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中国空军故事6:调查显示我国十年生育观念变化

　　调查显示十年生育观念变化

　　本报记者 白雪

　　“丁克家庭的出现，对中国传统家庭模式是一种挑战。”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允康表示，年轻人追求双份收入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是个人的选择，不应予以褒贬。不过，对丁克家庭的心态研究一直在继续。从零点集团提供的几份相关调查中，我们可以看见十多年间人们养儿育女心态的变化。

　　1996年

　　1996年的中国家庭里，如果有子女上大学，其教育、生活和零用钱占家庭收入的三成不到，平均每年是3334元。而上高中的孩子似乎更“费钱”，平均每年花3659元。这个时候，上初中和小学的孩子每年只要花2743元。

　　当年，选择丁克家庭的受访对象中，月收入低于1500元的人占到七成。而月收入高于1500元以上的人，很少不愿意要孩子。报告分析说，1996年人们不要孩子的原因，多数是出于经济考虑而作的无奈选择。

　　1998年

　　这一年的报告中将“经济条件不允许”、“觉得没办法对孩子教育负责”归为经济原因；将“花费太多的精力，影响大人享受生活”、“工作太忙”归为精力原因。调查发现，因为经济所限和精力所限不要孩子的人数都差不多。

　　当年出于经济原因不要孩子的人，比较集中在国有单位工作(52.1%)。

　　2003年

　　进入新世纪，人们对理想家庭模式的选择出现了变化：选择核心家庭(夫妻二人加子女)的人数比例下降了11.3%，而选择丁克家庭、独身和直系家庭(夫妻加老人、老人与孙辈一起生活)的人数比例分别上升了1.1%、3.9%和6.1%。

　　此时，选择丁克家庭的人群具有三个明显特征：年轻化、高学历和高收入。家庭月均收入越高者，选择丁克家庭的比例反而越高。而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人群中，不想要孩子的，只有5.5%。

　　2006年

　　2006年时，研究者发现，丁克倾向正在减退，城乡居民中不愿生育子女者比例呈下降趋势，但城市居民的生育计划往往会因为经济和事业上的压力而滞后——城市居民中未生育者的计划生育年龄(29岁)比已生育者的实际生育年龄(27.3岁)晚了将近两岁，比他们自身认为的最合适的生育年龄(26.3岁)则更晚。

　　其中，除了丁克人群常见的对个人自由生活的追求之外，“生孩子会影响工作发展”、“养孩子的花费太高，养不起”的担心还是非常突出的。研究者认为，尽管“样本有限，但也一定程度上能说明一些倾向性问题”。

　　推迟生子不光是因为钱

　　本报记者 白雪

　　中国的年轻人因为没钱而不敢生孩子？

　　一句“养大孩子要49万”成了媒体最常转述上海科学院学者徐安琪的一句话，很多人还将这个数据作为支持“孩奴”概念的证据。

　　作为社会学家，徐安琪在2005年发表的《孩子的经济成本》中确曾推算，家庭为一个0到30岁未婚子女的生养、教育甚至结婚、工作成本，平均支出将达49万元。不过，她并没有表现出“养孩成奴”的担忧。

　　这份报告强调，父母获得的心理满足和回报超越了金钱上的投入和付出，68%的人觉得“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给自己惊喜”。

　　事实上，徐安琪还做过另一项研究：孩子的非经济成本。这份研究表明，生养孩子承担的非经济成本比回报更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育意愿。

　　研究发现，人们不愿或推迟要孩子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在工作或事业上有更多发展”，当然也有人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太好”。

　　研究还表明，在个人自由、发展机会以及夫妻关系方面，高学历者的“成本”高于低学历者。因为高学历者的自由选择机会多，对夫妻关系、生活方式以及孩子的培养目标有更多的设计和更高期待。然而，养育孩子不免限制一些个性自由。夫妻还会因为孩子发展，承担一定的心理压力，有时双方对抚育孩子的理念、方法不同，也常常引发冲突。

　　心理咨询师龚学萍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观点。她认为，现在的育龄青年是计划生育刚实行时出生，“生育愿望没有被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成长的一代人，因此很多“80后”青年一直被看做没长大的孩子，自身也没有做好成为父母的准备。“一些人即便生了孩子，也是直接丢给父母去照顾，只管生，不管养的现象很普遍。”

　　而且，医技水平提高，让犹豫中的高龄产妇心理门槛不断推后。邱静是36岁时生的女儿，“20多岁时忙工作，计划到30岁时再生。后来，发现35岁的女人也能生孩子，就又拖了几年。后来发现，40岁也能生。要不是意外怀孕，可能现在还在拖。”

　　“从统计学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提高、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的国家，生育率会降低，这是普遍现象，也是正常现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说，“然而，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树立理性的生育观。”

　　更有观点认为，育龄青年不生子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没有尽到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在养育孩子方面，社会所能提供的资源和鼓励非常有限。

　　谭琳告诉记者，随着女性受教育和职业化程度提高，妇女为生孩子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变大了。在一些单位，女性职工因生育失去晋升或培训的机会的事情很常见。“选择生还是升，成为一些职业女性的困惑”。

　　28岁的王文蕾曾看见，一个孕妇怀孕7个多月，仍顶着肚子坐在一家市属电视台的机房里编片子，生完孩子不到两个月就去上班，“不然这个位置就被别人顶替了”。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中，企业甩掉了原有的配套设施。比如以前很多单位都有的哺乳室，现在少多了。

　　有的企业干脆担心女性怀孕、生子，因此拒招女性。

　　还有企业会营造出一种氛围，不断拷问女性：敢生孩子么。

　　出版社编辑罗四四的经历就给女同事们“上了一课”。她怀孕后曾请过一个月病假，但等正常上班后，工资仍按病假期间北京市工资的最低标准800元发放(平时基本工资为2100元，绩效工资另算)。

　　她还没来得及问清原因，更严重的事来了。“我编一本书，某条脚注作者没改纪年问题，我忘了改。”罗四四说，总编抓住这一条反复责骂，单位在整个编辑系统通报批评罗，还说要全社通报批评。“总编当着几个女同事的面说：要不是因为你肚子里的小宝宝，看我怎么收拾你。”

　　罗四四明白，“这样上纲上线，明摆着是不想让我待下去了。”她的合同本应在7月31日到期，单位没再和她提起续约事宜，而是出告知书称：合同到期不再续签，考虑罗怀孕，劳动合同会在哺乳期满结束。“从法律上找不到任何毛病，”罗四四说，“单位可以不辞退你，但可以想办法让你走。”

　　罗四四说，单位近年来招的都是女研究生，工作几年可能相继要结婚生子。社长就曾不止一次公开说过：“我要养你们两年。”总编也常说，别的社的女员工都不敢怀孕，怕保不住自己的饭碗。

　　“待在那种氛围里很难受，几乎时刻在敲打我们：你最好别怀孕。”罗四四说，现在这个出版社的在职育龄女性鲜少有生孩子的。

　　据中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副部长崔卫燕透露，全国妇联在10个城市开展的调查显示，50%的农村进城务工妇女享受不到社会保险，与工作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只有36.9%，因生育受到企业歧视的妇女达到51%。

　　本报2008年曾做过调查显示，仅41.9%的女性能享受生育保险，七成以上的女性不了解生育保险的相关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潘锦棠教授就此表示，如果允许所有女性都有生育保险，就要涉及到数量庞大的外地打工妹群体，还有休产假问题，基金数额会大大超出，国家和企业能不能够承受还需要论证。“目前国家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文中王文蕾、罗四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