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年自然灾害与大跃进>一文的简单评论

作者：佚名    时间：2005-6-28 19:00:00    来自：冷战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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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林文中对三年自然灾害的分析，较之一般精英主义者的文章，要全面得多，但是其弊端也是明显的。正如陈文自陈是本文拟以我国农业粮食生产为主要视角，考察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危害及当时推行超越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包括各种错误决策）对农业造成的损失，用计量方法找出两者可供比较的数据，说明其影响程度及相互作用关系（由于工业损失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其成因还包括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等复杂因素，暂不考虑）。 也明显是主题先行，证据是后找的。因此陈文也明显地陷入自证自明的误区。

笔者以为，在以下几个方面，陈文具有明显的偏颇，其立论值得商榷： 1、政策的失误在灾害的早期应该是一个主要困难因素，在后期就不能这么说了。陈文明显认为三年困难时期，公共食堂都是在大吃大喝在先，缺粮季节在后，实际上与当时的事实明显不符合，公共食堂实际上在许多地方仅仅存在了几个月，后来再也没有恢复过。不存在陈文认定的连续几年都存在公共食堂和大吃大喝的情况，另外陈文还假定各地特别是农村在灾害面前，都没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也没有相应的调节措施，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2、陈文把全国各地区割裂开来，认为不存在地区之间的粮食平调，其实这是救灾的最基本手段，大家共同挨饿显然可以降低灾害对中心局部地区人口的生存威胁程度。陈文有一个隐含的分析前提是湖南与河南都是各自为战，分别救灾的，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湖南人除了因为自己本地的灾情挨饿之外，还要为河南人的灾情挨饿。湖南农民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是从局部地区和国家征购数量的关系来看待问题的（实际上湖南后来不高估产量国家也必须进行高征购，因为必须为更困难的地区着想），但是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转述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而且主管经济和救灾工作，是应该非常清楚湖南是必须为河南少饿死人做贡献的。 3、陈文的高征购论断，仅仅具有数字依据，这是非常片面的，这个数字若要说明他的论点，必须以城市人口广泛存在高消费为事实依据，但是当时的城市人口也是在普遍挨饿，只不过是比农村状况稍稍好一点而已。当然粮食分配上绝对平均是救灾的最理想状态，但是在陈文中却看不出来这个预设。对照一下今天政府和企业精简人员的困难，回头看一看当时有2000多万人从城市和工厂回到农村的事实，再去比较一下政府对社会的动员与调整能力的变化，比较一下当时广大民众共赴时艰的担当精神，真是举目不胜今昔之感。

4、对于当时的粮食出口问题的分析，也要具体分析，当然存在官僚主义的因素调整不及时的问题，但是应该考察当时的进出口平衡问题。这个问题上当时政府是不是具有完全的选择自由---即陈文隐含的决策错误认定，这种认定是以进出口完全可以做到自由抉择为隐性前提的。相反，从操作角度看，1961年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倒是符合事实的逻辑，毕竟进出口的调整需要时间，考虑到当时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中以农副产品为主的事实，恐怕这一问题的调整难度不是今天所可以梦想的。考虑到当时苏联的背信弃义，一方面是造成进口支付手段欠缺（援助终止），另一方面使得出口换汇压力增加（逼债），这无疑也使得进出口平衡受到巨大威胁，调整起来也会更加困难。

5、陈文对于当时救灾力度和救灾效果估计严重不足，当时无分南北、无分城乡都在共同挨饿，这毫无疑问可以改善最缺粮的那一部分人的处境，大大降低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威胁程度。从粮食减产程度来估计受生存威胁的人口比例，应该在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当时的人均粮食数量很少，绝大多数人口是在生存维持线上生存，根据这个估计，当时因为本地缺粮受到严重生存威胁的人口比例应该在10-30%左右，人数在6000万到18000万之间，主要集中在历史上水旱灾害最为频繁的黄淮海地区（即河南、山东、安徽、河北）。由于共同挨饿的政策执行力度大，而且全国一盘棋，无疑解救了原本无法生存的大量人口，这种力度政策的执行完全得益于当时的国家管理体制，否则灾情的发展就远远不止当时的那个水平，而是会象历史上的大灾之年一样灾情呈崩溃式发展，集中控制型的体制无疑是应付危难的最佳体制。而结合陈文的隐性前提，对制度评价就明显具有片面和孤立的倾向，体现非常明显的个人倾向。

6、1978年确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干旱的一年，但是非常不同的是，中国当时已经有8万多座水库，在旱灾严重的黄淮海地区已经有300万口机井，灌溉耕地比例已经接近40%，这是毛泽东时代30年艰苦努力的成果。今天就是依靠这40%的灌溉耕地提供70%的粮食的。还有一点也相当重要，1970年代中期在历史上延续700多年的南粮北运局面已经得到扭转，原因就在于黄淮海平原的机井建设成就，这样的成就实际上也仅仅对单一年度的旱灾具有明显作用（相当于利用了庞大的地下水水库），对连年旱灾由于地下水水位的持续下降，其抗旱能力就非常有限了。同时1970年代中国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能源（特别是石油产品）已经自给，这对农业抗旱获得丰收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中美关系改善的结果是对中国的禁运已经取消，政策上可以选择的余地也要大得多，不是1959-1961年那种除了勒紧裤带别无办法的困境。总而言之，1978年和1959年的不可比因素太多。

7、陈文所有的隐含前提中，最根本的隐含前提是非毛的制度决定一切，实际情况刚刚好相反，是长期的艰苦努力的成果才能战胜灾害。毛泽东时代的水利成就无疑也是一种制度的成就，但是陈文明显不认同这种制度，但是舍此之外，另外的制度都是不利于增强抗灾能力的，在所谓的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原来的水利设施由于年久失修已经逐步地丧失原来的设计能力了，1990年代我国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因此急剧上升。战胜灾害需要突破市场规律，需要解决最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灾害最严重从而也最贫困、最缺乏支付能力的地区，降低其灾情影响所取得的效益最大），而市场天然只关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哪怕是黄赌毒。关于这一点，陈文很明显是不愿意提及的。在毛泽东时代政府能够组织民众完成规模空前的水利设施建设，今天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组织民众把水利设施维护好，这是制度万能（或者积极性万能）者所共同视而不见的老问题。

8、陈文宣布要研究当时推行超越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包括各种错误决策）对农业造成的损失，但是实际上陈文在这个方面没有做任何论证，只是从原理上进行引导，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要说明这个陈文先设的重要论断，需要比较在公社体制下和在个体农业体制下，在当时那样的旱灾年景农业生产情况的不同表现。其实这样的比较也是有条件进行的，历史上黄淮海地区就是严重的旱灾高发区，和历史上的大旱之年进行比较之后，其结果就可以用来说明超越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对旱灾扩大的影响到底如何了？历史上严重的旱灾年景的灾情从来都是失控，灾情常常呈崩溃式的扩大，由极端气候造成的黄淮海地区的大饥荒，在历史上已经上演过许多次，元代和明代末年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就跟本地区的特大旱灾有关。在历史上大饥荒往往还常常是呈雪崩式的恶化，通常的程序是这样：收成不好---粮食匮乏---不能眼看家人饿死---种子耕畜用来充饥---自然灾害结束后也无法恢复生产---再继续颗粒无收---灾情更重。如果仅仅是粮食平调和共同挨饿，还只是消极防御方针，根据1961年的统计，前三年为兴修水利而动迁的人口高达300万人，占建国后50多年（含三峡移民合计1250万人）全部水利移民的1/4！这样的比较结果完全不能说明陈文的生产关系不利论，所以陈文也就没有进行这样的工作，这不能说是一个无心之失，而只能是出于主题先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