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温故（之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原题为《一封信与一个时代》

　　1954年10月，毛泽东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亲自领导和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开了建国后将不同学术观点之争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先河。

　　《人民日报》为何未转载“小人物”的论文

　　1954年9月号《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与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了俞平伯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文史哲》是山东大学的校刊，当时寄给山东籍的中央首长，人手一份。江青看过此文，立即将其送呈毛泽东。据毛泽东卫士张仙朋回忆：

　　一九五四年，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开展……这年春天，毛主席来到了杭州。他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三月十日上午，主席一早起来就招呼我们，说今天要去登北高峰，叫我们把他要看的书和文件都带上。因为主席到杭州后，经常爬山锻炼，而且爱到山顶上去办公和学习。于是我们赶紧做好准备。吃过早饭，我们就出发了。当时，正下着小雨。山高路滑，很不好走，但是主席爬山很有经验，他脚步稳健，节节向高峰攀登。主席一面登山一面和我们说古论今，谈笑风生。他问我们看过《红楼梦》没有？我们回答说看过。主席又问都看了几遍？有的回答看了一遍，有的说看了两遍。主席问站在他身边的一位老大夫看了几遍，老大夫说看了两遍。主席问他看过后有何感想？老大夫想了一下，十分认真地回答说：“我发现贾府里那些人都挺讲卫生的，他们每次饭前都要洗手。”他的话音刚落，主席就大笑起来，我们也都笑了。有的同志开玩笑地说：“老大夫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到处宣传讲卫生。”大家更加笑了。停了一会，主席对大家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哩。”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当时，我们对主席讲《红楼梦》的事并不理解，实际上，主席正在酝酿写一篇重要文献。不久，在这年十月十六日，他写出了给中央政治局和其它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接着发动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伟大斗争。1

　　可见，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全面而深入地进行，毛泽东正想找一个切入点，在学术思想领域掀起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而《文史哲》的这篇文章则正好提供了一个引爆点。毛泽东阅后，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立即予以转载。“文革”时期江青曾坦言：“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2

　　九月中旬，江青带着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来到《人民日报》社找到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口头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邓拓不敢怠慢，看完文章后，连夜派自己的秘书王唯一找到了蓝翎。蓝翎对邓拓接见时的情景及他当时的心理活动有如下回忆：

　　当王唯一把我引进办公室后，邓拓即从藤椅上站起走过来，先伸出手。我第一次见大干部，又不知为何事，心情紧张，行动拘谨，握住他的手，问了好，不知下一句该说什么。也不知为什么，邓拓给我的印象特别好。他那时才刚过不惑之年，在我的眼中已是老一辈的长者了。高高的个头，穿着藏青色呢子制服，看起来似不健康。长长的瘦瘦的脸，鼻若悬胆，双目有神，声音洪亮，但却文质彬彬，潇潇洒洒一副学者风度，平易近人，毫无架子。邓拓把我让到沙发处，一同坐下。他大概看出了我的拘束，面带微笑地说：“刚才王唯一去找你，说你不在学校，已留了字。我说尽快找来一叙。半夜把你找来，打搅了。”我说：“不敢当。”邓拓说：“你们的地址是从山东大学打听到的。李希凡在人民大学，怕不好找，所以先找你来。有件事想同你们商量。你们在《文史哲》发表的文章很好，《人民日报》准备转载。你们同意不同意？”他谈得很轻松，没有说到毛泽东主席。但我意识到事情非同寻常，立即回答：“完全同意。但还得告诉李希凡，问问他的意见。”《人民日报》转载青年作者的文章，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事。那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有一定的指导性，或者叫抓典型，带动一般。而对于作者来说，谁的文章一经转载，即会引起轰动效应，身价倍增……我们写的是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冷门文章，居然要由《人民日报》转载，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激动而又欣喜。我从学文学，特别是合并到山东大学中文系就读以后，就萌生了成名成家的幻想，但不敢表露出来，说轻点，是好高骛远，说重点，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那要挨批评作检讨的。邓拓的话正符合我潜在的意识流，所以才回答得那么直截了当，简单干脆，不故作谦虚之态。这是真话，是心里话，是成名成家的幻想自自然然地溜出来的外化，也许一夜之间就要“名扬天下”了（这是形容中状元的老戏词）。

　　要谈的主要问题已解决，往下越谈越轻松越自然。刚坐下的时候，邓拓将一圆筒中华牌香烟打开，让我“随便”，我没敢“随便”，这时却不自觉地抽出一支点着了。邓拓站起来踱步（后来才知道他腰脊椎患病，不适宜坐低处），边慢慢走动，边谈话。他说：“你们都在北京，为什么写了文章拿到青岛发表？是不是遇到什么阻力？”我答：“山东大学是母校，《文史哲》是学报，编委都是我们的老师。有一位负责日常编务工作的编辑，是历史系刚毕业不久的校友葛懋春，李希凡同他熟悉，把稿子寄给他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曾写信问该刊负责通联工作的杨志一可不可以寄去，但没有得到回信。别的刊物没认识的人，寄去怕得不到及时处理。”邓拓又问到我们两个人的情况。我先简单地谈到李希凡，接着来个“自报家门”：原籍何处，个人的经历，家庭成分，家庭成员的情况等，都按照忠诚老实的原则一一如实叙述。我为什么如此详说？因为这一学期我没有正式安排课，正等候教育部重新调整分配工作，想进文学研究机构或文艺单位。邓拓听后说：“到报社文艺组（文艺部前身）来吧。文学研究所不是打仗的地方。”……邓拓谈起来如何读书，如何做学问，要更好的理解《红楼梦》，必须深入地系统地研究清朝的历史。3

次日，蓝翎约上李希凡又到报社谈了一次，这次谈话主要是邓拓和李希凡对谈，蓝翎在一边听。李希凡除表示同意转载外，更多的是谈他个人的情况。蓝翎与李希凡商量后提出，文章当时写得仓促，因为两人都正上着课，如果要转载，最好能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再进行一次认真的修改。邓拓说，时间太长了，不必大改，星期四交稿吧。李希凡与蓝翎很快研究了修改计划，随即着手修改，连续几昼夜，轮流睡觉。星期四上午修改完毕，由蓝翎通知报社来取修改稿。星期五，报社即派人送来两份修改稿的小样，四开大纸，边上留出大片空白。蓝翎看后，改了几处技术性的差错，退回一份，保留一份。但文章改好后，拿去排印却迟迟未见报，究竟是何原因，李希凡与蓝翎不得而知。原来《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工作由报社总编室和中宣部双重领导，且以中宣部为主。报社文艺组每个季度的评论计划，都必须拿到中宣部文艺处讨论，最后都由中宣部分管文艺处的副部长周扬审定。由于周扬提出了反对意见，邓拓不得不终止《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的转载。江青闻知此事，再次到《人民日报》社，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召开会议，说明毛主席看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后，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江青带来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并没有拿信来。周扬在会上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讨论的场所”为由，认为该文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而且认为该文“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4双方搞了个折衷方案：决定由《文艺报》转载此文。周扬历来对毛泽东是相当尊重的，对他的指示也是一贯地绝对服从。五十年代初期，周扬对儿子周艾若深情地说：“有两个东西你要崇拜，迷信。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毛主席。”周艾若不以为然，周扬还严厉地批评了他。5“文革”时期，周扬挨批斗，被监禁九年。一只耳朵被打致残，当接到通知说可以出狱了，他说要给毛主席写信，谈自己的错误，并问主席、江青好。

　　当时周扬对江青带来毛泽东的意见拒不执行，除了周扬坚持党报的原则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江青两次到人民日报社并未带上毛泽东所写的信或字条，只是口头传达而已，周扬等人搞不清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江青个人的意见，甚至很大程度上认为是江青个人的意见，所以皆按照组织原则去办。曾于延安鲁艺文学系任教，1951年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严文井回忆：

　　周扬身处全国文艺界的领导人的权威地位，他有时也陷于苦恼或惶惑状态，主要摸不清毛泽东的想法、意图。这种“没有把握”，使周扬感觉为难。例如有段时间传出上边对长影拍的一部《荣誉属于谁》的电影有看法，周扬琢磨半天，除了觉得该片较枯燥乏味，实在不知它的问题在哪里。很快党内高层批判高岗，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提出《荣誉属于谁》的问题，其意在批高岗在东北搞个人崇拜。这，谁人能够看出呢？周扬曾说过：“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对于一个处在多变年代、风雨侵袭的岗位而又颇为看重自己权力的人，周扬想号准毛泽东的脉，以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6

　　解放初期，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江青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江青是在周扬的领导下工作。毛泽东曾说，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是，后来毛泽东逐渐改变了看法。一次周扬去看毛主席，主席问起江青的工作情况，周扬说：“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毛主席问道：“有这样的事？”接着又说：“江青很聪明！”这些谈话，很可能会传到江青耳朵里。邓拓曾听江青说过：“我恨死周扬了！”7这也为周扬留下了祸根。“文革”前夕在毛泽东关于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的号召下，给周扬带来了灭顶之灾。“文革” 后周扬在医院里与儿子周迈谈到“文革”时期的劫难，曾有这样一段值得回味的对话：

　　周迈问：文革中怎么批你的时间很长，次数很多？

　　周扬说：这不奇怪，少奇同志和他下面好大一批人都挨批斗。批斗我，也许江青起点坏作用。文革前我对她并不反感，觉得她有点聪明，模仿毛主席的字体还有点像。她同毛主席结婚时，我因事没有前去祝贺。她在中宣部时，有时发表意见口气很大；有时我们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可能得罪了她。8

《文艺报》转载了“小人物”的论文

　　《人民日报》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的小样排出后，李希凡与蓝翎白天等，夜晚盼，高兴而又焦急地期待着刊出。好几天过去了，《人民日报》一点动静也没有，他们等得有点心凉，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当然不知道这幕后的情况。终于等到了真实的信息，邓拓通知他们，此文将由《文艺报》转载，中国作家协会会直接和他们联系。紧接着，蓝翎便收到中国作协陈鹤翔的来信，约好去他那里，一起去见冯雪峰。蓝翎回忆说：

　　冯雪峰时任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他住在现北京站北面的方巾巷，后面即苏州胡同，离作协和《文艺报》都不远，他的办公室也是会客室。我对冯雪峰景仰已久，读过他不少文艺理论著作和杂文。他有长者风度，对小青年谈起话来和蔼可亲。他只说我们的文章《人民日报》决定不转载了，由《文艺报》转载，至于什么原因，却没有说。冯雪峰将我们文章中的错别字和用词不当以及标点符号不妥之处一一指出，并随手加以改正，然后，拿出一份转载的“编者按”拟稿，征求我们的意见。当我看到有“用科学的观点……”的词句，感到评价过高，表示实在不敢当。他说，不必客气。文章决定转载在《文艺报》第十八期。谈完此事，冯雪峰便谈起文艺创作的事，还涉及到茅盾三十年代的小说。陈鹤翔不断插话。我们敬听，气氛非常轻松。等从他家出来，已十点多。他送出门外，怕我们赶不上电车，一定要雇三轮车。9我们坚持不要，走出了苏州胡同。走了不远，李希凡感概地说：“从他身上感受到了鲁迅的作风。”

　　同冯雪峰谈话的第二天，我给他写过一封信，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表示想到文艺界工作。因为《人民日报》不转载，我的工作调动也可能受挫，心里不踏实，才向他提出的。冯雪峰很快回了信，让我安心，组织上会很好安排的。（红格八行书，毛笔字，我一直珍藏着，反右时付之丙丁。）接到他的信不久，学校即通知我办调动手续，去《人民日报》报到，落实了邓拓原来的决定。我是十月中旬调到报社文艺组的。才风闻此事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有关，非同一般。

　　当冯雪峰同我们谈完转载文章的事以后，陈翔鹤立即提出，约我们给《文学遗产》也写一篇文章。我们表示，八月间已寄去过《评<红楼梦研究>》的稿子，不知收到没有。他一听很惊奇，说，还不知道，回去找一找。稿子很快发表在十月十日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版。事后我们才知道，设在陈翔鹤办公室外间的编辑部，平时只有两位工作人员处理日常来稿，一位是著名剧作家陈白尘的夫人金玲，一位是刚分配来的我们同年级的同学何寿亭。来稿多，人手少，只能按先来后到的次序摞起来，一件一件处理。像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的稿件，又没有什么时间性，几个月内能得到处理就算不错了，似乎说不上有意压制谁。10

　　冯雪峰之平易近人，李希凡的叙述可为蓝翎回忆的左证。1992年4月22日李希凡接受采访时谈到：

　　我记得当时《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发表后，大概是在国庆节前后吧，《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找到蓝翎和我，了解我们写作的经过，要我们作一些补充和修改，准备在报上转载。但文章改出来拿去排印，却没有见报，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曲折，我们当时不了解。隔了些日子，又说要由《文艺报》转载，请冯雪峰找我们谈话。我对雪峰同志是很尊敬的，因为我读过他很多论鲁迅的著作，认为写得很深刻，后来批评《文艺报》，冯雪峰出来做检讨，我也懵了。我记得他接待我们时非常平易近人，他只说了你们的文章有些地方还粗糙，没写好，有些地方我要给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这样一些话。我们的文章确实比较粗糙，我自己也没感到这话有什么问题。《文艺报》要登，我们当时很高兴。11

毛泽东对“小人物”文章的批注

　　1954年9月底出版的第18期《文艺报》转载了李希凡与蓝翎的文章。冯雪峰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加了编者按。全文如下：

　　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凭心而论，冯雪峰的编者按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26岁的李希凡为正在读书的研究生，23岁的蓝翎是中学教师，两人当时确实为默默无闻的青年业余作者。从9月1日《文史哲》首发该文到9月30日文章被《文艺报》转载，其速度不可谓不快。编者按中冯雪峰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其重视与肯定之意是显而易见的。指出作者观点并非《红楼梦》研究的终结，亦是句大实话：“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中间冯雪峰还做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对文中63处明显有误的字词、句子及标点作了极为认真的修正，但在《编者按》中冯雪峰说：“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这亦给李希凡与蓝翎留足了面子。12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文章旁边写下了批语。在作者署名“李希凡、蓝翎”的旁边批注“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六岁”，充满欣喜之情。针对编者按中“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 旁有情绪地批道“不过是小人物。”冯雪峰在编者按中说：“他们试者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划了两道竖线，并批注道： “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在针对《文艺报》编者按中“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批注道：“对两青年的缺点则绝不绕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在《文艺报》编者按中关于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划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注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13可以看出，冯雪峰写的编者按，使毛泽东大为不悦。不久，冯雪峰被撤销一切职务，多次做“检讨”仍未过关。1957年被打成“右派骨干分子”，他也是唯一被划为“右派”的长征干部，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拍板批准，当然是难以做到的。1976年1月30日，冯雪峰死于肺癌，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10人的生前好友，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2月16日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

　　1954年9月30日《文艺报》转载李希凡与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之后，《光明日报》很快于10月10日发表李、蓝二人的《评<红楼梦研究>》，并加编者按以示重视：

　　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十八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

　　毛泽东看了这个编者按，也很不满意。针对编者按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以及“供参考”这三个提法而批注道： “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李希凡与蓝翎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写道：“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批注道：“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在《评<红楼梦研究>》中李希凡、蓝翎写道：“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划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批注道：“这一点讲得有缺点。”李希凡与蓝翎在该文中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两句旁分别划了竖线，并批注道：“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在这里，毛泽东首次将胡适和俞平伯联系起来，为后来的从批俞运动到批判胡适，打下了伏笔。该文最后一段，李希凡、蓝翎认为：“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 毛泽东批注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14

　　从毛泽东对《光明日报》的“编者按”所作的批注,我们可以看出此时俞平伯的命运已与胡适的命运悄然联系起来。毛泽东的语气焦躁而执着，有些地方一再用反问的句式和讥讽的口吻。他是从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中关注古典文学研究问题的，一场批判运动即将来临。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一并附上,给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以及文艺界的有关负责人传阅,正式发出了他要在文化领域掀起一场政治运动的先声。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注销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得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 泽 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从毛泽东的行文来看，一方面对李、蓝二人的文章评价甚高，上升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是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另一方面，该信表现出对文艺界“大人物”与学术权威的强烈不满。毛泽东称李、蓝二人为“小人物”，他指示《人民日报》袁水拍写文章对学术界、文艺界、党政机关不注意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进行了严厉批评。文章中说“应该指出，这决不是《文艺报》的问题，许多报刊、机关有喜欢‘大名气’、忽视‘小人物’、不依靠群众、看轻新生力量的错误作风。文化界、文艺界对新作家的培养、鼓励不够，少数刊物和批评家，好像是碰不得的‘权威’，不能被批评，好像他们永远是‘正确’的，而许多正确的新鲜的思想、力量，则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和压制，冒不出头；万一冒出头来，也必挨打，受到这个不够那个不够的老爷式的挑剔。资产阶级的‘名位观念’、‘身份主义’、‘权威迷信’、‘卖老资格’等等腐朽观念在这里作怪。他们的任务似乎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的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15此后，“小人物”往往被视为新生力量的代表，而大加推崇。

　　毛泽东这种“小人物”情结，我们从他与斯诺的谈话可见一斑。“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16。1919年毛泽东来到北京，由其老师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大钊让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毛泽东回忆道：我“每月有八元钱。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井眼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坑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17单世联认为，与其底层出生相联系的是，毛泽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小人物”、“下等人”、“穷人”、“被压迫者”的位置上，而与“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压迫者”保持天然的敌视和极端轻蔑，这种对立不一定是在政治/阶级的意义上对立。1949年以后，毛对高级官员常常发出不满、反感和警告，也常常自我批评“官做大了”等等，赋予上下、大小、贫富等以一种感情和价值的含义，从而满足了底层平民的心理需要。18

　　“三十多年以来”显然是指从1921年胡适创立新红学算起。文中提到“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转载”,“有人”明显指的是江青，而 “给以反对”的“某些人”,则是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人。书信的主体则是对拦阻两个“小人物”的《文艺报》及冯雪峰以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在这里，毛泽东将胡适、俞平伯等定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这封信折射出毛泽东对发动《红楼梦》批判运动的目的与意图：借“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为由,以此开展一场文化思想运动,以便清除三十多年以来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巨大影响。

　　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并未发表，只是在小范围内传阅。他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指定了可以阅读这封信的人,也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毛泽东对这场《红楼梦》研究批判的重视度。他支持两个“小人物”向红学权威开火，其意义并非只是要纠正《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倾向，也不只是批判俞平伯，是下定决心以《红楼梦》问题为突破口，发动一场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胡适是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知识界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不仅以自身的学术魅力主宰了1954年前30年间的红学研究，而且在哲学、史学、、文学、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广泛存在。在夺取了全国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生产以后，毛泽东需要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进一步为构建其领袖权威而扫清障碍。在推动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时，需要发动一场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的革命，以建立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指导地位。可以说，假若没有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及“小人物”的批评和批评受到压制的事件，性质相同的思想批判运动也会发生。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说得十分清楚，提出批判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但都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也没有在思想与学术领域形成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运动。

　　毛泽东以其对文史的偏好，敏锐地捕捉到两个“小人物”撰文向权威挑战遭不予理睬这种很平常的小事为突破口，取写信、批语或文章的方式迅速完成他要打一场思想政治战役的构想。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向党内高层公布了他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随后的历史皆有其相似的轨迹。1957年5月15日，在阳谋“大鸣大放”达到最高潮之际，毛泽东疾书《事情正在其变化》一文，突然改变了整个形势，开始了整风反右运动，全国共划出右派分子55.28万人；19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给他的信，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形式公诸于众，发起一场“反右倾”政治运动；1966年8月7日，毛泽东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正式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向；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掀起了“批陈整风”运动；林彪集团垮台后，毛泽东将《给江青的信》作为批林整风文件印发传达。

　　一个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问题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运用权力出面干预进行讨论，其本身就意味着非同寻常。原本学术问题迅速升格，发展成全国思想政治运动。一顶“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者”的大帽子已牢牢地扣在俞平伯先生的头上，那一年，他54岁，已过知天命之年，但他不明白这场厄运是何以落到他身上的，可以感觉的是门庭的冷落，别人的退避三舍和报刊异乎寻常的围攻。1967年5月26日，毛泽东给政治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在报上发表，俞平伯才明白1954年那场冲击是怎么回事。他在80岁时曾得句：“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据俞平伯的外孙韦柰回忆，外婆后来一次闲谈中说，1954年大批判“我和你外公都很慌，也很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在《红楼梦》研究上颇有造诣的俞平伯，此后绝口不谈《红楼梦》，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也不对人提及此事，即使他的日记也无片言只语的记载。

　　最高领导人支持“小人物” 批判俞平伯与冯雪峰及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开了建国后把不同学术观点之争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先河。政治粗暴地干涉学术，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使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失去了说话的自由而且失去了沉默的自由。这次批判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学术思想问题，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政治与思想的界限混淆不清。在学术问题上，只有批评没有反批评，缺乏百家争鸣的气氛。由最初的学术观点、思想观点之争发展为政治、路线问题，并且断章取义，随意捏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些都为后来“文革”的发动开了风气之先。

　　注 释

　　1 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1979年2期。

　　2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讲话选编（1966.2--1968.9）》，河北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3 蓝翎着：《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11页。

　　4 四川大学中文系数据编：《<红楼梦>研究资料选编》(内部发行)，第247页，1974年12月印刷。

　　5 李辉：《与艾若谈周扬》，李辉着：《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93页。

　　6 涂光群着：《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7 李辉：《与丁一岚谈周扬》，李辉着：《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8 李辉：《与周迈谈周扬》，李辉着：《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403页。

　　9 这与丁玲对冯雪峰的回忆稍有出入。丁玲回忆说：“后来，很多人众口一词，都说冯雪峰用贵族老爷式态度对付文艺青年。七九年我回到北京，《文艺报》的两个老编辑曾经对我说，他们想投书党报，拨乱反正，澄清事实，说明冯雪峰当时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希凡、蓝翎这两位青年文艺工作者的，而且送到大门外，替他们叫三轮车，还付了车钱，并没有压制他们，冯对青年人是非常热情的。”孙玉明曾就此事特意找李希凡核实此事。李希凡证实说：“冯雪峰确实要替我们雇三轮车，但我们没有让他叫”，“我们哪里好意思哪！”可参阅：丁玲《在首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社会科学》1983年8期；孙玉明《红学：1954》第114页。

　　10 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11 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页。

　　12 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69、570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71、572、573页。

　　15 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8日。

　　16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7页。

　　17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7—130页。

　　18 单世联：《毛泽东：<毛泽东自述>》，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726  

    19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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