快离开。这时，徐向前又想起毛泽东。为了寻找党组织和毛泽东，徐向前决定重返武汉。第二天天不亮，他悄悄离开九江，乘船逆流而上。他想到武汉去找那位“交通”，通过“交通”再找党组织和毛泽东。

　　然而，徐向前在汉口码头一上岸，发现大街小巷充满了恐怖气氛。他已经预感到，寻找毛泽东更为困难了。他在一家小旅店住下，第二天去找那个秘密接头的“交通站”。说是“交通站”，实际上是街面上的一个小杂货铺。他一连去了几次，远远地看去，门总关着，空无一人。显然，原接头地点已遭破坏，人已经转移了。徐向前在武汉住了两天，一无所获，于是决定到上海去找党中央。他由汉口坐船到了上海，在黄浦江边一家名叫“泰安客栈”的小旅馆住下。他白天出去转悠联络，很晚才回来，可是，一连十几天过去了，钱花光了，仍然没找到一丝线索。一天，他在街上突然碰到武汉军校一队的司务长李楚白，向李述说到上海的目的和这几个月的经历，特别问起毛泽东。李楚白说，他也不知道毛泽东在哪里。但徐向前在李楚白帮助下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徐向前回到旅馆，第二天吃早饭时又遇上山西老乡程子华。程子华曾是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又在武汉军校一起工作过，当他得知徐向前到上海也是找党时，很快帮助他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不几天，徐向前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说广州组织起义，缺乏军事干部，要他即刻动身前往广州接受任务。于是，徐向前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不久，程子华也被派往广州，找贺龙、叶挺的部队。

　　广州起义后，徐向前先被中央军委派往海陆丰地区，后又到大别山发展革命武装，搞武装斗争。自那以后，寻找毛泽东的事就暂时搁下了。但毛泽东的大名却一直记挂在徐向前脑子里，他身在大别山，暗地里却特别注意打听毛泽东的消息。由于相距较远，加之敌人封锁，有关毛泽东的情况他知道得不多。

　　几年以后，徐向前才知道井冈山有个“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再后来，他又知道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

　　与此同时，徐向前在大别山区也知道了毛泽东和朱德创造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以及“诱敌深入”的战术，知道了一些毛泽东关于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和红军的建设原则。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以及他们用兵作战的思想，徐向前十分敬佩，特别注意学习中央红军的作战方法。这时，毛泽东却不知道革命队伍里有个徐向前，更不曾想到他将来会成为新中国的元帅。
　芦花相逢

　　 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徐向前。

　　毛泽东知道徐向前的名字，是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毛泽东听说徐向前这位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出色地指挥了许多战役，把他看作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但是，徐向前是怎么一个模样，毛泽东却从未见过，不得而知。

　　1935年5月上旬，率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四川涪江流域江油、中坝地区的徐向前听说毛泽东率领的长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准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非常高兴。对于久已盼望见到毛泽东的他，不由想起八年前四处寻找毛泽东的情形。现在就要与他会合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徐向前对毛泽东非常佩服，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早已非常熟悉。

　　5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军会师指日可待。喜讯传来，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一部兵力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接应中央红军。

　　行前，徐向前特别向李先念交待，要他从各部队多抽调一些炊事人员，带上粮食、盐巴和炊具，会师时配给红一方面军。他说：“我们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炊事员跑散了，部队没饭吃。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的问题。”

　　6月8日，李先念率部攻占懋功、达维一带。这时中央红军已先后占领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无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两军会师就在眼前。

　　6月12日，徐向前奉命代表红四方面军起草了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百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并建议：“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宗南）还是先打刘（文辉），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徐向前派警卫员康先海带一个警卫班，将这封密信从他所住的会理县送到懋功。他再三叮嘱康先海：“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里。”

　　6月12日，李先念率领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红军和党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会见了李先念等同志。

　　为了欢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徐向前命令红四方面的红军指战员打草鞋，织毛袜，捐慰问品。仅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一军一批就送给中央红军衣服500件，草鞋1400双，毛袜500双，毛毯l00条，布鞋170双、袜底200双。

　　徐向前与红一方面军相会，最先见到的是彭德怀。7月6日，徐向前奉命率10多个团，从理番地区出发，沿川北的黑水河北岸前进。7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的红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芦花地区。军团长彭德怀得悉徐向前所部正向维谷开进，当即率一个团前来接应。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部分老同志合影。左起：陈云、邓子恢、董必武、毛泽东、朱德、贺龙、叶剑英、徐向前。
　　维谷渡口的索桥已被敌人破坏，两岸的红军只能隔河相望。徐向前来到河岸，只见对岸走在部队最前面的一个人挥动着手中的斗笠在呼喊。徐向前也挥动八角帽回话，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第二天早晨，徐向前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去，终于跟彭德怀相会了。他们见面之后，彼此通报了情况。

　　因桥未架好，大部队无法过河，徐向前率部在维谷一带住了两天才抵芦花。这时，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来到芦花。直到这时，徐向前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是在藏民地区一座简陋的房子里，徐向前和他久已盼望的毛泽东头一次握手相会，同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那个在鄂豫皖大别山搞斗争的徐总指挥呀！向前同志，你辛苦了！”

　　徐向前说：“毛主席，我很早就想找到你！只是……”

　　毛泽东并不知道八年前徐向前接那张纸条的事，只是说：“我也是一样想念你们啊！”当时，毛泽东最关心的是敌情，所以，谈话内容很快转到有关敌人的情况上来，徐向前八年前曾经找过毛泽东的事一直没有谈出来。

　　其实，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心情并不痛快。因为张国焘很难共事，对徐向前一直存有疑心，是“用而不信”，许多事使他左右为难。他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时，最想说的话就是提出请求，希望离开四方面军，由中央另分配一个工作。

　　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徐向前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毛泽东听后只是微笑，没有表态。其他领导人也都只是听，不说话。

　　毛泽东有意把话题支开，说：“向前同志，你们这些年工作成绩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胜仗啊！”

　　徐向前又转回来，说：“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能力差，想请求中央另分配工作。”毛泽东仍是微笑。这一问题的谈话没有继续下去。他们谈话的内容很快转到了关于敌情和北上作战的问题上。

　　关于敌情，毛泽东询问得很详细。徐向前把周围敌人的兵力部署、各路敌人的作战特点及装备情况，均一一作了详细介绍。

　　第二天，在芦花的一片草地上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授奖仪式。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将一枚五星金质奖章授予徐向前。这枚奖章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临时政府决定授给八位将领的，徐向前是其中之一，当时因为徐向前远在大别山区，这枚奖章一直保存着。

　　在授奖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对徐向前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斗争中，在指挥红四方面军作战中屡建战功给以了高度评价。徐向前十分感动，这是他在革命军队里第一次受到的最高奖赏。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无比兴奋。但是，张国焘见中央红军的数量不及红四方面军的一半，于是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先是以种种借口向中央争兵权，继之又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后来，党中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适当满足了张国焘的部分权力要求，同时摆事实讲道理，终于说服张国焘，使之同意红军北上了。8月初，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此时已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徐向前列席会议。毛泽东首先发言，提出到夏河流域后，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将来向东大发展时，后方应转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讨论时，徐向前和陈昌浩公开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列举了一些理由。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显然十分高兴。在张国焘闹着要向南、向黄河以西走的情况下，徐向前和陈昌浩公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是很难得的。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会后，右路军作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踏上了征服大草地的艰难途程。红一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四军和三十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随三十军行动。经过五天艰苦行军，四军和三十军通过了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到达班佑地区。这时，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也抵巴西；红三军团仍在行进途中。巴西、班佑地区有寺庙和民房，有粮、有水、有牛羊，对于刚从草地过来的红军右路军来说，简直是到了另一个天地。

　　距离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战略要地，由胡宗南的一个师驻守。迅速占领包座，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

　　鉴于红三军团还未走出草地，红一军团在长征中减员太多，徐向前向毛泽东提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承担。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8月29日，徐向前命令部队对上、下包座发起攻击，一举歼灭胡宗南的一个师，俘敌800余人，毙伤敌师长以下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缴获粮食、牦牛、马匹甚多。这是两军会合后的第一个漂亮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十分高兴，对徐向前大加赞扬。在毛泽东心目中，徐向前不愧是一位出奇制胜的战将。

　　北进通路打开了。这时，张国焘却带左路军迟迟不动，并借口地理、气候、粮食等条件困难，以种种理由推迟过草地的行动，妄图改变北进方针。1948年6月，徐向前在解放临汾战斗庆功大会上讲话。

1948年6月，徐向前在解放临汾战斗庆功大会上讲话。


　　毛泽东把徐向前和陈昌浩请去，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做好张国焘的工作。毛泽东问徐向前：“你说说怎么办好？”徐向前再次表示支持北上的意见，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迎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是发电报催，二是派部队接，就这么办。”当即，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三个人的名义，向张国焘发出电报。同时，徐向前给右路军的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发出命令，要他们准备粮食，待命出发，去接迎左路军。

　　哪里知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决心已定。尽管党中央、毛泽东和徐向前反复劝告，要他率领左路军北进，但他仍执迷不悟。

　　9月8日，张国焘发电命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先看到电报的陈昌浩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于是，陈昌浩赶到毛泽东驻地，讲了张国焘的电报精神。当晚，陈昌浩电话通知徐向前到周恩来住处开会，参会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上，毛泽东念了会前拟好的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表示，同意中央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于是，中央即以参会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北上。

　　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住处。在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命令，又连电催促徐、陈南下之时，他已知陈昌浩的态度，现在他要亲自看看徐向前的态度。

　　毛泽东比较着急，没有进屋，就在院子里和徐站着谈话。毛泽东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既不愿意离开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不想离开他一手创建起来的红四方面军。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一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还是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但如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徐向前当着毛泽东的面，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毛泽东见徐向前是这种态度，再没有说别的，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去。

　　当天24时，张国焘电复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同意南下。陈昌浩去中央驻地反映他和徐向前的意见，挨了一顿批评。于是，党中央当即决定，单独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北上了。徐向前后来回忆说：“第二天（9日）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北上了。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忙乱起来，又是电话，又是议论，其前沿部队中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向徐向前、陈昌浩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

　　接电话的陈昌浩问徐向前：“怎么办？”在这严峻关头，徐向前严厉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说完，他又马上补充了一句：“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句话，字字千钧，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党和红军团结的珍视，表现了对毛泽东的信任。他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精神，坚持真理，顾全大局，稳住了阵势，避免了一场灾难，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保护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安全。事后，徐向前说：“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一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党中央和毛泽东率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北上后，越走越远，徐向前夜不成眠。他想到党和红军的前途，想到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相会和友情，不禁暗暗哭了一场。

　　9日晚上毛泽东来找他，他没有明确表示跟党中央一起走，没有和中央领导共同北上，而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到了晚年，他还认为“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徐向前对于这段历史一直铭刻在心。他后来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有鸡就有蛋”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从西北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以创立抗日的战略大后方，三个方面军共同发起了宁夏战役。到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奉中央军委之命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但后续跟进渡河的部队却被敌军阻断，一直未能西渡黄河。这样，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2万多名红军遭敌重兵围困，只好孤军奋战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11月8日，中央军委命令徐向前、陈昌浩将所率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英勇苦战近5个月，虽然歼敌2.5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等诸多原因而损失惨重，战斗人员只剩下1000多人，而且处境越来越困难。

　　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派人通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徐向前到石窝一带的一个山顶开会，宣布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三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徐向前不同意自己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事先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他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仍然做陈昌浩的工作：“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不同意。

　　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部队后，西路军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其中王树声、张荣所率的两个支队被敌打垮，只有李先念所率的一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边打边突围，40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2万多人，仅存四五百人。这些情况是徐向前后来才知道的。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撼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当徐向前从西路军脱险，回到援西军总部时，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急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我们的徐向前回来了。”

　　毛泽东获悉，异常高兴。此时，他正为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安全而着急，十分关心西路军失散的指战员。西安事变前后，他曾多次令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交涉，要他们停止向西路军进攻，更不允许伤害西路军领导人。
        6月，徐向前回到延安，被安排住在旧城东北角的一座窑洞里。这里距毛泽东、朱德的住地不远。

　　徐向前住下后，心里很不好受。西路军打了败仗，作为总指挥的他，觉得无颜见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尽管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不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但他还是做好了思想准备，认为“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

　　第二天，毛泽东在凤凰山他住的窑洞里接见了徐向前。徐向前见到毛泽东，百感交集，想到大革命失败时寻找毛泽东的经历，想到草地相逢和分兵，特别是西路军失败，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流出了滚滚热泪。

　　毛泽东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说着，递给他一支烟，便和他交谈起来。

　　毛泽东看着他清瘦的面孔，问：“身体怎么样？听说你病得不轻。”

　　徐向前说：“病了些天，牙齿又疼……”毛泽东接着说：“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要命啊！”在严肃场合下，毛泽东常常以风趣、幽默、打比喻的谈话，让人放松下来。对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这件事，为了不勾起徐向前的惨痛回忆，毛泽东问得很简单。但徐向前讲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西路军悲壮的战事，犹如千斤重担压在他的心头。他有一肚子话要向毛泽东倾诉，他要把自己认为该说的话，以及自己的认识都讲出来。他知道，在这里讲话，不是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西路军全体将士向党中央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当汇报了西路军最后作战的情况后，毛泽东没让他多讲。毛泽东认为那似乎已经是历史了，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嘛！”毛泽东没有半点批评责备之意，谈话十分诚恳。

　　徐向前心里感到十分温暖，非常感动。毛泽东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他们靠大刀、长矛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毛泽东短短的谈话，使徐向前终生难忘！告辞时，毛泽东说：“你好好休息一下，熟悉一下延安，再抽空去看看许世友他们几个人。”

　　“许世友他们几个人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发生在几天以前的事。当时，徐向前还在东返的路上，一无所知。原来，延安抗大师生在批判张国焘于长征途中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时,波及面宽了，使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在抗大学习的四方面军学员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人碰到一起，为运动扩大化感到心情不舒畅，私下发牢骚说：“在延安待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押了起来。毛泽东已察觉到这个案子与事实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看他们，要他去做做工作。

　　徐向前来到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询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听了，心里很难过，他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安慰他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不久，许世友等人就被平反释放了。

　　7月13日，徐向前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抗日紧急动员大会。22日，又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沟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对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作了这样的记述：

　　“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这次扩大会议选出了有11人参加的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徐向前被选为军委委员。

　　毛泽东要徐向前去当抗大校长
        西安事变后，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毛泽东多次令周恩来向南京政府提出，红军要改编为四个师，准备任命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分别为四个师的师长。由于蒋介石限制共产党的军力，最后只允许红军改编成三个师。于是，徐向前被任命为一二九师副师长。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徐向前就是游击战争的能手，他指挥红四方面军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一次次“围剿”，先后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丰功伟绩。来到敌后的抗日战场，他把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运用水平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先是在晋东南，后又到冀南平原和沂蒙山区，徐向前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提出创造“人山”工程，每到一地，都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放在首位，使抗日武装力量一天比一天壮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初，徐向前奉命从山东回到延安，一到延安，毛泽东便接见了他。他这次回延安原是为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长期战争使他积劳成疾，头疼病发作频繁，又在一次骑马外出时，左腿骨被惊跳起来的马踢伤，造成骨折而住进医院。由于伤口迟迟不能愈合，直到中秋节前夕，他才出院。出院后徐向前即参加了高级研究组的系统学习，为七大的召开进行思想准备。

　　1942年5月，徐向前在延安就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3年春耕期间的一天，毛泽东请徐向前到他的窑洞来，问了近日情况，对他提出了新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开门见山：“向前同志，你去办抗日军政大学，怎么样啊？”

　　“我？”徐向前有点为难地说，“主席，我不行，我这个人过去没搞过教育，还是派别人去吧。”

　　毛泽东说：“都想过了，还是你去合适。你既是师范毕业生，又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嘛！”徐向前又说：“主席，顶好让我去打仗。”

　　“抗大要你办，仗也要你打。现在，你先去办学校。”

　　“办学，我没有经验。”

　　“开始我们也不会打仗嘛！后来不是会了嘛！你去抗大当校长，把军事学院也带过去，还是李井泉当政委，让何长工、彭绍辉当副校长，陈奇涵当教育长，徐文烈当政治部主任。你先把领导机构组织起来就有办法了嘛！”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毛泽东明确地向徐向前提出：“培养干部，准备反攻”，这就是要你去抗大的目的。具体地讲，要抓好三项工作：第一、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第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第三、审查干部，巩固内部。

　　徐向前领受任务后，简单做了准备，就从延安出发，赶往绥德抗大校部，路上整整走了四天。由于战争环境的关系，抗大总校的校址经常变换，从保安到延安，到晋察冀，到晋东南，又到冀南平原。1943年2月抗大总校又从冀南的邢台地区转来陕北绥德县的西山寺。

　　不久，李井泉也来了。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因为抗大总校刚从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迁来，同时中央又决定将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的一分校、晋西北的七分校、延安的三分校（即军事学校）与总校合并，学校的规模就扩大了。合并以后，在校学员统称为抗大第八期。

　　徐向前担任校长后，带领全校师生一面挖窑洞，建校舍，一面接收学员。开课后，他组织学员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很快使抗大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徐向前在担任抗大校长的两年多时间里，为中国革命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将才。

　　1945年8月间，抗大第八期学员提前毕业，分赴各抗日战场。总校也迁往东北，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此时，徐向前因患肋膜炎而出院不久，故仍留在延安养病。

　　徐向前的精神：“向前，向前”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开始是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几个月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即遭失败，于是又转为向陕北、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

　　11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正在延安养病的徐向前和徐特立一家、郑位三一家、王明一家，以及刘少奇的爱人王前，共20多人，被先行疏散到绥德。在离开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同时为他们先行疏散的同志送行。

　　徐向前临别依依，要毛泽东保重，话语间流露了自己不能上前线的遗憾。毛泽东谈笑如常，握着他的手说：“解放战争非打不可，可能打三年、五年或者十年，你们要做好这个精神准备。”徐向前请求上前线，毛泽东先是点点头，然后说：“先养病，不会让你闲着的。”　　

1948年10月，徐向前在攻打太原城的前沿阵地。徐向前在晋中决战中指挥战斗。

　　徐向前到绥德后，仍不甘心留在后方，便向中央写了报告，请求到晋东南工作。中央复电同意他先去太行解放区养病，然后到晋冀鲁豫军区工作。1947年2月，徐向前与爱人黄杰到达山西长治，6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他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担负起了解放山西的任务。

　　徐向前带病率部出征，先后指挥了解放运城、临汾、晋中和太原的战役，他敢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勇于连续作战，一股作气，打到“最后五分钟”。

　　“坚持最后五分钟”是徐向前在运城战役中发出的战斗命令，后来成为他的一句军事名言。他说：“最后五分钟是决定胜负的关头。这种时候，最容易动摇军心，最容易把最后决胜的时机放过去。因此须牢记一条，当你是困难最严重的时候，也是敌人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你因困难在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而恰恰是敌人对胜利已感到绝望的时候。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这种时机决定于何方能坚持，何方能够熬过这最后五分钟，何方就能取得胜利。”

　　其实，徐向前本人就是这样。在前线，每在战斗激烈的时刻，他常亲临前线指挥。他病得不能行走、不能骑马时，就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拼搏。有好几次差点儿去见马克思。

　　毛泽东对人说：“徐向前的战斗精神就像他的名字那样：向前，向前。”

　　从1947年6月到1949年4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徐向前率部歼灭了阎军30万人之多，解放了山西全境。对于徐向前的指挥艺术，毛泽东颇为称道，曾多次通报全军进行赞扬。

　　1948年5月18日，徐向前指挥部队打下了晋南重镇临汾。这一仗打得很艰苦，但也取得了攻坚战的经验。战役结束后，徐向前写了《临汾战役经过和主要经验》《临汾敌之防御配系及工事构筑的实际情形》和《临汾战役战术总结》等报告，上报中央，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领导的电报》中说：“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

　　临汾既下，晋南全境解放，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绥、西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阎锡山统治区域缩小，处境更加孤立。接着，徐向前指挥部队马不停蹄，北上晋中，发起了晋中战役。1948年6月，徐向前指挥部队取得歼灭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和暂编第四十师大部的胜利。全军指战员们兴高彩烈，称颂“徐老总真是神机妙算，连敌人都乖乖地听他调动！”徐向前及时向军委作了总结报告。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立即加上批语，转发全军。批语说：“我们很需要此种战役总结报告。希望各兵团在每一战役结束后，不论胜负及胜利大小均向军委做一总结报告，以利交流和总结经验。”

　　在围歼赵承绶集团之战斗正酣的时候，徐向前的目光已转向太原。7月15日晚，他和周士第报告军委，提出拟在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即行北上，完成对太原的包围，有可能即将夺取太原的意见。

　　第二天，军委复电同意。电报是毛泽东写的。同时，毛泽东还发电报给粟裕和华东局、中原局。电报说：“我徐向前同志所部三个纵队，于攻克临汾伤亡一万五千人之后，仅休息二十天即北上作战，连续歼灭阎锡山军七个师（等于旅）又四个军部（等于整编师部），现尚包围敌两个师，又两个总队（略等于旅），又一个军部，又一个总指挥部于榆次以南正歼击中。向前所部仅一个纵队有二万余人，其余两个纵队各一万余人，此次大战估计将伤亡万余，军委正令该军于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立即抢占太原飞机场，准备夺取太原。此种情形，望宣示干部，鼓励士气。”

　　毛泽东没有给徐向前直接发电，予以褒奖，然而，却对徐向前所指挥的部队的显赫战绩向全军作了宣扬。

　　晋中战役以歼灭阎锡山10万余人、解放晋中全部土地而胜利告终。1948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电祝贺：“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之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接到中央电报，徐向前和全体指战员受到巨大鼓舞，解放太原的决心和信心更大了。

　　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点名让徐向前介绍晋中战役的经验
　　1948年8月中旬，徐向前抱病前往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九月会议”。这时的徐向前，肋膜炎复发，身体极为虚弱。他路经石家庄，在和平医院作检查，医生说他的旧病有发展，消化和吸收能力极差，体质虚弱，需要静养三个月。

　　夫人黄杰劝他多休息几天。徐向前却说：“医生的话不能不听，也不能全听。我还要去中央参加会议呢！”

　　9月初，徐向前就赶到西柏坡。毛泽东见到他，极为兴奋。尽管他不愿意把病情告诉毛泽东，但毛泽东还是知道了他病得不轻，嘱咐他要好好休养。

　　会议开始前，各地汇报情况。7日，徐向前发言。当他讲到华北第一兵团进入晋中战役的部队，总共是55950人时，毛泽东当即插话说：“哎呀！你们还不到6万人，一个月就消灭了阎锡山10万人，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8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样打的？”徐向前说： “ 我们是按主席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摇手。那手势，那笑容，包含着对徐向前谦虚作风的称赞和深爱。

　　接着，他汇报打太原的设想：“敌我炮火大体相等，兵力也相当，我共9万多人，敌也9万多人，其中民卫军1.5万人，因此打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打是一定要打下来的。我已经给部队讲过，我们就是长出白胡子，也要把太原打下来。”

　　毛泽东对徐向前的汇报很满意。会议正式开始后，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为了更快地夺取全国胜利，会议检查了以前的工作，规定了今后的任务。其中，要求华北徐向前兵团，在一年内歼灭阎锡山14个旅左右（包括此前已歼8个旅在内），并攻占太原。

　　会议休息中间，毛泽东和徐向前一起在室外散步。在谈到假如阎锡山接受谈判条件，同意和平解决时，毛泽东说：“你请阎锡山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那样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说： “ 能和平解决太原最好， 不过……”

　　毛泽东问：“你说不可能？”

　　徐向前说：“我们那个老乡阎锡山，生性奸诈，不会轻易让出他那个独立王国。他派人勾结陈纳德，邀请美国记者参观太原的碉堡，把太原搞成碉堡城了。他还幻想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可以重新出头。”

　　毛泽东说：“反动派是靠这一手。”

　　徐向前说：“解决太原问题，我们还是要照主席讲的干，‘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毛泽东点头说：“恐怕是这样。”

　　中央“九月会议”是一次推动解放战争加速胜利的重要会议。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从此揭开。

　　徐向前自觉病情严重，怕支持不了几个月的时间而中途倒下，完不成解放太原的任务。他想来想去，还是找刘少奇谈了自己的想法。刘少奇说：“你的身体状况中央很清楚，但现在实在抽不出人来顶替你。你先回石家庄住院，休息一下，争取把太原打下来再好好养病。”
                9月13日，会议结束。之后，徐向前让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先返回太原前线，他到石家庄和平医院看病。10月6日，徐向前抱病从石家庄出发，于10日回到太原前线。

　　徐向前由于日夜指挥作战，于11月11日又病倒了，不能吃不能喝，烧得厉害。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此非常关心。11月22日，军委发电：“向前患病甚念。望嘱钱部长（即钱信忠，时任华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妥为诊治，并望你们注意照护，使之能完全摆脱工作，静养一个时期”，“徐病状望随时报告。”毛泽东在签发这份电报时又加上一句：“如病情严重，应来中央医院，至要。”

　　11月29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闻病极念，务望安心静养，不要挂念工作，前方指挥由周（士第）、胡（耀邦）、陈（漫远）担负，你病情略好能够移动时，即来中央休养，待痊愈后再上前线。总之，治疗与休养是第一等重要，病好一切好办。”

　　七届二中全会，徐向前因病没有参加。毛泽东要彭德怀返回西北途中，去太原前线看看。彭德怀路经太原，徐向前向他介绍了攻击太原的详细方案和准备情况。完了，徐向前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实在挪不动，你留下来指挥攻城吧！”

　　彭德怀见徐向前的身体确实很弱，便答应了。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彭德怀留在太原前指。为避免军心动摇，各种命令仍使用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名义。

　　1949年4月24日晨5时半，太原前线我军对太原城内3万多守敌发起总攻。1300多门火炮，从四面八方对太原城进行轰击，在3个兵团和1个炮兵师及地方部队绝对优势兵力的突击下，太原守敌悉数被歼，阎锡山对山西人民长达38年的统治从此结束。太原战役共歼敌13.8万多人。不久，大同敌军亦即投诚，山西全境获得解放。

1951年4月，徐向前率中国政府兵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这是代表团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内合影。前排右二为徐向前。　　 1951年4月，徐向前率中国政府兵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这是代表团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内合影。前排右二为徐向前。
        毛泽东看到太原解放的电报，高兴地说：“太原和山西解放，我们就可以集中更多力量解决长江以南和西北地区的问题了。”

　　“五一”节这一天，毛泽东签署中央贺电，向徐向前和周士第、罗瑞卿等及太原前线全体军民表示祝贺，贺电说：“战犯阎锡山及其反动集团，盘踞山西，危害人民，业已三十八年，为国内军阀割据为时最久者。抗日时期，阎匪即与日本侵略军勾结妥协，与抗日人民为敌。近几年来，阎匪在蒋介石指挥下，参与反革命内战，节节溃败，最后退守太原一隅，犹作顽抗。此次我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奉命攻城，迅速解决，阎匪虽逃，群凶就缚。大同敌军，亦即投诚。从此山西全境肃清，华北臻于巩固。当此伟大节日，特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

　　受命出访苏联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一天，徐向前没能出席北京的开国大典，他正在青岛养病。

　　徐向前虽然未能出席新政府会议，但却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还兼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由于他正在养病，总参谋部的工作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主持。

　　直到1950年5月，徐向前的病情才渐渐有所好转，到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他身体好转，甚是高兴，一再劝慰：“静养，安心静养！”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参战前后，徐向前移住北京，尽心尽力为毛泽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 提供帮助。可是入冬以后，他的病情又有复发，时常发烧，头痛更是剧烈。聂荣臻和薄一波来看他，他提出华北军区的工作需要加强，自己兼任华北军区的职务，应建议中央免除。聂荣臻按他的意见给中央写了报告。11月1日，毛泽东批示：“征求向前同志同意，如果向前同意的话，可以这样办。”同时还写了以下一段话：“向前同志：前次见面时，我说可抄一些电报给你看。后来我觉得你还是静养，不看电报为好。故未叫机要处抄给你。”

　　徐向前当即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写了回信，说他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也是挂了个空名，实际自己又不能到军区做一点点工作，因此由别的同志担任这一职务为好。并说聂荣臻、薄一波的意见他完全同意。因聂老总也忙于军委工作，对军区工作必然放松，若由其他同志任副司令员后，军区工作即可加强。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经过一冬一春的治疗和静养，徐向前的病体有了明显好转，气色好多了，体力也强壮了许多。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很高兴。

　　1951年“五一”节之后的一个夜晚，徐向前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要见他，现在就去。徐向前急忙驱车前往中南海。

　　深夜了，毛泽东的房里如同白昼，统战部长李维汉正在汇报工作。毛泽东见他到来，中断了同李维汉的谈话，离开座椅，急步迎到客厅门口，握住他的手，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关切地说：“近来身体好一些吗？我看气色比上次见面好一些喽！”

　　徐向前答：“天气一暖和，就好多了。”他预感到主席约见他定有大事，于是说：“主席，我感到完全可以工作啦！”

　　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哇，那就作一次长途旅行吧，跑得远一点，坐火车去一趟莫斯科。”徐向前对派他出访苏联，没有思想准备。

　　毛泽东说：“好像你还没有出过国吧！以前我也没出过国，前年底去莫斯科住了两个月，还是头一回哩！那是冬天，很冷，现在已经立夏，你去那里，身体不要紧吧？”

　　徐向前深为毛泽东时时想着自己的病体所感动，急忙说：“没有问题，请主席尽管放心，交给我的任务，一定努力完成。”

　　毛泽东接下去讲：“国内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海、陆、空军开始现代化建设，需要新的武器装备。抗美援朝战争，更需要武器装备，怎么办呢？一是要向苏联买武器，二是请苏联多援助我们一点技术项目，好发展我们自己的兵工生产，所以要派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谈判。代表团的任务是：商请苏联政府卖给我们60个师的武器装备，同时给予某些技术转让，以帮助中国建设新的兵工工厂。”

　　像战争年代统帅部下达任务一样，大的方针一明确，具体细节毛泽东没有多说。只告诉他，代表团人员的组成及具体方案，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徐向前看毛泽东还有许多事，工作很忙，不便过多打扰，领受了任务就匆匆告辞了。

　　第二天徐向前来到彭德怀处，具体商谈了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及有关事宜。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代表团正式组成。5月25日，徐向前率领代表团乘火车出发了。

　　徐向前没有想到，6月4日代表团一到莫斯科，就碰上种种难题。斯大林不见面，下边有关部门对他们的接待也“不冷不热”。

　　徐向前非常着急，几次向毛泽东发电反映，毛泽东复电说：“不管怎样，耐心等待，要把技术学到手。”

　　马拉松式的谈判进行了将近五个月。特别是有关军事定货、转让兵器技术资料、援建军工厂等问题的谈判，几经周折，断断续续。直到10月份。双方才达成了谈判协议。装备定货单规定，60个师的武器装备定货，除1951年运交10个师的以外，其余50个师，从1952年起，每月运一个半师的装备，到1954年上半年，分34个月全部运完。同时，苏联同意转让几种兵工生产的技术资料，帮助中国建设一些兵工厂，并答应先派兵工专家小组来中国考察。

　　徐向前的莫斯科之行，虽然时间长了一些，但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圆满完成了这项特殊任务。双方代表团签署的各项协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毛泽东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1967年1月6日，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打电话给徐向前的夫人黄杰，说有重要事情跟徐帅谈，请她陪徐帅到总参五所一叙。按说，杨成武与徐帅都住在柳荫街，且隔墙而居，杨在晋察冀野战军工作时曾是徐的部下，建国以后也一直在徐的领导下工作。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为避免招惹是非，杨成武还是请徐帅到总参来了。徐一进门，就问：“成武，有什么要事这样神秘？”

　　“徐帅，是大事。毛主席要你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他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对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从不计较，他都愉快地接受，但这一次他却很不情愿。沉默了一会儿，徐向前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

　　杨成武显得十分为难，坦率地说：“不行啊，徐帅。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

　　听说是江青提议的，徐向前和黄杰心生疑虑，愈加莫名其妙。他仍坚持他的意见：“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

　　回到家里，徐向前期待着毛泽东能够改变对他的任命，但一直没有消息。后来，他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当面说：“主席，这个小组长的任务我实在做不好，还是请主席另选贤能吧。”毛泽东手一挥，回答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央文革”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长已成定局，是无法推脱了。　　

        1966年11月13日，徐向前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不要乱冲军事机关。 1966年11月13日，徐向前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不要乱冲军事机关。

　　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是江青，成员有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叶群等18人。

　　当时正赶上“一月风暴”，到处夺权，局面混乱不堪。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支持下突然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林彪也散布，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还说：“真金不怕火炼，不是真金，烧掉了更好。”一时间，军队大、专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总部机关也出现了群众战斗组织，军区被围攻，有的干部被抓走，下落不明……

　　针对军队各单位乱揪斗领导干部的不正常状况，徐向前曾经请江青和他一起接见群众代表，但她“顾问”了两次之后就说：“这样下去，我变成军队的‘消防队’了！”以后就再也不见面了。徐向前请示林彪，无论书面还是电话，都犹如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回音。

　　眼看着军队形势越来越乱，徐向前心里更加着急。他决定亲自找林彪把自己对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想法谈一谈。他乘车来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地。

　　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与陈伯达的秘密交谈，使他有些不悦。不过，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待了他。徐向前开门见山，讲了当时全军的混乱情况，提议：“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军队不能搞大民主，不允许建立战斗队，不能搞大串联，不能随便抓人，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一向对运动中发生的大小事情表现得不在乎、不着急、不动情、不吭气、不表态，即所谓的“五不”，这一次听了徐的意见，却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主持军委工作，如果军队乱了，也向毛泽东交代不了。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着请来叶剑英、聂荣臻一起研究，他二人都赞成这七条。“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提议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一下，征求意见。鉴于昆明军区反映有的高干子女参与抄民主人士的家，影响不好，大家建议加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的内容。这样，“七条”就变成了“八条”。

　　1月28日下午5时，徐向前和林彪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看后，完全同意，当即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很兴奋，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这是不合乎江青一伙人的思想的，但因为“八条”是林彪参与制定的，她也不便反对，于是把嫉恨集中到徐向前头上。在讨论“八条”的那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板着脸说：“徐帅老了，不能工作了！”江青原以为徐向前既老又多病，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只是挂个名，不会管多少事，没想到和她唱起了对台戏！可是，“八条”是经毛泽东批准的，她只有内心不平。

　　“八条命令”下达后，起到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军队的混乱局势仍然不能完全制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

　　毛泽东和老帅们一样，都在维护这八条。1968年3月27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几位老帅谈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这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连声说：“好人！好人！”
        1967年2月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徐向前等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

　　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中南海怀仁堂大厅。“文革”期间，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与江青、林彪一伙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徐向前因故没有参加。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护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谭震林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恩来挨过整。……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成了受审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她拿起电话打给毛泽东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讲起这些情况，毛泽东听着只是笑，并不表态。他最了解几十年跟自己打江山的这些将帅们。张春桥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毛泽东的意思。但是，当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泽东的态度突然有了变化，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一如既往，面无表情地听着。听完，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再一句是“陈伯达是个书生”。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全场鸦雀无声。新中国的元帅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们在最高权威面前，面面相觑，目光里充满了担忧、惶惑和期待。

　　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

　　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1967年3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由肖华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
        一个月以后，即4月30日夜，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老同志到他的家里，作了亲切交谈。毛泽东逐个问了每个人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手里夹着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和悦地说：“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目光注视着这些一起打天下的战友说：“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毛泽东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哪，你的气消了没有呀？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一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屋子里扬起一阵笑声。徐向前和其他老帅们的脸上也出现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笑容。解放军建军4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按照惯例，新中国的元帅都应该出席招待大会，所以，这一次周恩来也把他们列入了出席招待会的名单。可是，林彪、江青一伙以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为由而不同意。7月31日讨论了一下午，始终争论不休。

　　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

　　叶剑英还带来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他刚理好发，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韩先楚也要出席。”

　　徐向前虽然早已脱离“全军文革”的领导工作岗位，但还挂着“全军文革”小组长的头衔，名不符实。9月16日，徐向前正式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另选贤能。

　　毛泽东考虑良久，于10月12日批示：“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也批：“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徐向前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继续挂着空名。这位军委“文化革命小组长”，实际上只干了三个月就靠边站了。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黄永胜当了总参谋长。他在总参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在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结果，三次被“造反派”抄家。不久，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写了一份正式报告给周总理，请示如何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的问题。周恩来看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林彪无可奈何，只好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4月1日，“九大”召开。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选举“九大”代表时，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当上了代表。九大期间，又是毛泽东出面做工作，徐向前等几位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才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阴谋彻底败露，葬身大漠。毛泽东在斗争中更加理解和认识了这些老帅，并亲自为“二月逆流”平反。

　　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会议上，对到场的每一位老帅，都说了几句褒奖的话。在和徐向前握手时，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连声称赞：“好人！好人！”心情激动，意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