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另一面

遮蔽近半个世纪的中共党员

    杨度

    ●入党时间：1929年秋

    ●入党地点：上海

    1929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处于地下时期，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一贯惊世骇俗的杨度再次做出惊世骇俗之举———加入中国共产党。此事在当时只有少数几人知道。

    1975年10月7日，“文革”末期，久病的周恩来突然清醒过来，派秘书给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带话，袁世凯称帝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曾是中共党员。一个被遮蔽近半个世纪的秘密才逐渐大白于天下。

    20世纪30年代初期，周恩来称呼杨度“皙子先生”，杨度则称周为“伍豪先生”，他们是上海滩上的同志。

    自从劝进袁世凯称帝，杨度生前身后都背负了骂名。1927年，他的女儿杨云慧从中学历史课上听老师讲解辛亥革命的历史。当老师讲到洪宪帝制昙花一现时，把袁世凯痛骂了一顿，同时又痛骂袁世凯的帮凶———“筹安会六君子”，其带头者便是杨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教科书，对杨度的介绍，也仅停留在这一段“臭名昭著”的历史时段里。

    在1931年去世之前，杨度曾为自己写了一副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后半生的个人史晦而不彰。作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杨度，让我们了解到他复杂人生的另一面。

    被遮蔽半个世纪的身份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王冶秋：《难忘的记忆》载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上世纪40年代，王冶秋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王冶秋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

    当时，王冶秋并没有把杨度入党的事情公开化，而是进行一种私人的历史求证。9个月后，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回忆文章，这一份被历史雪藏的真相才彻底公之于众。

    可以看出，王冶秋对杨度入党的旧事是极度模糊的。他认为杨度大约在1926、1927年间，在周总理的介绍下，参加了共产党，这引发了李一氓、夏衍等人的“异议”。特别是作为亲历者之一的夏衍，指出杨度入党的确切时间是在1929年秋。

    1982年11月23日，夏衍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披露了半个世纪前的一些细节：一个晚上，他（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夏衍最初只知道他接手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姓杨，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杨度才坦然地告诉他：“我就是杨皙子。”夏衍大吃一惊。

    1947年，在香港，宋云彬问起夏衍：杨皙子晚年是不是加入过共产党？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潘、夏就作了肯定的回答。

    1949年2月底，柳亚子、叶圣陶、陈叔通、曹禺、徐铸成、宋云彬等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乘船辗转赴京。其间，宋云彬曾向众人转述说，杨皙子晚年曾与中共有联系，“闻者皆惊诧”，叶圣陶也在日记中表示“前所未闻”。

    杨度入党的事，最初仅有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以后逐渐在文化和政治圈子中流传开来，但是知道的人也并不多。杨度的长孙杨友龙告诉记者，杨度遵守党的纪律，至死都未向人透露他的党员身份，包括他的家人。“甚至在他死后很多年，我们只知道他和共产党有联系，有往来，真正确认他的党员身份，也是在1978年之后。”

    杨度对于自己作为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保密工作确实做得很到位，连儿子都未必清楚父亲在上海到底是做清客，还是干革命，甚至对父亲的“反动身份”很是反感。杨家公子杨公庶和初三的同班同学佘贻泽很要好，杨家的事情事无巨细都告诉了佘。佘因此知道，杨度当时依附杜月笙，在上海做寓公，成为杜月笙的清客，却把妻子儿女安置在苏州。杨公庶告诉佘，杨度得意时在张宗昌处，手上有了钱，就给了他妈一大笔钱存在银行里，每年的生活费用就由这笔钱的利息支付。

    佘在晚年回忆说：“杨度在民国以来干了些什么我不完全知道，但他是袁世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世人皆知，声名狼藉，现在又拿杜月笙的钱养家，更令人齿寒。我一个正派学生如何看得起这种人和他的家，我也不客气常当着公庶面骂他父亲，他也不同我翻脸竟默认了。”

    杨度病逝后，世人对他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保皇角色与复辟小丑之间。女儿杨云慧却开始从另一方面了解到，中共高层对杨度的尊敬与好评。杨云慧在1944年和1949年两度见到周恩来，周虽未明说杨度与中共的关系，但却曾主动提议“向杨皙子先生致敬”。杨云慧与周恩来一同举杯一饮而尽。

    “文革”开始后，杨云慧在上海的家被红卫兵抄了，抄出了杨度的相片。红卫兵说杨度是“官僚地主”、“卖国贼”，骂杨云慧的生母徐粲楞是“地主婆”。徐不服，反驳说：“他不是卖国贼，周总理对他都是很尊敬的。”红卫兵反击说，这是徐对中央首长的侮辱，勒令她低头认罪。后来又把徐拖到弄堂里，站立在高凳子上，颈上挂着牌子，当众批斗她，勒令每天天不亮就去扫弄堂。

    在北京的杨云慧知道生母的遭遇后，立刻就去拜访章士钊，“希望弄清我父亲究竟是否共产党员，以便解脱我母亲在上海的困境”。章士钊说：“你父亲的确是加入了共产党的，而且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入的党。这件事，毛主席曾亲口和我讲过，不过对党外一向没有公开。”杨度的党员身份，第一次从别人口中传到杨云慧耳朵里，她很高兴。

    后来，上海的家中还是吃紧。杨云慧写告急信给章士钊，章将信转给了周恩来，周打电话给上海有关方面。杨家从此恢复平静。

    然而，杨度党员身份的真正公开化和追认，则是1978年的事情，距他选择入党的1929年，已近半个世纪了。

    走向共产主义的轨迹

    杨友龙说，祖父一生是“恶名传千里，好事不出门”。

    杨度，湖南湘潭人，生于1874年。20岁中举人，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青年杨度的理想就是习得其师的“帝王之学”，企图物色、辅佐“非常之人”，而成帝王之业。湘潭历史文化学者何歌劲向南都记者分析说，杨度作为一个饱受帝王之学又积极应世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两度游学日本又接受了资本主义理论之后，他选择了君主立宪作为改造中国的路径。他回国后在清廷任职四品京堂行走，得以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直接宣讲这些主张。但是由于清王朝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与反对，没有能够来得及实施。而中华民国取代腐朽的清王朝之后，并没有使资本主义民主走入正常轨道，而是军阀各挟势力，各谋其利，中国大一统的局面有可能走向分裂。杨度的政治主张，是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版图的完整看得高于一切的。他认为大中华有一个君王的共主来维系，就可以避免国土被分割或宰割，不只是汉民族，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都能同时进入一种新的社会机制。他认为有一个有权威而又开明的君主出面立宪，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国家就可以迅速地走入科教救国与实业强国并进而成为强大的军国（金铁主义）。这个君主应该是强有力的。在群雄并起的时候，他的目光盯向了袁世凯。

    “或许，在他的内心里，未必认为袁十分理想，但相较之下，当时似乎只有他具备这种实力。从这个角

    度看，也可以说袁也是杨度实现政治主张的一个工具。话又说回来，到底是杨劝袁称帝，还是袁使杨劝进，历史似乎还留下了许多碎片。袁肯定是一个有野心的人物，当他一步步朝这个方向走下去的时候，杨度自然而然地被裹挟着进来。作为一个有着帝王学根基的少壮政治家，杨度当然乐观其成，他做此一搏就不奇怪了。“何歌劲说，回过头来看，袁世凯称帝确实是一场历史倒退的闹剧与丑剧，这也是杨度一生最大的败笔。这时，政坛已经在表面上选择了民主，不管如何千疮百孔，历史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聪明的杨度本来也已表态认同了共和的主张，为何要行此不智之举，遭时人之唾骂，这说明他并未脱书生气质。

    早在1907年，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于是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当清朝准备“立宪”的时候，朝中最懂法的杨度便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王公大臣们开了宪法讲座。“他在上面讲，下面那些王公大臣就使劲用手指头在桌子上敲，敲，敲，意思是要弹劾和杀掉他，但杨度不在乎，他只在乎他的宪政理念能不能得到实施。”杨友龙多年后从父亲杨公庶处听到了祖父的事迹，一时直冒冷汗。很快，满清皇族排拒朝中汉人，袁世凯失势，杨度无形中也被赋闲，这是他力行君宪主义的第一次失败。

    杨度的君宪主义二败于洪宪帝制。1916年5月，“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杨度在避难中词意坚决地表白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他同时讥讪梁启超“一变再变”。

    不到一年时间，辫帅张勋谋划复辟清王朝，去信邀请杨度参加徐州会议。杨度又跃跃欲试，对张勋推崇备至，称其为“肝胆侠义之士”。

    不久，看到一些实力派人物通电申讨张勋，杨度知道君宪胜利已无可能。1917年7月3日，杨度也通电公开反对张勋复辟。他力陈自己平生信仰君主立宪，因此赞同张勋的宗旨，但是张勋的实际作为，让他大失所望，“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

    在通电的最后，杨度和他的信仰———君宪主义作了最后的告别：“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杨度此话只能相信一半，放弃君宪主义是真，不再闻世事是假。避难天津的杨度确实开始研读佛学，这是时人自表远离政治的一种姿态。杨度外甥王舒回忆说，杨度曾对密友夏寿田说，时代不同了，君宪救国论已经是废话，无我法门的成全大我论也是空话，现在是改持革命救国论的时候了。杨友龙则从母亲处得知，杨度研究佛学，独创“无我主义”，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希望从中找到新的救世道路。“无我主义演变为共产主义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无我就是牺牲自己，这与共产党的主张非常接近。”杨友龙认为，这正是杨度晚年走向中共的思想轨迹所在。

    致力于研究杨度生平与思想的何歌劲说，“杨度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凭自己的本事，一辈子应该不太愁生计问题。他出手阔绰，生活上也追求时尚，但我也始终没有看到杨度有发财蓄财的思想。他是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和睦、国力的强盛、行政的高效作为自己事业追求的目标的。有这样一种思想基础，当和平改革的手段一再碰壁之后，再找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应当是一种必然”。

    其实，当时的杨度有另一种选择。杨度与孙中山曾有著名的“永乐园之约”。1905年，时在日本留学的杨度和孙中山就各自的政治主张进行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在永乐园宴会上，杨度对孙中山说：“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主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

    陈炯明和孙中山翻脸后，杨度利用他的权谋和纵横之术，在军阀之间纵横捭阖，成功阻止了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了政治危机。有论者指出，杨度最初只是为了履行当初的诺言，后来现实使他从内心深处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国。1923年春，杨度特意拜访孙中山，要求加入国民党。

    当时的国民党正处在改组阶段，着手清除投机官僚、政客出党，杨度作为“帝制祸首”，国民党对其接纳有所顾虑。据说当时要杨作公开忏悔，取得国人谅解方可入党。杨执拗地表示拒绝。

    碰了钉子之后的杨度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共产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

    “文革”结束后，杨友龙专程为祖父入党之事拜访过夏衍。“夏衍说，他接替潘汉年与杨度单线联系，已经是杨度入党之后的事情了，所以对于入党之时的细节也讲不上来。”杨友龙向南都记者强调，当时的秘密入党不一定存在书面申请或者举手宣誓等仪式，主要是一种主观意愿以及组织认可。

    何歌劲认同杨友龙的说法。何认为，杨度入党肯定是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批准的。像杨度这种特殊身份的重要人物，他的入党，不经过最高层批准是不可想象的。他最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秘密工作，已为周恩来生前主动证明，这是铁的事实。

    “至于他的入党介绍人到底是谁，由于提起这个问题的时间太晚，当事人大多不在，难以准确复原。现有文章已经提起的胡鄂公、陈赓、潘汉年都有可能。我个人认为，陈赓的可能性很大。陈赓是湘乡人，湘乡与湘潭相邻，两个人算得上是同乡。杨度家人的回忆，对当时陈赓来杨家的印象最深刻。陈赓的身份最特殊，军事与特工一身而二任，他在革命根据地与大上海都有工作经历，由他来与杨度搭桥中共，权威性极强。”何歌劲说，1927年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上海弥漫在白色恐怖氛围中，杨度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入党，肯定极度保密，不是直接相关的人极难知道，这是细节湮灭的重要原因。

    20年后，当徐粲楞向女儿杨云慧讲起1929年那个特殊的夜晚时，依然可以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忐忑和忧心。那天晚饭后，上海霞飞路巴黎大戏院附近的杨度家中，寂静无声，杨度正在看书。杨度的朋友、中共党员王绍先带了一个人来访，杨云慧看到父亲连忙请他们上二楼，把门关上，密谈了很久。(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徐粲楞后来告诉杨云慧，那天来访的正是陈赓。杨度对陈赓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当时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得悉杨度的态度以后，周恩来命陈赓设法多与杨联系。

    也就是在此时期，杨度得到周恩来的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共。杨度的家人当时并不知情。杨云慧知道的是，王绍先时常到家里和杨度聊天，并通过陈赓弄到一些进步书刊，带到她家，和杨度关起门来阅读。

    其实，杨度早就通过结识胡鄂公、李大钊等左派朋友，阅读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10月25日，杨度为沈润身《系统进化哲学》一书作序，即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欲行人道主义，惟有实行平等共食制度”，“其为人道之障碍者，当一切扫除之，不问是非，与以革命”。

    “这个时候他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从现存大纲残稿《杨氏史例》来看，其中提出了‘人道时代公器公家均食时代’的概念。现在还留有一份杨度谈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手稿，在那个黑幕的时代，这份手稿涉及上述敏感字眼都以空框代替，但明眼人一看即知，并不会误会。这里明确提到了‘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些都是杨度接受马克思主义所留下的实证资料。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杨度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追求加入共产党是理性思考后的人生抉择，比许多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农分子似乎更具目标性。”何歌劲说。

    根据夏衍的回忆，杨度入党的事，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小报曾透露过，认识杨度的人可能也察觉到了，于是有人说他是投机主义。杨度对夏衍自剖心迹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杨度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问题与主义之间挣扎、彷徨，有时候甚至改易信仰，这都属正常。时代处于剧变之中，知识分子更要更新、接受新思想，才能跟得上步伐。

    何歌劲认为，杨度的新信仰仍然与他的旧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何说：“我看不到他的新追求与昔日奉行的帝王术、宪政理念之间特别的对立矛盾，其间当然会有变革，但并不绝对排斥，甚至还会有继承。”

    薛华立路155弄13号

    1929年2月，杨度从北京前往上海定居。据杨友龙讲述，杨度知道加入中共做情报工作的危险性，所以把家眷安置在苏州，他基本上一个人独居上海。他的家人经常来上海看他。

    加入中共后，杨度经章士钊引荐结识了青帮头子杜月笙，并成为其门客。杨度随之迁居到上海法租界内薛华立路155弄13号的一栋小洋房内。这是杜月笙给的房子。在那里，杨展开了他的地下情报与掩护工作。

    2011年5月，南都记者在上海建国中路上找到了这座房子。曾经的新式里弄花园房子，现在已经老旧，虽然外墙砖石重新粉刷成了鲜艳的赭红色。四周停满了电动车，日常生活气息浓厚。房子底层原来是杨度的会客室，如今成为当地居委会办公室。据说地板和壁炉都还是原来的，透射出80年前的黯淡的光彩。楼上则成为住家，解放前的旧物一概无存。房子周围常有游人歇脚，但他们是冲着附近的创意特色街田子坊来的，跟杨度搭不上边儿。如果不是外墙上钉着“杨度曾在此居住”的石牌，估计没有人会想起杨度曾在这里度过他的“革命晚年”。

    作为后人，杨友龙专门到这里寻找过杨度旧居。“就是弄堂里的一个房子，没什么特别的。”杨友龙平静地告诉记者，毕竟过去太多年了，找到、看到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慨。杨友龙更热衷于在祖父的家乡做点事情，去年4月份，他分别向湘潭雨湖公园和湖南大学捐赠了杨度塑像。

    杨友龙提得最多的事情，是杨度营救李大钊那段佳话。其父杨公庶多次对他讲起，1927年4月4日，杨度在熊希龄女儿的婚宴上，得知张作霖要到苏联使馆的兵营里逮捕中国共产党人，并且已经与外国使团进行交涉，请求外国使团不要干涉。

    杨度听后当即坐不住了，推说有事中途退席，回到家后指派杨公庶速去李大钊的密友章士钊的公馆转告此事。但可惜未能引起李大钊的足够重视。次日清晨，杨度再让杨公庶到东交民巷探看。杨公庶看到很多便衣化装成黄包车夫，在围墙下“等生意”，其实是防止共产党人翻墙逃走。李大钊走不掉了。

    根据杨云慧的回忆，杨度为救济李大钊家属，把青岛的房产都卖掉了，徐粲楞还主动变卖了首饰。

    估计是杨度“毁家纾难”的美谈，让王冶秋误认为杨在1926至1927年之间就加入了中共。

    事实恰恰相反，如果历史可以假设，李大钊被捕推后3年，那么身居薛华立路155弄13号的杨度决不可能这么高调地动用社会关系，采取营救措施。与秘密党员的身份相符，入党后的杨度反而需要在表面上极力掩饰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

    1930年，在光华大学念书的杨云慧参与主演了田汉导演的进步话剧，演出后，上海的小报登载了一则新闻，说：“杨度的女公子杨云慧登台演左翼话剧，由田汉导演……”杨度看到后，大怒，把杨云慧叫回家训责了一顿，命令她即日退学。

    多年后，徐粲楞向女儿解释了个中缘由，杨云慧演进步话剧，又是田汉导演，亲共色彩未免太鲜明了，对杨度的工作会有影响。(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其后，杨度将杨云慧嫁给了南京教育部科长郭有守（1966年郭有守脱离台湾当局从巴黎回到北京，并发表《起义声明》），也是因为郭是国民党官员，可以冲淡一些人对杨家的看法，有利于杨度开展地下工作。

    作为中共秘密党员的杨度，其谨慎由此可见一斑。

    夏衍晚年回忆他与杨度单线联系的工作情形，说：“他当时住在上海旧租界薛华立路附近的一座小洋房里，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谈到这些问题时，他常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

    在杜月笙提供的房子内从事地下工作，具有极佳的隐蔽性和安全性。当时，不管杨度遇上什么事情，只要给杜月笙或他手下的头目打个电话，问题马上就能得到解决。各种派别和背景的人物纷纷慕名前往拜访“沪上遗老”杨度，杨度泰然自若地居间周旋，借此收集不少情报。

    但是，由于中共地下工作的特殊性质，杨度到底为中共提供了哪些情报，掩护了哪些人物，现在已经是一个未解之谜。杨家后人也只是模糊地知道，有一次，法租界巡捕在追捕一名进步人士，那人躲进了薛华立路155弄13号，巡捕敲门询问时，徐粲楞理直气壮地回绝了，然后设法让那人改装后溜走。

    秘密党员杨度显然很忙。杨云慧回忆说，1930年初夏，杨度母亲病危，催促其返湘，但杨度有任务在身，不便行动，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次年的9月17日，年仅58岁的杨度在这所房子里病逝，带着他的信仰离去。办完丧事，杨家人把房子退还给了杜月笙。

    南都记者 吴润凯

    专题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

    专题统筹：李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