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ereader 11 许可证:业医感悟

中医讲究传承，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我吸收了几辈人的真传，医学精华。所以我现在在临床上能够治病，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并且又与众不同，因为我有坚实的、他们创新的理论基础。

业医感悟

大家晚上好：，

前不久，我受广西中医学院的邀请，在广西做了几个讲座，据后来得到的信息，都很满意。广西中医学院特聘我担任他们的教授，指导他们的一些工作。在广西，包括他们的老师、同学，现在还在跟我不断地联系。所以，在回来以后，我们基础医学院的领导，希望我也在本院谈一谈我的感受。所以，今天晚上，就在本院，我再来讲一讲。

刚才，我们的赖书记已经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本人的一些情况。在介绍情况时谈到了，我除了在学校搞教学工作以外，一直不脱离临床。所以，我就用过去的病案和病例，用一年的病例做了个统计。在开场的时候，我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谈一下。

一年里，我一共诊治了2745人，一共是20013人次，开出处方20076张。病人的来源除了我们本地、本省的以外，还有部分是外省的，也有从国外来的。那么这些处方里面，为什么20013人次开出了20076张方呢？这是个别的病人，我给他开了两张处方，也就是，他需要有善后处理的，就是病已经基本告愈了，所以多开了一个末药方，病人可以小剂量服用，以巩固疗效。我统计了一下，所涉及到的病种有83个。全年所用药42种，就是20076张处方，一共用药42味。临床治愈率，对于有些疾病，是他自身的临床症状的改善和消失；有一些慢性病，还要西医院校、西医院的检查，比如说，肾功能的异常，就要这方面的资料，来验证是否是治好了，肝脏功能是否恢复了。

在20076张处方里面，用生姜，一共20016张处方的生姜，这当中还包括了干姜、生姜、煨姜、筠姜、炮黑姜。这当中，20016张处方里面，还包括生姜、干姜或筠姜同时使用，所以，一共占了全年99.7%的处方都用了姜。那么桂枝尖这味药，也就是桂枝，但包括了肉桂和官桂，在整个全年的处方里，一共19852张，这当中，博爱扩了桂枝、肉桂和官桂同时使用，占整个全年处方的98.8%。而附片这味药，包括了天雄片、黄附片、黑顺片、熟附片，实际上都称之为制附片。在全年的处方里面，一共有19423张处方里面都使用了附片，这当中嗨包括制附片和制川乌同时使用，这占了全年处方的96.8%。

刚才谈了，生姜站99.7%，那么生姜或煨姜的用量，每一剂药在30到200G之间：干姜、筠姜或者是炮黑姜的用量在25到90G之间。桂枝的用量，每一剂在15到75G之间；肉桂或官桂的用量，每一剂在15到30G之间。当然，也可能在另外的时段，在我的记忆之中，还有用的更多的，但在那一年，用的最多的，用肉桂用到30G，制附片的用量，最轻的量，一剂药60G，在那一年最重的量是一剂药250G，这是我把一年的情况进行的整理。

我记得在10年前左右吧，学校安排我带一个从日本来的医师，这个医生本身的水平已经非常的高，他当时的年龄比我大，他已经在日本行医20多年。他是三所院校的毕业生，她很早就在北京中医学院学了5年的中医，然后优势富山医科药科大学的生化学博士，然后有是东京一所医学院校的医学博士，他那一次来四川，到成都来，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医的临床，就是要看一看四川的医生、老师在临床上怎么样。这个人当时50多岁了，在学习上，他跟了我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我每天出三个半天的门诊。当时一个半天是40到50个病人之间，他通缉了我一个星期要诊135个病人左右，有时达到140多个病人。他每次跟我看病时，他都对病人的病情和服药后的情况进行了解。最后他就在他的手提电脑里面把我的处方处理了，一共700多张方子。一个月700多张处方里面所涉及的病种，按照西医的归类应该是47种病种，那么如果按照中医教材对阴阳理论的认识，证型也相当多，既有阳虚的，也有阴虚的。他进行了统计，结果他发现了许多问题。

第一：为什么许多有明显阴虚症状的病人，任然使用了大剂量的姜、附、桂等辛温扶阳的药物组成的方剂，而病人服过以后反而阴虚阳亢的症状得以消除，并没有出现一般中医理论认为的伤津耗液，五心烦热等病情加重的情况。

第二：他还发现另一个问题，就是用药的整个数量很少，也就是药味数很少，一张处方也就是五六味药，或者七八味药，最多也就是十一二味药，大多数都在七八味之间。

第三：就是整个700张处方里面，一共只用了27味药。

他在学习完了之后，来跟我探讨这个问题，当时是我们中医学院一个留日回来的博士当翻译。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好的效果？为什么这样的辩证和用药？他无法理解。我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说清楚的。很多疾病，按照他学习的教材理论，他的思路就不应该使用姜、附、桂啊！如果使用了，很可能出现不好的反应，甚至于出现副反应。为什么没有出现？天涯非常关注这一点。但由于他所接受和理解的中医理论的局限性，我无法给他详细谈这个问题。但是他也很感激，因为他看到了另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他原来只是听说，而后来他亲自看到了这样的应用，在临床上确实能够解决很多用其他的中医理论作为辩证论治的指导思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样辩证用药？为什么有很好的临床效果？我的理念是什么？所以这就引出来这次到广西去，他们希望我讲一讲：为什么我那么年轻就能够诊治那么多病人？为什么在病人中有这么大影响？今天，我也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可以称其为“业医感悟”。

我们现在的中医，可以说整个大环境还是很好的，，总医院校每年招生这么多，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来学习中医，在加上政策上也越来越好。在一个呢市场环境实际上也很好，只要你能解决问题，那么这个市场的前景很大！后面呢，我还要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市场。还是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出生在中医世家，祖祖辈辈行医，从很多现有的中医资料中，比如《德阳市志》已经有记载了，因为清代光绪以前我的祖辈还在德阳，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家族。到我，应该是七代搞中医了。我从几岁开始，由于在那种环境里，从认字就开始接触中医的名词，接受中药的名词，什么是生姜，什么是桂枝，什么是制附片，什么是天雄片，那么写字、认字就从此开始。在后来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就产生了想学中医的想法，并不是我们家的所有人都学医，这要靠自己。我在少年时对中医就特别向往。一直到我十二三岁就开始读一些这要典籍，如《黄帝内经》等，当然很苦涩，因为当时没教材，读《伤寒》、读《金匮》、读《神农本草经》。那么这些都是经典，当时读还不解其义，那只是读。年龄稍大一点后，祖辈们就一条一条地给我讲这些经典，通过对这些经典的学习，然后自己再读郑钦安的三部书：《伤寒恒通》、《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为什么要雪郑钦安呢？因为他是我祖父的老师，后面我要谈到这一点。到了我十六七岁时候，我在临床上就可以开方了，可以治一些病了，那时没有职业医师资格的限制，只要能看病，病人愿意找你看病就行，所以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已经医治了相当多的病人，可能还没有现在在座的同学们年龄大，大概就是刚入大学的年龄，那时我已经行医，现在算起来已经四十多年了。

到了1973年，通过我在家里随祖辈们的学习后，我觉得应该更广泛地去了解整个医学方面的情况，去接受更多的现代医学方面的知识，进一步提高自身修养，所以我在我大伯父的支持下（我大伯父陆永定，他也是蜀中名医，行医60多年）到了江苏新医学院（新医学院实际上是现在的南京医科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合并后的大学，当时叫江苏新医学院）。临行之前，我伯父陆永定和父亲陆永华就嘱咐我要隐姓埋名，一定不要在那个地方抛头露面，要潜下心来认真学习。蛋结果到南京不到半年，也就是不到一学期，就有病人找上门来，为什么找上门来，这个病人原为成都军区的一个领导，他在成都患病一般找我们诊治，效果很好，后来他调到南京军区当领导，他在南京生了病，又专门从南京飞到成都找我们看，一到成都当然也就知道我在南京了。他到南京后，很快就在学校把我找到了。我只能接下这个病人，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军界的高级领导，从那时开始，我的身份也就暴露了。因为那时我还年轻，也就是二十五六岁吧，南京军区的高级领导居然到学校找一个在读的学生看病，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个病人在南京生病时，曾用了中西医的办法治疗了两三个月都没有什么效果，并且还逐渐加重。他患的类中风，也就是口眼歪斜，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针灸、按摩、推拿、吃药什么都用了，后来经过我的治疗，可能前后不到一个月，他的病很快就得到了治愈。这样，治好了这个病以后，情况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很快我就变成了江苏新中医学院一位非常特殊的学生，特殊在哪儿呢？当时学校对我很特殊，第一，江苏新中医学院，还有江苏卫生厅的领导，他们给我做了一些安排。一个是江苏卫生厅给我了处方权（因为我当时是一名学生，是不应该有处方权的）以便能够给一些特殊的领导看病，包括省、市、部队的领导，还有其他一些艺术界的，也包括中西医界的。第二，学校里很多课我都可以不去上，比如体育、政治、军训等，除了专业课，其他的一些不沾边的课我都可以不去上，因为学校安排许多病人给我看。当时除了作为学生上课以外，每天还给我安排20个病人。看这20个病人都是学校规定安排的，凭单位介绍信，再由江苏新中医学院党委办公室批准，批了以后，再到系办，最后才到我这里看病。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反过来考虑，那么这里面呢，一个是对中医传统理论的接受上，中医理论的认识上，在对疾病认识的指导思想上，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临床上我治的病，由于这一次要讲，我就筛选了一些，我当时到成都中医学院很年轻，1978年就到中医学院来了，当时刚好30岁。一来学院呢，就安排我到附属医院门诊上去看病，并且参加中医教学。我呢就一边教学，一边看病，由于当时临床上出现了很多误会，我想呢，也可以利用今天这个时间来讲一下。

当时记得是一个慢性肾炎、肾功能早期衰竭的病人，他是我省某领导的夫人。他的肾功能检查肌酐比较高了，他的尿素氮也是很高的了，CO₂的结合率比较低，尿蛋白很高，血液里面的白蛋白很低，球蛋白很高，他的整个肝肾功能都受到影响了。这个人最初是找的我们中医学院的一个老教授看的，药吃了很长时间，效果不怎么好。那个时侯，我在附属医院看病，刚开始去，大概不到一个月时间，很快病人就多了，我的号脉必须提前一天才能挂上号，在我那个年龄段的中医是很少见的。所以这个病人，他也到我这里来凑热闹，也非要来找我看。在找我看过之后，当然，我的诊断跟前面的诊断就不完全一样，因为我用了大量的姜、桂、附。那么这个病人通过不到两个月时间的治疗，他的尿蛋白就消失了，他的肾功能就改善了，他的肝功能正常了。这个病人后来又去找那个老教授，这个就不太好了。他把我开的处方拿去找了老教授，老教授看了后说你不能吃这个方子，吃了病情要加重之类的话。但是，老教授不知道，他已经吃了两个月的药，效果很好。这个病人最后痊愈了，我又给他治疗了一年多，所有的情况都全部正常了，恢复了健康。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还有往来。

当然，后来由于我们中医学院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可能引起一些误会。在临床用药上，可能没有按照教科书来用药，所以我受到了批评。因为教材上不是那样说的啊，你不能那样用药。再加上那个时侯，我还要带实习生的同学，因此带实习生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遇到什么麻烦呢？同学们都是按照教材上讲的来进行辩证、立法、用药，但是我在临床上给他们说得又不一样，我的用药和教材的出入很大，所以同学们就困惑。因为实习生嘛，他们首先要接触病人，写病历，然后他们要辩证、处方、用药。我开始也有意识地同意他们按照教材的思路来辩证用药，并叮咛病人用药后一定要再来复诊。病人吃了药后效果不好，所以病人又来了，我说我来看吧，完全按照我的思路来辩证、用药。当然跟原来的完全不一样，但病人吃了药后，效果很好，但这种办法同学们没有学到好多东西啊！，为什么呢，他们认为通过五年的正规教育，学习了中基、中医诊断、中药、方剂以及临床个各科的课程，认为应该是这样用药，而陆老师不这样用药，而他们那种方法效果又不好，陆老师的方法效果有很好。他们就觉得要比较一下其他老师是怎样辩证用药的。这些同学就采取什么方法呢，整个楼都是实习生的同学，各科室都有，他们就吧我看过的病人带到其他老老师那里去看，当然其他老师看过之后，提出了跟教材完全一样的观点，跟同学们的观点也是吻合的，同学们高兴啊，因为他们是正确的。“陆老师你看，我们开的方子完全正确，其他老师也是这样开的”。但是，他们没有马上否定我，而是想继续验证我的疗效，所以继续用我的方子。结果按照我的方子用药，病人的病情减轻了，最后好了。那么就导致了学生更加困惑。这是个问题啊，当然，我就给他们解释，学中医可以根据不同的流派来进行辩证，指导临床用药。但是同学们马上就会问，不管你按照什么流派来辩证，也不能把阴虚变成阳虚。阴虚就是阴虚，为什么就变成阳虚了呢？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在南京也发生过。在南京的时候，因为我小有名气，经常要请我去会诊。

我记得有一次，去给一个上海来的领导进行，住在某军区医院里边。这个病人是高烧不退，当时年龄接近60岁，是个级别比较高的领导。这个病人高烧40多天降不下来，所在医院该用的方法都用了，但是没效果。当时我去的时候，医院就给他采取物理降温的办法，就是睡得冰枕，戴的冰帽，全身都附的冰，腋下也是冰包夹起的。当时南京的中医界用的是大剂量清热解毒凉血的药物，因为高烧嘛，体温41℃，连续40天以上，一直不降。口腔、牙龈、鼻腔都在出血，怎么办？那一次会真的场面很大，江苏五所院校都有专家来了，包括部队的军医大、上海医科大学、上海中医学院的专家都来了。那一次对病人最后的会诊结果，他们商讨的办法跟以前还是差不多，用中药，还是大剂量的清热解毒凉血，只是剂量再大了一点。当时，会诊的专家光中医就是七八位，除了我是个学生外，其他的都是中医界很有名气的中医先生，有南京的、苏州的、南通的、徐州的等等。我当时是一个什么思路呢，我的思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对这个病人的辩证，我认为还是阳虚！所以就很麻烦啊！病人又在出血、又在高烧，你居然嗨认为是阳虚！那个病人可以说已经麻木了，由于他高热不退，很难办。我根据他的情况用了药，用的是什么药呢，大剂量的附片！我记得用的附片是90G,或者是75G，用了生姜，用了淫羊藿，用了甘草，实际上，就是个四逆汤加淫羊藿。为什么这样用药呢，我提出了我的看法，当然我提出的看法都不会被诊断的老师接受，因为我最年轻，那时候二十几岁，而那些老师们都是五六十岁的名医，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名医。我认为，只要把阳气固住，这个病就可以挽回。这个阳气一固，阴气一生，那么他的发烧、出血就会得到改善，但是没有人相信啊！最后还是江苏省卫生厅的领导和某某军区医院的领导支持了我，他们认为，就按小卢医生的办法试一试。当时我们江苏新医学院的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他也支持我，他就提出来，要用小卢医生的药，希望院方能够配合，万一其他老师，其他中医提出会发生很大的副作用时怎么办？出现大的出血该怎么办？抢救的措施要准备好！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全盘考虑！这个病人当天用了腰，晚上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当晚体温就开始下降，41℃的体温就降到38℃左右。高兴啊，作为医生特别高兴，没有出现大量的出血。到第二天，体温就更降下来了，降到37.5℃以下了，出血完全停止了，全部结痂了，那个处方连续用了三次之后，体温恢复正常。后来这个病人我又给他治了一次，因为他毕竟住的太远了，我又不是他的主治医师，我当时只是解决他的发烧。这个病人烧完全退了，体温正常。

于是，在当时的中医界引起了一些看法，提出看法的有叶橘全先生，他当时是南京药学院的院长，他称得上是中医大师、中医泰斗，他主动约见我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约见我呢，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亲戚一直在找我看病，他亲戚是慢性肾炎。我给他看了三个月以后，他的病情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吃了大量的姜、桂、附。叶橘全很关注，因为他过去也给这位亲戚看过一段时间的病。他亲戚是江苏新中医学院的一位老师，当时校内找我看病的老师非常多。那么叶先生见面，他提出了他关心的问题：他知道四川的卢火神，他知道四川的用药跟江苏的不一样，跟整个江南的都不一样。但是你现在已经来江南了，那么这个地方的水土、饮食习惯跟四川的不一样，人的体质状况跟四川的也不一样，为什么你还能按照四川的那一套办法来用药？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郑钦安去世后，留下嘱咐给我祖父，要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因为一直在四川呆着，不知道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其他地方人们的生活习俗到底怎么样，气候条件怎么样、水土怎么样。所以我祖父在郑钦安去世后，就开始游历四方。用了三年的时间，走访了包括两广在内的21个省份，一边行医，一边了解当地的民愤民情和医药知识，尤其是中医用药的特点。他到过上海，到过南京，他认为那些地方同样可以用姜、桂、附。他也在南京治过病，当然那时很早以前，那时光绪年间的事情了。叶橘全先生说：‘那么你们治病的机理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要那样用药?’因为他研究了我给他亲戚开的处方，有近30张处方。“这30张处方，用的都是辛温药啊，他的病不应该那样用药，他不应该吃那些药啊！但是他吃了那些药，并没有出现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任何副反应，反而病情在好转。”作为他来讲，感到非常疑惑，他称得上是中医大家啊！当时我的回答就是：其核心思想就是“重阳”思想，其核心就在于扶阳，另外我嗨提出一个假设，我的假设是这样的，我大剂量地运用姜、桂、附，大剂量地运用辛温药物，那么这些辛温药物所组成的配方的化学结构式是什么？能不能请南京医学院把它研究出来？他说嗨没有办法。就是对这些方、复方的结构研究，他是不是性质改变了，当然那只是一种假设。

那么，为了吧这个问题说清楚，我1975、1976年左右，我给北京中医学院的任应秋先生写了一封信。因为任应秋有一个小册子，叫做《阴阳五行》，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那时六十年代出版的，很小，也就是几万字左右。这个册子里面始终强调阴阳平衡，始终动态平衡，一点不能偏，一偏就是病（后来的教材都受他的影响）。那么我在信里面提出来了：阴阳这两者的关系始终是阳为主导，阴为从属的关系，不管在生理还是病理上都是这样的。当时任应秋先生没有给我回信。但是，当任应秋1980年到了成都时，我找到了他。那一次也是我们成都中医学院举办学术讲座，因为当时刚刚召开完科技大会，全国掀起了科技热潮。那一次从北京来了好几位中医界的知名人物，有王小二的儿子王伯岳，有方药中，还有其他的还极为中医名家。那一次任应秋也来了，我去找他。我提到1975、1976年间给他写过信，我给他写过一篇关于阴阳方面的文章，问他收到没有。当时他说受到了，没想到我们在吃呢孤独中医学院见面了。因为那一次他在讲阴阳的时候，他讲到了“阳主阴从”，我就提出“我那个观点，任老你接收了？”他没有说话。在这个问题上，我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用药的。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当时我们南京中医学院的院长邹云翔先生也是一位名中医，他当时是中医界的肾病专家，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担任南京中医学院的院长。我在南京的时候，我去旁观过他诊病，他主要是治疗肾病，他的用药，确实跟我们不一样，我看到他的方子里也用附片！但是他的量太轻了，附片6G。当时我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那些复诊的病人，这一个月来和下一个月来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善，我就说，“邹院长，你这些用药可不可以重一点？”他那时候还不认识我，他那个时侯不敢教学了，因为毕竟70开外的人了嘛。他不认识我，他看到我带的一个学校的校徽，他就说“同学，你有什么事？‘我就提出来我的观点（那时候年轻，年轻气盛）我说你这种用药，对这种肾病，效果绝对不理想！我当时有点班门弄斧哦，他是全国著名的肾病专家啊！他当时也很奇怪，因为我说得一口四川话（他抗战时在四川呆过，因此他听得出看来）。我就自报家门，我是怎么怎么的，他一下就知道了，四川的卢火神！他就让我提出看法，“那么你怎么来治这个病？”他说江苏不能这样治病啊，跟叶橘全的话差不多，我就提出，应该用卢氏的方法来治病，我在南京也一直用，效果很好。我建议他加大剂量。最后，这个邹云翔先生很不错，他主动吧病人介绍给我看。这些病人通过治疗，很多人病情得到了缓解。当时是一个新疆某地区的领导，得了早期尿毒症。结果尿毒症同样有效果，得到了改善，最后基本治好了，他是早期尿毒症，还没有进行透析，当然这事在学校里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给大家举这些例子说明说明问题？就说明学中医那，一定要学习传统的东西、经典的东西，一定要弄懂！通过经典的学习，从里面悟出道理来。那么这样对你的临床，会有很大帮助。我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曾今写了一偏《用姜附桂的指导思想》的文章。这个指导思想是什么？这个指导思想是怎么来的？那么我就谈到了《周易》，谈到ile《周易》对中医重阳思想的影响。通过这些，我对很多东西会有重新认识和了解。

当然，我从南京回来，治疗的疾病集更多了，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在血液病方面（刚才我们的书记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个很棘手的疾病，很不好治，从八十年代开始，（过去也治过，当时量不大）到九十年代，这个量就开始变的很大了，一共接待了两三百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已经治愈一百多例患者。这个病是造血功能不行了，很多病人都是从某医科大学转来的，为什么西医的专业血液科会将病人介绍给我治疗，这缘于他们门诊部的书记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她是药源性的，实际上就是用了氯霉素导致的造血功能障碍，最后形成再障。当时她的情况已经很差了，白血球只有一千多，血小板只有几千个，她的血色素才只有三点几克，完全是靠输血和输血小板过日子。一个星期就必须输一次，否则的话，就简直没法活了。那么对于再障的治疗，是否要扶阳呢?同样的，也要扶阳，通过扶阳来生血。来生精。所以这个病人经过我两个多月的治疗侯很快就得到了改善，就可以不数学完了，血色素也上去了。由于她本身是医科大学的一个中层领导，他就建议医科大学的血液科，要向中医院校学习。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个现象，在他们那里住院治疗，对他们已经感到无能为力的病人，他们主动介绍来找我们看。断断续续一直都有，就在前不久，他们的护士长，开着救护车送病人找我来看病！并且护士长一直陪着，而这个病人现在已经很好了。最起码，他不需要一个星期就要输血，他的输血间隔已经在一个月左右了，输一个血就行，而原来要输几个血。

我记得在好几年前这所医科大学就要和我们合作，做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科研，研发一个再障的新药。因为他们是搞这个专业的，他们收集了很多资料，他们认为我的治疗效果应该是最好的，因为这些病人的资料全部都在他们那里。在和我商讨过后，我回来给我们学校的领导汇报，我记得我们现在的傅校长是当时科研处的处长。但是当时，他们医科大学有一个条件，他们要担任这个课题组的负责人。因为要用他们的人力、他们医院的技术力量、他们的病房来搞这个研究，这样一来，我们中医学院觉得有点吃亏，因为这主要是从中医的角度来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搞一个中医的新药，为什么要他们来当负责人呢？这个事情最终没有搞成，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把病人往我们这里引，在他们看来，治疗这些病人切实难度太大，而你卢老师又能够治疗，所以就介绍给你，当然，我们能治好的就不麻烦你了。目前在门诊上，起码还有十几个再障病人这些年来，一直就保持了十个以上的再障病人，治好一批，又来一批。当然，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叫缓解，造血功能回复了，至于他三五十年嗨复不复发，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么，再一个就是红斑狼疮，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病啊，特别是狼疮性肾病，治疗难度也相当大！我在临床这么多年，所治疗的红斑狼疮或狼疮性肾病也有上佰例。我在1973年治疗的狼疮性肾病患者，至今嗨活着。当时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后来病好了以后，好结了婚，生了小孩，这完全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的。现在红斑狼疮或狼疮性肾病也很多，在门诊上治疗，效果也很好。

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记得有一个例子。有一位病人，当时他的情况比较严重，说话都比较困难了。这个病人年龄在六十岁左右，身体很魁梧，很胖，块头很大。由于心血管疾病，他不能站立，只能躺着。心肌供血受到影响。心肌也缺血。他血色素和血小板都异常的高，高的有点离谱。血小板八十多万，血色素57克。胸闷、胸痛，心里很累，说话无力。我摸了她的脉，认为她是个四逆汤证。那我就给他用四逆汤加白晒参，就是人身嘛！结果病人吃了三天，情况改善了，以后又连续地在成都治疗，两个星期后，可以下床走路了，一个月后，他感觉很好了，后来在成都呆了三个月，整个情况得到了恢复。后来我给他开了可以长时间吃的方药，将中药打成面带回家服用。

这是一些比较危重的病人，中医能解决。

在比如，有一个大和尚，也是我们四川的。这个大和尚就是乐山报国寺的住持。他当时已经八十七岁了，突发性出现心功能衰竭，休克。他是在遂宁广德寺讲学过程中发病的，他在佛教界威望很高，所以有很多大的、有影响的寺庙都请他去讲学，因为劳累过度发病了。发病后，出现了心源性休克，急急忙忙网成都送，到成都马上进医院，但住在医院情况并没多大的改善。大和尚的亲戚告诉了我，我根据当时的情况（因为我正要给学生讲课，无法到现场）为他开了处方：附片90 干姜45 炙甘草10，告诉他亲戚，马上煎药，一点点的往嘴里灌、沁，结果一两天过去了，他明显好转，心跳增强了，心率增加了，最后这个大和尚康复了，现在已经九十高龄了，身体还比较好。

所以，在临床上很多疑难杂症都可以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解决，并不是中医没用啊！中医有用，它的前景还很广阔！

我能够这样接触病人，医治病人，这完全是依靠从小不断地学习，依靠了父辈的传承，所以，解决了一些西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我十七八岁，大家都称我叫小火神。那个时侯，我一天要看很多病，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在单位要看病，回到家里还是要看病，我还没到家，家外面的病人都排起了长队。这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所以我认为，这与我祖辈的传承和教育是密切相连的。

中医讲究传承，最近有一本书叫《思考中医》，不知道同学们读过没有，他在中医界的影响很大，不光是中医界，中医以外的地方影响也很大。作者刘力红，是广西中医学院的教授，在这本书里面，他强调了经典，强调了师承，这个对中医相当重要。所以我爱人就讲，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我的却继承了大伯父陆永定、我祖父卢铸之、我祖父的老师颜龙臣、郑钦安以及他们的老师刘止唐的学术思想和医术。刘止唐名刘沅，这个人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吸收了这么几辈人他们的真传，他们的学术经验，以及他们医学经验结成的精华。所以我现在能够治病，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并且又与众不同，因为我有坚实的、他们创新的理论基础。当然，我们中医院校也开始逐渐重视这一点了，要继承一些老中医的临床经验。比如刚成立成都名老中医工作室，有王小儿工作室，还推选了许多的名老中医，四川、成都的，这就归结到怎么来继承发展中医。中医必须这么走，那么现在办教育是不是不对呢？也不是，过去我提了一些观点，现在看来，难度确实比较大了。我提了一个什么观点呢，就是现在中医院校的老师，在临床上必须是一把好手，那么你再来教学生，就可以把你的东西传承给学生，就不必要完全照着书本上去教，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能学到好东西。因为我们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搞临床的，你如果干中医，就要搞临床，除非你以后不干中医。当然这个难度大，有种种困难现在无法解决。

我接受了什么传承呢，我接受了祖辈的扶阳思想的传承，并运用他指导临床，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下面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卢氏钦安思想的传承历程：

要谈这个传承的源头，还得从刘止唐这个人说起。刘止唐是经学大家，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祖师止唐先生生于1767年，卒于1855年，他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清史稿里 都有记载。他名刘沅，字止唐，是乾隆五十七年的举人，道光六年手湖北天门县知县，由于不愿外任，所以最后该国子监典薄，在后来，他从成都双流县移居到成都醇化街，由于他所住的宅子里有一颗大槐树，所以就把这个宅子取名叫“槐轩”，他基本上每天都给门人讲学，从而创立了“槐轩学说”。这个人全面地肯定了儒家学说，，他能批判地接受释道思想，就是佛家、道家的他都能接受，所以他编撰群经。他一共出版了很多著作，《槐轩全集》是三千多万字，里面嗨包含医书。他最有代表性的《十三经恒解》、有《孝敬直解》。讲学著作有《正讹》、《子问》、《又问》、《大学古本质言》、《豫诚堂家训》、《史存》等一百多卷。祖师止唐先生很了不起！虽然在许多医集中找不到祖师的介绍据我所知，他著有《圣余医案》、《医理大概约说》、《活幼心法》等著述，但是他的行医情况呢，他不是考行医度日的人，因此就像现在京剧的票友一样，有些票友很了不得，比一些艺术家都要强！祖师就是这样的人，他把医当成一个很雅的事情，还可以救人。他培养出了郑钦安这样的人，那么郑钦安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太师爷郑钦安先生，名寿全。原籍安徽，其祖宦游来川，遂家珙徕县。生于1804年，卒于1901年，先生幼年对经史研读甚勤，嘉庆末年中秀才，后弃举子业，转于刘止唐名下专门学医，祖师指导郑钦安先生《内经》、《周易》、《伤寒》、《金匮》、《神农本草》，所以郑钦安就讲，他是穷究三十年，对经典的学习从不放松，后来悟出了经典的精髓。起核心思想是“阳气为人身阴阳的主宰”，“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点真阳”“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辩证不离伤寒六经”“治病重在扶阳。并把其核心思想运用于临床中，贯穿在他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部书中。郑钦安也是在年轻时就悬壶成都了，他一悬壶，影响就很大，所以现在称其为医圣，扶阳学派的鼻祖。他是与曹颖蒲、浑铁樵、陆渊雷齐名的人，都是有代表性的伤寒学家。在1980年的中日《伤寒论》学术论坛上，公认郑钦安先生是我们中医伤寒学派南派的代表人物。大家学习中医各家学说没有，在五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里面就有专门介绍郑钦安先生，说他在医学上的成就。

我的祖父卢铸之先生他是清末的秀才，由于出身在中医世家，所以很早的时候就跟父亲颜龙臣学文学医。颜龙臣也是德阳很有名气的一位中医，他不仅是中医，还是举人，儒学功底相当深厚。当时郑钦安在川中很有名，人称“郑火神”颜龙臣和郑钦安都是师祖止唐先生的学生，因为这个原因就把我的祖父带到德阳来，拜郑钦安先生为师。但是我祖父拜师之前，已经学医很久了，等到到了郑钦安那里，一直跟了他十一年，吃住都在一起，跟到郑钦安去世。这十一年中，郑钦安就要求祖父读内、难、金、伤、这些经典，反复地读，才能理解。之后听他讲两部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把这两部书作为教材，到了清代末年，郑钦安的第三部书《伤寒恒通》刊行，实际上就是我父亲参与整理，因为那时郑钦安已经九十多岁了。当郑钦安去世后，我祖父谨尊师命，开始了游历全国，考察各地。用了三年时间走遍了全国而是一个省区，主要是当地的气候，农作物的生长，医生的用药，人们的口味，有那些不同。这些都记录在案，并且边考察边治病，三年后回到成都。回到成都后，正式开医馆，悬壶济世了。以前也看病，但不是正式的悬壶，光绪末年，设“养正医馆”。

卢铸之，由于他的临床效果很好，可以说是屡起沉疴。由于医德高尚，当时是享誉巴蜀，人称“卢火神”。齐白石跟我祖父是很好的朋友，他来四川生了病，也是我祖父来治疗，所以齐白石先生刻了一个印章，专门送给祖父，称其为“金寿老人”，在上世纪30年代，中医界就有“南卢北箫”的说法，南卢就是祖父，北箫指箫友龙，他们在中医界的贡献很大，所以有这样的称谓。

卢铸之，我祖父，在五十年代，刚刚解放过后，当时有关部门就举荐他到北京，我记得那时1954年举荐他到北京中医药研究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中医药研究院，到那里去任职。当时他的年龄大了，已经接近八十了，所以他恳辞未任。成都中医学院1956年成立时，也曾邀请他担任副院长，他同样以年纪大为由推辞了。到了1958年，中共中央在成都开了一个会议，是中央的权威会议，在金牛坝宾馆召开。我祖父曾今给中央的许多高层人物看过病，所以他们一到四川来就很关注他，就要找他。那个时候只在家里面看病，也就是没有上班，但每天看病的人相当多，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后来在有关部门及四川省委的领导李井泉、李大章的关怀下，请我父亲到省委党校养起来，因为已经八十多岁了。也要看病，只是看病的面窄了，当时授予一级中医师，这在医疗界是很高的职称，相当于一级教授。

我大伯父陆永定，字云龙，行医六十多年，为当今巴蜀名医。他出生于中医世家，是卢铸之先生的长子，少年时即开始随父学习中医，初攻外科针灸，继则专研内科，陆永定先生精于医理，勤于临床，经验丰富，在医学理念上他继承了郑钦安的医学思想，他崇尚《周易》，强调阳主阴从；阐释生理，重视坎中之阳；治病立法，重在以火消阴。在临床治病中继承和发展了卢氏医学经验，善于运用大剂量的辛温扶阳的姜附桂等药物治疗外感疾病、内伤杂症，在辩证论治和理法方药上有独到的见解，在医林中独树一帜，由于治病疗效显著，数愈危机，在群众中享有盛誉。同他父亲一样被尊称为“卢火神”，其声誉名扬巴蜀。为了探索姜附桂治疗疾病的规律，到他那里来的每一个病人，他都会整理记录在案，所以从50年代开始，就开始把每一例病人都记录下来，装订成册，连续三十年，积累了几十万次，五千多万字的病历资料，如果要出版出来，那可就太多了。可以说是研究、继承、整理卢氏学派理法方药的一个重要资料，一笔巨大的财富。

我把这几个人，这几代人举出来，介绍给大家，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想说明的是，他们代代都是根底深厚，都崇尚经典，涉猎面广，对《周易》的研究很深，所以能成为一代名医，可以说是其共同点！他们既是名医，也可以算得上中医大家。

在这里，我要谈一下云南中医学院的吴佩衡、上海的祝味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们的一些文章或介绍呢，以及成都的范中林、田八味。这些人到底跟卢火神有什么关系呢？我祖父在辛亥革命以后，在成都开了一个“扶阳讲坛”他讲什么呢？这个“扶阳医坛”主要讲《内经》、《伤寒》、《金匮》、《神龙本草经》以及郑钦安的三部医著《医理传真》《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他每周讲二到三次，每次讲一到两小时，讲临床医案，讲中医经典。那个时侯云南的（实际上是西昌的）吴佩衡、上海的祝味菊（实际上也是先在四川，后来到的上海）学习了我祖父的学术理念。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吴佩衡和祝味菊也才二十出头，我祖父那时都已经四十多岁了，有成就了，所以他站出来讲。后来范中林、田八味都来听讲，当然还有许多的其他人，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包括后来在我们成都中医学院里面任职的老中医，那个时侯还是很年轻的小青年，他们都喜欢中医。因为这种讲座是公开的，他们都接收了这种扶阳的思想。我祖父去世后，大伯父继续主持这个讲坛，也是开放的，也是免费的。讲医理、讲钦安、讲卢氏医学思想，讲临床所得。那时成都的唐步棋也来接受卢氏的思想。唐步棋这个人，我七十年代就比较熟了，他的个人境遇是比较波折的，在大伯父的启发下，还是颇有所得的。

郑钦安也好，卢铸之也好，陆永定也好，他们对仲景的《伤寒论》都研究很深。所以正如郑钦安所讲，在《伤寒恒论》里面，他就不抄袭前面注家的说法，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是紧紧抓住临床不放，紧扣临床。比如他讲，在对伤寒“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这么个“发于阳者”伤寒论讲到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因为阳属七，阴属六。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当然这也涉及到仲景的原文。在一个，郑钦安还指出，为什么会发于阳，为什么发于阳七日就能愈，发于阴六日就能愈。他说“按太阳风伤卫症，发热、恶风、自汗”，伤寒阴证呢？“无汗恶寒”。那么这就是指“发于阳”是“发于太阳”太阳底下是什么呢？是少阴，所以病发于阴就是“发于少阴”。他认为，张仲景提出的这个看法，如果只是指太阳营卫的阴阳，用药就不会是这个样子。那么就跟太阳风寒两伤病情不符。所以他提出来，在临床上，如果遇到独恶寒不发热的，都用桂枝汤加重附子，往往会起到奇好的效果。所以他在伤寒上，总是从何临床实际出发，你如果接受了这个东西，敢于去使用，绝对会收到好的效果！所以屡试不爽！以此推之，他又说“病发于阴，确有实据”，所以仲景所讲的六日、七日实际上是从阴阳度数的角度来考虑的。那么卢氏，他们治学严谨，一生都致力于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并且能够兼收并蓄，锐意图强，敢于创新，所以苦事后来有强调了“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所以他们擅长应用辛温药物。应用辛温药并不是他们的偏好，他们认为，应该这样使用，所以常常使用辛温扶阳重剂。我完全继承了他们的理念和思想，以及他们临床的思维和经验，所以取得了好的效果。因此，卢氏在学术上是自成一家，在医林中也是独树一帜。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对中医学的认识，对中医学的学习，对中医学的理解，最后每个人都有所得，应该把经典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呢？如果这样，中医学术就能够繁荣，中医的临床效果就会很理想。

对于治病，我刚才举了很多例子，并且谈了我祖辈的传承。我从小到现在，关注的一直是临床，四十多年来，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临床，除了教学工作外，我每天都在诊病，所以还是有所得的。所以我曾今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同学，学过中医后，都能在临床上站住脚，那我们中医的希望就相当大了，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政策，很好的市场啊！所以我现在看到的中医院校毕业生找工作难，我都很着急，不应该难啊！有那么多的人需要中医，真正地需要啊！但关键是你要解决问题！你在中医学院读了五年的本科，三年的硕士，还要读三年的博士，下来呢还不能解决临床的问题，当然市场就不需要你了。那么确实在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我认为还来得及！一定要仔细地研究经典，去学习那些有经验的，有临床所得的中医大家的学术思想，把它学为己用，应用到临床去，呢就会有所收获。你们想我们中医学院每一届培养的学生能有几百个响当当的中医，那时什么概念啊！用人单位早就在中医学院的门口排队了，但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这一点极其重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想还来得及，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学的。

我认为要解决当前中医存在的问题，我也在思考，现在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经常看到国内 有关媒体宣传中医现代化，，特别是中药的现代化，我想，现代化是好事，应该现代化。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国家的中药出口量，一年也就十几亿美元，对于国家整个的外贸出口来说，确实是一个小数目。我们全国的中药有多少呢
？我看过一个资料，大概有250亿美元，也就是2000亿人民币。那么，我算了一个帐，如果按照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三来配备中医，（这个比例不高），但是这三个人都是一流的中医，每天诊五十个病人（五十个不算多，我半天就要看四十个），会是什么效果？你如果每天都有五十个病人，每天开出五十张处方，一张处方检流七付中药，一付十块钱，这个不高嘛！跟西医比简直不算什么。因为我在临床上就是这样，一付药几块十块钱，一张处方就是七八十块钱，因为七付药嘛，一个星期来看一次。这是什么结果，这个结果不得了！，这样下去，每年全国就应该卖出去五千亿人民币的中药，这儿就多出来三千亿啊，三千亿要多少人去栽种啊！解决了多少农民的就业问题。我给领导们这样讲，这个东西你去抓，一定能办到的，这就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了。中医便宜啊！一个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一个月吃不到四千快钱的药，但是还能把病医好。所以那些医好了病的再障病人讲：“卢老师，在你这里吃了半年的中药，花了两千多块钱，就相当于在某医科大学住了一天院的钱，（听众笑）就那个概念。如果我们中医学院有高水平的，很多检测手段都可以省下来，那些一起是去搞高精尖的，对于一般的疾病，我们的四诊就可以查出来，就能解决。这是不是给社会减轻负担了！这样的事，社会欢迎、病人欢迎，各方面都欢迎，关键是你要能解决问题！就拿我们附属医院来讲，如果每天的门诊量都能达到五千人（我不知道现在的门诊量是多少），那这就不是一般的概念了。就光买药这一项，年产值就能达到两个亿，而且这个成本低啊，不需要太大的投入。大家以后都要从事中医工作，都要把这个问题好好地想一想，当然，我也跟一些领导人呼吁过：既然要大力发展中医，就要中医能解决问题，就要中医看病省钱，就应该给这样的待遇适当地提高一点，那么这样推广起来，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因为他可以节约很多很多的其他资源。我的这个观点，在外面的很多地方都谈了，得到各方面的认可。我今天提到这个是题外话了，跟大家讲讲罢了。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