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大学历史专业必读书目:陈独秀简明春秋（1879-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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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简明春秋（1879-1942）
2010-11-09 14:31:31| 分类： 史料杂文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陈独秀简明春秋（1879-1942）[一]
发表日期：2008年4月8日 作者：储天虎
http://www.chenduxiu.net/ReadNews.asp?NewsID=1130
陈独秀研究
1879年 10月9日出生于安徽安庆北门后营(原是清代营房，已毁。今海军116医院内）。字仲甫,官名乾生，谱名庆同。
1881年 10月7日，父亲陈衍中病逝于江苏省苏州市怀宁会馆 （终年34岁）
1889年 7月10日，祖父陈章旭逝世（享年70岁）。后跟大哥陈庆元读书（陈独秀对所请的多位塾师都不满意）。
1896年 参加院考，中秀才。
1897年 与高晓岚（1877-1930）结婚。（婚后生有三个儿子：陈延年<1898-1927>、陈乔年<1902-1928>、陈松年<1910-1990>；另有两个女儿，但都过早病逝了。）
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落第；年底，写《扬子江筹防刍议》（逸失）《扬子江形势论略》（现存有），准备写《湖中水师》（未成稿）。
1898年 就读于杭州新式学校“中西求是书院”，开始学习“新学”和“西学”，阅读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和维新派的《时务报》等。因有反清言论，被追捕，逃往南京，结识章士钊等。而后，到沈阳在嗣父衍庶身边做文书的工作。
1899年 母亲大病，同大哥孟吉一起匆匆南下，到家时，母已仙去。不久与大哥一同启程，自去日本，大哥回东北。
1901年 11月，到东京，自费留学，进东京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在未正式入学前，先在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参加励志社，不久即脱会。
1902年 春，由日本回到安庆，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东京、 上海 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准备办《爱国新报》，“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
9月，再次到达东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军事。 冬，留日志士秦毓鎏、张继等“发起一新团体，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26人于成立那天署名加入。这标志着陈独秀从康梁派转向了革命派。
1903年 3月31日晚，同张继、邹容、翁浩、王孝缜一起割了姚文甫辨子（陈挥剪），并将其悬挂在留学生会馆，于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姚文甫为清政府委派的约束留日学生的学监，常常钳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众学生公愤。）
4月间，同张继、邹容一起被迫返国，到达上海之时，正当拒俄运动兴起之时，与潘赞化迅即回到安庆，联络葛温仲、张伯寅等，筹组安徽爱国会，举办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庆地区的拒俄运动。
5月17日，陈独秀等在安庆藏书楼举行爱国演说会（陈首先发表演说），（规模和声势大大超过了1902年的那次）。众演说完毕，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立经全体赞成”，大会有决议爱国学社附设《爱国新报》，并公推陈独秀、潘赞化等七人“立时起草（社章），向众公布”。陈独秀即出示爱国学社社员名簿、宣言及宗旨，当场有126人入社。爱国学社决定每周演讲一次，“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
5月24日，安庆知府桂英亲赴藏书楼查禁，不许学生“干预国事，蛊惑人心”；陈独秀则继续举行演说。“藏书楼实则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布政使于荫霖视藏书楼为眼中钉，遂开除大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十余人，封闭了藏书楼。安徽巡抚聂辑槼指名通缉陈独秀。陈独秀 逃到上海 。
是年夏，陈独秀到达上海之日，正当苏报案之时（苏报案已近尾声），章士钊等正在筹办《民国日日报》，以接替《苏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陈独秀和章士钊总理编辑事宜，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民国日日报》共出版了3个月又23天，同年12月1日便停刊了。）陈独秀留在上海，与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赁屋同住（不久苏曼殊离沪去香港）。着手整理苏曼殊的《惨社会》，并从第十一回上半回接续至第十四回。（苏曼殊翻译法国文豪嚣俄<即雨果>的名著《惨社会》<即《悲惨的世界》>，连载于《民国日日报》，刊至十一回的大半回时，便停刊了。1904年镜今书局出版的单行本，将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中陈独秀（陈由己）算译者之一，后来镜今书局倒闭，由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再版）。
1904年 初，潜回安庆，几乎每天都到桐城学堂，与房秩五和该校教师吴守一常“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约房秩五和吴守一两人共办《安徽俗话报》，由房任教育、吴任小说，其余稿子都由陈独秀“自任之”。
3月31日，安徽俗话报创刊。安庆（编辑），社址（芜湖），上海（印刷）。共办了23期，现仅见22期，1905年9月，自动停刊了。
10月间，应章士钊之招，来到上海，由“杨笃生监誓”加入了爱国协会，天天从杨笃生等试验炸药。”
1905年 1月，返回芜湖。一面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面在学校教书、培养革命干部，联络革命志士，并进而创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
是年夏，与加在寿州（今安徽寿县）的体育教师柏文蔚以及王静山、方健飞、宋少侠等相约到淮北一游，经怀远、蚌埠、蒙城、涡阳、亳州、太和、阜阳，一路寻访名人，游览名胜，最后到达寿州。在寿州柏文蔚带陈独秀等人访问了寿州名士孙毓筠、张澍候、郑赞丞、石敬五、宋健候等人。后与柏文蔚、常恒芳（字藩侯，寿县人）发起建立岳王会。总会设在芜湖，由陈独秀任会长，安庆设分部，部长常恒芳，南京设分部，部长柏文蔚。岳王会侧重于在新军中发展会员，参加岳王会的“大多数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力量，以待时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岳王会可称得上是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由岳王会领导的熊成基武装起义，唤起了其他地区的革命志士注意做新军的工作。(此间， 9月25日，五大臣启程，吴樾怀炸弹潜入正阳门站，登上专车，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吴樾壮烈牺牲，载泽、绍英二人受伤，出洋考察不得不暂缓启程。此即吴樾狙击五大臣出洋事件，陈独秀参与了密谋。)
1906年 暑期，与苏曼殊一起来到日本，于处暑后便回国，到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同事中有章士钊、刘师陪等。不久，苏曼殊也来皖江任教。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
1907年 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4月间加入亚洲和亲会。
1908年 秋，回国，同年底重返日本，与邓仲纯、苏曼殊三人同住在东京“神田猿乐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一小屋。
1909年 约9月间，从日本回国，居杭州。结识了刘三、沈尹默、马一浮等友人，且过从甚密。
10月22日，其长兄孟吉去世（作《述哀》诗一首，寄托哀思），得悉立即赴沈阳，扶棺回乡，料理兄长的丧事。
1910年 2月间，又来到杭州。
1911年 年 初，在陆军小学堂（杭州）任地理历史教员。 此间，与妻妹高君曼结婚。（婚后生有一子陈鹤年、一女陈子美[晚年移居美国]）武昌起义爆发后，杭州革命党人奋起响应，陈独秀写了篇革命檄文，由陆军小 学堂队长光复会会员周亚卫“用一张大纸写好，同排长商文蔚两人深夜里去贴在鼓楼的门旁”，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憟然”。
12月12日，安徽临时议会开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21日孙抵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
1912年 1月初， 同卢含章、李光炯等来到 上海 ，“邀集[安徽]旅沪军、学、绅、商各界与华洋义赈会接洽，切商募捐、借款两项办法”，以赈济安徽各州县灾民。 安徽旅沪同乡会还成立了“全皖工赈办事处”，选举陈独秀等14人担任议董，聚集资金，抢修沿江大堤。 走马上任秘书长之职，同事有邓艺孙、洪海闿、江津本、李德膏、卢光浩、马汝简、吕嘉德、李中一、龙炳等人，还有张啸岑、吴越也在秘书处，管理文书、收发。 （在都督府里问事最多的是秘书长陈独秀。他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张啸岑回忆 ]）
4月，主动辞去秘书长一职（由李光炯接任），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后聘马通伯任校长，自任教务主任。直到1913年上半年，因学生闹事被赶出学校。
5月，孙毓筠去北京，接受袁世凯重金聘任为高级顾问。
6月间，到达浦口，“以安徽形势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劝柏文蔚“速回安徽”。
6月底，柏文蔚返皖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任命陈仲甫为都督府秘书长，徐子俊为参谋长，机要秘书王曙笙，高级参谋徐惟一。一切施政方针皆由四人代为规划，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
1913年 6月30日，柏文蔚被免职，由孔多森接任。陈独秀拒绝与孔多森共事，在孙为上任之前，即“呈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走。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盖指旧官僚政治复活，不可一日与居之义”。即 离皖赴沪 。 “ 亡命上海，闭户过冬”，撰写了《字义类例》书稿，由亚东图书馆干1925年12月出版。
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陈独秀随柏文蔚返皖，协助制订讨袁计划，并起草《独立宣言》。
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在讨伐袁世凯的时候，陈独秀来到了芜湖，被当地驻军首领龚振鹏绳绑，险遭枪决。
9月间，“二次革命”失败，袁氏爪牙倪嗣冲任皖都督兼民政长。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单有20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旋即逃往上海。军警抓不到陈独秀，延年、乔年也逃至乡间躲避，最后抓走了他的侄子永年，抄了他的家，抢走了嗣父衍庶收藏的字画。
1914年 7月，又东渡日本。参加了欧事研究会。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同时，以文会友，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
11月10日，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两篇文章：《<双枰记>叙》和《爱国心与自觉心》，最早使用了“独秀”的名字。前一篇署名“独秀山民”，后一篇署名“独秀”。
1915年 6月中旬，与易白沙从日本回国到达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的妻子团聚一起。20日，亚东图书局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汪孟邹日记）席间，陈独秀提起想让汪孟邹资助办个杂志的事，但是亚东图书馆生意清淡，经费困难，从5月间起又承担了《甲寅杂志》的印行，无力接受陈独秀所提出的这个任务。于是汪孟邹介绍同业老友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社承担。
7月5日，陈独秀与群益书社商定，每月出一本，编辑和稿费200元。这个即将问世的杂志就是著名的《新青年》。
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创刊。（该刊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创刊以后并没有立时产生多大的反响。但从1916年初开始，它连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教义以后，才引起舆论界的关注。】《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号约为100页，六号为一卷。编辑部设在上海，1917年随陈独秀迁到北京。从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至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由陈独秀主撰。从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起，改为同人刊物，陈独秀仍负主要责任。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从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1日）起，又由陈独秀主撰。此后不久，陈独秀南下返沪，编辑部又返回上海。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至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新青年》的最高发行量为15000份，撰稿人为300余人，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除主撰人陈独秀外还有三位，即胡适、李大钊、鲁迅。1923年《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是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 此间，陈独秀主要致力于三个方面的工作：（1）唤起国民独立人格，破除儒家奴隶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2）发动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3）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和专制。
1916年 11月26日，与汪孟邹为了开办书局招股的事通车抵京，28日到达，下榻西河沿中西旅馆64号房间。是时，有两个人推荐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一个是沈尹默，一个是汤尔和。后蔡元培“三顾茅庐”，延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 1月，陈独秀进京就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职。 此间，主要致力于两方面工作：（1）改革北大文科，开辟自由园地（2）东西文化论战，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1918年 11月27日，在“文科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参加），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编辑所设在沙滩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发行所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七十九号。1918年12月22日创刊。 此间，还进行了奋战顽固派的斗争 。
1919年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马寅初被推为教授会主任，陈独秀被撤去了文科学长职务。
5月4日，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 从5月4日到6月上旬，《每周评论》用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第二十一号（5月11日）、二十二号（18日）二十三号（26日）三期“煽动问题”特号，详细报道了5月4日学生游行时悲愤激昂的情绪——“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系统介绍了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道巴黎和会上青岛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揭发日本代表在和会上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及时向全国人民指出现在和约已成，惟一希望是我国代表拒绝签字，从而掀起了拒签和约的斗争。报道北京学生被捕及遭受迫害的情况，和北京各界对学生的支援。第二十二号还增刊四版，刊出《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指出公众的示威运动是国民“应有的权利”，“是合乎正义的”，不受“反乎人道正义”的法律制裁。
6月8日，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译为英文，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取印刷。印完后，已经深夜一点多钟。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
6月11日晚10时，当陈独秀散发传单时，立即被拘捕。夜十二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了陈的住宅，破门而入，当即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 陈独秀被关押了98天，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肠胃受病”，获释也未得完全的自由，每月都有警察来“视察”，并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说什么“行为安详，闭户读书”，“拜客数次，行动尚之检束”，等因奉此，上报了事。其实陈独秀在获释后的两周，便出席了北大学生的慰问、欢迎会，表示对北大师生的谢意。
10月12日，参加《国民杂志》社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称赞该社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
11月12日，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专门论述民治（即民主）问题。这是他由资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过程中的一篇典型作品。（此间，东西文化再论战，批判东西调和论调）
1920年 1月份 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此间曾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相提并论，一律尊为“持论底榜样”。
1月初，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从广东关余里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才负责筹办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于1月29日到达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31日）此间，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一文，主张办刊面向工人群众。另外，开始对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
2月2日，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4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当晚陈独秀留宿文华大学，备受款待，并结识了该校校工郑凯卿（中共发起组成立之后，郑被发展成为中共党员）。
2月5日下午三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演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2月6日上午9时，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
2月7日上午9时，应汉口青年会的邀请，在武汉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听众除学生外，还有省议员等。演讲完毕后同议员刘俊夫等五人交谈教育意见。陈独秀主张“吾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实行强迫教育之计划”。
2月8日下午2时，堤口下段保安会举行欢迎大会，到会数百人。陈独秀演说，希望武汉市民，（一）能为外交后盾；（二）能谋工商业之发达。会后又参加保安会举行的小型座谈会，陈独秀主张武汉市实行自治。数会后，应武昌学界周煦春等人宴请于普海楼，席间陈独秀畅谈文字改革，主张中国文字实行“注音字母”。当晚乘车北上返京。（“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
2月9日下午，抵达北京。准备写几封请柬，约胡适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正写时，一警察进来询问了一番。于是先躲到胡适家，后到李大钊家。李大钊当即决定护送他出走。化装出行到天津，陈上了火车后，李大钊才回北京。在途中，两人“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
2月12日，抵达上海，下榻惠中旅馆，生病五六日。后寄居亚东图书馆。（他本打算去广州筹办西南大学的，但后来，西南大学终因经费无着落，未及筹办便成泡影。）
2月27日，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到会的有王光祁、汪孟邹等二十余人）
3月，他决计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并向周作人写信约稿。除直接写信向友人约稿外，还写信给高君宇，请他“托在太原的朋友调查那底劳动状况”。他对产业最集中的上海的劳动状况“特别注意，有托朋友调查的，有登报征求又派人亲自调查的”，“在调查的时候，承许多劳动者指导和帮助”，也有工人自己写作投稿的。
3月20日，在青年会演说《文化运动是什么？》
3月29日，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演讲教育问题。（到会者约千余人，是近几次讲演会最盛大的一次）演讲时，陈独秀侧重指出教育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两大弊病。
3月31日，孙中山宴请陈独秀，由胡汉明、廖仲恺、戴传贤作陪。（孙陈两人首次见面）（一个多月后，孙中山在陈独秀主编的《劳动节纪念号》（即《新青年》第七卷六号）亲笔题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同年11月，两人又出席祝贺上海机器工会成立。）
4月间，迁居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
4月间，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以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研究系的报纸《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上述的一些成员，还有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经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在开始建党时，首先同李大钊接洽，他写信给张申府谈建党的事，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4月2日，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
4月16日，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各业代表与各部干事联席会议，被推为教育主任，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并自愿担任义务教授。
4月18日，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7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筹备“五一”节。陈独秀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用各工会名义发起，并由各工会推出三人为筹备代表，分任进行”，然后演说劳工要旨：注重各业分会之组织，并须急谋工人本身之利益，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会上推举陈独秀等为筹备世界劳动节大会顾问。
4月26日，筹备会议议决于5月1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休工一天。
4月28日，工界发表宣言：“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 …… 唤起中国工人觉悟”，以“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增进中国工人的知识，表现中国工人的人格”。“五一”节庆祝大会，初有5000工人前来参加，因体育场为军警霸占，被迫四次改换开会地点，最后在靶子场后面的荒地上举行大会，庄严地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当晚，7团体发表宣言，抗议军阀的压迫，并致函答谢苏俄政府对华宣言。 上海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以及所提出的口号和发布的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进行的。陈独秀在参加上述工会团体的活动时，很快就发觉这些工会是由“小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前后，陈独秀即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
4月21日，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一是人民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
4月26日写信给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十二位在京的主要撰稿人，提出《新育年》。以后拟如何办法”，“是否继续出版”的问题。如果继续出版的话，关于“编辑人的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 《新青年》和它的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愈来愈多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它撰稿，这在《新育年》编辑部北京同人里引起强烈的反响。陈独秀觉察到这种反响，于是写信 ）
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井起草党纲十余条，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相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7月19日，再举行筹备会，“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
8月份，陈望道“费了平生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出版。此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维经斯基化名)都来参加”。开会地点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2号。上海发起组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陈独秀为加快建党的步伐，他函约王乐乎在济南组织(王本人未加入组织，向陈推荐了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几位青年组党)；陈公博在广州组织；张申府在法国组织；施存统在日本组织；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派刘伯垂(在沪时由陈独秀介绍入党)回武汉组织。“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
8月15日，由陈独秀与李汉俊发起，《劳动界》（周刊）创刊（1921年1月23日，陈独秀离沪到广州后停刊，空出版了24期）。
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地点设在渔阳里6号，陈独秀指派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青年团的书记。
8月底，张国焘(7月中旬到沪，住陈独秀处)由沪返京。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从此，南陈北李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9月份， 党的第一所学校——外国语学社（校址设在渔阳里6号）开办，以公开办学的名义掩护革命工作。学校的负责人是杨明斋，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分别教授日文、法文、英文。有时陈独秀也来校讲课。学生的来源是由陈独秀等及外埠党员同志直接或间接地介绍来的。
9月1日，《新青年》出版第八卷第一号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总发行所设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279号，编辑部仍设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2号。把思想界的泰斗《新青年》改办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这是陈独秀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也只有他才能作出这一贡献。
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假渔阳里6号召开发起会，各厂代表80人到会。会议主席李中报告发起会的宗旨是“谋会员之利益，除会员之痛苦”，组织真正的工会。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人到会，被接纳为名誉会员。陈独秀被推举为工会经募处主任，在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指出矿工、铁道工、机器工工会，是现在世界上三个“很有势力”的团体，如能“彻底联络”，那末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他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会议讨论了机器工会的章程，并由李中和陈独秀起草。
10月10日，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的《伙友》创刊，新青年社发行。（11月中旬第六期出版后，便和中共上海发起组完全脱离了关系）
【陈独秀在上述工人刊物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1.宣传了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2.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3.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4.批判错误言论；5.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
1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
11月7日，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创刊，它的王要撰稿人都是上海发起组的成员。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写的《短言》，也就是该刊的发刊词，它明确宣称：“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选。……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这篇《短言》，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一篇“颇不愧旗帜鲜明”的宣言。
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约1000人。陈独秀在会上再次指出工人团体，须完全由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 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从此上海工人才有了真正的工人自己的团体。12月间，中共上海发起组又领导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 ）
12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发表《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说：中国要发展教育及工业“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的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入”。又《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2月10日前后，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之、高一涵、周豫才、周启明等九位同人，说他“日内即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对新青年的编辑事宜做了安排。
12月16日夜，陈独秀即将登轮赴粤之时，又写信给胡适之、高一涵，重申“《新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这是封打招呼的信，编辑和发行工作的人选均已确定，在这个既定的安排之下，可“稍改内容”。不过，陈独秀还是希望联络北京同人，请他们“多做文章”的。
12月17日晨，陈独秀登轮赴广州，同行的有袁振英等。船行经香港，停泊于码头，时有三位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慕名“到船上会见陈，并携带《真善美》刊物给陈看。他看了以后倍加赞许，鼓励三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这三位青年都成长为香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组织的发起人。
12月25日，陈独秀抵达广州，下榻大东酒店。不久即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门口贴着一张字条，上书“看云楼”三字。这是陈独秀为自己的住所起的雅号。所谓“云”，许是借南海蓝天的白云喻指政治风云的变幻吧！陈独秀初到广州时，“看云楼“云集各界人士，纷纷邀请他发表演说。他把演说看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方式，几乎是有求必应，单是1921年1月间，大型演说就有七次之多。
1921年 春，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中共广东支部，党员除陈独秀外，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成立支部时，陈独秀特地指出，不能让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不给他们知道”。（批判无政府主义）
1月间，陈独秀为加强对全省教育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省教育委员会为全省教育最高行政机关。委员会由政务委员和事务委员组成。政务委员八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省大学校长、学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四人。委员长由全体委员互选产生，总揽全会事务。省长任命的委员，倘经委员会多数认为不适当时，得请省长改任。为发展教育事业，陈独秀还制订了教育经费年度核算表。总计费用为357万元(不合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为215万元，社会教育费90万元，特别费(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筑费)52万元。这个预算表不久就为孙中山总裁和陈炯明省长所批准。 【 陈独秀对广东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创办宣讲员养成所2.开办工人夜校3.首创中学男女同校。此外，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培养中小学国文教师100余人。开办俄语学校，由俄人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等等。陈独秀办事果断激进，雷厉风行，在进行上述各项工作之同时，着手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还创刊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努力宣传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 】
1月2日，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是什么?》。
1月中旬，广东省长公署设立省教育委员会，陈独秀、汪桔卫、戴传贤、许水清被委任为政务委员。
1月15日，在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
1月20日，在省教育会演讲《教育与社会》。
1月22日上午，在省立第一中学讲《中学生之将来》。同日下午，在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讲《工业学校与劳动运动》。
1月23日，在女师演讲《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
1月29日，在省女界联合会演讲《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
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借“广州归客谈”之口，整篇地披载上述的那些谣言，于是《广东群报》不得不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揭露。
3月18日，陈独秀也在该报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
3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转载此文，说：“我在广州各校的演说，众环共听；各处的演说辞，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无该报所谓禽兽学说，……用不着我辩证的。”“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底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者，和姬玄众多的大腹贾以外，没有人肯主张罢”后来，陈独秀又在《民国日报》上连续三天登载《启事》，说“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兹持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做邪僻，决不取以前置之不理态度”。公开的揭露、坚决的驳斥和京沪稳三地大报的声讨．彻底粉碎了无耻之徒所散布的无耻的谣言。
7月间，中共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陈独秀为中央书记。于是陈独秀决定回上海。 在教育工作方面，使陈独秀感到最棘手的是权限和经费问题，这两条在来粤之前原是约定好了的，但侵犯教育行政权的事仍时有发生。5月中旬，廉州中学校长辞职。钦廉善后处擅自委任由某人接任，且竟然得到了省署的同意。这使“陈独秀恼怒异常，…—力驳省署办理之非”。关于筹办大学预科及第一师范．虽然己开出预算，择定地点，但经费“未能按期照发，诸事难以捆置”，陈独秀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同时，上海方面，李汉俊等人于5月间派包惠僧来广州，要他回沪主持党的工作。
8月17日，致函陈炯明，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说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又批其辞呈云：该委员贞固有为，风深情重，所请辞职，应毋庸议云。”陈独秀辞职不获准，只得借词医治胃病请假离粤。
9月9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职员举行祖饯大会，为陈独秀饯行。 在从广州回上海的船上，包惠僧问陈独秀“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又说：“做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段话所表述的思想与“一大”通过的《纲领》是相一致的，都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中国革命的直接任务。
9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了上海，又住在老渔阳里2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职业了，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如果说他有职业的话，那就是以革命为职业了。 他的经济主要来源于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亚东图书馆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他没钱用了就来到亚东。（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表示坚决不愿意戴第三国际的帽子）
10月4日，下午2时许，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5人都被法租界当局捕去，《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10月26日，在多方营救下，陈独秀获释 。
11 月间，陈独秀签发《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至明年7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两千名；“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二十种以上。“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各区也应“切实注意”。中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
是年底，蔡和森、李立三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后来又派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工作。（ 陈独秀这时很重视工人运动，当陇海铁路罢工取得胜利以后，陈独秀写信给罗章龙，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这是我党初显伸手的重大事件，已派大汉(即李震瀛)等北来，盼兄放手做去，勿稍停步，如有需要，当尽力所及，作君后盾。”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21年11月至1922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l0多篇专门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此外，陈独秀还结合工运斗争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撰写了许多篇战斗性的短文。）
1922年 3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第四号发布《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号召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反对现代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同期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章程》和《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中共中央局为了领导这场运动，“建立由七个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机构设在上海；2，制定同盟章程；3，召开非基督教组织代表大会；4，通过派我们的同志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从内部破坏基督教代表大会；5．通过派我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基督教同盟。”陈独秀参与了基督教运动的领导。这场运动是中共建立之后领导的第一场学生运动。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没能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活动，斗争较缓和，没能阻止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召开，但它进行了一次较广泛的非宗教宣传，为1924年再次开展非基督教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4月2日，陈独秀《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4月7日见于《觉悟》。这封信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信教自由，反对宗教也该有自由。可是“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自由在哪里?(二)“私人言论的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三)信中最后一段话：“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测”这段话刚柔并济，精采之至。“强有力的后盾”，指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弱者”，指被侵略被压迫的中国人民。陈独秀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谈论自由问题，支持非基督教运动和批评周作人等人。 自由，是个非常动人的字眼，谁若忽视了现实社会中的“强者”与“弱者”的对立，抽象地发议论，其结果必定是有意无意地站到了“强者”的一边。
4月6日，写信给吴廷康(维经斯基的化名)，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
4月下旬，来到广州（第二次）。（1921年10月，上海一地的罢工次数比上月多三分之一，而且没有一处罢工不取得胜利。为了进一步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共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4 月23日，在《觉悟》上发表《再致周作人先生信》，历数了周作人前不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主要用意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二是希望周作人珍惜自己的过去，希望他“平生最敬爱的朋友”勿向“多数强者献媚”，能把面孔再“翻转”回来，站在青年学生一边，支持非基督教运动。
5月1日，各地代表与广州工人举行五一节庆祝大会，陈独秀即席演说《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会后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大会通过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这等于公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位全国工运的唯一领导机关）
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在会上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 （陈独秀在两个大会结束以后，由陈公博陪同到惠州访问陈炯明。这时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已被免去了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陈独秀原想去调解孙、陈之间的矛盾的，但见陈炯明“室内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架满了军用电话”，觉得事不可为，“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很快就返回上海了。）
6月20日，《先驱》第九号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上海的一些共产党员推举陈独秀起草的。起草后，“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
7月16日——7 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推举陈独秀、蔡和森等组成宣言起草委员会，蔡推陈执笔。陈独秀拟出初稿后，先交委员会讨论修改，再提交大会讨论通过。选举陈独秀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8月份 国际执委会给驻中国特派代表指示：“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用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共产国际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民主联合战线。
8月9日，上海法租界当局又把陈独秀逮捕了。据陈独秀说这次被捕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敌人的造诺中伤，“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于是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向导周报》第98期，1925年1月7日。
8月l0日，《东方杂志》第十九卷十五号上发表了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重申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并又一次指出“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不过联省其名，联督割据之实”，这“与其说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他“主张解决现在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合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这些批判和主张，揭露了联省自治论的实质，贯彻了“二大”的决议。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奋斗的方向。
8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期，发表陈独秀的文章《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点名批判胡适等人。陈独秀说：现在中国“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省议会是他们的留声机，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中央政府的权力，比世界上任何联邦政府的权力还小。”照联省自治论者的办法，“不知道政府的权力还要分散到什么程度”，而且其结果必将是“上不能集权于政府，下不能分权于人民，徒使军阀横梗其间，统一与民权两受其害”。陈独秀质问胡适，“先生称许湖南广东已行自治的省”，难道你不认为这种自治“关外胡帅(指张作霖——引考)也会采用”吗?你以为“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校的代价”，“军阀听了要大笑不已”。“拿联省自治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陈胡两人的论点可算是针锋相对的了。
8月14日，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十个革新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法国人的横暴。蔡元培、李石曾亦联名致电法领事，并面访法公使，要求释放陈独秀。十个革新团体宣言指出：“陈独秀是一个改造中国的先驱，一个为解放中国劳苦群众奋斗的革命家，……我们一定要起来救护呀！这不仅是救护陈独秀个人，这是救护垂危的改革运动，这是解放我们自己必要的奋斗”宣言还号召群众在各城市举行示威运动。
8月18日下午，中法会审官判决罚洋400元，交保释放。罪名是“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违犯1919年6月20日领事法规第五”条。当日下午5时许，陈独秀出狱。两年来，陈独秀接连两次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他这次出狱以后没多久，便隐蔽起来。
8 月29日、30日，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字、张大雷和马林。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并“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等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治”。会上，陈独秀“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马林回答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说对共产国际的决定也“只能有条件的服从，……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的确，打手模，向某个人宣誓，这种行为与共产党员的称号太不相容了。会议采纳了这一意见，但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接受了国际的意见，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这大概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他所不愿意——至少是当时不愿意做的事。一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人被降服了。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所部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轰击孙中山的住所。孙中山逃离广州，于8月14日安抵上海。正当孙中山处于孤立困境之时，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去拜访孙中山，谈两党合作之事，向孙中山伸出革命友谊之手。孙中山“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数天后，李大钊、陈独秀等“由张继介绍，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沪国民党员张继等53人座谈改进党务的意见，陈独秀、马林等均应邀参加会议。
9月6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陈独秀在改组委员会上提出一份新纲领和组织机构的草案，没有被会议通过，但已呈孙中山。
10月3日，抵达北京并登门胡适家中一叙，后与刘仁静(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1月5日至12月5日)。
10月8日，陈独秀等一行抵达莫斯科。 在会议期间，陈独秀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东方问题总提纲》的起草工作。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东方诸经济落后国，要打倒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为此就需要建立联合战线。在谈到国民党问题时，陈独秀写道：“国民党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苦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棋瑞、曹银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总之……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调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此外，还满怀信心地谈了工运问题和农运问题。
【陈独秀在莫斯科时，接见了由法来俄的萧三。当陈独秀了解到“在法国的同志学习和生活困难很大”，便写信给赵世炎等人，“提出让留法的同志分批调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旅法同志收到陈的信以后，“研究确定派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十二人第一批赴俄。” 】
1923年 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党务会议，任命陈独秀等21人为国民党参议。 1月10日，陈独秀抵达北京， （ 共产国际“四大”闭幕以后，陈独秀与瞿秋白一起回国 ） 。
2月20日，回到了上海。
3月26日，为筹备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来到广州。（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广州。）
4月10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4 月18日, 在《向导》第21期上发表《怎么打倒军阀》一文，不仅批评了孙中山的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忽视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救育工作，“联络一派军阀倒另一派军阀的政策”，而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对待革命对象（封建军阀），必须采取一致的政策。
6月1日，陈独秀启印视事。(同年底，孙中山裁撤宣传委员会，陈即卸任。)
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出席代表四十人，代表党员四百二十人。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在“三大”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二大”以来的工作报告。
6 月25日，陈独秀领衔有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五位中共中央委员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再次恳切的规劝孙中山抛弃军阀思想，把力量建立在民众的基础上。
7月11日，在《向导》第三十一、二十二期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一文，明确地向国民党指出：“此时国民的力量很弱，然却只有此很弱的力量是国民党的真力量，是国民党水远不可忽视的力量。”热切地呼吁国民党建设在国民力量上面，“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陈独秀一连串的批评，曾引起过孙中山的反感，甚至说出要“开除”陈的话。）
11月24、2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作出关于《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11月间，陈独秀一度患慢性肠炎，卧床不起。）
12月25日，以中共中央委员长的名义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并由中共地方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望切将党内外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入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与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通告》还指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1924年 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鲍罗廷等。鲍罗廷在发言时指出国民党的纲领是首先同中央代表一起制定的，面且这个纲领已提交国民党讨论。陈独秀发言时扼要说明了去年11月底举行的三届第一次全会所作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和国民党改组的决议，并着重指明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作为国民党内的秘密支部，…虽然要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但做法要自然，……会议在讨论到陈独秀是否作为国民党中央候选人的问题时，鲍罗廷发言，认为这种做法未免太早，对工作没有好处。陈独秀说他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会议的工作，同意鲍的意见，不当国民党中央的候选人。会议全体出席者都同意这个意见。
1月20日-30日，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与支持之下，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二百人，其中共产党员二十三人。代表产生的办法，有由孙中山直接指派的；有由共产党提名经孙中山同意的；有的是由各省党员推举的。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安徽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
9月7日，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反对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 信里说：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指出，鲍罗廷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说明了孙中山等人的这个阴谋，以及这个建议和我们党绝对不承认任何这类决定将带来的不良后果。”又说：“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9 、l0月间，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西南团结与国民革命》（9月24日）和《肃清内部》（10月29日）两篇文章，继续批评“孙中山先生想把艰难的革命事业粘防在利用南北军阎冲突的机会上面”，于是有所谓“西南团结”。其实西南团结“顶争气也不过与北方军阀争夺地盘，和力量建立在人民团结上的国民革命——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军阀——相差何止十万八干里！”陈独秀还劝告孙中山应当赶快停止北他的军事行动、因为现在还没有举行北伐的条件。国民党在党内在广东，现在“都急需积极的采用肃清内部政策。”
10月8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了决议。
10月10日，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部，信里严正提出“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协商，好像中国不存在共产党。……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 （ 国民党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限制和干涉共产党，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极力反对设立国际联络委员，坚决地维护共产党的独立性。同时也对鲍罗廷藐视中共、独断专行的行为表示不满，并要求共产国际向他提出警告。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国际联络委员会改变了原来的性质，“成为调解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人之间某些冲突或误解的机构”，而且在此后约两年之间，也不见有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活动。但陈独秀反对鲍罗廷独断专行，要求共产国际给予他警告，却完全落空了。 ）
1925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20人，代表全国共产党员994人。陈独秀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作出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四大“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修改了党章，并分别对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宣传工作和组织问题等作出议决案。大会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四大”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5月16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了中央第三十二号通告，向中共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指出：“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致援助”，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
5月19日，陈独秀又签发了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指出“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号通告外，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下列二事；(一)各地应即邀当地C．Y．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指国民党——笔者)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
5月28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等。会议决定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同去”；印行传单，“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动员和组织学生于30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同时反对公共租界当局提出的交易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这些提案损害中国的主权，直接的受害者是上海中小资产阶级。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演讲，他们的呼声反映了上海各界人民的共同要求。下午，英国巡捕发射排枪，疯狂屠杀学生和市民，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从5月15日至31日，是五卅运动的发韧期，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层层发动，逐步扩大的方针。它以工人阶级为主体，首先向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接着又以青年学生为中介，发动广大的市民和中小商人，然后由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联合起来，共同促使大资本家团体——上海总商会下达罢市令。这个方针是英明正确的。
5月30日，晚上召开会议，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
6月初至9月间，陈独秀密切注视着“五卅”期间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在《向导周报》先后发表了11篇有关五卅运动的文章(不含《寸铁栏》里的杂文)。
9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129、130期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对戴季陶进行了及时的批判。其中某些立论是正确的，但没有击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缺乏认识，因而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
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名开第二次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除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外，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就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
年底，陈独秀撰写《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和《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两篇文章，试图回答怎样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怎样对待新右派的问题。这是能否正确执行十月扩大会议所制定的团结左派打击右派政策的首要问题。
11月22日，奉军第三军团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倒戈，进军山海关，以武力逼迫张作霖下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响应郭松龄，率部进军天津；28日，北京市民五万余人举行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广州政府，段棋瑞下野等口号。但不久，郭松龄被捕杀；冯玉样通电下野，国民军四面受敌；北京市民反段运动失败。奉军气焰复张，并与直系吴佩手相勾结。陈独秀认为“革命低潮到来了”，要实行让步的策略，“主张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避免西山会议派的活动，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 于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陈独秀“主动，并获得维经斯基的协助”，同和西山会议派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上海“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中共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除陈独秀外，还有蔡和森和张国焘。会上陈独秀首先发言，“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孙科等表示“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意去广东参加大会”。这些意见始终是得到维经斯基“支持”的。会后中央派张国焘到广州去，代表中央指导在国民党“二大”中的中共党团活动。
1926年 1月上旬起到2月21号，“失踪”（实为生病住院，但组织不知其去向）。
2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初开”之时，“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
3月2日，在上海接见布勃诺夫使团。当谈到中央地址问题时，陈独秀认为在上海“多数工人和学生是在我们一边的”，“我个人是主张把中央委员会留在上海的。第一，上海是无产阶级的地区，这里毕竟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不同意中央委员会迁出上海。陈独秀行使了特别会议授与他的最后“确定“权，中央地址不变。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
4月3日，陈独秀在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48期上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所散布的这次事件是共产党倒蒋和改建工农政府的阴谋。
4月7日，蒋介石假惶惶地发出辞去一切军职的虞(7日)电，陈独秀劝说蒋介石，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 陈独秀紧步依文诺夫斯基的后尘，除说了一句幽默讽刺的话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外，并没有提出处理事件的意见。
4月29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了广州，并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退出国民党)。鲍罗廷抵达广州后，他所面临的问题，己不是如何处理所谓“风波已归平静”的中山舰事件，而是这次事变的继续与发展——国民党党务整理案。这个提案共八点，由蒋介石提出。它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等。党务整理案显然是限制和防范共产党的。对于限制共产党的这一提案，鲍罗廷与蒋介石达成了三项“君子协定”：(1)共产党接受蒋介石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建议；(2)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击右派的措施”；(3)鲍罗廷明确同意支持北伐战争。
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次全会顺利地通过了党务整理案。
5月2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组织部部长谭乎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均辞去了他们的职务。
6月9日，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是针对蒋介石在5月间所作的《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员代表演辞》而写作的。 陈独秀的文风原是非常泼辣而富有战斗性的，而这封信却写得软弱无力。他好似面对着一个贼喊捉贼的人，他没有握着贼人的赃物勇敢地进行揭发和控告，而是极力地辩解自己不是贼，在辩解中又有美化贼的言论。蒋介石的两而手法确实迷惑了一些共产党人。
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注：这份致国民党书，如果不是出于陈独秀的手笔，至少也是经过他的同意，表达了他的观点），认为，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本是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现在可以改变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整理党务是国民党的事，与共产党无关，陈独秀决心要退出国民党了。
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161期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表述了他对北伐的意见，基本上持消极态度。【2月间中共举行的特别会议，对北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认为北伐是中共“现时最主要的职任”。陈独秀因患伤寒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当布勃诺夫到达上海与陈独秀会晤时，陈独秀“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决定，但他“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布勃诺夫“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政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三二O事件”后，国际代表了解了广州形势以后，也认为必须支持北伐，但是“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使广东广西的人民首先遭受灾难。陈独秀写此文的指导思想即在此。】
7月12日至18日，中共召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只有摆脱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我们才能执行一项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这个提案把加入国民党同党的独立性完全对立起来。大会虽然否决了陈彭两人的联合提案，但同意将此案“送请共产国际考虑”。共产国际“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由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主张退出国民党的人“恰和苏联反对派……犯了同样大的错误”。第三次全会所制定的政策：一不能退出，二不能包办，三要联合左派赞助中派，四要维护工农利益。陈独秀尊重了多数的意见。
9月17日，面临着北伐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指出有同志认为在广东中派政权之下，”亦可发展农民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合实际。因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农民运动；愈发展农民运动，则民众愈不满足，愈反对中派政权。”会议认为“不维持中派政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经过讨论，会议认为“比较好取第二办法”，于是提出了迎汪复职的主张。
9月20日，中共中央局作《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迎汪复职，汪蒋合作的方针。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共产党“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这个政策不仅在共产党里得到了贯彻，也推行到国民党和群众团体。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共产党为响应北伐军攻打上海，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期间陈独秀除到汉口出席十二月特别会议外，他一直坐镇上海。共产党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是经陈独秀认可，或是由他亲自制定的。
9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首次讨论工人武装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认为“应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建立“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
10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仓猝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因力量薄弱，当天就失败了。
1927年2月21日-2月23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3月21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爆发，消灭了盘踞上海的反动军警，推翻了军阀的反动统治，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垂手进驻上海。
3月23日，特委会讨论复工、市政府职权和对付白崇禧要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等问题。陈独秀提出整顿和健全工人纠察队和工会，加强对国民党党部工作，还主张通过军民联欢、输送在起义时缴获的枪械、补充士兵的办法，使当时比较左倾的薛岳部队(时驻扎闸北)能常驻上海。
3月25日晚8时，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慷慨陈词：“中国革命如果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头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3月26日上午，陈独秀在区委会议上，一会儿提出“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这样“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企图以发动反帝运动，突出民族斗争，冲淡国内阶级矛盾。一会儿又说“最好要将反英反蒋联合一起”，主意不定，步伐乱套 。
3月26日下午，蒋介石来到上海。之后，陈独秀写信给区委，说：“目前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静江)，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发动罢工反英的“第一先决条件要得到国民党及老蒋的同意”
3月30日，陈独秀“决定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 。
3月31日，共产国际于发来电报，指示中国共产党“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猝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怒地把它摔在地下”。罗的“愤怒”表达了上海共产党人的义愤心情。
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当汪精卫与陈独秀会晤时，汪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的话，向陈提出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即（《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宣言5日见报。
4月15日左右，(在《汪陈宣言》发表后不久，陈独秀便离沪去汉)到达汉口，是中共中央五个常委中最后一个到达汉口的。他住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四民街61号。这是临街的三层楼洋房，三楼中间住着陈独秀、左右房间分别住着彭述之夫妇和蔡和森夫妇，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场。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的有任作民、任淑兰和黄文容。他们三人组成了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的堂弟)任办公室主任，任淑兰(任弼时的堂妹)管事务，黄文容(现名黄玠然)任陈独秀的秘书。（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也陆陆续续来到了武汉，约在1926年底前后，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1927年3月底前后，临时中央局连电陈独秀，催他来武汉。）
4月26日,陈独秀出席了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及进行的方法，即：“(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二)公布佃农保护法；(三)无土地之革命士兵退伍时必须给以土地；(四)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以上是原则。(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必须命令农政部迅速执行国民党第三次全体中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尤其是督促农村自治机关之实现；(六)中央农政部即须根据上列原则订定土地改良法案；(七)各省党部会同省农协依据中央农政部土地改良法案按照当地实际情形，议定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条例，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交政府土地主管机关执行之。……以上为进行方法”。陈独秀之所以明确地提出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是为了“使他们安心，若不提及，他们不安也”。陈独秀发言之后，鲍罗廷接着发言，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由农政部协同湖南省党部制定以后，还应“提出省民会议”通过，才可施行。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主张在党部、省农协讨论通过便可实行，不必等省民会议便可解决”。（关于土地问题，国民党中央于4月2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土地委员会为了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经连续举行会议，4月19日至5月6日又召开了六次扩大会议。）
4 月29日，陈独秀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政治报告和党组织状况报告，当谈到土地 问题时，他把小地主划入了小资产阶级范畴，说不没收他们的土地，“向他们让步”是为了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这个意见为“五大”所接受，并在大会《宣言》里提出“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政权”。但陈独秀并没有把解决土地问题当作革命的紧急任务，他的报告中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运动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运动呢，我们以为后一种做法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依然存在，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只有扩大以后再来加深，才能巩固基础。”也就是说先扩大后深入，等到打倒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吧！
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 陈独秀在“五大”上作的报告，系统地叙述了“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状况。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据黄文容回忆，在中共“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是很苦恼的，“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心情的确不安得很”。
5月9日，“五大”选出了31名中央委员，14名候补中央委员。l0日，大会闭幕，在五届一次全会上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7人，和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选出了政治局常委，由陈独秀、禁和森、张国焘(后补入翟秋白)组成，由陈独秀任总书记。
5月18日至30日，革命形势急剧的恶化，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切。国际执委举行第八次全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便于五月底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
6月1日，罗易收到了指示，其要点为：(1)“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胜利”’“必须反对过火行动，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并强调指出“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2)国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领袖“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3)“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4)“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6月4日，陈独秀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指出如果对许克祥的反革命的活动实行妥协的话，将“非常严重的影响”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因此，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六条建议。
6月5日，罗易背着中共中央和其他国际代表，以“开诚”相见的态度，把《指示》交给了汪精卫。后来又劝告汪：“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不然国民党左派同C．P．都完了。”汪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这几条“一条也不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能说会道的罗易所干的这件蠢事，说的这些蠢话，为汪精卫实行“分共”提供了口实。
6 月6日，陈独秀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这个《指示》，并一一作了说明，表示他的意见：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上确立领导成员，现在国民党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呢?如果我们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问题是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在我们建立军队以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的机会：至于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能够成立这种东西，领导人就只能都是共产党员。陈独秀认为国际的这个指示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
6 月l5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致共产国际电，中共中央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他既害怕冲突、分裂，想保持两党合作的良好关系；同时又意识到“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害怕冲突和分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然而，越是纠正过火行动，反动军官的气焰就越是器张。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经过了儿度的争论，多次的犹豫动摇，终于一起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
6月底，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发表长篇演说，“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他所接受的前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遗产太坏了。“以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当然包括鲍本人在内——引者)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末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执行。”其实在5月之前，斯大林又何尝提出过要武装中国工农的主张。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鲍陈二人的牢骚，反映了对国际的不满。
6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解散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
6月29日，中共中央会议，瞿秋白向会议提出“甚长之书面提议，……中心问题，仍然贯彻对国民党左派之让步政策”。“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
6月30日，中共中央为了“推迟”武汉国民党的叛变，通过了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把一向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工农团体的领导权也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妥协退让已经迟到无可再退的地步。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陈独秀强调利用各军招兵之机会，将农民输送进去，因各军政治部都有共产党员，这样可使农民武装化。可见这时陈独秀对迫在眉睫的“分共”，依然没有切实的应变措施。毛泽东提出农民自卫军上山的主张，认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之基础，不保存武力，一旦发生事变，我们就没办法。陈独秀认为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招兵工作应大力去做，他的基本态度是不主张上山的，即使上山也是为了消极的躲藏。会上有人明确反对上山的；有不置可否，难以表明态度的。会议虽然未能深入地讨论上山问题，但它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开始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7月9日或10日晚上，黄玠然随陈独秀到一家餐馆的阁楼上躲藏起来；第二天，又转移到前花楼亚东书局的纸庄，直到离开武汉。
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思来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自此独秀即不视事”，这个指示也是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是由鲍罗廷以提议的形式下达的。“老鲍提议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拒绝了提议。）[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由上面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也曾“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8月7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在汉口召开了秘密会议，陈独秀被排除在了会议之外。八七会议后的一天，瞿秋白、李维汉突然来到纸庄。“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指示到莫斯科去。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
8 月底的一天，陈独秀要次子乔年去找汪原放，并陪汪来见陈。陈告知汪打算回上海的想法。约9月上旬，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啸青四人同乘一艘英国“公和”轮回上海。船上贴着英文布告，大意是国民政府如果在船上权人，本船概不负责。四人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扮作病人，戴上风帽，睡在上铺，连吃饭也在舱里。船靠码头时，他们关起门来。装作睡觉。船过九江时，正值中秋。半夜以后，甲板上人越来越少了，陈独秀走出舱外，来到甲板上，只见皓月当空，月色如洗，山也腺陇，水也腺肋，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只有江水的呜咽声。陈独秀身处此情此景，他的心情当是如何，他有心赏月吗?船到了上海。汪原放在码头上雇了一辆汽车，开到彭礼和的家——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便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
10月上旬，中共中央由武汉陆续迁到上海，这时瞿秋白还和陈独秀见过几面，继续劝陈去莫斯科，陈毫不考虑，依然拒绝。黄文容问他为什么不去苏联学习?陈独秀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习什么啊!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值吗?”黄文容说：“中国党是国际领导的，我们是支部啊！”陈说：“错误的决定，我们也要服从啊?此后不久，黄文容被调到《布尔塞维克》报，离开了陈独秀。据郑超麟回忆：秋白跟他说：“老头子(指陈独秀)曾说如果早已决定退出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那他是会照办的。”现在大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认为“国际为挽救威信，牺牲了他与[谭]平山。”又说对这场革命，“我因亲身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
同年下半年，陈独秀的公开言论几乎全部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这是他应瞿秋白约稿写作的，署名“撤翁”。自该刊l0月24日创刊号至1928年2月27日第19期，几乎每期《寸铁》专栏里的短文，都出自他的手笔，约146篇。这些精悍的短文所评论的范围相当广泛，有政治、军事、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和各派系及其代表人物。但抨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反动派，揭露其抛弃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内枪决大批“共犯”，“停止一切民众运动”，对外奉行昔日段棋瑞的“外祟国信”政策。陈独秀断言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政府是一样的不能长久存在”的。年底，与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总方针开始发生分歧。
11月9日至10日，中 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各主要省份代表亦出席了会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总策略，形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1928年4月便基本结束了）这次会议仍然没让陈独秀参加，玉若飞反对也没有用。
11月中旬，向中央常委写了两封信。
12月中旬，又写了第三封信。反对实行全国总暴动的方针。直言不讳，关怀革命之深情溢于言表。中央对他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作笑话到处宣传”。
1928年此间，陈独秀撰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校核本稿方音的，“上海话为沈雁冰、陆缀文；广州话为杨殷、罗绮园；汉口话为项英；北京话为邓颖超”。“这部稿子，卖给商务，不能出版”。后来有胡适和赵元任等“送他干元稿费，维持了好久的生活”。
6月18日至7月11日，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确定新的革命方针，中共中央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国际指定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人参加会议。中央向陈独秀转达了国际的意见。陈独秀说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批评他，却不让他参加会议，发表意见；这次要他去莫斯科，也只有受骂，因而不同意去。后来瞿秋白、周恩来也动员他去，但陈独秀主意已定，谁也改变不了。当陈独秀向张国焘表示不参加“六大”后，接着说我以往常为中央刊物做些短文章，今后还可多做一些。再不愿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我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6月28日，瞿秋白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对于会议代表一再提出的陈独秀不参加会议的问题，作了说明。在谈到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时，说：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中共中央本身，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责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过，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他说：是否责任由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页。】 王若飞认为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不允许他参加会议是不对的，他据此不出席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因此王若飞在六大上还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这个大胆的提议未被代表们所接受。 【 陈志凌等《王若飞传》102页】对于王若飞的提议，当时有人认为他袒护陈独秀，讥笑他是陈独秀约“尾巴”。双方在会下争吵起来。王若飞说：“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一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像自己一贯正确，以布尔塞维克自居，请问你们在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王若飞的提议没有被采纳，而且引起了很大的麻烦。【李培之《王若飞之妻》；《飞度关山的人》，《人民日报》1982年4月8日】
1928年秋，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成立了组织，负责人是王文元等。 中国人首先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是当时留学苏联在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列宁学院等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他们多数是为中国革命寻求真理，受党组织的派遣去学习的。他们在学习时遇上了这场大规模的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中国革命的，这当然要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兴趣。中国留学人员中出现了一些托派分子，例如史唐、梁干乔、区芳等，他们参加了苏联托派领导的反斯大林活动，因此在1927年底被开除出党遣送回国。而另一些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如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却隐蔽了下来。他们借参加中共六大会务工作的方便，见到了较完整的托洛茨基言论。
12月，首批归国的托派分子梁干乔等，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托派小团体，自名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产生了“全国总干事会”的中央机构。
1929年4月，《我们的话》油印刊物创刊，大量翻译和刊载托氏的文章，故而人们称他们为“我们的话派”。 这些文章开始在曾经参加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领导工作的干部中流传。却以思考、诘问、辩难的态度相“抵抗”，可他的防线很快地便一道道地瓦解了。
7月28日 ， 《致中共中央常委同志信》，提出了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 。
8月3日，中央在《复陈独秀的信》中，指责他对中东路事件的发展前途有两种可能性的分析，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础，……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的口号”等等。这封信已经不再是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而是所谓上纲上线的大批判了。
8月5日，他在《致中共中央信》里，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革命的主张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这是陈独秀第一篇托洛茨基主义的作品。 当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托氏己被流放一年多了，到1929年1月18日，被逐出国境，到了土耳其(后迁居挪威，最后流落到墨西哥，于1940年8月被刺身亡)。当时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在开展肃清托派运动，将托派分子开除出党，或撤职，或批判。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亦指出：“最近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的活动，这一点值得整个党之严重的注意。……中央今后需多向全体党员群众说明反对派理论上反布尔塞维克的路线，指出反对派分裂党、分裂共产国际而走向反革命道路的罪状。……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必然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工具，来危害中国革命，相信全党一定能战胜这些反革命倾向”。
8月11日，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第44号通告，再次指出反对派是“站在对立的路线上来进行分裂党之反革命的工作的。”各级党组织，“如果发现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党除了对于其思想给以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领袖毫无留恋的开除出去。”
8月11日，陈独秀在《复中央的信》里，一面为自己的意见辩解，一而批评中央“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是“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中共中央为了批判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在机关报《红旗》特辟《两个口号——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专栏，公布陈独秀与中央来往的信件，登载了许多讨伐陈独秀的文章。）
8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口头答复他8月5日的来信。据陈独秀说：“谈话时，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的说中央绝对不容许把我的信公布出来，并且坚决的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国际代表用这样专横的态度宋掩护错误，……还拿出开除党籍的话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
8月，陈独秀派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
9月，“我们的话派”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约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约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约独立小组织。”陈独秀同意以个人名义分别加入。但刘仁静却看不起“我们的话派”，认为他们是“孩子们胡闹”，他提议召集会议，修改“二代会”约决议，改组“我们的话派”领导机构，吸收陈独秀等参加。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就在他们加入“我们的话派”不成之时，即组织起“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通过了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由陈独秀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璠为常委，秘书长为吴季严(后为何资深)。他们在中共内部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分裂活动。
10月5日 ， 中央 （ 收到陈独秀8月5日的信以后，并没有在党报上公布 ） 作出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 这是对陈独秀8月5日来信的书而答复 )将陈独秀定性为托派在中国的代表。
l0月6日，中共中央致陈独秀信：“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陈独秀收到这封最后通牒式的来信，说：”你们既然代我决定了意见，还要我做文章发表意见做什么?我真想不到你们现在竞至发狂闹笑话到此地步!”
10月l0日，陈独秀再致中共中央信，他不仅不接受中央的决议和对他的警告，而且针锋相对地说中央“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之观念与决心，已深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我为对党对革命负责起见，不得不向你们作一次最后的警告”。
l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的党籍。因为他们“拿独秀的信来向党内作过宣传与活动的，企图使党分裂”。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10月26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权威表态了。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信里指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底取消主义的主张”。
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共中央信，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这种直言不讳、坦然自若的态度表明他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使被党开除也在所不惜。并提出“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斗争”的总口号。（ 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胜利了，但民主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期，无产阶级在失败之后尚未恢复元气。因此，应当提出这一口号。）
【革命形势估量】：陈独秀认为六大闭幕以后，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过渡期，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怎样识别革命高潮的到来，它的标志是什么？陈独秀认为其主干线是“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哪部分的群众斗争?陈独秀待地在括号里写明“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的”斗争。可见他认为决定革命高潮兴起的主力是产业工人，高潮兴起的地点在大城市。
【阶级关系变动，革命性质与任务】： 陈独秀的意见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又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那末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是什么呢?陈独秀设计了一个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方案 。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银德四人决议案。《决议案》所罗列的陈独秀的八条理由，基本上是他与中央争论时所持的观点和主张。 同日， “ 我们的话派”写信给托洛茨基，说：陈独秀拒绝了我们提出的三项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像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
12月10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内容也分作八条，对《决议案》里的八条逐条进行抗辩与辩护。 阐述过他对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12月15日，《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 阐述过他对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号称有81人签名，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反对派的集体亮相，是主动进攻，直接抨击共产国际的，又因为“联共成为第三国际领导的党”，所以尤其攻击联共布的第一把手斯大林。《意见书》所写的主要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已大大地超越了中国革命问题的范围。
12月28日，刘仁静撰写文章，题为《一篇虚伪和可怜的文件》，攻击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和《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说陈独秀“脱卸”对大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认识，和今后革命性质与策略问题的意见，与托派政纲“全不相容”。陈独秀变成为“右派反对派”。（ 刘仁静回国以后曾一度和陈独秀派的关系颇为融洽，但不久他和陈独秀便闹翻了，据说是因为他没有当上陈独秀派的宣传部长。 ）
1930年陈独秀潜居在上海熙华德路邓脱路(今东长治路丹徒路)一弄堂房子的前楼。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国际政治书记部给陈独秀的电报，转交与他。电文说：“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部审察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会议“将于两月之内举行”，请你尽快转告你是否愿意前来参加。“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或得不到你的答复，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中央希望你“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2月17日，陈独秀《答国际的信》，说：“你们在去年10月26日给他们(指中共中央——笔者)的训令也就教导他们：‘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然面现在你们突又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的会议，专门讨论我们的开除党籍问题，你们这种思想，我很不容易了解！”又说：你们把托洛茨基放逐到苏联以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
3月1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机关刊物《无产者》创刊，从此这一派被称作“无产者社”。（ 继《无产者》创刊，有刘仁静、王文元等固创办《十月》，他们被称作“十月社”。这时连同“我们的话派”，中国有3个并立的托派小团体。 ）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阐述过他对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3月和4月间，中共中央对于《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连续发表文章，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时在《红旗》第86和94期上发表致签名于《意见书》的党员信；“望你们自登报日起在一星期内切实执行下列办法：如系被取消派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文章，限一星期内必须交到中央。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的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后的制裁。”此后不久，有何资深、刘静贞等10名党员被开除党籍。5月14日，《红旗》01期，登载开除吴季严、王文元等人的党籍。11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开除了郑超鳞、尹宽、罗世潘、薛农山等人的党籍。总之．共产党员凡参加托派组织的，没有不被开除的。
3月，“我们的话派”领导机关“总干”发表《给“无产者社”一封公开信》，列数陈独秀的六大错误，并号召“无产者社”要求他的领导“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否则用组织的纪律去制裁他们”，“开除他们”；还要求“解散分立的小组织”’“努力于全政治意见之反对派的统一。
7月1日，在《无产者》第二期上发表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咒骂共产党为“匪”，红军为“寇”。这篇文章反响极大：首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97、110、115、116等期，连续发表文章，严厉批驳陈独秀，说他的文章里“没有一句话不是反革命的”。其次，托派内部也有许多人不赞成陈独秀的观点，认为他措词不当，“趋向偏颇”，因而“拼命攻击”他。还有人向托洛茨基写信，告陈独秀的状。托氏不指名地批评说：有人“对于中国红军采取了一种不正确的立场，即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那是应该纠正的”。在各方攻击之下，郑超麟等人原来“同意这篇文章的，也怀疑起来了”。另外，“后来，蒋介石把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
8月22日，托洛茨基《致刘仁静》：“今天我终于收到了一份陈独秀同志于1929年12月10日写的信《告同志书》。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当向陈独秀同志学习！”在这封信的末尾还写道：“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谈到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在一起工作的。”
8月22日，托洛茨基在《致“我们的话派”》的信里，当谈到反对派的统一问题时，说：“我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立场，“你们将统一问题归结到这一点，别的两派先得在你们而前承认错误，然后才能让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这种“在与他们统一之前将他们屈辱一番，是不能允许与不足为训的”。在谈到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时，说；这“是一个精采之至的政治文件。陈独秀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是为大多数中国反对派所欠缺的”。
9月1日，托洛茨基在《致“十月社”》的信里，再次洋溢着对陈独秀转向托派的赞赏与喜悦的心情。
9月，专门撰写了题为《论国民会议口号》一文。 他在相当久的岁月里是一直坚持这个总口号的，认为只有走国民会议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的正道。
陈独秀所设计的中国革命的方案，简单地说，就是在革命形势低潮期，利用合法斗争，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团结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一旦革命高潮来临，即刻由宣传苏维埃而经过武装暴动，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l0月，4个小组织——“我们的话派 ” 、“无产者社 ” 、“十月社”和“战斗社”表面上都接受托洛茨基关于统一的劝告，由各派出两名代表组成了协议委员会。协议委员会的任务一是统一反对派的政纲；二是筹备统一大会。托氏的劝告使四派的代表坐在了一起，但没能使他们开诚相见，共商统一大事。他们各自心怀戒备，神离貌亦不合。
1931年5月1日至3日，中国反对派的4个小组织在上海举行统一大会。出席正式代表17人，列席代表4人，代表了当时中国反对派有组织的全体成员483名。陈独秀当选为大会主席，作关于起草《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的政治报告。在谈到反对派和中共的关系时说，“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要“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措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党领导作任何的让步。会议通过组织名称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选举产生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由9名正式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5月5日，托派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由五人组成的书记处。书记：陈独秀。组织部主任：陈亦谋。宣传部主任：郑超麟。党报主编：王文元。秘书：宋逢春。
5月21日夜，托派有13人被捕，它的中央书记处五人，除陈独秀(马玉夫不知陈的住址)外，其余四人全部被捕。不久，又有原“我们的话派”头头梁干乔等四人公开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
7月，陈独秀吸收尹宽、蔡振东等，组成托派的新中央 。
8月间，尹宽、蔡振东等 八 人也被捕了。连续遭受沉重打击，使托派大伤元气。这时它的中央常委只剩陈独秀和彭述之二三人了 。
10月初，陈独秀连续发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等文章，斥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专门依赖国联主持公理，“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卫。”针对那种因害伯“赤化”而不敢动员民众抗日的人，公开宣称抗日救国运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伯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授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瓜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陈独秀还进一步提出“赤化”的八项纲领；驱逐帝国主义在华驻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良工人生活与待遇”；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农民，“反对国民党政府剿杀争取土地的农民武装队(红军)；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等自由，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紧急治罪法；“召集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建立代表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政权——反对军事独裁的训政的国民党政权”；恢复苏联邦交等等。总之，要完成民族革命战争，必须首先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众政权。
1932年 住到了岳州路永吉里11号。
1月初，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呼吁一切共产主义者在所有工运、学运、反日运动、国民会议斗争、反国民党斗争以及苏维埃运动中“联合行动，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与破坏，以便统一我们的力量向阶级敌人进攻。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准备和全体同志携手前进”。此后，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并转全党同志”，说“任何同志，谁还固执教派精神，拒绝合作，他将会在革命之前铸成莫大的罪恶。因此，我们向党提议，马上召开一个联席会议，以决定在群众行动中一致步骤问题，希望你们不要使革命的群众失望”。（由于王明的左倾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陈独秀满腔热忱地倡议与中共联合行动反蒋抗日所得到的回答：被嘲笑、冷落和骂作“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 ）
2月10日，他主持托派常委会议，通过了《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决议，指出在当前“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向前发展中，如果无产阶级还没有可能夺取政权的时候”，便应当同赞成反日和企图反蒋的小资产阶级和”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共同行动，“首先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过渡性的政权，“并推动这一过渡的新政权(无产阶级当然不参[加]别的阶级所领导的政权)走向彻底的民族战争，彻底的民主政制的道路”。
10月15日，正当托派中央常委在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2l0号举行会议时，公共租界工部局政治处及虹口区捕房中西探员持上海特区地方法院搜捕票前往搜捕。当场捕获谢少珊(亦名谢德磐，托派中央常委秘书)、王武(宋逢春)、王兆群(罗世藩)、张次南(彭述之)、沼一凡(沼德志)五人，抄获文件三箱一网篮。五个常委一个也没逃脱。托派中央书记陈独秀因患胃病待在家里，没出席这天的会议。谢少珊被捕后，立即供出了其他四人的真实姓名和政治身分，并表示“甘愿自首”，还能把陈独秀拘捕归案。同日下午7时，捕员带领谢少珊到岳州路永吉里11号楼上将陈独秀捕获。
10月17日晨，捕房将11人押解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市公安局代表到庭要求引渡，陈独秀等一致反对引渡，无效。
10月18日下午2时，市公安局提案审问，关防甚严，禁止任何人旁听。
10月19日晚，由市公安局派出大批军警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押上汽车，驰往北火车站，解交首都卫戍司令部讯办。当日夜11时，由北站发往南京的客车徐徐出站。陈独秀、彭述之等被押到南京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羁留在军政部军法司监狱。 陈独秀在看守所以及后来在监狱里，他和外界的通信有托友人转交的，有请人代寄的。如果是他自己直接寄出的，信末的落款总用化名，他先后用过明夷、夷、明宜、季丹等。陈独秀在看守所的半年里寄往外界的信，只有一封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此外还有12封信录于汪原放手稿《亚东六十年》，其余散失的恐怕踏破铁鞋也难以寻觅了。
国民党将陈独秀交司法审判，一方面煞有介事地表示司法尊严，另一方面是为了劝他投降，站在国民党一边，进行反共活动。当陈独秀拘押到看守所后不久，国民党便开始对他进行劝降活动。陈拒绝劝降，聘定辩护律师——章士钊（自愿免费做陈的辩护律师）。自撰《辩诉状》 反控国民党。
10月19日，北平《晨报》的社论《陈独秀被捕》一文，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一．“主持共产党学说，组织共产党与夫实行危害国家，此系三事，不可混而为一”，不能以陈独秀组织托派定他的罪名。二．“有无危害国家之行为之问题，……应由法庭判决。”三，如果认为陈独秀过去“为共产党领袖，或今日尚立于托派旗帜之下，乃亦与江西，杀人放火’之共产党同类并观，此大不可也。……因独秀昔日之同志方以武力为争夺政权，乃迁怒于独秀之身，则人权一无保障”，国家必将“陷入于大混沌之状态”。
10月24日，上海《申报》登载了由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中华儿童教育社上海分社总干事）、朱少屏（留学日本，1905年底回国任上海同盟会干事，1916年任环球中国学会总干事）等人合署的《快邮代电》。（ 这8个人都是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蔡元培、柳亚于是现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但在文化教育界的知名度还高于其他六人。蒙与陈独秀交往最密，时间最久，柳、杨二人是国民革命时期的左派，曾一度与陈共事。其余五人或属泛泛之交，或索不相识。 ）
l0月24日，国民党中央举行谈话会，遵照蒋介石的电示谓陈独秀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
10月25日，何应钦将陈独秀提至军部会客室，“半谈话半审问”式的会见。会见结束后，发生了一幕为军官们所意想不到的向陈独秀“索书纪念”的活动，其热烈踊跃之情景犹如现在青年人包围歌星、影星请求签名一般。
10月30日，傅斯年《陈独秀案》载于出版的《独立评论》第24期，也是在公开的言论中比较重要的一篇。
除了见之于报刊的言论外，还有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十二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等，为陈独秀说情，胡适、罗文干、柏烈武等人，或致电蒋介石，或为陈独秀私下奔走，求得从宽处理。
除了以上所述，还有三种反响：一是托派北方区机关报《先锋》发出的呼吁：“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但终不见有一个群众团体“起来”进行援救的。二是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尤其是湖南省、市、县及军队的党部，曾函电纷驰国民党中央，要求对陈独秀“立处极刑”，“以快人心”。这些函电大都不见于报端，而被归入档案柜。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37、38期在报道陈独秀被捕消息时，说他“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甚至认为陈独秀被捕，是“某党和取消派更亲密的携手的关系——统治阶级以拘捕陈独秀的手段，与陈等共同协商进攻中国革命，取消派趋陈独秀被捕的时机大大的活动起来了”。“统治阶级企图以逮捕证明陈独秀取消派‘还有革命性’，以加强取消派欺骗麻醉的反革命作用。这三种反响部没有形成较大的舆论力量。
12月1日，陈独秀致胡适信，让胡适为其代购书目：亚当·斯密《原富》（英文），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英文)，马可波罗《东方游记》（英文),崔适《<史记>探原》,以及几种甲骨文的著作。
1933年1月7日，致灵均信：旧居里的“书籍似宜搬出，因有许多日文书颇有用。”
2月，陈独秀自撰《辩诉状》脱稿。《辨诉状》全文4000余字，观点鲜明，结构严谨，精悍锋利，气势雄健，不仅没有《晨报社论》或《快邮代电》里的乞求宽大处理的语气，而是反控国民党，并要求赔偿他“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健康上之损失”；《辩诉状》是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曾被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为教会学校)选为法学系的教材。主要内容是对控他“危害民国”及“叛国”罪，进了反驳。同时，申明民族大义，反控国民党危害民国，制止人民抗日，“围剿”红军。
4月5日写信给王灵均、高羽罕二先生，要求将亚东出版的和德文原版《欧洲经济发展史》各寄一本，“以便对照译文一连，以此作学习德文的教科书，虽稍艰难，而比他书有趣也。《德文入门》将习了，大约可求教字典强行读书，狱中从事于此，最足消遣日月也。”在他人狱以后，仅就现在见到的存录于汪原放手稿《亚东六十年》的42封信，几乎每封信都要求汪原放代购或向友人借阅图书。 并附寄《辩诉状》的修改稿，“望交老友饬人抄录数份，分送知己传阅。本月14日准开审，弟虽要求公开发表该《辩诉状》，而将否为政治力所阻，不可知也。倘开审后，上海各报未见发表该文件，请君等设法油印数十份，分送上海大小报及北平《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庸报》、《大公报》，是为至托。”
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刑庭才开庭审讯陈独秀、彭述之等十人 。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候审室时，国民党办的杂志《社会新闻》的记者，拍下了他俩的照片。左边高的是陈独秀，他嬉皮笑脸，根本不把对他的审判当作一回事。右边矮的是彭述之，只见他愁眉苦脸，心事重重。上午，陈独秀出庭。他“两鬓斑白，须长寸许，面色红润，已无病容，四周环视，态度自若。”旁听席约有百余人。
4月15日、20日第二、第三次开审时，旁听的人一次比一次踊跃。有远自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京的。唯庭地狭小，不敷容纳，后来的有立于坐次两旁,有立于记者席后，亦有立于室外的，总计有两百余人。陈独秀进行了抗辩。
4月26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宣告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王子乎、何阿芳、王武、淄一凡、王兆群各处有期徒刑5年，褫夺公权7年。郭竞豪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褫夺公权3年。宣判前之因押日数，以2日折抵判刑1日。梁有光、王鉴堂两人无罪。陈独秀等都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大为咆哮，声明上诉。
6月15日，陈独秀写成了《上诉状》，由律师递交最高法院。《上诉状》与判决书针锋相对，环绕着所谓危害民国罪，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与抨击，全文约5000字，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
6月22日，陈独秀的《上诉状》被高等法院检察官驳回。
7月7日，陈独秀又写就《再抗辩书》，批驳检察官对上诉的答辩书，寄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转交。最高法院迟迟不作答复，直到1934年6月30日才作出终审判决：原判决关于陈独秀等 褫夺 公权部分，均撤消；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八年，其他人仍维持原判。 陈独秀等自高等法院宣判之日起，便从看守所押解到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这座监狱位于南京老虎桥(现址32号)，故俗称老虎桥监狱。（ 陈独秀在狱中生活的经济来源有三：一、《独秀文存》的版税。这部书由亚东图书馆于1922年出版发行，到1927年共印了2．9万部。陈独秀被捕后，亚东于1933年先印1000部试卖，次年又印了2000部.前后总计印了3．2万部。二、发表学术论文所得的稿费。三、朋友的接济。其中尤以章士副的接济为最多。）
11月3日，致汪原放信，说准备“在二、三年内”写“《古代的中国》、《道学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现代的中国》、《我的回忆》”等书。但到后来他的研究工作并没按照这个计划进行。 还想写《宋末亡国史》及《明末亡国史》两书，以为今人之鉴。终也未动手。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研究音韵学和文字学。陈独秀在监禁期间的研究成果有：《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手稿)。《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策20、21号。《连语类编》(手稿)。《荀子韵表及考释》，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2号。《屈宋韵表及考释》(未完成稿)。《晋吕静韵集目》(手稿)。《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6卷第4号。《表》（手稿)。《实庵字说》，陆续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5、6、7、l0、3号。《识字初阶》(末完成手稿)。《干支为字母说》(手稿)。对以上个曾发表的手稿，际独秀在晚年流落到江津以后，有的重订；有的二易其稿，如《识字初阶》，这为他最后著述《小学识字教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在监狱期间：（一）曾夫妻同房 ，引起监狱长的不满。（二）拒绝越狱 。（三）乡情友情师生情 探监人络绎不绝。（四）写就《金粉泪》五十六首。（五）被托派开除，但受托洛茨基器重 。
1934年底，托派主要的负责人为陈其昌。托派的领导机关起初叫做上海临时委员会，后改为全国临时委员会、再改为新临时委员会。
1935年1月23日(一说13日)，托派的上海支部(其他北京、香港等支部已不复存在3约60人举行全体会议，决议：陈独秀、陈其昌等如不放弃他们的主张，即开除出党。会上产生了以刘仁静为首相4位年轻托派分子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还根据托洛茨基关于组织独立托派国际的指示，正式决定把中国托派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陈其昌拒绝出席这次会议，他到狱中向陈独秀汇报。“陈独秀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给上海的人，斥责那次代表会”， 并 “提出一张自己拟定的名单，要求大家接受作为中央委员会”，但被拒绝了。
2月的下半月，陈其昌和刚出狱不久的尹宽先被新的托派中央开除了。据郑超鳞和王凡西的回忆，陈独秀也被开除出托派。但劳勃次对这件事另有说法：陈独秀知道陈其昌等被开除之后，“表示非常恼怒，写信到上海来，叫同志们不要认可这些事”。新的中央“给陈独秀写了一针相当长的信，说明他与目前的组织之间存在着鸿沟”。信里还“干脆对他宣布：除非他彻底改变立场．我们组织与他之间不可能再保持任何关系”。这意味着要开除陈独秀，因为他不会放弃联合资产阶级反抗外国侵赂考相本国军事独裁考的立场的。劳勃次接着又说：“这封信始终不曾交到陈独秀手中，因为当时原拟前去送信的人，始终不曾去成。”所谓“始终”，其自给至终也不过是2个月的时间，此后那封信便没有送交的必要了。
3月间，刘仁静在北京被捕，旋即自首，进了苏州反省院。4个星期后，新中央委员。也就是那4个年轻人在上海全都被捕了。至此，托派的工作几乎是完全停顿了。这时李福仁又力谋与陈其昌接近。因此，陈其昌被开除之事作废，而开除陈独秀的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8月10日，托洛茨基在致李福仁的信里，极为器重陈独秀，希望能将其选入第四国际的总理事会。
12月3日，托派在上海召开了“组织重建委员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李福仁、陈 其昌、尹宽相刚刚出狱的王凡西等，一共7个人。会议讨论了“为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的签署问题和“选派代表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的问题。这次会上仍然“长时间讨论了推选陈独秀进总理事会是否适宜的问题”。参加会议的人都接受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提名，但这种接受有人是无条件的，有人是有条件的 。会议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最后投票表决，陈其昌、李福仁、王凡西、邵鲁四票赞成托洛茨基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三票反对。会上还产生了以李福仁（名叫格拉斯(C.Frank Glass)， 南非籍的美国人，于1931年来到了上海，化名李福仁。他来华的目的是参加中国托派活动。）为首的托派常务委员会。
1936年在狱中作文作诗一如既往。12月西安事变发生，知蒋介石被扣，兴高采烈。
1937年7月16日至25日，陈独秀用10天的时间写作了 《 实庵自传 》。8月中旬，两章自传一万三 千 余字——第一章 《 没有父亲的孩子 》 、第二章 《 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 》，“就在炮火连天中寄到了上海”。《宇宙 锋 》得此两章自传，大喜过望，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后记中说：“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旋即连载于该刊散文十日刊第5l、52、53期，题名 《 实庵自传 》，署名陈独秀。
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日机空袭首都南京，囚禁陈独秀的江苏第一监狱亦遭轰炸。 江苏第一监狱被炸，陈独秀的囚室坍倒了，他幸而卧在桌子底下，没有受伤。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当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陈钟凡教授去探望他时，他还“谈笑自若”。陈钟凡“商请胡适之联名保释”他。政府当局表示“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办到”。陈独秀知道后，“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还说“不要保人”，“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8月19日，汪精卫致胡适信：“手书奉悉，已商请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
8月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呈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已逾三载，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有其既往，藉策将来。据请钧座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当天，国民政府照准，发下减刑令，并令“明令宣告”。
8月23日，陈独秀由妻子播兰珍和三子松年接出监狱。（四年十个月又八天的囚徒生活结束）陈独秀出狱如同他当年被捕一样，也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除了新朋旧友热情欢迎他，关心他今后的生活，还有一些政治势力想拉拢他利用他。在他出狱的那天，前往接待的就有中统局要员丁默邮。他建议陈独秀住进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让一个一经开择的囚徒住进那种地方，这大约不是丁默哪个人的主意，也不是个单纯的安排住宿的问题，陈独秀谢绝了。他住到了过去北大时的学生傅斯年(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家。不久，傅家附近亦被轰炸，他移居到陈钟凡家。
据陈钟凡回忆，陈独秀在他家“住了半个月，各方面来慰问的人很多，也有送赆仪的,一慨不受，唯有北大同学和旧友底酌受少许。还有许多人和他交换政治意见,借此探他的意向，尤其周佛海等，常请他吃饭，参加他们所谓‘低调谈话会’。先生始终毫无表示，他们无可如何。”包惠僧对这时的陈独秀也有回忆：“有一家美国图书公司,想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不去，…—他说他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胡适、周佛海等劝说陈独秀参加国防参议会，他不参加，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后来，托派有人要陈独秀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陈独秀说托派的“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上海托派临委那些人“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是“坐在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要他去香港，他也“不愿考虑”，他认为既然“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区。”
陈独秀出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申报》编辑部写信，批驳政府的减刑令。随即投身于热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陈独秀出狱以后不久，他在同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等会面时，就说今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他还对包惠憎说他“不是托派，想发表个声明。”到了武昌他在和王凡西谈话时，说今后他“再不居于任何党派，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11月21日，陈独秀在《给陈其昌等的信》里更明确地写道：“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这些谈话和信件都证明陈独秀自动地脱离托派了。大约是8月30日晨，罗汉持中共办事处开的介绍信和供给的旅费，乘车上路了。于9月2日到达西安。3日，“与伯渠兄详谈。伯渠当即电询延安方面，是否需我前住。随得复电相招。但彼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一时无法前往”，于是改由“经过电台解决”。
9月9日，陈独秀乘船离南京赴武汉，
9月10日，洛甫、毛泽东签发致林伯渠《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当天，林收到电文后即出示与罗汉。伯渠：话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
(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系，而且竭诚欢迎你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且条件实现之后以再行考虑。
洛、毛
9月14日，抵汉，“暂寓旅社”。住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 9月16日致信耕野(汪孟邹)：来汉前，“已租定寓所，来信望寄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陈仲甫收可也”又据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去武汉前，我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写了封信，请他照顾一下，不要找他的麻烦。”何成浚，湖北随县人。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他来信给包说：“他同陈独秀也算老相识了，以前他们曾在北京见过面，这次也想见见陈。”陈独秀到武汉后不久，“住在一个姓兰的家里。这位姓兰的慕陈独秀的名，持地请他去住，房子很像样于，有家具。何成浚交待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谁知蔡经常去盘问他，弄得他很不高兴。后来陈搬到汉口德润里暂住。”
陈独秀一到武昌，便投入了抗战的宣传工作。从他给陶亢德的信里，可知道他这时一是忙于到各处演讲，二是忙于各新出杂志的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审定”，因此原来在狱中已开始写作的《实庵自传》不得不停了下来。
lO月6日至11月21日这一个半月里，陈独秀先后应邀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艺专、汉口市立女中、汉口育年会和武汉大学讲演抗战问题。到这年底，他发表了约16篇关于抗战的文章(包括演讲词在内)，可见当时青年学生和舆论界还是很欢迎和重视他的思想言论的。一、抗日战争的性质和意义。二、动员民众参加抗战。三、批判托派的抗战观点。
l0月初(15日)，罗汉到达汉口，见到了陈独秀。
10月16日，“至独秀寓所，将由南京至西安的一切情形告诉了他。”他写有“一封亲笔信和亲手写定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带回南京转交给博古、剑英。
11月20日延安《解放》周刊第24期刊登了署名冰、题目《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一篇文章，说陈先生恢复了自由，大家都为他“庆幸”，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文章还特地指出陈独秀对于抗战的意见——“这次战争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与中国托洛茨基的主张已大有差别。”这篇文章尽管也有对陈的指责，但仍然可看作为共产党人对开除出党的陈独秀所作的友好表示。
陈独秀并无回党的愿望，这时在武汉试图在军事和民主党派两方面进行联络，以开展活动。陈独秀的联络军人和联络民主人士的计划，未曾着手实施便落空了。尤其是当他被诬蔑为汉奸一事发生之后，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不利于他的变化，以致使前不久曾议论的与中共联合抗日啦，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啦，或独树一帜啦等等，刹那间都变成了历史的陈迹。这时的陈独秀不仅孤立无援，即使有意援助者也裹足不前，他所有的政治联系几乎是全被切断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叛党后的张国焘想借重陈独秀这块牌子，拉他再组织个共产党，陈独秀对张说“我没有这个能耐”。谭平山也去找过陈独秀组织第三党，陈亦无意于此。他最关心的仍然是抗战问题。
12月9日至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用词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还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会上有人“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由莫斯科乘飞机回国，途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于29日飞抵延安，受到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思来等中央领导人和延安各界群众的欢迎。
1938年年初夏安庆快沦陷（6月13日失守）时，陈独秀的家人上路了，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活。松年夫妇和女儿、谢氏四人来到了汉口。 6月14日写给松年的信，他迁至汉口吉庆街165号一家成衣店楼上
1月28日、2月8日，康生对王明的意图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 在 出版的《解放》周报第1卷第29、30期发表了他写的一篇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全文约16000余字，刀光剑影，杀气腾腾。 其中指明陈独秀为首的托派是日本的间谍，公开污蔑陈独秀为日本间谍、汉奸。 在其发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陈独秀连一句声辩的话也没说。可是他的朋友们看不过、耐不住了。王星拱、周佛海、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林庚白九人联名向武汉各大报社写信，为陈独秀声辩。
3月17日，王明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于发出了一篇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其中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托派是汉奸组织；2、陈独秀既然是托派的一分子，那末他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短评一再要陈独秀作“公开声明”、“公开宣言”、“公开正式声明”、“公开坦白地宣言”。
3月18日，陈独秀《致<新华日报>公开信》，言简意赅，有理有力的驳斥了王明等人对他的污蔑。
3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叶剑英、博古、董必武三人联名的公开信，其内容主要也有两点：一、简单地叙述了他们在南京接见罗汉，并为托派与中共合作抗日问题，“嘱罗汉赴陕”。随后有洛甫、毛泽东合署《关于对付托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这件事无形中证明所谓间谍、汉奸之说，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因为共产党人决不会资助一名汉奸去陕西商谈合作抗日问题。托派分子若是汉奸，那首先应当绳之以国法，轻则处以徒刑，重则枪决，也决非做到《指示》所定的三条件就可与之合作抗日的。二、然而，在倍的末尾仍然指责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及反对托派汉奸行为。
4月24日，罗汉在汉口《正报》发表《致剑英、博古、必武、伯渠、若飞、思来以及各位不久以前会过面的朋友的公开信》，叙述他赴西安前后的经过情况，驳斥了诬蔑他为其间谍的言论。
当时一些报刊把这次事件称为“陈独秀事件”，并发表了许多文章。将这些文章汇编成册的，主要有中国出版社印行的《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和雷宇同编、广州新东书局印行的《攻击陈独秀的反响》。这些反响有的纯从法律观点看问题，发议论，认为一人是否为汉奸，“绝不能因为自己声明‘是’或‘否’而决定的，”而是决定于有没有确实的汉奸罪证。若陈独秀的罪证确实，自应处以应得之罪；“否则说他是汉奸的日报杂志等，自亦构成诽谤之罪。”“陈独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条起诉于法院。”更多的人认为指控陈独秀为汉奸，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强拉栽诬”，“鬼鬼祟祟，玩弄手段”，或是“不择手段，肆意诬蔑”。也有人在发议论时阴一句阳一句，指桑骂槐，借题发挥，乘机攻击共产党。总之，种种的反响都有损共产党的形象和声望，不利于党去团结更多的人进行抗日战争。因此必须迅速平息这次事件。据这时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在《报人生活杂忆》一书中的回亿，说：“当时，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新华日报》上突然宣布陈独秀是汉奸，引起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怀疑和不安。就连张西曼教授这样的靠近我党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都对这种武断的作法表示了不满。一些学者联名写信，要求澄清事实，王明不但不允许报纸发表这些信件，并且以评论的形式对此提出责难，伤害了这些朋友的感情。后来，还是周思来同志在十分困难的局面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减轻了这起事件给党造成的损失。”周恩来曾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劝说陈“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待立约何之瑜由长沙到武汉调解这件事。但这都是私下进行的，人们不了解是怎样劝说和调解的。公开的诬蔑，必须公开的澄清，然而没有一个权威人士出面批驳康生文章，更不说对陈独秀乎反昭雪了。陈独秀无故蒙受不白之冤，被伤害的心愤愤不平。4月8日，他致信贺松生(即何之瑜)，说：“徐老先生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既[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律其造谣诬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帐。”话是这么说，但他一直到死并没有为此事上法庭。作为一次轰动的事件，就这样马马虎虎、胡里胡涂地过去了。而陈独秀究竟是不是汉奸则成了一桩悬案：当时有人咬定他是；有许多人认为他不是；也有人口说是，心里不以为然。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以彻底澄清。
同时在论战党派问题时，否定相对独立性
6月初，陈独秀安排其家人乘船去宜昌，然后再设法去重庆。
6月中旬，他决定与包惠僧同行赴重庆，正当他准备动身出发之时，不料他大姐一大家人来到了武汉。 大约又过了l0天，陈独秀、潘兰珍和他大姐一家共9口人，乘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包轮，由汉口启程，溯江而上，先到宜昌，然后再换船去重庆。
6月30日，船抵万县， 与郑学稼等 一同登岸游公园。 并 嘱 郑学稼 电薛农山到码头招呼，和代定旅馆。
7月2日下午4时，民权船抵重庆，来接的人很多 ， 当晚就有刘某为陈先生洗尘，高语罕先生和 郑学稼 陪席。此后不久，有《新民》、《新蜀》两报的几位朋友：张恨水、张剑慧、周钦岳诸先生公宴 陈 独秀。陈独秀抵达重庆时，陈松年和谢氏等已先他10多天到达了，他们现在和独秀的大姐一家人住在绣壁街。陈独秀夫妇住在上板街15号川源公司楼上。
7月14日，陈独秀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抗战中川军的责任》。
7月16日，应民生公司之邀，给员工讲演《资本主义在中国》，强调发展资本主义。
8月3日，偕妻子潘兰珍离开重庆，并于当天到达了江津县城。 江津濒临长江，在重庆的上游，水程180里，小火轮四五小时可到达。全县有80万人口，是川东的一个大县。境内有白沙镇，是抗战时期的文化区，有聚奎中学和重庆女二师，战时新办起的学校有大学先修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文化机关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等，一大批文化人，如魏建功、台静农、顾颉刚等都住在这里。
夫妻俩来到了江律延年医院的门前，不料吃了闭门羹，“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拒不接纳。陈独秀因携带行李多件，一时“进退两难”，狼狈不堪，累累若丧家之犬。后幸有方孝远招待，才住进了一家小客栈。
8月7日，得到江津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孙茂池的同情和帮助，腾出了一间楼房，陈独秀夫妇才得聊以安身。
是年冬季，当邓初对妻子他了劝说工作之后，再次邀请，陈独秀夫妇住进了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 一经安顿下来，便又继续从事音韵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修订他在南京监狱里撰写的书稿。其文字学代表作即《小学识字教本》，目的，是在改良中小学生识字的方法，提高语文水平，普及国民教育。遗憾的是书稿在陈独秀生前一直未能正式出版。 此后，不管陈独秀住到哪里，医院的主人邓韧都是陈独秀晚年的义务医生。陈独秀移居江津后，他的嗣母谢氏和三子松年等，以及他大姐的一家人，也陆续由重庆迁居到江津。松年在九中总务处工作，也代点课。大姐的二子吴渊甫在几江女中教书。三子在江津城开了个百货店(长江商店)，以维持一家生活。四子吴季严在江津女中教书。
1939年 血压升高，“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
3月22日，嗣母谢氏在江津黄荆街逝世，享年78岁。
5月，大约是27日或28日，陈独秀由江津城迁居到鹤山坪。鹤山坪是一地区的名称，因四周环有鹤山而得名，今属五举乡。陈独秀住在鹤山坪的石墙院杨宅。
陈独秀移居江津后，北京大学同学会委托罗汉照顾陈独秀。罗汉这时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兵工处任技术员。大约过了半年便和罗汉失去了联系，而且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朋友们都认为他在109年5月13日日机埔炸重庆时被炸死了。此后北大同学会又委托何之瑜照顾陈独秀，何这时在国立九中任高中历史教员。陈独秀久患高血压，1939年5月5日他在致友人信里说：“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心所拟著之书一部未成，诚堪浩叹！”
1940年，陈独秀大姊一家人也由城里迁居到油溪镇，这里是江律女中的所在地，她的四子吴季严在这个学校教书。
2月6日，到重庆住进了宽仁医院，进行治疗。
2月20日，“病稍减轻”，即出院回江律。
l0月，他感到“病无大痛苦，惟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涨痛，耳轰亦加剧耳。”
陈独秀在江津乡间的生活费用，“每月用二百元，主仆(有一焦性伙房，为陈买菜做饭，有时也为陈送信去白沙镇或江津城)三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升，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据1941年9月27日、9月30日陈写给台静农的信：因大姊灵枢于10月22日安葬于江津，他暂移居城内)月用三百元。”
1941年，陈独秀的大姊“患中风不语症”，7月15日逝世，举家悲痛，但不敢陡然通知陈独秀，怕他经受不起这样大的刺激。过了10多天，陈独秀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后，当即写下长诗《挽大姊》，以寄托哀思。
年底，“居乡间亦月需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 疾病消损了他的谋生能力，再加上战时物价飞涨，陈独秀越来越穷了，柏文蔚送他的灰鼠皮袍也进了典当店。贫穷反过来又加重了他的病情。他晚年的一些诗句，如“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即反映了他贫病交迫的生活状况，和郁郁寡欢的情绪。 在陈独秀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位新朋友名叫杨朋升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杨朋升，号蓬九，书画署名铁翁，四川省渠县平安乡人，生于1900年，小陈独秀21岁。青年时在北京大学读书，喜读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后两次留学日本．归国后入军界。但平生爱好书法、国画，尤长于篆刻。一二八淞沪战役时，任第八十八师副师长，率部英勇抗击日军。1937年9月，陈独秀到达武汉时，这时杨朋升任武汉警备司令部领衔少将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 陈、杨二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相识的。 陈独秀入川流落到江津时，杨朋升在四川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这时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从1939年5月5日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写给杨朋升的信共有40封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复杨的信。从这些信里可知杨朋升曾经接济陈独秀3次，共2300元。另有3次由杨转交他人的赠款共2200元。这些经济上的授助，使陈独秀得以维持他的生活，并有助于满足他那唯一的嗜好——著书立说。(陈独秀有诗句曰；“除却文章无嗜好”。)在陈独秀的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送钱给他的，除了杨朋升还有包惠憎、邓變康等人。 20年代中共党员，被捕后叛变的任卓宣(即叶青)曾汇去200元给陈独秀，但“汇去后不久，又退回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赠五千元(支票，当时这是不少的数目)，被拒。朱以张[国焘]为陈友，又要张转。”陈独秀收到后，即函交郑学稼退还给张，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又说“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支票后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同时，拒收蒋介石汇款。
1942年 春，病倒了 。 但他还在断断续续地与友人通信，发表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直到他去世之前两周。
5月12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半小杯腹胀不适，初闻诸医言，用蚕豆花泡水，服之可治高血压，今春不时泡服，虽未奏效，亦无损害。此次所服之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千，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赢色，味亦不正，或系酸酵后含有毒汁，一时失机，因以中毒也。5月13日上午，友人过访，午餐食四季豆烧肉过量，晚餐时又食言食物作梗，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吐后稍适，仍难入梦、自后精神疲乏，夜眠不安，间服“骨炭末”，似觉稍适。
5月17日晨，起床洗漱，顿觉头目晕眩，随即静卧，少眩欲奏厕，以头晕未果。午后7时半， 即起晕倒，四肢僵厥，冷汗如注，约一小时许，始苏。周身发寒，冷汗如浴，旋又发浇，约一刻钟，始复旧状。
6月18日清晨，先生遣人来告，乃约先生之公子松年及先生之至友邓仲纯医生上山探视(先生出函请邓先生上山医诊)；同时上函重庆周纶、曾定天两医师往津诊治。因周、曹两名医年前首为先生详细诊察病状，最为先生所信赖，时以先生病状甚危，又草以详细病历送重庆周、曾两医师过目，两医师虽医务繁忙，然莫不细心研讨处方，且各赠药品，而尤以周纶医师将其太夫人预防血压变化之针剂分赠，其情况尤为可感。但因先生所病实无挽救之方，故两医生均未能来津，于是数日之间，辗转床第，苦闷不安。
5月22日上午，又复昏厥，前后接连3次，虽经注强心剂苏醒，然病难治矣。又请江津西医邹尔柱、张熙尧两医师上山诊视，施行灌肠，大便得通，然病情仍未少减。
5月25日上午，命夫人约之瑜至榻前略有所嘱。
5月27日午刻，陈独秀乃陷于昏睡状况，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均无效验。至晚9时40分逝世。（时，潘兰珍、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纬、长玙、侄孙长文、何之瑜及邓仲纯医师、包惠僧均在侧）
6月1日，早，陈独秀的灵 榇 由鹤山坪 移 至双石桥附近，左右乡邻“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敬仰之意”。这么多的人多是看热闹的，中途都散去，真正了解死者的生平事迹，对他怀有“敬仰之意”的实是寥寥无几。那儿声爆竹，平添了几分凄凉。
6月9日，当丧事料理完毕后，潘兰珍、陈松年和陈独秀生前的好友何之瑜、邓仲纯、邓季宣、光明甫等，于一起商讨死者遗物处理一事，决定陈独秀的遗著，遵照遗意及友人意见，“由何之瑜集收管理，以备传至后世。”遗物，如五只古碗、友人来信及赠送的对联、立轴等物，归潘兰珍。
陈独秀临终时，劝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1943年初，潘兰珍到重庆市附近友人自办的农场工作，“差能自给。”后改嫁，不久男人亦病故。潘兰珍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上海，后患癌症，要出售五只碗，古董商说是假的未售出。潘于1949年10月30日逝世，终年42岁。
附录：
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陈独秀写给他的托派朋友的6封信和4篇文章，其中除《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刊于1942年3月21日重庆《大公报》外，都不曾发表。到1949年6月，由胡适作《序言》，香港自由中国社编辑出版，书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又名《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收入本书末篇《给Y的信》写好之后，再过14天，陈独秀便归西了。所谓“最后”一说即由此而来。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一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诸问题。如再细分的话，第一方面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评价及其与无产阶级民主的比较，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等问题；第二方面有对世界大战的性质，反侵略战争的总口号、世界大战与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以及对战后形势的估计等问题。这本书虽然只有3万多字，但涉及问题众多，内容丰富，论点明确，其中心是对民主问题的见解．其他见解大多是由此派生的。陈独秀说“我根据苏俄20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今天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