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txt微盘:美国面向21世纪的经济政策

——摘自1996年2月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1993-1996，美国经济不同寻常地好于往年。失业和通胀的联合比率降到196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制造业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4%。投资迅速增加，这为未来生产率的提高打下了基础，同时，出口迅速增加：1993年初以来，设备投资和货物出口双双爬升了25%以上。但是，尽管取得了这些激动人心的成就，很多美国人仍对他们自己的经济形势感到担心。他们的不满意提醒我们，未来还存在很多挑战。
1992年，900多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失业率达到7%以上。在每个州，象加利福尼亚，接近1/10的劳动力失去工作。但到1995年底的时候，失业率就已降到了5.6%，经济运行达到了政府原先制定的目标：4年内创造8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在政府按自己确定的经济日程推动经济发展之前，必须解决业已存在的一些经济问题。经济体系中存在多种缺陷：虚弱的银行系统、日益加重的贫困和整个经济运行的毫无生气，但最明显的问题是急剧增长的预算赤字。把经济纳入正轨要做的第一步是，减少联邦预算赤字。通过减少联邦政府的借款需求，削减了预算赤字，并已经对面向企业和消费者的低利率产生作用，由此推动了投资和经济增长。
1993年的混合预算调节法案（OBRA93）使国家有了稳固的财政偿付能力。该法案体现了总统的赤字削减计划。过去30多年来，国家已逐渐减少了债务负担，这种债务负担曾资助美国取得了二战的胜利：债务占GDP的比率从1950年的82%下降到1980年的27%。但在12年之内，这些成果的大部分丧失了，债务占GDP的比率急剧上升到92年的50%。实施OBRA93法案后，这个比率已经稳定下来。
自从1993年混合预算调节法实施以后，赤字已经削减了近一半，从1992财年的2900亿美元减少到1995财年的1640亿美元。与未实施1993混合预算赤字法时的赤字相比，这种下降更具戏剧性。这种连续三年的赤字削减是自杜鲁门政府以来的第一次。以赤字占国民产出的百分比衡量的赤字下降是特别惊人的：1995财年赤字占GDP的2.3%，该财政年度财政赤字是自1979年以来最低的，低于1992财政年度4.9%的一半。联邦政府现在正在经营基本的预算剩余：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偿还过去旧债利息的话，将不会有赤字。总的政府赤字占GDP的比例现在比任何其他主要的工业化经济实体的这一比例更低。
财政偿还能力的恢复，并没有牺牲对我们国家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有形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资，为现在的两党在7年内消除赤字打下了基础。
我们面临的经济挑战
尽管最近经济运行良好，但紧迫的挑战依然存在。在短期，主要的经济挑战是如何同时保持充分就业和低通胀。在长期，两个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增加生产率增长，如何确保所有美国人能从经济的强劲增长中获益。自1973年以后，生产率增长已经相对缓慢，经济发展的步伐明显慢于二战刚过的25年。1960年到1973年间，每小时产出增长平均每年增长2.9%，但以后，每年只增长1.1%。生产率短期下降的影响日益增加，这个过程是戏剧性的。如果保持1973年以前的生产率增长，小时产出要比今天高40%以上。这种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逐步形成。1973年以来较低的生产率增长已经导致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由于计量方面的困难，工资增长缓慢的程度可能被高估，但是对工资增长缓慢的担心是真实的，不能被忽视。
一些证据表明，这种趋势现在可能正在改变。1994年，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自1989年以来首次增长。但是，20年的趋势不能在一年之内改变。事实上，即使1994年有所改进，但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仅仅比1973年高2.5%，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政府经济政策的意图是，推进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并伴随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进入21世纪。
生产率缓慢增长的消极影响，已经通过低收入家庭收入显著增加的不均等明显表现出来。在1966年和1979年间，各个收入阶层的美国人都分享实际收入上的经济增长的利益：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他们的实际收入增长20%，而最高收入的五分之一家庭实际收入增长28%。但是，从1979年始，家庭收入已经是部分家庭增长，部分家庭降低。1979-1993年间，最低收入的五分之一家庭实际收入下降15%，而最高收入的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增长18%。
要准确地说明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但我们现在可能正在分享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比如，贫困率，1994年出现了5年来的首次下降。但要减少不平等和贫困，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尽管1994年有所改善，但五分之一以上的美国儿童仍处于贫困之中。1979年以来大多数美国家庭实际收入已经下降或停滞。
提高生活水平的原则
政府的经济政策致力于解决两个问题，即低的生产率增长和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均等。政府解决这些长期问题应遵循的三个原则是：包容变化、创造机会和增强个人责任感。这些原则反映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也为形成应付经济挑战的全国共识打下了基础。
把这种共识付诸实践需要不同的合作形式──在工人和公司之间、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在个人和他们的团体之间和在联邦政府和州及地方政府之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推动力，但是，只有当工人和管理者密切合作时，公司竞争才更有效。在解决环境问题，技能短缺问题时，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能够合作。为了满足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安全的需要，联邦政府可以和州政府合作。
由于对政府、个人在改造社会中应起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导致了现在很多经济和财政问题的争论。私有企业处于现代经济的核心。个人和公司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活力和创新，这已使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无与伦比的繁荣，并且市场的基本活力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仍起着基本的作用。
但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有时也有不尽如人意或不符合国家重大目标的地方。比如，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公司生产的一些“产品”，比如污染，可能太多，而另外一些“产品”，如基础研究和开发，则可能太少。这种不能提供适当数量某种产品和服务的原因，就在于外部效应的存在。当一个公司或个人的行为使别人付出了花费或得到了利益，而那家公司或个人并不为别人的花费而付费或为别人的得利而得到补偿时，外部效应就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一个特殊的职能。政府有义务尽可能有效地履行那个职能，以把经济负担和对公民生活的打扰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不是每个市场“问题”都需要政府行动。为了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政府的行动必须满足两个原则：一是他们必须解决一些严重的私人市场失效问题，另一是必须仔细设计政府行为以使收益大于花费。
很多政府项目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已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很多政府服务就是这样，如退休和残疾津贴（社会保障），老年人健康保险（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险等，这些产品市场无法提供。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医疗保健法制定以前，很多老年美国人缺乏健康保险，但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有。
医疗保健是政府项目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填补了私人部门所提供服务的不足。但政府项目也可能而且确实是错误的。事实上，政府有时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解决的一部分。例如，高密度公共房屋项目的建设可能已对美国城市内部所面临的问题有所帮助。总之，政府有自己的职能，但政府必须知道他的职能。现在，我们开始探讨，根据上述提到的三个原则，政府的职能应当如下：
1、包容变化
我们持续的繁荣和富足，依靠我们对不断出现的新机会和不断变化世界的挑战的包容，而不是排斥。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公司经历了一次技术革命。他们已经对做什么、怎么做和必须用不同的方式做作了艰难的回顾。结果是：在很多部门，美国公司在世界是最有竞争力的。美国计算机公司继续领导这个产业技术革新的极其惊人的速度，INTERNET的爆炸性的增长和世界范围的WEB浏览器的日益上升的知名度，仅仅是最新的体现。当公司和工人象这些产业已经做的那样包容变化的时候，总体上经济要获利，主要表现是：较高的实际收入增长，较低的商品价格，更加丰富的商品种类和日益增加的机会。
但是，当包容变化提高增长率和平均生活水平时，并非每个人都从中获利。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经济中，一些人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没有相应的为新创造出来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当拥有过时技术的工人失业时，他们面临着延长失业的威胁或只能干低工资的工作。据估计，大约1/3失掉全日工作，后来又找到全日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工资被削减20%或更多。通过再培训和建立“一站式”职业发展中心，工人可以发现培训和就业机会，政府能增加经济的效率，甚至还能减少可能被经济变化所损害的人的负担。
这任政府，通过开放国内和国外市场，通过资助研究和开发，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去刺激新企业的成长，通过减轻政府管理的负担，已积极地推动了变化。批评者有时说，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损害了经济。但是，外向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仍是美国最好的选择。他们，通过鼓励公司创新和变得更有效率，通过推动跨国界的思想交流，和通过提供更低的更多样的商品给消费者和公司，推动了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任政府不仅推动了政策所及的公司和工人的变化，而且也把这些变化包容在自己的实践之中。政府认识到，联邦政府做什么，怎么做，有时表面上是功能胡乱积累的结果，而不是对现时需要的连贯的、一致的反应。为了应付过去的紧急，我们过去怀着极大的乐观主义启动了一些项目，但这些项目在作用已经发挥后大都存在了很长时间。在困难的预算选择时期，那些已经发挥了作用或利小于弊的项目必须被削减或减弱，以便让位于能推进21世纪成功的其他项目。
2、创造机会
政府正在为所有的美国人创造机会。机会意味着每个人去发挥他或她的全部潜力，并且使暂时遭受挫折的人有机会东山再起。创造机会不仅是美国的基本价值，而且也是获得更快增长率和更高生活水平所必要的。
教育和培训是扩大机会的基本手段。教育的机会必须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可利用：从学前阶段到高中或大学阶段，并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继续。但是，这些机会并不是普遍可利用的。例如，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和比他们更有经济优势的同等人相比，不能以同样的便利受到正式的学校教育──这就是HEAD START项目（给年青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一系列学前教育的政府项目）要帮助解决的差别。由于根据未来收入进行借款中涉及到很多困难，这明显显示出政府学生贷款项目的重要性。尽管对学生、对社会来说，大学通常是有很高回报的投资，但私人的借款者认为这些贷款如果没有附属担保品简直太冒风险。
机会不仅限定在教育和培训上，已经学到了必需的技能，美国人应当有机会获得工作。在大萧条时期，当失业率飚升到25%以上时，我们的经济不能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尽管他们自己没有过错，但还是失业了。1946年通过的就业法案使政府为失业而战。法案声明，“用所有可行的手段…去刺激和推动…可负担得起的有用的就业机会，包括自我就业，及那些能够、愿意并且在寻找工作的人的就业条件的改善，…是联邦政府持续的政策和责任”。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促进工作岗位的增长和失业的减少已经给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比积极的教育、培训和宏观经济政策要多得多。为低技能的工人提供工作报酬和从总体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差别歧视，也需要政策。今天，一个有家庭的全时工一年最低的工资不能够摆脱贫困。为了帮助这些低收入工作的美国人和他们的家庭，1993年美国总统和国会扩展了所得税信用，并且根据建议，总统将最低工资从每小时4.25美元提高到5.15美元。
各种形式的歧视和美国社会的基本信条相冲突：每个美国人都有一个公正的机会来获得成功。我们的国家在减少歧视方面已经做了一大步，但工作还没有完成。审计研究表明，在这项研究中，白人和少数民族的求职者假设有同样的求职简历，被派到同样的公司面试，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仍是个问题。我们公民的权力地位和肯定的行动计划反对这样的歧视，并且寻求促使平等的机会，政府在就业、教育和由于差别歧视或行动迟缓，政府为美国人多解决困难等方面，全力创造机会。
最后，机会也意味着，那些经历临时性失业的人有能力自己重新就业。所得税信用能帮助，并且也确实帮助了那些直接获利的人：它也为数以百万计的其它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日益增加的安全感，这些美国人知道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某些时候可能需要帮助。
3、增强个人责任感
利用社会提供的机会，且不滥依赖社会负担的保护是每个美国人的责任。政府坚定地执行设计政策和项目来增强个人的责任感。但是，对于他或她自己的生活，最终是每个美国人的责任。
政策必须鼓励人民承担他们自己生活的责任，而不能使他们对生活失去信心。意在致力于其他挑战的政策，比如，增加平等，必须仔细设计以缩小任何对个人创造性不利的影响。很多政府项目提供或可能被当成提供保险。但是，对各种保险而言，一个同样的问题是道义上的灾难，有保险使冒险的事件更可能发生。例如，火灾保险减轻了家庭拥有者的创造性去小心谨慎以防火，并因此更可能制造火灾。在他们出台的政策中，私人保险公司，包括机制，象可扣除物和合作赔付供应品，目标是减少道义上的灾难。同时，意在弥补不幸事件的政府项目──如就业和残疾保险和福利项目──必须被设计为推动个人责任感，减少相反的创造努力，消除道义上的灾难，包括对政府项目的依靠。
总之，政策的一个适当的职能──在公共的和私人的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对提高生活水平是非常重要的。市场是繁荣的发动机，但是，政府有时必须帮助市场更高效地运转。
政府的经济政策
包容变化，创造机会和增强个人责任感──这些原则是政府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时都必须兼顾的。在创建更美好社会和提高生活水平上，政府的政策，其意图是促进而不是替代市场的基本力量。提高生活水平比仅仅提高收入所包含的内容更多，除了提高收入外，也包括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保护环境和保护社会多样性。政府的经济政策，包括扩大市场，在人力资本、有形资本和技术资本上投资，使政府更有效率，减少预算赤字。
1、扩大市场
——促进竞争
竞争是效率和创新的推动力。但正如我们所知，生活要舒适，需要的却是更少的而不是更多的竞争。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认为，“从事相同贸易的人们，既使在结婚和转移时，也很少聚到一起，就是碰到一起，他们的会谈也常在掩人耳目的阴谋，或一些提高价格的诡计中结束”。对其他人宣传竞争，而自己则寻求保护以避免竞争，这种事太平常了。这样的保护，时常通过不正当竞争的声明而被合理化。经济学家早就批评这样自相矛盾的讨论，并已经宣传强烈的反托拉斯法来保护有效竞争的优势：较低的价格，更强的效率，增长的产出，更快的增长率和增强的创新。在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领导下，政府已经实施了一项大胆的政策来保护不健康市场力量的集中和推进竞争。
电信方面的竞争政策问题是一个有力的例子，它说明经济正在进行的变化如何需要经济政策的相应变化。过去的3年里，电信产业不仅经历了跳跃和反弹式的增长，而且对其它产业的变革也是推动力量。在电信产业，从萨谬尔.莫斯对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的第一部电话线的融资，到INTENET目前的发展，政府发挥了长期而卓有成效的作用。但是，至今年已有60年的规范产业发展的立法虽经过多次大胆的革新仍不合适宜。1996年2月通过的新电信协议可望能鼓励竞争和方便利用信息高速公路。
大多数分析家都一直认为，电信管理体制需要改革。但事实证明，有效的改革比简单重复自由化的“颂歌”要复杂得多：任凭私人垄断发展比加强对垄断的管制，即使不使市场更沉闷，也摆脱不了沉闷。放松管制已经走向死胡同，它可能导致公司借助抑制竞争和压制创新的市场力量，达到自身的成长；同样重要的是，对允许一系列媒体集中这种垄断的放松管制，可能妨碍公众对各种观点的了解。为了避免进入这些陷阱，新的立法以促进竞争的方式加以设计，并由此认为今天竞争的瓶颈可能是在近几年内被消除。
——促进出口
理论和证据都表明，外向型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使提高了我们的工资和生活水平：由于货物出口，其所支持的就业增加比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13%。
政府贸易政策的历史包括一些已经开放外国市场的历史性贸易协定。过去3年来，政府已经推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结束；与我们最大的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创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与33个国家达成了寻求在2005年之前建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协定；制定了2020年前在亚太地区达到自由贸易和投资的远景规划；与日本签定了20个双边贸易协定；推动了已经对强劲的出口增长作出贡献的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附表1-5）。政府对知识产权的大胆支持，不仅在研究和开发上已经使领导世界潮流的美国公司收益，而且也使世界上其他创造性的公司受益，并鼓励了世界任何地方的创新。美国的生活水平已经并将继续从政府推进贸易的努力中获益。
2、投资于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
生产率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投资的结果：即在有形资本上的投资（工厂、设备和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新技术的开发。政府可以推动所有这三项。尽管在过去的3年里政府追寻这种成熟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正是由于实物资本的投资，政府才可能创造经济的迅猛增长。但是，政府必须在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投资上起到甚至更直接的作用。
——投资于人力资本
保持和扩展人一生的投资已经是美国政府经济战略的中心。据估计，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大约占过去的30年里每年取得的生产力增长的1/5，经济研究已经表明，在这个领域公共投资具有高回报率。正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对知识的投资会取得最好的收益”。早期的孩童项目，象HEAD START，似乎产生很少被重复的等级，即被分配到特殊教育班级的低可能性和从中等学校毕业的高可能性。
政府已经扩张了在教育和培训的投资，不仅作为刺激增长的政策，而且作为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战略的一个基本成份。过去公共支持在教育上的倒退已经加剧了不平等。在1980和1994年间，公共两年大学的平均学费增长了70%，公共4年大学的学费增长了86%，而最高的伯尔津贴（为低收入学生资助的初级联邦项目）的价值，下降了25%以上（考虑价格因素）。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在过去的15年里，对教育投资的恢复已经明显提高，但是可预测的回报──日益增加的入学──在富足的孩子中间已经不成比例，在过去的同样时期内，高收入和低收入孩子的入学率的差距已确实在增大。
本届政府正努力使联邦在教育和培训上的职能重新获得活力。它已经支持了严格的学术水平改革和综合学校改革，以达到2000年的目标：教育美国法案，它为义务满意水平工程和当地教育改革的实施提供资金；为大学学费创造新的直接的借款项目，减少了费用和不便，制造了不繁重的还款条件；通过学校—工作机会法鼓励从学校到工作单位方便的转移。那个法律尤其重要，因为它资助了“为今天的职业准备中等教育的学生项目”。政府通过创造“一站式”的职业中心和通过建议为低收入和失业的工人提供技能授予系统（工作培训证明），也已经开始将国家的失业体制改为再就业体制。
——投资于研究和开发
联邦政府在研究、开发和技术上的职能是，指导研究和宣传研究中产生的思想，它可追溯到19世纪。这种投资已经产生明显的回报：从农业部门更高的产出到今天美国最大的出口部门，航天部门的支撑基础，到引起最著名的高技术部门、生物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基础科学。最近的研究表明，一半或以上的生产力增长归功于技术的改进，而且这些研究已经证实这样投资的高回报率──回报远高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当21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加强技术项目，重新定向新出现的部门。政府已经通过各种项目，如先进技术项目和制造业扩展伙伴项目（在商务部国家标准和技术局）和技术再投资工程（在国防部先进技术项目司），来推动公共部门对技术投资。
3、使政府更有效
本届政府认识到，不仅需要改变政府干什么，而且要改变政府怎么干。
——重塑政府
实施重塑政府活力的目的是提高政府的效率，同时，在可能的地方向私人部门学习，承认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活动性的差异。《国家行动回顾》杂志（在副总统领导下），对如何使政府机构政策更可操作性、更面对消费者，和发展行动的手段，如何确保这些手段对社会进步是有用的等方面做了集中的讨论。这些努力已经产生作用，主要体现在消费者得到了更好的服务，政府有了更高的效率。
政府继续实施重塑联邦政府的行动，逐步减少了为19世纪和20世纪所设计的过时的计划，推动面向21世纪的新计划的设计。例如，农业部已经把机构从43个减少到29个，并且正在进行关闭和加强1200个部门办公室的工作。日常文书工作的改革也在艰难进行，美国农民今年将填写3百万页纸，比过去年里要填的表格少。同时，政府已经削减了总的联邦工作岗位20万个。作为美国总的就业的一定比例，今天联邦就业比本世纪30年代早期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少。
在重塑管理的努力中，政府已经在努力确保它回顾的每项政策和确定的目标相一致，并且管理的收益已证明它的开支是正确的。很多关于重塑政府的建议目的在于，通过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管理思想来减少这些开支。在管理职能中，政府应当寻求推动合作，而不是充当严格的纪律执行者。管理应当尽可能是市场友好的和可操作的。应当鼓励创新和达到管理目标的有成本效益的方法。应当利用激励和市场机制，而不是尽量去压制它们。
政府已经检查的一套管理体制是那些影响私人部门养老金的管理体制。这些管理的两个目标是，防止养老金计划变成一个避税的“筐”，阻止歧视低工资工人。但是，总体上说这些养老金已经使公司泄气而不能提供养老金，因此不能鼓励国家的储蓄。因此，有人建议，政府应简化养老金管理。如果雇主能按雇员的贡献付给报酬的话，该建议将给非歧视法则提供基本的安全港；也应当减少政府养老金计划这一小事务的成本。
减少环境管理上的负担，改革银行业和电信业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大的改革步伐已经迈出。一些建议认为，经济的根本变革迫切需要管理体制的改革，也需要真正的保障以适当推进竞争和创新，也需要真正的保障以保护消费者和环境。
——保护环境
美国人想知道他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游泳和捕鱼的河流、湖泊是否安全。他们想确定地知道，其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是否能避免由于危险化学物的污染而对健康的威胁，想知道国家自然资源是否被适当地保护和管理。保护环境是我们代表子孙所能做的最好的投资。保护和改进我们的环境遗产，是保持和提高我们生活水平的一个根本部分。
在这个领域，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我们呼吸的空气比空气清洁法通过以前更清洁。对人类健康有真实危险的物质和环境，比如，铅和滴滴梯，已经消失或大大被减少使用。河流和湖泊已经恢复到对健康无害，25年前的爱里湖几乎没有生命，今天那里的生命又重新繁茂起来。在美国的领导下，国际组织在逐步取消对地球大气臭氧层有害的物质的使用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大气臭氧层可防止有害射线对我们的伤害。
但是，问题远没有完全解决。一些地方的空气质量还糟糕得令人难以接受，如1993年密尔沃克水污染的发生和其他的插曲（在我们的一些大城市饮用水已不能满足质量标准，仅仅比引起担心要好）。从城市、社区和农村排放的化学物质流进河流和湖泊，这是一个持久的威胁。经济发展的压力和日益增加的需求一直威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渔场和其他自然资源。
尽管我们都得益于清洁的空气和干净的水，但作为个人──无论是钢铁公司的经理、石油冶炼厂的经理或生产者还是汽车司机──我们都很少愿意掏自己的腰包来取得已经发生的一切。很少人愿意为全部人收益的一些事情而负担全部的费用。没有集体的行动不可能获得可接受的环境质量。通过适当的政策──包括与州及地方合作，与产生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的私人部门合伙，以及制定标准，对可选择的政府行动的有利和不利进行认真的评估──环境保护可能被保持在一个可负担的费用上。
政府正在改进我们保护环境的方法，使政府成为一个合伙者而不是个监工。环境保护机构正在削减1400页过时的条例，修订的条例达9400多页。同时，也把文书工作的需要量削减了25%，每年节约了私人产业大约2千万小时的劳动。
——放权
政府不仅检查了政府应当发挥什么职能，也检查了在什么程度上发挥──联邦、州或地方──政府应当发挥他的职能。也已经重新检查了与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问题，确保公共基金被更有效地使用。在一些领域，如国防，联邦政府有明确的不可或缺的责任。
——重新设计福利政策
在日益增长的经济独立、对工作付酬和确保孩子不被贫穷所拖累等方面，政府要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对社会的凝聚力来说是重要的，也是经济上的必须。一个贫困孩子度过的每一年都将增加该孩子后来辍学的可能性。而辍学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趋向较少：1994年，年龄在25到35岁的已从中学辍学的一个正常的全时的工作者的年收入是18679美元，而该年龄段从中学毕业的正常的全时的人的收入是23778美元。
尽管个人最终必须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机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行为。对辍学有益的有限的经济机会总是可能对反社会行为有所帮助。拿1992年中任何一天来说，18到34岁的缺乏中学教育的男子中有25%的人在关押、缓刑或假释，而该年龄段中学毕业的男子的这一比例仅为4%。这不仅对那些年青的男人是一个悲惨的结果，而且日益增加的犯罪，以犯罪审判系统开支增加和我们每个人安全感减少的形式增加了社会成本。
原先采纳的减少收入不均等和贫困的政策，需要改革。每个人都认为，现在的福利体制已经不合时宜。对福利的依靠，通过不鼓励工作和破坏个人的责任心，对个人和家庭都产生了很大的坏处。福利接受人的尊严被剥夺了，同时管理者花费太多的时间用于决定项目的可行性而花费很少的时间用于帮助家庭自立更生。
但是，怎样确定我们的福利体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于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联邦政府已经给州政府以灵活性，州需要试验新的福利方案。到1996年2月为止，37个州已经收到弃权书，允许他们实施更大范围的改革。例如，联邦政府已经对威斯康星州严厉的工作需要和时间限制的津贴发放放弃干预。
为了有助于使家庭从依靠福利转到去工作，政府已经建议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个时间限制。在2年之内，父母将被要求去工作。5年之内，他们将失去他们的津贴。如果孩子父母的津贴被终止，他们将得到支持的担保。
4、减少赤字
在政府能推行其余的经济议程之前，它必须使联邦预算赤字保持在控制之下。前任政府留下的最有害的遗产之一是公共财政的危险状态。巨大的财政赤字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与其有关的是公共债务的增长，这不仅正在限制私人投资，而私人投资对增长致关重要的，而且同时加深了对外国人的负债。
借钱来融通赤字吸收了可能在工厂和设备投资的资金──而投资将增加美国经济的生产力。由于个人的低储蓄率，促使美国向国外借的更多，这增加了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债务。前政府经济政策的副作用之一是，在很短的几年之内美国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赤字减少能更正这些错误，同时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提供跳板。但是纵观最近关于赤字的争论，政府已经强调有一条正确的方法和错误的方法来减少赤字。减少赤字本身并不是结束，而是提高全美国人生活水平这一结果的途径。怎样减少赤字可能决定能否取得这些结果。
用错误的方法来减少赤字将降低生活水平，恶化不平等。削减花费来减少赤字需艰难的选择。在作出这些选择时，我们必须评估政府现在做什么和21世纪它应当做什么。联邦预算不仅是一个柔和的解释声明──它也是政府的优先和价值的一个表示，它应当反映政府将要向哪里去的远景和它面临的问题。一些人建议缩减预算，如减少教育机会的平等性等，这是对基本的美国价值观的进攻。其他的，如削减保护环境，保护美国人的健康和安全等方面支出的建议，对未来的生活水平会有一个相反的影响，因此降低了减少赤字的真正目的。
——减少赤字和公共投资
投资是推动增长的重要因素。减少赤字应当降低利率和推动私人投资。通过削减高回报率的公共投资来削减赤字很少产生效果，只不过用一种有价值的投资来代替另一种。事实上，通过减少对高回报率公共部门的投资来减少赤字──如那些研究与开发、技术、教育和培训──可能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削减赤字不应当通过减弱我们的基础设施，通过不在研究与开发上投资或通过忽视教育和培训来获得。
——减少赤字和社会安全网
通过难以想象的一系列的对社会项目的减少来削减赤字，其结果也是事与愿违的。减少不平等不仅对防止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被撕破是必要的，而且对实现经济增长的更有限目标，也是重要的。
如果减少了那些美国人的机会，经济增长将深受其害──尤其孩子们──在收入分配的最底层。通过减少对我们社会最脆弱阶层的支持，同时把巨大的税收利益转让给最富裕的人，我们就会加剧我们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最好的办法是，确保所有努力工作和守规矩的美国人有机会摆脱贫困。做到这一点，将会增加国家的产出同时减少不平等。
——减少赤字和健康保障
正像总统早就强调的那样，健康保障支出的增长必须被限制。做不到这一点将不仅重新产生巨大预算赤字的威胁；它也可能导致令人难以接受地削减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其他项目的支出。但是，对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来说，放弃对基本的健康保障的利用也是错误的。
健康保障体制的不断变化不仅使我们能利用体制改革（象更广泛地利用管理的保障），而且也提供市场力量帮助限制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障费用的希望。例如，健康保护组织实践的这种限制，应当有助于增加市场其他部分的健康保障服务的相对供给，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有效作用，有助于降低费用。但更需要的是，试验可能提供在未来的10年需要实施有效改革的信息──改革将保护老年人，即使在减少公共支出增长率的时候。可能的示范激励，包括改革赔偿体制，创立专门限制高价治疗费的地区医院，和削减医院的行政开支。
——减少赤字和税收
15年前，税制的边际税率和累进性被戏剧性地降低了。一些人认为这些政策将会刺激经济的增长，并导致税利实际增长。那个试验的结果是现在的记录：这种反应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国家的债务在12年的时间内增加了3倍。
在创建它的税制建议中，政府已经强调公正性。政府已经建议削减中产阶级的税收，并极力讨论反对通过削减EITC的投入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税收。政府反对这样一项建议，即对高收入个人给予一个不适当的税收减免。
同时，政府已经讨论现存的支出和税收规定应被减少。现存的税收条文使经济的特殊阶层获利，而且在一些市场失败方面不可能是公正的。尽管政府成功地说服国会减少一些最明显的例子──例如，对马海毛和蜂蜜的补贴，和对院外活动集团税收扣除──但数以百万的美元以公司补贴和其他法律漏洞的形式依然存在。
迈向21世纪
美国经济在本世纪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在我们进入21世纪时，美国经济将继续发生变化。技术将继续以很快的速度前进。经济全球化也在继续。美国公司将面临着来自海外的竞争，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们能够应对并且将引起挑战。正象能在日益增加的全球范围内利用他的竞争优势一样，较低价格的进口和日益增长的出口将在提高美国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作用。
一些经济部门，象服务业，将扩张，而其他部门将收缩。1850年，美国多数人生活在农场；而到1950年，只有12%的人是这样。在1900年，20%的劳动力被雇用在制造业；到1950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24%。制造业的份额从那时下降，现在保持在16%。今天，主要的经济增长部门包括象电信服务等服务业。私人部门的服务业在1950年达到了46%，今天他们达到了63%。
在柔和的灯光下，人们自然趋向于回顾过去，灯光模糊了它的污点，并且从来不可能预见未来具体的不幸事件。对一些人来说，未来的前景是一个引起焦虑的问题，未来的服务经济比今天甚至更占优势。确切地说，一些现在创造出来的服务业就业机会并不是好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很多新的服务部门的工作，例如在计算机设计，管理咨询方面，却是高科技，高工资的工作。
市场和政府将需要对经济中正在进行的变化作出反应。对政府来说，需要对变化重新平衡，将重点更多地放在新问题上，更少地放在过去的那些旧问题上。解决2030年问题的政策最佳组合，将完全不同于解决1930年或1830年问题时的政策。理想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解决，既没有反映今天的现实，也没有反映美国自负主义的传统。但是，21世纪的问题需要在一个平衡的观点上解决。市场是我们经济的中心，但是市场总是不能很好地运行并且不能恰当地满足美国人的所有需要，甚至经济需要。正是在那时，政府能够提供帮助。例如，面对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政府能尽更大的努力去增加教育机会，以便使贫穷的恶性循环不永久存在。
政府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并且它也确实不能在一夜之间解决更永久性的问题。但是，即使收益不能立即明显体现出来，政府也必须继续对未来投资。只有通过这样的投资，缓慢的生产力增长和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等长期问题才能被解决。我们坚信，政府──通过有选择的，集中的和很好设计的政策──能帮助美国工人和家庭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创造一个富人性和更公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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