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三国群英传1智力90:这里有关于华国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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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选择他接班——华国锋：风雨人生路 毛泽东为何选择华国锋作为接班人？或许能从华国锋的风雨人生中寻找到答案。作为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对于中国历史走向，曾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本刊特约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中国新闻社记者韩凯，分别从不同角度，记述了华国锋投身革命、主政湖南、粉碎“四人帮”、晚年生活等经历，特别是全力推动邓小平复出的曲折过程。以期尽可能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再现当年的风云变幻…… 作者: 李海文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68年底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1978年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工作，1979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历任周恩来年谱生平小组副组长、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研究员；1998年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任《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长年研究周恩来、毛泽东、华国锋、彭真及党史，出版专著若干，其中整理师哲回忆录《历史巨人身边》及《周恩来的故事》影响最大，撰写论文50多篇。
1921年2月16日，阴历正月初九，华国锋出生于山西交城县城一个工人家庭。本姓苏，名铸，6岁丧父。1936年3月20日，红军东征到交城，所到之处开仓济粮，宣传抗日。15岁的华国锋此时正就读于交城职业学校。
1937年11月13日，日本骑步兵500人占领了交城，汉奸成立了日伪维持会，人民生活在深深的惶恐之中。面对艰难时局，1938年6月，华国锋瞒着母亲逃离家庭，和同学一起步行80多里，参加了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随后参加了青年干部训练班。为了日后便于开展工作，不牵连家人，苏铸改名为华国锋，以示担当“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之决心，随即加入共产党，时年17岁。
小说《吕梁英雄传》的原型是他的部下
1940年2月，华国锋回到交城任牺盟会秘书、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这年夏天，为了加强平原的工作，华国锋带领一批同志下山。不久，县公安局长随女友私自到太原，华国锋当机立断，将干部全部撤回山里。几十年后，曾随华国锋一道下山的李友莲说：“这个公安局长，到了太原就叛变投敌。敌人当即派他回来抓人。不是华国锋通知得快，再晚一点我们都被捕了。你看华国锋不爱讲话，他心里可有主意。办事决心大，动作快。”
交城山多平川少，90%以上是山地，但交城离太原仅55公里，日本人的汽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是敌人重点“扫荡”的地区。抗战8年，华国锋一直坚持在这里。他领导的民兵段祥玉、崔三娃、韩凤珠被授予晋绥边区特等民兵战斗英雄，1944年12月，他们到兴县出席晋绥边区群英会。在会上，作家马烽、西戎慕名采访他们，根据他们的战斗生活写成小说《吕梁英雄传》，广为流传。
1941年、1942年，晋绥地区由于敌人反复“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缩小了三分之一。敌人深入到根据地的岔口、芝兰、榆林山、归化、草头庄等地设立据点，修筑碉堡。驻扎在八分区的日军达4000人，伪军2000多人。1942年秋，毛泽东听晋绥分局书记林枫汇报后提出：“将敌人挤出去。”年底，县委指定县委宣传部长、抗联主任华国锋担任三区对敌斗争主任，负责挤走芝兰的敌人。
芝兰村处于西治川、原平川、屯兰川的交界处，是八分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关头）的门户。华国锋动员芝兰镇附近15里的群众坚壁清野，搬家，最后只剩下几户人家留守。鬼子找不到粮食吃，找不到柴烧，只能从城里运来。华国锋派民兵在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部队和民兵伏击敌人的运输队。村里只有一口井，离炮楼有数百米，敌人派人挑水。他决定卡断敌人的水源，指挥民兵将大粪、死猫、死狗扔到井里，敌人将井水中的东西淘了照样喝。一位老大爷献计：“把头发剪碎了扔到井里去，看他怎么喝？！”碎头发，淘也淘不尽，敌人守着井水无水喝，守着青山没柴烧，无法生存。
1943年7月21日，芝兰、岔口的敌人炸毁据点，撤兵西逃。晋绥军区副司令周士弟回忆说：“胜利的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主席立即打来电报，批示和鼓励晋绥所有的地区要像八分区一样，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芝兰的群众至今记得这场战斗，他们将那口水井盖上棚子，保存完好。 南下湖南，30岁任毛泽东家乡的县委书记
为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3月，华国锋离开河北阳曲县，调到为南下成立的一地委任委员、宣传部长，住在盂县一城关附近集训，等候南下的命令。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韩芝俊。
韩芝俊1931年生于山西五台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韩七海、母亲田常凤及叔叔、婶婶都是抗战初期的老党员。韩芝俊从小就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十一二岁担任儿童团的指导员，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还不满15岁。韩芝俊喜爱文艺，华国锋和她相识后，特别去看了她演出的《王贵和李香香》、《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她在里边演男角。韩芝俊知道华国锋实在，最终俩人走到了一起。结婚仪式没有酒席，没有繁文缛节，场面热闹、欢快。俩人还照相留念。大家都是供给制，供给水平很低，没有棉鞋。韩芝俊只穿一双单鞋，春寒料峭，为了御寒，她将裤腿用绳子扎起来。
1949年6月，华国锋随大军南下，到湖南湘阴县任县委书记、地委委员。
1950年初，华国锋、韩芝俊有了儿子苏华，后来连得一子两女。韩芝俊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管理家务，从没有耽误过工作。华国锋忙着工作，经常下乡，很少回家，回到家里，他常将孩子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手心上，拍打、抚摸。
1951年7月，华国锋调到湘潭县任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委，这年他30岁。湘潭是毛泽东、齐白石、周小舟的故乡。这是个山区县，公路很少，多是独轮车走的羊肠小道。他跑遍了湘潭县的每一个村子。
1952年10月，华国锋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县委书记，兼任专员，两年后任地委书记。从1945年担任山西交城县委书记算起，华国锋此时担任县委书记的生涯已达10个年头。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华国锋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5年7月，地点为长沙。当时毛主席召见四人，其他三人是省委副书记谭余保，省委常委胡继宗、徐启文，只有他是地委书记。他汇报洞庭湖区防治血吸虫的情况。
毛泽东从家乡亲友们那里知道湘潭县委书记是个大个子的北方人，比自己小28岁，工作扎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要见见自己家乡的父母官，当面考察。这年，华国锋34岁，但参加革命已近20年。见毛泽东时，华国锋身穿半旧的中山装，脚穿一双圆口布鞋，讲起话来不慌不忙，有条有理。毛泽东一连问了几个问题，都是有问必答，对答如流。毛泽东对他们的汇报表示满意，会见后合影留念。
当时，毛泽东正全力研究指导全国的农村合作化问题。华国锋一向重视把农民组织起来，1950年秋湘阴土改不久，即指导互助组——刘正春互助组开展工作，这是湘潭全区第一个互助组。
1955年9月底，华国锋到北京，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第一次在国庆节观看了阅兵、游行。10月４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会议开了7天，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华国锋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
毛泽东提名，38岁的华国锋任省委常委
1956年１月初，毛泽东到长沙，检查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展的情况。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座谈会，周小舟、周惠等湖南省领导和湘潭、常德、郴州、长沙等地市领导，还有两个县委书记共11人参加。华国锋作为湘潭地委书记，参加了座谈会。
1956年6月，华国锋调任省人委文教办公室主任、省委委员。1957年8月调到省委任统战部长。1958年7月任副省长，在副省长中排列第五。他到省里工作后见毛泽东的机会就更多了。从1954年起，毛泽东每年都要回湖南，他很重视统战工作，特别是和湖南的民主人士很熟，老朋友很多，每年回来，都要看望或宴请他们。1959年，毛泽东从家乡韶山回到长沙，又要请人吃饭，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国民党元老唐生智、程潜、曹曲球及毛泽东的同乡、长沙第一师范同学周世钊。毛泽东让华国锋安排此事，将他们接来。
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免职，第二书记周惠调到北京降级使用，湖南省委改组。从湖北调来张平化、王延春、苏钢，张平化任第一书记。毛泽东多次和华国锋谈话，知道他实干、工作细致，是个老实人，提名他为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华国锋当时只有38岁，在全国省委领导中也是年轻的。1961年5月，他将家从长沙搬到湘潭。
庐山会议后，热情接待彭德怀
1961年11月，被罢了官的彭德怀经毛泽东批准回家乡湖南湘潭石潭区彭家围子调查。1日，彭德怀到了长沙，省委只派省委书记胡继宗很有分寸地介绍了湖南农村情况，其他人都没有出面。只有全国高等法院院长谢觉哉，听到彭德怀来的消息，过来看他。彭德怀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谢觉哉走后，彭德怀惘然若失，一个在屋子里枯坐多时。
2日中午，彭德怀到了湘潭，受到华国锋热情接待。华国锋和彭德怀谈了湘潭地区的概况。他说：“从这几年经济的实际来看，还是彭总当年看得远。”因与华国锋不太熟悉，彭德怀没有吭气。
这时已到午饭时间，华国锋请彭总吃饭，并说地委主要领导同志都已在饭厅等候。饭后，华国锋又向彭德怀介绍了湘潭的农村情况。
华国锋热情接待彭德怀不是偶然的。华国锋对“大跃进”这套作法早就有意见。他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对的。毛主席搞集体化是对的。出问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太急了。我在省里工作，不知道怎样办，要达到什么程度。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一下子发展起来。公社化时，有的发展严重还要军事化、男女分开，破坏家庭。毛主席发觉了问题，开始纠正。1959年主席到湖南见了周小舟，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名声好，当时湖北、广东都出现没有粮食的局面。
1959年秋，华国锋和到长沙出差的李琪谈到工作中瞎指挥、浮夸等问题时痛心疾首，认为彭德怀提的意见讲的都是实话。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怎么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就成了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实在想不通，扼腕叹息。
1961年12月17日，华国锋知道中央即将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专程看望彭德怀，告诉他这个重要的消息。彭德怀12月26日离开湘潭回京。华国锋为他饯行。
1962年10月，胡耀邦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任湘潭第二书记。11月10日胡耀邦到湘潭上任，他到湘潭首先传达十中全会精神、传达毛泽东讲话，第一句话便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1963年１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要华国锋和胡耀邦汇报工作。胡耀邦下乡，在路上开着车窗，被风吹得感冒了，不能去。华国锋专门向毛泽东说明胡耀邦不能来的原因。
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再次批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湖南省委已在各地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华国锋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情况，也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揭发出来的地富破坏情况和干部被腐蚀的情况，而是如实反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带来的危害。他说：“现在人瘦了，牛瘦了，地也瘦了，农具、种子都不如以前了”，“农具恢复要五年，耕牛要七至十年。”他向毛泽东讲清“五风”危害大。
毛泽东后来向湖南省委和中央的同志说，我们党内有两种人，一种讲真话，一种讲假话。党的干部要讲真话，做老实人。他主张对讲假话的人要针锋相对，不能让其占便宜，对讲真话的人要给予支持和鼓励。这种精神也是党内一贯提倡的。毛泽东肯定华国锋的求实作风和实干精神。他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一直保持到他逝世，这也是他最后选择华国锋的一个重要原因。
华国锋是老实人，不但是毛泽东的评价，也是省委的评价，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就经常表扬华国锋，说他“年轻有为”，“老实人”。
华国锋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于让大家过上富裕日子，因而鼓励劳动致富、共同致富。这与1960年反对修正主义斗争开展以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穷则变（革命），富则修”是截然不同的。1974年、1975年张春桥将“穷则变（革命），富则修”进一步发展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他这种说法，好像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只能长草，要长出苗来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了。”华国锋不同意张春桥的这种看法，他反对“四人帮”的错误是有思想基础、有历史渊源的。
1964年7月，华国锋调回长沙，在省委书记处分工主持政府工作，并主管工业、交通、财贸，还任政府机关党组（后改为党委）书记。在9月的省中届人代会上，继续当选为副省长。省长程潜长期住在北京，副省长是唐生智（民主人士）、华国锋、章伯森、徐明、尚子锦、周世钊、王含馥。华国锋挑起省政府工作的重担，这年他43岁。
宁可被打倒，也不愿“亮相”
华国锋对“文化大革命”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长沙，在省委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没有提到两条路线的问题，更没有提到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他着重传达十六条中所提出政策问题。
张平化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于8月30日回到长沙。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学出席群众大会。他以为深入群众就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真诚地做自我批评就能得到谅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是要借机打倒各级领导！他刚讲话，就挨斗，挂黑牌子、低头、弯腰。
华国锋气愤地说：“这哪里是革命？！是人身污蔑！”他心里难过得很，几天睡不好觉。他说：“这些造反派，谁在第一线工作，他就攻击谁。张平化没有回来之前，他们主要攻击王延春。张平化回来了，他们就攻击张平化。而中央文革这些人还认为乱得不够。”
11月中旬，华国锋累出了心脏病，和王延春一起住到部队的医院。当时中央规定军队不准介入地方的运动，军队的医院还算平静。在医院住了20来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说不准地方的领导干部躲到军队里去，要他们去见群众。其实谁都明白，见群众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华国锋不愿意牵连别人，就从医院里出来，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几天，那里也不安静，不久，华国锋又回到长沙，造反派找不到华国锋，就将他的夫人韩芝俊拉出去游街。
1966年底，中央号召反对经济主义，华国锋因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带上“反革命经济主义头子”的大牌子游街。华国锋气愤地说：我搞什么经济主义？就是因为我是省委书记、副省长，负责财贸，造反派要钱、要物，我没有批，就给扣上这个帽子。和造反派有什么道理可讲？！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优势，省委工作瘫痪，领导机关工作停顿。很多单位造反派对“犯错误”当权派要求罢官、开除党籍。长沙的形势很紧张。华国锋提个书包，里面放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接受批判、挨斗，做检查。
1967年1月，中央决定湖南要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派一些人到全国各地活动，到湖南的《红旗》记者出面动员华国锋“亮相”。所谓“亮相”，是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得到群众的谅解和支持，参加省革委会。
华国锋不同意，说：“我是当权派，要检查我自己的错误。”他宁可被打倒、靠边站、挨斗，也不愿亮相。华国锋眼看两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各个单位都分成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停了产，严重地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他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呼吁两派群众不要互相斗了，要响应中央的号召联合起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省委、对准我们当权派。
这下可惹火了“工联”、“永向东”，认为华国锋等人呼吁“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到他们革命造反派的头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头上。大字报刚贴出来的当天，“工联”分别将华国锋等人抓起来，用嗄斯69吉普车将华国锋带走，关到工厂。他们怕军区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动诡秘，在四五十天内转移了六七个地方，在他们控制的会上批斗华国锋等人。华国锋被关在锅炉房里，一位老工人主动说：“看你头发长，剃剃头吧。”于是给华国锋剃个小平头。第二天挨斗时，造反派无法抓头发，华国锋少受一点皮肉之苦。 被造反派秘密关押，周恩来打电话“要人”
在华国锋被“工联”关押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6月14日半夜３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几经周折，“工联”才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临上飞机之前，“工联”要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被关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说：“不能表态。”一位姓黄的“工联”“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声明，意思是支持“工联”，盗用华国锋的名义发表了。
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建国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来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华国锋只是到北京参加会议听过周恩来的报告，并没有个别接触。所以周恩来三次打电话，应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一定要华国锋来北京参加会议，是准备让他参加省革委会领导班子。
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
1971年２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纪登奎调去管专案。李先念年纪大了，你要协助他多做些工作。随后，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宣布了这项任命，正式下文是8个月后，“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不久。
支持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
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不知道有没有今天的袁隆平。袁隆平杂交水稻出在湖南不是偶然的。
袁隆平，湖南安江农校教师，1964年设计出一套“三系法“杂交水稻的方案，并已找到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1966年2月发表论文。科委九局向副总理、国务院科技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后，得到聂帅支持。但是“文革”起来后，袁隆平受到批判，60多盆苗全部被砸烂。工作组从档案中发现国家科委支持袁隆平试验的公函，对袁隆平实行保护，才免除灭顶之灾。
1970年6月，华国锋在常德市主持召开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科技大会，点名袁隆平参加会议，坐在主席台，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言。
当年秋，袁隆平到海南岛育种，1972年3月获得第一代杂交种子。1974年，湖南省试种20多亩，平均每亩产量超过650公斤，充分显示了杂交水稻的增产优势。华国锋此时已调国务院工作。
1975年12月17日，为了推广杂交水稻，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亲自进京，住在国家农林部招待所，准备直接向部领导汇报。但因正忙着反击右倾翻案风，部领导无暇顾及。陈洪新原是湖南郴州地委第一书记，与华国锋相熟。12月20日，陈洪新给华国锋写了满满四页纸的信，请他能当面听汇报。陈把信直接投到国务院办公厅，信封上写着“华国锋同志亲收”。
星期一上班一看到信，华国锋即刻安排陈永贵、农林部部长沙风、常务副部长杨立功上午9点听汇报。在中南海小会议室，华国锋认真听取汇报2个小时，不时提出问题并做记录，他当场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林部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谈起这段往事，袁隆平院士认为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毛泽东要华国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1971年8月25日，华国锋奉召到武汉。当天晚上，毛泽东将他找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一直住在专列上。那时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华国锋胸前也戴着一枚。他一上车，毛泽东看见了，故意问：“你戴的什么？”不等回答，接着说：“不要戴了，万岁就讨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一句也不顶。屁话！”
在此之前，华国锋刚奉周恩来之命到全国各地考察农业生产。他首先向毛泽东汇报所了解到的情况，讲的全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认真地听，中间有提问、插话，或发表一些议论。等华国锋讲完了，毛泽东说：“哎呀，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华国锋一听就瞪了眼了，什么大的路线？不是庐山会议已经解决了吗？毛泽东并没有谈林彪问题，而是先回顾党的历史。华国锋第一次听毛泽东这样谈党史，他知道毛泽东让他从北京赶来绝不仅仅是谈历史，只好一边听，一边琢磨。
毛泽东话锋一转，开始谈林彪的问题，对林彪的错误做严厉的批评。然后毛主席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这次谈话汪东兴在座。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对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一事征求意见。周恩来北京研究后，很快下文任命。
到长沙后，毛泽东召开广州军区的负责干部会议，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三人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先叫华国锋、汪东兴向他们传达他在武汉讲话，吹吹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大吃一惊。
28日、29日毛泽东分别召集他们谈话，30日召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卜占亚谈话。
毛泽东第一句就讲到江青，说：“汪东兴有办法，管得住江青，能不让她进来见我。”华国锋说：每次主席批评别人都要捎上江青。
汪东兴赶快说：“还不是主席有指示。”
毛泽东开宗明义，上来就问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
大家汇报了这两天座谈的情况。
毛泽东又讲了一篇话，批评林彪。在28日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叶剑英，他说：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的，所以你们要尊重他。
每次主席谈话后，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做追记。华国锋带回北京的记录是他们几个人一句一句回忆，根据追记整理的。记录送毛泽东看了，认为整理得还不错。
毛泽东指示：你回到北京，只告诉总理一人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要华国锋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华国锋认为主席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回到北京怎么办，特地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回忆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讲这么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送走外宾的第二天，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日晚10时半，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大家都十分关注毛主席的动向，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打过招呼，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
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主席南巡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这次谈了近半个小时，华国锋回到家已是8时半。
一连等了几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在国务院会议厅谈话。华国锋到北京后为了配合毛泽东、周恩来的夜间工作习惯，也改为夜间工作，此时还没有休息。他出门向西不远就到会议厅所在的四合院，见北屋大厅灯火通明，知道总理已来了，加快步伐。这个院子紧挨着西花厅，在西花厅的东边，两个院子有门相通。
华国锋走进会议厅时，总理已坐在桌边等着。
华国锋坐下后问：“总理，记录你看得清吗？”因为记录是复写的，才有这样的担心。
周恩来答：“看得清。我都看了。”将记录退给他。
华国锋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讲话时的神态、情绪，并谈了记录是怎么整理的。
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俩人没有议论。这件事事关重大，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华国锋详细汇报后，知道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4时半结束，此时东方泛白，晨曦微露。
谁也没有想到，在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后，仅过了40小时就突发了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令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年他52岁。
毛泽东病危后，华国锋开始找人谈话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病危后，华国锋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知道主席在，与“四人帮”的斗争可以争取主席的支持，失去毛主席的支持，斗争更加困难。
华国锋开始找人谈话，了解每个人对这场斗争的态度，首先找国务院的人谈，一来接触多，二来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陈永贵对他说：“千万不能放虎归山。”
但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解决呢？这是大家思索而又不便捅破的一层窗户纸。
春夏之交李先念到北海散步，碰到正在钓鱼的陈锡联。陈锡联、李先念同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陈任师长，李任军政委。陈锡联主动对已靠边站、基本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李先念说：“那几个人（指‘四人帮’）怎么办？要想个办法才行。毛主席不让他们搞‘四人帮’，他们照样搞，政治局一开会就吵架，江青打头阵，搅得政治局无法正常工作。”这不是谈话之处，李先念说：“办法总会有，你还是钓你的鱼吧。”
请李先念征求叶帅意见，部署解决“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要听叶剑英的意见，与叶帅商议，最好能到叶帅那去一趟，当面谈。但是毛泽东的丧事刚刚开始操办，许多事还没有头绪，华国锋事必躬亲，走不开。叶帅住在西山，没有两三个小时是不行的。另外，他去叶帅那里目标太大，容易引人注意，万一被“四人帮”发觉，走漏消息，将陷于被动。
华国锋很快想到李先念。李先念是华国锋尊敬的老领导。1970年，华国锋到国务院业务组任副组长，李先念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们经常在一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国务院研究工作，议论国是。李先念对“四人帮”十分反感、态度鲜明，他常说：“一进入大会堂开会，就紧张，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身体不好，经常犯心脏病。周恩来让华国锋负责李先念的医疗小组工作。华国锋常常到李先念家里去看望他。有时李先念躺在床上，华国锋搬个椅子坐在床边，两个人谈得十分融洽。华国锋看望李先念不会引起别人注意。李先念原来在中南海，后来搬到9号院，离中南海不远。只要能抽出半个小时就可以。
9月11日下午四五点钟，政治局会议结束，毛泽东的丧事安排妥贴。华国锋回到中南海，只带了警卫员小叶和秘书，轻车简行，到北京医院看病。看完病后，从医院出来华国锋对司机老孙说：“咱们去看先念同志。”
9号院大门口值班人员一看是华国锋的车，急忙通知里面的人。李先念得到消息，从办公室出来，刚走到大厅，华国锋已快步进来。李先念将华国锋迎到办公室。
华国锋坐下来，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的，只能待几分钟。我实在太忙，离不开，请你去找趟叶帅。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
如何解决“四人帮”？这是一个难题。特别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毛泽东刚刚逝世，就处理她，会不会成功？会不会被说成是右派翻天？如不成功，人心不稳的国内局势更加动荡，那该如何收场呢？但是，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政治局一天不得安宁，一天不能正常工作。现在华国锋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他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逝世后是党政最高领导人，他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主动挑起这千斤重担，这是最合适的人选。华国锋的态度，使这个难题解决了一半。华国锋的寥寥数语，一扫李先念多日心头的阴霾，李先念不由地露出舒心的笑容，连说：“好，好，我一定去看叶帅。”
华国锋见李先念痛快接受了这个任务，起身告辞。
9月14日，李先念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也采取了与华国锋相似的办法，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西山15号楼见叶帅。
叶帅将李先念迎进会客厅，边走边说：“久违，久违。是哪股风把你吹来的？”
李先念说：“东风。”
叶帅斗争经验丰富，俩人落座后，先把收音机声音开得大大的，防止隔墙有耳，有人窃听。然后说：“我知道你这个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没有人叫你来，你也不会来。是谁让你来的？有什么事？”
李先念赶忙解释：“我也应该看看你。对，我是奉命而来。国锋同志让我来，请叶帅考虑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
叶帅没有和他细谈，只是询问陈锡联的情况。李先念走后，叶帅就把军科院第一政委粟裕大将、军科院长宋时轮上将找来，告诉他们此事。粟裕、宋时轮无比高兴。叶帅住地与军科院很近，他们悄悄地加强了对叶帅住地的外围警戒。
当晚李先念向华国锋汇报了和叶帅见面的情况。李先念还告诉华国锋，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他要搬回中南海，以后便在国务院会议厅随时见面。
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后，将“四人帮”隔离审查
毛泽东逝世后，如何反对“四人帮”，意见不一致，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
华国锋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全会的方式要出乱子的。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下决心为人民除“四害”。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他。华国锋后来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
正是由于华国锋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
10月7日当天下午，邓小平就知道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回忆道：10日，当消息再经证实后，父亲郑重地拿起笔来，致信党中央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的最后，父亲用了一个他从来没有用过的词：“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情不自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要堂堂正正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6年10月31日，叶剑英将熊向晖找到西山畅谈。叶剑英说：现在大局已定。过去主席讲，从大乱到大治，现在是这个时候了。华主席谦虚、稳重、诚恳，有民主作风，是领袖之才。毛主席是慧眼识英雄。华受命于危难之机、非常之时，非常之事，非常之人，建立非常之功，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没有什么，主要是江青。她是主席夫人。敢于下决心把她抓起来，也只有华。这个人是大智若愚，有智有勇。把江青抓起来，我都没有想到。如果周总理在，周不会这么做。就是邓小平也不一定这么做，不像我们老家伙思想顾虑多。红楼梦大观园不好管。王熙凤有病，探春管，看起来文弱，其实厉害。主席讲人才难得，外柔内刚，绵里藏针，放在华主席身上更合适。他交班不交给别人，毛主席慧眼识英雄，“文化大革命”有他的功劳，难怪他讲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
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
12月10日晚，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前日病情加重，严重尿潴留住301 医院治疗。301医院进行了精心准备，为了安全，将刚装修完的南楼五层还未起用的外科病房，供邓小平一人用。12、13日，吴阶平会诊，建议手术治疗。
12月中旬华国锋收到邓小平给他和汪东兴的信，要求手术。华国锋说：“四人帮”在时，没有条件治疗，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有了条件，当然应该手术治疗。12月16日，华国锋收到邓小平的信，马上批准邓小平手术。汪东兴也签了同意。24日，邓小平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手术后，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等领导相继看望邓小平。
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华国锋派车将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4个人一起和他谈话。华国锋等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待遇。
2月3日，邓小平和全家住进西山军委25号楼。25号楼是王洪文住过的，在山上最高处，从车道下来就是叶剑英住的15号楼。过了春节后，华国锋、叶剑英专程到25号楼看望邓小平，并向他征求政治局人事安排的意见。后来有人说邓小平晚出来了7个月，邓小平说：“其实我早就参加了中央领导工作。”
59岁主动辞去党中央主席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华国锋在此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他的提法与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所讲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有很大区别。
后来批评“两个凡是”，华国锋承担了责任。
为什么华国锋提法与两报一刊不同？因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就没有遵照毛泽东的决策。虽然粉碎“四人帮”后发的第一个文件16号文件引用了1974年2月以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说马上解决“四人帮”。大家熟知的一段话：“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段话成为粉碎“四人帮”的根据。其实，每个人仔细读了，都会明白，首先毛泽东认为“四人帮”“问题不大”，他并没有列出解决的时间表，而认为“四人帮”的问题并不急于解决。这点华国锋多次谈过。由此看来，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特别是敢于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抓起来，这就证明他没有搞“两个凡是”，如果真按“两个凡是”办，不可能在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就粉碎了“四人帮”。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
1980年8月30至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任国务院总理。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华国锋主动要求辞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年华国锋59岁。主动辞去党中央主席职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首次。
对华国锋的争议从何而来
文｜韩钢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期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如今，华国锋已逝，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1980年以来，官方对华国锋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
“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本文希望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把以往对华国锋的一些“负面”看法做一些说明，以澄清华国锋同志在“文革”之后的一些历史问题。
华国锋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权力。既然是“中央”意思，也就是华国锋的意思。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国锋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小平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小平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倪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
暂缓叫邓小平出来，主要是策略考虑
华国锋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
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两个凡是”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
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了已经起草的稿子。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华国锋不曾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1978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耀邦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中央专委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耀邦、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很开明
按照官方叙史，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1978年，理论界提出许多问题，议论蜂起。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说讲早了人们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但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否认主题好；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之一
关于改革开放起源的历史叙述，很少提到华国锋，似乎华与改革开放无缘甚至是对立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而且这里所说的“改革”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同后来的改革含义殊异。
在借鉴和学习外国经验问题上，华国锋不是一个保守的领导人。1975年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时，就曾感叹“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1977年初，项南（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农机局局长）向他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华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感到惊诧。一个人种1600多亩地、一年生产150万斤粮食的事实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项南感慨地说：“华主席，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他向华国锋建议：“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华“内心有所触动”，对项南说：“我相信你说的情况是真的……”。他说：“‘四人帮’闭着眼睛，不学外国技术，那才是真正的爬行。”
华国锋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对干部的思想保守现状，华国锋十分感慨：“现在有个问题，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办？多出国，多考察……我们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也是夜郎自大的故乡。”
最早酝酿“经济特区”
考察外国反馈回来的信息，给华国锋很大刺激，更坚定了华国锋改革的决心。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华国锋当时比较关注的是行政效率、企业管理、分配制度等问题。他主张精简行政和管理人员，对企业干部实行考核，在企业里实行政治挂帅和奖励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华国锋还指出了过分集中的问题，“要警惕我们的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各部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他要求“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当时就主张“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他举例，现在钢材库存1380万吨，正常库存有600多万吨就够了，多了700吨。这反映企业管理有问题，积压了物资、资金。他说：“资本家多积压一个月就不得了，半年就不顾一切往外抛，赔了本是要跳楼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学，他们的技术、管理方面好的经验可以学，洋为中用嘛！”由此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
说到前瞻性，还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78年6月，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一个十分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华国锋非常关注这个动议，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切实落实，把它办起来。”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两头在外”战略的最初萌芽。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史实几乎无人知晓，几近湮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离开政治舞台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批评，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作为主持者，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的包容、宽厚不无关系。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错误的根源在长期的“专政”制度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十分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华国锋本人就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时年32岁。1976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对“批邓”表示不满。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安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据一些材料称，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还有两种模糊的说法，一说四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
华和高层的处置，自然是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忧虑。深究起来，这个错误的根源并不在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专政”制度和传统。“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将以言定罪推到极致。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这项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规定的“罪名”，成为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1977年的“打击政治谣言”，当然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但手段却沿袭了“文革”，只是把“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换成了“攻击毛主席和华主席”。从性质上说，它是“专政”制度悲剧的重演，而这一点才是最应该反思的。
华国锋：远离政治的晚年
文｜韩凯
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微风拂过院内的葡萄架，茂盛的绿藤沙沙作响。和她们朝夕相处的主人华国锋，生前就住在这里。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7岁。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4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象征意义已远远大于实质意义。而这个9号大院，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
一刮风，华国锋就急忙出门捆葡萄
葡萄，是有关华国锋退居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
华国锋的妻舅透露：早在1983年，华国锋就到北京郊区找了好几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华老的外孙女王苏佳说，那些种果树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园，其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跟华国锋切磋一些果树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葡萄。
1988年4月，笔者曾陪父亲一起拜访华家，院中支着两个很大的葡萄架，当时华老介绍，这里最多曾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不仅全家人共享，还要送给部队的战士。“味道真的很不错”，王苏佳回忆起往事就眼圈发红。
华老虽与种葡萄结缘，自己却几乎不能吃，因为检查出患了糖尿病，他的饮食被严格控制。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钱，晚上1两。但有时候也会破例。有一次吃饺子，华老吃了十多个，还想吃，经夫人韩芝俊的批准，才又给了两个。这位与华国锋一起生活了近六十年的老人，自称是华老的“老保姆”、“老护士”，料理丈夫的生活一直极为细心。
王苏佳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这葡萄还没长出来，他就会告诉你，它在什么时候会长成什么样。”力所能及的时候，华国锋便亲自管理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从心时，他就在一旁指挥，由司机、厨师、医务人员和警卫战士完成修剪的工作。最忙的时候是遇上刮风的日子，“一刮风，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除了葡萄，院内还种了其他的果树，樱桃、苹果、李子、桃、核桃等，一进这个院，满眼都是绿。果树下韩芝俊开辟出很多小菜园，品种繁多：苦瓜、丝瓜、南瓜、辣椒……有一年的丝瓜足结了600多斤。日常的供给绰绰有余，还晒制了菜干，供淡季使用，并赠送一部分给友人。
没看上北京奥运是最后的遗憾
在这个绿意盎然的院子里，韩芝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先是在庭院中的菜园里劳作，半个多小时后把华国锋叫醒。华老醒来后，一般会在院子里走一圈，或者在屋子里坐一坐，就到了早饭时间。
据王苏佳介绍，华老的早餐以牛奶为主，有时会加个鸡蛋羹，但他一直习惯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时吃点馒头片，或者油分较少的麻花，华老的牙口很好，馒头片喜欢吃烤得很硬的那种。菜则以圆白菜为主，或者炒洋葱。吃完早饭，华老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有党报，还有都市类报纸。他看报纸很痴迷，“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动他”，王苏佳说。午饭则以面条为主。据跟随华国锋20多年的厨师谢师傅介绍，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猫耳朵、刀削面，华老都爱吃，还喜欢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华国锋，一辈子都在吃家乡的面食，说话也是满嘴的山西口音。
午饭过后，华国锋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点。如果身体允许，有时会见一到两拨客人。据儿子苏斌说，几位原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的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联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则以慰问居多，有时候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苏斌说，父亲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能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这些到访的客人，事先要跟华的秘书曹万贵约好。曹从1968年华国锋还在湖南任职时就开始跟随华，整整40年。对于这个自己服务一生的老上级，曹万贵接受采访时只说了一句话：“他胸怀很宽广”。
华国锋的晚饭则很简单，喝点粥，吃点饭，有时吃个烧饼，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接着他会看看《新闻联播》，王苏佳说这一习惯雷打不动。晚饭后华国锋必定在院子里散步，每次散步也总是一家三代一齐出动。同住一个院子的领导人和他们打招呼时总说，这是幸福的一家子。
“他还一直想看奥运”。8月1日出院时，家人以为能一了他这个心愿，但在家只休了一个礼拜天，就因病情再度恶化又住进医院。跟随华老八年的司机朱春华清楚地记得，8月2号奥运彩排，给他票时，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这一次住院，华国锋就再也没能离开北京医院421病房。
晚年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
除了散步和练气功，练字是华国锋晚年的一个锻炼项目。苏斌说，父亲去世前的那几年一直潜心练字，技艺大有长进；跟一些书画名家也多有切磋，启功就对他的字给过很高的评价。有时他还会参加一些小型笔会和书法家协会办的活动。
华国锋在政治上如日中天的70年代中后期，他的题字曾经获得广泛赞誉。引退后，华老的墨迹也渐渐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仿佛在辉映历史。不过近些年，华国锋的字又有风生水起的趋势，在一些风景名胜，如湖南张家界、陕西华山和山西壶口，都能看到他的墨迹。行内人评价华老的字为“浑然大气、骨力尽现”。他在85岁时写的“清静”二字，见过的人普遍评价为大气、从容、很见功夫，如今高悬在华家会客室的中央。他的作品拍卖行情日渐看好，也多被人收藏，有一幅字，有人出价到150万元。
有人练字意在静心，但华国锋心里似乎一直很平静，接近他的人都说他比较能想得开。多年来，华国锋的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苏斌说，一有人在他面前说起以前的“那些事儿”，他就摆手不听。直到去世，华国锋脑子都非常清楚。厨师谢师傅对华老的记忆力印象深刻：有些以前来的人，家人和他们都记不得了，华老还记得很清楚。
华国锋退下来后，依然保留了原有的待遇，有一个警卫班专门为他服务，“国家在各方面还是很照顾的”。对于子女，华国锋一般不会严厉批评，但会要求他们好好努力，“一直都鞭策我们”，王苏佳说，“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华家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厨师做饭，孙辈洗碗。华老的几个孩子，既没有出国的，也没有靠家里关系经商发迹的，都本分朴实。大儿子苏华，在空军某部，现已退休；二儿子苏斌，在北京卫戍区，也已退休；大女儿苏玲，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被安排担任华国锋的生活秘书。
每年有两天必去毛主席纪念堂
华家的客厅很高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米。客厅里摆放的家具很普通，地毯是由几块接铺起来的，墙上挂着已经发黄了的旧友书写的书法作品，整体上简单而洁净。客厅的中间摆着一圈灰布包裹的老式沙发，让人联想起毛泽东当年接见外宾时的书房。客厅的南面有七八个书柜依次排开，只是书不如毛泽东那里多而杂。右边是马、恩全集，百科全书，工具书，左边则是一些线装的古书。
华国锋平时很少出门，不愿兴师动众，给别人带来不便。有一回“五一”节，他带着孙女去逛北海，还是被人认出，群众拥挤围观，有不少人拍照，公园也没逛成回了家，小孙女还对他发了一顿脾气。但一年中有两天，华国锋是一定要出门的。一是毛泽东的诞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泽东的忌日：9月9日。他会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并且要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这个传统，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
1921年2月16日，阴历正月初九，华国锋出生于山西交城县城一个工人家庭。本姓苏，名铸，6岁丧父。1936年3月20日，红军东征到交城，所到之处开仓济粮，宣传抗日。15岁的华国锋此时正就读于交城职业学校。
1937年11月13日，日本骑步兵500人占领了交城，汉奸成立了日伪维持会，人民生活在深深的惶恐之中。面对艰难时局，1938年6月，华国锋瞒着母亲逃离家庭，和同学一起步行80多里，参加了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随后参加了青年干部训练班。为了日后便于开展工作，不牵连家人，苏铸改名为华国锋，以示担当“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之决心，随即加入共产党，时年17岁。
小说《吕梁英雄传》的原型是他的部下
1940年2月，华国锋回到交城任牺盟会秘书、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这年夏天，为了加强平原的工作，华国锋带领一批同志下山。不久，县公安局长随女友私自到太原，华国锋当机立断，将干部全部撤回山里。几十年后，曾随华国锋一道下山的李友莲说：“这个公安局长，到了太原就叛变投敌。敌人当即派他回来抓人。不是华国锋通知得快，再晚一点我们都被捕了。你看华国锋不爱讲话，他心里可有主意。办事决心大，动作快。”
交城山多平川少，90%以上是山地，但交城离太原仅55公里，日本人的汽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是敌人重点“扫荡”的地区。抗战8年，华国锋一直坚持在这里。他领导的民兵段祥玉、崔三娃、韩凤珠被授予晋绥边区特等民兵战斗英雄，1944年12月，他们到兴县出席晋绥边区群英会。在会上，作家马烽、西戎慕名采访他们，根据他们的战斗生活写成小说《吕梁英雄传》，广为流传。
1941年、1942年，晋绥地区由于敌人反复“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缩小了三分之一。敌人深入到根据地的岔口、芝兰、榆林山、归化、草头庄等地设立据点，修筑碉堡。驻扎在八分区的日军达4000人，伪军2000多人。1942年秋，毛泽东听晋绥分局书记林枫汇报后提出：“将敌人挤出去。”年底，县委指定县委宣传部长、抗联主任华国锋担任三区对敌斗争主任，负责挤走芝兰的敌人。
芝兰村处于西治川、原平川、屯兰川的交界处，是八分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关头）的门户。华国锋动员芝兰镇附近15里的群众坚壁清野，搬家，最后只剩下几户人家留守。鬼子找不到粮食吃，找不到柴烧，只能从城里运来。华国锋派民兵在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部队和民兵伏击敌人的运输队。村里只有一口井，离炮楼有数百米，敌人派人挑水。他决定卡断敌人的水源，指挥民兵将大粪、死猫、死狗扔到井里，敌人将井水中的东西淘了照样喝。一位老大爷献计：“把头发剪碎了扔到井里去，看他怎么喝？！”碎头发，淘也淘不尽，敌人守着井水无水喝，守着青山没柴烧，无法生存。
1943年7月21日，芝兰、岔口的敌人炸毁据点，撤兵西逃。晋绥军区副司令周士弟回忆说：“胜利的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主席立即打来电报，批示和鼓励晋绥所有的地区要像八分区一样，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芝兰的群众至今记得这场战斗，他们将那口水井盖上棚子，保存完好。 南下湖南，30岁任毛泽东家乡的县委书记
为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3月，华国锋离开河北阳曲县，调到为南下成立的一地委任委员、宣传部长，住在盂县一城关附近集训，等候南下的命令。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韩芝俊。
韩芝俊1931年生于山西五台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韩七海、母亲田常凤及叔叔、婶婶都是抗战初期的老党员。韩芝俊从小就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十一二岁担任儿童团的指导员，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还不满15岁。韩芝俊喜爱文艺，华国锋和她相识后，特别去看了她演出的《王贵和李香香》、《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她在里边演男角。韩芝俊知道华国锋实在，最终俩人走到了一起。结婚仪式没有酒席，没有繁文缛节，场面热闹、欢快。俩人还照相留念。大家都是供给制，供给水平很低，没有棉鞋。韩芝俊只穿一双单鞋，春寒料峭，为了御寒，她将裤腿用绳子扎起来。
1949年6月，华国锋随大军南下，到湖南湘阴县任县委书记、地委委员。
1950年初，华国锋、韩芝俊有了儿子苏华，后来连得一子两女。韩芝俊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管理家务，从没有耽误过工作。华国锋忙着工作，经常下乡，很少回家，回到家里，他常将孩子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手心上，拍打、抚摸。
1951年7月，华国锋调到湘潭县任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委，这年他30岁。湘潭是毛泽东、齐白石、周小舟的故乡。这是个山区县，公路很少，多是独轮车走的羊肠小道。他跑遍了湘潭县的每一个村子。
1952年10月，华国锋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县委书记，兼任专员，两年后任地委书记。从1945年担任山西交城县委书记算起，华国锋此时担任县委书记的生涯已达10个年头。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华国锋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5年7月，地点为长沙。当时毛主席召见四人，其他三人是省委副书记谭余保，省委常委胡继宗、徐启文，只有他是地委书记。他汇报洞庭湖区防治血吸虫的情况。
毛泽东从家乡亲友们那里知道湘潭县委书记是个大个子的北方人，比自己小28岁，工作扎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要见见自己家乡的父母官，当面考察。这年，华国锋34岁，但参加革命已近20年。见毛泽东时，华国锋身穿半旧的中山装，脚穿一双圆口布鞋，讲起话来不慌不忙，有条有理。毛泽东一连问了几个问题，都是有问必答，对答如流。毛泽东对他们的汇报表示满意，会见后合影留念。
当时，毛泽东正全力研究指导全国的农村合作化问题。华国锋一向重视把农民组织起来，1950年秋湘阴土改不久，即指导互助组——刘正春互助组开展工作，这是湘潭全区第一个互助组。
1955年9月底，华国锋到北京，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第一次在国庆节观看了阅兵、游行。10月４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会议开了7天，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华国锋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
毛泽东提名，38岁的华国锋任省委常委
1956年１月初，毛泽东到长沙，检查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展的情况。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座谈会，周小舟、周惠等湖南省领导和湘潭、常德、郴州、长沙等地市领导，还有两个县委书记共11人参加。华国锋作为湘潭地委书记，参加了座谈会。
1956年6月，华国锋调任省人委文教办公室主任、省委委员。1957年8月调到省委任统战部长。1958年7月任副省长，在副省长中排列第五。他到省里工作后见毛泽东的机会就更多了。从1954年起，毛泽东每年都要回湖南，他很重视统战工作，特别是和湖南的民主人士很熟，老朋友很多，每年回来，都要看望或宴请他们。1959年，毛泽东从家乡韶山回到长沙，又要请人吃饭，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国民党元老唐生智、程潜、曹曲球及毛泽东的同乡、长沙第一师范同学周世钊。毛泽东让华国锋安排此事，将他们接来。
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免职，第二书记周惠调到北京降级使用，湖南省委改组。从湖北调来张平化、王延春、苏钢，张平化任第一书记。毛泽东多次和华国锋谈话，知道他实干、工作细致，是个老实人，提名他为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华国锋当时只有38岁，在全国省委领导中也是年轻的。1961年5月，他将家从长沙搬到湘潭。
庐山会议后，热情接待彭德怀
1961年11月，被罢了官的彭德怀经毛泽东批准回家乡湖南湘潭石潭区彭家围子调查。1日，彭德怀到了长沙，省委只派省委书记胡继宗很有分寸地介绍了湖南农村情况，其他人都没有出面。只有全国高等法院院长谢觉哉，听到彭德怀来的消息，过来看他。彭德怀说：“下了庐山以后，我已经被人们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来往了……”谢觉哉走后，彭德怀惘然若失，一个在屋子里枯坐多时。
2日中午，彭德怀到了湘潭，受到华国锋热情接待。华国锋和彭德怀谈了湘潭地区的概况。他说：“从这几年经济的实际来看，还是彭总当年看得远。”因与华国锋不太熟悉，彭德怀没有吭气。
这时已到午饭时间，华国锋请彭总吃饭，并说地委主要领导同志都已在饭厅等候。饭后，华国锋又向彭德怀介绍了湘潭的农村情况。
华国锋热情接待彭德怀不是偶然的。华国锋对“大跃进”这套作法早就有意见。他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对的。毛主席搞集体化是对的。出问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太急了。我在省里工作，不知道怎样办，要达到什么程度。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一下子发展起来。公社化时，有的发展严重还要军事化、男女分开，破坏家庭。毛主席发觉了问题，开始纠正。1959年主席到湖南见了周小舟，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名声好，当时湖北、广东都出现没有粮食的局面。
1959年秋，华国锋和到长沙出差的李琪谈到工作中瞎指挥、浮夸等问题时痛心疾首，认为彭德怀提的意见讲的都是实话。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怎么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就成了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实在想不通，扼腕叹息。
1961年12月17日，华国锋知道中央即将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专程看望彭德怀，告诉他这个重要的消息。彭德怀12月26日离开湘潭回京。华国锋为他饯行。
1962年10月，胡耀邦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任湘潭第二书记。11月10日胡耀邦到湘潭上任，他到湘潭首先传达十中全会精神、传达毛泽东讲话，第一句话便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1963年１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要华国锋和胡耀邦汇报工作。胡耀邦下乡，在路上开着车窗，被风吹得感冒了，不能去。华国锋专门向毛泽东说明胡耀邦不能来的原因。
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再次批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湖南省委已在各地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华国锋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情况，也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揭发出来的地富破坏情况和干部被腐蚀的情况，而是如实反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带来的危害。他说：“现在人瘦了，牛瘦了，地也瘦了，农具、种子都不如以前了”，“农具恢复要五年，耕牛要七至十年。”他向毛泽东讲清“五风”危害大。
毛泽东后来向湖南省委和中央的同志说，我们党内有两种人，一种讲真话，一种讲假话。党的干部要讲真话，做老实人。他主张对讲假话的人要针锋相对，不能让其占便宜，对讲真话的人要给予支持和鼓励。这种精神也是党内一贯提倡的。毛泽东肯定华国锋的求实作风和实干精神。他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一直保持到他逝世，这也是他最后选择华国锋的一个重要原因。
华国锋是老实人，不但是毛泽东的评价，也是省委的评价，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就经常表扬华国锋，说他“年轻有为”，“老实人”。
华国锋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于让大家过上富裕日子，因而鼓励劳动致富、共同致富。这与1960年反对修正主义斗争开展以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穷则变（革命），富则修”是截然不同的。1974年、1975年张春桥将“穷则变（革命），富则修”进一步发展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他这种说法，好像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只能长草，要长出苗来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了。”华国锋不同意张春桥的这种看法，他反对“四人帮”的错误是有思想基础、有历史渊源的。
1964年7月，华国锋调回长沙，在省委书记处分工主持政府工作，并主管工业、交通、财贸，还任政府机关党组（后改为党委）书记。在9月的省中届人代会上，继续当选为副省长。省长程潜长期住在北京，副省长是唐生智（民主人士）、华国锋、章伯森、徐明、尚子锦、周世钊、王含馥。华国锋挑起省政府工作的重担，这年他43岁。
宁可被打倒，也不愿“亮相”
华国锋对“文化大革命”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长沙，在省委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没有提到两条路线的问题，更没有提到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他着重传达十六条中所提出政策问题。
张平化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于8月30日回到长沙。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学出席群众大会。他以为深入群众就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真诚地做自我批评就能得到谅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是要借机打倒各级领导！他刚讲话，就挨斗，挂黑牌子、低头、弯腰。
华国锋气愤地说：“这哪里是革命？！是人身污蔑！”他心里难过得很，几天睡不好觉。他说：“这些造反派，谁在第一线工作，他就攻击谁。张平化没有回来之前，他们主要攻击王延春。张平化回来了，他们就攻击张平化。而中央文革这些人还认为乱得不够。”
11月中旬，华国锋累出了心脏病，和王延春一起住到部队的医院。当时中央规定军队不准介入地方的运动，军队的医院还算平静。在医院住了20来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说不准地方的领导干部躲到军队里去，要他们去见群众。其实谁都明白，见群众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华国锋不愿意牵连别人，就从医院里出来，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几天，那里也不安静，不久，华国锋又回到长沙，造反派找不到华国锋，就将他的夫人韩芝俊拉出去游街。
1966年底，中央号召反对经济主义，华国锋因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带上“反革命经济主义头子”的大牌子游街。华国锋气愤地说：我搞什么经济主义？就是因为我是省委书记、副省长，负责财贸，造反派要钱、要物，我没有批，就给扣上这个帽子。和造反派有什么道理可讲？！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优势，省委工作瘫痪，领导机关工作停顿。很多单位造反派对“犯错误”当权派要求罢官、开除党籍。长沙的形势很紧张。华国锋提个书包，里面放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接受批判、挨斗，做检查。
1967年1月，中央决定湖南要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派一些人到全国各地活动，到湖南的《红旗》记者出面动员华国锋“亮相”。所谓“亮相”，是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得到群众的谅解和支持，参加省革委会。
华国锋不同意，说：“我是当权派，要检查我自己的错误。”他宁可被打倒、靠边站、挨斗，也不愿亮相。华国锋眼看两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各个单位都分成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停了产，严重地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他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呼吁两派群众不要互相斗了，要响应中央的号召联合起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省委、对准我们当权派。
这下可惹火了“工联”、“永向东”，认为华国锋等人呼吁“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到他们革命造反派的头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头上。大字报刚贴出来的当天，“工联”分别将华国锋等人抓起来，用嗄斯69吉普车将华国锋带走，关到工厂。他们怕军区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动诡秘，在四五十天内转移了六七个地方，在他们控制的会上批斗华国锋等人。华国锋被关在锅炉房里，一位老工人主动说：“看你头发长，剃剃头吧。”于是给华国锋剃个小平头。第二天挨斗时，造反派无法抓头发，华国锋少受一点皮肉之苦。 被造反派秘密关押，周恩来打电话“要人”
在华国锋被“工联”关押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6月14日半夜３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几经周折，“工联”才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临上飞机之前，“工联”要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被关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说：“不能表态。”一位姓黄的“工联”“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声明，意思是支持“工联”，盗用华国锋的名义发表了。
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建国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来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华国锋只是到北京参加会议听过周恩来的报告，并没有个别接触。所以周恩来三次打电话，应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一定要华国锋来北京参加会议，是准备让他参加省革委会领导班子。
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
1971年２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纪登奎调去管专案。李先念年纪大了，你要协助他多做些工作。随后，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宣布了这项任命，正式下文是8个月后，“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不久。
支持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
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不知道有没有今天的袁隆平。袁隆平杂交水稻出在湖南不是偶然的。
袁隆平，湖南安江农校教师，1964年设计出一套“三系法“杂交水稻的方案，并已找到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1966年2月发表论文。科委九局向副总理、国务院科技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后，得到聂帅支持。但是“文革”起来后，袁隆平受到批判，60多盆苗全部被砸烂。工作组从档案中发现国家科委支持袁隆平试验的公函，对袁隆平实行保护，才免除灭顶之灾。
1970年6月，华国锋在常德市主持召开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科技大会，点名袁隆平参加会议，坐在主席台，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言。
当年秋，袁隆平到海南岛育种，1972年3月获得第一代杂交种子。1974年，湖南省试种20多亩，平均每亩产量超过650公斤，充分显示了杂交水稻的增产优势。华国锋此时已调国务院工作。
1975年12月17日，为了推广杂交水稻，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亲自进京，住在国家农林部招待所，准备直接向部领导汇报。但因正忙着反击右倾翻案风，部领导无暇顾及。陈洪新原是湖南郴州地委第一书记，与华国锋相熟。12月20日，陈洪新给华国锋写了满满四页纸的信，请他能当面听汇报。陈把信直接投到国务院办公厅，信封上写着“华国锋同志亲收”。
星期一上班一看到信，华国锋即刻安排陈永贵、农林部部长沙风、常务副部长杨立功上午9点听汇报。在中南海小会议室，华国锋认真听取汇报2个小时，不时提出问题并做记录，他当场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林部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谈起这段往事，袁隆平院士认为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毛泽东要华国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1971年8月25日，华国锋奉召到武汉。当天晚上，毛泽东将他找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一直住在专列上。那时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华国锋胸前也戴着一枚。他一上车，毛泽东看见了，故意问：“你戴的什么？”不等回答，接着说：“不要戴了，万岁就讨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一句也不顶。屁话！”
在此之前，华国锋刚奉周恩来之命到全国各地考察农业生产。他首先向毛泽东汇报所了解到的情况，讲的全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认真地听，中间有提问、插话，或发表一些议论。等华国锋讲完了，毛泽东说：“哎呀，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华国锋一听就瞪了眼了，什么大的路线？不是庐山会议已经解决了吗？毛泽东并没有谈林彪问题，而是先回顾党的历史。华国锋第一次听毛泽东这样谈党史，他知道毛泽东让他从北京赶来绝不仅仅是谈历史，只好一边听，一边琢磨。
毛泽东话锋一转，开始谈林彪的问题，对林彪的错误做严厉的批评。然后毛主席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这次谈话汪东兴在座。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对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一事征求意见。周恩来北京研究后，很快下文任命。
到长沙后，毛泽东召开广州军区的负责干部会议，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三人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先叫华国锋、汪东兴向他们传达他在武汉讲话，吹吹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大吃一惊。
28日、29日毛泽东分别召集他们谈话，30日召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卜占亚谈话。
毛泽东第一句就讲到江青，说：“汪东兴有办法，管得住江青，能不让她进来见我。”华国锋说：每次主席批评别人都要捎上江青。
汪东兴赶快说：“还不是主席有指示。”
毛泽东开宗明义，上来就问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
大家汇报了这两天座谈的情况。
毛泽东又讲了一篇话，批评林彪。在28日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叶剑英，他说：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的，所以你们要尊重他。
每次主席谈话后，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做追记。华国锋带回北京的记录是他们几个人一句一句回忆，根据追记整理的。记录送毛泽东看了，认为整理得还不错。
毛泽东指示：你回到北京，只告诉总理一人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要华国锋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华国锋认为主席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回到北京怎么办，特地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回忆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讲这么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送走外宾的第二天，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日晚10时半，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大家都十分关注毛主席的动向，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打过招呼，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
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主席南巡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这次谈了近半个小时，华国锋回到家已是8时半。
一连等了几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在国务院会议厅谈话。华国锋到北京后为了配合毛泽东、周恩来的夜间工作习惯，也改为夜间工作，此时还没有休息。他出门向西不远就到会议厅所在的四合院，见北屋大厅灯火通明，知道总理已来了，加快步伐。这个院子紧挨着西花厅，在西花厅的东边，两个院子有门相通。
华国锋走进会议厅时，总理已坐在桌边等着。
华国锋坐下后问：“总理，记录你看得清吗？”因为记录是复写的，才有这样的担心。
周恩来答：“看得清。我都看了。”将记录退给他。
华国锋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讲话时的神态、情绪，并谈了记录是怎么整理的。
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俩人没有议论。这件事事关重大，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华国锋详细汇报后，知道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4时半结束，此时东方泛白，晨曦微露。
谁也没有想到，在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后，仅过了40小时就突发了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令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年他52岁。
毛泽东病危后，华国锋开始找人谈话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病危后，华国锋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知道主席在，与“四人帮”的斗争可以争取主席的支持，失去毛主席的支持，斗争更加困难。
华国锋开始找人谈话，了解每个人对这场斗争的态度，首先找国务院的人谈，一来接触多，二来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陈永贵对他说：“千万不能放虎归山。”
但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解决呢？这是大家思索而又不便捅破的一层窗户纸。
春夏之交李先念到北海散步，碰到正在钓鱼的陈锡联。陈锡联、李先念同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陈任师长，李任军政委。陈锡联主动对已靠边站、基本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李先念说：“那几个人（指‘四人帮’）怎么办？要想个办法才行。毛主席不让他们搞‘四人帮’，他们照样搞，政治局一开会就吵架，江青打头阵，搅得政治局无法正常工作。”这不是谈话之处，李先念说：“办法总会有，你还是钓你的鱼吧。”
请李先念征求叶帅意见，部署解决“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要听叶剑英的意见，与叶帅商议，最好能到叶帅那去一趟，当面谈。但是毛泽东的丧事刚刚开始操办，许多事还没有头绪，华国锋事必躬亲，走不开。叶帅住在西山，没有两三个小时是不行的。另外，他去叶帅那里目标太大，容易引人注意，万一被“四人帮”发觉，走漏消息，将陷于被动。
华国锋很快想到李先念。李先念是华国锋尊敬的老领导。1970年，华国锋到国务院业务组任副组长，李先念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们经常在一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国务院研究工作，议论国是。李先念对“四人帮”十分反感、态度鲜明，他常说：“一进入大会堂开会，就紧张，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身体不好，经常犯心脏病。周恩来让华国锋负责李先念的医疗小组工作。华国锋常常到李先念家里去看望他。有时李先念躺在床上，华国锋搬个椅子坐在床边，两个人谈得十分融洽。华国锋看望李先念不会引起别人注意。李先念原来在中南海，后来搬到9号院，离中南海不远。只要能抽出半个小时就可以。
9月11日下午四五点钟，政治局会议结束，毛泽东的丧事安排妥贴。华国锋回到中南海，只带了警卫员小叶和秘书，轻车简行，到北京医院看病。看完病后，从医院出来华国锋对司机老孙说：“咱们去看先念同志。”
9号院大门口值班人员一看是华国锋的车，急忙通知里面的人。李先念得到消息，从办公室出来，刚走到大厅，华国锋已快步进来。李先念将华国锋迎到办公室。
华国锋坐下来，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的，只能待几分钟。我实在太忙，离不开，请你去找趟叶帅。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
如何解决“四人帮”？这是一个难题。特别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毛泽东刚刚逝世，就处理她，会不会成功？会不会被说成是右派翻天？如不成功，人心不稳的国内局势更加动荡，那该如何收场呢？但是，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政治局一天不得安宁，一天不能正常工作。现在华国锋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他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逝世后是党政最高领导人，他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主动挑起这千斤重担，这是最合适的人选。华国锋的态度，使这个难题解决了一半。华国锋的寥寥数语，一扫李先念多日心头的阴霾，李先念不由地露出舒心的笑容，连说：“好，好，我一定去看叶帅。”
华国锋见李先念痛快接受了这个任务，起身告辞。
9月14日，李先念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也采取了与华国锋相似的办法，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西山15号楼见叶帅。
叶帅将李先念迎进会客厅，边走边说：“久违，久违。是哪股风把你吹来的？”
李先念说：“东风。”
叶帅斗争经验丰富，俩人落座后，先把收音机声音开得大大的，防止隔墙有耳，有人窃听。然后说：“我知道你这个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没有人叫你来，你也不会来。是谁让你来的？有什么事？”
李先念赶忙解释：“我也应该看看你。对，我是奉命而来。国锋同志让我来，请叶帅考虑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
叶帅没有和他细谈，只是询问陈锡联的情况。李先念走后，叶帅就把军科院第一政委粟裕大将、军科院长宋时轮上将找来，告诉他们此事。粟裕、宋时轮无比高兴。叶帅住地与军科院很近，他们悄悄地加强了对叶帅住地的外围警戒。
当晚李先念向华国锋汇报了和叶帅见面的情况。李先念还告诉华国锋，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他要搬回中南海，以后便在国务院会议厅随时见面。
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后，将“四人帮”隔离审查
毛泽东逝世后，如何反对“四人帮”，意见不一致，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
华国锋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全会的方式要出乱子的。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下决心为人民除“四害”。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他。华国锋后来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
正是由于华国锋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
10月7日当天下午，邓小平就知道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回忆道：10日，当消息再经证实后，父亲郑重地拿起笔来，致信党中央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的最后，父亲用了一个他从来没有用过的词：“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情不自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要堂堂正正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6年10月31日，叶剑英将熊向晖找到西山畅谈。叶剑英说：现在大局已定。过去主席讲，从大乱到大治，现在是这个时候了。华主席谦虚、稳重、诚恳，有民主作风，是领袖之才。毛主席是慧眼识英雄。华受命于危难之机、非常之时，非常之事，非常之人，建立非常之功，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没有什么，主要是江青。她是主席夫人。敢于下决心把她抓起来，也只有华。这个人是大智若愚，有智有勇。把江青抓起来，我都没有想到。如果周总理在，周不会这么做。就是邓小平也不一定这么做，不像我们老家伙思想顾虑多。红楼梦大观园不好管。王熙凤有病，探春管，看起来文弱，其实厉害。主席讲人才难得，外柔内刚，绵里藏针，放在华主席身上更合适。他交班不交给别人，毛主席慧眼识英雄，“文化大革命”有他的功劳，难怪他讲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
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
12月10日晚，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前日病情加重，严重尿潴留住301 医院治疗。301医院进行了精心准备，为了安全，将刚装修完的南楼五层还未起用的外科病房，供邓小平一人用。12、13日，吴阶平会诊，建议手术治疗。
12月中旬华国锋收到邓小平给他和汪东兴的信，要求手术。华国锋说：“四人帮”在时，没有条件治疗，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有了条件，当然应该手术治疗。12月16日，华国锋收到邓小平的信，马上批准邓小平手术。汪东兴也签了同意。24日，邓小平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手术后，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等领导相继看望邓小平。
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华国锋派车将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4个人一起和他谈话。华国锋等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待遇。
2月3日，邓小平和全家住进西山军委25号楼。25号楼是王洪文住过的，在山上最高处，从车道下来就是叶剑英住的15号楼。过了春节后，华国锋、叶剑英专程到25号楼看望邓小平，并向他征求政治局人事安排的意见。后来有人说邓小平晚出来了7个月，邓小平说：“其实我早就参加了中央领导工作。”
59岁主动辞去党中央主席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华国锋在此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他的提法与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所讲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有很大区别。
后来批评“两个凡是”，华国锋承担了责任。
为什么华国锋提法与两报一刊不同？因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就没有遵照毛泽东的决策。虽然粉碎“四人帮”后发的第一个文件16号文件引用了1974年2月以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说马上解决“四人帮”。大家熟知的一段话：“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段话成为粉碎“四人帮”的根据。其实，每个人仔细读了，都会明白，首先毛泽东认为“四人帮”“问题不大”，他并没有列出解决的时间表，而认为“四人帮”的问题并不急于解决。这点华国锋多次谈过。由此看来，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特别是敢于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抓起来，这就证明他没有搞“两个凡是”，如果真按“两个凡是”办，不可能在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就粉碎了“四人帮”。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
1980年8月30至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任国务院总理。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华国锋主动要求辞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年华国锋59岁。主动辞去党中央主席职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首次。
对华国锋的争议从何而来
文｜韩钢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期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如今，华国锋已逝，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1980年以来，官方对华国锋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
“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本文希望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把以往对华国锋的一些“负面”看法做一些说明，以澄清华国锋同志在“文革”之后的一些历史问题。
华国锋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权力。既然是“中央”意思，也就是华国锋的意思。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国锋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小平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小平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倪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
暂缓叫邓小平出来，主要是策略考虑
华国锋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
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两个凡是”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
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了已经起草的稿子。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华国锋不曾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1978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耀邦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中央专委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耀邦、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很开明
按照官方叙史，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1978年，理论界提出许多问题，议论蜂起。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说讲早了人们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但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否认主题好；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之一
关于改革开放起源的历史叙述，很少提到华国锋，似乎华与改革开放无缘甚至是对立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而且这里所说的“改革”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同后来的改革含义殊异。
在借鉴和学习外国经验问题上，华国锋不是一个保守的领导人。1975年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时，就曾感叹“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1977年初，项南（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农机局局长）向他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华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感到惊诧。一个人种1600多亩地、一年生产150万斤粮食的事实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项南感慨地说：“华主席，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他向华国锋建议：“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华“内心有所触动”，对项南说：“我相信你说的情况是真的……”。他说：“‘四人帮’闭着眼睛，不学外国技术，那才是真正的爬行。”
华国锋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对干部的思想保守现状，华国锋十分感慨：“现在有个问题，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办？多出国，多考察……我们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也是夜郎自大的故乡。”
最早酝酿“经济特区”
考察外国反馈回来的信息，给华国锋很大刺激，更坚定了华国锋改革的决心。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华国锋当时比较关注的是行政效率、企业管理、分配制度等问题。他主张精简行政和管理人员，对企业干部实行考核，在企业里实行政治挂帅和奖励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华国锋还指出了过分集中的问题，“要警惕我们的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各部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他要求“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当时就主张“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他举例，现在钢材库存1380万吨，正常库存有600多万吨就够了，多了700吨。这反映企业管理有问题，积压了物资、资金。他说：“资本家多积压一个月就不得了，半年就不顾一切往外抛，赔了本是要跳楼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学，他们的技术、管理方面好的经验可以学，洋为中用嘛！”由此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
说到前瞻性，还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78年6月，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一个十分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华国锋非常关注这个动议，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切实落实，把它办起来。”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两头在外”战略的最初萌芽。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史实几乎无人知晓，几近湮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离开政治舞台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批评，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作为主持者，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的包容、宽厚不无关系。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错误的根源在长期的“专政”制度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十分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华国锋本人就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时年32岁。1976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对“批邓”表示不满。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安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据一些材料称，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还有两种模糊的说法，一说四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
华和高层的处置，自然是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忧虑。深究起来，这个错误的根源并不在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专政”制度和传统。“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将以言定罪推到极致。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这项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规定的“罪名”，成为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1977年的“打击政治谣言”，当然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但手段却沿袭了“文革”，只是把“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换成了“攻击毛主席和华主席”。从性质上说，它是“专政”制度悲剧的重演，而这一点才是最应该反思的。
华国锋：远离政治的晚年
文｜韩凯
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微风拂过院内的葡萄架，茂盛的绿藤沙沙作响。和她们朝夕相处的主人华国锋，生前就住在这里。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7岁。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4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象征意义已远远大于实质意义。而这个9号大院，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
一刮风，华国锋就急忙出门捆葡萄
葡萄，是有关华国锋退居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
华国锋的妻舅透露：早在1983年，华国锋就到北京郊区找了好几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华老的外孙女王苏佳说，那些种果树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园，其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跟华国锋切磋一些果树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葡萄。
1988年4月，笔者曾陪父亲一起拜访华家，院中支着两个很大的葡萄架，当时华老介绍，这里最多曾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不仅全家人共享，还要送给部队的战士。“味道真的很不错”，王苏佳回忆起往事就眼圈发红。
华老虽与种葡萄结缘，自己却几乎不能吃，因为检查出患了糖尿病，他的饮食被严格控制。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钱，晚上1两。但有时候也会破例。有一次吃饺子，华老吃了十多个，还想吃，经夫人韩芝俊的批准，才又给了两个。这位与华国锋一起生活了近六十年的老人，自称是华老的“老保姆”、“老护士”，料理丈夫的生活一直极为细心。
王苏佳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这葡萄还没长出来，他就会告诉你，它在什么时候会长成什么样。”力所能及的时候，华国锋便亲自管理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从心时，他就在一旁指挥，由司机、厨师、医务人员和警卫战士完成修剪的工作。最忙的时候是遇上刮风的日子，“一刮风，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除了葡萄，院内还种了其他的果树，樱桃、苹果、李子、桃、核桃等，一进这个院，满眼都是绿。果树下韩芝俊开辟出很多小菜园，品种繁多：苦瓜、丝瓜、南瓜、辣椒……有一年的丝瓜足结了600多斤。日常的供给绰绰有余，还晒制了菜干，供淡季使用，并赠送一部分给友人。
没看上北京奥运是最后的遗憾
在这个绿意盎然的院子里，韩芝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先是在庭院中的菜园里劳作，半个多小时后把华国锋叫醒。华老醒来后，一般会在院子里走一圈，或者在屋子里坐一坐，就到了早饭时间。
据王苏佳介绍，华老的早餐以牛奶为主，有时会加个鸡蛋羹，但他一直习惯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时吃点馒头片，或者油分较少的麻花，华老的牙口很好，馒头片喜欢吃烤得很硬的那种。菜则以圆白菜为主，或者炒洋葱。吃完早饭，华老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有党报，还有都市类报纸。他看报纸很痴迷，“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动他”，王苏佳说。午饭则以面条为主。据跟随华国锋20多年的厨师谢师傅介绍，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猫耳朵、刀削面，华老都爱吃，还喜欢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华国锋，一辈子都在吃家乡的面食，说话也是满嘴的山西口音。
午饭过后，华国锋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点。如果身体允许，有时会见一到两拨客人。据儿子苏斌说，几位原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的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联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则以慰问居多，有时候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苏斌说，父亲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能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这些到访的客人，事先要跟华的秘书曹万贵约好。曹从1968年华国锋还在湖南任职时就开始跟随华，整整40年。对于这个自己服务一生的老上级，曹万贵接受采访时只说了一句话：“他胸怀很宽广”。
华国锋的晚饭则很简单，喝点粥，吃点饭，有时吃个烧饼，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接着他会看看《新闻联播》，王苏佳说这一习惯雷打不动。晚饭后华国锋必定在院子里散步，每次散步也总是一家三代一齐出动。同住一个院子的领导人和他们打招呼时总说，这是幸福的一家子。
“他还一直想看奥运”。8月1日出院时，家人以为能一了他这个心愿，但在家只休了一个礼拜天，就因病情再度恶化又住进医院。跟随华老八年的司机朱春华清楚地记得，8月2号奥运彩排，给他票时，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这一次住院，华国锋就再也没能离开北京医院421病房。
晚年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
除了散步和练气功，练字是华国锋晚年的一个锻炼项目。苏斌说，父亲去世前的那几年一直潜心练字，技艺大有长进；跟一些书画名家也多有切磋，启功就对他的字给过很高的评价。有时他还会参加一些小型笔会和书法家协会办的活动。
华国锋在政治上如日中天的70年代中后期，他的题字曾经获得广泛赞誉。引退后，华老的墨迹也渐渐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仿佛在辉映历史。不过近些年，华国锋的字又有风生水起的趋势，在一些风景名胜，如湖南张家界、陕西华山和山西壶口，都能看到他的墨迹。行内人评价华老的字为“浑然大气、骨力尽现”。他在85岁时写的“清静”二字，见过的人普遍评价为大气、从容、很见功夫，如今高悬在华家会客室的中央。他的作品拍卖行情日渐看好，也多被人收藏，有一幅字，有人出价到150万元。
有人练字意在静心，但华国锋心里似乎一直很平静，接近他的人都说他比较能想得开。多年来，华国锋的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苏斌说，一有人在他面前说起以前的“那些事儿”，他就摆手不听。直到去世，华国锋脑子都非常清楚。厨师谢师傅对华老的记忆力印象深刻：有些以前来的人，家人和他们都记不得了，华老还记得很清楚。
华国锋退下来后，依然保留了原有的待遇，有一个警卫班专门为他服务，“国家在各方面还是很照顾的”。对于子女，华国锋一般不会严厉批评，但会要求他们好好努力，“一直都鞭策我们”，王苏佳说，“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华家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厨师做饭，孙辈洗碗。华老的几个孩子，既没有出国的，也没有靠家里关系经商发迹的，都本分朴实。大儿子苏华，在空军某部，现已退休；二儿子苏斌，在北京卫戍区，也已退休；大女儿苏玲，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被安排担任华国锋的生活秘书。
每年有两天必去毛主席纪念堂
华家的客厅很高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米。客厅里摆放的家具很普通，地毯是由几块接铺起来的，墙上挂着已经发黄了的旧友书写的书法作品，整体上简单而洁净。客厅的中间摆着一圈灰布包裹的老式沙发，让人联想起毛泽东当年接见外宾时的书房。客厅的南面有七八个书柜依次排开，只是书不如毛泽东那里多而杂。右边是马、恩全集，百科全书，工具书，左边则是一些线装的古书。
华国锋平时很少出门，不愿兴师动众，给别人带来不便。有一回“五一”节，他带着孙女去逛北海，还是被人认出，群众拥挤围观，有不少人拍照，公园也没逛成回了家，小孙女还对他发了一顿脾气。但一年中有两天，华国锋是一定要出门的。一是毛泽东的诞辰：12月26日；另一天是毛泽东的忌日：9月9日。他会带着家属和工作人员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并且要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这个传统，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