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

浮生愿向书丛老，不惜将身化蠹鱼

    沈津

    安徽合肥人，1945年生于天津。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上海图书馆任职时，追随顾廷龙馆长研习目录版本之学。1986年至1987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图书馆学研究。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再次赴美，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后任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2011年2月退休归国。现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著有《书城挹翠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等。

    沈津这个名字对普通读者来说陌生，但在版本目录学界鼎鼎大名———他是跟随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30年的弟子，后任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16年；他经眼超过两万种善本，已出版的专业著论达到800万字。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评论沈津道：“环顾海内外中文古籍界，能出其右者难以寻觅。”

    今年2月份，66岁的沈津从哈佛燕京图书馆任上退休，旋即归国。国内多家图书馆获知此消息，纷纷伸出橄榄枝，希望聘得这位名满学界的专家。沈津选中了中山大学图书馆，携夫人来到广州定居，任中大图书馆特聘专家。

    沈津的人生轨迹异乎常人地“幸运”，每每关键一步都踩对了鼓点：在“文革”前入行，跟上最好的老师，难得地有了师承：“文革”中没有中断事业，改革开放后成为最早一批赴美访问的人文学者，眼界从此开阔；在做了30年苦功夫、学问积累到相当厚度时，获得到哈佛燕京图书馆任职的机会，在十几年时间里迸发灿烂的学术光辉，完成多部重要学术著作。他一生与珍贵古籍打交道的不薄“书福”，更是让爱书人艳羡不已。

    沈津对自己的学问一直看得低，常把“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句话挂在嘴边。作为一个特别幸运、经眼珍贵古籍无数的人，沈津自认有责任把这些难得一见的古籍资料传递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利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收藏的古籍是公器，学者运用这些古籍所获得的成果也是公器，都是资源共享。写书志、出图录是在对中国文化进行另一种诠释。这种诠释对很多人有用，何乐而不为呢？”这是他笔耕不辍的动力。

    除了专业著作，近几年沈津也热衷写博客。他的网名叫“书丛老蠹鱼”，取自张元济诗“我是书丛老蠹鱼，骆驼桥畔自欷歔.羡君食尽神仙字，守静含嘉愧不如。”沈津博客写的是专业话题，是几十年来他所见所闻的古籍版本相关人与事，写法活泼，写书、写人、写故事，或怀念故人、恩师，或普及知识，或指斥弊病，内容丰富，文笔轻松，即使对普通读者来说也不艰深，是古籍版本学界内人气颇高的专业博客，不仅读者众多，而且引来出版社争相出版。前段时间，沈津将博客文章“平分”给广西师大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社，分别出版《老蠹鱼读书随笔》和《书丛老蠹鱼》两部随笔集。同时，由他主编并担任主要撰写者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全6册）》也在最近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南都记者日前在中山大学的教师宿舍如约见到沈津。这位学富五车的先生亲切和蔼、毫无架子。学校分给他的房子装修一新，陈设简洁。毕竟是新居，客厅的书架上只有寥寥几本书，不像“书丛老蠹鱼”的作风。从气候干爽的波士顿一下子来到炎热潮湿的广州，沈津说对“热”尚能适应，就是中大的蚊虫让他有点受不了。他更心疼广州这种气候下中大图书馆那些时时被虫蛀威胁的古籍。

    由于长年旅居海外，沈津极少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此次，南都记者对沈津进行了长篇专访。

    1

    上海图书馆30年

    师从顾廷龙

    南方都市报：沈先生是天津人？

    沈津：我是安徽合肥人，生在天津。因为我的祖父沈曾迈那时候在天津教书，我们一家住在天津。祖父是在李鸿章的后裔家里教书，当私塾先生。李鸿章也是合肥人，和我们是老乡。我祖父是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四十年代的时候在上海开过书法展览会，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不久就去世了。

    南都：是从小就对版本学感兴趣吗？

    沈津：也不敢这么说，只能说和家庭的熏陶有关系。家里毕竟有这个传统，祖父买过很多的字画，他喜欢这一套，他也要求小时的我就在描红簿上写字，还教我认字。但真正踏进版本学这个领域，也是进上海图书馆之后，那个时候顾廷龙先生就是我的导师。

    南都：你的父母呢？

    沈津：他们都是很普通的职员。沈家和我妈妈杨家在合肥都是大族，我妈妈叫杨振英，他们那一代是振字辈。我们弟兄多喜艺术，喜欢文史。我的弟弟在香港，他是画家，是香港水彩画研究会的会长，有自己的画室，也有自己的心源美术出版社，出了一百多种的书和画册，还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美术课外教程兼课。他生在当时的北平，叫沈平；我生在天津，叫沈津。另一个弟弟在日本东京，是篆刻家，得过日本文部省的大赏，现在则教学生绘画书法篆刻，每年他都要办几次画展的。

    南都：你是怎么成为顾廷龙先生的学生的？

    沈津：当时我在上海图书馆，恰好上海市委宣传部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培养一批青年人，作为老一代戏曲界、图书馆界、博物馆界名家的接班人，防止他们的学问、技艺后继无人。当时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周恩来总理推崇他为“国宝”，徐森老带的学生就是汪庆正，后来汪庆正成为上海博物馆的副馆长。我有幸成为顾先生的学生，是我的福气和缘分。当年在上图善本组，有三位老师带我：除了顾先生之外，还有潘景郑先生，潘是章太炎、吴梅的学生，极低调的一位学者，学问非常好；另一位是瞿凤起先生，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铁琴铜剑楼的后人，他家里的藏书有不少宋元本，后来都捐给北京图书馆了。这三位先生都是图书馆学界中对版本目录学研究响当当的人物。另外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北大的王重民也是大家公认的大家。其他省市级公共图书馆像三位这么好的专家几乎没有。我以为在中国图书馆学界，这几十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么幸运的，或许这也是前世修来的缘份。

    南都：当时三位老师就带你一个人？

    沈津：是的，一年半以后才有吴织从方法研究部调过来，也成为顾先生的学生，此后就再也没有了。

    版本学，就是要多看多记

    南都：你们从什么开始学？

    沈津：那就完全是实践啊。那时我在善本组，什么都做，比如管理书库，接待读者。读者有很多，有的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比如黄裳。还有汤志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所长；胡道静，搞《梦溪笔谈》，古典文献方面的学者；夏承焘，著名词家。他们看的书，我都会翻一遍。另外还有最好的实践，就是编撰《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我做的是最普通的工作，就是根据卡片，从善本书库里把书拿出来，潘、瞿两位先生就根据书来校对卡片，看看原来的著录对不对，然后再用毛笔修正在卡片上。他们校对后的卡片我几乎全部也核对了一道，顾先生要求我，你要看原来的著录和现在的修正，尤其是版本项的认定，为什么要这么改正？所谓版本版本，就是多看而已，就像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旧书店，那些过去的小伙计，为什么会成为眼光不错的小老板？就是要多看多记。每个时期的刻本都有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字体、纸张，你必须要记着它；什么书是很“冷”的、难得的，也就是以稀为贵。

    南都：你经常说，在上海图书馆的30年是在打基础，为什么这么说？

    沈津：因为30年里，我把馆藏的一万四千种善本基本上翻了一遍。不光是白天，有时候晚上也做。由于晚上住在图书馆宿舍里，所以还有时间，我翻书特快，关键的地方做个笔记，所以我的小笔记本特别多，就是那个时候所做的，今天来看都是有用的，因为你不可能再去翻那些书了。打下了基础，再独当一面地去做鉴定，也就不觉吃累了。你经历得多了，一眼能看出个大概，大致上的八九不离十吧。后来，我在中国香港、中国台北、美国看的善本书，积累起来总数在两万以上，也做了很多的记录。

    还有学写毛笔字，这是为鉴定打基础，当年我所受的训练是今天的人没有的。顾先生是有名的书法家，四十年代，叶恭绰等即为他制定润例。他要求我每天临池一小时，写大楷、小楷。所以我早年临过多种碑和帖，临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褚遂良、欧阳询。但有些碑帖顾先生不喜欢，如赵孟頫 、董其昌，说他们人品差，不要临。为什么要练字呢？在今天来看，这也是很多搞版本鉴定的人所缺乏的。写字，你会体会到，写一个字或是连写几个字，那是一气呵成的，不会停顿，尤其是行书、草书，脑子里想什么，马上就写出来；临摹出来的字是不灵活、死板的，显出的是呆滞。版本鉴定中，刻本造假，多是割裂挖改，以残充全，或染色或钤假印等，而抄本、稿本、校本不易看，所以过去旧书估们也怕看，就是因为真的看成假的，会懊恼不已，失去了发笔小财的机会；假的看成真的，搞不好会破财。你要看熟各个重要学者、藏书家等人的字，比如翁方纲的字，黄丕烈的字，看熟了他的用笔，来一个假的，总是有破绽，一下就辨别出来了。关键是多看，多比对，真的假的都要看，还要不断去总结。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见或抱负，没想着说以后要怎么样，不一定想着成名成家，无非就是“革命青年又红又专”，就是要跟着老师，奋发向上，掌握这个技能。

    老师让我少走弯路

    南都：你对版本学一直都这么执着吗？

    沈津：我年轻时也走过一些弯路，我打过乒乓球，打得还可以，已经混到了上海黄浦区队，但晚上时时要训练，要参加比赛。顾先生就和我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觉得你不要去参加训练了，这种训练对你来说没什么意义，你打得再好，顶多进上海市队，但那是强手如林，你打不过人家，但是搞目录版本学的又有多少人？后来我就放弃了。60年代初，我喜欢看长篇小说，那时候的小说真多啊，《青春之歌》、《红日》、《苦菜花》各种各样的，我都看，看得也快。顾先生知道后，对我说，你不能这样，将来这些小说拍成电影，你只要花一个半小时就能看完，现在你把时间用在看小说上面，太浪费时间了。我一听，马上停。没有走那条路，及时刹车是对的。

    南都：你很听老师的话呀。

    沈津：确实这样。顾先生是我的恩师，有些事情都是他提出来，我才赶快纠正。我就觉得，有一位好的老师，就是教你不要走弯路、你必须集中精力奔向你的目的地。

    南都：所以你一直非常感激顾先生。

    沈津：是的。我写过一本《顾廷龙年谱》，这个年谱我自己觉得有点意思，是因为自从中国有图书馆这个名词开始，百多年来也出了不少出类拔萃的图书馆专才，他们为学术界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如广东的杜定友等人，但从来没有人为那些顶尖的图书馆专家写过一本传记，也没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尤其是年谱，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写出第一部图书馆学家的年谱。

    我跟顾先生整整三十年，和他对面坐，也坐了十多年。顾先生是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市图书馆是省市级公共图书馆里面最大的。顾先生是苏州人，三十年代中期在燕京大学做古籍图书的采访，就是买书、写文章、做研究。他是顾颉刚的叔叔，但年纪比顾颉刚小，辈分要高，他俩关系很好。他们过去来往的信件我全部看了一遍，重要的都收进《顾廷龙年谱》去了，《年谱》有70多万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顾先生百年诞辰系列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这本书我从2002年开始写，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都是用业余时间，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做到8点钟停，洗脸、早饭，走路15分钟上班；下班回家晚饭后我再继续写，11点休息，天天如此，那时家务活都是我太太干的，我只负责洗碗。我做很多事情都要快，不喜欢拖拖拉拉。

    南都：这样可以坚持整整一年？没有别的个人生活了？

    沈津：是的，没有时间做别的，外面来约的稿子也都推了。顾先生的儿子顾诵芬是非常了不起的飞机设计专家、两院院士，他认为我作为顾先生的学生，最熟悉顾先生，所以他将家中所有有关顾先生的材料，全部复印并提供给了我。

    “文革”中上图没损失，还补充了两批珍贵古籍

    南都：你在上海图书馆的时候，上图的善本收藏在全国排名如何？

    沈津：第二。第一是北京图书馆，后来成为国家图书馆。当时上图善本有一万四千种，现在大约有一万七左右，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补充了不少馆藏。

    南都：你在上海图书馆30年都是做刚才说的类似的事吗？

    沈津：“文化大革命”就不行了，中断了，有好多“大批判”、“大学习”要参加。虽然是中断了，但是书还是要看的，有些书还要参加整理，比如上海抄家的书在五百万册以上，当时有人估计是四百二十万册，所以上图就有一个“420图书整理组”。其实这个估计保守了。我看到被抄来的一部分特别珍贵的古籍善本。解放前有两个很重要的藏书家，一个是陈清华，他的书一部分在香港，一部分在上海，上海的从来没人见过。在香港的书后来回归大陆了，是周恩来特批的，由赵万里去港把书买回来，现在全在国家图书馆；在上海的这批书呢，在陈的女婿刘洁敖处保存，但在红卫兵抄家之前，上海图书馆的人去了，那是因为湖南路街道委员会受刘先生委托，向上海图书馆道报：可能红卫兵要动手，希望上海图书馆能去接受。所以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上图紧急派了一批人去，但懂点版本的只有我一个人，那时顾先生他们，都已经“靠边站”，很快要被“打倒”了。那批书就是我做的清单，整整一个通宵，如果是红卫兵全部拿走的话，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不是有没有什么清单的，那就全完了。“文革”后来算作捐献，给了一笔钱。

    还有一批是朱氏结一庐的藏书，他的书在清朝末年就销声匿迹、不知所踪。六十年代初，偶尔出现一部在旧书店里。谁都想不到，那些书还在。当时“文革”把一家人抄了，被抄的人叫张子美，是朱氏的后人，在黄浦区某房管所工作，平时很低调。谁都想不到他家有那么多书。当时房管所打电话来说，有一批书给你们上海图书馆保管，他们房管所也保存不了这么多书。当时我带了两个同事去，拉了一辆板车去装，拉回两个大樟木箱子。回来一打开，不得了，都是国宝，放在今天来说，价值上亿。所以当时上海图书馆在“文革”期间收到这两批重要的书，都是我经手的。这两批书，我曾请顾先生和潘、瞿三先生一起整理过，做出了一份复写纸复写的一二级藏品的介绍，其中的一份直至今日我还保存着。

    南都：“文革”中，上海图书馆的书有损失吗？

    沈津：没有。上海图书馆一本书都不能烧。

    南都：为什么能保护得这么好？

    沈津：这主要是当时上海图书馆党支部的功劳。他们认识到，如果上海图书馆烧掉一本书，社会舆论就不得了。当时部分红卫兵在上图大门口有辩论：上图封资修的书是应该全部烧掉，还是应该保留一部分？最后的结果是一本都没有烧。“文革”期间，各地很多图书馆损失惨重，有些地方新华书店甚至是成吨的书送住造纸厂的。

    2

    美国访问20个月

    在美国畅游善本书库

    南都：到了上世纪80年代，你开始往外走了。

    沈津：对。1986年2月，我去了美国当访问学者，待了20个月，到一些美国的东亚图书馆访书。当时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最舒服了，不必上班，很自由，可以到处跑。而且可以通过关系去看私人的藏书，如翁万戈先生，常熟翁同龢的五世孙，我就是在纽约翁宅里看了他藏的清翁方纲的手稿本《复初斋诗集》。我还去了芝加哥，探望钱存训先生，钱先生是欧美地区东亚馆最大的“腕儿”，今年100岁了，只是耳朵不太好。当时他请我到芝大图书馆一个星期，只是让我做个演讲，其他时间都是自己安排，善本书库是对我开放的，可以在里面随便看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是这样的，这是美国国家图书馆，最大的馆，我去看善本书时，就被锁在类似铁笼子的书库内，库里非常大，我每天9点进去，12点放出来，中午吃一个汉堡包，下午1点进去，4点钟出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馆，也是在善本书库里游戈。

    南都：为什么待遇这么好？

    沈津：我当时的身份是上海图书馆的特藏部副主任，同行知道我，我和他们的关系也处得比较好。不过后来美国国会图书馆也不能随便让人进去了，现在比以前管得严多了。

    南都：美国的这些东亚图书馆，主管的都是中国人吗？

    沈津：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沟通起来比较方便。由于他们对国内图书馆界的情况不太了解，他们希望我做的无非是一个演讲，这很容易，比如我去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那是欧美地区很重要的一个馆，他们请我给他们的馆员做讲座，当然他们也任我看他们藏的善本书，随便看，尽情做笔记就好了。所以美国东亚图书馆情况我比较了解。80年代中后期，出国访问的中国学者以理工科为主，人文类的学者比较少，像我这样呆了20个月的几乎没有。我要看的是，1949年前，从中国大陆弄过去的善本书，在那边的情况如何。王重民先生以前做过这个工作，但只是看了美国国会馆及普林斯顿葛思德两个馆，其他的书怎么样呢？很少有渠道去了解，毕竟当时中美两国断交那么多年。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搞清楚。

    除了看王重民先生没看到过的书，我还看在美国国会馆善本书库角落里的东西，也是放了几十年的未编目书，比如太平天国刻本。太平天国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专门成立了一个出版机构，叫“删书衙”，销毁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宣传天父天王的“革命”主张。据记载当时共出了29种书，而国内的收藏少得很，据我所知，南京太平天国纪念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等全部相加，不到8种，但我在国会图书馆一下子就看到了13种。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看书时，看到一部西式装帧的精装本，外部看不出是什么书，但和中国的古籍放在一起。我拿出来一看———哇，23种太平天国刻本。这个真不得了，放在那里多少年都没有人知道。那个东西保存得不好，一翻书，下面的碎片会掉下来，我都不敢翻了。

    那一次访问我就知道，美国好多大图书馆里有不少中国的古籍，包括善本书，都是很少被揭示的。可惜，中国好多一流的学者，都很难进入它的书库。一般来说，书库都是不对外开放的，除非你知道有这本书，他才给你拿。所以，只有在那里呆上一段时间，才能看到真正的好东西，一般的学者很难有这个条件。

    南都：所以你写那么多文章，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些书在？

    沈津：我的工作是搞图书馆的，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必须把知道的信息写出来让大家了解，不然捂着就没意思了。我们写《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书志》也是本着这样的宗旨，让大家可以不用去那里也知道有哪些书。

    归国后，却做不成事情

    南都：这20个月的访问让你对美国的东亚图书馆有了很好的了解，是不是也让你找到差距后很想学着做点事情？

    沈津：结束访问后，我回到国内，很想做些事情，但根本做不起来。为什么呢？没有那种经济力量的支持，大环境及气候都不对，而且事情也太多了。我当时想做点口述历史的工作，因为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看了唐德刚做的胡适、李宗仁这些人的口述历史，我也想做。唐德刚是大做，我是小做。怎么小做呢？无非是我向馆领导要求，找个助手，批一点钱，买一套录音设备，我来录顾廷龙、潘景郑先生的回忆。当时瞿凤起先生已经过世了。我想录下他们过去怎么收书、鉴定、办图书馆，和旧时的老辈接触的故事以及他们的经验，就是老人们的回忆。但是领导不批啊，做不起来。

    当时我也想，通过美国的关系可以在国内做点事情。比如我想策划组织图书馆的几位领导到香港去参观图书馆，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而这个钱也不需要上海图书馆出，我已经和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沟通好了，他们在上海图书馆拍摄家谱数据支付的钱，有一部分拟作为上图人员到香港参观的经费。但是领导们不想做、不敢做。我还想做很多图录、很多书。因为我在美国期间看到很多台湾方面的图录，受到启迪。我就想，我们的资源比台湾方面好，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各种各样的我都可以做啊，但是我限于条件，做不起来。

    南都：就是说你既想让图书馆的同行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想让外面看看我们有什么东西。

    沈津：是啊，都想做，那时我还想打开台北的窗口，这在当时领导也不能接受，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一回到国内，各种各样的事情多得很，都是应酬、接待外宾，还要管理下面70多个人，不要说评职称这种事了，就算是夫妇吵架都要你管，什么都来，所以什么事情都难做。

    南都：应该说去美国20个月对你触发很大，所以你在原来的环境呆不下去了。

    沈津：是有一点。这些是1988到1990年的事情。所以到1990年4月份我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去香港是因为我岳母居住在香港需要我太太去照顾，夫妻两地分居，所以我提出到香港定居。由于我的身份和工作，事情有点麻烦，一时走不了，最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同意下，我才离开上海，并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和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我写了一部分中文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志，后来选了一些收入我的《书城挹翠录》（1996）里了。

    3

    哈佛燕京18年

    用两年写出182万字善本书志

    南都：在香港两年后你去了美国。

    沈津：是啊，什么事情都讲机缘，这也是缘分。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时，有一天，我见到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吴文津。当时他一推门进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沈津，你怎么在这里？”他非常惊讶。我说我定居香港了。他第二句话就说：“那我们请你就方便了。”当天晚上再相见时，他就说，要请我去美国两年，写《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志》（宋元明卷）。1992年4月28日夜里，我们全家到了波士顿，第三天我就开始写作了。这本书写得非常辛苦，所以我说，我一生都是劳碌命。一年是365天，但有公众假期，比如美国独立日、感恩节、圣诞节等，这些时候图书馆不开放。其他时候，我天天写。每天写三篇书志，3000字左右，整整写了两年、500多天。那时候没有电脑，全部手写。每天到图书馆一坐下，书、稿纸在面前一放，就开始写，也没有什么草稿。写出来这么一本，152万字。

    南都：那时候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哈佛的？

    沈津：访问学者。当时香港中文大学已经答应给我一个永久职位。所以我对吴馆长的邀请有点犹豫。不过吴馆长也有一个许诺，就是说如果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原来的主任退休的话，就由我顶上。美国没有60岁退休这种制度，那位老主任已经70多岁，身体不太好。有这个承诺，当时我们全家，我和太太、女儿就一起去了美国。两年后我结束访问学者的身份，正式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身份的改变，是由哈佛的国际事务办公室向美国劳工部提出申请，并由7位教授学者分别写推荐信，包括吴文津馆长，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韩南教授，哈佛杜维明教授，最重要的是著名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牟复礼教授为我写的推荐信。他在信中说，美国非常需要这种人才云云。后来吴文津告诉我，牟复礼先生的推荐信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是“第一优先”，属于美国急需的人才，所以，半个月后，我们全家就都拿到了绿卡。

    南都：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当善本部主任的时间，你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沈津：工作很简单，一个是接待读者。我的读者都是哈佛的教授、访问学者、博士研究生。他们有任何的咨询都要回答、帮助。另一个是对善本的保管、保护。还有一个就是继续写善本书志。这几样工作对我来说都不困难。不过后来发现还是有好多事情要做的。您知道国内几乎所有大的图书馆，都有一些待整理之书，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都有需要整理编目上架的旧书，过去没做，是因为人力、物力、时间不足，来不及去清点整理。我在哈佛燕京的时候，有一批书1800部是从日本过来的，是1945年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经济困难，很多人家里的东西流出来。当时哈佛燕京第一任馆长裘开明想办法收了一批书运回来，但那之后就从来没有人碰它，后来的馆长要我主持整理，才从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请了两位专家一起来做。两年后，编目工作才完成。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选书标准

    南都：哈佛燕京图书馆总共收有多少书？

    沈津：总共120万册，没有复本。哈佛燕京图书馆买书，每种书一本，因为毕竟是在美国，研究、借阅的人不多。但所有的书都是精装。收到平装书，送到外面去重新装帧，这样保存起来就好很多。哈佛燕京藏有许多新地方志，国内自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起来了，各地、各行业都在修志。县志、市志、各种各样的专业志多极了，什么纺织志、工商志、治安志、监狱志、沟洫志、卫生志等等，比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师下面有团，团下面有卫生院，卫生院都有志。国内收新方志最多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但比起哈佛燕京图书馆来，还是不能望其项背。哈佛燕京收新方志的规模全世界第一。北京国家图书馆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哪个出版社新出一本书，必须缴送给国家馆，是“缴送制”，如果不送来，是不会主动出击去找书的。哈佛燕京不一样，是主动出击的，有一些“卧底”专门找书提供的。

    南都：什么样的“卧底”？

    沈津：有些人以卖书给图书馆为生财之道啊。不管厚还是薄，只要哈佛燕京图书馆收了，就是80美金一册，包括油印本、征求意见的本子，有些甚至是从废品回收站等处觅得到的。所以供书的那些书商，都富了。

    南都：写善本书志是你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重要工作吗？

    沈津：是的。我除了写善本书志，还做了一个《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汇刊》，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的，令人高兴的是获得了2003年中国国家图书出版奖。那是我花了半年时间做的，包括写每种书的提要。编这套书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大陆800多个图书馆没有，日本、台北都没有；另一个是有学术价值。印这套书的目的是“化身千百”，如果龟缩在哈佛燕京，这些书很少有人知道、看到。这套书总共67种、37大册，全部影印出来。这67种书是通过北京的专家反复筛选的：我先列一个单子，明代的有188种是中国大陆没有收藏的，或无著录或无此种版本，最后挑出这67种，谨慎极了。

    南都：哈佛燕京图书馆删选善本的原则和大陆的原则有什么不同吗？

    沈津：我们这种筛选原则和现在大陆的原则不太一样。举个例子：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印了一套《北京图书馆藏善本丛书》，里面的《乐律全书》，是明代嘉靖刻本，你说难得吗？一点都不难得，目前至少有10部以上存世。北图资源那么多，你说印这个干什么？我的原则是，我有别人没有我才印。你有、我有、他有，至少十个图书馆有，印来干什么？你要做得好、超过前人，才好。我说的前人，是1940年代那些老人所做的，你要能超过他们才做啊。但你拿来一比，1940年的和1990年比，现在的是不能比的。现在做建筑的有那么多豆腐渣工程，古籍出版也有，打着“国家”的名号，但做出来的东西，绝对不如日本、台湾，太难为情了。

    前段时间传媒报道，广州购书中心要卖一批书，有一个目录，其中有一部《十三经注疏》，说是“孤本”，明嘉靖刻本。去到那里，搬出一个破旧的纸板箱，胶带封口，还给了我一双白手套，让我看。这样的版本，不算海外的，国内至少五部。什么是“孤本”？就是只有一本，珍贵罕见之至。我在写《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志》时，三千多种书，有些极难得的，我都不敢用“孤本”这个词。为什么呢？你可以查到国内有没有，但你没办法证明欧洲的小修道院里有没有、日本的寺庙有没有。要是你贸然自称了“孤本”，人家出来说我这里有一本，你不是自己难为情吗？

    善本不能一刀切

    南都：我看到资料，哈佛燕京的善本是有自己的标准？

    沈津：国家有国家的标准，我们有我们的标准，每一个图书馆的标准都不一样，但都可以互相参考。比如私人藏书家，他收的，可能有他祖先的东西，觉得是传家之宝，要把它保留下来。但是别人可能说，我也不认得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就像家谱一样，你家的家谱，视若枕秘，别人也不觉得怎样。哈佛燕京藏的中国善本原则上截止到乾隆60年（1795），以后就要看难得不难得了，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就是很多学者有批校题跋，你觉得这个学者很重要，书的质量也好，又是真迹，也可以列入善本。

    南都：你书里写到，朱德签名的《红军长征记》也都列入善本。

    沈津：那是新善本，因为那毕竟是朱德啊，他是总司令，家喻户晓的人物，这部书就是我们所说的红色文献。我刚到哈佛燕京的时候，朱德的书就放在架子上，还有一个牛皮纸口袋，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当时也是到处乱翻，打开一看，都是延安时代的文献。根据地的出版物，当然难得。因为，根据地毕竟是被国民党封锁的一个地方，你要靠自己自力更生，才能搞印刷。印刷用的纸张，都是我们说的土纸，不是正规的道林纸。这种东西难得不难得，印的量多不多？不会多的啊。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我们今天所说的红色文献。

    南都：也就是说，善本标准是不能一刀切的？

    沈津：不能一刀切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朱德的书，你一看就知道是难得，不光是签名本，书的本身也是难得。后来我才了解到，中国国内有，但是残的，不全的，哈佛燕京那部是全的，上下两册。当时是丁玲编的，还是战争年代，留下来多不容易，当年写回忆长征的人几乎都走了，据说还有一个童小鹏，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如果他也不在了，那所有写回忆录的人都没了。这个书在当年可能印了一两百本，今天来看，那是在战争年代，哪有那么容易保存下来。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那些材料也都在那个包里面，都是教材，歌曲，油印的，很少。油印的东西只会发给学员班的人。这些人解放后都在文化部门工作，都是领导人，他们当年还会带着战争年代的讲义吗？现在，居然能在哈佛燕京看到，那多好啊！很多东西都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藏品，尤其难得是传单、标语，写标语很容易啊，一贴就完了，但是谁会把它揭下来呢？当时就是美国友人斯诺把它收集起来的。

    南都：都是斯诺收的？

    沈津：是的。斯诺后来带到了美国，给了费正清研究中心，费正清研究中心又把它送给了哈佛，这些东西就保存了下来。这些东西，无论在哪个图书馆，都是难得的，都可以入新善本。

    哈佛燕京图书馆好在哪里？

    南都：我们也想了解，哈佛燕京图书馆对比中国的一些图书馆，好在哪里？

    沈津：也不能说什么都好。我就说“限制”这方面吧，国内的图书馆，你要去看善本书，肯定是要受限制的，或者要介绍信，或者你想复制、拍照要限量付酬，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一个手续。在哈佛的图书馆，也要手续，你只要出示你的证件ID，就可以了，你跟他说你现在需要这部善本书，告诉他号码，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书送到你的桌子上。你可以随意抄录、拍照。我的想法就是，你到哈佛燕京来做访问学者不容易，哪怕有三个月、半年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你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达成你的目标，作为图书馆就应该全力配合你。你所做的研究、完成的论文，将来印出来，大家可以共享。这就是我们说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仅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所有收藏的书及文献是公器，你将来形成自己的成果也是公器。

    藏在哈佛燕京的这些善本书，你要让它们回归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毕竟是当年买来的，不是抢来的。我以为这些书留在哈佛燕京，没有什么坏处。它享受着空调和恒温，保存得非常之好。广州是一个很潮湿的地方，很多书你看了都心疼。是因为什么呢？虫子蛀了。当年真的没有办法，现在中大图书馆成立了古籍文献修复基地，聘有修复专家，培养修复人才，这是好事。美国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好，哈佛燕京学社是1928年成立的，三四十年代从中国大陆大批买书，当时买的书，到现在没有虫蛀，都有函套，打开干干净净的，有灰尘那是另外一回事。

    既然让它回归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想办法实现另外一种形式的回归。一种方法是把它珍藏的稀见文献、珍贵善本印出来，化身千百，大家都可以用。任何研究东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可以通过新印出来的汇刊来使用它；第二种方法就是扫描，做成电子文档。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跟中国国家图书馆合作，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几百万美金，按照六年的计划，把哈佛燕京收藏的所有善本书，大约三千一百种，全部扫描回归。以后电子版的你都可以下载和使用。这是好事情。当然也证明国家有钱了，可以做这些事。

    哈佛燕京出《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是跟广西师大合作的，《汇刊》共67种37大册，哈佛燕京只要你的复制费，没有资料费、手续费，复制一种两百块钱美金，不管大小，不管多少，十册也是一种，就是200块。200块钱，是给了哈佛的复制部门。

    南都：为了写书志，你把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三千一百种善本书都翻过吗？

    沈津：基本上是这样。这部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是四百万字，我大概写了三百万字。写作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因为你的宗旨非常明确。你做的事又创立了一种模式，并且你把书的内涵揭示出来了。这个“哈佛模式”其实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地完善并形成定式的。我的那些助手，都是哈佛燕京的访问学者，有北京的，上海的，浙江的，都是经过十年、二十年的专业训练。他来后，我没有时间去指导他，来之前，一定要读我出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版），要看清楚，这些个段落怎么分的，看熟了，再来写。所以他们来哈佛的第二天，就开始动笔了。如果不对，他得赶快改过来，必须按照这个模式来写。所以那四位访问学者，每人一年工作两百天，写二百篇善本书志，二十万字。他们现在回忆在哈佛燕京的日子，觉得非常的充实。对于训练一个古籍版本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也是必经的道路之一。即一部善本书放在你手上，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揭示它？尤其是它的版本认定，你不能马虎，不能误导读者，你必须去查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参考书，对于我来说，这是“赶鸭子上架”，他们每一个人最后都成功了。

    这套书四百万字，我们作者没有拿一分钱稿费。我想得很简单，我们都是用工作时间做的，我拿的是哈佛的薪水，我们做的东西是大家都可以享受的。我是这套书的主编和主要作者，出版社送我一套书，我就很开心，我的一套是毛边本，是我请出版社保留的，当时总印量是两千套，毛边本却只印了两套。很多网友在博客上看了我这个毛边本，有眼尖的人留言，问我能不能割爱啊？当然不可能，这就两部嘛。

    南都：很多人都说你好有“书福”，一直都在和书、和善本打交道。

    沈津：真的是这样，我也觉得是幸运，所以我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一个是我导师的指导，另一个就是能够在哈佛待下来。哈佛本身是一个大殿堂，燕京图书馆是里面的一个小麻雀，五脏俱全，但是你能抓住这个机会，做出事情来，这就很不容易。在美国和在国内不一样，国内有很多干扰，这种干扰就是应酬。在美国应酬很少，我又怕开会，也不喜欢管人家的闲事。工作时间完成自己工作，晚上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在美国的十八年，写了八百万字，这是出版的，没出版的还有四十万字。我在家里，一周写一篇博客，写出来之后，有出版社说愿意帮你出版，那就最好了，我也拿到了稿费。过去出版的书，我从没拿过稿费，像《书城挹翠录》、《翁方纲年谱》、《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顾廷龙年谱》、《顾廷龙书题留影》等，只要给我印出来，我就很感谢了，不要一分钱稿费，送我几十本样本就行了。至于出版社赔和赚，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打听。

    南都：你对稿费不在乎，那感觉是哈佛的薪水比较高，生活无忧。

    沈津：可以养家糊口吧。在美国，只要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又肯吃苦、努力，那就可以圆你自己的梦，房子贵，车子便宜，买车也就几万美金。我每天到哈佛燕京图书馆上班，走路只要十五分钟，太方便了。我家后院里就开辟了一片地，每年蔬菜都是自己种，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有十来个品种。在这里，我太太有时会抱怨，因为不知道什么菜里会掺“混合物”。

    4

    回国与未来

    选中大的理由

    南都：退休后你为何选择回国？国内多家图书馆争相邀请你，选择中山大学是什么原因？

    沈津：我是今年退休的，今年2月28日是我在哈佛的最后一天。毕竟在哈佛这座殿堂里待了18年了，写作的任务已经达成，所以想“归根”了。另一个原因是我母亲在上海，八十八岁了，我岳母九十四，我太太是家里的大女儿，我又是长子，且在海外那么多年，只有一个妹妹在上海，总觉得亏欠她们太多。所以我们就回来了，也方便照顾两地老人。我岳母长住香港，所以，我们选择在广州中山大学，这样到香港也方便，去上海也不难。

    南都：在中大是特聘专家的身份？

    沈津：中大图书馆的想法很明确，他们的特藏部有九位博士、硕士，都很优秀，基础也好，所以希望我在工作中做他们的参谋，出出主意，起个推手的作用。我曾给特藏部专门讲过一次美国东亚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后来，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又请我去讲一场，我就专门讲了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的东亚图书馆其实是收集东亚地区的包括中国、韩国、日本的各种出版物，也收藏西方学者用外文来研究东亚、研究中国的著作、论文。讲这些，对图书馆的专业人员有启迪，可以了解美国图书馆的动态，也可以知道有没有差距。

    南都：就你了解，中大图书馆的善本收藏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沈津：中大图书馆现在的善本有四千种，有一些很不错的收藏，馆方已经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变成一个大家都可共同享有的资源，如善本书目。将来还会将之通过写作善本书志的方式揭示出来。每个图书馆都是从小到大，几代人的努力积累起来的，顾颉刚先生当年在中大做教授的时候，就拟定了一个《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图书计划书》，许多东西都在收集的范围，当时的通俗文学啊，家谱啊，契约、碑帖等等。现在这些东西都在，非常好。现在中大馆的工作人员也做了很多工作，逐步在把家底摸清，很多基础工作做得很扎实。中大图书馆在全国来看，是很不错的一个馆，这跟领导者有很大关系，中大馆程焕文馆长是一位开明的、有想法且有个性的人，他敢说敢做有担当，虽然他没告诉我，但我知道他想和他的同事一起把中大馆打造成一个中国一流的馆，他在朝这个方面努力。

    继续写博客、写书

    南都：对之后的工作你有什么计划？

    沈津：我在2005年的时候患病，结果是开刀住院，由此对美国的医疗有深刻的体会。那时在家里休息了整整半年，想得比较多，也想开了。我想，如果我还能活下来，我就要做几件事情。其一就是把我从业这么多年，所经历的人和事中选一些有意思的写出来。这可能就是搞目录学、版本学的一些学者，他们所没有经历过的，书本上没有提到的。后来我就在新浪博客上陆续刊出，居然，广西师大出版社及中华书局要，出版了《老蠹鱼读书随笔》和《书丛老蠹鱼》，现在博客仍在写。

    退休后，还有两本书需要继续写，一是想将日本所翻印的中国传统古籍选数百种写成一部书志。我在哈佛燕京见到3600部日本刻本，还不包括大正、昭和所刻，这些书包括中国的一些文集、医书、兵书、艺术、科技、类书，当然也有四书五经等经学著作，在日本流传较多，但在国内不多。其中有些书在中国已经失传，不见著录，那这些书有多少，内容是什么？日本人为什么要翻刻？搞清楚比较有意思，所以我选了六百部涉及中国的书，把它们写出来，可能要写八十万字吧。我已把哈佛燕京的有用资料都拍了下来，如扉页、首页、序、跋等，和出版社的合同已经签了，是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

    还有一本，是想写《新书林清话》。《书林清话》是叶德辉的重要著作，那是所有研究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的人所必读的。我写《新书林清话》，就写他没看到、没写到的。我想用自己的实践和第一手资料去诠释版本，比如说，线装书，刻板一定是木板刷印，这个木板是用什么材料呢？枣木？梨木？还是什么木？单面刻还是双面刻？这种雕板，在乾隆年间是多少价钱？是官府的，还是家刻、坊间的？那么多木板，怎么没流传到今天？怎么没了呢？是禁毁了？还是战争烧掉了？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需要探索。这本书只写了二十万字，大约还有一半吧。我不愿意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我必须另外走出一条路来。

    采写：南都记者 黄长怡 实习生赵大伟

    图片由沈津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