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主要节日:毛泽东楹联、名句、趣事

　　毛泽东楹联、名句、趣事

　　那韶山冲的晨曦，延水河的烛光，中南海的明灯。一册又一册的古籍，一个又一个长夜。孔孟老庄，古诗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诗经楚辞，汉赋唐诗，韩柳古文，苏陆新词;三国西游，水浒红楼，封神东周;孙子兵法，文正家书……。他文山漫步，史海扬帆，诗苑寻芳，无所不及、无所不包。

　　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具有奇才的伟大人物。

　　他，是中国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炎黄子孙的骄傲。

　　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他，已经植根于中华大地，融入了中华大文化的血液之中。

　　泱泱大中国，悠悠五千年。

　　漫漫文明史，浩浩大文化。

　　中华大文化造就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伟人-----毛泽东又集中华大文化之大成再度弘扬了中华大文化。

　　他，是中国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炎黄子孙的骄傲。

　　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他，已经植根于中华大地，融入了中华大文化的血液之中。

　　他，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伟大、勤劳、智慧、纯朴、善良的中国人民分不开、扯不断。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一个距离县城90里路的比较贫瘠的小山村。

　　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具有奇才的伟大人物。

　　他，首先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正是这个思想，在中国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可以断言，毛泽东思想已经教育了和永远会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设着、奋斗着、崛起着。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一定能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崛起，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他，同时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治学和探求真理方面给后人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那韶山冲的晨曦，延水河的烛光，中南海的明灯。一册又一册的古籍，一个又一个长夜。孔孟老庄，古诗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诗经楚辞，汉赋唐诗，韩柳古文，苏陆新词;三国西游，水浒红楼，封神东周;孙子兵法，文正家书……。他文山漫步，史海扬帆，诗苑寻芳，无所不及、无所不包。学生时代，精研古籍，寻求真理;投身革命，学习马列，唯物辩证，法眼独具。研究历史，批判吸收，结合中外，融汇古今。无古不成今，观今宜鉴古。借古喻今，古为今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事实一次一次地验证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革命导师毛泽东、军事统帅毛泽东，才华横溢毛泽东。

　　毛泽东所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崭新的新中国，而是留下一大笔丰富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大遗产。他的生平、著作、思想及其由此而产生的趣闻轶事，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政治价值、理论价值和对现实社会的指导价值。

　　现实一再表明，毛泽东的后人们，对他的评价和赞扬，用什么语言来称颂、来表述，都感到还没有完全地表达出对这位伟人的敬仰，都感觉到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说到，有着言犹未尽的遗憾。即便是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给他加上了所谓的“天才”和四个“伟大”的桂冠，也丝毫不能损坏他的名声，也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他的敬仰。

　　对于他，就连一些外国政要和知名人士，也都曾以与毛泽东在一起谈过话、共过事而感到光荣、感到自豪、感到有炫耀的资本，也因此而连篇累牍地编写回忆文章或书籍，来赞颂毛泽东和借毛泽东的名人效应来抬高自己。

　　就连美国现代拳击明星泰森及其世界范围内体育界的其他一些人士，虽然他们不太了解毛泽东，但他们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有力量的人物，竟然把毛泽东的头像刻在自己臂膀上，作为“图腾”，作为标志，作为力量的象征。

　　对于毛泽东，正像一位在西方学术界颇有影响、曾写过《毛泽东传记》)的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中说的一样：毛泽东已经与他的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并且现在他的国家正高扬着他的旗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继续前进。他这样写道：

　　“毛泽东横跨了一个需要超级巨人的时代。这种需要已成为过去。毛泽东所说的‘群众’，现在能-----如他的中国过去所做的那样-----站起来了，并能舒展筋骨。

　　“明天的现代公民将尊称毛泽东为统一中国的伟人。他们也许会经常求助这位判别伦理道德的先师，就像人们过去在不同时代对孔子所做的那样。

　　“……。

　　“毛泽东现以安息在水晶柩中，但官方仍高喊着‘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口号。

　　“明天，毛泽东的继承人仍将需要这面旗帜。对许多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在农村，‘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象征。不管是谁，想要在今后年代里控制中国这片辽阔的国土，他就需要运用这一象征。

　　“真正的毛泽东，已经与中国融为一体了。”

　　是的。

　　这个美国人说的话确实是有一定道理。事实也确实如此。

　　真正的毛泽东，确实与他的民族、他的祖国和他所创造的人民军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另外，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清醒地看到，对于毛泽东，不仅他的拥护者非常地敬佩他，怀念他，就连他以及他所领导的党和国家的敌人，都十分钦佩和赞赏他的才华、魅力及其巨大的感召力。

　　美国的前总统尼克松，应该说，他是一个十足的共产主义的敌人，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是发自内心的，是五体投地的。

　　他在文章中说道：

　　“毛泽东的著作、思想改造了一个民族，同时推动了世界。”

　　现在，正像有的人是所说的那样，“要想当总统，就要当像美国总统那样的总统。因为，他最有权威，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大官。”况且，尼克松是美国总统任职史上一个很了不起的总统，有相当的知识造诣和政绩。

　　然而，就是这个反共立场坚决和很有政绩、才华的美国总统，在与毛泽东主席接触中更加了解了毛泽东，从心底里敬佩毛泽东。

　　他的话，说对了，确实说对了。

　　毛泽东确实是改造了一个民族，同时在世界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毛泽东，是一个连美国总统都十分敬佩的人物，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人物。

　　毛泽东，一个伟大的名字，一个伟大国家的象征，正与他的祖国和他的人民紧紧地连在一起。由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理念，正在导引着所有中国人的思想和道德行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起着一定约束作用。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早已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地成为一个理论体系，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指导思想，成了中国这个伟大民族的理论支撑。

　　特别欣慰的是，毛泽东逝世后，他的祖国和人民，现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高扬着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中国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推向强大。

　　事实也正是这样，中国-----这个伟大而古老的具有优良传统的民族正在逐步地强大起来!

　　东方睡狮已经觉醒。而且这只睡狮正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着毛泽东等先人们设想的那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于此，如果毛泽东及其先人们在天有灵的话，我想，他们也该感到高兴和自豪。

　　然而，对于毛泽东的才华是怎么形成的?他方方面面的丰富知识，特别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是怎么得来的、形成的?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很多人就连外国人有许多种说法和观点。而且，对于这，有的是真心赞美，有的是假心奉承，还有的是逢场作戏，等等。

　　然而，对于毛泽东的才华，怎样定位?是怎样形成的?是完全地归咎于他的天赋?还是什么?抑或其他?一句话，毛泽东才华的真正来源到底在哪里?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毛泽东才华的形成，天赋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他勤奋好学的结果，努力实践的结果，由“好知”到“乐知”的不断求索的结果，是读有“字”之书和读无“字”之书的结果，是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结果。这才华既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要而言之，毛泽东的才华是中华文化精华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的结果。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的才华取决于中华文化的精华，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是中华大文化养育了这样一个大人物。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这个亘古伟人与军人有着天然的联系。

　　翻开毛泽东一生的生平，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应该是一个职业军人。因为，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军队，而且，我们这支军队，从一开始就是他亲手创立的，从出生入死打江山到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他一直没有离开过军队。他对他亲手创立的军队非常满意，非常热爱，非常关心。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还在关心着他自己所创立的军队，用看电影的方式，追忆着他戎马一生的战斗生活。他一直说，我们的军队是一支好军队，是党和人民放心的军队。

　　他一生都生活在军队的“圈子”里，就是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也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圈子”。军队，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生活的地方。还有，他所成就的事业，形成的思想，展露的才华，大都出在军队里。就是他所撰写的一些文章、楹联、名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趣闻轶事，也大都发生在军队里面。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军人的眼光、视角和思维来理解毛泽东，将会更加贴切，更加准确。同时，现今的共和国军人们，如果用军人特有的视角和思维，来理解毛泽东的这些楹联、名句和趣闻轶事，将会感到更加亲切。

　　现在，我们国家已进入了WTO，客观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必须深入到制度和体制层面。因此，我们不仅在政治、思想、经济和传统等方面都面临着更严峻考验，而且必须考虑如何应对。特别是对还要不要继承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中华先进文化等问题?我们必须做出回答。这既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又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文化问题。

　　正确的回答也是唯一的回答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而且必须应该全方位地坚持。因为，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论述，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王国里就是一片混沌、一片散沙，就会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极大冲击，使已经取得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毁于一旦，人民受苦，民族遭殃!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共和国军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忠实代表，必须十分关注的大问题。

　　第一章　中华文化的孕育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

　　这就是他-----毛泽东对国家、对天下的一种见解。

　　韶山冲

　　韶山，位于东经112°24’----112°38’，北纬27°51’----27°59’。按直接距离计算，它的东北，距长沙市城区56公里，东界与湘潭市区----也即距湘江最近点湘潭市，只隔35公里。

　　韶山----在湖南省的中部偏东，湖南最大的河流湘江中游的丘陵区，湘潭、湘乡、宁乡三县(市)交界的三角地带。

　　韶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韶山----是一个出伟人的地方----毛泽东就出生在这里。

　　毛氏族谱里这样记载着毛泽东：

　　泽东，闳中肆外，国尔忘家，字咏芝(后改为润芝)，行三，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辰时生。

　　韶山----又是一个人们都想去看看的地方，或者说，如果不看总感到那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很不解的地方。

　　韶山----不仅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而且人们还称她是一个“风水宝地”。特别是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中华文化氛围十分浓厚、十分明显。只要到了、看了，就会有给人以熏陶、给人以震撼、给人以鼓舞的感觉。

　　毛泽东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特别是孩提时代，环境文化带给他的影响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别人是无法体会的。因为，没有到过韶山，便没有这种感觉;而到了韶山就自然而然地会被那里的文化环境所感染、所熏陶。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韶山确实值得瞻仰!

　　据吴晓梅同志编著的(《倾听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书中介绍：

　　韶山这个名字，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

　　那是在五千年前的舜帝时代。

　　有一天，舜帝携娥皇、女英南巡，被这里仙苑般胜景吸引，奏起一支优美的乐曲，引来了凤凰起舞、百鸟来仪。这支乐曲就是韶乐，这个地方也因此而叫韶山。风水家们历来认为，韶山其脉，是由南岳衡山而来，“千里来龙，此处结穴”-----我们也确能从〈湖南地形图〉上可以看出南岳衡山到韶山的一条隐隐约约的线。有诗曰：

　　“从来仙景称韶峰，

　　笔削三山插天空。

　　天下名山三百六，

　　此是湘南第一龙!”

　　大凡到过韶山的人，都会从不同的侧面感到，这里确实与其他的地方不一样。虽然这里也有什么毛泽东爷爷的坟墓埋在了山半腰“虎歇坪”的所谓“龙脉”上等等说法，使得这原本属于正常的事情披上了神秘的色彩，不值得可信，但客观存在的风景和地理位置告诉人们，这里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

　　五千年中华文化文明史，源远流长。

　　文化积淀的历史魅力是那么永久、那么神奇!不论是谁，就是那些欲想用一切办法来泯灭它的想法和行为，也都只是一种幻想。因为，谁人也泯灭不了，谁也无法泯灭。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儿女。毛泽东同历史上其他杰出人物一样，就是在这种文化的历史积淀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伟人。

　　毛氏宗祠

　　凡到过韶山的人都会发现毛氏宗祠里的那副充满自信、气吞山河的楹联。文字行间透露出的那气势、那自信、那力量、那唯物主义思想，使人读了感到折服，难以忘怀。

　　1959年6月25日，阔别家乡30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阔别32年的韶山冲。

　　下午，他不顾一路的劳累，在处理完诸多的事情以后，在工作人员和乡亲们的陪同下，走进了他自己家的毛氏宗祠。

　　毛氏宗祠，曾经是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杨开慧于1925年初春创办“农民夜校”的旧址。杨开慧曾经在这里亲自为农民兄弟上过课、教过歌。

　　毛氏宗祠，是韶山毛姓的总祠。位于韶山村十八罗汉山麓，为砖木结构，清乾隆年间的建筑。祠堂牌坊门正中上书“毛氏宗祠”四个大字，上面有“独占鳌头、八仙飘海”等浮雕和彩绘，大门两侧对联为

　　“注经世业，

　　捧檄家声”。

　　大门上绘有门神尉迟恭和秦琼(唐太宗的两员大将)。

　　毛泽东来到宗祠后，他面对着自己的祖宗灵位----毛氏家庭一派祖毛太华，二派祖毛清一、毛清四的牌位，站立在那里，和手抱拳，很坚定而又极其幽默地说：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作个揖再说!”

　　而且，边作揖，边向一旁的陪同人员说：

　　“人啊，不能忘了‘老祖宗’。”

　　在那个时候，他，也只有他才敢说出这样的话，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对着他的就是他的祖宗们留下一副气势磅礴、撼动人心的楹联。

　　对于这副楹联，他是否看过?或者看过以后有什么样的感想?至今没有文字记载。也没有看到过有人写过此事。同时，又由于年岁久，这些事情也没有办法采访和询问当时的知情人了，就是问了一些现在的知情人，问出来的东西，也是根据什么资料编出来的。然而，这副楹联是客观存在的，至今依稀可辩，而且，是那么的清楚，那么的振聋发聩。这副对联是镶嵌在戏楼柱的两侧，与“戏”联系的是那么紧密、那么恰如其分。其内容是：

　　不大地方可家可国可天下;

　　寻常人物能文能武能胜神。

　　对于此联的来历，此联的作者，我们不得而知，也无法考证。但它依然清楚地镶嵌在毛家宗祠戏楼的两个柱子上。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历史遗留。

　　对于这副对联，人们不清楚毛泽东他老人家是否以前看过，也没有办法证实他是否已经记住，也没有办法证明此联曾经对他是否产生过影响，或者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毛泽东他老人家一定会知道这个镶嵌自己祠堂里面的这副气壮山河、反映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对联。

　　虽然，这副对联是为戏楼两侧而写的应景之作，但其思想内涵则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原意。因为，这对联反映出来的气势和信心，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胆魄，谁人看了都会产生一种遐想，产生一种敬畏，都会感到毛氏家族的先人们，一定是一些有文化、有思想的人。

　　同时，这副对联反映出毛泽东的先人们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字里行间折射出这些先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对待事物的生活态度以及精神状态。当人们品味这副气势恢弘的对联时，会自然而然感觉到一种冲击、一种启示：

　　其一：人和神，谁最厉害?谁能胜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特别是在封建主义影响极深的旧中国，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被神统治了几千年。一般说，人是战胜不了神的。因为，神，无所不能，有无可比拟的力量，或者说，神是法力无边。它是永远也不可战胜的，也是没有办法战胜的。

　　然而，无神论者必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不信神，不怕神。即便是有神存在，也是无所畏惧的，也是可以战胜的。

　　人，到底能不能战胜神呢?

　　这副楹联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回答了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人能够胜神这样一个别人不敢涉及的大课题。这说明毛氏家族先人们的胸怀和胆魄、勇气。

　　试想，一个连神都能够胜的人，一个连神都能战胜的氏族，还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呢?还有什么不能办到的吗?老祖宗，已经给毛氏的后人们奠定了一个天也不怕、地也不怕的精神基础。这种历史的积淀，不能不说会极大地影响着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他们的后裔们。

　　其二：神是什么?神是谁创造的?需要人们作出回答。也就是说，神是什么产生的呢?与什么相关呢?神是一种图腾，神与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凡神都是一种与人的形状、面貌、性格、处世的原则，又大有相仿之处。从一定意义说，神又是人造出来的。尽管人们不愿意让人去战胜它，但神毕竟是人创造的，而不是神创造了人。这是一个历史的现实问题。对此，辩证唯物主义早已经作出了回答。然而，就是这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人们在实际的运行中，又往往冒出来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和行为，总认为在人世间还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并且还冠于“信则灵，不信则无”的信条，神经兮兮的。有时还说，这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事实上，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从来就没有什么万能的神。神，是一种人们的信仰。即便就是作为宗教的一种信仰，也只是人们为了对某种事情的期盼，自己做不到了、达不到了，来求助神来解决罢了。其实，凡是神都与人有关，大部分的神，都来自于人们的想象。

　　南岸小学

　　南岸，韶山冲的一个私塾。它是毛泽东少年时读书时的旧址。位于毛泽东旧居旁的100米处。它始建于清代，原系邹姓祠堂公屋，靠西北角楼上的一间房为私塾课堂。

　　1902年，毛泽东8岁时在这里发蒙，读了两年书。开始，他读了《三字经》、之后又继续读了《论语》、《孟子》、《诗经》等(摘自《伴你游---韶山》湖南地图出版社)。

　　如果你来到毛泽东读书的南岸小学参观时，给你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文化氛围很浓!一进门就会给人一种受教育、受鼓舞的力量。进了门，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大门洞两侧的两个醒目的语录标牌：

　　左侧是：

　　“慎独则心安，

　　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

　　习劳则神钦。”

　　据解说员说，这几句话摘自《曾国藩家书》。其意思是，要人们加强修养，注重慎独，严格要求自己。后来，毛泽东在他的著作里多次提到，要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注意“慎独”，学会“慎独”，以及领导干部要注意参加生产劳动、学会劳动。估计是在其中得到了一定的启示。

　　右侧是：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据讲解员说，这话出自《颜氏家训》。其中，里面强调的核心是，要重视学习科学技术。因为，科学和技术是世界上最管用的东西。注意学习科学技术，把应该学到的科学技术掌握好、学到手，是年轻人应该下功夫的方面。实践反复证明：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国家的兴旺发达，就没有民族的繁荣昌盛，就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什么也干不成。

　　这些，对于毛泽东是很有影响的。比如，毛泽东在给他儿子写信的时候，就比较详细地谈到了他对学习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关系的精辟看法。

　　他1941年1月31日这样写道：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照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的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样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此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在给自己的爱子写信时，对年轻人学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顺序是作了这样的排列。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如果从他上小学时这副标语牌上来推断的话，就不难想到，毛泽东的这种排列顺序，也是来自于中华文化的精华。不管是不是，毛泽东作这样的排列是非常有道理的。一直到现在，人们都是这样认为，年轻人的学习，首要的第一位的是要学习自然科学，然后再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如此反复，不断地加深对各种学科的参悟，使自己的知识不断地丰厚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中国人乃至世界各国有志之士教子育后的一个法则。

　　自信

　　先哲们说过：“信心是人做成事情的前提。”

　　人，特别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奋斗的道路到底如何走?尤其是那些想从社会低层站起来，并且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人，奋斗的道路怎么样走下去?

　　毛泽东对此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子弟，一个在山沟里成长起来的青年。准确地说，当时他也是没有离开小山沟，没有多少见识的“农村伢子”。但他对于自己的前途始终充满了自信。他曾经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

　　当人们读到下面两句话的时候，人们不得不被这豪迈的气概所折服。

　　人生自信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

　　尽管这是一种描写，是一种抒发感情的夸张，但反映了人的气质、胸怀和胆略。这，也应该成为伟人毛泽东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基础的素质。同时，一般人也是很难想得到、说得出的。

　　他还说：

　　“人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故怠惰者，生之坟墓。

　　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确需要朝气、需要点精神气。不然，整天像个“小老头”，那就不是青年，就不成样子了。

　　后来，他经常地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说：“人是要一点精神的”。而且，这一名句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党的党员和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员经常用的一句箴言。

　　他年轻的时候还说过：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

　　这就是他-----毛泽东对国家、对天下的一种见解。

　　这说明了毛泽东早就胸怀大志，以国家和天下作为自己的“定位点”了。

　　而且，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性格和志向。他十几岁的时候说过：

　　“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在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上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起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他----毛泽东就是这样一种人，不谈小事，不谈日常生活中琐碎事。

　　这种定位，也只有这种“定位”，才会在心里有国家，有人民、有社会。

　　所以，人的“定位”是一件非常重要事情。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应该像毛泽东那样胸怀大志。

　　毛泽东之所以有如此之大抱负，大的有时使别人不太好理解、也无法理解，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因为，他自己的定位是国家、是社会、是天下。

　　毛氏家族《家训》

　　凡看到过毛氏家族《家训》的人，就会由衷地感到：毛氏家族是一个教养极其严格、文化底蕴很深的家族。而且，这个家族里的“家训”秉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特别是中国儒家思想的精华在这里面闪烁耀眼的光辉。也正是由于这些传统美德和中华文化的精华，才从某一侧面上影响和造就了伟人----毛泽东。

　　毛氏家戒十则(见毛氏二修族谱卷二)

　　游 荡

　　人有耳目能听能睹，人有手足能蹈能舞，具此官体，不农不贾，饱食暖衣，逍遥过午，弃尔诗书，荒尔田圃，家计萧条，基业易主，自此嬉游，有玷尔祖。

　　赌 博

　　人惟懒惰，遂交赌友，赌尽家资，一无所有，三五成群，将为盗薮，且引匪徒，钻墙窥牖，非盗即奸，中构亦丑，博棋好饮，不顾父母，不此之戒，祖岂尔佑!

　　争 讼

　　争长竞短，都是客气，讼到公庭，大爹小的，出与人言，扬扬得意，不知当官。吁天抢地，倘或理亏，受刑系累。幸而胜焉，也要破费。莫逞雄心，免贻后悔!

　　攘 窃

　　冥窃暗偷，谓莫予见。一朝败露，捕拿到县。招认受刑，皮穿肉颤。差役起赃，辱及女眷。饱捕亡家，东逃西窜。死不入祠，生有何面。凡我子孙，莫拈钱断。

　　符 法

　　法打包身，磨拳擦掌。打降行凶，强牵强抢。犯法遭刑，捷如影响。为首为从，那个漏网，大则抵伤，小则笞杖。不思肌肤，父母生养。忘身及亲，你去想想!

　　酗 酒

　　世上是非，多起於酒。加以贪杯，愈丧所守，乱语糊言，得非亲友。甚至醉时，胆大如斗。酗酒放风，裂肤碎首。酒后问之，十忘八九。何如节饮，免致献丑!

　　为 胥 隶

　　人在乡村，闲言存养，一入衙门，便如魍魉，一票一畿，几斤几两。只讲盘子，不思冤枉。少不得意，一索三掌。怒气冲天，报施不爽。快活赚钱，休作此想!

　　为 僧 道

　　邪说异端，莫如僧道，高者谈元，卑者应教。昔圣昔贤，辟佛辟妙。倘非虚无，何故抹倒。人有五伦，僧归一扫。尽如此辈，人类绝了。邪正两途，各宜分晓!

　　谋 风 水

　　既有天文，必有地理。得之有缘，非可妄取。近听术人，动谋风水。他人祖茔，恃强破毁。或牵或骑，连讼不已。死既不安，生何利矣。戒之戒之，牛眠在迩!

　　占 产 业

　　凡人产业，各有抵址。窥其唇联，奸谋顿起。得寸思尺，造契造纸。曾不数年，弃如敝屣。向所越占，几能到底。拱手让人，落魄而已。何如守分，免受嗤诋!

　　右家规家训家戒，不惜苦心苦口，撰书成言，厚望同宗循其规，听其训，守其戒，共为一族之孝子慈孙焉。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只其道不远矣。

　　-----敦本堂公识

　　家 劝 十 则

　　(见毛氏二修族谱卷二)

　　培植心田 一生吃着不尽，只是半点心田。摸摸此处实无衍，到处有人称羡。不看欺瞒等辈，将来坠海沉渊，吃斋念佛也徒然，心好便膺帝眷。

　　品行端正 从来人有三品，持身端正为良。弄文侮法有何长?但见天良丧尽。居心无少邪曲，行事没些乖张。光明俊伟子孙昌，莫作蛇神伎俩。

　　孝养父母 终身报答不尽，惟尔父母之恩。亲意欣欣子色温，便见一家孝顺。鸟尚知报本，人子应念逮存，若还忤递悖天伦，只恐将本雷震。

　　友爱兄弟 兄弟分形连气，天生羽翼是他。只因娶妇便参差，弄出许多古怪。酒饭交结异姓，无端骨肉喧哗。莫为些小竞分家，百忍千秋佳话。

　　和睦乡邻 风俗何以近古，总在和族睦邻。三家五户要相亲，缓急大家帮衬。是非与他拆散，结好不啻朱陈。莫恃豪富莫欺贫，有事常相问讯。

　　教训子孙 子孙何为贤知，父兄教训有方。朴归陇亩秀归庠，不许闲游放荡。雕琢方成美器，姑息未为慈祥。教子须如窦十郎，舔犊养成无状。

　　矜怜孤寡 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儿难母苦最堪怜，况复加之贫贱。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馀粮，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

　　婚姻随宜 儿女前生之债也，宜随分还他。一时逞兴务繁华，曾见繁华品谢。韩侯方哥《百两》，齐姜始咏六珈。大家从俭莫从奢，彼此永称姻娅。

　　奋志芸窗 坐我明窗讲习，几曾挥汗荷锄，驱蚊呵冻志无休，诵读不分昼夜。任他数伏数九，我只索典披图。桂花不上懒人头，刻苦便居人右。

　　勤劳本业 天下有本有末，还须务本为高，百般做作尽糠糟。纵有便宜休讨，有田且勤尔业，一艺亦足自豪。栉风沐雨莫乱劳，安用许多机巧。

　　毛氏家训八条

　　(见毛氏三修族谱卷六)

　　教悌乃百行之原。凡子逆父、弟犯兄，必有先见之端，亲房自能觉察。如有此种子弟，亲房会同房长，登门晓谕。倘仍不化，传祠惩治其分居。卑幼忤漫尊长者，亦一体究治。

　　夫各有妇，妇各有夫。如有贩卖异性生妻，从中渔利及掠为己有者，传祠惩治，族内若有夫故，妻顾守节者，兄弟不许逼嫁，亦不许转房。其或从戎多载未有确实凶信，毋得擅行改嫁。

　　女婴不许溺送，幼媳不许磨凌。如有悍妇丧心，轻视女婴幼媳，责在家长，处治不贷。

　　士农工商各居一业。如有毫无执业，游惰好闲，衣食不给，势必流为盗贼，甚或放飘诱众，酿成巨祸。此种子弟无迹者，房长带祠惩治;有迹者，捆解，父兄毋得袒护。

　　近来教匪、会匪邻县邻族往往多有。族中无知者，倘如教匪会匪，察知其实，重行惩治。

　　宰牛相会、聚赌抽头、吃食洋烟等事，不独有违宪禁，实为败坏风俗、废弛执业之由，招惹歹人之薮，族中有此，一经发觉，分别究治。

　　遇事聚众行凶坐拼，强牵强掘，碎毁什物，甚至投塘溺水，放火焚巢等事，无论与同姓异姓相争，传祠究治，以翦横蛮。

　　房族之内，无论何事肇衅，致启争端，由房族首拨人排解。论理不服，舍理论情不服，再论亲亲之谊，毋得越族成讼，恃刁者，共同禀究。

　　毛氏家族《百字铭训》

　　(见毛氏三修族谱卷六)

　　孝悌家庭顺，清忠国祚昌。

　　礼恭交四海，仁义振三纲。

　　富贵由勤俭，贫穷守本良。

　　言行防错过，恩德应酬偿。

　　正大传耕读，公平作贾商。

　　烟花休入局，赌博莫从场。

　　族党当亲睦，冤仇要解忘。

　　奸谋身后报，苛刻眼前光。

　　王法警心畏，阴功用力禳。

　　一生惟谨慎，百世有馨香。

　　毛泽东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家族里。而且，这个家族里就是这样的有文化、这样的把中华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渗透规范着每一个族中人的行为之中。因此，毛泽东从小的时候就养成了讲究孝道、讲究人情的习惯。他一个很守孝道的人、很讲亲情的人。

　　《祭母文》

　　毛泽东的母亲文其美，又说文七妹，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1867年，她出生于距离韶山冲20多里的湘乡县唐家坨一个贫农家庭，18岁的时候，她嫁给韶山冲贫苦农民毛顺生为妻。1893年，她生下了毛泽东，后又生了毛泽民、毛泽潭，还收养了一个女儿毛泽健，她是这个家庭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人，样样活都干，样样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文氏夫人虔信佛教，心底极为善良，对贫穷人富有同情心，她经常瞒着丈夫，送粮送米接济那些贫穷的乡亲们。这种美德，对毛泽东兄妹影响很深，他们都拥护母亲的做法。而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家里为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争吵。毛泽东同志回忆这种往事的时候，曾经风趣地说：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父亲给儿子毛泽东设计的生活道路，是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将来成为一个会赚钱、能赚钱的人。可是，16岁的毛泽东却与他父亲的意愿相反，总渴望着走出韶山冲去读书学习，去见大世面，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为此，父子之间经常发生矛盾。而每当发生矛盾时，文氏夫人就站在儿子一边，同情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她和毛泽东一起劝说毛顺生，并请来亲朋邻居说情，毛顺生才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1919年春，文氏夫人患病，毛泽东把母亲接到长沙医院治病，母子曾短聚一个时期，期间，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毛泽潭搀扶着老母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她儿子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团聚，也是世上仅有的一张他们与母亲的合影照片。

　　这年10月5日，就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正同军阀张敬尧进行斗争的紧张时刻，文氏的病情一天一天的加重。就在这一天，这位操劳一生、勤俭一世的贤良女人，躺在病榻上流着眼泪，拉着丈夫的手，望着守护在身旁的儿子毛泽民，一声轻似一声地呼唤着“石三伢子”的声音，逐渐地消失在上屋场的卧室里……

　　文氏病逝的噩耗很快传遍了韶山冲，传到了长沙。当毛泽东接到了二弟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信。接信后，毛泽东带着在长沙读书的小弟弟毛泽潭，星夜上路，直奔韶山。可是，当他们赶到家时，母亲却已经入棺两天了。披麻带孝的大弟弟毛泽民一把拉住毛泽东，哽咽地诉说了母亲在临终前的情景。毛泽民说：“母亲在临终前一直在呼唤着他们的名字……。

　　这时的毛泽东心如刀绞、泪如泉涌。他抚摸着母亲的棺木，哭出声来。母亲才52岁，不想因一场小病竟夺走了她的生命。他守在母亲的灵前，对着暗淡的油灯，回想起童年的件件往事，慈母的形象时时浮现在面前。悲痛中，他席地而坐写出了发自内心的《祭母文》。文曰：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

　　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

　　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

　　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

　　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

　　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整饴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

　　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

　　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

　　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

　　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

　　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思，或多劳瘁。

　　大小亲疏，均待报贲。

　　总慈所述，盛德所辉。

　　比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

　　念兹再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

　　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

　　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

　　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

　　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

　　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毛泽东在写了这篇包含深情的《祭母文》后，又洒泪写下了两副表达内心痛苦和无限思念情怀的挽联。

　　其一曰：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曰：

　　青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这些都充分地表达了毛泽东对母亲的无限爱戴，赞扬了母亲那种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勤劳简朴，慷慨厚道的高尚品德。后来，毛泽东又致书同学、好友邹蕴真，再次赞扬母亲的美德。他在信中这样写到：

　　“世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已的，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又利人的人。我的母亲该属最后一种人。”(摘自《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

　　从上述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秉承了中华民族孝敬老人的传统美德，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与老师“对白”

　　毛泽东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也从来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故土，处处表现出一个游子浓郁的恋乡之情。

　　1959年6月26日傍晚，他在家乡设了便宴招待乡亲们。宾主就位后，他自然地站起来微微笑道：

　　“今天各位父老乡亲都到齐了，就只差我‘干娘’没有来呢!

　　顿了顿，他用商量的口气说：

　　“是不是还要等呢?

　　乡亲们都感到奇怪，毛泽东干娘七舅妈已经死了30多年了，这毛泽东是知道的，怎么现在又冒出来个“干娘”呢?

　　毛泽东见大家迷惑，也不解释，只说：

　　“大家喝吧，我们不等啦!

　　有个丫头感到很好奇，就跑上去问：

　　“你的干娘是谁?

　　毛泽东说：

　　“我是那个山坨里石头的孩子，你又是谁的孩子?

　　那孩子天真地说：

　　“我是我爹的孩子。”

　　毛泽东爽朗的笑了，笑的是那样恬静、那样开心。

　　原来，毛泽东所说的“干娘”是她母亲为了保住他的性命，给他认的一个“石观音”。而且，在毛泽东拜石头为“干娘”时是发生在他外婆家的事。

　　原来，在毛泽东的前边，他母亲还生了两个男孩，不知是什么原因，都夭折了。所以他母亲为了保住他的生命，就做了给他认“干娘”这样一件事情，并给他起名为“石三伢子”。

　　宴请乡亲们期间，在敬酒时，毛泽东虔诚地说：

　　“今天，我回到家乡，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只是请大家吃个便饭。首先，我敬各位乡亲们一杯酒，请大家尽兴地喝、尽兴的吃。”

　　其中有一个老者----就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他的族兄----“大哥”毛宇居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说：

　　“你回来了大家就很高兴，还劳你敬酒，真是不好意思。特别是：

　　‘主席敬酒，岂敢，岂敢!’”

　　毛泽东站在那里随口说道：

　　“尊老敬贤，应当，应当!”

　　这一应一对，虽然那么自然，但里面非常有“味”!特别是仔细品味，你就会感到，其中是多么工整、多么优美、多么有情调。它既表达出一个领袖的谦虚和胸怀，又展示了一个讲究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男子汉的良好品质，还又反映出毛泽东作为知识分子的机敏和才智。

　　思念爱妻“词”

　　鲜为人知的还有，毛泽东是一个很痴情、很懂感情的人。

　　1920年，热恋中毛泽东给杨开慧写过一首《虞美人》的词。杨开慧接到后，曾经为此激动不已。她忍不住把它读给了自己密友李淑一听，并向好友李淑一说，她知道他很喜欢她。的确，这首词写得缠绵动人，形象逼真。词曰：

　　“堆来枕边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勾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词，将一个男子汉思念爱妻的心理状态和活动情况，描写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感情就是如此的真挚。他也是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非常讲感情的人。

　　1930年，杨开慧被捕入狱，受尽了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而她回答的只有一句话：

　　“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杨开慧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表达了她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对毛泽东的热爱。她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对忠贞爱情的诺言。

　　其实，他俩之间的个人感情生活，也和正常人一样，发生过一段不尽人意的不理解和矛盾。同时，也随着夫妻的真正志同道合而迎刃而解。

　　那是发生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合后一段趣事。自从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合后，他们一直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边菜园中的一栋小屋里。清水塘的小屋当时又是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在地。杨开慧一面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面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和通讯员，还要料理区委的一些其他事务。当时来往的革命同志很多，需要安排接待。这些事，杨开慧都安排的妥妥贴贴。毛泽东的经济收入有限，杨开慧不得不经常从母亲那里挖点陈年积蓄来补贴家用。接着，杨开慧于1922年11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毛岸英，次年又生了毛岸青。她的担子更重了。但她忙得有意义，累得有价值，因为革命事业激励着她，毛泽东的信赖鼓舞着她。

　　然而，三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化。毛泽东成了湖南军阀赵恒锡的“眼中钉”。1923年4月他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在长沙呆不住了，党中央就决定调他到上海机关工作。昔日经常聚在清水塘小屋里的那些革命青年都分开了，杨开慧也不得不离开那里，带着孩子住到了别处。这时她离开了丈夫，又离开了革命集体生活，感到格外的孤独和寂寞。当时虽然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她心境活动的材料，但想象和推断是显而易见的。几年以后，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她再一次过上了独处的生活。

　　这时她写了一些笔记，记录她当时的心境状况。

　　下面，这段文字是80年代在修缮杨开慧住过的板仓故居时，在其墙壁夹缝中发现的。虽然，这段文字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杨开慧当时痛苦而又复杂的心境。她是这样写道：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是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和起来还睡不到一晚的时辰。十多天了，半个月了，一个月了，总不见来信，我检(简)直要疯了。我设了一些假想，脑子里像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人越见枯瘦了。

　　太难过了，太寂寞了，太伤心了。这个日子我简直想逃避它。但为着我这个小宝，我终于不能逃避。

　　又是一晚上不能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抱住了。我的心里挑着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也拿不开。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

　　从杨开慧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她对毛泽东爱得是何等的深!她离开他是怎样想念和记挂!

　　但作为丈夫的毛泽东，却不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杨开慧几次写信，要求和毛泽东一起到上海、广州去，他回信说：大都市生活费用大，自己又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她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来得方便。毛泽东还笔录了唐人元稹的一首诗《菟丝》赠给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他还在另一首给杨开慧的词中说：

　　“我自欲为江海客，

　　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杨开慧接到信后，拆开一看，非常生毛泽东是气，感到肺都气炸了。

　　她心里这么想：一向视自己为知己的毛泽东，怎么变得这么不理解她的心情了呢?你毛泽东欲为江海客，不恋儿女情，难道我杨开慧真是那种只是守着丈夫卿卿我我的旧式女子吗?我之所以要求和你毛泽东同住，本来为的就是不脱离革命工作，同时助你一臂之力，这你还不懂吗?只有你革命，我就落后吗?难道你要我当家庭妇女么?我这个解放了的女性不又是倒退回去作‘娜拉式’的女人了么?……

　　她越想越气，满心委屈，决心赌气不再给丈夫写信了。

　　这年的秋天，毛泽东从上海去广州出席党中央的会议，特地回到长沙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见面后，杨开慧没有往日的热情，对丈夫没说几句话，而且脸色十分不好看。毛泽东不知道自己的爱妻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心里十分纳闷，就是逗她也没有效果。直到夜阑人静的时候，他好不容易从枕边了解到妻子的心事。杨开慧含着眼泪向毛泽东诉说了自己的满腹委屈，毛泽东震惊了。

　　原来，这几年他卷入政治旋涡以后，很少再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他深感内疚。自己的妻子为了自己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他不曾为她分忧，连她要求向上的革命要求，他也没有引起重视。难怪妻子要责怪自己了。但他有革命任务在身，不能在家里久呆。歇了一夜，第二天天不明又动身去赶火车了。他出门时，半天残月照横塘。这一次，杨开慧破例的没有去送他。

　　此时的毛泽东心情复杂极了。他上了车以后，心情一直不平静。一路上吟成了那首著名的《贺新郎》的词：

　　挥手从兹去。

　　更堪那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往，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

　　又恰似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

　　和云翥。

　　毛泽东发誓要“要似昆仑崩绝壁”那样，与过去决绝，扫除两人之间的感情障碍，告诉杨开慧，一定让她在革命道路上与自己比翼齐飞。

　　当杨开慧接到毛泽东的这一封信和这一首词的时候，知道丈夫已经懂得了自己的心愿，她转悲为喜，破涕而笑，误会完全消除了……。

　　同时，毛泽东说到做到。不久，他就让人将杨开慧母子送到上海，和他生活在一起。杨开慧一面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面做党的工作。她又重新恢复了1921年至1922年在清水塘那段时期的青春活力。1924年底，毛泽东生病回到湖南，带着杨开慧回到韶山冲过春节，一直居住到次年的8月才离开韶山，去了广州。不久，他又把杨开慧接到了广州，协助他在那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开始以后，毛泽东又带着杨开慧从广州回到长沙，不久又一同去了武汉。

　　三年中，他们都是双宿双飞，一步也没有离开。直到1924年武汉“7·15”反革命事变以后，毛泽东才把杨开慧母子送回板仓，自己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使他们不能见面，从此一别音容两渺茫!(摘自赵志超著《毛泽东一家人》)

　　对于这两个恩爱夫妻、革命战友，为什么有那么深厚的感情，除去他们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以外，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共同恪守了他们族谱中的教规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里仁学校校门联

　　里仁学校，是湖南省文家市的一个著名学校。

　　历史上人们为什么给这个学校取这个名字，谁也没有考证。但这个“里仁”确实是出自于孔子的《论语》。

　　《论语》“里仁”篇中讲：“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也正是由于这个学校名字与孔子“里仁为美”相对应，以及因为伟人毛泽东曾经在这里带领中国工农革命军活动，特别是在这里做出了“走向井冈山”重大的决策而更加著名、更加享誉中华大地。

　　那是1927年的9月20日，毛泽东带领参加秋收暴动部队的1500多名官兵，在这里的简易教室里组织了会议，以举手表决的形式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走向井冈山”的决策。可见，当时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因为，当时的中央要他们这支仅有1500人的部队继续攻打长沙。然而，毛泽东则审时度势，暂时放弃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继续攻打长沙的指示，决定走向罗霄山脉里去找“朱聋子”---一个民间传说的占山为王的“草寇”。

　　有人指责他，说：

　　“你这是占山为王!”

　　“你这是违抗中央的命令!”

　　“你是怕死鬼!”

　　毛泽东对此不屑一顾地从容答道：

　　“对。我们就是要占山为王。当一个红色的山大王!”

　　“至于中央的决策和省委的指示,那也是可以修改的嘛，执行指示也应该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依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事后向上级报告。因为，现在我们确实不能再去硬拼了。硬拼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把我们1000多革命的火种断送掉!”

　　里仁小学，确实是一个普通的小学。而就是这个普通的小学，因为召开极不普通的会议，决定了最不普通的大事，才关乎了发展到后来的决战决胜的---一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命运。

　　而就是这个普通的小学，在校门两侧镶嵌着一幅很具特色且有浓烈文化色彩的对联：

　　上联为：

　　以文会友：

　　下联是：

　　为国储才。

　　横批：

　　里仁学校

　　那是1927年的9月20日晚上，毛泽东与余洒度师长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事关我军生死存亡的两条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争执。

　　应该说，在上级明令攻打长沙的环境中，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顶着上级指示的压力，确定向井冈山进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家的胆略、气魄和勇气!如果没有救国救民的革命志向，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没有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感情，没有对人民军队高度负责的精神，那是做不出这种决定的!

　　同时，巧合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作出这样的重大决策，是不是受了“为国储才”的启示呢?人们不得而知。但客观事实上，毛泽东作出的这一决策，确实是为革命留下了火种，为国储了“才”。倘若不是按照毛泽东的主张，而让仅剩的那1500名官兵去继续攻打长沙，那就一个也活不了，革命火种就很难保存下来。

　　岳麓书院

　　在古木参天、浓阴蔽日、山光水色的湘江西岸，有一片典雅、庄重的古建筑群，这就是为世人所瞩目的中国“四大书院”之一---一岳麓书院。她是我国著名的江南高等学府和文化学术中心，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清风峡入口处。1956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曾经是毛泽东读过书的地方。

　　这里也是文人、名人读过书的地方。

　　岳麓书院占地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相互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气势和恢宏的壮观景象。此外，还有赫曦台、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及水廊水榭假山等园林建筑和人文景观，在展示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在这些建筑中，像爱晚亭，已被公认为中国古代亭台中的经典建筑，莅列四大名亭之中。

　　岳麓书院古建筑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角效应以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

　　特别是这里处处显示出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

　　头门，位于中轴线东端，1986年建成，为单檐硬山三间建筑，门的两侧挂有对联：

　　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

　　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

　　大门，始建于宋代，原址在江滨牌楼一带，旧称“中门”、“黄门”。现存大门建于明代正德四年(1509年)，清同治七年(1868年)经过翻修。采用南方将军门式结构，五间硬山，出三山屏墙，外用方形立柱一对，白墙青瓦，置琉璃沟头滴水及空花屋脊，枋梁绘游龙戏太极，间杂卷草云纹，整体风格统一大方。

　　门的两旁悬挂的醒目对联是：

　　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据讲堤、彭爱学编著的《岳麓书院》中记载：相传清代嘉庆年间，书院进行大修，完工之后，门人请山长袁名曜撰写对联。山长以“惟楚有材”嘱诸生应对，众人苦思不得结果，贡生张中阶至，脱口答曰：“于斯为盛”。山长的上联看似简单，实则很有难度，联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就要求下联也要出自经典。张中阶所对下联之所以好，一则因为联意上下关连。符合书院实情，二则同样源出经典。《论语、泰伯》篇说：“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两相对应可谓珠联璧合。又传，当年撰写对联者，实则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作为上联，苦思冥想不得下联，因为上联已将此地培养人才的盛况道尽了，于是干脆把上联一分为二。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道出的是岳麓书院作为天下最辉煌的英材荟萃之地的历史事实，气势甚大，但也不能不叹服，余秋雨先生在《千年庭院》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这样写道：

　　“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外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张拭、王阳明，而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可列出一份让人叹为观止的名单。千年太长，从清代而论，我们便可随手举出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等。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的差不多了。”

　　其实，这“费脑子的事情”，不光是清代 被这座庭院吞吐的差不多了，其他朝代，甚至本世纪也还可以列出一些例子来。

　　二门，明代嘉靖元年(1527年)扩建文庙时，始建二门。门的两侧悬挂对联：

　　纳于大麓;

　　藏之名山。

　　在二门的过厅两边还有清代山长罗典所撰的对联：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

　　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教学斋、半学斋，是庭院中的两个建筑。步入院内之后，建筑分为左右两厢，左厢为教学斋，右厢为半学斋，均为昔日师生居舍，相当于大学生集体宿舍，不同是今天的大学生大量活动时间是在教室里，由老师上课，而过去，大量的活动时间是在寝室里自修。当年的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等人均住在这里自修。

　　教学斋悬有门联：

　　业精于勤，漫贪嬉戏思鸿鹄;

　　学以致用，莫把聪明付蠹虫。

　　半学斋也悬有对联：

　　惟楚有材，三湘弟子遍天下;

　　于世无偶，百代弦歌贯古今。

　　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五代时期(约958)年前后由智璇等二僧始建，宋太宗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因袭增拓而成。时设讲堂五间。明代称“成德堂”，后改称“静一堂”或称“忠、孝、廉、节堂”。历宋、元、明、清至今，屡毁屡建。据史志记载，先后重建8次，修缮30多次。现存建筑为清康熙26年(1687年)巡抚丁思孔重建，经同治七年(1868年)大修后的遗构。为五间单檐歇山，前出轩廊七间，总面积468平方米，屋高29、7米。

　　檐前悬有“实事求是”匾。民国初期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1879---1942)撰，1917年湖南工专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扁悬挂于此。

　　“实事求是”，出自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是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赞扬景文帝之子刘德严谨治学的话：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

　　《汉书》说到献王治学时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评语。唐朝学者严师曾对这句话作了注。意思是说：“务得事实，每求是也。”这些话在中国流传了2000多年，至今仍再盛传。

　　在1917年前后，正是我国教育体制的大变革时期，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莫衷一是，校长手谕“实事求是”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从社会的实际出发，求得正确的结论。在教育制度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这一校训起到了辨别方向的作用。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寓居“半学斋”，“实事求是”校训，对他的思想形成起到巨大的影响。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后，曾仿岳麓书院，书“实事求是”作为该校的校训。毛泽东所书的“实事求是”的“校训匾”现仍存放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极大地丰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对“实事求是”做了全新的注解。他1941年5月19日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资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即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又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02页)

　　由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这样全新的解释，赋予了这样全新的政治含义，从而使“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及其我们党在执政以后的治国、治党、治军等方面的理论和主张中的核心内容。到目前为止乃至今后相当一个时期，这个光辉的思想一直在指引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时代再发展，这个思想永远不会过时，也过不了时。因为，这是科学，这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讲堂现有对联八副：

　　其一：

　　工善其事，必利其器;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其二：

　　岳麓学府传千载;

　　书院育材有良规。

　　其三：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沅生芷草，澧育兰花。

　　其四：

　　一水长流池不涸;

　　两贤互磋道终同。

　　其五：

　　院以山名，山以院盛，千年学府传于古;

　　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

　　其六：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鸣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其七：

　　学贯九流，汇此地人文法海;

　　秀贯三湘，看群贤事业名山。

　　其八：

　　陟此峰颠，看湖浪湘波，总是源头活水;

　　拜兹堂上，仰贤关圣域，无非心地严师。

　　除了上述匾额以外，讲堂大厅壁上还嵌有《忠孝节廉碑》、《整齐严肃碑》、《书整齐严肃四字因示诸生诗碑》、《岳麓书院学规碑》、《王九溪读书法碑》、《王九溪学箴碑》、《六有箴碑》、《毕沅诗碑》、《欧阳厚均诗碑》等碑刻。

　　总之，这里的每一组院落、每一房屋、每一块石碑，甚至每一片砖瓦，都深含着隽永的文化品味，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人以昂扬向上的启迪和促进。也就是说，当人们来到岳麓书院的时候，你就会感受、领悟、欣赏和思考一次岳麓书院文化。当你跨入书院的大门，你就能够从雅致、端肃的建筑群落中，感受到儒家士人的严谨和闲适的读书生活，欣赏到他们的审美情趣和生活理想，你就发现，“整齐严肃”的讲堂与“鸢飞鱼跃”的园林构成了一幅对照鲜明而又浑然一体的有趣画面，这不正是古代士大夫“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的体现么?当你站到朱熹亲笔手书的“诗碑”前，欣赏他那俊秀的书法和吟咏他那哲理深厚的诗句的时候，你就仿佛回到八百多年前，看到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那一次著名的会讲，朱熹和张拭正在为那精深的太极、心性、仁等哲学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湖湘弟子们正环坐聆听，思考“谓有宁有迹，谓无复存”的太极之体是如何的奥妙。当你面对乾隆皇帝所赐“道南正脉”的匾额时，你就会发现，原来这隐藏在这绿荫之中的书院，竟会是几千年正统儒家文化传递的驿站。那深厚而又奥妙的“道统”、“心传”，从远古的舜尧，传之胸怀文化使命的孔孟，在经一代有开拓精神的周、程、朱、张，使得岳麓书院成了正统儒家文化在时代传递、空间传播的重镇。令人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这一表面而奥妙的其实深厚的儒家“道统”，竟是我们这颗星球上延续了几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

　　同时，岳麓书院文化，不仅体现在这些石碑、匾额、对联，以及古建筑等历史文物中，而且已汇入那厚重而又遥远的历史之中，包容在那浩瀚而又发黄的典籍之中，体现在从古今的许许多多人的思想、观念、情感和行为方式之中。当金戈铁马的元兵攻打长沙，岳麓书院的师生们毅然放下书本，荷戈登城，在烟火弥漫的战场上，与强悍的元兵展开激烈的肉搏，最后横尸于城墙，这不正体现着岳麓书院文化?!在明清之际，衡阳湘西的瑶洞里，清瘦而精神的王船山在微弱的灯光下沉重的著述，胸中涌动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激情，思考和总结中华千年的历史文化，他的思想和行为不同样体现着岳麓书院的文化?!在魏源的“师以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情怀里，你可以发现岳麓书院文化;从“中兴将相”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南征北伐、兴办洋务，以维护儒家纲常的苦心中，你可以发现岳麓书院文化;从唐才常的推崇实学、谭嗣同的《仁学》精神里，你同样会感受到岳麓书院的历史影响。

　　不仅如此，特别令人们欣慰的是，你可以从杨昌济的传统教育，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宗旨“实事求是”思想方法中，深切地感受和领悟到岳麓书院文化的勃勃生机!!

　　也许就是历史的巧合，毛泽东就是在岳麓书院这种“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书院文化精神的环境中求学的!

　　这也许真的是一种巧合，凡毛泽东所在的地方，大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良好的文化氛围。毛泽东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沃土之中。他的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原因，也许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被所有中国人接受的一种因素。同时，灿烂的中华文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营养。

　　灿烂的中华文化造就了亘古伟人-----毛泽东;亘古伟人毛泽东又继承和光大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这种和谐的良性循环，在毛泽东的身上得到了极至的体现。

　　第二章　横溢才华的展示

　　毛泽东常对人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为此，同学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叫“毛奇”。其实，“毛奇”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同学们送给毛泽东这个外号，只不过是对他的一种赞扬罢了。

　　南岸小学的“诗对”

　　根据毛玉初回忆说(毛泽东家乡韶山冲南岸私塾小学的挂图上的记载说明)：他的同学毛泽东小时侯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很顽皮，很喜欢游泳。在南岸私塾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他们的老师周春培因事外出，临走时嘱咐大家好好温习功课。但老师走出，毛泽东就和他的几个同学跳下学校外边的池塘里，洗起冷水澡来。老师回来后，发现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决定要对他们进行惩罚，打这些同学的手心，并出“诗对”让大家对，同时宣布如果大家能答出来，就免打手心，答不上来照打不误。他首先出了一个对子要毛泽东来对。

　　老师说：“濯足。你毛泽东先来对。”，

　　毛泽东知道如果答不上来，就要挨一顿打，便略加思索地说道：“修身”。

　　老师说：“对得好”。

　　接着，老师又出了个“牛皮菜”，要毛玉初来对。

　　毛玉初说：“马屎苋”。

　　毛泽东站在一旁纠正说：“是‘马齿苋’，而不是‘马屎苋’。因为，它的叶子像马齿。”

　　由于，两个学生答得还不错，老师就没有打他们的手心。但教育他们说：“以后再也不要偷着洗冷水澡了，免得出事。”

　　其他同学有的没有答上来，就挨了老师的打。

　　1957年11月，当时毛泽东的私塾同学毛玉初到北京，与毛泽东谈起这段趣事的时候，毛泽东十分高兴，开心地大笑起来，说：“这件事我记起来了。对了，当时是‘濯足’对‘修身。这个‘濯足’(濯ZHUO)，就是洗脚。《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词、渔父》中说：‘渔父莞尔而笑鼓世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中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当时以‘濯足’批评我们不应该玩水，我们说这样可以‘修身’，可以锻炼身体，又提高修养，先生当时自然就不责怪我们了，但当时他是有气的，就是拿我们没有办法。”

　　从上面可以看得出毛泽东与他的同伴们，与其他同学一样，具有小孩子的天真和顽皮，但他们顽皮的高雅、顽皮的天真，顽皮中带着十足的可爱!这也许就是他们的老师不打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与私塾老师的“打油诗”

　　毛泽东在读私塾的时候，才思很敏捷。但因他不喜欢当时那一套教育方式，就是不太听老师的话。在他12岁的时候，就已经“四进四出”私塾了。据(蒲苇著《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西苑出版社1999年2月第二版)记载：

　　1906年春，有一天，毛泽东被父亲叫到跟前，父亲说：

　　“石三，爹给你找了一个先生，是你的排房兄长毛宇居，是静湾里一带阔人开的家塾，收纳外埠好学生，在韶山一带，是有名的东家，离家是远了点，但有男工招待茶饭，女工洗刷衣服，生活过得极好，到了那里要好好学，日后成了进榜秀才，做爹的也觉得荣耀。”

　　二月初间，毛泽东担着书籍行李，随父亲去了学堂。谁知，虽然老师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言传身教，年岁不大却俨然像一个老学究，但讲起课来却仍是乡村老师的那套办法，讲而不解，对古今中外的人物，他最崇拜的孔夫子，认为只有《四书》《五经》才是最有学问的，其余都是无用的“杂书”。而毛泽东则与之相反，最喜欢的古典小说和戏剧。因此，这便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了。在老师看来，要坚决禁止那些误人子弟的“杂书”，严禁学生阅读，这令毛泽东大为不满。再加上，毛宇居仅比毛泽东大12岁，父亲一走，毛泽东便开口闭口叫毛宇居“大哥”，从不叫“先生”，全无师道尊严。这样一来，毛宇居心里感到很不满意，但又说不出口。

　　有一回，毛宇居先生交代学生在课室里温习功课，并要求大家不得随意走动和交头接耳。生性不愿受约束的毛泽东却提出：如果大哥今天不授课，他将到屋后一个僻静而阴凉的大树下，在那里读书记性好。先生没有答应。但等先生稍一外出，毛泽东即刻便溜了出去。

　　几个时辰过去了，毛泽东不仅背会了课文，而且还看了自己最喜欢的书，还顺手牵羊摘回来一些野果。他先给每一个同学分了一份，然后也给“大哥”留了一份。毛宇居很是生气，厉声责问道：

　　“谁叫你到处乱跑的?”

　　“闷在屋里头昏脑胀，背书囫囵吞枣，是没有用的。”毛泽东不以为然，从容答道。

　　“放肆!”毛宇居涨红了脸。

　　“那你听我背书好了。”毛泽东赌气到。

　　毛宇居知道背书是难不倒毛泽东的，便把他唤到教室外，指着室外的天井说：

　　“我要你赞井，赞不出，我先打你的屁股，然后再去告诉你爹!”

　　毛泽东自觉理亏，便绕着天井转了一圈，但见青砖砌的天井里，青水汪汪，卵石片片，几条由同学们从小溪沟里抓来的小鱼儿，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来来回回地游动着。他觉得大哥太不尽情理，自己被父亲送到这里，真如这些同学们送到井里的小鱼，没有半点自由。他沉思片刻，一首打油诗从口中吟出：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同学们听了，纷纷围拢过来拍着手说：“赞得好”。

　　毛宇居满脸尴尬，意识到自己的教学确实存在着弊端。他暗自佩服这位才思敏捷的学生，便放了毛泽东。

　　据当时在毛宇居手下读书的郭梓材回忆说：

　　“学生除了泽东以外，我，我哥哥梓阁，义兄耿候，堂弟桂五(又叫桂五麻纱)，等等……泽东同学从小异常聪慧，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既不喜欢读《三字经》，也不喜欢读《四书》。老师惩罚他，他就和老师‘捣蛋’。他喜欢各种小说。那时侯，他是一个仅十多岁的小孩，但在我们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公认的领导者了。他不但带我们和老师造反，反对那种旧传统，而且打游戏仗，他也起了一种组织作用，由他当指挥，发号施令，叫我们冲锋。”

　　同学刘洪授回忆说：

　　“老师出‘破题作文’要大家作，他作得非常快。总是交头卷。他还常常帮别人作，他待人很有礼貌，但敢作敢为，他常对人说：‘逢恶就莫怕，逢善就莫欺!’”

　　给父亲的诗

　　1910年秋，毛泽东十七岁这年，他再一次违背父亲要他来米行当学徒的意愿，第一次到了离家五十多里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过寄读生活，开始领略外边的人情世故，临走时为父亲留下了著名的诗句：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他带着这种抱负，告别了自己的父亲，只身走向外边，走向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要学成名、成就事业的地方。

　　然而，他作为一个典型的农民的儿子，一个家庭不甚富裕、刚走出家门又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农家孩子，来到东山小学读书，相对于外边的孩子，是显得愚笨了一些。难免不受一些顽皮的小孩的戏弄和嘲笑，甚至有的直接欺负他，讥讽他是“老土”、“乡吧佬”。

　　对此，作为血性男子汉的毛泽东，心里始终是忿忿不平的，但又不好发作。因为，自己就是从乡里走出来的、就是没有多少见识。有一次，老师出了一道抒发自己情感和志向的作业题，要求所有的学生，都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写一首诗或者词，以抒胸志。

　　毛泽东按时完成了自己的作业。他在诗中写到：

　　咏 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

　　杨绿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老师读着这充满王者之气的诗句，心里在发颤。发自肺腑地说：

　　“了不得!了不得!这个学生了不得!他的身上有王者之气!，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将来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学生们也感到，这首诗非常吓人的，自感弗如。自此后，谁也不敢再看不起他了、谁也不敢再戏弄他了。

　　一首咏蛙诗，站立起毛泽东!

　　巧对下联羞煞夏默安

　　《落日余辉---毛泽东秘闻》中有个梗概的记载，再加上民间的一些演绎，形成了以下的故事：

　　相传，1917年夏，毛泽东与好友萧子升到安化游学和作农业调查。夏默安先生是该县的名流，曾毕业于前清两湖学院，任该县劝学所所长，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安诗存》、《安化诗抄》等书，深孚众望。毛泽东闻知后，欲求指教，曾先后两次晋谒，夏默安先生拒而不见。毛泽东又一次登门拜访，虚心求教。夏默安先生忖度良久，心想相见何妨，一试其才。便吩咐下人说：

　　“请你告诉他们，见我可以，但必须与我对句。答得上来，就进来谈谈;答不上来，就请自便。”

　　下人按照夏默安的嘱咐，出去传话给等候在那里的毛泽东。

　　毛泽东思忖片刻，说道：

　　“可以。请你转告夏老先生，我们就按照他说的办。”

　　于是，毛泽东等人就进了夏宅。

　　夏默安遂见于书房。即出了上联并书于案上以求对。其内容是：

　　绿杨树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随即夏默安脱口说道：“知你们是才华横溢的学生，那就请吧。”毛泽东知道这是在考验他的才华，而且是用语气助词作为结尾，这是有一定难度的。于是，他就认真地作了思考，在堂内度了几步，挥笔写出了下联。内容是：

　　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夏默安看了毛泽东的下联，知道他的历史知识是那么深厚，而且文字对仗的是那么的工整，且字也写得遒劲、洒脱，连声叫好，说道：

　　“好联、好联!这真是好联呀!”他自愧弗如，感到当时有点太小看这个游学的学生了。

　　于是，他急忙唤出家人，吩咐下去，要热情欢迎，以贵宾之礼，热情相待。酒席之间，他们还谈论了其他一些学问。双方都有收获，都有启发。

　　临行时，夏默安为了遇到一个有学识的人感到很欣慰，特地给毛泽东拿出银币八元相赠，说道：

　　“区区小事，不成敬意，请你们以作旅途之资。望请笑纳。”

　　毛泽东和萧子升考虑到身上确实没有分文了，就收下了他的馈赠。

　　至于毛泽东在下联中对的“蛙句句”到底好在那里?青蛙到底是怎么回事?夏氏为什么那样地佩服毛泽东呢?

　　原来是，相传在古时候，有一个皇帝是痴呆，但由于当时的制度，只有让这个痴呆的小孩来做皇帝。因为，只有他是老皇帝的嫡嗣。别人就是再“能”，也接替不了皇帝的位置。于是乎，就稀里糊涂地让这个痴呆的小孩当了皇帝。但由于他当时的年龄很小，皇室里就决定让他在翰林院里学习。又由于翰林院里教学很死板，加上他又是皇帝，身份特别，别人很难进行有效控制和引导教育。有一天，皇上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执意要到外边去玩玩，清清脑子。随从们只好跟着皇帝来到了屋外，随意的散步。当皇帝听到蛤蟆的叫声时，他不知道蛤蟆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这东西为什么会叫唤?就问陪同他的翰林学士：

　　“这叫的是什么东西?”

　　“是蛤蟆。”

　　“它们为什么要叫呢?

　　“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那么，它们叫是为公呢?还是为私呢?

　　翰林学士们及其陪同们茫然，不知所措，无以为答。

　　于是乎，蛤蟆叫声是“为公”还是“为私”的典故，就流传下来了。

　　这个历史的故事，虽说是讥讽封建王朝腐朽继承制度的一段轶事，但毛泽东把这段历史故事与现实用对联的形式连接起来，真是达到浑然一体的地步，不得不使人叫绝!这，其一说明毛泽东具有很深的历史知识的造诣，而且能够与现实的巧妙结合。其二，说明毛泽东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把历史知识与文学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一个绝妙的好句。其三，说明毛泽东机敏过人，才思敏捷，具有天才的反应能力。

　　千古绝吟，堪称一绝。

　　长征路上与一老者的“巧对”

　　长征路上，同时患病的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路同行，又有野史称这段历史是“担架上的阴谋”。因为，他们同时都有疾病，毛泽东与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交谈的也多了，影响自然也大了。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这两个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慢慢地与毛泽东在事关红军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逐步形成了共识。

　　其中，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道人”给这几个戴着眼镜的文化人出了一副对联让他们对。当时的王稼祥和张闻天却没有对上来。出口成章的毛泽东不仅对上了，而且对得很好。同时，对得这副下联还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毛泽东卓越才华和扭转乾坤的气魄。可以说，当时的这副对联从一个侧面使得王稼祥和张闻天两个领导者，更加佩服毛泽东、更加拥护毛泽东了。读了、品了毛泽东的当时吟出的那副气壮山河的对联，回想一下后来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出山”，那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他，也只有他，才能挽救红军、挽救革命、挽救我们的党!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中央苏区。在遵义会议召开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闻天，即洛浦，江苏南汇(今上海市)人，1933年1月进入中央根据地，遵义会议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们两个人都在苏联留过学，是当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中的成员。湘江之战后，从1934年开始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在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由于战局的失利，诸多红军战士的倒下，血的事实，使得当时共产党人不得不思考。虽然那时李德、博古仍占据着领导位置，但威风已经大打折扣，在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坚持下，西进贵州的意见被大多数通过。这时，王稼祥就开始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说：

　　“我们应该趁热打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李德、博古轰下去”。

　　毛泽东认为是个好主意，说：

　　“此事，你要先同张闻天同志通通气。”

　　王稼祥找了张闻天，张闻天也同意，说：

　　“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从长征开始后，由于他们三个人的身体不好，分别坐在担架上，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经常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胜利的问题。

　　其实，王稼祥和张闻天，在与毛泽东的直接接触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这样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开始对我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

　　王稼祥后来也回忆说：

　　“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事情。同时，由于接触和受了毛泽东的教育，从那时起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倾听毛泽东》(吴晓梅 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人特别是两个曾经留过学、也是很有学问的人，要想让他们折服于毛泽东，那是需要有一定才学和过人之处的。

　　相传，在湘江之战后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三人躺在担架上。途中，在一个山头上休息时，突然来了一个白胡子老者，看到王和张说：

　　“我看你们都戴着眼镜，好像是些读书人，我给你们出一副对联怎么样?”

　　王说：“我们是读书人，但不知老者要出什么样的联子?”

　　“我说说看?上联是：

　　“天当棋盘星作子，谁敢对弈?”

　　老者说完，眼睛看着王稼祥、张闻天，会心地笑了一下。

　　王听得很认真，但听后感到很茫然，一时答不上来。说：

　　“我们答不上来，但我们的老毛，很有古文功底，现在他小解去了。等他回来给您对一下。”老者点头称是。

　　一会儿，毛泽东回来了。王就告诉他：

　　“老毛，刚才一个老者给我们出了对联，让我们来对，但我们的古文功底不好，一时也想不出来，请你对一下。

　　毛泽东说，“什么对联，连你们都对不上来?你说说看。”

　　王就把刚才的对联说了一遍。毛泽东思忖片刻，随口吟来，说，这个好办，下联可以对作：

　　“地做琵琶路为弦，我来弹琴!”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副楹联已经在一个反映红军长征的电视剧中引用，大大增加了该剧的艺术感染力。

　　毛泽东是当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也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中国历史悠久，各种人才崭露头角，有的长文治，有的专武功，有的擅词赋。那横槊赋诗的曹操，那“斗酒诗百篇的”李白，那“高唱大江东去”的苏轼，他们风流倜傥，曾使多少后人为之倾倒!然而，他们有哪一位能像毛泽东一样兼数能于一身，既有领袖人物的博大胸怀，又有哲学家的深邃，军事家的睿智，更兼诗人的激情和才气。

　　而且，他的这种学问，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中展示出来的。而且，他所展示出来的，没有半点造作。

　　所以，那两个学问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成员”，读着这气吞山河的楹联，哪还敢不钦佩呢?

　　“毛奇”绰号的来历

　　毛泽东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大约在19岁的时候，他到了长沙师范读书。他在那里很喜欢运动，自己创造了六段运动法：包括手、足、躯干、头部的活动，还有打击与跳跃的动作，使全身能获得平均运动。还有自己创造的风浴、雪浴、雨浴等运动的方法。

　　有一次，学校召开运动会，忽然大雨倾盆，同学们都争着向屋里跑，唯有毛泽东站在那里毫不在乎，任凭大雨淋浇，待大家走尽后，他才从容地回到了教室，虽然他的全身已经淋得像个“落汤鸡”，但他精神抖擞，非常高兴。

　　连声说：“好雨，好雨，淋得真痛快!”

　　还自豪地说：“我们年轻人，就是应该提倡这种精神，这就叫做：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同学们都还清楚的记得他在日记中写道：

　　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有其独特的个性。有一天夜里，暴雨、雷电交加的时候，他遍身淋漓来到蔡和森家里。蔡和森问他：

　　“这是怎么回事?看你淋成这个样子。”

　　他笑着对蔡和森说：

　　“我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的情味，并借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这是刚从岳麓山上下来。”

　　蔡和森说：

　　“真有你的。这也由了《孟子》上的那句话了‘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困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毛泽东欣然地笑了。笑得是那样的开心，那样的自然，那样的恬静，那样的爽朗。

　　毛泽东常对人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为此，同学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叫“毛奇”。其实，“毛奇”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同学们送给毛泽东这个外号，只不过是对他的一种赞扬罢了。

　　1917年6月，湖南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四百多学生选出34人，毛泽东得票最多。其中“胆识”一项，为他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毛泽东这种特立独行、不拘一格的个性，形成了他的特色-----一个领袖人物的特色。

　　115字解“史”词

　　浩浩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历史悠久，漫漫长长。可毛泽东仅用115个文字便把它解读出来。

　　下边这段文字，是毛泽东1964年春天写的一首词的部分内容。把它摘录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楹联。其对仗的工整程度、气势恢弘的风格，堪称一绝。特别是词中字里行间所揭示出的世间人的心理、行为、历史事实、现实状态，惟妙惟肖，令人赞叹不已。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盗跖庄屐流誉后，更陈王奋力挥黄钺，歌未竞，东方白。

　　据成林编著的《毛泽东的智源》上记载：这首词，首次公开发表于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词的中心意思，是对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批判，对农民起义和劳动人民在历史前进中的主要作用的一种肯定。“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以其雄视百万的无与伦比的气概，大笔如椽，仅用115字，就概括了人类从诞生到现在的几百万年的历史，真是跨越时空，气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无此大作。有人赞美这首词是“千古一篇”，毛泽东是“千古一人”。这赞誉是不过分的!

　　原词这样写道：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屐流誉后，

　　更陈王奋力挥黄钺，

　　歌未竞，

　　东方白。

　　这首词的主要意思和注解是这样的：

　　“人猿相揖别，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指的是人的祖先----类人猿进化到人，告别了类人猿的漫长时代。之后，就进步到最早的石器时代，并把这个时代形象化地比喻为“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何时猜得”

　　指的是，从石器时代进化到青铜、铁时代，这样的冶炼技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掌握的呢?

　　“不过几千寒热”

　　指的是，只不过是几千年的事情，就是说人类进化愈来愈快。类人猿大概几百万年，石器时代也有几十万年之久。诗人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也是非常准确的。寥寥数语就把漫长的历史说得一清二楚了。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指的是，自从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人民就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彼此的战争使得人民民不聊生，生活在饥寒交迫的景况之中。这里作者还借用唐朝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来形容。特别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不论历史上的哪一场战争，什么性质的战争，到头来，都是人类的互相残杀。就如同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到的“会挽雕弓如满月”，将士们都在为着自己的集团利益奋力地战斗着!而每一场战争的场面都是那样的壮烈、惨烈----白骨如山，血流成河。古句“牧野一战血流杵”，说的就是武王在伐纣的牧野之战时，所死得人流血之多连木杵都能漂起来了。事实上，近代的特别是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伤的人数远比古代要多的多。战争之惨烈远比古代之残忍。只要有战争，就要死人，就要流血，因此，战争，可恶的东西。人们应该远离战争，用战争来遏止战争!

　　“头飞雪”

　　指的是，头发白了。李白有“朝为青丝暮为雪”的诗句，古人形容进入了老年，惯用霜雪比喻鬓发斑白。形容作者在读了许多史书以后，年龄已经开始进入老年。

　　“斑斑点点”

　　指的是，史书上的事，历史上的琐碎事情。意思是还能够记住历史上的一些事情。而人们能够记住的，又往往是那些对人有启发、有教益的。

　　“五帝三皇神圣事”

　　指的是，传说中国的上古时代，唐、虞以前有“三皇五帝”，具体的说法不一，据说他们都是德才兼备的神仙般的人物。这里泛指古代所有的帝王将相、神仙圣哲。简单地说，就是指的那些在历史有一定作为的人物。

　　“无涯过客”

　　指的就是那些在历史已经过去了的风云人物。无涯，即无数，不知始终。过客，在历史长河中已经过去的人们。

　　“盗跖庄屐”

　　指的是，春秋战国时人。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民间义军的两个领袖人物，史书上的语焉不详，《荀子》称盗跖“名声若日月”。流誉后，讲的是流传名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指的是，在秦朝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发起者陈胜，占领陈县以后称王。黄钺是饰以黄金的大斧。意思是指陈胜、吴广在安徽的大泽乡“揭竿而起”，反抗秦朝的统治。此句与上句概括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在封建地主制度的统治下，人民反抗的起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一种规律。

　　“歌未竞，东方白”

　　此两句，一可以解释为：词未写完，天已破晓，如从“一唱雄鸡天下白”来理解。二是可以解释为：几千年阶级压迫，农民起义正未有尽时，现在人民革命成功了，阶级社会的历史永远结束了。天亮了，人民翻身了。现在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人民当家作主了。这就是历史，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历史!

　　宜春---舌战俘虏“特派员”

　　随着1930年的即将过去，开始像蛤蟆一样把自己吹得胀鼓鼓的李立三的牛皮也吹“破”了。大举进攻中心城市的方针，使各路红军遭到的惨败。李立三和毛泽东之间犹如一场奇特的拔河比赛摇动了每个人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毛泽东在江西的成功，虽没有使李立三增加好感，但他也为红军在江西逐渐扩大所触动。在当时，就全国范围内的中共中央所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而言，朱毛红军是最为强大的。这是一块肥肉。李立三不能不对这块“肥肉”垂涎三尺。

　　说实话，李立三在萍乡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时候，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且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那时，全国的共产党员只有900多人，而在李立三领导下的安源，就有250多名。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也获得了圆满成功。按照当时客观情况，可以说这里的工运成果，既为全国工运树立了标杆和示范，又对全国革命形势以极大鼓舞。

　　正是由于李立三身份暴露和他所领导工运的政绩，中央才决定将李立三上调到中央机关工作，并担任了重要职务。也正是由于此，李立三开始片面地估计了形势，脱离了中国实际，提出了什么“挥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事后的实践一再证明，这是把中国革命引向错误的路线。接踵而至的红军失败，也不得不使他后来被叫到苏联让共产国际的领导“训斥”。

　　事物就是如此，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取得一些胜利或者一些经验的时候，必须也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千万不能也没有理由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李立三就是吃了这样一个盲目骄傲的“亏”，也使中国当时的革命斗争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然而，当局者又是“迷”的。再加上他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于是，依然在上边大耍淫威。

　　就在这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李立三的又一名代表，一个瘦小个子的人来到朱毛的红第一方面军总部。

　　他，叫周以粟。当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的负责人，此次是带着李立三中央的“攻击中心城市”的严厉命令，督促朱毛再次进攻湖南省会长沙的。

　　来着不善，善者不来。大有兴师问罪的派头。

　　宜春----当时朱毛红军总部所在地。

　　毛泽东以出乎意料的热情迎接了这位“钦差大臣”的到来。

　　毛泽东带着自己的参谋处长郭化若等人迎出宜春好几里。在这之前，毛泽东甚至还派了一个营的部队护送保卫直至宜春。这些举措，使这个小个子特派员很受感动，严肃的神情顿时变得缓和了许多。

　　毛泽东等人很虔诚的来到接待的地点----宜春城外的一个大路旁。

　　毛泽东远远地就把大手伸了过去。他的身材过于高大，以致于要弯下腰才能拉起下面的那双手来。而且，他们高矮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令特派员先生一时间显得手足无措。

　　好在宜春(古时候叫袁州)的山水风光颇叫人心旷神怡，毛泽东边走边讲，就像是几十年以后在这座城市里出现的导游。

　　沿途不少群众对着他们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着谁的官更大一些。他们甚至想问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几个问题，但是都被武装卫士拦开了。

　　毛泽东随和然而风度十足地对着路人挥着胳膊，其姿态叫那些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联想起30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情景。

　　朱德当时没有出来迎接。以他的资历和年龄而言，特派员先生只不过是个少年而已。

　　红军总部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宴会之丰是几年以来没有的。毛泽东还特意指示郭化若，把南方人爱吃的仅有的一点腊肉做出来，给这位特派员吃。这是数日前在一户财主的宅院里缴获的，毛泽东自己没有舍得吃。

　　毛泽东对郭化若等人说：这也是战斗，只是不能写进作战文书!

　　酒席从中午一直吃到傍晚才散。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和特派员周以粟先后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攻击李立三的中央，也闭口不谈进攻长沙时的惨败，只是很亲热地与周以粟同志“拉家常”。

　　朱德详细介绍了红一方面军当前的情况，包括编制装备和战斗力、组织思想、士气，以及地方党的政权、群众工作等等。这些情况使得特派员周以粟感到一方面军的部队兵强马壮，所使用的办法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

　　彭德怀副总指挥则以个人体会的形式，谈了攻打大城市的利和弊。他说：

　　“我曾率三军团一度攻打长沙，徒劳无益地坚守了十天，最后被赶了出来，不仅葬送了10000多地方武装，正规红军也遭到巨大的损失。这样的苦头，我是吃够了!从某种程度上，那是白白地送死呀!”

　　席间，朱毛还陪同周以粟检阅了列队在晒谷场上红军队伍。这些官兵精神饱满，口号响亮，步伐整齐，装备精良，年轻的脸上布满了兴奋之色，好似在接受重大检阅，有的同志自小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不免有些紧张，就是心里犯嘀咕，当时也不敢问出声来。事后，大家都在议论和猜测。有的干脆说：原来中央派来的这个大干部，就是这个样子，还不如咱们的“毛政委!”。有的说，你看他那个劲头，一看就不是个“官”，一点“官像”都没有，简直是个“跟差的”;再看咱们的“毛政委”，一看就是一个“大官”!

　　另据聂荣臻元帅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的序言中说：“1929年12月，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的性质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革命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用党的路线教育部队，纠正各种错误思想;解决了如何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问题，树立了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30年6月，以红4军为骨干组成红一军团，以红5军为骨干组成红三军团。8月，红1、红4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那时，毛泽东在红军战士中的威望已经非常高了，而且这种威望是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红军战士认的是“理”----能够打胜仗的“理”，而不是什么“权威”。况且，当时的红军战士大都是百姓出身的工农群众，他们虽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多少见识，但他们知道只有打了胜仗的领导才是好领导，才是英明的“大官”。所以，他们从内心里看不起那些从什么中央来的“钦差大臣”，那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朱毛还引导特派员周以粟同志参观了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大量武器弹药。无一例外的是，这些缴获均不是攻击大城市时的战利品，而恰恰是在运动战之中缴获的。

　　然而，尽管战士们不理解或不信这一套，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朱毛红军总部的领导却不能这样做。因为，“特派员”毕竟是中央派来的，必须认真地接待。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的意思，也是这支部队的纪律。于是，总部高规格地接待了这位“钦差大臣”。

　　在城中，当地群众载歌载舞欢迎这位中央派来的代表。城市和乡村里到处都是一片红旗飘扬，欢声笑语。

　　农民武装队队员在押着乡绅游街，被游斗者头戴高高的尖顶帽子，上面还用毛笔写着大红的字，并用红笔打着“X”。

　　当晚，机关的同志给特派员周以粟同志布置了比较考究的客房，并报告了一直陪同的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笑嘻嘻地说：

　　“周同志不去住了，今晚我要与他长谈。”

　　周以粟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一显示亲昵的邀请。而且一天下来，毛泽东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非常愿意与毛泽东长谈。因为，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接受教育，可以增长知识。只是由于自己的特派员身份，不好说出来。

　　在来红一方面军的前夕，可能也是李立三等人的灌输，周以粟虽不认识毛泽东，但对毛泽东的印象极差，给人留下的一个感觉就是：毛泽东肯定是一个固执任性，而且眼里根本没有上级的高傲分子。通过现在的接触，通过与他的交谈，现在这种感觉全然不见了。

　　据郭化若的回忆，毛泽东同周以粟确实谈了整整一夜。中途，参谋处长郭化若几次进去送水送烟，都看到周以粟眉开眼笑，而毛泽东则是侃侃而谈，打着手势越讲越起劲。毛泽东把他的思想和理论，全部地灌输给这位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了。其大意是：

　　“我们闹革命，很重要的最为关键的是，要根据我们中国的基本国情，要根据我们目前的具体实际。我们也知道打城市的好处。但是，现在的时机不到。我们就是这么几条枪，就是这么些军队，城市那么坚固，我们几次都是以失败而结束的。与其现在白白送死，还不如积蓄力量，壮大队伍，先占领最为偏僻的广大农村，然后再占领大城市。这就叫做‘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将来，我们再反过来，从城市里向外扩展，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发展好。”

　　“可能我的这些说法，有的人不同意，甚至是大发雷霆。肯定会认为我是‘右倾’，认为我是没有革命精神。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人是要吃饭的，人是要走路的，子弹是会杀人的，人死了是活不过来的!光靠一时的革命热情，光靠一种蛮干，那是要断送中国革命的!”

　　开始，周以粟确实认为毛泽东的这些理论和思想，是错误的。但越听越觉得很有道理，很符合实际。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套，估计是可以行得通的。中国如果有了他的领导，估计今后是有希望的!

　　通宵的长谈，结果使这位中央长江局派来的中央“特派员”周以粟同志，放弃了他来指责毛泽东的使命，以180度调头的态度，转而坚决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心悦诚服地称赞毛泽东的领导。这真是应了中国历史上一句谚语：不打不成交。

　　并且，这位“特派员”还发自肺腑地说出了中共党史上最为著名的名言：

　　“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实际上，这句发自肺腑的历史名言，是出自一位来找毛泽东算帐的、责令他攻打大城市的“钦差大臣”的口中。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应该说，这名言是真理、是实话，是对伟人毛泽东的折服，也是他自己的一种觉醒。更是对中共党史的一种无意中的伟大贡献!

　　在中央“特派员”周以粟的支持下，毛泽东在宜春召开了一个会议，即很有名气的袁州(今宜春市)会议。

　　会议决定：

　　“不去攻打长沙，也不去攻打南昌，而是去攻打孤立无援和没有影响的吉安。”

　　这是，朱毛红军战略转变过程中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顺便值得一提是，攻打长沙的教训再也不能重复了。毛泽东、朱德再也不愿看到战士们无畏地流血了，再也不愿意看到他们自己创造的队伍在一天天的减少。另外，当时进攻长沙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毛泽东的堂妹被杀。毛泽东家的土地被查封，更甚的是，按照传统中国最恶毒的惩罚之一，国民党反动派派人去掘毛泽东家的祖坟。

　　同时，这次会议，把当时热衷于攻打长沙的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的部分干部们也说服了，并以会议决定的形式定下来，再也不去做那些明明知道白送死的“傻事”了。通过循循善诱的形式引导红三军团开拔到江西，对于而后反围剿的胜利，对于扩大红军的队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一招棋，可谓深谋远虑，独具慧眼。

　　前来说服毛泽东的中央“特派员”周以粟同志，反倒成了毛泽东的“俘虏”。这在郭化若等参谋人员看来是很意思的事情。只是他们为周以粟“特派员”担心，觉得周特派员回去以后不好向中央“交差”。

　　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担心的情绪变成了多余。

　　李立三跨台了。两个月内，李立三失去了党内一切职务，和

　　他的前任瞿秋白一样，他被召到苏联的莫斯科，挨训受责，继而

　　被关进了监狱。

　　第三章　揪心勾魂的呼唤

　　毛泽东的语言和名句，之所以有如此宏大的气势、撼人心魄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那雄奇勾魂的语言魅力。

　　萍乡安源

　　萍乡----古之吴楚通衢，今之赣西明珠。青山如黛，水流澄碧;人勤地饶，崇文尚礼。

　　萍乡是具有光荣传统的地方。1892年邓海山领导的大安里农民起义，1905年爆发的“萍浏醴”起义，都光照中国革命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1922年爆发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7年爆发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萍乡的革命志士舍生取义，前赴后继，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伟人在萍乡留下了不少的佳话。

　　安源----辖属于江西省萍乡市，是该市的一个行政区。她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史称中国革命的小“莫斯科”，无产阶级的大本营。

　　据唐湘萍编著《话说萍乡》中记载：

　　萍乡也是起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萍乡出自《孔子家语》，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昭王渡江时，江上漂来一物，又红又圆，大小像斗(斗为古代酒器)，他问遍了满朝文武都无人知道是何物。于是，派使者到鲁国问孔子。孔子回答说：

　　“此物为萍实，是吉祥物，只有能称霸的人才能得到它!”

　　使者听了以后，有些迷惑不解，问孔子：

　　“怎么知道它是萍实?”

　　孔子说：

　　“我过去周游列国时，途中曾听说一首童谣说‘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现在这首童谣得到了应验，所以我知道它叫‘萍实’。”

　　使者又问孔子：

　　“这‘萍实’是否能经常得到?”

　　孔子告诉他：

　　“‘萍实’是集天地之精华而成，千年也难得一遇，现在楚王得到了它，这是楚国将要振兴的征兆。”

　　于是乎，后来人们便把楚昭王得萍实的地方称之谓萍乡，即“萍实之乡”。

　　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年近花甲的大诗人黄庭坚，穿越巴山蜀水，来到萍乡省兄，江南三月，正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时节，这位一生仕途偃蹇(YANJIAN)而“环伟之文，妙绝当世”的江西诗派宗祖，在这里登临崇阿，探幽访古，流连月余乃去。这里的山川风物、优美传说，触动着诗人的情思，写下了《萍实里》一诗：

　　“楚地童谣已呈祥，

　　果然所得属昭王。

　　若非精鉴逢尼父，

　　安得佳名冠此乡。”

　　安源----中华的工人革命运动的发源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萍乡出现了萍乡煤矿、株萍铁路和萍乡瓷业有限公司等中外企业，就随之而产生了萍乡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安源煤矿不仅是萍乡，而且也是江西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至1917年已达1.7万余名。这是一支强大的革命需要依靠的力量。

　　对“枪杆子”的呐喊

　　毛泽东在著名的“八七”会上有一个经典的论断：“须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种呐喊，一种揭示，一种号召，一种命令，也是一种当时地位不高，而又不能不说、心里十分焦急的人才说出来的话语!

　　人们不会忘记，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一个国共两党合作所进行的北伐战争。那北伐战争自1926年7月正式开始，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至1927年3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北伐军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部的主力，先后进占了武汉、南昌、上海、南京等地，控制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同时，北伐战争也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时的全国工会会员和农民协会会员分别发展到248万人和近1000万人。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兴起，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基础，为完成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辟了广阔前景。

　　然而，就在那北伐战争取得关键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当时身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害怕工农革命的胜利，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确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历史记下了那惨绝人寰的“4·12”!!

　　在以蒋介石“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屠杀政策的引导下，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国民党当局，以“清党”的名义，对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杀害。7月15日，曾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也在武汉宣布“分共”，公开背叛革命。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流成河。……

　　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实行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不组织有效地抵抗，致使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归于失败。那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的已超过30万，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和党的著名活动家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等，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英勇就义。剩下的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政治力量发生严重分化的情况下，我们党应该怎么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着认真的思考。

　　他们分析认为：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导致中国民主革命发生、发展的社会矛盾，不但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在一天天激化。北伐战争虽然失败了。但中国革命复兴和发展的条件仍然存在。中共中央和省、市一级的领导机关保存下来了，尚有约2万名党员与党保持着联系。并且，他们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

　　同时，他们还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在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认识自己领导武装斗争以完成反帝反封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那时侯我们党还掌握着近10个团的军队，国民党军中也有一部分官兵倾向于革命，湘鄂粤赣等省还保存着部分工农自卫军。这些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导致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派别斗争和混战不断。这一方面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另一方面也为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总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影响依然植根在人民群众之中。灰心丧气、坐以待毙，都是极端错误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一个字“干!”

　　在上述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了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政局的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革命政府的反革命罪行，宣布撤出参加国民革命政府的所有共产党员，决心领导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下去。接着，中央决定，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集中于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3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中国革命已转向工农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秋收暴动是实现土地革命的“新的奋斗的方略”。大纲要求全党“勇往直前地领导秋收暴动”，以动摇新旧军阀的统治，争取在湘粤两省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大纲还提出了秋收暴动的政策和策略，规定了湘鄂粤赣四省暴动的具体任务。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和共产国际的意见，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著名的“八七”会议。

　　会上许多同志发言都从不同的侧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错误。

　　毛泽东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很重要的发言。他指出：

　　“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中没有积极地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坚决地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没有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他强调指出：

　　“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因为毛泽东当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说话的份量自然是不会太受重视的。所以，他在讲话的时候是非常激动的，措辞是非常激烈的。但是，他把要说的、该说的都说了出来。

　　应该说，毛泽东的发言指明了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这对于纠正当时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正确的道路，确定正确的军事斗争的策略、战略战术等等，都十分现实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关键的时刻，说出了关键性话，为我们党指对了关键的一步。

　　“八七”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等决议案，产生了中共政治局，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9人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等7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瞿秋白负领导责任，会议纠正了中共中央过去的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革命失败后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继续革命的目标和出路。

　　“八七”会议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指导方针的大转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不能灭，也没有办法灭!

　　毛泽东历史贡献不能灭，也没有办法灭!

　　这就是历史，就是由历史而引发出来的真理!

　　与萍乡安源的情缘

　　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

　　一个地方、一个人、一个品牌的出名，往往都与名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萍乡安源，这个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由于名人---伟人---毛泽东的到来，特别是“毛泽东去安源”的油画，到目前为止，上了一点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什么安源、什么萍水河，基本上是妇幼皆知。大家都知道我国南方有一个闹革命的地方----安源。安源也因此而成名了。以至于现在还有很多外地人只知道安源，而不知道萍乡。

　　然而，毛泽东为什么到萍乡的安源来呢?是什么诱因促使这位革命领袖那么愿意到这里呢?答案是：这里有了中国南方的工人阶级，而且工人受到封建制度和官僚资本家严重的压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开始闹革命的最合适的好地方。

　　具史料记载，毛泽东从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先后十次来到萍乡安源，深入农村、工矿，进行社会调查，撒播革命的火种，开展革命活动。安源----也由此而成了中国工运的摇篮。时至今日，安源的名气更大了。这也许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到萍乡，而使安源出名的一个很重要的缘故罢。

　　据《萍乡广播电视报》2001年7月2日刊登的文章记载，毛泽东先后十次来萍乡的具体情况是：

　　第一次：1920年11月下旬，毛泽东从湖南长沙到醴陵县考察教育，顺路到江西萍乡进行社会考察。他深入到城乡调查访问，得知当年春荒时，萍乡农民和城镇贫民自发聚集起来，一齐到财主、商绅家“吃大户”，也叫作“吃磨饭”时情况后，他在1920年12月23日写得《告中国农民》一文中称赞道：“萍乡今年这件事，也是中国农民觉悟的一点曙光。……有了这道曙光，青天白日就要随着来的。”

　　第二次：1921年10月下旬，毛泽东为了贯彻党的“一大”决议，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在安源调查了一个星期。他白天深入到矿井下西平巷六方井小槽以及洗煤台、修理处、翻砂房、水泵房、锅炉房。还到安源铁路火车房、机务处、工务处、修理厂等地视察。晚上到工友宿舍、工棚、工人餐馆等处，广泛地接触群众，访贫问苦，与工友们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启发路矿工人觉悟，鼓动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为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作思想准备。

　　第三次：1921年12月中旬，毛泽东偕同李立三、张理全、宋友生一行四人从株洲乘火车到安源。白天访问工人，晚上由李涤生、周镜泉、杨秋连、朱少连等邀集铁路和煤矿部分工人进行交谈，商定立即创办“工人夜校”，把全体工人组织在一起，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第四次：1922年5月间。毛泽东来安源巡视工作，调查安源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指示中共安源路矿支部，要尽快巩固和壮大党、团组织，在工作中要克服急躁情绪，注意斗争策略，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第五次：1922年9月7日，中共湘东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到安源巡视。在牛角坡周镜泉家里，亲自主持召开安源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他首先给大家介绍全国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和各地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接着，朱少连、蒋先云汇报了安源情况。路、矿两局已经有几个月不发饷，工人生活非常困难。经过分析认为，现在安源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立即发起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大罢工。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哀兵必胜”的斗争策略，提出了“哀而动人”的口号，要求共产党员团结一致，有勇有谋，带领广大路矿工人 坚决斗争，夺取大罢工的胜利。

　　第六次：1922年冬天，毛泽东到安源指导工运，听取了刘少奇、朱少连的汇报后，召开干部会议，要求安源党组织和路矿工人俱乐部，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壮大组织，巩固和发展罢工斗争胜利成果。

　　第七次：1923年4月下旬，毛泽东奉调去党中央工作前，再一次来到安源巡视工作，进一步指示安源党组织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转入低潮的形势下，必须采取“弯弓待发”之势，保存力量，保护好路矿工人俱乐部，随时应付一切险恶的情况，迎接更加艰巨复杂的斗争。

　　第八次：1927年9月1---4日，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秋收起义军事会议(即安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安源、萍乡、莲花、醴陵、浏阳等地的党和军事负责人。他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作了部署，决定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分三路暴动，进攻长沙。

　　9月5日，毛泽东在安源向驻铜鼓、修水的浏阳、平江农军和卢德铭部发出通告，命令二部按安源会议决定行动，湖南省委当日决定由朱少连在株洲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团并任团长，列入毛泽东部第一军第一师建制。

　　9月6日，毛泽东在潘心源(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农军负责人)陪同下，从安源出发，赴铜鼓指挥起义。

　　第九次：1927年9月23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向南撤退到萍乡县芦溪山口岩一带，遭敌伏击，伤亡惨重。部队

　　总指挥卢德铭中弹牺牲。毛泽东率部队继续南下，经莲花向罗宵山脉中段挺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第十次：1930年9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萍乡安源进行休整、扩军、筹饷。在安源期间，红军政治部印发了《红军士兵会章程》，第二天上午，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召开全军活动分子大会。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俱乐部演讲厅召开军队和地方干部会议，会上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扩大红军的问题，还帮助建立了安源市苏维埃政府。由中共党员袁德喜任主席。毛泽东还带领部分红军战士，参观发电厂、修理厂、下矿井，了解工人生产和生活情况，给每个工人发了救济费。毛泽东还慰问烈士家属，指示给每家发给抚恤金五十圆。

　　安源工人积极支援红军，把大批矿用炸药送给部队，为红军战士修理枪支，筹备军饷。

　　安源市苏维埃政府召开万多人工农群众参加的大会，热烈欢迎工农红军，毛泽东、朱德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发表了演讲，分析了形势，讲明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号召安源工农群众踊跃参加红军。这次又有一千多名工农群众参军，跟着毛泽东、朱德上了井冈山。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可能正是由于毛泽东来到这里的次数比较多，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显为人知的历史名句和由此而派生出的故事。

　　“红旗飘扬五大洲，

　　主义战胜全世界。

　　这副对联至今还完整的保留在一个建筑物上，其原貌依稀可见。现在读着这个历史的楹联，依然感到非常亲切、非常有意义。

　　这对联，其一说明了在这里闹革命的共产党员们，信念是那么的坚定。因为，他们非常懂得，主义在改变世界中的作用。当然，这种信念对革命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对这种理想信念的追求，没有这种思想的催进，工人运动是不会也不可能发展的那么波澜壮阔!

　　世界，改变世界，是什么才能够改变世界?是思想，是主义。这是历史的验证，是被世界所有人都公认的。至今，连外国的圣人先哲都还在说，“只有思想和主义，才能改变世界。”是的，人们对主义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往往会产生巨大改变世界的力量。中国如此，原苏联也是如此。

　　人，应该是有追求的，应该是有理念来支撑的。人如果没有了对思想和主义的追求，没有了理念的支撑，其结果，不是默默无闻、无所作为，就是走向反面。

　　现在，我们党、我们军队之所以一直强调理想信念，始终注意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这个道理。

　　当时的安源工人阶级在那种白色恐怖情况下，之所以能够坚定地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就是因为他们有了主义、有了思想。

　　与刘少奇的对联

　　毛泽东是我们党的一大代表，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27年以前，就已经是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成员了。毛泽东曾经以湖南省委领导人的身份先后10次来到安源。毛泽东根据安源工人运动的具体情况，专门给当时的工运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发了“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发动工人群众，提出一些‘哀而动人’口号”等许多具体指示。

　　于是乎，安源工人大罢工行动之初，就有了符合毛泽东基本意图的著名口号。这便是：

　　从前是牛马，

　　现在要做人。

　　这楹联，对于鼓舞人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人活在世上，做人是一个起码的条件，吃饭是一个生存的前提。为了做人，为了吃饭，谁还不起来革命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对联和口号，哀而动人，具体实在，因而就调起了上万劳苦大众为反对当局黑暗统治而冒死举行的大罢工!。

　　就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为了把工人们更有效地组织起来，真正成为革命的高素质的队伍，刘少奇同志组织工人捐款修建一座欧式风格的工人俱乐部，以此来培养工人阶级的综合素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今，这个俱乐部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令人难忘的是现仍保留完好的工人俱乐部大门两侧的一副发人深省的楹联。其内容是：

　　联络感情，涵养德性;

　　互相帮助，共谋幸福。

　　对于这个楹联，它是否经过毛泽东的修改、润色，或者是否是他亲自所拟，无法考证，不得而知。但萍乡安源工人运动的每一个步骤，却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特别是工人罢工前的一切准备和步骤，都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展开的。很显然，就是安源工人们在建盖这个俱乐部的时候，也是请示过毛泽东，并经过他同意的。因为，那个时期的毛泽东不仅是我们建党的“老人”，而且已经是我们党一个有自己见解和政治主张的知名领导人了。

　　如今，读着这副对联，揣摩着其中的所折射出的内在哲理，心里确实很受启发、很受感染。从楹联的所在位置来说，镶嵌在工人俱乐部大门的两侧，既非常符合实际，又有很深的道理和煽动性。就是当时的路矿当局也没有办法找出其中不合适的地方，虽然他们心里“气的慌”，不想让工人们张贴，但没有说“不”的理由。只是有火发不出。

　　现在，如果我们将这副楹联引伸到我们领导思维之中，那也是非常有教益的。一个班子、一个集体的建设，就应该像“楹联”所说的那样，在一起工作是一种缘份，要把“缘份”变成“福份”。大家只要在一起工作，就应该从自身做起，加强修养，涵养德性，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单位建设好。

　　好联、好联，绝妙好联。好就好在它是艺术，它有哲理!

　　著名的《西江月、秋收起义》

　　张家湾----萍乡市安源区的一个不出名的小村子。

　　而就是这个小村子，决定了后来的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就是在这个小村子里召集了著名的秋收暴动的军事会议。在这里，毛泽东庄严地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会议之后，毛泽东以他那诗人的特有气质和浪漫，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直向潇湘直进。

　　地主压迫重重，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这就是毛泽东在著名的秋收起义后写下的著名词篇，并由此引发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行动，彪炳史册。

　　据夏太华、陈勇编著的《萍乡军事志》记载：

　　民国16年(1927年)8月中旬，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特派员、湖南省委常委的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根据湖南省委的决定，将中共安源特别区委改组为市，组织行动委员会，为秋收起义做准备。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举行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农革命军和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师长和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乘火车到安源，途中在株洲下车找朱少连等传达省委的决定，布置起义的准备工作。

　　8月31日(或9月1日)晚，毛泽东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工人俱乐部办的学校校舍内召开会议，讨论起义军事问题和布置安源、澧陵、浏阳、平江工农群众起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和委员宁迪卿、杨骏，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农军负责人潘心源，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安福农军负责人王新亚等。会上，毛泽东传达了“八、七”会议经过和主要精神，湖南省委的改组和举行起义的决定，与会者报告各地军事情形和工农起义的准备情况。

　　会议决定：

　　1、将驻安源、铜鼓、修水三处的警卫团、安源矿警队和各县工农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并成立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各团负责人为委员。

　　2、军队作战和民众暴动相互配合，夺取平江、浏阳、萍乡、澧陵和株洲，分三路合攻长沙：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首先控制安源矿区，然后攻占萍乡县城和澧陵县城，会合澧陵、株洲工农群众，向长沙取包围形势。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和农民军为主力，平江农军由修水向平江进攻，鼓动平江农民在各地起义，夺取平江，再向长沙进发。第三路，以浏阳农民和农军及卢德铭所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起义，夺取浏阳后，再与其他起义两路合攻长沙。

　　3、以萍乡、安源为退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以防止敌人切断起义部队的退路。

　　4、11日安源、修水、铜鼓一起发动起义。

　　安源会议约在9月4日结束。会后，毛泽东在安源一面指导安源这个团的组建工作，一面向驻守在修水、铜鼓的部队通报会议结果，令其如期发动和进攻长沙，同时写信给湖南省委，告之安源会议结论，约定起义日期。之后，毛泽东由安源工人护送，前往浏阳指挥第三路的起义。

　　9月5日凌晨，中共安源市委领导工人分头捕杀矿警队的8名叛徒，根据安源会议决定，由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600多人和中共安源市委掌握的萍矿矿警队200多人，以及萍乡、安福、莲花、澧陵、岳北的农民武装1000多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以王新亚为团长，蔡以忱为党代表。全团共3个营9个连27个排，另有团部直属机枪连、炸弹队(即爆破队)、看护队、宣传队、侦察队、武装特务班等，共计2000多人。起义前的安源工人纠察队的队员们特地砌了30多座炉子，日夜打造梭镖、马刀等武器。许多女队员彻夜不眠，忙着缝补旗帜、符号。

　　按照湖南省委发布的起义命令，9月9日，株萍铁路工人和粤汉铁路工人开始破坏铁路，切断敌人交通。11日凌晨，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县城。炸弹队事先潜入城内，准备攻城的部队到达城门时即炸开城门接应入城。不料炸弹队的行动被敌人发觉，遭敌追击，只得退出城来。于是，部队发起强攻，战至黄昏，仍未克，遂退回安源。

　　12日早晨，再次攻城，因头晚来自宜春的敌人已进城，加强了防守，攻城再次受阻，王新亚等领导人惟恐粘在萍乡，延误省委18日合攻长沙的计划，于是决定放弃萍乡县城，一部分回安源留守，大部分转攻澧陵县城。当天下午，第二团1000余人乘火车杀奔澧陵。将近中午，先头部队在老关车站消灭湖南敌第四集团军罗定独立团一个排，俘敌20余人，缴枪10余支。下午时，部队逼近澧陵城，在澧陵四乡起义农民的配合下，第二团傍晚攻入县城，俘敌100余人，缴枪80多支。打开监狱、救出被捕党、团员和工农群众300余人。随即恢复工会、农会等革命民众团体，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澧陵分会，由安源工人张明生任县长。发布安民告示，说明工农革命军出征的意义。召开公法团体会议，议决金融、筹款等重要事项，制定土地革命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等行动大纲。派10支宣传队到农村进行宣传。

　　当第二团11日攻打萍乡县城的时候，奉派在株洲领导暴动的安源工人朱少连、涂正楚等，按计划于当晚率领当地工农武装开始起义，以期夺取武器，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并配合第二团攻打澧陵县城。

　　12日凌晨，队伍占领株洲火车站，同时攻打团防局，夺取步枪12支，占领株洲镇。当即召开数百人的群众大会，宣布起义胜利。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天亮以后，闻敌军从长沙扑来，起义队伍因人少武器差，无法抵抗，分散转移。原定以朱少连为团长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未能组成。

　　12日傍晚，第二团在攻占澧陵后乘胜追击逃敌，到达株洲时，株洲起义队伍已散。第二团领导人听说长沙敌军正向株洲方向运动，急忙将追击到株洲的队伍接回澧陵。

　　13日，第二团决定避敌锐气，主动撤出澧陵县城，放弃原定经株洲攻长沙的计划，改北上攻取浏阳县城，以期取得浏阳农民的支援，并与第一、第三团会合。

　　14日凌晨，第二团撤出澧陵县城，部分回安源增援，其余的700---800人在王新亚等人率领下经老关北上浏阳，16日上午一举攻克浏阳城，部分占领浏阳后，王新亚等因未抓紧发动四乡农民和及时与第一、第三团联系，反而因连克两城而产生轻敌思想，放松警戒，忙于召集商绅开会筹款。

　　17日下午，敌军重兵包围突袭，第二团因仓促应战而被打散，团长王新亚下落不明。被打散的第二团官兵结队在附近寻找不到。许多人在浏阳转了几天，找不到部队，只好结伴回到安源或各自家中，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或从事其他革命工作，约有60多人赶到文家市。留在安源的爆破队60余人则奉命从安源赶到文家市会师。

　　21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萍乡退却，当天在萍乡桐木宿营。第二团战士、桐木籍安源矿工彭昌萍奉命留在桐木开展革命工作，他很快组织了一支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

　　22日部队到达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城和安源驻有敌军重兵，不能通过，遂绕道萍乡至宜春边境南下，23日宿营小枧，24日傍晚到达芦溪宿营。25日清晨部队往莲花县方向行进时，遭赣军朱培德部的江保定特务营和保安第四团突然袭击，损失步枪200余支，死伤数十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毛泽东集合部队，翻过大山，进入莲花县。

　　29日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并进行改编，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在安源组建的第二团官兵分散编入各连队。

　　10月初，部队到达宁冈县，从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斗争。

　　芦溪战斗的基本情况：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各部队会师浏阳县的文家市。21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萍乡退却，向井冈山进军。24日到达芦溪宿营。25日清晨部队经过山口岩向莲花方向前进。毛泽东、卢德铭率领指挥的红一团在前、三团在后，左右两路隔河上行。部队出发不久，赣军朱培德的江保定特务营和保安第四团，便从萍乡县城尾随追击，在距离芦溪15华里的山口岩，起义部队与敌遭遇。由于敌数路夹击，且已占领河边的白泥坳山头，控制起义部队过河和前进的道路，情况危急。卢德铭率一个连的兵力返回山口岩，夺下白泥坳山头，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部队转移后，卢德铭率部后撤。通过一片开阔地和茶油林时，敌人又抢占白泥坳山头，居高临下，向撤离的起义部队射击。卢德铭骑着一匹白马，目标明显，不幸头部中弹，倒在芦溪县山口岩那个山冈上的草丛里，壮烈牺牲，年仅23岁。

　　“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

　　里仁小学----毛泽东“犯天条”的地方，毛泽东----带领中国工农革命军走向强大的地方。在这里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演讲：

　　“叫花子怎能与龙王爷比宝?”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里仁小学说得一句很著名的话。他站在学校后门的讲台上，继续说道：

　　“难道大家还不知道这个道理么?叫花子怎么能与龙王爷比宝呢?!”

　　“目前，我们现在还有1500多人。靠我们这些人去攻打长沙，那就好比‘叫花子给龙王爷比宝’。我们应该改变行军路线，到罗霄山脉去发展我们的革命，保存我们的力量。

　　“我们不是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因为，执行上级的命令，也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因为，上级的命令也是可以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加以改变的。”

　　毛泽东站在里仁小学后门的台阶上，那样慷慨激昂的入情入理的讲述了这个普通的而又深刻的道理。

　　战士聆听着、默然着、点头着。

　　然而，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当时的领导层内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据黄仲芳编著的《走向井冈山》中记载：

　　在里仁小学后栋那个教室里，气氛非常沉重。沉重的几乎大家的喘气声都能听得到。

　　参加会议的有：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苏先俊。

　　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

　　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退却萍乡的主张。对此，余洒度极为不满。以余为代表的少数人，则坚持“取道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

　　两军对垒，各不相让。

　　毛泽东列举种种事实，耐心说服众人。余洒度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会议发展到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因此，不得不采用投票表决的办法来决定最后的意见。最后，总指挥卢德铭在关键的时刻，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带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意见。余洒度碍于卢德铭是他的顶头上司，红着脸，忿忿不平的离开了会场。

　　叶永烈著的《毛泽东之初》中这样写到：毛泽东参加革命后，因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被瞿秋白称为中国两个“农民运动之王”之一，另一个就是彭湃。

　　那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慷慨陈词，既讲了“须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同时，在湖南文家市的里仁小学里，又说了“要引导和做好‘土匪’工作”的名句。当时，余洒度等人坚决不同意他的主张，说把部队拉上山是想当“山大王”，是对抗中央的决策和省委的命令!

　　对此，毛泽东反驳道：“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来没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我们现在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的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最薄弱的地方站稳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应该到那里去发展我们的力量!”

　　毛泽东借了里仁小学的一张地图，图上的罗霄山脉就像一弯眉毛。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

　　“我们要到这眉毛最浓的地方当‘山大王’!”

　　上了井冈山以后，毛泽东成功地收编了当时已在山上做‘山大王’的袁文才和王佐，并向王佐学到了“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的宝贵经验。所谓“打圈”，就是在官军上山时，往密林一钻，绕几个圈就把官军甩掉了。这给毛泽东后来的游击战战术以很大的启示!

　　何长工老人还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读起来至今依然耐人寻味。

　　“当部队到文家市前后，不少同志还在醉心于如何攻取大城市的时候，我就在和毛泽东的接触中，看出了他有找一个地方落脚的打算。还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农民运动，举办农讲所，培养农运干部。他说过，中国革命在大城市里没有希望，希望在农村。据说，他从广州回家乡‘养病’的时候，还特地经过井冈山呐。这一次在部队打了几个败仗之后，我亲自听到了毛泽东给我讲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国际资本处在战后的相对稳定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相勾结共同对付革命的形势下，特别是国内蒋、汪合流，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走交通要道，去打大城市，那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有把革命引向敌人不注意的地方去发展、去壮大，胜利才有希望。

　　我记得他这个思想，在准备‘引兵井冈’之前，有一次他在里仁小学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更具体了。会前他让人画了一张标有罗霄山脉的地形图，开会时用几个木棍支在会场的前面。毛泽东站在地图前，边讲边看图。他首先讲了秋收起义的形势后说：现在敌人集中力量打我们，我们没有打好，这不要紧，我们还留有队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新的胜利一定会取得的，因为有一条，天下的穷人要闹革命，这就是我们获得胜利的因素。他转过身子，认真地指着地图说：我们有一个罗霄山脉，可以休养生息，地图上像眉毛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这个名字)。接着他分析了在罗霄山脉发展的可能性。他说：这个地方处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在湘赣两省的边界，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薄弱的环节，又离两省省会较远。

　　毛泽东又分析了敌人内部的情况，他说，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同床异梦，各保实力。因此，省与省、部队与部队之间极不统一。两省敌人你来我不来，你挨打我不救;‘会剿’也往往是剿而不会，会而不剿。现在我们目标大，可以依靠这个地方发展革命力量。

　　为了鼓舞士气，他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事例。他说：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里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与我们比不上。那么，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呢?

　　最后，毛泽东向大家详细地谈了井冈山的地形，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五条有利条件。

　　他说，这里有：

　　1、 有很好的党;

　　2、 有很好的群众;

　　3、 有相当力量的红军;

　　4、 有便利的作战地形;

　　5、 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他的这个入情入理的分析，讲得大家全部点头称是。大家都非常敬佩毛泽东的分析，折服了毛泽东的胆略、才华和洞察力，都愿意跟着毛泽东闹革命，并决心跟着他“上山”，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甚至有的人说：“跟着这样的领导闹革命，就是死了也值得!”

　　1934年1月，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他告诉毛泽东，鲁迅先生看了1928年秋天写的《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

　　上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鲁迅先生看毛泽东的这首词，赞叹不已。称赞毛泽东真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这个话后，开怀大笑，笑得是那样的甜蜜，那样的天真，那样的自信，那样的豪迈!

　　还有一回，也不知道是谁，给毛泽东送来一本线装本，他大大赞赏了一番。原来，那是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范仲淹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文章中写及北宋江西剿匪的情景，毛泽东比较古今的山大王，说北宋剿到现在，山大王是剿不完的。笑着说，“蒋介石占京为王，我们占山为王!”

　　从轻松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当年是多么豪迈，多么的悠闲，就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还是那样的幽默，那样地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其实，毛泽东对于他“占山为王”的策略，后来也有一个客观的解释。1964年他与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

　　“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

　　“每次起义都是逼上梁山的，开始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

　　“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对于这些造反者，“对他们只是利用是不对的，只要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够领导他们，应看他们为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客人。”

　　毛泽东这些客观的分析，说得真切，说得实在，说得完全是心里话。当时当地的情况不允许他有别的任何选择。因为，如果死拼硬打的选择，那么，他所带的到了文家市的1500余名红军战士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全部被敌人杀死。

　　“一个小石头与一堆小石头”

　　这是毛泽东在安源煤矿与工人们交谈中一个形象的比喻。

　　这个比喻说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个基本现实，以及由这个现实所折射出的哲理。

　　一个小石头，人用脚一下子就被踢开了，而且想怎么踢就怎么踢;然而，如果把小石头堆成一个堆，那么，人就不可能一下子踢开了。说明人----天下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干事情就会有很大的力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快被工人们所接受。

　　据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编印的《走进安源》上记载：

　　1921年7月以后，毛泽东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担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为了贯彻党的“一大”决定，积极地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产业工人最多、最集中且在全国社会经济政治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安源，便顺理成章地纳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也成了他实地考察工人状况的首选之地。1921年10月下旬，毛泽东以走亲访友的名义来到安源，住在八方井的同乡、在矿上当段长的毛紫云家中。毛紫云找来在井下挖煤的同乡张竹林，嘱咐他陪同毛泽东下矿井看一看。

　　据张竹林在60年代回忆记载：第二天上午，毛泽东换了短装，手提一盏矿灯，与张竹林一边交谈一边走过总平巷大巷后，确定到张竹林的工作面去看看。张竹林急忙劝阻说：

　　“不能去!小巷道很矮，要伏着身子才能爬过去，有的地方坡度很陡，上面又滴水，怕出事。出了事，我担待不起。”

　　毛泽东笑笑说：

　　“不要紧，你们天天在里面做工都不怕，我去看看还怕吗?”

　　张竹林只好带路前行。抵达工作面时，毛泽东全身是煤，满头大汗。张竹林向工友们介绍说：

　　“这位是毛家师爷的客人，湖南来的毛先生。”

　　毛泽东走过去，在一根坑木上坐下来，一个工人忙解下手巾为他擦灰，毛泽东拉住工人的手说：

　　“不用擦，没关系。”工人们见毛泽东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都很自然地围拢过来。毛泽东问工人们每天要做几个小时的工作，做一天有多少钱?工人们说，除进班出班时间外每天要做12个小时，干一天有8个毫子(铜钱)，有的12个毫子。毛泽东同情地对工人们说：

　　“你们的生活真苦哇!”

　　有的工人在一旁说：

　　“没法子，只怪我们自己的命苦哇!”

　　毛泽东耐心地启发工人，语气肯定地说：

　　“你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受苦不是什么命里注定的，而是帝国主义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

　　毛泽东眉头紧锁，陷入沉思之中，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工人这么苦得想个办法才是。”

　　工人们听了，惊喜地问：

　　“有办法吗?”

　　毛泽东打个手势，坚定地说：

　　“有办法，就是靠我们自己团结起来。”

　　说到这里，他顺手拣起一个小石头打着比方说：

　　“一个小石头，一脚就踢开了;要是把小石头堆在一起就不容易搬动了。我们工人只要团结得很紧，就是有座山压在我们头上也能推倒。”

　　毛泽东还讲了很多，工人们越听越有味，越听越来劲，越听越开窍，真舍不得毛泽东走。毛泽东笑了笑说：

　　“以后会有人来的。”

　　一直到下午三点多，毛泽东才从井下出来。

　　毛泽东这次在安源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走遍了安源矿区。他到工人餐宿处考察，爬到三层床上看工人们破破烂烂的铺盖，亲口尝一尝工人们的粗劣饭菜，处处与工人们剖心交谈，十分同情工人的疾苦，给工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在工人中传开：毛家师爷来了一个有学问的先生，叫毛润之。见到工友问寒问暖，问长问短。有的工人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人呐。

　　可见，毛泽东的比喻，对当时的工人们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

　　在毛泽东对安源有了充分的了解后，毛泽东为安源工人运动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方针，进而使得安源工人运动开展得一直很好。同时，在安源也留下了一段段传世后人的佳话。

　　李立三“拜把子”就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那是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的前夕，工人俱乐部主任、罢工总指挥李立三，为了争取安源洪帮对大罢工的支持，决定连夜去张家湾，亲自登门拜访洪帮头子刘洪大。陪同他的两位工友，一位是已经加入工人俱乐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洪帮码头官周长子，另一位是武艺高强的工人俱乐部部员袁大头。

　　原来，安源洪帮会有弟兄千余人，是势力最大的一个帮会组织。洪帮大龙头刘洪大，生得五大三粗，颇有些武艺。他身边有四个武艺高强的打手，号称“四大金刚”。平常，他们无恶不作，连矿上总监工王三胡子也得让他们三分。

　　刘洪大刚刚送完客人出门，见周子长进来通报：“启禀大哥，工人俱乐部主任求见!”听这么一说，刘洪大甚是惊讶。心想，刚才王三胡子派人来以600块大洋相许，要我取李立三的人头，没想到，他马上就送货上门了。于是，他急忙吩咐四大金刚肃立两侧，见他的眼色行事。

　　布置停当，刘洪大正起身迎接，只见李立三与袁大头满面笑容地走进门，寒暄几句，李立三趁机将带来的礼物送过去，说：“大哥，今日小弟前来拜见，一来看望同乡，二来想与大哥拜个把子。”

　　刘洪大一听，喜出望外，素知李立三出过国，留过洋，满肚子墨水，在工人中威望很高，竟然屈驾于我一个江湖中人结拜兄弟，真是可敬!于是满脸堆笑，连声说，“不敢!不敢!”但反过来一想，刘洪大又犯孤疑，连忙正色道：“拜把的事好商量，不知李主任深夜驾到，还有何见教?”李立三见状，说：“工人俱乐部有点难处，想请大哥帮忙。”刘洪大说：“有什么事，只要我办得到的，一定帮忙。”

　　李立三直言相告：“工人俱乐部准备用罢工的手段，向路矿当局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久闻大哥仗义处事，扶危救困，特意请大哥给予帮助。”

　　刘洪大心想，刚才别人让我杀你，现在你要我帮你，怎么碰到一块了。但李立三既然给自己说了好话，便不好推辞，只得说：“这事有点不好办，因为我是路局的顾问，不便支持工友们的罢工。”

　　李立三说：“大哥不必公开说支持，也不必向路矿说什么话，只需大哥在罢工期间不要为难弟兄们就可以了。”

　　刘洪大听这样一说，只好勉强说：“这不难。”

　　李立三又说：“罢工期间的社会秩序是个大事，也要请大哥帮忙。”

　　刘洪大问：“我能做什么?”

　　李立三说：“罢工期间，第一，关闭妓院、鸦片烟馆;第二，收掉赌场赌摊;第三，不许发生抢劫、斗殴事件。大哥讲义气，定会帮忙!”

　　刘洪大一听火冒三丈，想不到姓李的竟敢找上门来断我的财路。你小子，真是“生不逢时辰，死不择日子”。你自己寻上门来找死，这就怪不得我不讲情面罗。

　　他两眼直冒金星，气势汹汹地喊到：“姓李的，你今天到底是来拜把子的，还是来拆台的?”他一杯掷地，刹时从屋内闪出四个彪型大汉，个个手持尖刀，一齐向李立三身边扑来。袁大头眼明手快，一步窜到李立三面前摆开了应战的架势。周长子见了，急忙对刘洪大拱手，调解息事。

　　刘洪大不理会周长子的相劝，瞪着血红火眼，盯了李立三一眼。但见李立三态度从容地拉开袁大头，说：“袁师傅，用不着这样，我们俱乐部也不是没有菩萨的庙，各位老大也不必如此!”几句话说得四大金刚怔怔站住，不敢再向前一步。

　　刘洪大见下马威没有震住李立三，他也早知道袁大头的厉害，于是怒气冲冲地对四大金刚喝道：“下去!”四大金刚也只好乖乖地退了下去。

　　李立三拉开袁大头，客客气气地说道：“好了，好了，别伤了和气，我李立三量刘大哥也不会为了几百块大洋做出不仁不义的事来。”他想起路矿当局悬赏六百块大洋买自己人头的事，就此将了刘洪大一军。

　　刘洪大一听，心中一怔，但若无其事地问：“此话从何说起!”

　　李立三见状，便进一步戳穿道：“王三胡子要出六百块大洋买李立三的脑壳，脑壳就摆在我肩膀上，老大，你不想发这个财吗?”

　　刘洪大见李立三揭了底，知道自己不是这个人的对手，只好赔笑着说道：“李主任，笑话了，莫说六百块大洋，就是六千块大洋，掉在地上，我刘洪大也不会弯腰。”

　　这时，周子长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连忙趁机凑上来，劝说道：“大哥，刚才李主任说的三条，作为朋友，你就讲个义气吧。”

　　刘洪大见圈子里的人也帮着说了话，只好借机下台，说：“我们订个君子协议，井水不犯河水。你们罢工，我不扰乱，我做我的买卖。刚才这三条，容我考虑考虑。”

　　李立三见刘洪大还想推辞，又耐心对他说：“大哥，工人罢工对你有好处。”

　　“哦!”刘洪大觉得新鲜，很有兴趣地听着。

　　“大哥，你忘了，去年县衙把你的赌场封了三天，结果花了大笔钱才算了解么!你知道这件事是谁在后面捣得鬼吗?”

　　“谁?”刘洪大急问。

　　李立三不慌不忙地说：“王三胡子!”

　　“有何凭证?”刘洪大说道。

　　李立三便把去年为了开办工人夜校到县衙呈送公文时，恰好碰见王三胡子到县衙，鬼鬼祟祟地商量这件事的情形说了一遍，这时候，周子长也站起来说确有此事。

　　刘洪大一听想起以前，的确有一件事情得罪了王三胡子，没有想到他这么卑鄙、暗中报复。顿时火冒三丈，领着四大金刚就要冲出门去找王三胡子。

　　李立三急忙上前拦住，说：“大哥，他们有枪，你这样蛮干，肯定是要吃亏的!大哥，我们罢工，就是与路矿当局和王三胡子作对，只要你助我们一臂之力，定可打掉王三胡子的威风。”

　　刘洪大收住脚步，定神一想，也觉得在理。于是，他一拍胸脯，说：“李主任，刚才你说的三条，我全包了。”

　　“好!说话算数!”李立三紧逼了一句。刘洪大又拍一下胸脯，说：“大丈夫一言九鼎，拿酒来!”

　　话音刚落，就有人端上酒碗来，袁大头一刀将雄鸡的脑壳斩下来，殷红的鸡血滴入酒碗，刘洪大端起雄鸡血酒，叫了声：“兄弟，请!”一扬脖子，将一碗鸡血酒倒入口中。

　　李立三也端起鸡血酒碗，饮了个干干净净。

　　由于刘洪大听了李立三的话，又结拜了把子。这批洪帮势力也没有给工人罢工带来多大的麻烦，使得工人大罢工顺利进行。

　　凌晨4点，一声震惊矿山的汽笛响了，安源路矿工人的大罢工开始了。……

　　由于李立三身份暴露，为了保证李立三的安全，中央决定派刘少奇来安源工作，继续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刘少奇也真的担当了这个重大任务，而且完成的很好。其中，刘少奇一身是胆地与路矿当局进行谈判，在当地传为佳话，流传后世。

　　那是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举行了震惊全国的大罢工。罢工已经4天了，资本家还没有答复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们怒火万丈，声明如果不作圆满的答复，连八方井的锅炉也要停下来。八方井的锅炉一停，整个矿井都会被水淹没。这可把资本家急坏了。因而，只得答应跟工人谈判。

　　中午，总监工王三胡子领着一群士兵来到路矿工人俱乐部，要带一位工人代表去戒严司令部谈判。少奇同志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说服大家的劝阻后，他径直朝谈判地点走去。工人们不放心，紧紧地跟在少奇的后面。

　　戒严司令部设在矿局公事房的大楼里，军队在楼外边架起了机关枪，大楼走廊两侧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对此，少奇同志不屑一顾，大踏步地走了进去。工人们立刻将戒严司令部紧紧地包围起来。

　　戒严司令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军阀，他翘起八字胡，神气活现地坐在办公室正中，两边是矿长、路局局长和地方绅士，前面摆着一个“客位”，算是给工人代表坐的，整个屋子布置的像个审判厅。少奇同志一进门，用蔑视的眼光扫视了一周，就坐在那个“客位”上，戒严司令老虎似的眼睛盯着这位20来岁的工人代表。

　　戒严司令气势汹汹地说：“你们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工人作乱?”

　　刘少奇同志从容不迫地申诉着罢工的理由，然后严肃地提出质问：“你们究竟是跟我谈判呢，还是审问我?是解决问题呢，还是把问题搞的不可收拾?”

　　戒严司令听了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这个青年这么厉害，肥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移动了一下。

　　“如果继续作乱，我就先把代表就地正法!”戒严司令把脸一沉，在桌子上捶了一拳，露出刽子手的本来面目。

　　少奇同志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这是1万多工人的正义要求，你们就是把我剁成肉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戒严司令狂叫起来：“1万多工人，我也有办法收拾!你有1万多工人，我就有1万多士兵!”

　　少奇同志指着窗外，厉声说：“那就请你收拾吧。”外面又响起工人们的吼声：“要谈判就到俱乐部里去谈!”

　　“谁敢动刘代表一根毫毛，我们就把路局、矿局打的片甲不留!!”

　　吼声如雷，连门上的玻璃也震得发响。

　　一个士兵惊慌失措地跑进来向戒严司令报告：“不、不、不好了!工人冲进来了，挤上楼梯来了，我们用枪也拦不住。”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八方井打来紧急电话，说锅炉房已经停炉，矿井马上有被水淹没的危险。副矿长接了电话，急的团团转。矿长直望着戒严司令，戒严司令无可奈何地望着矿长。

　　外面工人的吼声更大了。路矿局长急忙拉着矿长跑到走廊上，对着楼下喊：“静一静!静一静!”他们的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人理他这一套。愤怒的工人只管喊口号，根本不理睬。副矿长害怕了，连忙跑到屋子来。给少奇同志说：“刘代表，请你帮助维持一下秩序，问题好商量，问题好商量。”

　　少奇同志轻蔑地望了他一眼，走到走廊上向大家招手，他一面招手，一面说：“工友们、兄弟们，大家静一下。现在正在谈判，请大家耐心等一等。”工人们马上静了下来。可是担心少奇同志的安全，接着又高呼：

　　“刘代表，到俱乐部去谈!不要中了敌人的奸计!”

　　“我们要刘代表每隔十分钟与我们工人见一次面!”

　　工人们这样团结，这样拥护自己的代表，把资本家吓坏了。他们不懂得这个年轻的代表为什么会在工会中有这样高的威信。少奇同志走进屋里，戒严司令想缓和一下气氛，说：“请刘代表下午再来商量。”

　　少奇同志坚决地说：“不商谈条件我就不来了!”戒严司令和矿长、局长都软了下来，连连说：“好商量、好商量……”

　　在力量强大的工人们面前，资本家的阴谋被粉碎了，他们不得不答应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同时，也展示了少奇同志的胆魄。事后，工人们都夸刘少奇同志一身是胆!

　　其实，彭德怀也因战争的需要与安源有了密切的联系，并在萍乡安源留下了一个动人的传说。

　　那是1930年的夏天，彭德怀率领红军部队来到大安里，他看到苏区的军民由于没有盐吃，个个没病没痛的却浑身软绵绵的，心里很难过。他想起了湘潭老家没有盐吃，就拆陈年的老屋熬硝盐，苦是比较苦，但总比没有盐吃好。于是，他就发动大家拆一些陈年老屋熬硝盐。果然熬出了白花花的硝盐。

　　尽管熬出了硝盐，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彭德怀的心里很不平静、很不轻松。他晓得，能熬盐的土墙是有限的。另外，吃了这种盐，时间长了，是会伤身体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带着警卫员在一些财主劣绅的屋前屋后悠转开了。人们见他这里转转，那里看看、走走，都以为他在看地形。就问他：“彭军长，又要打仗了吧?”彭德怀只是笑笑，闭而不答。寻来寻去，终于在东安里的一个大财主家里挖出1000多斤食盐。接着，他又在伪乡公所墙的夹缝里找出了更多的食盐。

　　这下，人们才恍然大悟。一位白发老翁有板有眼地说：“彭军长，能未卜先知，又有一双火眼金睛，真实活神下凡!了不得、了不得呀。”

　　此话传到了彭德怀的耳朵里，他哈哈一笑，说：“我不是神仙，而是地仙(就是风水先生)。大家应该知道，盐这个东西，怕水浸，易返潮。这几天到处转，发现不该潮的地方潮了。就试一下，果然有货色。我哪里是什么神仙呢，而是地道的地仙吆!”

　　“你怎么晓得这班家伙藏了盐呢?”有些人仍疑惑不解地向彭德怀问道。

　　彭德怀又是哈哈一笑，说：“我们要吃盐，财主土豪就不要吃吗?他们害怕买不到盐，当然会大量的藏匿。现在，他们都逃到城里去了，金银财宝可能会带走一些，这盐么，总不好也随身带吧!所以，我们就采取了这种办法。”

　　彭德怀的一席话，说得大家直点头，人们打心眼佩服他。感到这位军长真会动脑子、真是有办法。从此，彭德怀在安源找盐的事情就成为美谈，成了后来人们传诵的动人故事。

　　“小石头砸破大水缸!”

　　“同志们!别看我们现在的队伍人数还很少，力量还很小，但‘小’并不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现在就像一块‘小石头’，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奋斗，壮大我们的队伍，我们就一定能够砸破蒋介石这个‘大水缸’!”

　　这是毛泽东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在给干部战士讲话中一个形象比喻。道理讲的既透彻，又明了，起到了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

　　应该说，部队在经过了萍乡的芦溪战斗后，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队伍士气一直不高。按当时的说法是向井冈山进军，而实际上是一次“溃败”，是一次退却。按当时的统计，那时的部队只剩下不到1000人了，而且在一天一天的减员，行军途中仍有不少人携枪逃跑，形势十分严峻。

　　据《走向井冈山》中记载：

　　那时的毛泽东拄着拐棍跟着队伍吃力地走着，两只化脓的脚越来越严重。后来到井冈山以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宛希先同志，几次催他坐滑竿(是当时特地为他准备的)，他都拒绝了。他清楚地知道，在这种艰难的景况中，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统帅，他的言行将直接影响整个部队。毛泽东也深知带兵的艰难。眼前部队遭受了挫折，军心涣散，加上伤兵增多，逃兵增加。要带好这支部队，首先必须稳定军心。只有稳定了军心，才有将来发展和出击。毛泽东平生立足于从事农运工作，很少涉足于军事。此次暴动，特别是近期的几场战斗，部队有了很多的牺牲，特别是部队内部领导层的意见，又是那么不统一，以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俊为首的有旧式军阀作风的“领导们”，又是那么顽固地坚持他们的错误主张，甚至他们一直抱怨说什么：

　　“尤其使人困惑的是湖南省委根本不懂军事，瞎指挥，竟派了一个教书先生来统管军队，事事都要请示他，把咱这些搞军事的人凉在一边，没有个性、没有自由，我们还算军人么?”

　　“人家是前委书记，全权负责指挥军队。咱这些人就像香炉子上的菩萨，好看不好吃。什么团长呀、师长呀，官衔倒不少，没有半点用处!”

　　“为什么上级派一个‘教书匠’来领导军队?!哼!以后咱们走着瞧!”。

　　所有这一切，对于毛泽东这个文弱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丧气。凭着他的胆略和胸怀，以及平时他所学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他仍然那样坚定地率领着这支部队继续前进着、前进着!特别是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变得那样冷静、那样深邃。他反复地思考着下一步的思路，决定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对部队进行一次整编和思想教育。

　　然而，现实就是现实。部队依然是这样地走着。毛泽东拐着脚，艰难地行走在队伍的中间。呈菜色的脸容，使他变得越发憔悴。

　　那是在快到莲花县城的一天，部队安全地到达了甘家镇。毛泽东传令后续部队就地待命，嘱咐陈皓与师部联系，安排部队宿营一事。自个儿领着特务连副连长张宗逊信步走进小街。

　　甘家镇是一个由四五个村庄组成的小镇，足足有百十户人家。毛泽东眺望着鳞次栉比的青砖瓦房，随意的走进几家伙铺。见房子里的房东去无踪影，只听得战士们搬床板、铺铺草的喧闹声。

　　“老百姓都到那里去了?”毛泽东随意地问三营营长张子清。

　　“部队开进后就没有见到过老百姓。”张子清答道。

　　“是师部下令要你们住到这里的?”毛泽东神色变得冷峻起来。

　　张子清点了点头，没作任何解释。

　　毛泽东走出街心，远远地望见几个战士在一块旱地里寻找什么东西。

　　“他们在寻找什么?”毛泽东挥着手，问道。

　　“战士们饿得慌，在地里刨红薯充饥。”张子清答道。

　　“乱弹琴!”毛泽东愠怒地嚷道：“咱们是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怎么能做有损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呢?赶快派人去制止，不允许这样做!”

　　张子清羞红着脸，应了一声“是!”转身离去。

　　毛泽东满脸怒容地来到师部，见余洒度几个师领导躺在床上，屋子里弥漫着阵阵酒香气。毛泽东紧锁眉头，不满地走出师部，来到小镇外。

　　“传令部队，到这里集合，我有话讲。另外，派人去叫醒余洒度，就说我在村东头等他。”毛泽东下命令后，张宗逊立即嘱人四处通知。部队三三两两，渐渐地集聚在村东头。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猛地吸了两口。一缕青烟，从嘴边升起。余洒度、苏先俊等人在卫兵的簇拥下，来到村东头。

　　毛泽东锐利地眼光投向余洒度布满阴霾的脸上：“余师长，部队驻扎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冷冷地问余洒度。

　　余洒度涨着血红的脸，张睁着睡意惺忪的双眼道：“师部已经作了安排，就地宿营，安置在老百姓家里。”

　　毛泽东接着又问：“安排在老百姓家里，是否与老百姓已经协商好了?”

　　余洒度见毛泽东书生意气，轻蔑地一笑：“老百姓都跑光了，到那里去协商?非常时期，就得非常处置。”

　　“既然部队都驻扎下来了，余师长也作了安排，小镇上伙铺多的很，住后续部队绰绰有余。我看部队就住在这里。”三团团长苏先俊见余洒度难堪的样子，帮忙着解释道。

　　“不行!”毛泽东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房子是老百姓的财产，不经老百姓的同意，咱们绝对不能住。往后我们还在这一带打游击，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咱们就无法在这里站住脚。”毛泽东将烟含在嘴里，又吸了两口，说：“余师长，赶快命令部队搬出来，老百姓的东西一点儿都不能动。部队是讲纪律的，没有纪律，部队就是一盘散沙。”

　　毛泽东见部队都集合好了，扔掉烟头，站在草坪上，大声地讲道：

　　“同志们!我们总算摆脱了敌人追剿，顺利地到达了莲花县，井冈山已近在眼前了。”

　　他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继续说道：

　　“同志们!部队艰难转战，大伙都辛苦了。要革命就不要怕流血流汗。咱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部队，是为广大劳苦百姓打天下谋利益的仁义之师。眼前的革命的确是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是，挫折总是暂时的，就像天上的乌云一样，它总是遮不了太阳的。

　　“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好比一个‘小石头’，而蒋介石呢，就好比一个‘大水缸’。别看石头小，但只要用小石头使劲地一砸，水缸就会破了，水就流光了!我们现在队伍的人数虽然很少，但我们将来一定能够强大起来!我们一定能够会打破蒋介石这个‘大水缸’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井冈山地区，将来我们还要在这一带打游击，建立巩固的革命大本营。我们要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老百姓，支持我们的革命。我们只要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能站稳脚跟。大家都知道，人民军队好比鱼，老百姓好比水，咱们和老百姓的关系是鱼水关系，鱼那能离开水呢?刚才，我到镇子上转了一下，有不少战士闯入老百姓的家，不分青红皂白，随意动老百姓的东西，有的甚至跑到后山上，挖老百姓的红薯吃，这种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咱们是革命军队。一支军队如果没有铁的纪律，要取得胜利只能是一句空话。远的不说，就说近代的洪秀全，他领导的太平天国，也有严明的纪律。所以，他领导的军队，从广西出发，打遍了大江南北，所向披靡，最终占领了南京。他之所以取得胜利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铁的纪律。如今咱们刚刚走进井冈山山区，就侵害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能欢迎我们吗?因此，我宣布，凡是住在老百姓家中的部队一律搬出来，不允许有任何侵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发生。咱们借老百姓的门板，就在街上宿营。另外，尽快把藏在山里的老百姓找回来，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

　　毛泽东的一番讲话，博得了干部和战士们的一阵阵掌声，大家普遍感到心里很开朗了，平时的那些思乡情绪，怕死的情绪，怕苦的情绪，以及革命到底能不能成功?这样下去是不是真革命，是否可以得到好处的疑虑情绪，都在逐渐地消除。

　　尽管当时的干部战士识字不多，也说不出多少道理。但经过毛泽东这么一讲，心里犯嘀咕的事少了许多。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部队以顺畅的心情开始走向三湾，走向井冈山!

　　遂川县苏维埃主席台两侧的对联

　　然而，到了井冈山，部队应该怎样开展工作?如何把农民兄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如何使我们的部队有饭吃?这些赤裸裸的生存问题，现实地摆在工农革命军领导特别是毛泽东的面前。

　　面对着这些具体的又事关部队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毛泽东开始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使得农民兄弟对打土豪、分田地，有了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参加革命当红军的热情愈加高涨。于是，便有了下面这副既有煽动力又有革命豪情的楹联：

　　那是1928年1月5日，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成立工农兵政权，在主席台的两侧悬挂了经毛泽东亲手改写的一副对联：

　　“想当年你盘剥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

　　到今日我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从这里既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人民的挚热情感，又可以看到他对农村生活的深厚体验。因为，他非常清楚在黑暗的旧社会，在封建制度下，地主老财就是像楹联中所说的那样压榨贫雇农，好了再求好，多了还求多，永无止境。简直达到了《红楼梦》“好了歌”中写的“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生只恨聚无多，聚到多时人去了”的境地。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就是当时的地主老财聚财敛财实际心理的真实描述。

　　时至今日，到了今天农民兄弟扬眉吐气的时候了，那还能怕呢!那还能没恨呢!!……、

　　“当兵就要当红军”

　　毛泽东和朱德先后来安源，招募了许多的新战士。其中，在“扩红”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当兵就要当红军!”

　　中国的传统俗语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当兵为什么要当红军呢?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是什么样的兵呢?看了这个口号，谁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引起思索。这正是毛泽东及其下属留给人们的思考，正是宣传艺术的魅力所在。

　　当人们怀着疑问心情询问“扩红”战士们的时，他们就慷慨陈词地向人们解释着：

　　“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

　　“红军是为了大家都吃上饭的队伍，是为了大家都有田种的军队。

　　“红军内部官兵是一致的，从来没有打骂体罚的事情。

　　“只有参加红军，才能打碎这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红军是天下最好的军队，有了红军我们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

　　就是这样一个敢于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的口号，一个具有宣传艺术魅力的口号，撼动了多少优秀儿女的心。

　　曾几何时，有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就是死在疆场上，也没有一点后悔之意!

　　这口号，就是现在读起来，也倍感亲切。因为，它是坦诚、是力量、是号角，更是艺术。

　　哭烈士、悼烈士

　　毛泽东既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更是一个非常讲感情、重感情的人。特别是在他的战友为了革命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他的内心充满着极度痛苦和思念。其中，哭王尔琢就是典型的一例。目前，在井冈山博物馆里还保留着他当年“哭王尔琢”的一副楹联。

　　王尔琢，红军第28团团长。

　　1927年8月，二营营长袁崇全带领二营叛变，而且带着所属部队开始逃跑。为了追回这些变节的人，特别是那些无辜的战士，王尔琢只身去追那些人。8月26日，王尔琢在追回部队返回时，在江西省崇义县思顺圩被叛徒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

　　当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后，悲痛至极。随即，他作联一副悼念王尔琢：

　　哭 王 尔 琢

　　“一哭同胞，二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这字里行间，字字表现出毛泽东对战友的无限思念。

　　而且，这副长联是毛泽东亲自拟就的，由陈毅同志亲自书写的。1928年10月的一天，红四军在江西的宁冈县举行了追悼团长王尔琢的大会，会场的前面，摆放着边界党、政机关和各领导同志书写的挽联。而毛泽东写、陈毅书的这副挽联，蓝地白字，非常的醒目，非常的引人注目，起到了教育和激励后人的良好作用。

　　毛泽东博学多才，特别是擅长楹联，并注意用楹联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情感。

　　人们都知道，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国捐躯。对此，毛泽东写了不少挽联来悼念他们。

　　1931年9月15日，红五军副军长黄公略在转移途中，路经江西吉安县东固山时，遭到敌军空袭，不幸中弹牺牲。当时，敌人的子弹正好打中他的上腹部，血流如柱，非常悲壮。毛泽东得知后，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亲自为追悼会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

　　堪恨大祸从天降;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

　　好教后世继君来。”

　　这挽联，既切亡者生平，又激励后人奋斗。文词洗练，言真意切，深切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1937年7月，毛泽东还为冀东抗日英雄杨十三同志书写了一副挽联。内容是：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对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这挽联，对仗工整，运字巧妙;讴歌先烈，笔酣墨饱;抨击敌人，一针见血，无不以辞见义，气势不凡。

　　对于这些楹联，就是今天读来，仍然是革命传统的好教材，给人促进和激励。

　　“黄埔”与“红埔”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来历。1931年10月，朱德、毛泽东在宁都县小布方面军总部，专门与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和红五军军长邓萍等谈了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事情。

　　毛泽东说：北伐时期，国民党有个“黄埔”，我们现在要办一个“红埔”，你们看怎么样?

　　他接着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这个道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虽有人民的支持和参加，但为战胜敌人，也需要办校、治军，学习战略、战术，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你们看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他的话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

　　根据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倡议，11月，中央决定，除了各地区、各部队继续办好教导队、随营学校以外，在瑞金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闽粤赣边彭杨红军学校第三分校、红一方面军教导队合编组成，全校共1235人。

　　1932年春天，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下设3个军事营、1个政治营，另有3个独立单位，即上级干部队、炮兵队和工兵连，有学员1000余人。历任校长都是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学校领导机关与学员队的领导干部，也都是从各部队抽调的优秀领导干部。同时制定了从战争实际出发、从部队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教育方针，使课堂与战场、学校与部队紧密相连;根据部队实际需要和情况变化，不断调整和充实教学计划与训练内容，以培养学员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精神、会组织指挥部队的进攻和防御作战为目的;训练方法灵活多样、政治教育废除灌输式，采取讨论式，教学相长，能者为师;军事训练采取精讲多练，实兵对抗演习。

　　从1931年秋----1933年秋，共办了6期，培训了10000多名军政干部，极大地增强了红一方面军干部队伍的建设。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红军的扩大，为便于教学的组织实施和分层次有重点的培训各级干部与各类专门人才，1933年10月，中革军委下达了分编扩大红校的命令，以红校高级班(学员为有两年以上实际经验的团以上干部)和上级干部队(学员为有两年以上的连以上干部)为基础，改变为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以红校第五期学员编成的团队改编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红军第六期学员编成的团队改编为第二步兵学校。以红校工兵营、炮兵连、重机枪连、防空连和装甲连为基础，改编为特科学校，主要训练工兵、炮兵和骑兵任务。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设训练部、政治部、和校务部，教职员不超过20人(亦说只有16人)。至长征前只办了3期，开设高级指挥科(学员主要是师以上领导干部)、上级政治科和上级指挥科(学员主要是营职领导干部和少数团职干部)、上级参谋科(来自各部队的各级参谋)。1934年秋，准备招收第四期学员时军委下达了长征行动的命令。为了继续有效地保存和培养干部，军委决定将红军大学、特科学校及两个步兵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陈庚为校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在长征中，该校命名为干部团，下设一个上级干部队(培养营、团军政干部及地方干部)、一个政治营(培养连级政工干部)、一个特科营(培养特种兵干部)和两个步兵营(培养连排级军事干部)。上级干部队分为军事指挥科、政治科和地方工作科。

　　“黄埔” ---- “红埔”，这诙谐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既鲜明又通俗易懂，既说明了两个阵营的不同之处，又说出了办学校的重要性。创办红军大学这个后来事关中国革命胜利的重大决策，就是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产生的、作出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泽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声洪亮的声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从此诞生了!

　　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美帝国主义就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在这关系到我们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是战、是让、是忍?毛泽东需要作出回答!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逆转。10月1日，美伪军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大举进攻越过三八线，妄图吞并全朝鲜，形势十分危机。

　　就在这个关键的危机时刻，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想到了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金日成日夜兼程来到了苏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苏联出兵支援朝鲜。而就是这个苏联的“老大哥”的代表，则示意金日成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去商量商量。

　　斯氏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我们苏联是个大国，现在还不能出面。因为，我们一出面就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难道“小国”就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么?!难道中国就是一个小国么?!

　　然而，不管怎么说，金日成毕竟是到了难处，朝鲜人民到了难处!这个“球”踢到了毛泽东的跟前。是出兵?还是不出兵?

　　举步维艰!但又必须作出决策!

　　中国，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经历了8年的抗日战争、3年的解放战争。整整11年的战争状态，其中死了多少优秀儿女，而没有牺牲的大都是那些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指战员。

　　出兵，就意味着流血、意味着死亡。这一点，谁人都很清楚。

　　毛泽东作为一个在中华大地上成长起来的革命领袖，作为讲究和格守“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道德的马克思主义者，难道真的坐视不管吗?

　　在这样一种非常为难的时候，毛泽东的确有好几个夜晚都不能入眠。这那能睡得着呢?最后，他作出了符合国家最高利益的最正确的决策。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以国家和世界作为己任的革命家和革命的领袖!

　　毛泽东说：“我们确有困难，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是，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呀!”

　　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当时苏联的一些人对此甚是悲观失望，对于朝鲜的求情，不以为然，有的反而还在那里说风凉话。他们对中国领导人说：“看来，金日成只有在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了!”

　　周恩来听到这个话说：“我们的毛主席是会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的，朝鲜就在我们的身边，美国人占了朝鲜，我们将永无宁日。看着美国人灭亡朝鲜，见死不救，这说不过去嘛!”

　　据说，这些话传到斯大林的那里的时候，斯氏感动的流下了眼泪。这不一定是真的，但完全符合情理。因为，这或许是激动，或许是内疚。因为，斯大林当时无论处于什么目的，的确是没有考虑中国人当时的情况。

　　然而，毛泽东以及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审势度时，作出了出兵朝鲜的伟大决策。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命令：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籍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由此而产生了符合毛泽东意图的符合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战争动员口号：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这词!动宾、动宾的结构，短短的八个字，把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心绪调整过来了，调动起来了!

　　上联：把任务和对象都一一明确了。

　　下联：把目的和与每个人的关系都一一明确了。

　　国与家，家与国。没有国，那有家?!

　　字字万斤。与自己系系相关。那还有不积极、不主动?那还能不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

　　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也加入了这个宏伟的人流，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慷慨赴死，无怨无悔。特别是那些包括毛岸英在内已经经过战火多次考验的指战员，他们明明知道“去”意味着什么。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不复还!”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跨过鸭绿江。

　　1950年10月19日至1951年6月，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役，迫使敌人退到三八线以南，并接受了停战谈判。之后，边打边谈。到了1953年2月27日，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鬼子”，终于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战败的“字”，收下了美国人应该得到的耻辱!

　　之后，美国其中的一个政要说：朝鲜战争，“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历史，就是现实。

　　朝鲜战争的胜利，使得朝鲜半岛重新出现了和平。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决策的无比正确，证明了毛泽东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魄和胆量。

　　如果换一个角度讲，假设毛泽东不作出当时的那种决策，优柔寡断，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很可能就是贻误战机，让战火烧到鸭绿江再匆匆忙忙组织抵抗，即使胜利，那么东北不可避免地将再次沦为战场，新中国所受的损失就不知道增加多少倍，朝鲜的独立和解放也就更加困难了。

　　然而，具有历史缺憾的是，就是在毛泽东这八个字的巨大感召力下，他自己的爱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毛泽东，就这么一个健康的儿子。而且在苏联留过学、打过仗、做过工。

　　一个父亲，老年丧子，是何等的心情。

　　中国的历史文化一再表明，男子汉的人生有三大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

　　此时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人，一个男子汉、一个慈祥的父亲。毛岸英的牺牲，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打击，人们不难想象!!

　　悲哉!壮哉!

　　如果我们仅从一个父亲、仅从一个君主、一个仅为了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特别是为了自己统治利益领导人的角度，来对待和认知毛泽东的话，那是非常幼稚的，也是得不到正确结论的。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以世界的发展为最高的准则。

　　因此，他在1935年10月的《念奴娇、昆仑》词中就说道：

　　“……”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谴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11月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志愿军总部遭到美机的轰炸，毛岸英不幸倒在凝固汽油弹的熊熊火焰之中，献出了年青的生命。爱子毛岸英就这样走了，而且走得那样惨烈、悲壮!

　　毛泽东听到后，哭了，真的哭了，一个领袖的泪，一个不愿让别人看到的父亲泪!

　　谁能理解里面的真正内在含义呢?

　　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在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沉默、抽烟、含着泪花说：“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这个就不要急着告诉思齐。(刘思齐，毛岸英的妻子)”

　　“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就这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毛岸英同普通战士一样，他的忠骨埋在朝鲜平安南道志愿军烈士陵园，跟他安息的一起的还有134名中华儿女。毛岸英的墓在最前排的正中间。墓前石碑上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背面刻着：“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励着青年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1959年，在刘思齐的请求下，毛泽东自己出路费，安排邵华(毛岸青之妻)陪同刘思齐，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赴朝鲜为自己的丈夫扫墓，了却她作为妻子的心愿。

　　自从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更加疼爱自己的儿媳妇，见到她哀思而憔悴，毛泽东就安慰她说：

　　“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而牺牲。”

　　1960年1月13日，毛泽东给儿媳刘思齐写信：

　　“思齐儿：

　　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

　　平安

　　父字一月十三日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父亲。当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内疚地对他谈起没有照料好毛岸英时，他久久地沉默着，一支支抽着烟，抬头凝望着窗外那已经萧条的柳枝，轻轻地念叨着《枯树赋》：

　　“……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26年后，毛泽东在弥留之际，所吟诵的最后一篇文学作品，也是这首南北朝著名文学家庚信写的《枯树赋》：

　　“……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

　　根柢盘魄，山崖表里。

　　桂何事而消亡?桐何为而半死?

　　……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谁又能知晓：毛泽东为什么对《枯树赋》中这几句念念不忘，是不是在弥留之际又想起了自己的爱子呢?人呐，老人呐。谁解其中意?

　　这，是令人不可忘怀的一个事情。

　　革命领袖毛泽东、才华横溢毛泽东，他对事物的表达方式是与众不同的。

　　打土豪、分田地

　　1927年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于早饭后首先到达文家市，击溃了文家市团防局清乡队，砸烂团防局牢房，救出了陈盛龙等一批革命同志。随后，一团也进入了文家市。下午，攻打浏阳没有成功而被敌人打散了的二团战士，由二团二营营长吴杰和六连连长熊坤带领也赶到文家市集合。一、二、三团的所有部队到达文家市后，他们在文家市烧了大地主彭伯堂的看花楼，分了他家的盐和谷。同时，打开了过去一直由土豪劣绅把持的文家市积谷仓，把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并根据分工组织部队进行了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

　　其中，“打土豪、分田地”。这是一副镶嵌在文家市里仁小学砖墙上的红军宣传标语。

　　据解说员说，这副宣传标语，是目前我国保存完整的第一个也是红军第一次写出来的宣传标语。它说出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写出了毛泽东关于如何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闹革命的政治谋略。

　　毛泽东十分关注农民问题。因为，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国问题的公式应该是：

　　中国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执政问题。

　　也就是，谁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谁解决了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谁就取得了中国问题的发言权和执政权，谁就是胜利者。反之，就没有发言权，就是失败者，就没有资格来执政。

　　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农民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首先，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三亿二千万农民的拥护和帮助，国民革命，惟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才能成功。因为，农民人口要占80%。

　　其次，中国现在还是农业经济，大部分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受压迫最重的是农民，亟待解决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

　　第三，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只靠工人孤军奋战，是以前几次革命行动失败的最大原因。

　　第四，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自由平等。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问题进行准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对这个至关中国革命胜利与否的大事作了详细的阐述。其中，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两篇文章中，对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又进一步地进行了阐发。

　　他说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紧接着，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说：

　　农民问题中的中心问题，又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为此，毛泽东在《农民问题讨论案》中，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认为，要杜绝农村骚动不安的现象，惟有满足农民土地要求，进行土地革命。

　　到了1927年4月的土地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初步形成了初步纲领：

　　1、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

　　2、确定没收土地的标准及如何分配土地的方案;

　　3、建立农民的政权以便进行土地的没收和分配;

　　4、规定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

　　5、解决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的问题。

　　也就是说，至此，毛泽东已经把农民问题和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土地问题，考虑得比较成熟、比较完整了。从而，使我们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的基础;使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从根本上明白了在革命的过程中“依靠谁和怎么依靠”的基本问题，明确了具体路子。

　　毛泽东充分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启发和调动了中国亿万农民的革命觉悟和参加革命的积极性，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全国解放以后，又用二、三年的时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促进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繁荣和社会进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考察，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解决了农民问题的革命家，其丰功伟绩完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从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口号的喊出、贴出，到1929年秋天，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他致力于解决农民问题的思想和路线一直没有更改，具体的办法一直在坚持。这种始终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始终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宗旨和行动的纲领，也成了我们这支军队影响和带领人民的具体办法。就是在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混战的时候，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用词的形式，将当时的情景描写得非常清楚。农民就是在这种得到实际利益的过程中，参加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然而，毛泽东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考虑，到底是什么?有人分析认为，除去毛泽东自己就出身农民，知道农民的疾苦，需要从这里入手之外，其智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历史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东汉王莽的一些政治主张。

　　在以往的历史上，大多数的史学家，一直认定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戚篡位建立国号“新”的窃国大盗。对此，毛泽东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在广东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中记载，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评价王莽的：

　　“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文人----范晔、班固、班超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并不是一个怎么不得了的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很诚恳地的态度来研究。‘均田制’就是王莽时提出来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就是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岂非不明乎?

　　“以后的地主阶级看到王莽所引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人，取而代之。而刘秀于是就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刘秀取得了胜利，此盖因王莽所代表着农民利益耳。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及至兼并盛行、提地集中，逼得人不堪其苦。东汉末年虽有黄巾之乱。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汉高祖先如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盖指少数地主阶级而言的。以后王莽出而提倡‘均田’，代表多数农民的利益的。这时高祖的外戚、宦官、王侯等人，辄取乡间收买土地，遂成地主。此时见王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他们恐慌了，遂起而勾结多方势力，以刘家宗族刘秀为号召，南阳一役，王莽遂大败，即农民阶级被地主阶级所败。

　　“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废井田’，造成贫苦农民下无寸土，甚至无立锥之地。他认为，只有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使贫者有其田，人人有田耕、有屋住，才能均贫富。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确实是想解决中国数千年‘患寡不患均’的问题，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确属罕见。然而，这在当时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里，这种‘大同思想’充其量只不过是空想而已。”

　　毛泽东在对这个问题透彻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如下结论。他继续说道：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所以，他最后号召我们党的所有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地研究农民问题，并将这个基本的思想运用到“扩红”之中。因此，就有了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和口号。实际上，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也正是这“六个大字”，才唤起了中国广大的劳苦大众起来，义无返顾地跟着毛泽东去浴血奋战!

　　而王莽又是何许人也?

　　王莽，(前45---后23)新朝的建立者(8---23)。字巨君，汉元帝后侄。初以外戚掌汉政，成帝时封侯。公元5年毒杀平帝，自称假皇帝。次年立孺子婴为太子。初始元年(8年)废汉称帝，国号新。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为“私属”，均不许买卖，以图阻止土地兼并。实行‘五均六’，屡改币制，企图节制商人盘剥，缓和社会危机。恢复五等爵，更改官制。法令苛细，吏治腐败，赋役繁重，造成社会经济混乱，引发绿林、赤眉大起义。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被杀。新朝崩溃。

　　不管史学家当时或者现在怎么说，从代表农民阶级根本利益的角度来看，王莽作为统治者当时实行的“均田制”，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政治的开明。王莽也应该因此而得到一定的肯定和褒扬。

　　毛泽东对此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有见地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始终考虑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党性的一种表现和自然流露。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考虑，而老是按照当时封建社会的传统习惯，皇帝的外戚不能掌权的思维定势，那么，王莽的举措肯定是一种大逆不道，是一种窃国的行为。因此，也决不会有像毛泽东这样的评价!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有新的体会。应该说，江主席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秉承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意志和基本主张，把始终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大方略。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和所有党员，不按照江主席的“三个代表”的指示去实践、去规范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那么，我们党就有失去执政资格的危险!

　　纪念孙中山及抗日阵亡将士联

　　1937年11月。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大会。一方面是纪念孙中山的诞辰，一方面是追悼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郝梦龄、刘家琪等将领。会议的名称是“纪念孙中山诞辰及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

　　开会的头一天的晚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找到郭化若，说是为了布置会场，请了几位老同志起草对联，要他去书写。

　　郭化若来到一座大厅内，由于天气很冷，屋里烧了一盆木碳火，笔墨纸张都已经准备好了。

　　郭化若看了一下起草的对联，觉得写得有点不太妥，但又不敢改，便建议送毛泽东审查。

　　大约凌晨一两点钟，送来了新的对联稿，这是毛泽东亲自拟的，不但内容格式好，写在白宣纸上的毛笔字也分外生动有力。

　　在座的都惊叹毛泽东精力充沛，愈到深夜精神就愈旺盛。

　　毛泽东自拟的对联一副一副地由通信员陆续送来，一副比一副妙。

　　郭化若一副一副地照写下来。

　　等他写完，连一副对联“稿”也找不到，都被大家抢光了。

　　郭化若当时的记性很好，毛泽东自拟的三副对联都能背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能记起的是：

　　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

　　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云：侵略阵线是

　　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郝梦龄将军，也同样高度评价了平型关大捷。

　　郝梦龄，字锡九，1898年2月18日生于河北。

　　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分配到皖系西北边防军第三混成旅任排长，该部居住在蒙古的乌兰巴托。

　　不久，乌兰巴托(旧称库伦)战役爆发，郝梦龄随军参战，平息了白俄煽动的叛乱。

　　后来郝梦龄投奔了东北军，参加了两次直奉军阀混战。

　　郝梦龄虽是军阀出身，却能洁身自好，严于律己，绝少军阀恶习。

　　他生活简朴，不吸烟酗酒，不赌博狎妓，不纳妾娶小。

　　在他的部下有一位军械处长是郝梦龄的叔父。因偷偷纳妾，被郝梦龄遣返回乡。当且叔父来求情时，郝梦龄说：“在家里你是我的叔父，我以长辈待你;在军中您是我部下，我不能徇私情。”一时传为美谈。

　　郝梦龄在任郑州警备司令期间，官场常有宴会一类的应酬。对此，郝梦龄深恶痛绝，却又不便指责同僚，便想一办法，每次赴宴之时带着八岁的女儿同往，同僚们不便在女儿面前狎妓，只得作罢。

　　郝梦龄有着深切的爱民之心，在中原大战期间，天下大雨，道路泥泞，炮兵行动困难，有一名士兵强征老百姓一头黄牛，双方发生争执。郝梦龄闻后大怒，即命令将该士兵就地处决。

　　1937年10月11日，忻口战役正式展开。

　　日军第五师团团长坂垣四郎集中全部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组成“立体战争”的密集火力网，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

　　郝梦龄部中央地区战斗最为激烈，阵地上硝烟弥漫，弹片飞溅，土翻尘扬。

　　郝梦龄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到各处阵地督战。

　　官兵们见军长不惧危险，士气大振，与敌血战，后终因伤亡过重，忻口西北的南怀化东北204高地被敌攻占。

　　南怀化是通往忻口的要道，其东北高地被敌人控制，将陷守军于极不利的地位。

　　郝梦龄随即组织部队反攻，以期夺回阵地，他来到在南怀化作战的第322团，对官兵们说：“一天不死，抗战任务一天不能算完。现在我都不怕死，你们大家都怕吗?”

　　官兵们齐声回答：“不怕!”

　　郝梦龄高兴地说：“将有不死之心，兵无贪生之意，这句格言，只有在凶杀恶战中才能体会出来。”

　　接着，郝梦龄来到第321团防守的桥头堡。

　　这是日军除南怀化外又一个主攻方向，战斗极为激烈，郝梦龄来到每一个战壕，慰问官兵，鼓舞士气。

　　南怀化东北204高地失守，事关全局，卫立煌与副总指挥傅作义令郝梦龄一定要夺回，并派陈长捷的晋军第61师前往增援。

　　郝梦龄与陈长捷相商，拟以优势兵力三面出击，从左翼进行迂回包抄，可稳操胜券。

　　13、14两日，郝梦龄组织了多次反攻，均未得手，第322团一营营长请求支援，郝梦龄指示：

　　“站在何处，死在何处!”

　　这时，第322团仅剩下100多人，郝梦龄命令将其编为一个连，并对他们说：

　　“先前，我们一个团守这个阵地，现在剩下100多人，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责任不算完。出发前，我已经给家里写了遗书。现在，我和你们坚守这个阵地，决不先退，我若先退，你们无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无论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就立即枪毙谁。”

　　15日夜，在一直未停息的枪声中，郝梦龄接到卫立煌的电话。

　　卫立煌说：“南怀化是第9军与友军的接合部，影响甚大，必须恢复。”

　　郝梦龄于次日凌晨，于刘家琪师长复临南怀化阵地。当有人劝他休息一下时，他说：“我是来休息的吗?”

　　这时，天已经破晓，日军又开始了猛烈的攻击，郝梦龄和刘家琪指挥作战，不幸中弹，双双死在阵地上。(背景资料：《毛泽东和他的军事高参》)

　　两位将军的牺牲，震惊了全国。同样，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赞扬。

　　于是，也就有了毛泽东亲自拟写的上述对联。

　　吟诗论“中苏”

　　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苏联大使尤金。

　　毛泽东当时是谈天说地，海阔天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说到高兴之时，毛泽东主席随口吟诵了这样两句诗：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说完之后，毛泽东没有对这诗句进行解释。

　　翻译不懂得其中的含义，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只好就句子而句子地直译了其中的意思。

　　当然，尤金听了以后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诗的意思。

　　然而，毛泽东在哪个时候----中苏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吟诵这样的句诗，寓意是极其深长的。

　　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首诗的来历。有人甚至认为是毛泽东所写的。也不好问毛泽东，只是在那里点头。(背景资料《落日余辉》)

　　原来，这首诗来源于“六尺巷道”的故事。

　　作者是清人张英。

　　张英，1627年---1708年，桐城人，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一次，他的家人修治府第。因地界不清，与方姓的邻家发生了争执，几乎酿成流血事件。方姓家族也是大姓望族，家里也有做大官的。于是乎，也不甘示弱，并自感有理，一纸诉状，告到了官府。因双方的家庭背后都有一定后台，县衙的县令不敢贸然断案。

　　张英的家里，知道方姓家族告到了官府，害怕自己家里吃了亏，便立即给张英写了一封书信，将家中的情况全部地告诉了张英，并说明，这府第的地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没有也不能有半点理由让给别人。一定要张英想办法，保住自己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

　　张英在北京，接到家信后，认真地阅读，得知了其中的情况后，然后认真地进行了一番思索。感到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决定以诗代信，写了一首诗。诗云：

　　“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的家人接信后，对他写的诗进行了认真地分析，仔细品位了其中的含义。随即遵嘱让出了三尺土地，以示不再相争。方姓家族看到张家这样处理这个事情，自感有不妥之处。也随即仿效张家的做法，亦让出了三尺土地。于是，就成了六尺的巷道。此事，一时传为美谈，人们津津乐道。

　　到目前为止，老百姓经常说道的“亲戚礼道”中的“礼道”，就是互让三尺土地而成的“巷道”。至目前，我国北方大部分村落的建筑，依然还都有“六尺巷道”的印记。

　　针对当时的中苏关系，毛泽东在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吟诵这段诗句，寓意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当时的尤大使未必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深刻寓意。

　　“龙马”精神

　　我军的第一个工兵连，是以安源路矿工人组建的。

　　毛泽东当时还给这个连队讲了话，告诉我军第一个工兵连的同志们：要发扬白龙马的精神，把革命驮到胜利!

　　那是1931年初，毛泽东针对长沙的战斗攻而不克问题，甚是费神。他认为，长沙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由于“敌之工事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八九层”，而红军“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因此，毛泽东等人都在考虑这个重大问题如何解决。

　　红一方面军开到安源后，毛泽东要郭化若等人去做群众工作，以筹款和“扩红”。

　　安源的工人们觉悟比较高。这使得郭化若等人非常高兴。

　　由于安源路矿工人，从1898年德国和日本在这里开工厂后，他们一直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工作和生活，加上工运搞的不错，所以，工人的阶级觉悟自然是高的。也正是由于他们所从事的产业，使得他们中间有好多人懂得“爆破”等技术。

　　有一天，郭化若等人找到了一些炸药，也找到了一些懂得爆破技术的工人。于是，他作为毛泽东的高参，心里在想，要把这些同志组建起来，不就是我们需要的工兵连队么!

　　于是，他就将这个想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了郭化若的汇报，眼睛一亮，说：“化若算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朱德总指挥听了以后，也非常地高兴，说：“要得!”

　　他以特有的地方方言继续说道：“我们确实要有一个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能炸碉堡、能挖防空洞的工兵队。”

　　经过朱毛的同意，郭化若立即开始组建工兵队。

　　郭化若找到安源煤矿的工会，让他们将懂技术的工人同志逐一推荐出来。到了中午时分，一共推荐了140多人。

　　这些人全都衣衫破旧，蓬头垢面，参差不齐的年龄就像乞丐帮部落中的乌合之众。他们中最大的30多岁，已经儿女满堂;最小的10来岁，差不多等于他们的晚辈。而且，确实有一家老小被推荐出来的，但都是自愿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来参加呢?

　　因为，当时红军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如果当了兵，不仅可以享受平等自由，而且还可以吃饱饭，有衣服穿、有田种。

　　郭化若将这一帮子人领到一处场地上，让他们自愿编组，推选出班、排长。就是这么一点小事，结果是东一堆、西一堆，吵吵嚷嚷了半天，才做完了这么一点小事。班排长也推选出来了。

　　这时，郭化若按照部队的规矩，喊了集合的口令，要他们集合。结果是一个动弹的也没有。因为，部队集合的“稍息”、“立正”、“向右看齐”等口令，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郭化若耐心地介绍了立正、稍息等口令的动作要领以后，并且要求他们照着去做时，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郭化若没有训斥他们，而是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用富有感情和煽动性的话语，大声说：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光荣的红军战士了!你们应该按照我们红军战士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动，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是人民的部队，因此，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该有人民部队的样子!”

　　晚饭是在工兵连的食堂吃的。并不丰盛的饭菜，却使矿工们感到是在过年，人人都吃得很饱。比之于他们贫困潦倒的生活，这真得的是一步登天了。

　　被推选出来的代理队长是矿上的锅炉工，以力大无比在矿工中享有盛名。矿工们都喊他李长子，而实际上他的真名是李桂生。

　　郭化若领着他见了朱德、毛泽东。

　　毛泽东很和蔼的问他：

　　“你认不认得我?大约在10年前，我曾经三次到了你们的矿上。”

　　略微遗憾的是这个高个子锅炉工，并不认得毛泽东。他摇摇头，说：

　　“记不起来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郭化若带着这些懂得爆破的矿工们进行了训练，尽量使他们像一个红军战士。

　　工兵队自己成立了伙食单位，单独起伙开饭，每个人都有监督军官是否克扣伙食的权利。这一招，使他们感到非常的惊奇!许多人说：

　　“自从生下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呢!这红军当得值!”

　　比之于大多数的农民士兵来说，工人的接受能力非常快，热情非常高，精神饱满。几天的所见所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悄悄地向郭化若透漏了一些情况，郭化若高兴异常。

　　他们搞到了整整一百担炸药!

　　同时，朱毛方面军总部驻在安源的这段日子里，没有像以往那样斗争那些剥削者，既没有没收他们的财产，也没有押着他们到处游街，使得那些剥削者感恩戴德。

　　作为回报，这些人也向红军捐送了大量的钱粮和其他物品。

　　毛泽东非常满意郭化若等人的能干。他看着堆积如山的一百担炸药，脸上重新露出了人们那种熟知的平和的微笑。

　　在朱德和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郭化若的工兵队编在了军团直属队中。这个工兵队，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第二团第一连。

　　正式成立工兵队，任命队长和党代表时，朱德和毛泽东不仅都参加了会议，而且都分别作了重要的讲话。

　　工兵队成立的大会上。

　　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用他那特有的湖南口音讲了话。战士们听了很受鼓舞。因为，在台下坐着的人大都是萍乡人、安源人，与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只有一两百里路，同属于一个方言语系，话的方言和用词习惯都是一样的，他们一听就能听懂。

　　毛泽东说：

　　“你们知道《西游记》吗?你们知道孙悟空吗?

　　“《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到西天去取经，其中，他们那里头还有一匹白龙马。这白龙马是大海的一条龙变成的。为了使唐僧取经成功，它宁可将自己变成一匹马。

　　“你们别看这马，起的作用可大了。历经艰难险阻，终于驮着唐僧取经成功。

　　“你们应该要像那匹白龙马一样，就是驮着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向前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直至把中国革命驮到最后的胜利。

　　“同志们，你们的使命重呀!我希望你们也非常坚定地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把中国革命驮到最后的胜利!直到驮出一个新中国来!”

　　毛泽东接着问到：

　　“大家能不能做到?”

　　“能!”台下异口同声地答道。

　　工兵队成立几天后，就受领了战斗任务。战斗中，他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国民党士兵在战斗结束后惊呼：红军一夜间就有了新式武器，了不得呀、了不得!。

　　我们可以“骂娘”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是世人都知道的。

　　特别是他们在庐山会议上的那一场争论，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同时，也经常有人因为那一场争论----利用毛泽东给彭德怀所写书信加了按语的“彭德怀意见书”事件，而不时地编撰和演绎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种种猜测。

　　其实，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早就非常清楚。毛泽东是湘潭人，彭德怀也是湘潭人，两人是同乡。彭德怀比毛泽东小五岁，与毛泽东基本是同时参加革命的。在多年的征战生涯中，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也多次赞扬过彭德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地头蛇”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封电报，主张给马家的骑兵一个有力的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电文中“山高路远沟深”之句。彭德怀随即率军对马家骑兵进行了有力的打击。毛泽东闻讯后，随即写了一首六言诗以赠彭德怀。其中，首句将电文中的“沟深”改为“坑深”：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弛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据《彭德怀自述》中说：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的赞扬诗后，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把原诗送给了毛泽东。这说明了彭德怀的心胸，表明了他不居功自傲的品德。同时，也表明了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

　　彭德怀心地坦荡，刚正不阿，敢于直言无忌，也是众人所知的。

　　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有的同志对彭德怀具体组织的“百团大战”提出了不公正的批评。对此，彭德怀十分恼火，越想越气。要周恩来做中间人，与毛泽东交换一下意见。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毛泽东说：“咱们定下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

　　“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有向你通气，事后又没有向你解释。”

　　“‘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也是同意了的。如果讲到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动作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毛泽东说得真切，说得诚心，说得击中要害。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这些话，积在心里的不解和埋怨顿时烟消云散。因为，他觉得既然毛泽东这样高姿态，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因为，他毕竟是自己敬仰的领袖，是自己一直信赖的统帅，是自己一直拥戴的领导核心。

　　彭德怀愉快地表态：

　　“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的奖赏，有主席今晚的这些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撼了。”

　　“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是个直性子，倒是我对主席有误会，甚至有些埋怨情绪，还是请你原谅我这个大老粗呀!”

　　毛泽东听了以后，欣慰地点一点头，开心地笑了。

　　其实，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个人的相互友谊和了解，是别人难以明白的。

　　有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彭德怀对那些自称有学问的人，郑重地说：“我敢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只有毛泽东一人。”在遵义会议召开的前夕，彭德怀还埋怨毛泽东说：“仗都打成这个样子，老毛你为什么不管呢?”

　　听了彭德怀的话，毛泽东只是苦涩地摇了摇头。因为，毛泽东这时在党内还没有决定权，说了不算数。

　　1947年6月，转移中的中央纵队在天赐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前谈古论今。毛泽东说：“小时侯，我喜欢看《三国演义》，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就没有一个农民的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去赞赏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三国演义》是我读得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楮(魏将)好象就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那个都比许楮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彭老总。”

　　再加上“唯我彭大将军”的赞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任和赞扬，是从心里出的，是真诚的，一点掩饰都没有!

　　然而，遗憾的是庐山的那一场斗争，使得这两位领导人真挚关系留下了终身遗憾。

　　庐山。江西现在的一种代称。世人说，相传在很久以前的时候，有匡氏两兄弟不知为了何种目的来到了这个山上，或许是为了生存，或许为了寻宝，或许为了逃匿……。不管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两兄弟在这个山上搭起了一个茅草棚，过起了生活，而且过得很自在。后来，人们就把这里叫作“匡芦”了。现在，人们约定俗成称地把“匡庐”当作江西了。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曾对周小舟说过：“小舟啊，等我老了，你就给我搭一个茅棚，以后我回来住住。”毛泽东当时说的茅棚，也就是从“匡庐”引伸而来的。

　　庐山，一个值得中国人思考的山，一个风景秀丽的山，一个历史文化遗产的山。

　　到目前，在庐山的纪念馆里，还留下了当时毛泽东1959年上山的时一个录像片。录像片是那样的真切。毛泽东当时是那样的从容和悠闲。他从武汉登上了轮船，上船时的情形是那样的真切，他迈着他那独有的悠闲步伐，很洒脱地走向轮船。随后上船的有来庐山一起开会的刘少奇夫妇和周恩来夫妇。

　　估计，他在上山时，是坐了汽车，而且车子开的很慢，会使人感觉到是走了一道弯又一道弯。上山后，他住在了蒋介石夫妇住的“美庐”，挥毫写下了著名的诗篇《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笼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园里可耕田。

　　从这首诗里，可以理解到诗人当时的心情也是洒脱的，同时又充满了一定的矛盾。“陶令不知何处去?”估计毛泽东心里是有一定的思考的。否则他为什么不知道“何处去”呢?

　　而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又给他写了一封为民请命的书信。但是彭德怀为什么不去找他谈谈呢?这又是一个迷。

　　回想起他们在延安、在井冈山等地的革命友谊，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也不会还不可能发展到这种地步。

　　第四章　制胜术的凝结

　　翻开毛泽东的生平，你就会清晰的看到，毛泽东奋斗成长的重要时期大都在战争年代，而且战争给了他发挥大智大勇的舞台。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认真地总结出许多富有哲理的指导战争的宝贵经验，特别是那些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脍炙人口，好记易懂。这些名句、楹联和由此而产生的故事，到现在还闪烁着永不褪色的光辉!闪耀着睿智的火花!

　　战术战法

　　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特别是1930年7、8月间，红军大规模的集中行动，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在湘鄂赣闽诸省的统治。10月，蒋介石在战胜冯玉祥、阎锡山之后，随即调集重兵，对我红军和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11月，蒋介石调集了10万兵力，以鲁涤平为总指挥，兵分八路，由南向北，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对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第一次军事“围剿”。

　　怎么办?如何迎敌、歼敌?

　　毛泽东是：“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

　　12月24日，红军总司令部发现敌谭道源部第50师，于午前11时到达源头、上潮、芦峰岭一线，并有继续入侵小布之势。当即由朱总司令和总政委毛泽东签发了红字第9号命令：“决定明日(25)先歼灭来犯小布之敌”。

　　为了做好战前动员工作，第二天，总前委和红军总部在小布举行了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主席台的两侧挂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据资料记载，毛泽东的高参郭化若曾经见到过毛泽东写的这一幅楹联，并且是经过毛泽东亲自手书的。当时，毛泽东还征求了郭化若意见。郭化若也就此提了润色建议。这幅对联是在一间民房里写成的。郭化若当时感到这副楹联是难得的珍品，就把它保留了下来。非常遗憾是，在不久几天的转战中给遗失了，成了我军历史上的一个憾事和值得回忆的事情。

　　誓师大会开的非常热烈，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了这个对联，并就联中所阐发的战术战法，讲了两个多小时的鼓舞人心的话。最后，他满怀信心地宣布：

　　“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大踏步地进退，敌人已掉进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胜利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胜利就在眼前了。”

　　毛泽东那振奋人心的话语，给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会后，红军立即由小布出发，轻装向北运动，在通往源头的道路两旁埋伏下来，“专候”来犯之敌。

　　不言而喻，第一次反“围剿”，我英勇的红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准确地说，这个胜利是毛泽东战术战法的胜利。

　　然而，这副对联的艺术魅力在哪?为什么是这个战术战法的胜利呢?

　　其实，仔细地分析一下，你就会看到：这副对联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把我军在那个大兵压境下的作战样式、方法和先后顺序，都全部的告诉了人们……。红军指战员知道仗该怎么打，不该怎么打。

　　特别是毛泽东的高参郭化若对此非常有领悟。郭化若又是什么人呢?据帝人、麦道著的《毛泽东和他的军事高参》(红旗出版社，1995年11月北京第二次印刷)记载：

　　郭化若，又名郭俊英，福建省福州人。1925年在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代区队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纵队参谋长，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红一军团参谋处处长，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军委二局局长，红军教导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一局局长、编译处处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校长兼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延安中央党校军事教育处处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九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和第八兵团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共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郭化若在战争年代，曾较长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曾被人称之为毛泽东身边的高参。因此，郭化若曾多次说过，军事上的胜利，首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因为，只要按照毛泽东制定的军事原则和方式、方法，我军就会胜利;反之，就是失败。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而如今，在世界范围高科技飞速发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应用到军事领域的今天，未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很可能是“一天决定战争，一个小时决定战局，一分钟决定战斗”，在这种快速的战役战斗面前，我们还要不要因作战样式、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变革而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原则和方法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现在我们的正确选择依然是，要毫不动摇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特别是要注意从他制定的战术战法中汲取营养。在研究和制定战法时，要注意学习和领悟毛泽东这副对联的精髓，不能也没有必要在那里整天琢磨一些只是朗朗上口而脱离实际的“四六句”，以至找出管用的战法。所谓管用的战术战法，最基本的内涵和要素就是，要像毛泽东那样，把“部队如何行动，从那里行动，怎么行动，用什么办法行动，谁先行动谁后行动”等基本问题明确起来，千万不要在那里搞什么讲究对仗的文字游戏。这是当前我们军人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应该十分注意和防止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是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反磨擦斗争的方针。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势很猛，我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关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红军从长征直至到达陕北后，就始终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打出了“抗日救亡”的旗帜。可是，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右翼势力，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博大胸怀，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极力地与共产党作对，处处展开与共产党人的磨擦。

　　特别是，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12月29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文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决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已较原来大大减弱，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于是，他命令他的部队不断地与我军展开磨擦。特别是在各地的武装冲突，也越来越明显地增加。

　　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

　　这些摆在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面前的问题，亟待需要作出回答。应该怎么办?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中记载：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

　　“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的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

　　他指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然而，尽管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作了相当的努力，但改变不了蒋介石的主意。磨擦依然在不断的发生，且有升级的苗头。

　　为此，毛泽东于中央书记处会议后的2月5日，在中央党校作了《反对投降主义》的演讲，阐发了他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既团结又斗争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演讲中提醒大家说：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

　　他接着说：

　　最近以来，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是国民党发给国民党员的，要他们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呢?就是不要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溶共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

　　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候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

　　他演讲最后说：

　　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摘自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5年2月5日。)

　　就此，一个脍炙人口的好懂易记的口诀阐发出来了。从此，这个口诀就成了我们党和军队在今后作战中一个重要的原则。

　　1945年的重庆谈判。蒋介石企图又要重演这个故技，结果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前线指战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狼狈不堪，保住了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

　　毛泽东当时就给我们党的一些干部作这样内容的指示：

　　对于在谈判期间的国民党军队的挑衅，你们要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只要他们敢于来犯，你们就狠狠地打。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抗日战争的磨擦时期、在国共重庆和谈的时期，这“16字”方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成了流传至今的千古佳句。

　　“一推、二拉、三打”

　　这是电影《西安事变》中毛泽东说出的“道白”。

　　分镜头是：

　　陕北。某室内。中央政治局会议室。

　　毛泽东在听取了常委的意见后，跷起腿，使劲地把烟蒂在鞋底上一“拧”，坚定地最后拍板式地说出了这样几句话。

　　他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托着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你们看过陕北的毛驴上山吗?陕北的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种办法，那就是：‘一推、二拉、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也要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让他抗日。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会上山的。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这样决定啦!”

　　1936年冬天，蒋介石坐镇西安，迫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进攻陕北红军。但是，在当时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满，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感召下，也不愿意打内战而有意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中去。因此，他们多次“哭谏”，希冀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是，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蒋介石依然一意孤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决意继续“剿共”。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机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依然决然地对蒋介石进行了“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民族的罪魁。

　　破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是他;

　　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也是他;

　　发动十年反革命“围剿”，制造白色恐怖的，还是他;

　　对日本的侵略扩张实行不抵抗主义，把我国东北拱手让给日本的，仍然是他;

　　当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华北、妄图吞并全中国的时候，继续推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的，依然是他。

　　蒋介石真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老百姓恨死他了，可谓恨之入骨。因此，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拘捕的消息一经传出，许多人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强烈要求严惩蒋介石，以平民愤。当时，围绕如何处置蒋介石，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也议论纷纷，呈现出一种十分微妙而又十分复杂的局面。

　　就在事变的当天，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立即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来电报，要求毛泽东主席派代表赴西安处理此事，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特别是要处理好蒋介石的善后事宜。

　　正是在事变发展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决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也就是说：共产党不杀蒋介石，反而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这一事变。

　　这使当时的很多人出乎意外，特别是一些党内、军内的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不好理解。

　　所以，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作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

　　毛泽东说：

　　“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了全国人民无数血债。大家要求杀他，是可以理解的，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

　　有的学员含着眼泪说：

　　“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现在就是将他这个屠夫“千刀万刮”、“碎尸万段”了，也难解我们的心头之恨啊!主席，你就下令把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杀了吧!主席，你可要为我们那些死去的战友做主呀!”

　　毛泽东来到那位鸣不平的学员跟前，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的心情，大家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你们的心是很纯洁的。但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现在的情况下杀了蒋介石，正中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纠集大批军队开赴潼关，逼进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以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呐。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大打内战，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将会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利、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了。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的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有的学员还提出疑问：

　　“好不容易把蒋介石抓住了，为什么还要把他放了?”

　　毛泽东进一步地解释道：

　　“我们必须明白，这次蒋介石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被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又不同于滑铁卢被擒的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必然。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军事势力还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整建制的军队还保留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杀他，通过谈判，逼他改变态度，把军事力量用到抗日上去，岂不是更好么?如果我们只记得党和个人的恩怨，忘记民族危亡这个大局，那是不行的。我们要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创造条件。”

　　当时，还有学员担心地问道：

　　“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辣，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

　　“日本侵略者，国民党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杀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悠关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抗日主张的。”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处理西安事变呢?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种前途：

　　一种是杀掉蒋介石，这样将导致全国规模的内战，推迟全国抗战的实现;

　　还有一种前途是释放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实现全国抗战。

　　两种前途，权衡利弊，比较得失，这是我党领导人需要迅速反应，作出抉择的。

　　第一种前途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国内亲日派所欢迎的。事变发生后，日外务海陆军三省决议中假惺惺地提出，要抱着“冷静的监视态度”，“避免一切无用的刺激手段，监视事变的进行”。实际上则是积极地进行挑拨离间，玩弄“以华制华”的伎俩。在他们看来，只要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发生战争，就可以坐享“不战而胜”之成。日本外相有田还召见中国大使，扬言南京如与张学良等进行妥协，则日本政府不能继续采取“静观态度”。显然，其险恶用心无非是指望中国内部大乱，好让他们从中渔利。

　　第二种前途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释放蒋介石，人们可能会想不通，但又必须这样做。因为，事变可能引起更大的内战，而内战如延续下去，那么这次事变便无异为日本侵略者开了一条通路。

　　毛泽东充分估计了上述两种前途，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为此，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并同蒋介石谈判。

　　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周恩来一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蒋介石基于当时的情景，终于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主张，西安事变因此得到正确的解决。

　　捉蒋-----放蒋----迫蒋。

　　这就成了毛泽东以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品格和胸怀，在处理中华民族利益问题上留给史册的最为精彩的一笔。

　　西安事变，彪炳千秋!

　　“伤指”与“断指”

　　这是毛泽东在战争中指导战争一贯坚持的军事哲学思想。其中，里面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内涵----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据(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97页中记载：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对我军的指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说道：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如不建立根据地，跟群众没有密切的联系，不建立正确的党，没有正确的统战工作，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割他一个指头。割掉一个，他就少一个，事物是可以分割的，以后有机会又可以割一个，又少一个，只剩八个了，然后有机会再割一个，总之要割掉。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之外，把官兵、枪支、弹药都夺过来，这就叫打得赢就打。那么打不赢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你到哪里去了。

　　“重要的是政治、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跟资产阶级军队不同，她是人民的军队。”

　　当大家特别是我们的红军指挥员听到毛泽东的这些话时，大家从心里感到打仗确实是应该要这个样子，而且跟着毛泽东这样的统帅作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其一是：在对付敌人的思维问题上，打就要打得的彻底，消灭一个团就是一个团，消灭一个师就是一个师，一个一个地消灭，慢慢地就是积少成多，从量变到质变。而如果不打或者不能打，就要采取走的办法，而且要走就要走的巧妙，走的利索，走的让敌人无法找到我们。

　　也就是说，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来说，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而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会立即起到重大影响的。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这便是大家一听就明白的道理。

　　这些简单明了的道理，深深地深入到红军指战员的心里。

　　特别是在红军初创和在根据地的几次“反围剿”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毛泽东要求他的所有指战员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战术。“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跟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什么时候打什么仗”，只要把敌人消灭掉，就是最后也是最高的目的。有时候是“围而不打”，有时候则是“打而不围”，审时度势，不拘一格，从不能用一种模式来圈定指挥员的思维。其中的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用兵的神来之笔。世界上，谁人敢于从“四次”上做文章?一般说，事不过三，而毛泽东就是敢于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而且，毛泽东要求他的指战员，不仅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更重要的是战术上重视敌人。特别是指挥员要坚持做到：

　　“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来的敌方情况和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一个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求他的指挥员，应该也必须是“智多星”，而不是“鲁莽汉”。在“伤指”与“断指”的总思维指导下，我军从1948年的9月就开始了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开展了至关中国命运的大决战。毛泽东又一次导演了一场旨在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活剧，又谱写了“伤指”与“断指”的新篇章。

　　这是自古以来就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战略决战的雄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毛泽东根据敌人五大集团的特点及其分布情况，确定为三大战区，共分三大阶段：

　　1948年9月12日----1949年1月2日，我们进行了辽沈战役，歼敌47万余人，完全解放了东北。

　　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我们进行了淮海战役，歼敌55、5万人，使解放长江以北地区已成定局。

　　1948年12月上旬----1949年1月31日，我们进行了平津战役，歼敌52万多人，全部解放了长江以北，并为渡江、解放全中国，建都北京奠定了基础。

　　这150多万敌军被消灭，就是在毛泽东“断指”思想的指引下实施的。事实上，也只有这150多万的敌人被歼灭，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倘若，不是按照“断指”的思维原则去打击溃战，我们就不可能那么快取得胜利，蒋介石也不会那么快地逃亡台湾!

　　军与民的关系

　　全中国都解放了，大上海解放了。

　　1945年5月，华东军区的某连队奉命进驻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南京路”。

　　这个连队的一批一批干部、战士，始终牢记人民军队的宗旨，自觉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特别是他们经受住了“灯红酒绿”的诱惑，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这个连队“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对此，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他继3月5日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写了著名的(杂言诗《八连颂》)，至今依然在全国流传：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避。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泽东的这种“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民关系的形象比喻恰如其分。这既是他对治理国家的深邃思考，也是对他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处理军民关系的总结，还是对执政者执政规律的揭示。

　　回首往事，毛泽东在领导军队的初期，就是这样地要求他的部队用这样的行为规范来处理军队和人民的各种关系。同时，也正是他这样地处理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才得以使他的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部队。

　　然而，毛泽东的这种为民、爱民靠民的思想，除去他坚定地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世界观之外，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他，其带兵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又是来自于何处呢?

　　据有关资料表明，毛泽东在带领部队去井冈山的途中，就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大多来自于曾国藩在江西制定的《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爱老百姓。

　　第一扎营不偷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踩禾苗坏天产。

　　莫打民间鸭与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把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枝。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对于这“爱民歌”曾国藩是下了功夫的，他要求他的部下都要认真地背记，每天都要认真地高唱。应该说，这个“歌子”在当时他带兵镇压太平天国、维护其统治需要的过程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正是由于此，毛泽东才在带兵的过程中借鉴了曾国藩“歌子”中的精神，从井冈山时期的“上门板、捆稻草、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六项注意”到以后逐步扩充的“八项注意”，不断发展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比较完整内容的新的“爱民歌”。

　　1947年10月10月，他又重新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训令：

　　“一、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它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实行之。

　　二、 三大纪律如下：

　　1、 一切行动听指挥;

　　2、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一切缴获要归公。

　　三、八项注意如下：

　　1、说话和气;

　　2、买卖公平;

　　3、借东西要还;

　　4、损坏东西要赔;

　　5、不打人骂人;

　　6、不损坏庄稼;

　　7、不调戏妇女;

　　8、不虐待俘虏。”

　　可以说，也正是由于此，毛泽东才在以后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历史经验，才使他的军队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打败美国军队的第一流的军队。

　　然而，毛泽东为什么那么信服曾国藩呢?

　　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毛泽东信他不仅仅因为曾国藩是湖南人，是毛泽东的同乡。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曾国藩作为一个历史的人物，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少的名人，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梁启超、蒋介石、陈独秀，无不对他的治学、带兵、为人、行事推崇备至。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在青少年时代，也受了他这位同乡的影响。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过：

　　“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因为，曾国藩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扑灭太平天国革命显然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他的“道德文章冠于一代”，主张“立德、立言、立身”，且在实际中兼而有之，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28岁就考中了进士，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是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所以他政治上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如要统治者要“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该很好地学习。尤其是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他曾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锁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MAN HAN)。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迂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他的步步青云，得到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主要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沥血，精心操劳，训练出一支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后来镇压太平天国立下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疼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僚，求吏才以剔僚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时刻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政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到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于酌盈济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其中，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把农业提到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他认为，“民以穑(SE)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曾建议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他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曾国藩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丰富多彩，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他主张军政分理，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武器的现代化。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人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观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

　　曾国藩军事思想最丰富并值得人们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再剪枝叶”，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思想精髓。

　　对于曾国藩这个人物，近百年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即有人指责他杀人过多，送给他一个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感。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家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

　　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结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的、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要求的。

　　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逐渐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曾国藩产生了兴趣，大家希望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地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曾国藩的内心世界。

　　青年毛泽东推崇曾国藩，固然有其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但也于其前辈老师的影响有关系。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所最敬佩的老师杨昌济、袁仲谦都很敬佩曾国藩。其中，毛泽东的老师-----也是后来的岳父----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提到了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认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因曾涤生、梁任功(启超)之例以勉之。”这些老者，又是毛泽东最景仰的老师，都这样的敬重曾国藩，这对毛泽东来说，影响是很多、很大的。

　　毛泽东曾经认为，曾国藩当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得手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曾国藩倡导攻心、以礼治人。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被他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保卫中华文化的战争(太平天国信上帝、拜天父，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

　　据《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中记载到：1969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道：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还说道：

　　“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般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确实是在曾国藩治军精华中汲取了营养，悟出了自己的道理。

　　毛泽东站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度指出：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就是鱼与水的关系，军民团结是制胜最根本的要素。所以，毛泽东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兵民是胜利之本”，“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是真理!这是规律!这是经验之谈!

　　“我不学霸王，你也不要学霸王!大家都不要学霸王”

　　在我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前，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表达方式，为我军确定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行动方案和决策。

　　“决不当李自成”，“决不学霸王”!这是那时他的心理写照和坚定决心的表露。

　　那是在1949年的元月，我军从河北的西北坡，开进了北京城。毛泽东给周恩来说：“我们就要进京赶考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考不好，就要退回来。”

　　据李银桥回忆说(《毛泽东的智源》上记载)：

　　入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香山，住进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地处香山西南的山坡上，据说当年的孙中山就住在这里。院子比较大，院内有一排座北朝南的平房，房子高大漂亮，会客厅能坐20多个人。

　　院子里还有一个泉水池，水池北边有一个六角形凉亭，池子南边，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一个防空洞。这是毛泽东到来之前，华北军区的工兵部队为毛泽东和朱德特地挖的。他们还在两个洞口的两侧刻上了“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的大字。

　　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后，集中精力办的大事之一就是，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打过长江，打倒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当时，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八项主张----即八个条件。国民党内部主张和谈的人认为，可以承认这八条意见，但仍然讨价还价。幕后的蒋介石则不甘心他的失败，在暗地里加紧扩军备战，准备与人民解放军再进行最后一次的较量。双方加紧作战准备的气愤非常浓厚。

　　李银桥说：

　　那时的毛泽东常常带着深沉的思考散步。他常常将他与首长们谈论的话题，以及与民主人士谈话的话题，拿出来问我。

　　一次，我跟在他的后边散步。他忽然立住脚，回身望着我问：

　　“你相信蒋介石吗?”

　　“不相信!”我立即回答道。

　　“这就对了。”毛泽东点头，“这个人尽耍手腕，从来说话不算数!”

　　说罢，毛泽东继续散步，仍是带着深沉的思考。

　　那脚步是沉重的、探索的，继续向前的……。

　　毛泽东喜欢看京剧，不同的时期看不同的京剧。那一段时间，他喜欢看《霸王别姬》。看到西楚霸王项羽同他的虞姬生死离别的那一幕，毛泽东睫毛颤抖着，眼里湿漉漉的。

　　回来的路上，他对我说：

　　“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

　　同时，他号召全体领导干部都要看《霸王别姬》。

　　他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重大的问题。

　　还有一次，毛泽东睡不安稳，起来散步，眉头紧锁，走哇、走。走了很久，他用沉重的声音问我：“有人劝我不要打过长江去，你说要不要打过长江去?”

　　“要!到手的胜利哪能不要，对国民党蒋介石还有什么客气的!”

　　毛泽东以手抚着我的手背，点头说：“还是我们的战士聪明吆!”

　　1949年初，中共中央进入北京一个多月，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提出了所谓的建立“南北朝”，要求“划江而治”，解放军不要过长江。对于这个要求，毛泽东站在全局的高度，站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根本不予理睬。就是当时的老大哥苏联方面，也派代表米高扬到北京来，亦流露出这个意向：“停止内战”，以长江为界与国民党南北分治。因为他们担心再打下去，美国人会卷入这场战争。他们的提议也被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表达了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他要求他的部下，敌人不投降，就要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同时，他又全面地阐述了他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和明言。他举例说：我们攻打济南，已经进入青岛等地的美军第七舰队就没有敢动。我们打天津，住在塘沽的美国舰队没等我们打就逃跑了。请斯大林同志放心，如果他们和我们作战，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

　　这就是毛泽东的回答----给当时所谓的老大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同志的回答，给美国政府和领导人的回答，给全世界人民的回答，也是给全中国人民的回答!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了中共的和谈协定。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2日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我军已顺利渡江，毛泽东很高兴，边朝衣服袖里伸胳膊边说：“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以为我们还是好欺负的呢。你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调整军队、修船造船呢。他在那边修防线，我们在这边架大炮，谁也没闲着。结果呢，他只落得个拖延时间、破坏和平协定的恶名，什么便宜也没沾上。我们利用夜色，利用炮火掩护，一下子就过去了30万军队。他们的军队垮台了，我们的军队就要打到南京去了!”

　　捷报频传，毛泽东也睡得安稳了。

　　4月23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来到亭里看的报纸是《人民日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号外”。摄影师徐冰、侯波夫妇给毛泽东拍了一张照。毛泽东站起身，看到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边走出凉亭：“解放南京了，不要我一个人高兴，大家都该高兴嘛。来照相，我们一起照。”

　　就这样，我们工作人员跟他合了一张。

　　为了纪念南京解放这一历史性胜利，毛泽东于4月写出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一首诗，淋漓尽致地表述出革命领袖毛泽东在革命处于关键问题上的决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雄才大略。

　　在那种关键的时刻，有对手提出的请求，有自己的盟友提出的劝说。是战斗下去?还是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确实是需要认真的思考。特别是在那个时候，苏联老大哥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对于当时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要想阻止他对中国的影响，必须有相当大的勇气!

　　然而，毛泽东做到了。他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顶着这种巨大的压力，坚决地毫不含糊地作出了的回答：

　　“一定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定下这种决心，需要的是政治家的远见、胆魄和勇气!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历史上曾经引发出令人难忘的两个主角所扮演出的故事-----那就是楚汉之争中刘邦与项羽的故事。

　　刘邦，一介平民，在秦末农民起义中一枝独秀，几经磨难，终于转危为安、反败为胜，夺取天下，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西汉”几百年基业。以他的出身而言，从夏、周、秦以来是第一人。《史记、高祖本纪》中说他“起微细”，晋代的嵇康还说他：“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意思主要是看不起他的出身。他实际上是一个“大老粗”。

　　然而，历史无情，平民出身刘邦却打败了贵族出身的项羽。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

　　“刘邦能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与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他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

　　事实正是如此，出身卑贱这一客观条件，反而成了刘邦争天下的优势。正是由于刘邦来自于社会的下层，了解人民的心理，他才知道当一个统治者必须获得人民拥护这个普通的道理。这也成了他在入关后即刻“约法三章”;称帝后又重制律令，颁布“汉律九章”的思想基础。这是刘邦之所以成为一代开国皇帝----汉高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而贵族出身的楚霸王----项羽，则与刘邦不同。虽然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神勇过人，却不懂得爱民的道理，甚至一怒之下还下令“屠城”(即杀光了全城的军民)。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残暴，这种草菅人命为后来他走向灭亡铺平了道路。这也就不怪他在逃亡乌江途中，问道渔夫，连渔夫也骗他向相反的路上逃跑，遂使他陷在大泽之中，为汉军所追及，最后不得不自刎身亡。这也应验了一句古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取天下者，先取人心。失天下者在于失去人心。

　　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批注道：

　　项羽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

　　同时，也由于他们两个的出身不同和所采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谋略不同，在楚汉之争的历史上，由刘邦和项羽演绎出了一串串动人的历史故事，自然也演绎出霸王“沽名钓誉”的典故。

　　毛泽东在1957年6月与吴冷西等人的谈话中又说道：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

　　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讲道：

　　刘邦是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利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述描》(肖延中编著)中记载，毛泽东还说过：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大草包。

　　1964年1月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很直率地说：

　　“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都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的，何必要假的。……南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大家都知道，由于历史上制度的问题，在古代，高贵者文化高，贫贱者则很少识字。但往往不识字的文化低的却能打败文化高的人。这使毛泽东很感兴趣，尽管他并未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刘邦似乎并无一技之长，但他却具有非凡的胆魄和过人的组织才能。当义军一开始推举首领时，知识分子出身的萧何、曹参等人生怕举事不成，累及身家性命，都谦让不就，而刘邦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敢当这个首领，而这些知识分子却也甘心归附。刘邦也知人善任，能够发挥各人的特长。

　　他说：

　　“运筹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晌，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擒也。”

　　张良、萧何、韩信，就是史称的“兴汉三杰”。其实韩信、陈平等原来都是项羽麾下的人物，因得不到重用而“弃暗投明”的。刘邦得道多助，又从善如流，他这个“老粗”能打败“西楚霸王”而取得天下，当然“不是偶然的”了。

　　刘邦当皇帝，在位12年，继承秦制，先后灭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迁六国旧贵族到关中，以加强控制;实行重农抑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释放奴婢、复员士卒等政策;修改《秦律》九章;定军法、历法和度量衡。前195年，平定英布叛乱后返故乡沛县，与沛中子弟欢饮，席间慷慨作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就是被后人称道的刘氏《大风歌》!

　　而对于项羽，毛泽东也进行了认真地评价。

　　秦亡后，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其祖父项燕为战国末年楚国名将。项羽力能举鼎，少时学书、学剑兴趣都不大，要学“万人敌”，从其叔父学兵书。少有大志，曾在秦始皇游会稽时扬言：“彼可取而待之也”。在义军作战不利时他夺取了指挥权，率军“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大破秦军。奠定反秦战争胜利的基础。然而，他在楚汉相争过程中，以“妇人之仁”沽名钩誉，不杀刘邦，养虎为患，以致功败垂成。他并不认识自己终致失败的原因，说什么“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

　　其实，毛泽东曾多次评价过项羽。毛泽东认为，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项羽不是政治家。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远见卓识。在兵败之际，他缺乏斗争到底的韧劲和决心，而是一死了之，很看重面子，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

　　项羽，公元前233年----公元前202年，秦末重要的反秦领袖之一。秦亡后自封为西楚霸王，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名籍，字羽。祖父项燕为战国末年楚名将，为秦将王翦所杀;叔父项梁，在秦统一后，项梁杀了人，于是他和侄子项羽暗中以兵法组织和训练宾客子弟。项羽力能举鼎，才气过人。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领导反秦起义，随即建立张楚政权。原六国贵族问讯后也纷纷起兵，同年九月，项羽与项梁杀会稽守通，举吴中兵反秦。项羽的叔父项梁自立会稽守，项羽为裨降。陈胜牺牲后，其部将召平矫令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二年三月，项梁率部渡江，东阳令史陈婴率义军来归，渡淮后英布、蒲将军又以兵相属，兵力一时达到了六七万人，成为当时反秦武装的主力。同年六月，项梁立楚怀王孙心，仍称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之后，项梁率义军大破秦军于现今的山东东阿、定陶。项羽、刘邦也攻占了城阳，略地至雍丘。不久，项梁被秦将章邯乘隙袭破。项梁阵亡，项羽、刘邦退保彭城(今江苏徐州)和砀。章邯又渡河北上击赵，与秦将王离、涉间军进围巨鹿。楚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兵救赵。项羽以宋义与齐密谋反楚为由，袭杀宋义。怀王随命项羽为上将军，统帅全军救赵。项羽亲自率全军北上渡河，破釜沉舟，进击秦军。经过多次激战，楚兵大破秦军，当楚军救赵时，诸侯军皆作壁上观。战争结束后，诸侯军领谒项羽，都屈行而前，莫敢仰视，都表示听从项羽的指挥。接着，项羽又在污水上大破秦军，并招降章邯。他怕秦降卒不服，将降卒20万全部坑杀。

　　当项羽率军进入关中时，刘邦已先期进居咸阳。由于楚怀王有言在先，“先入关者王之”，刘邦理应为关中王。可是，项羽入关后，依持手中有40万大军，企图消灭刘邦，独霸天下。因刘邦卑辞言和，双方暂时和解。项羽随引兵西屠咸阳，秦民大失所望，汉高祖元年(前206年)，项羽以怀王为义帝、都郴，又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据有梁、楚地9郡，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封刘邦为汉王。不久，田荣、陈余、彭越举兵反楚。刘邦也还定三秦，进逼西楚。于是爆发了历史上历时四年多的楚汉战争。

　　楚汉战争之初，刘邦乘项羽羁留齐地，于汉二年四月进占彭城。项羽随即挥师救援，大败汉军，刘邦随即退之荥阳(今河南省)。此后，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一线长期相持。项羽虽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但其政治、军事上的弱点却日益显露。他不都关中而都彭城，丧失了有利的战略地势，无法建立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一直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项羽分封诸侯，举措失当，不公不平，促使那些在分封中没有得到满足的诸侯王倒向刘邦，使他在政治上日益孤立。此外，项羽虽然作战骁勇，却不善于用人，以至在政治上屡屡失策。汉五年十二月，楚军被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省灵壁县东南)，人少食尽。汉军在四面唱起楚歌，项羽与虞姬对饮，慷慨悲歌。随即，与从者800余骑突围，至阴陵迷失道路，复至东城，从者仅剩28骑。汉将灌婴率5000骑追及，项羽引兵东向，至乌江(今安徽和县境)自刎而死。

　　汉刘邦以鲁公礼葬项羽于谷城。

　　这就是历史上相传诵的楚汉之争的大体概况。

　　从项羽与刘邦在政治、军事和领导艺术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思考、很多教益。

　　项羽在战场上曾经写下自己的千古绝唱：

　　“力拔山兮气盖世，

　　势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姬虞姬奈若何!”

　　但这绝唱是好还是坏?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后人评说不一。

　　唐代诗人杜牧的观点是：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为可知。”

　　杜牧的意思，是不赞成自杀的做法，赞赏他东山再起。

　　而山东济南的女词人李清照则对项羽做法给予了肯定，其观点是：

　　“生当为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回江东。”

　　按照李清照的意思，项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宁肯自杀也不投降的行为是一种英雄主义气概，精神应该褒扬。

　　这两种观点孰对孰非?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江苏徐州----一座古老的城市。楚汉相争之地，淮海大战之地，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楚汉相争时，刘邦与项羽在徐州给人们留下了一串串历史的传说。特别是刘邦、项羽两个历史人物，深深印刻在了后人的记忆中，也演绎出许多优秀的诗与词。

　　其中，蒙古词人萨督剌留下的《徐州怀古》，就深受毛泽东的喜爱。有一次，毛泽东外出在火车上，多遍的书写萨督刺的《徐州怀古》，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蒙古词人，有一定的才华，就是一生不得志，在仕途上不顺利。但是，他的词写得比较大气。这是他50多岁到徐州写的一首词：

　　“古徐州形胜，

　　销磨尽，

　　几英雄。

　　想铁甲重瞳，

　　乌骓汗血，

　　玉帐连空。

　　楚歌八千兵散，

　　料梦魂，

　　应不到江东。

　　空有黄河玉带，

　　乱山回合云龙。

　　汉家陵阕起秋风，

　　黍禾满关中，

　　更戏马台荒，

　　画眉人远张建封，

　　燕子楼空。

　　人生百年寄语，

　　应且开怀，

　　一饮尽千盅。

　　回首荒城斜日，

　　倚栏目送飞鸿。”

　　读着萨督刺的这首词，人们仿佛到了徐州这个历史的古城，仿佛看到了刘邦与项羽的楚汉相争。

　　毛泽东主席之所以对这个词人是给予了一定的评价。说他具有一定的豪放性格，词写的豪壮、豪气、豪迈。

　　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度，对刘邦和项羽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什么“划江而治”，我们必须断然地否定。这与项羽当年在灞上的“沽名”如出一辙，我们决不像当年的霸王项羽一样，应该尽将余勇而猛追穷寇。

　　所以，毛泽东在北京斩钉截铁地说：凡是不接受人民提出的条件的一切反动派，对于那些敢于与人民解放军为敌的反动武装力量，“我们就是将他们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之!”

　　打仗----打圈

　　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带部队上山后，经过向群众调查，了解了井冈山从前有一个“山大王” ----朱聋子的故事。

　　朱聋子叫朱阳，他在井冈山上当了几十年的“山大王“，官府一直捉不住他。因为，朱聋子对井冈山的地形、气候、敌我力量对比都做过详细的调查。井冈山上地势险要，到处都是悬崖绝壁，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里，有的地方连小路都没有，要靠攀登才能上得去。而且山里树密林深，气候多变，经常是云雾弥漫。朱聋子充分利用这一点，官府的兵一进山，他就跟官军满山转圈子。因此，他总宣传说：在井冈山不要学会打仗，只要学会打圈。

　　毛泽东在这个故事中受到很大的启发。他想，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摆脱敌人的追击，并迫使敌人暴露自己的弱点;而打仗是为了吃掉敌人，战胜敌人。总之，要把打圈与打仗结合起来，，才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样毛泽东便从朱聋子的故事中悟出了新的思路。

　　毛泽东对红军的干部战士说：

　　我们要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一下，就是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敌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你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就得重新侦察。我们先领着他们兜几个圈子，把他肥的拖瘦，瘦的拖垮。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我们就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打他个干净利索。总之，像做买卖一样，赚钱的就来，不赚的就不来，蚀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时叫你打不着我，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

　　据陈登才编著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中记载：关于井冈山时期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信中，做了如下的概括：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概括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后来毛泽东在领导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的战斗中，继续运用这一战术原则，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实践证明，这一战术原则是管用的、是经得起战争检验的制胜法宝。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战术原则，不拘泥古人，也拘泥于“本本”，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战术原则，形成了具有毛泽东特点的战略战术理论。而且，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战术原则，既不同于我国古代的孙子，又不同于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不可能给红军准备这样一个现成的答案。应该说，这是毛泽东自己“悟”出来的，吸收前人文化精华、重新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它是毛泽东思想中具有活力的闪烁着军事哲学思想光辉的重要一页。

　　人必须吃、人必须走、子弹杀人

　　毛泽东说：战争有三大原则：人必须吃，人必须走，子弹杀人。

　　这是毛泽东对战争最原始的概括，也是最精辟的回答。

　　正式由于这个概括，才创造出了最辉煌的战略战术。

　　在《倾听毛泽东》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记载：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给美国记者路医斯、斯特朗等人的谈话中说道：

　　我们开始不会打仗，不得不在战争中进行学习。“只有经过相当多的战斗之后，我们才明白战争的三大原则：人必须吃;人必须走;子弹杀人!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一点也不!这些都是严肃的事情。正是在我们党内，有一些忽视它们的干部。他们给部队安排任务，就好像部队可以行军一周而不吃饭一样。他们划定路线，就好像我们不用走而可以飞一样，如果你与他们争论，他们至多会承认三大原则中的一半，即我们的子弹会杀死国民党士兵。但是如果你说敌人的子弹也可以杀死我们的人，他们就会说你缺乏革命精神。这很不好，其结果是我们失掉了江西的革命根据地，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结束时，我们在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停了下来，召开了我们的政治局会议，改变了领导。我们没有改变中央委员会，但改变了路线。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委员们已经看到了在错误路线领导下的巨大损失，首先在城市，然后在农村，并且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我们到达延安后，”他总结说，“我们花了三年半的时间整风，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它需要时间……”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得不丢弃错误路线采取正确路线，这不能以力压服，唯一的办法是劝说人们。我们必须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全党与敌人斗争。唯一可能的办法是摆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讲清道理。”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版两条路线斗争的文件集。这就提出双方的观点。“我们发现，许多从来未被说服的同志，在看过并比较过双方的看法之后，被说服了。许多‘左’倾机会主义者，忘掉了他们几年前说过的东西，通过出示他们过去写的东西，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只有很少几个人，如王明，从不承认他们犯过错误，那没关系，我们并不开除他，他还留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

　　毛泽东的第一段话，说明了整风运动之前的情形;第二段话，回忆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关系和意义。

　　特别是在对战争的定性和认知上，完全是正确的。其正确就在于它是唯物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它是一种客观现实，而不是一相情愿。如果战争只像个别人讲的一样，敌人的子弹不会杀人特别是有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的人，那么就不是战争了。而是一种游戏、小儿时节的游戏。

　　由于有毛泽东“人必须吃，必须走，子弹杀人”的精彩比喻和形象概括，才有后来的与之相配套的克敌制胜一系列战术战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失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鸡还没有蛋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大踏步地进退，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现今条件下，如何理解和把握毛泽东的这些军事原则和克敌制胜术?这些原则到底还有没有用处?细细品来，这些作战原则的精髓，现今依然有很多启迪，关键是自己如何“悟”。就目前看，其中有几根“筋”或者说战略战术的“主心骨”，一定要把握住：

　　一是要注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坚持“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方针。实践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才能摆脱被动，掌握主动。只不过是“诱敌深入”的具体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已。

　　二是要注意把握住运动战的特点，就是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没有也不必有固定的作战“线”，准确说就是现今时髦的“非线形”作战样式。因为，“怎么样能够消灭敌人就怎么打”是运动战的精髓。而运动战的核心就是，战斗样式不固定、不“格式化”。

　　三是要注意把歼灭战作为红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来坚持。要打就要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不打则已，打则灭之。做到这一点：第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第二，要注意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战术，运用袭击、伏击和围点打援等作战手段，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起突然进攻;三是避强击弱，拣弱敌打。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也是要“必须吃，必须走，子弹依然是会杀人的”。离开了这些基本的东西，把现代科学技术说的神乎其神，也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在考虑现代战争时，还是要注意这些基本的常识。

　　特别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十分嚣张，他们想打拿里就打哪里。这虽然也是一种现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害怕。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害怕。

　　我们----作为共和国军人，现在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要在以江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事情做好，就是未来的战争来了也一定能够应付自如。胜利永远属于人民的军队!!

　　你懂什么?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来指挥打仗么?

　　贵州。遵义。

　　我们党在这里召开了历史上著名会议----遵义会议。

　　历史巨片《长征》展示了那已经过去了的历史镜头和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

　　会议室里，气氛十分紧张。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站起来面带蔑视的神色一板一眼地对着大家说道：

　　“你，毛泽东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凭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吗?

　　然后，又朝李德和王明那边瞧了瞧，继续说道：

　　“我坚决反对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这时的毛泽东，确实窝了一肚子火。他猛吸了一口烟，抬起头，看着这位同住湘赣边界的“小老乡”，不紧不慢地问道：

　　“我说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吗?第一句是怎么说的?

　　“既然你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

　　凯丰一下子被毛泽东问住了，茫然不知所措，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整个会场，好不尴尬，气氛更加不融洽。应该说，这个凯丰说的这些话，是说出了当时以李德、王明为首的一些人的心里话。他只不过是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代言人罢了。

　　凯丰，原名叫何克全，生于1906年，卒于1955年。他是萍乡市湘东区老关乡三角池人。在萍乡中学读书时，支持“五四”运动等革命活动，1925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1926年夏，北伐军进军萍乡，他回到家乡，帮助组织农会。1927年2月回校后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2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巡视员。在青年团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到香港，担任青年团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发动难友进行要求改善非人待遇的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3个月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春受党组织委派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少年共产党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书记。1934年1月在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1934年10月任红九军党中央代表，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不支持毛泽东，不久改正错误并恢复职务。1937年调任中央宣传部长，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叛党行为作了坚决地斗争。在洛川会议和同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先后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并参加党报《新华日报》委员会，配合周恩来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回到延安，先后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宣传委员会委员，并代理中央宣传教育部长。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参加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沈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在北京逝世。

　　凯丰，从开始坚决地反对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到长征路上，坚决地支持毛泽东。他在“支持”和“反对”的问题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他为什么这样做?

　　现在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长征路上血与火的战争实践中，凯丰亲眼看到了在中国、在中国工农革命的道路上，只有毛泽东领导，红军才能打胜仗，才能领导得了中国的革命。除此之外，任何一个人都是不能胜任的，这是被实践验证了的事实。

　　所以，凯丰在党内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又一次站起来说：

　　“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泽东我就反对谁!”

　　这是发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真人和真事。

　　其实，毛泽东到底看了多少遍《孙子兵法》，谁人也不太清楚，也没人去考证。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被凯丰抢白了几句这之前，只是看过《孙子兵法》，确实没有很好地研读过它。由于这些“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毛泽东是靠《孙子兵法》指挥打仗，这就更加激发了他认真研读《孙子兵法》的的想法。1936年，毛泽东为此特地致函当时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同志，嘱其购买一批书籍，特别是“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从这时起，毛泽东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开始认真地研读了《孙子兵法》和其他一些军事著作。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对《孙子兵法》原则的运用，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多的是马列主义革命战争理论在军事斗争中的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创造性发展，其战略思想与《孙子兵法》却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那么，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就更透彻、更深刻。运用手法就更高超，更为自觉了。

　　《孙子兵法》的作者，名武，字长卿，是春秋战国末期乐安(今山东惠民)人。由于孙子的功业是在吴国建立的，所以孙子又被称为吴孙子。孙子的生卒年代尚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公元前500年前后)是同时代人。《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早最杰出的兵书，被誉为“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在历史上，孙子出生在一个具有兵学渊源的军事世家中，从小受到良好的军事文化的熏陶。齐国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姜尚(姜太公)的封地，又是政治家、军事家管仲大展宏图的地方，还一度是春秋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这一切，都为孙武研究古代兵法和写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孙子兵法》雄视古今军事几千年，是古今军事将领和高官大吏们必读之书。就是现在的发达国家一些政要们、企业家们，也在认真地研读《孙子兵法》。其中，在日本的一些人就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受益匪浅，并著书立说。1996年美国的哈佛大学的57名学者，对世界名著进行了评选，其中把《孙子兵法》列为“世界四千年十大名著”。

　　1938年8月，毛泽东曾对他身边的“高参”郭化若说：

　　“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要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

　　“应该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对《孙子兵法》本身做研究，才能深刻理解《孙子兵法》。”

　　毛泽东就是这样身体力行地研究《孙子兵法》。他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和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古代“兵学圣典”，使其原本就闪烁着的辩证法光辉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