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杀徐庶技能举荐:民工荒是劳工对低工资的抗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7:06:12
 民工荒是劳工对低工资的抗议今年以来,经济迅速回暖,沿海新兴工业区,如珠三角,企业接到大量订单,却招不到充足的劳工。据说,珠三角地区缺工超过200万,部分生产线已处于 停工状态。

    表面上看,民工荒与经济回暖幅度之出人意料有一定关系,但这些年来,“民工荒”已经多次出现,这一次的规模则比较大。在此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原 因: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其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有更明确的权利意识,他们更敏锐地意识到了 自己的身体、劳动的尊严。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意味着,创造了中国奇迹的“血汗工厂”体系,正在走向穷途末路。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来自于三个要素:第一,在民众冲击下,政府被迫一步一步地放弃不合理的制度,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出来,转化成为财 富;这一点,在温州等地表现的十分明显。第二,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其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第三,乡村劳动力投入面向外需的工业中,社会整体劳动效率大 幅度提高。后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沿海的新兴工业区,即人们熟悉的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区。这两个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主要靠农民工支撑。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自然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即廉价劳动力充足的优势,被歧视性的法律、政策固化、强化、极端化了。具体地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 度、出口退税政策、及地方政府为了进行政绩竞争而制定的种种吸引投资的政策,把农民工置于一种公民权利系统丧失的状态。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农民工”、 “民工”这个概念的长期而广泛的存在、使用。

    农民工这个概念的本质是制度性歧视和剥夺。政府仅允许农村的劳动力流入城镇,而不允许他们作为完整的人迁徙到城镇。企业同样不把农民当作享有合法权 益的产业工人对待:企业有订单时就拼命压榨农民工的血汗;一旦没有订单就毫不留情地驱逐工人。这些工人永远都是临时工,他们的收入和福利没有任何保障。他 们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工厂所在地,他们是外来人口,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地方政府与企业本来就是一家人,政府帮助企业剥夺了他们组织工会的权利。

    正是这样的劳动力制度安排,让新兴工业区内的企业都具有血汗工厂的性质,海内外资本在系统地获取本应由农民工获得的剩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 就不理性。对于刚刚获得支配自己劳动力自由的农民来说,即便做农民工的权利没有保障,他们也仍然愿意当农民工。因为,若城、乡权利保障水准不便,打工收入 高于务农,则农民的选择就是理性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农民作出决策的制度框架就是合理的。

    但是,随着农民工群体实现代际替换,血汗工厂制度之基础正在逐渐松动。年轻农民工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源于社会整个价值体系的变化。九 十年代中期以来,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价值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农民工通过传统媒体、网络、人际接触等渠道,同样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相对于他们 的父辈,他们更相信,自己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

    这种价值观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他们不再愿意回到乡村。他们的父辈接受了制度安排给他们的命运:既然自己是农村户籍,那就安于生活在农村。出外打工 只是获取收入的一种办法。新近外出的年轻农民工,与本来就跟随父母在城镇成长的第二代农民工,却不愿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他们相信,自己也有权利生活在城 镇,尽管他们不敢期望在城镇落户,但他们不会再回乡村。

    这些年轻农民工对乡村也没有什么感情了。他们大多在离家之前是在求学,没有从事农业劳动的经验。从自己可以制定人生规划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准备过 一种城镇式生活,并且他们会坚定地实现自己这种理想,任何法律、政策都无法阻挡他们。他们不再是作为打工者临时外出,而准备永远地离开乡村进入城镇。他们 一出门,就尽可能按照城镇式生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再愿意当工作机器。在他们的价值结构中,城镇式生活已居于第一位,压倒了赚钱的重要性。

    这样,年轻农民工将越来越不愿长时间加班,相反他们会更加珍惜闲暇时间。他们不愿住在工厂集体宿舍,而愿意自行在工厂之外租赁房屋居住,以便自主地 安排生活。这样的城镇式生活方式当然对收入提出了一定要求。但年轻农民工的选择很有趣:如果工厂的工资标准过低,他们宁可不工作,而自愿处于失业状态。原 因可能有二:第一,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的尊严,不愿接受低于自己预期的岗位。第二,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选择,也是因为,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乡村家庭结构 发生剧烈变化,相当一部分青年人即便暂时没有工作,也可以依靠家中父母生活。

    频繁发生的民工荒意味着,中国的血汗工厂体系即将崩溃。年轻的农民们向企业主、向疯狂追求经济增长政绩的地方政府、向荒废了自己责任的权力发出了挑 战。这些经济和政治精英能否顺应年轻农民工的要求,不仅关涉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结构转型,也可能影响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