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襄阳城赏析:试探郧阳误传“伍子胥堰”之根源

中国水利之兴，起于大禹治洪，所谓“禹平水土”、“禹疏九河”、“蟠冢导漾，东流为汉”，皆是他治洪之史功的记载。远古之时，因有禹功，民始赖以安。战国时期，由魏索先动用民力，引黄河水为鸿沟，使与宋、郑、陈、蔡、曹、卫诸国互通，与齐、汝、淮、泗交会，形成了黄淮平原的水路交通网。于是民享有运河交通之利。继之，约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李冰为蜀太守，利用岷江水，贯穿成都平原，称为“都江堰”，使民收灌溉之利。其后在秦王政十年(前237年)，又有郑国引泾水，为秦作“郑国渠”，使关中成富庶之区。后世相习成风，在西汉元帝建昭元年(前38年)前后，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作渠溉田，惠及中原，也颇有影响。从此农田水利普遍为民重视，以为农业之命脉。
考察郧阳的农田水利，起步可能较迟。据府县志记载，郧阳盛水堰是在明天顺年间(1457—1464)由郧县知县戴琰修，至弘治间(1488—1505)经郧阳抚治都御史王缢之重建，并凿武阳堰，有王镒之的《重修武阳盛水二堰记》叙其事。由此沿传，于明万历六、七年(1578—1 579)，郧阳知府宋豸又修，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又由郧阳抚治杨懋勋、提督佟国瑶捐资重修。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至四十八年(17()9)，高唐州(在山东省西北部)进士朱窠连任郧阳知府，其间亦捐资修复此二堰，民因久失灌溉，复受其惠，拟议给建生祠，以表感激之情。其后嘉庆《郧阳府志》、同治《郧阳府志》以及同治《郧县志》均载有《朱案传记》，表彰其人。但是这个“生祠”引起了后人的讹传，且颇有影响，那就是改称“盛水"、“武阳”二堰为“东伍子胥堰”和“西伍子胥堰”，前郧阳志办编纂的《郧阳古今》且有褒语“闻名遐迩”。对此，郧阳籍邢方贵先生可谓做了有心人，他根据一些历史典籍，于1994年撰写了《郧县“伍子胥堰”辨考》，与之澄清，纠正了史误。
但是这个史误是怎样引起的呢?我以为世间人事之形成，亦如自然之变化：无风不起浪，有云才生雷。在这里我也试图加以追究，寻出其所以生成风云之源。
朱窠以异乡之官，捐资修堰，关怀民生，有益地方，且从其传中可知其人勤于政事，重视文教，民感其德，为立生祠，按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风情，也是无可非议的事Q考其时间，大约是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以后，由地方绅士议定的，名为朱公祠。康熙以后的郧阳志书，如嘉庆《郧阳府志》、同治《郧阳府治》以及同治《郧县志》，皆有其祠名。但是按历史实际说来，郧阳人民在康熙间，都没有建这个生祠，而只是借了盛水堰旁的法华寺供奉塑像，以资纪念。这是因为在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皇上圣谕：“取民地以广庙宇，有碍民生，其水行禁。”郧民不敢违，故当时未另行择地建筑。虽然在忐书上既有“法华寺’’，亦有“朱公祠”，可在地方上寻踪，则是合二而一的古建遗址，一直沿传传到民国时期，其宇犹存。
早年郧阳旧“志”载：“法华寺，去县东五里。"它是开创郧阳府治前就有的，据旧《志》介绍，在明弘治中(1488—1505)，曾经郧阳指挥康勇补修。其所在地名杨家岗，座北朝南，四方院落，周围稻田环绵二三十里，远近点缀着农家茅舍、水磨，早晚可听到牛倌号角，吁人放牛出圈，接牛归圈。春耕时节可闻一片吆喝声，可看到一幅“群牛争春图”。每年秋初，黄金一片，显现出郧阳“东城早稻”的景象。农民即将忙于收获，将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亦将在这里请“山二黄"戏班唱戏三天，感谢祠神。走进院落，正殿题书“大雄宝殿”中居佛祖，左塑朱寀像，着清朝官服文静端庄，右塑伍子胥像，古代戎装，威武英姿。当时朱寀正是郧阳知府，岂能无识?所以这很可能是朱窠史识之误的授意之作，且由此误导郧人一直传说：“春秋之际，伍子胥率领吴师居麋，开凿了‘盛水’、‘武阳’二堰”由是也就转化成“东伍子胥堰”和“西伍子胥堰"。当时朱寀既在任，无论如何脱离不了干系。郧县古称麋国，所谓“吴师居麋"，乃是麇城之“麋”，不是麋国之“麇”。一经传开，这可真是如《战国策·秦策》所言：“众口所椎，无翼而飞。”按《左传》载“吴师居麇”是在鲁定公五年(前506年)，果如所传，那么郧阳的‘‘盛水堰"和“武阳堰”比起“都江堰”之开凿，还要早了两个半世纪，那岂不是“中国农田水利，郧阳堪称第一”了吗?
朱案的误识、误导，还不只此一端。
请看《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郧阳府部封建考》中的一段记载：“郧，皋陶之后，子爵。按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计日：郧人军其郊，必不诫。败郧师于蒲骚。后楚灭郧子(国)，封斗辛为郧公。《左传》称郧，即郧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